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4 作者：姚依林
姚依林建国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云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在财贸战线和商业战线上，有很大的影响。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思想是一条红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始终处于统治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商业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断地干扰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干扰有时大、有时小，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举行了全面的进攻。
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是不认识的。对主席思想是学得不好的，跟得不紧的。商业工作主要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但是有时执行了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时间长，做过商业部长，对商业工作的影响大，总觉得他是经济工作方面的权威，有迷信，对他的主张一般是认真执行的，思想上受到的毒害是深的。直到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进一步察觉他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不对头，有严重错误，但是还没有提高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才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两条路线的斗争，明确地认识了陈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资产阶级经济权威。认识到必须彻底肃清刘、邓和陈云在财贸战线和商业战线上的影响，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才能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国商业工作在建国之初，打下的底子，就是受到陈云影响的。是一个经济主义的底子，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底子。经济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其最大的特别是见物不见人：讲经济不讲政治，讲机械平衡，不讲唯物辩证法；讲当前收到速效，不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景。这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思想。陈云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对物的研究是比较细致的，但是从来不提倡人的思想革命化。对经济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的研究是比较细致的，但是偏重于谈如何运用这些规律。他对商品流通问题，研究得比较细致，但是从来不讲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陈云的这种指导思想，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同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的，它必然给我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凡是主席思想不受干扰或者受到干扰比较少的时候，就取得很大的成绩。比如，我们在建国初期，执行主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在一九五三年，执行主席提出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九五八年，执行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一九六二年，执行主席提出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执行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重新强调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一九六四年，执行主席提出的大学解放军，建立政治机关和林彪同志提出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等，都是取得了成绩的。相反地，凡是我们的工作，受到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影响的时候，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此，必须在我们头脑里彻底肃清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在商业工作中彻底肃清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才能真正做到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高举起，把商业部门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五三年，我们执行了当时中央财委副主任薄一波提出的“压缩库存，挤出资金”的错误方针，放弃了一部分业已取得的批发商业阵地，使国营批发商业阵地后退了，使资本主义商业得到一些发展，这是一个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从建国开始，特别是一九五四、五五年，国营商业个别吸收了一批私营批发商作为工作人员，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我们全盘吸收了大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部分小商小贩。这些资本主义企业有些原封未动，有些只是在形式上有些改变，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分子把持着。不少公方代表被资本家拖下水，并且还腐蚀了一批国营企业。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并没有进行不断革命，这固然与李维汉投降主义的影响有关，但是陈云的指导思想，也有重大的影响。陈云当时说，要靠“瓜皮帽子、水烟袋子”做生意，用“两条小辫子”当政治委员。陈云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同李维汉一样，是让资产阶级分子把持业务大权，反对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云强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相信资产阶级专家，这是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与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完全相违背的，是反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
