日期：1966-2-0 作者：[待确定]
我58年到福建，这段时间来，觉得福建省委的状况是不大好的。我作为常委之一员，也有一份责任。但是看来问题的症结是在叶飞同志身上。
（一）58年反地方主义，打了一批本地干部，从省级一直到基层。
怎么反起来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反地方主义，当时福建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相互之间也有些意见。一些本地干部，主要的是在福建坚持斗争的老同志，对老区工作有意见，对某些领导干部有意见与不满情绪。三中全会各地委书记也去参加。我省地委书记和省委委员多是南下干部。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就在福建引起了共鸣，省委中一些人有不正常的情绪。叶飞自己有个人得失，省委给中央报告说了3条罪状：一条是赶南下干部；一条是安排地方干部；一条是企图夺领导权。其实安排地方干部的名单，是省委组织部提出来的。还有几个地方干部写了一份报告，报省委和中央，对老区工作提了意见，说这是地方主义反党纲领。省委开了4个小时的会，就决定开除黄国璋（福州市委书记）、林汝楠（教育局长）等4人的党籍，往下一传，就一级级地反开了。到63年春，中央批准平反，现在虽然平反了，但有的人还觉得坐冷板凳。
（二）59年反右倾是采取“打闷棍”或“钓鱼”的办法，从省到县，拿着彭德怀的意见书去征求意见，揪小彭德怀，上至省委，下到基层，省里打了江魏卢反党集团（这个问题后面再专门说）。对有的地县也要求跟省一样，打出了反党集团来，当时省里的实际情况是“左”的东西为主，这一条火上加油，又伤害了一批干部。
（三）60年搞“大办”，在叶的片面强调之下，福建搞得很快，大办社队企业，大平调。据下面反映，刮起了一场比58年还严重的共产风。正是春耕插秧季节，他要大搞炼钢战役。当时省委有的同志提出先抓一下农忙，但是他不听，在龙岩地区开会，搞几万人的战役，大会战，把劳动力集中到这方面去，误了农时，加上58、59年共产风，高征购遗留的因素，造成严重的减产和死人，龙岩地区最严重。
（四）61年“夺五权”。本来省委检查总结龙岩地区的问题，集体研究的结论，认为主要是由“五风”造成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是一个助长因素，以后来了信阳的经验，叶没有经过常委研究，就改成“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结论向中央汇报了。接着就盲目搬用信阳的经验，“夺了权”，整风整社，限制6、7天开展运动，不然就得考虑自己的问题，压力很大，这次又打了一大批干部。据说龙岩地区几个县，除永安连城外，7个县都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夺五权。永太县8个常委有6个被戴上“烂掉”或“派进来”的帽子。永春有8个公社书记，撤掉了5个。
（五）61年冬种，提出“冬种自由一季”。还说要拿党籍来保证执行。助长了下面的单干风。62年单干风刮得更加厉害，也是龙岩比较严重。
×××同志到龙岩检查工作，批评了当时龙岩地委书记×××提出的“不准刮风”。叶提出了“一不扭，二不推”。据说当时省委有同志提出这样提法不明确。以后又改口说成“一不准刮风，二不准强权”，实质上是他对当时单干风思想上不清楚，没有把握。其结果必然是助长了单干和下面思想上的混乱。
（六）64年他在南安搞社教，开始说南安县委烂掉了，搞得下面很紧张。“二十三条”下来之前，他又想搬用河南“改组”的经验，“二十三条”下来之后，一说要解放干部，就提出解放绝大多数干部，而且说四类要变三类，三类变二类，二类变一类。这样四类就变没有了。还有第二个十条下来之后，他认为前一段社教“基本上失败了。”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
（七）去年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他回去之后，就强调“一切以备战为主”，广东×××有个战场布置的经验，他就要省军区仿效越南搞战斗村，也没有在省委研究，结果发生了打死人的事故，才被×××发觉制止了。
