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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谈准备中共“九大”新党纲

日期:1967-11-13 作者:康生

康生

党章历来抄苏联的多。苏联的党章也分列宁时代的,斯大林时代的和赫鲁晓夫时期的。

大家研究一下党纲如何搞法?

一九零三年苏共有一个党纲,是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后来列宁改了,主要的争论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成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共产党还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大争论。之所以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同俄国历史上的争论有联系。俄国开始建党时的争论是建立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司徒卢威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从那时至今差不多六十五年以来,无产阶级政党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基本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政权问题,这是个重大问题。

一九一九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开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俄国的党纲,叫列宁党纲。斯大林时代没有专门讨论党纲的问题,但是十八、十九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问题,例如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以后,在六一年的二十二大上搞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纲。这个党纲的基本问题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苏联党纲的历史是:孟什维克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和斯大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又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一九零三年苏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党纲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的党纲也可以参考。

党纲采取什么形式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苏共一九零三年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很长,一九一九年的党纲简直成了政治经济学了(它是为了增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点)。本来党纲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形式长,内容复杂,什么都有,所以大家记不住。这可能受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繁琐得很,连房子问题也谈到了。他把当时设想的许多问题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不容易把政治问题突出出来。

我们党怎么样呢?

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党纲有十条,是简单的几条政治纲领。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纲采取的形式是:序言就是总纲。那是因为主席鉴于苏联的党纲复杂,所以搞个总纲,起党纲的作用。八大党纲怎么搞的,因为我有病,没有参加,所以没有一点印象。

大家参考一下我党历史上的以及外国党的,研究一下。党纲到底采取什么形式好?“九大”涉及到党纲的问题,所以不管组织部也好,党校也好,要研究一下。组织部的同志们把思想放开一点。党纲是采取列宁搞的那种形式还是七大总纲的形式,或另外一种形式,或单独的形式?可以解放思想,考虑考虑。

另外,党的组织机构到底怎么搞?主要看同志们的意见。监察工作怎么搞?我看监察委员会要不要都可以考虑。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里讲到,党的组织是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部队,斯大林在联共党史里也是这样提的。我们长期感到我们组织工作中的很多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看我们的党和我们党的组织工作,而是把我们的党看成是绝对化,铁板一块。过去党的组织工作常常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脱离了毛主席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离开了每一阶段的阶级斗争。我们的许多组织文献(包括刘少奇的黑《修养》),都是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是形而上学的,把党弄得很死板,好象铁板一块,死水一潭,结果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长期统治着完全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什么叫组织?它是生理学上的名词。俄文可以翻成器官,依我看,医生形而上学真厉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尤其是不联系神经系统。我常想,我们做组织工作的就象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医生一样。人没有新陈代谢就完了,党也一样,主席常讲要“吐故纳新”,不能是形而上学的。当然也不能说旧的医学都排除辩证法,但是有一点很形而上学,就是说人的脑细胞是一成不变的。共产党就象个头脑,如果把党看成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不是吐故纳新,那党还不是死气沉沉的党?所以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把辩证法运用到党的建设中来了。毛主席说党内的斗争是正常的现象,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毛主席在党的建设上对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有许多重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没有拿这个题目去综合和研究。过去刘、邓、彭、安等人,特别是主管党的部门──组织部根本没有这样去做。主席经常批评过去的组织都是党不管党的,所谓不管党是不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建设党。他不是不管党,是管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党。过去的监查工作和组织工作中,不确立毛泽东思想,不研究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和理论,所以组织工作就搞不好。党校也好,组织部也好,要列这么一个课题,就是“毛主席的建党学说”,用这个课题在毛选和毛主席的其它言论中去加以研究。

如果进一步研究,就可以看出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去论述党的建设。我记得在延安整风时,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说过,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当时很多同志震动很大,因为那时许多党员了解的党性是当驯服工具、要缴纳党费,服从组织决议。主席说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也引起很大震动。主席还说有些同志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也是党员过去很少考虑的问题。所谓“承认党纲、党章”就是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在党的建设上是很突出的问题。虽然列宁讲了要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但是这样明确还是主席提出来的。主席还提出党的问题不单纯从组织上解决,而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个联系到了辩证法。对于这个问题,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都是认为一个人不好,从组织上一开除就万事大吉。其实,错误思想是一种社会现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老早就开除出党了,但是机会主义还有。李立三垮台以后,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还有。赫鲁晓夫下台三年多了,难道修正主义就没有了吗?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死亡,修正主义并不因此就没有了。王明下台了,但是王明路线彭德怀和彭真还实行么!抗战胜利后,彭真到东北还是实行王明路线么!所以只有组织上的解决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才是真的胜利,因而主席说思想上从严,组织上从宽。王明还是中央委员,要留个反面教员。彭德怀还是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的职务还未解除,那种事很容易,开个会就解决了。但是不是组织上一解决,就不需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了。不论组织上怎么解决,思想上也是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的。

过去组织工作上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建党。主席关于党的建设讲了什么,没有研究过,没有把它作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课题之一。怎样改造我们的组织工作?希望党校、组织部和监委组织一些人翻翻毛选,好好想想这方面的问题,作些摘录和综合。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十二条是二五年搞的。主席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党校和组织部的同志们可以研究一下。例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篇整风报告,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讲到防止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的问题)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讲了关于党的民主问题。有的文章虽不专门讲,其中也谈了党的建设问题,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研究主席的思想可以综合研究,专题研究。五九年我们讲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主席曾承认过一个问题,就是在党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点是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根据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发展的。