一九五六年，是跃进的一年。这一年财政有点赤字，银行多发了一些票子，市场有些紧张，本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刘少奇和陈云不看主流，不看大好形势，提出“反冒进”，给六亿人民的革命干劲泼冷水，和主席唱对台戏。当时我自己思想上是同情反冒进的，提供了一些反映市场紧张的消极材料。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一九五七年，陈云讲三个平衡，即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这是机械平衡论。只讲物的平衡，不讲人的因素，不讲精神变物质的一面，不讲唯物辩证法。这种平衡必然成为消极的平衡。这是他“反冒进”的一个重要武器。我也是同意并且宣传过陈云的三大平衡的。
一九五七年，陈云提出财贸系统要加强三大观点，即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现在认识，把政治观点和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平列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它违背了政治挂帅、政治统帅业务的思想，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陈云提出这个口号，是从业务角度出发，是讲在进行业务时，要有三大观点，使政治为业务服务，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中去，根本违背了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原则，根本违背了政治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原则。对于陈云提出的这个错误口号，在财贸系统和商业部门中流毒很深，我自己也是认识不清的，是积极宣传过的。
陈云经常说，我国商业工作搞的是自己的一套，而不是苏联的一套。其实，陈云所说的自己的一套，完全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的，而是总结过去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商业工作的一套经验和我国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并且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那里也学习了不少东西。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商业制度学习了不少苏联的东西，其中有不少也是有错误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彻底砸烂、彻底粉碎这一套旧的东西，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来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破除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就不可能出现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商业，而只能蜕化为披着社会主义商业外衣的资本主义的商业。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当时我自己的思想上也企图跟上形势。但是远远没有吃透主席思想，没有紧紧抓住人的思想革命化这个主要环节。提出了不少错误的口号。我就提出过“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这个错误口号。不是在人的思想革命化上使劲，抓革命，促生产，而是片面地追求高指标和高征购。其结果，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财政收支的平衡，破坏了对农民要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一次会议上批评过我们是破坏部，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当时向主席写了报告，接受了批评，并且在工作上作了改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主席对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而我们则对主席的伟大思想没有吃透，没有领会，因而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一九六二年二月以中央名义召开的“西楼会议”，听取财政问题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是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大暴露。这是否定三面红旗，反对大跃进，吹冷风的一次会议，是公开地以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批评财政部的报告是一个假报告，是真赤字，假平衡。邓小平和陈云也为刘少奇帮腔。刘少奇说：“收入打在可靠的基础上，支出要打足。有赤字要提出来，然后提弥补办法，容易说服人。你们的报告是掩盖矛盾，不是揭露矛盾，有赤字不在西楼会议上提出来，很不好。支出不打足，你们要负责，这是有意留缺口。以后预算冲破了，你们负责，没有用完是你们的成绩。”邓小平也说：“要堵死后门，把前门开够。国家预算的预备费打足，地方预备费也要给够，预算不能平衡，宁可从其他方面节约。把这两个前门开够，有问题在这里解决，不要到处留缺口。以后要形成制度。”刘少奇又说：“收入要稳妥可靠，支出要打足，应拨银行的钱，也要打足，动用上年节余搞基本建设及工人处理费都要放在今年支出，把矛盾揭露出来。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赤字。