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8 作者：解学恭
解学恭〖按：一月十八日解学恭(新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河西区俱乐部向市委机关干部传达了周总理一月十三日的重要讲话，并代表市委宣布了市委领导人要到群众中去，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面我们把解学恭传达的周总理的讲话登载如下，希望大家用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和天津市委对照一下，看天津市委这些老爷们是怎样作的。〗
时间：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地点：河西区俱乐部
咱们今天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传达周总理在1月13日晚上一个讲话，再一个问题，讲讲天津市委书记处怎么样站起来响应毛主席号召，到群众中间去。
首先讲总理讲话。那天参加会议的范围不大，市中央各部门负责的一些同志，还有一部分省里面负责同志，还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总理一开始讲，我很早就想找，在最近的各省市的大批的同志们，和中央部门的同志们，对一些政治思想工作，怎么样地由现在的被动变为主动，现在的问题是思想跟不上，既思想跟不上根本是立场改变问题，立场不改变，你怎么样也不能主动，所以中央和中央各部、各省市、各大市这几级机关主动跟上主席就好了，现在思想不通，情绪上再抵触，对群众有对立情绪，这样就有掉队的危险。总理接着讲了当前的形势，整个运动形势是大好的，整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是发展壮大了。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高潮，特点就是三号《文汇报》、《解放日报》登载了上海工人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主席一看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就决定要向全国广播，要报纸上登载这个新高潮情况，新阶段。接着总理就回顾了一下运动的过程。从去年的四月，中央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到了五月，中央扩大会议上，就通过了一个通知。大家可能知道的，五月十六号那个通知，关于彭、陆、罗、杨决定的那个通知，文化大革命(十条)这个文件就是一个内部的动员令。搞文化革命，从内部先开始动员，那个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了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个说明毛主席的伟大，看问题看的深远，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为什么现在还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呢？我们都是老干部了。今天在座的除个别的同志以外，党龄都在卅十年以上，都是跟上主席走上几十年。过去战争环境、革命环境都跟上毛主席走，为什么到了现在过社会主义关就过不去了呢？这个不能怨天，不能尤人，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当然文化大革命是个新事物，是史无前例的。他环顾一下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是巴黎公社的时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个演示。那个时候，还谈不上文化大革命。到了列宁领导，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时间也很短，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时间比较长，几十年，但是过社会主义这一天，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也没有解决了。只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同志们应该想一下子，我们离毛主席这样近，为什么思想离毛主席这样远？很值得同志们想一想。去年五月十八日这个通知，明明白白地讲到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反党罪行，今天证明了彭、罗、陆、杨的反党活动，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有他的根子。毛主席是在四月、五月这一段里把彭、罗、陆、杨揪出来，做了一个反面教育，来教育我们干部。但是，我们干部不自觉，没有认识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许多同志还不认识反革命修正主义阴谋，阴谋篡党、篡军这个危险。我们有的同志，假若脑袋掉了，也不知怎样掉的。”这个话讲的很强、很重、很全。在这以前，去年五一以前，那是一九六四年的冬天了。在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主席提出这一个问题，他是有所想的，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接着以后又在一次会议上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上可以造反。就是现在提出的造反有理。你们敢不敢造反？”又提出了这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听了，但没有深刻的领会主席的整个意思，都当作耳边风过去了。有的同志们说：“主席这个话很重要，可能不是现在的问题，是过个百八拾年的事情。”主席在另一个地方提出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以后，在另一个地方又提出了吴晗罢官的问题。