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5 作者：李曼村
李曼村我记了个要点，因昨天时间短，不全，记录稿还没有拿来，他昨天是这样讲的了：
我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下面我就分为六条：
第一、执行了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里面他列举了十件事情。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总政的首长给他进行过批评，全军文革小组也开过一次批评会批评过他。
（1）在去年六月初，在刘、邓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伯达同志提出来反对派工作组，主席不是五月份提出过吗？不要派工作组，少派工作组。但是刘、邓呢？主张大批派工作组，在这种争论面前，刘志坚是支持了刘、邓的意见，没有支持伯达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他自己讲，在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曾经表示了同意陈伯达同志的意见，可是到刘、邓一开会呢？他就翻了，支持了刘、邓的意见，反对了伯达同志的意见。
（2）在六月十日前后，他曾经在总政的一次党委会上传达了李雪峰搞的八条，是贯彻刘、邓路线的东西，什么内外有别呀！什么恢复党团生活呀等等一套。
（3）向各院校派了三十六个工作组。在军队院校中，据我们现在知道的派了三十六个工作组，他是积极主张的。
（4）在七月十六日主席下决心撤退了工作组。我们全军文革小组呢？除了刘志坚以外，因为他虽然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很少出席全军文革小组会，都是在电话上指挥，文革小组讨论了几次，认为既然主席讲了，当然我们要撤，没有问题，但是他反对。他说我们军队的工作组和地方的工作组不一样，强调了军队院校在整风期间曾经起过了上压下挤的好作用，所以他不赞成撤，并且在电话中跟我和谢镗忠同志争论过，气势很凶地说：你们是什么态度？因为主席讲了嘛，当然应该撤了。他说那好，那在总政党委上辩论好了。我们说辩论就辩论吧！就在那个时候，林总回来了，肖主任也回来了，下决心撤工作组，他才被迫承认了错误。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说是你们几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我那个意见是错误的。这是八月六日还是八月七日的事情，还靠后一点，可能是八月八日以后，就是林总、肖主任回来以后。
（5）工作组撤了以后，就为了院校成不成立文革委员会，那时候有测绘学院，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还有十来个院校已经成立战斗组织，我们文革小组的同志，在向他汇报时，就提出来文革委员会还是要成立，因为十六条已经写上了，而且是常设组织，那么还有理由不成立吗？没有理由不成立。军队特殊是师以下应该承认是有特殊情况，因为他拿着枪，有战斗任务，我记得有一次在总政的大礼堂里给测绘学院的一部分同志见面的时候，那是反对杨寅田的那一部分同志来找我，质问我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问题。那么学校里呢，应当有所不同。战斗组织群众已经成立起来了，为什么要解散呢？但是他不同意，最后只同意在测绘学院和个别学院可以考虑试点，但是由于他采取了这种态度，实际上试点也没有试起来，测绘学院我去过两次。第一次跟杨寅田同志谈了一次话，大概杨寅田同志还记得。第二次准备找工作组，以后他就批评我们，说你们不要太积极了。那时候谢镗忠同志、鹏飞同志，我们几个都去过了，第一次辛国治同志也去了。他不同意试点，结果试点也没有试成。战斗组织呢？他要发电报，最后我们就提意见，我们说请你考虑，这个问题很大。最后他不得不把电报停发，但他说：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明确的，就是不能成立，我只同意电报停发暂时不发。
（6）在二月十四日十条指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在五界：宣传、文化、报社、科研、学校，也是整个运动的重点，在这里部队的所属人员搞摸底排队，这个话在当时可以讲了，这是个错误的东西。这首先是一个框框，后来同志们就发现了，我记得在测绘学院有个教员同志，我记不清名字了，好象姓谢的，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我们就转给他看了。他就批评我们，说要向教员同志解释一下。我们就没有解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后来我们也提出来这些东西要清理，要宣布，但是他不大赞成，他说：没问题，而且又是强词夺理地给人家作解释说：我是强调的部门。他不承认错误，实际上这些东西在一些学校里摸底排队，是受了影响的，这是错误的东西。
（7）还有个大字报的问题，也是这个十条上的。那时讲到在军队军以上机关个别的夺权单位，这种单位经过批准。这也是个错误的东西，中央文革研究也是曾经提过，说这些东西要清理，要宣布，他总是强调，好象那个时候只能是那个样子，当然有一些东西，确实是由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经验，运动还没有发展到，还没有看出来，那末以后新的指示可以把前面的推翻了，把前面的补充了，有些看出来以后，他不赞成及时地清理。这些东西，后来林总的指示，总政的指示、批语，实际上把这些东西否定了，七月八日的批语，同志们都知道了，就已经把这个东西否定了，后来林总更加明确指示了，大烧大放。
（8）派出了大批的军队干部到地方院校和机关里担负工作，他自己讲那时是支援地方，但现在看来呢？实际上是支援了刘、邓路线，仅北京就派出了将近三千干部，那时林总、肖主任他们，军委的首长都不在家，他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他是常务副主任，肖主任不在家，总政的事主要他要管。这些工作组同志都是好同志，但是当时执行了错误的东西，所以群众就揪着不放，这也是应该的，应该回去作检查，实际上就是起了坏作用。