出现后，然后想办法消灭它。使全党了解情况，有个奋斗目标。这样做，就会给全党提出一个任务。不能象过去一样，年初打平衡，年末有赤字”。“预算，要总结几年经验，搞那末多年预算，以后又出那么多漏子，以后能否不出？为什么说财政没问题，又有那么多赤字？编预算的办法是否要改一下，改好一点。不要老是报喜不报忧。一九六零年讲经济繁荣，库存增加，是骗人。现在的计划，不能信任你们。”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大吹冷风，把大跃进描绘成漆黑一团。陈云说：“（一）农业有很大的减产，粮食不够吃，油水很少，衣不够穿。现在的措施，解决回笼票子。根本问题一个没解决。但看法是否一致，不一定。这有很多原因，角度不同，接触不同，情况好的只是个别，总的是不如从前。粮食恢复不快，对我们的方针政策恢复快不快，关系很大。现在（1）好地减了两亿亩；（2）猪没有粮，增加不快，公母猪多，大量发展，为时还早；（3）农具破坏很多；（4）种子退化，茬口打乱。好的条件是：（1）水利；（2）机械。两者相比，基本条件比过去坏。（二）建设规模是否超过经济可能性，我的看法是肯定的。现在有一种论点；三年灾荒，使工业不能前进，是否三年丰收，工业就能加快，我看也不能（一九五六年也搞多了点）。不但减产后不能维持现在建设规模，就是不减产也不可能，因为库存减少了。另一方面，工业基础是否和建设规模相适应？也不适应。劳动生产率比过去有很大降低，许多工厂吃不饱，产值那么低，工人那么多，不适应。产品的数量和品种，也完全不相适应，不能担负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为什么这样大？认为农业过了关。农业大减产，工业规模大了。（三）通货膨胀。我们没有到国民党的恶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如不制止，很危险。商业库存年年减少，怎么办？（四）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助长投机倒把。最大的危害是农民不卖东西。这种趋势还在继续。（五）城市人民生活下降，现在生活很苦，大家都承认了。”“现在对情况估计，是否大家都差不多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也许还需要时间，有些情况还暴露不够。”刘少奇插话说：“现在有的还没有认识清楚，有的不愿意搞，大家还没有完全认识，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三天又揭出很多问题，是否都认清了，我看没有。”陈云说：“这几年有些问题只能在书记处小范围讲，在广大干部面前不讲，怕吹冷风。”刘少奇说：“讲清了，采取措施，可以讲的。”以后陈云作了一个报告，把他们攻击大跃进的冷风吹到全国范围，这个调子就是在“西楼会议”上定下来的。
刘少奇还在“西楼会议”上估计说：第三个五年是调整恢复，第四个五年前进。他又说：“现在和一九四九年不一样，我看总不是平常时期，可否说这是非常时期。”“有些情况可能还认识不够，或可能还没有提出来。要继续揭发。现在看法还不那么一致，不要怕揭，要彻底，可能过一点，也没有害处，如情况不那么坏，更好。揭底，怕丧失信心，有可能，但还不会躺倒不干。怕漆黑一团，总要讲点好情况，使工作不能前进，情况还不能明。各部要说明这一点（现在多数人，实际感到情况很严重，不讲，怕吓人）。现在方向不是搞十年计划，老老实实搞克服困难。否则方向不对。现在调整很困难，不采取非常办法，不行。现在不同于一九五二年，情况复杂得多。大的经济危机到来时，资产阶级采取紧急办法。我们虽然不同，非常时期也要有非常办法。在小范围讲，公开不讲，领导集团内部要统一思想，要提三年到五年争取财经情况基本好转。”
在“西楼会议”上，刘、邓强调了垂直领导。刘少奇说：“商业这几年要搞垂直领导，不要怕这个，列宁就搞过，搞得很好。”彭真也说：“要集中的东西，行动要快，否则工作要受损失。”刘少奇还说：“专业公司要一个星期内成立起来。商业部门要在一个月内把制度搞起来。消费合作社进城的办法好，要试点，也要快。高级商品要搞，有些百货也可以搞。在产地搞不行，要在票子多的地方搞，回避产地。经济上要搞一点垂直领导，派一些检查组与工作组出去。”
在“西楼会议”上，还讨论了物价问题。邓小平说：“可以考虑，生产多一点，把物价提百分之五十，工资提百分之五十，但关键在工业品。”陈云说：“只有低价对低价不行，要有两个办法：低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
以上是“西楼会议”的要点。当时在商业部，我对于“西楼会议”没有做全面传达，只传达了有关商业工作的要点，主要是不愿意吹冷风。一九六二年商业工作出现了大的“回头”现象，恢复专业公司，恢复原有的规章制度（有的地方还更加烦琐），等等，都是根据“西楼会议”的精神定下来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前进了的东西，大部分退回来了，剩下的东西不多了。高价商品也是在这时加多的。当然，从具体措施来说，有些在当时还有必要，但是“西楼会议”的基本精神，是大吹冷风的，是攻击大跃进的，是否定三面红旗的，是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反扑。从我自己思想来说，当时对“西楼会议”定的具体措施基本上是赞成的，是贯彻执行的，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稳定市场，当时并没有认识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所以在自己思想上，实际上是做了刘、邓路线的俘虏。只是对全面提高物价和全面开放自由市场，实行低对低、高对高的交换办法两点，没有执行。当时只觉得这样做行不通，城市职工会很不满意，投机倒把还会大发展。并没有提高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在“西楼会议”以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召开过几次会，检查执行情况，继续发展“西楼会议”的错误路线。有的会议我也参加了。在三月三十一日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说：“陈云讲过很多问题，现在我们走他的路。”在四月二十三日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说：“干部多数对困难估计不够，而不是估计过分。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是困难形势。陈云说，我们千万不要把革命果实在我们手里失掉，也许过分一点，但有这个问题。认识迟了一些，行动也迟了一些，再不能迟，已经迟了。”在五月十一日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说：“目前经济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总的讲，没有大好形势。好的形势是部分的。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但要承认有些地区还没有过去，城市工业中也没有过去。对困难估计过分的危险不大，估计不够有危险。”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批评我，说我一贯是乐观的，是一个乐天派。其实，当时我对困难的估计也是过分的，对主席的伟大思想也是缺乏认识的，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跟着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的，只是在对市场情况的估计上，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漆黑一团而已。在五月十八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如何把农产品收购起来，刘少奇说：“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一二类物资统统涨价，或者是一二类物资实行低对低。农民卡我们，我们也卡农民。他不卖粮食棉花给我们，我们就卡住盐不给他。”