主席讲：“在北京，我的思想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得到上海，到上海组织了姚文元写了那篇文章。”以后主席又在一次会议上讲：“中央有一两个有威信的人，变成修正主义，你们会不会跟他走？”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场。他们表示说不会跟他走，很多同志都听了他的话。当时中央局负责同志都听毛主席的话的。很多同志没有理解了。陈伯达同志听了主席的话，听的次数比较少。据伯达同志讲，听了两次。总理讲，伯达同志听了主席的话以后，他就很有所警惕，很注意观察动向。开始伯达同志就观察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观察他们的行动。刘少奇、邓小平问题揭发以后，伯达同志又对陶铸进行了细致地观察，今天证明了伯达同志的理论水平是高的，跟主席思想是跟的紧的。总理讲：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中，曾经推荐了伯达同志，称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的杰出的理论家。在工作会议上面，曾经有一个同志讲了那么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这个话外边就传出来了，传错了。说这个话是总理讲的。总理(没听清)自动声明了一下，他说，这个话不是我讲的，别个人讲的，他讲完了以后，别个人在后边插话时，你一言我一语，插话时有个人插了这么一句话。总理讲陈伯达是我们党的杰出理论家，下边紧接着就来了一句话，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把别人的话拿到主席头上。总理讲，传错了，传的不对，不符合事实，要加以更正。总理讲，我们观察一个领导核心，这个问题非常重大，我们这个中央要观察地方领导干部领导核心，地方也要观察中央部门和中央一些人的动态，更重要的是要经过群众的考察、群众的审查、群众的鉴定，这个要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的领导同志们思想还是不通，情绪上闹对立，抵制情绪，最后只能被人民所抛弃。毛主席的路线就是从人民群众中间来，经过了主席的加工再回到人民中间去，这一条群众路线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发展到了新阶段，这是毛主席马列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推到了一个新阶段——群众路线。现在的问题思想不通，有对立情绪，如果不改正就要被群众所抛弃，而只有到群众中间去锻炼，才能锻炼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讲了一段。从前年的冬天讲到去年四、五月。去年六月一日，出现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主席知道后(大意)决定在全国广播，上报发表。文化革命在全国风起云涌，大字报成为了有利的战斗武器，革命的群众一起来就遇到了抵抗，这个抵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个当然不是偶然现象。因为刘少奇、邓小平的这条路线的影响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都有他的影响过的根子。这个根子，共同性的东西，就是思想上有共同性。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我们领导干部的头脑里没有生了根，形而上学、繁琐哲学唯心主义很多，听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东西，一下就贯彻了，而主席谆谆告诫，讲了那么多的话，拿出反面教员出来，教育群众的路线就是贯彻不下去。而刘少奇、邓小平提出这么一条错误路线，立即在全党贯彻了，这是什么问题？当然了，执行这条错误路线有自觉、有不自觉、有轻、有重，有改正快的，有改正慢的，但是这些自觉的不自觉的也好，有轻有重也好，改的快也好，改的慢也好，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执行了错误路线程序上有点差别，本质上没差别。在全国普遍的执行了刘、邓路线，这是无例外的。下边还有许多省、市、中央各部，对自己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敢正视错误，不勇敢地改正错误。因此现在错误还在加深。主席现在亲自主持了一系列的会议，许多重要的负责同志都听了，而耳听面谕，耳朵听，当面告诉。我们老干部过去都是属于中央和主席领导的，为什么主席说了而我们还不听，反而刘、邓一说都执行了？就是思想上毛泽东思想太少了，资产阶级思想多了，就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后面一句没听清)
我们讲了，不进则退，你现在不前进，就要退下来，不进则退。一退，就要落后、掉队。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对于刘、邓的错误路线，不仅仅是每个公开就完了，而且联系自己的思想，触及自己的灵魂。与思想上有共同性。所以，在去年的六月、七月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六月、七月错误，是不能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这里讲了五月以前运动，讲了六月、七月一段的方向。十一中全会，主席纠正了错误路线，把文化大革命扭转到正确道路上来，使文化大革命马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主席在八月间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就是“炮轰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十八号接见了红卫兵，学校的斗、批、改走上了社会的斗、批、改，形势好得很。