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叶对方针政策的执行是严重的生搬硬套，主张用压力硬灌。别人的建议听不进去，集体的决议擅自改，各取所需，片面强调，左右摇摆很大，有时还有个人因素。
除了这些之外，对于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他回去传达，有时分不清那些是中央的，那些是他自己的。几次下面都有这个反映。有时把中央的精神乱强调，大跃进时，郑州会议之后，不分析成绩和缺点，而且说什么“大跃进是大破坏”，“中国农民好，如果是欧洲，农民要造反”。还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左派幼稚病”等等。
62年吃饭困难，不分析用什么样的政策原则增产粮食，而是一个劲地要粮食。说“有了粮食就是马列主义”，“什么马列主义，吃饱饭就是马列主义。”他对主席的话，不理解精神，不问后果，对人乱说。
由于叶飞同志对中央方针政策掌握贯彻不好，对福建有不好影响。单从58年反地方主义，59年反右倾，61年“夺五权”这几次运动来说，都违背了主席思想和中央现在的方针政策，所斗争的人，绝大多数性质搞错了。加上58年拔白旗，这几次运动，斗了平，平了斗，几次反复。有的干部说：这是成了“斗争——过火——平反”的规律。据省监委书记蓝荣玉同志说，全省平反了19万9000多人。其中党员干部就十多万人。占党员总数三分之一弱一点。这个数字可能不准，其中平反的可能有错的。也有少数真右倾，是应该斗的。但大部分斗错了。这次省委工作会议上反映，龙岩县去年秋季开扩干会，到会127个科长以上干部，其中被斗过的有85人。这几次运动，由于根本性质搞错了，当然就不执行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下面干部反映，“一看二帮”在福建成了“一看二推”，看你犯错误，加油添醋把你推下去。而且连到家属和部属。省一级斗江、魏、卢时，都连到老婆和秘书，军区斗刘时，也连到老婆。下面也有仿效这个办法。
这几次错误斗争都是直到基层，差不多遍及全省，斗的斗怕了，看的也看怕了，造成的后果是很不好的，影响了党的建设。干部反映说：“这几年破得多，立得少，处分多，教育少，开除多，发展少。”形成党内发展不正常，下面干部人人自危。他们说：“唱戏的害怕，看戏的更害怕。”“一人犯错误，家属抬不起头，还会影响下一代。”许多同志提心吊胆，就怕今天好的，明天就“烂掉”，“上级平时不讲话，一到讲话就完了，连改正错误都来不及。”因此，不少人学了“哑巴上当只磕头，不说话”，形成互相之间不敢讲真话的风气。下面也有不少党委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没有争论，只有拥护声。许多干部现在是怕字当头，老是考虑怎样才不出问题。“不求添福寿，只求保平安”这种精神状态，不可能集中精力在工作上，是很不利于党的事业的。
叶在干部政策上也是有问题的。喜欢用顺的，能说会道的。有人讲他对干部的要求：“一是要顺，二是要快。”对一些文化较低的，口才较差的，而实际经验多，能联系群众的工农干部、老干部是不喜欢的，是重才轻德的，我到福建后不久，有一次他找我、×××、×××、×××等人去，说他和×××同志商量过了，要提拔新生力量，××同志借题提议要×××、×××等几个老同志下放，我们几个当时说要慎重，才没有搞成。×××同志是被叶当做“党内民主人士”安排的（现在付省长），叶飞说他连营长也当不了。
反了江魏之后，一下提了5个候补书记，其中有的是可以的，有的是不适当的。但是比这5个好的老同志都没有提。提拔新生力量，不能论资排辈，但必须按才德标准。
叶飞的爱人是抗日初期干部，原在省妇联工作，以后因为下面有“抬轿子”的当了教育厅长。据×××反映，庐山会议时，叶打电话回家要把她和×××同志的老婆安排当省人委委员，以后因为上面规定的名额有限制，讨论时才刷了下来。这并不是说抗日初期的妇女不能当厅长，真有才德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外界对她的才德议论颇多。