刮单干风，这是“西楼会议”精神的继续发展。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到上海去的时候，陈云对我说，邓子恢包产到户不彻底，要分田到户。要我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我当时回答我算不出这笔账，要粮食部才能算，他就把陈国栋和财办的何畏找去了。我问陈云，你这样做是否和主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方针相对立，置主席写的农业合作化问题于何地？陈云说：“主席最实事求是，你不要管。我自己会去找主席谈。”陈云并把分田到户同当时国民党企图窜犯大陆联系起来说：“打起仗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起来保卫土地，劲头就大了。”我同陈国栋商量，给他提供一些农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的材料，陈国栋提供了湖北沔阳的材料，我提供了浙江平湖的材料，这都是当时农业恢复并有发展的县。陈云看了说：“你们这些县在全国有多少？这样搞起来太慢。”他根本听不进去。我同陈国栋商量，向陈云说明这笔账我们算不出来，就没有算。我虽然没有同意他分田到户的主张，但是由于对陈云有迷信，对他的意见也反复思考，也要商业部外出调查的同志研究过农民是否有这个要求，这都是自己思想上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动摇的表现。直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且批评了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以后，自己的思想方才明确起来。这件事，我在从上海回来后，向先念同志汇报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向总理谈过。
根据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思想和工作，基本上是跟着他们走的。这是由于我也是把形势估计错了，把困难估计大了，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发生动摇。先念同志在“西楼会议”说过：“高兴受到中央批评，这是对财政工作的支持。”当时我也是这样认识的。
一九六四年我到天津百货一级站蹲点搞四清，我传达了彭真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在北京的报告要点，当时是从电话中由财贸政治部杨春旭告诉我的。彭真的报告一开头就说，我向主席请示过，当时是误认为主席同意过的。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从天津回来，同财贸部门其他同志在一起向刘少奇汇报了一次财贸工作。刘少奇说：“要搞一个社会主义时期反对投机倒把的条例。要包括反对贪污盗窃、反走后门等等。不仅是为了目前，而且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都可以用。”可以看出刘少奇的思想，是在四清运动以后，只要依靠一个条例，就可以解决阶级斗争的问题了，这完全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论调。我回来让财办搜集了一些四清运动的资料，没有起草条例，资料也没送出去。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同华北蹲点的同志在一起向刘少奇汇报了一次四清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刘不奇说，你们研究一下，对商业部门的监督如何搞法，包括监督的具体形式，具体方法。彭真说，你们对资本家，不要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分子而不要他，而是因为他做了坏事而不要他。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鼓励改造，树敌不能太多，打击面不能过宽。大部分人要给以改造的机会，有严有宽。财贸、商业比农村工厂复杂，要从蹲点中调查清楚。此外，刘少奇还讲了有关农村四清和工会组织的一些问题。
以上是我所认识到的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商业工作影响的一个梗概。由于时间不够，来不及翻阅档案资料，这份揭发材料，肯定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我希望，党组、局长和一切知情的同志，都能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材料，通过大字报的形式，统统揭发出来。把刘邓路线揭深揭透，批倒批臭。我要力争做到既是革命的一份力量，又是革命的对象。首先把自己放在革命对象的地位，请大家来开炮。同时，我也要向一切革命同志学习，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切。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向以刘、邓和陈云为代表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彻底肃清他们对商业部门的影响。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洪流的冲击，大破大立，才有可能把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一切旧东西破掉，才有可能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高高举起。真正做到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人的思想革命化，把商业部门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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