由于在六、七月压制了群众，压制得厉害，所以在八月群众一起来，就冲激得很厉害，使老干部惊慌失措。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许多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如果不这样狠狠地冲一下子，用文化大革命搞一下子，要防止修正主义是不可能的，而且势必要产生修正主义，要篡党篡政。八月十八日主席讲现在亿万人民动员起来了，现在动员起来的人更多了，不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出修正主义根子，就在我们领导干部这一群人身上。应该很好地想一想。总理反复讲，应该想一想，十一中全会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央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省、过了关。这个问题要好好地想一想。现在革命的新高潮到来了，最近几天大革命风暴就要来了，同志们精神上也要有准备，迎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八月、九月、十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情绪有抵制情绪。这种情绪叫顶牛，两头很好，中间顶牛，有抵制情绪。从工作会议思想好象是通了，从这两个月观察来看，思想没有通，在工作会议上，天津问题、山西的问题没有揭发，内蒙的问题揭发的较早，现在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北京市问题更严重些，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彭真的党羽很多，究竟这些人搞什么鬼？我们还不清楚，大了也没有什么不得了。革命群众一定会觉悟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好，不通，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群众怎样，对待群众怎样走群众路线，怎样依靠革命左派。这个问题带有共同性，联系口头上是通了，实际上抵触，不通。工作会议以后到十月底，十一月、十二月了，工作会议以后，群众进一步发动了，陈伯达同志作了一个关于路线问题的报告，林彪同志也讲了话，正在这个时候有许多地方，把自己的司令部封为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这就引起了群众更大的气愤。
红旗十三期社论、十五期社论发表以后，革命的洪流冲下来了。本来在这个情况下面，许多同志们应该想通了，但是还没有想通以后，中央又召开了工交会议，工业交通会议、农村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制定了二十条，一个是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十条，一个是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十条。中央制订二十条的目的就是要把运动推向各个方面，要叫我们的领导同志迎接革命的洪流，把革命的左派队伍组织好，这样我们革命就进行得顺利了，工作也好作了，群众的革命运动冲破了过去的许多框框。你那个框框套不住群众，一冲就垮了，保守派的思想就是忧心忡忡，就是害怕对于革命的组织、革命的洪流要因势利导，不能堵、不能挡。一个彻底革命派，要采取迎潮而上，这里举了好些例子，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潮潮都上来吗？不是知难而退。现在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派的声明、紧急通告和中央的贺电是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高潮、新阶段。毛主席一看见这一个报道马上就抓住了，就是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事物。许多还没看到毛主席马上就看到了，立即通知登报广播，这是一个新的信号、新的阶段，是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深入的发展。这样一个形势，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一定要顽抗进行抵抗，要从各个方面来进行抵抗、进行破坏的，各级都有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宝座，还有许多人要揪出来的，这一些人他们向毛主席正确路线进行破坏。因此，当他们总的目标进行总进攻，总反击，这归纳起来六月、七月是一段，十一中全会以后是一段，十月工作会议以后是一段，上海工人告全市人民书中央发了贺电是一个新的高潮。现在这个运动大概有这么几个段落。新的高潮到来了，要有准备，要怎么办呢？办法不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间去和群众一起闹革命，就有办法。他说，不过我在这里解剖了两个麻雀，麻雀虽小，大小俱全，解剖麻雀看出问题来。一个麻雀就是中央的石油部，这个石油部是一面红旗，毛主席曾经表扬了。全国学习解放军、要学习石油部，要学习大寨。石油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一九五三年一百多万吨，到去年我们石油到了一千四百万吨，在生产上在世界上是先进的，这个首先应该归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广大职工的努力奋斗，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支援，当然最后石油部的领导×××和×××(名字未听清)也有贡献。但是问题取得成绩这两年来发生了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因为是一个红旗就骄傲了，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闹革命，他就害怕把这面红旗闹倒了，就压制群众，压不住了就采取新的办法，就给工人增加工资，合同工转正，对职工发奖金等等。采用这么些办法，结果办法是不灵的，最后革命的群众把大庆党委给冲垮了、石油部的部长也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最好的红旗由于骄傲自满落后了。现在红旗后来居上了，现在的红旗是32111石油部。