据说农业厅有个干部叫×××，跟叶飞在音西大队住了几天，叶听了他汇报以后，就在厦门一百多人的大会上说：“农业厅的几位厅长都是靠×××吃饭的，完全可以当付厅长”。后来派去搞社教，一查是个“吹牛政客”，到党校学习去了。这件事给大家的影响也很坏。
59年10月把江、魏打成反党集团，既有把性质搞错的因素，又有个人用心的因素，后一个因素是根子。
江、魏的罪状基本上是硬栽的。以江来说，两条罪名，一条是说“听党的话，大听大死，小听小死，不听不死”。这句话是江下乡检查工作，听到下面干部说一个农民反映干部瞎指挥及共产风的时期，要县的干部接受经验教训，而对几个县的干部讲的。到斗争的时候，这句话就变成江一真自己的，而且成了反党纲领的主要内容。另一条罪状是非组织活动。主要内容就是江一真被斗过火了，把那次要下放几个老同志的事情在×××同志面前透露了一点气。这件事我还批评过江。
根据这两条做江一真右倾反党的结论，江不服，几次上诉，并且要到中央申诉。叶怕戳穿了，不准他去。叶怕还是瞒不了。又栽上罪说江最严重的问题，是和厦门以前的一个市委书记说过：叶军事工作没作好，地方工作也没搞好，要调他到中央去，他自己当第一书记，并对××封官许愿。叶先叫秘书长写好了电报，他自己托故不参加，要××把内容在常委会上讲一下，就要马上去上报中央，当时我怀疑，江一真竟会这样公开造谣，找大错误犯。为了慎重起见，我挡了一下，弄确实上报也不迟。但是，没有弄清，也算成江右倾反党的一项主要材料（以后问××，××说这话有假）。
叶原来对江、魏印象不错，我刚到福建时，他介绍时都是讲好的，以后改变了看法。主要是他们和叶在工作上、思想上有些不一致，对叶的领导作风有些意见，江说准备向中央反映。魏说了他向×××同志反映意见的情况。同他们两个谈完之后，我就到庐山开八中全会，向叶简要传达了他们的意见。他说会议以后再说。江曾经有几次在工作上向叶当面提出过不同意见。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时，中央指示春耕农忙季节要以生产为主，整风稍迟一步。当时江提出，应当按这样办，叶当时没有这么办。江对我说他执行中央指示不大坚决。在泉州一次讨论会上，江与叶意见分歧，争论难下，叶最后是在省委委员大多数没有到的情况下，用了强行表决的办法。据说这两次争论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类似的争论。加上魏向×××同志反映了3条意见和江准备向中央反映意见的情况，叶有所风闻，江、魏住在一个院子里，有时对叶有点议论。这样一来，叶心里就容不下他们了。
斗争江魏时，叶很紧张，非常希望我毫无保留地支持他。明白地对我说：福建就是你我两人是中央候补委员，你的一票是起决定作用的一票。我对问题的真象有怀疑，觉得江魏那些材料都需要进一步核实和具体分析，不能轻率地这样做。因此叶要我表态时，我在省委会议上说：根据你们的材料看，问题很严重，但省委须慎重讨论，要把江的原材料和省委的报告一道送到中央以便中央了解情况。后来中央有了指示，我没有看到中央书面的东西，是×××同志在会上传达的，在此情况下，最后的定案会上，我才勉强同意支持省委，没有中央的指示，我是举手的。但我在发言中仍作了保留：说了反头头是否反党，防止居心不良的人把斗争引向混乱，要区分是好人讲缺点还是坏人讲缺点，防止拉宽战线，伤害好人的问题，好人坏人暂时弄不清，事物发展总会真象大白等话。叶最后做结论，说省委斗江魏是正确的。以后斗我时，叶说：本来他希望我说这句话，因为我没说，只好他自己出面说。60年春，我在上海向林付主席反映了我对斗江、魏的看法。
反右倾斗争时叶对省民警总队付政委××同志的做法也出发于个人好恶。××原是公安×师政委，×师调到福建后改任民警总队付政委。他说拨到广东的公安师，省委书记亲自接见，有问题也易解决。福建做得不如广东。此话大概经公安部门的同志传到叶耳中，叶大为不满。军区党委研究反右倾时，叶亲临插话：“这是个反党分子，你们还不点火啊？”以后经过军区核定没多少反党材料。在叶的压力下搞成个“个人主义”，没有做他右倾、反党的结论，现在看来还是个较好的干部。