（9）“紧急指示”颁发以后，他严重的右倾动摇。十月五日“紧急指示”颁发以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当然运动象刚才同志们学的语录一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总难免有缺点，他就抓着这些缺点大作文章，又要搞条条，又要搞框框、作限制，这在全军文革小组里面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斗争。最后在肖主任主持的总政党委会上，把这个主意否定了，没有搞出去，但他那个指导思想，是个“怕乱“怕得要死，又要搞什么五条，搞什么几条，来束缚群众。
（10）就他自己讲的，他偏听偏信了，他说彭千的问题，安守田的问题，是他偏听偏信了空军和装甲兵的汇报，同意他们（就是空军和装甲兵）对这些同志进行批评，同意安守田，不要叫他当顾问了。但是根据装甲兵同志的揭发，他这个还是不老实的。这个问题还得彭千进一步揭发。这是第一个问题。他执行了刘、邓路线。他讲了这件事情，现在恐怕不止这些了。我们今天早晨全军文革办公室里面传达以后，大家提出要造反、揭发，同志们也可以揭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他检讨是“怕”字当头，不上第一线。
（1）十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陈、叶副主席的讲话，仓促上阵，因为元帅们管的是大事情，有的元帅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对院校的情况确实了解得不那么清楚，仓促上阵，稿子也未认真讨论，结果一下就把元帅拉到第一线。元帅们讲话也很仓促，出现了冲入国防部这件事，说了一些错话，叶帅已经作了检查。
（2）十一月七日晚，十二月八日睡觉前，一部分同学进入国防部。那末这一件事在十一月七日晚上，按理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应该出面的，结果他没有出面，他就打电话叫我们三个人，谢镗忠一个，辛国治同志一个，我一个。那天晚上本来是我值班，可是我有一个别的事情，到别的地方接待一个同学谈话。那末他替我的班，他替我值班值了两三个钟头。我接待的那个同学是那个学校的？二医大，还是哪个学校的，我记不清楚了。回来以后呢？就快十点了，到了十二点以后，谢镗忠同志才开会回来，就说叫我们下楼和同志们见面，他这时也没挺身而出，那么第二天进入国防部以后呢？他又没有挺身而出，最后是我们全军文革小组的同志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和戚本禹同志，代表伯达同志念了伯达同志的那个信，问题就很快解决了。全部事情过程他都没有上前线的，没有直接和群众接触。没有上第一线，没有跟群众接触，而且呢，他批评我们：“嗯，谁叫去向中央文革小组去告急？”这是他检查了第二个“怕”字当头。
（3）到十二月八日一部分同学进入国防部，这一个月多一些的时间他据我的记忆，基本上没有和军队院校的同学接触。地方上呢？开大会就暗着参加，坐一坐。他到中央文革就讲军队的事情多么忙，多么多，回来跟我们讲，哎呀！哎呀！中央文革天天开会，我也没有时间。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从来也不转达，正象是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批评的，他从来不向我们透一点气。也不向肖主任、叶帅他们汇报这些事情。他自己检查没有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全面反映情况。当时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插话了，你不是没有全面反映情况，就是没有反映。他这样讲，特别是反映左派的意见更少，有的中央文革小组同志讲话说，他到中央文革小组有时说一点，就不尽讲那些黑暗面，个别的缺点呀！这是他第三条检查。
（4）他自己讲，搞了些折衷主义，和稀泥，康生同志插话，你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和稀泥，而是坚决地执行了刘、邓路线。
（5）在他的宣扬下，或者在他的支持下，全军文革发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里头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有一些当时全军文革我们说笑话，一面起草文件，一面打电话（请示刘志坚）建议这个文件不要发，好几次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组长，又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他叫起，你当然不好意思不起，可是一面起，一面打电话建议刘主任这个文件不要发，好几次是这样的事情。
（6）他自己讲，犯路线错误根本原因，他讲：就是没有执行上级的指示又没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在全军文革中，他又不民主，在半年的时间里面，他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开会，据我记忆，大概不会超过五次，我记不清了，反正很少就是了，在全军文革中，又不民主，有好些对的意见又没听取，当官做老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是不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不上第一线，他讲，他有骄傲自满情绪，肖主任不在家，他是常务副主任，又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啊！实际上肖主任刚刚养病回来以后，对肖主任也是不尊重的。他承认骄傲。这是昨天（即五日）在那个代表大会上刘的那个检讨。
来源：《大字报汇编》（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首都红旗联合总部宣传部，一九六七年）：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编，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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