余秋里同志一直跟主席工作，勤勤恳恳，就是骄傲自满，压制群众，害怕红旗倒了，这是一个例子，是说要支持群众运动，不能害怕把自己的红旗倒了，压制群众，这是中央一个例子。
地方上也选择了一个例子，云南省的问题可能有些人看到传单了，有些人可能没有看到，云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是落后的，整个西南三省、四川、贵洲。和云南落后，而云南省更落后了。由于云南省十一中全会以前压制群众革命运动，十一中全会以后到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群众起来要革命继续压制群众运动，群众就非常愤慨，要求见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叫阎红颜。群众要见省委书记不行，好几个月没见面，非见不行，到处找不到这位书记。群众就到处搜，搜也搜不到，最后采取了一个办法，几千上万红卫兵到军区，军区把人交出来，军区讲阎红颜确实不在军区，群众不信非叫交出来不行，这个行动完全是压制军区，把人交出来，并不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阎红彦没有跑出来，坐了个小汽车跑到昆明市一个小地方躲起来，群众继续找。有一天，大概是第五天、第六天头上，是不是要见见群众，晚上坐了车……一到他家门口，一看很多人在门口站着带红袖章的，到军区门口还是那些几千人，吓的坐上车又跑了，又跑回那个小地方去，就下决心由和群众对立、对抗走到犯罪的道路上。最后下决心就吃了安眠药自杀了。这个阎红彦的死与红卫兵毫无关系，任何关系都没有，完全是怕群众，走上了反对群众，最后走上了反党的道路上。这个问题经过革命派提出来，外面有人造谣，说阎红颜是红卫兵逼死的。这个传法也很少，革命同志把阎红彦尸体拿来北京，到北京解剖，他是中毒而死，完全证实了，完全与红卫兵毫无关系。这么一个人，革命几十年，老资格，平时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做政治思想工作，不向主席请教，另一方面，他又不到群众里面去，向群众请教，而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上不请教主席，下不请教群众，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和群众闹对立，抵制，反对，最后走上叛党的道路，走上反革命道路。只要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就是坚持反动路线，就是不到群众中去，完全反对，完全暴露是坚决反对主席正确路线上的人，最后抵抗正确路线，抵抗不住了就自己走了绝路。
鉴于这一个经验，我们各级领导同志必须现在下定决心，坚定的毫不犹豫的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必须坚定支持左派，现在革命进入新阶段，这是关键时刻，大家应该好好想一想，有些同志、有些地方自己不负责任解决问题，把矛头上交。矛头上交还在继续发展。这是当前严重问题。当前问题严重的还有经济主义，腐蚀工人、收买工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经济主义、矛盾上交，都是资本主义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表现形势。矛盾上交，这一派来了这一套，那一派来了又那一套，两派闹得都不满意，两派就揪住了，揪住，就还不能解决。这样矛盾上交，目的是干什么呢？实际上，要把中央信用搞背动，以毛主席为首党中央威信很高，他就是把很多具体问题推给中央，让中央不能考虑国家重大事情的问题，不能考虑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切忙于应付。有些就是来解答问题，有的说话灵，说多了就不灵了。这样把中央威信给消弱了。矛盾上交是很严重的问题，很反动的东西，必须先让他制止矛盾上交。这样对我们整个事业才有利。现在问题归结起来，要回到毛主席正确路线上来，贯彻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现在问题就要改变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正确对待群众，这样才能回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上来。领导干部很多人没有过关。过了关，过不了关，关键决定于你本人，一切条件都具备就是看你本人怎样思想想通了，立场站对了，对群众态度摆过了，总理反复讲，这一篇讲话意思，是我个人领会，就是这些领导同志深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志在紧要关头不要掉队，无论要跟上去，迎接这个高潮，改造自己，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中心意思，从五月以前，讲到五月、六月、七月讲到十一中全会、八月、九月这一段，到十月工作会议以后，十一月十二月，到现在新阶段的新高潮出现了，我们采取什么态度。
总理这个讲话，对我们领导同志，不管哪级领导同志，我们大部分同志是下决心的时候了。不下去不行了，就会掉队，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了。唯一出路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总理这个讲话，主要精神，主要的话都讲了。笔记记的速度不快，主要意思记下来了。今天这个会议周总理讲话给大家讲一下，领导干部、广大干部知道总理意思，领导干部决心改正错误，同志们也来认真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是第一个问题。
《红锋报》1967年1月22日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