×××同志和叶是3年坚持游击战争时在福建坚持斗争的共事，而且关系很好。按叶的说法：过去是穿一条裤的。59年反了江魏之后，60年中央派×到福建工作。起初他们相处还好，×很尊重、维护和支持他。江魏问题平反，我和刘的问题纠正时，下面有人觉得他替叶讲的话多了些，但我们谅解他，他刚到不久，情况不大了解，只能讲到这种程度。一时期后，×也对我们谈到叶在各方面和十多年前比，是变了。也谈到叶的老婆之事。不过，过去感情深厚，他一直注意在工作上、政治上爱护叶，对叶劝说不少，替叶做了不少解释工作。可这两年叶也将他迫翻了。
我从旁观者角度看，叶将×迫翻又是从个人用心出发。×处理问题较冷静，较能联系群众，不象叶飞那样使人害怕，下面干部有苦处难事，找×多，有时叶办了不准确的事，下面找×，×作些收拾工作，×是实心实意，而叶却起了猜疑，怕×的威望凌驾到他之上。因此渐渐地他对×施加压力的事就多了，有时×处理的问题他重来，有时×作了主而由机关办的事，他抓到点题目就大肆批评，表面上批评机关而实指×（如有一次整计委）。有时×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他就在会上指着秃子骂和尚。64年11月在厦门开省委扩大会，事先×××主张好好总结检查一下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叶却另有用心在会上说了一通，中心内容是为自己翻案（内容后面再说）并且含沙射影地说×是“虚心过头”，“对成绩看不到”是“右倾的表现”。据说叶当时还说了省委常委只有4个革命派（×、×、×、×）其它的是改良和投降派，以后又说4个也包括×在内，×听到这件事，气得说：“不包括我在内。”象这一类的事积多了，×心情就不舒畅，好心好意使力气作工作，替叶擦了不少屁股，结果还要受气受骂，最后终于忍不住了。
去年6月，叶和×、×、×、×（××）几个书记和常委同在南安搞社教，组成工作兵团，叶担任总团长，这次社教同时开展的还有连江、建欧等几个，×、×在家经常主持工作，当时为社教中干部处理问题，翻印下发了62年中央监委关于社教政策问题和规定，按这个规定，县一级干部烂了的由省委处理，县以下的由工作团处理，×考虑到省委几个书记（包括叶在内）在南安，有些事家里不好管，就是管了也不一定照办。由此决定南安的由南安工作总团负责，其他几个县由省委直接管。叶抓到这件事就作文章，说×是推翻中央决定，这个大帽子把×扣火了，由此顶住了。
这些，在省常委会上，×××同志有一段对着叶飞讲自己的心情说：“党内生活搞得这样不正常，大家不能畅所欲言，同志们的意见，连听都听不进去，我没有办法，只好顶，后来感到顶也不是办法，闹到中央去吧没意思，我曾想，我干革命何苦受压！当然这是个人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讲到这段话时很激动，×是他的老战友了，当初同生死共患难，他尚且用这种的心意和手法去对待，弄到如此程度，这不仅是打击别人的做法，使省委内部成员都怕他，几个常委对叶都是采取“你不找我，我不上门”的态度，到他那里说话还得看脸色气候。
这次几个常委对他的发言都讲到这方面的问题，说他是“个人同党的关系没有摆正，是个人凌驾在组织之上”，“是家长式的教导，不平等待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说他“骄傲自满，老虎屁股摸不得，爱听表扬的话，怕批评和反对的意见，很不虚心，很急燥，有时火气一来就感情用事”，“作风很不民主，就怕争论，一争论就‘紧张’，一有反对意见就说人家是反对派”，“自己本钱不够就滥套上面的原则压人”等等，这些评语确是不为过分。
叶飞对政策性问题的决定不严肃，而且一经决定就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提出：“不执行者要开除党籍”。一些重大问题没经过集体讨论，个人独断，或者经过集体讨论定了而他个人推翻的。这在叶飞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常常有之。前面说到“冬种自由一季”，这样重大的政策性措施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而由叶飞个人决定的。