(康生念中组部的报告,报告中说,对刘少奇的建党路线要彻底批判,并肃清其流毒)这条很重要。要搜集材料,加以综合和研究,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彻底地批判。因为只有破除刘少奇的,才能树立马列主义的建党路线。这是大批判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整理材料很重要,特别是关于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对叛徒包庇重用的材料要整理。应该着重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来整理,整理材料也要政治挂帅。……

当前是大好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主席很及时地提出了党的问题。党的问题有二,一是关于九大问题,一是整顿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问题。准备九大和整顿党的组织是分不开的,和大批判、斗批改也是分不开的。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九大最好的准备,最好的整党,对干部也是最好的审查。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去准备九大,整顿组织也不是孤立的。整党是文化大革命中主席提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

征求意见的方式是主席发扬了最大的民主。把“九大”如何公开交给群众讨论,吸收群众的意见,和过去准备大会不同,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使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我们的党,关心我们的大会。各地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要受过去旧的框框的约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设想这个问题。

“九大”是不是没有准备,开得过早?好象有些地方还乱着,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还没有整顿党的组织,我看事情不是这样。整个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历次大会也没有这么好的准备。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毛主席思想通过文化大革命为亿万劳动人民所学习、掌握和运用。亿万劳动人民直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是准备“九大”,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文化大革命在某个意义上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教育运动。过去历届的八次大会,哪届象这届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民?大好形势中这点是最主要的,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要把“九大”开成用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大会,发扬光大毛泽东思想的大会。

就理论方面讲,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不仅是准备“九大”的问题,全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马列主义的发展问题。这给“九大”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世界上各党代表大会也没有这样子。

第二,关于政治上的准备。

多少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进行的更为广泛和深入了。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政治大革命。用政治大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打垮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党的历史上最伟大最艰巨的斗争。阶级斗争从来也没有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土崩瓦解。

可以想想,我们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作过斗争,主要在党内进行。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作斗争,是在党内,在干部中进行。同李立三的斗争也是在党内进行。同王明的斗争,在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征和延安整风。比过去进了一步,但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地发动群众。同张国焘、高、饶、彭德怀的斗争,也主要在党内展开,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自下而上地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组织上的准备。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干部。审查代表,过去是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上层的几个人审查。第一次到第七次大会不是一层层开会选出代表,实际上是上级指定名单,下级通过。至于八次大会是先从省委定起,然后由下而上,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我算山东的八大代表,你说选我的人都知道我?实际上是一种形式,更不要说经过群众审查了。过去不是通过群众考察干部,干部也不真正都是在阶级斗争中考验过的。这次不同了。文化大革命前搞社教运动,在《二十三条》中就提出反对走资派,《十六条》中也提出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到去年六月一号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六月份到今年一月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经过一月后的夺权斗争,大大地纯洁了党的组织,当然现在不能说党内没有暗藏的坏人。文化大革命中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等叛变分子,自首分子,特务分子揪了出来,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不搞文化大革命有些人根本不会弄清楚。……这些人窃踞了党政军的一部分权。一九三七年关于自首叛变的“七·七决定”就是他们思想的反映。过去是几个人审查干部,现在是群众运动审查干部,这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是世界上没有的。

第四,干部上的准备。开“九大”,要提拔一批新干部。过去是上级考察干部,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一批新干部,有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把过去那套揭露了。是现在的工代会好,还是过去的市工会好?是红代会好,还是过去的团市委好?整个的红卫兵运动比过去胡耀邦搞的团好不好?

我陪同谢胡同志在青岛、济南访问了一些工厂,看到一些工人很有水平,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向他们学习。我接触的工人多数是初中毕业,个别高中毕业或技工学校毕业,到工厂做了几年工,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能联系到革命,联系到生产,这很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涌现了一批新干部,哪次大会也没有准备得这么好。

第五,国际上的影响。

中国党开大会,对国际总会有影响,但没有这次这么大。世界上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和马列主义者有个分水岭,就是赞成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赞成还是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切政党建党的指导方针。帝修反反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苏联修正主义天天骂我们是“大国沙文主义”,恰恰是我们援助世界革命人民,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的牺牲,朝鲜战争时是这样,对越南也是这样。……

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是影响各个方面的。

我讲的还不全面了,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阶级斗争方面,纯洁党的队伍方面,提拔新干部方面。国际影响方面,以前的八次大会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准备,所以主席提出召开“九大”,是英明的决策,大家欢欣鼓舞。

召开“九大”和恢复党,发展新党员是分不开的。主席提出要整顿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我们大家要好好讨论。主席指示准备“九大”要联系到整顿党的组织问题。文化大革命和建党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是三年时间,还有一年多,整顿党不可能在“九大”前统统整顿好,在“九大”后也要根据新的党纲整顿,恢复,重建党。总而言之要把过去刘少奇那种只作驯服工具,而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党的状况彻底改变。不要把党变成死板的党,不要支部书记就是皇帝。主席举例说,沙石峪大队的支书盖了好房子,而且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有些党员官作大了,也不民主了,脱离群众,有事不跟群众商量。

一方面,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屡教不改的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另外要吐故纳新,增加新的血液,吸收一批新的党员。“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党员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当“驯服工具”,难道能做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的驯服工具吗?纪律应当是自觉的,有条件的,就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中说的三条:“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可是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而正确的革命理论,会加速这些条件的形成。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密切联系真正群众运动和真正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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