龙岩地区工作的结论，省委集体研究认为是“五风”为主，他个人擅自改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在南安搞社教，也未经讨论他就在大会上讲“南安县委烂掉了，要改组”（二十三条下来后，常委讨论处理才否定了叶的看法）。叶飞这种作法，在地方，对下面一些常委有不好的影响，叶个人说了算，下面也学了这种作风，现在地、县书记讲话都要记下来，其他常委的话，可记可不记，可听可不听。叶常常在大会上轻率点名，这在下面也差不多形成风气，加上几个政治运动他乱斗的影响，下级对上级能不见面最好，能不说最好不说，能不在一个桌子吃饭最好不在一个桌子上，这虽是形容过头些，但民主空气不好是确实的。
叶飞同志对有利的事就往自己身上拉，有了坏事就往外推。皮定钧同志说：“叶以前讲过，彭德怀是最好的国防部长。”但是反彭斗争中，他又说是因为江一真主持不了省委全面工作，所以搬到省委去，他的这些做法，每次都有少数不明真相的同志赞扬说：叶政委方向明确，风格高，如果不是叶政委就如何如何，但也有相当大部份同志看出问题，只是不敢讲罢了。由于叶飞同志堵塞去路，盲目自满，他曾公开在干部大会上说：“我在军队中是有相当威信的人！”还对下面干部讲：“我就不相信你们的水平比我高”，不久以前他还和×××同志说：“你不要看我毛病大，我这个人在那个单位的时候，人家对我意见多一些，但离开后，就有人怀念我。”
七千人大会之前，他不仅议论陈伯达、张鼎丞等中央和友区的一些负责同志，并暗示闽西工作与过去的老同志有关，说闽西是革命不彻底，他当了好几年省委第一书记，出了问题还将账推到别人头上。
据×××同志这次揭露，62年下半年叶对他说：“七千人大会后有人反映，××参加安徽小组，是因为安徽问题严重，××参加福建小组，是对我省工作的重视。”由此可见，他先是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以后又进一步企图推翻七千人大会时对他的批评。64年11月在厦门开的那次省委扩大会上，他的讲话除了对×等含沙射影之外，中心内容是用反右倾为名，否定七千人大会对他的批评。叶这篇讲话，一开头说这次会议主要解决反右倾问题，说：“右倾是61年产生的”“许多问题批评过头，成绩肯定不够，使党内有些人产生右倾思想。右是大部分，还有一部分起来攻击三面红旗”。又说：“邪气猖狂，正气不能伸张。就是出气风，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出气不是为了团结而是为了攻击三面红旗。”还说：“幸亏总理讲话有一个缓冲，不然我的脑子就是转不过来。后来还是照样没有改。会后流言蜚语很多，这个我知道，后来想办法，总理的讲话和我的检讨一起发”他并且认为：“党内右倾是大多数人，为什么一年多的运动搞不好，不敢当彻底革命派，只愿意当改良派，许多人不知不觉当上投降派。”等等，省委的大多数同志反映，他讲了这些话以后，把过去的检讨基本上推翻，旧病复发，自己其实又很严重，有些工作乱搬乱套，×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听不进去，反过来整×。去年夏季主席对他的批评后根据省常委的同志反映，他回来没有心情沉重的表现，也不写检讨，只在常委会肤浅的、不触及思想的自我批评一下，就过去了，大家议论纷纷，这次魏文伯同志在那里开的常委会上，×××同志对叶发言时说：“你对主席的批评却采取不严肃的态度。我确实没有估计到，你对自己的错误竟然这么顽固，我感到失望。”叶在七千人大会后和主席批评他之后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其他几个常委也对他作了批评，概括起来3句话：“没有触动思想”“反复无常”“打折扣”。
同×××同志迫翻之后，叶没有采取主动的态度，两个人合不起来。这个盖子非揭不可了。去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同志在福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叶开始要很快走过场，以后陈毅同志去了。×给总理打个电话，请求让陈在福建多住几天，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陈去后先在地方处以上、军队驻福州部队团政委以上干部大会上讲了一次话。因他刚去，不了解详细内情，讲话中说他来福建是休假的，没什么任务，讲了形势，还讲了一段他自己在井岗山犯南下湘南的错误，主席如何教育团结他的历史。说政治家要有能耐，有风度，不要计较过去的问题，主要是向前看，把今后工作搞好。他的含义是教育大家对福建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不要计较，又是启发叶自己在大会上主动表示个检查的态度，好下台，但叶在大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之后陈找我和刘谈话，我说：“大家的心意不是计较过去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把大家的心情搞舒畅，才能把今后工作搞好。”我把七千人大会时小型会议上我的发言和七千人大会后对叶在军区党委会上作检查时我的发言稿拿给陈看了。×××同志和省常委一些同志也给他谈了情况，他感到叶的问题不少，对叶的批评就更加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叶开始逐渐接触到点思想作检查。正是叶作检查时，中央通知到上海开会，陈临走之前在省委常委会上讲了一次话，说了思想改造和党内斗争的一些体会，还说了要叶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作检讨。我是和陈毅同志同飞机到上海开会的。罗的问题揭开后第3天，陈专门又去找我谈叶的问题，再三嘱咐，要我们帮助叶，并且说问题不是和×和你们的关系问题，而是叶和党的关系问题。
陈毅同志走后，由×××主持又开了一个多星期常委会，前后差不多两个月时间，才算是一个段落。叶这次在常委会上前后检查了两次，从这两次检查看比以前有进步，承认了“有思想方法问题，也有思想意识问题，有的是无意识的，有的是有意识的”，承认是“严重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缺乏阶级感情”，“个人与组织关系没有摆正”，“我字当头”，“家长式领导”，“滥用权力”，“一言堂”，“唯我独尊”，“狂妄自大”等等，表示今后坚决改正。不过，总的来看，还是不深刻的。他内心深处最肮脏的东西，个人用心的具体动机，还没有拿出来，检讨是帽子多，而具体内容少，怕痛，有保留，看来还没有下痛改前非的决心。然而不管如何，总是比以前有了进步。因此大家都表示欢迎，提了希望，以后还是支持他做工作。
我从到福建工作起，对叶飞同志是尊重的，一直对他政治上是爱护的，工作上是支持的，对他有意见，如反“共产风”时，在县以上干部大会上那样说法欠考虑；省委开会应该让大家把意见讲完，不要背后议论中央和友区的领导同志；调用部队得通过军区一下，只要是需要，是会支持你的；我感到几次大的运动，你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太稳，党内民主生活，我30多年来，在福建首次看到这样情况等等，这些都当面给他说过。他斗了我以后，我对他还是爱护的，江调走时，我对他说过，请求中央留下工作。他和×的关系趋向紧张时，我也对他说过，×是你多年老战友，不能再和×搞不和，否则对中央交代不过去。但是这些话他都听不进去。
七千人大会之前和以后，省里和军队里有些干部对几次大运动打错了人，有不平反之气，我曾解释过：??党内斗争不能一个搞初一，一个搞十五。??要允许同志犯错误之后继续革命。??中央和主席的思想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快融会贯通的，要有个认识体会的过程。??实事求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经过实践来提高认识和澄清是非。七千人大会时，从党的事业出发，为了爱护他，我没有在省的大会端他的问题，而是向总理、柯老、×××同志建议开个小型会议，省委就是当时在北京的5个常委参加，我请×参加这次会，他拒绝了。会上我把错斗江、魏和我、刘的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总理和柯老即指示回去平反。这一次×××同志去，我便没有重提旧账，我对他的态度是遵从主席教导：“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
我到福建之前，对叶是不熟悉的，决定我到福州军区工作时，我还在军事学院，那时华东有人对我说：那里不是个好工作的地方。我只是听着而已。去了之后两三年，从所接触到的，觉得味道不对，环境复杂，不好处，一度曾想离开算了，到被斗争之后，我又转过念头来，决心在那里看个究竟（主席亲切插话：你还真有股牛劲儿）。
据×××同志说：叶在内战时期还比较好，北上抗日分手之后，没料到他变得如此。特别严重的是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严重脱离群众。据×××同志说，48年三野侯阳会议上，陈毅同志批评他几条：单纯军事观点，家长式领导，本位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在省委里和军区里工作较久的同志说：张老在福建时他还不象现在这个样子。从这些反映来看，叶的这些错误是抗战开始后发展起来的。胜利之后，在福建独当一面的情况下又有了新的发展。
这个同志过去在斗争中曾作过一些贡献，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不仅是一般的思想意识问题，“我”字摆得很高，为了维护“我”字，就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而处心积虑地耍手法整人，对同志缺乏阶级感情，不与人交心底。我到福州军区后，主动找他交换意见，每次谈了之后，他都留个尾巴，推到下次再说。有一次他说他自己有点象工农干部，但又不完全是，有点象知识分子，但也不完全是。我说他：“你使人捉摸不定。”
他对自己认识很不足，背着“一贯正确”和“有功劳”这两个大包袱（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他自以为群众基础很好，实际上他以不平等的态度待人，威有余而信不足。×说他威信是建立在沙滩上。和他一起工作多年的省委秘书长也感到他“高不可攀，望而生畏，距离很远。”
他执行中央的政策有很大的片面性，生搬硬套，取其所需，有些是直接违反主席思想的，对触及他个人的上级指示，则是打折扣，不坚决的，他掌握方针政策上是形“左”的多，有时也有右。
他自以为工作上有办法，实际上办法常常不对头。省委的同志反映“有些重大问题用简单粗糙的办法去处理，很轻率；但有些小问题又搞得很复杂，提得很高。”反映他“忽左忽右”，“捉摸不定。”×××同志说他：“做工作没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说是“少谋武断，靠组织压力办事。”
这个同志是聪明的，但聪明是用在“我”字上多，用在工作上少。×说：“你不要看他工作上简单，他在‘我’字上不简单。”他是有魄力，但因为思想方法上的毛病，而用之不当，他颠倒了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忽视了群众路线，忽视了团结的作用，忽视了人心的因素，不能充分调动周围同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在工作中常常找不到正确的路子。
这个同志最严重的问题是个“我”字，最危险的也是“我”字。
主席已经批评过他。我觉得：虽然他现在开始向好的方面转，但仍有改不了的可能。在主席、中央一再指出之后，对改正自己的错误还缺乏自觉的要求。我十分希望他改。觉得高级干部改了有利于党的事业。他的这些问题有历史性和一贯性，根子比较深，如果万一不改，小则对福建的工作会受到较长期的影响，倘若掌了大权，则是个危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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