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2-29 作者：康生
康生今天找你们做几件事情。
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有两个文件：一是十月二十一号中央把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发到连队支部及地方相应组织；一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和中央文革继续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这是把前些时候征求的意见综合了一下，并要求大家再提意见。你们看过了吧？讨论过了吧？党校反映了几次？
还有两个文件是十二月二号《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十二月十六日《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大家都看到了没有？座谈了没有？
这三件事都是为了准备召开“九大”所进行的工作。“九大”怎么开，什么时候开，开什么样的会，党的组织怎么整顿，什么时候恢复，什么人能参加组织生活，什么人不能参加；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章怎么修改，党纲怎么办，是作为总纲──象过去那种形式，还是象苏联在一九○三年和一九一九年列宁搞的那样单独的形式。我想这些问题要发动党校和组织部的同志们深入讨论。因为过去党校和组织部是接触这方面问题的。
上海讨论党纲、党章草案，送来十八种，是从一百几十种草案里选出来的，我还没有看。
上海送来的文件中说：上海市总的有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又分成各个方面的。连延安中学也搞了一个，有的街道居民也讨论党章，批判刘少奇的建党路线，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有些政治空气混乱的单位，一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正气就抬头了。党群关系不好的地方，通过学习关系改善了。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成为上海政治生活的中心。修改党章成为群众运动。收获很大。从修改党章看出，广大群众通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刘少奇那套的市场大大缩小了。在起草党纲和党章条文时充满了对毛主席的热爱，充满了对林彪同志的尊敬。但是起草一个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党章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水平低，选了十几种草案都很粗糙。上海的工人、农民、战士、红卫兵、广大党员干部经过多次地讨论。广大居民、工人、学生能够参加讨论和修改党章很高兴，觉得很光荣，热情很高都抢着干。
从各地来看也是这样。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工代会代表座谈建党问题，也召集了大专院校包括中小学的代表座谈了一次。大家共同认为，主席把召开“九大”、修改党章、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样重要的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走群众路线，发扬极大的民主，群众感到非常光荣，非常高兴。由此看到毛主席有事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而且这个方法一直运用到召开党的大会，修改党纲、党章、建设党中来。这的确是很重大的问题。这个经验我们要学习，北京做得不够。
党校和组织部更有这种条件，应把这三件事（也是一件事：整党）同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本单位的斗批改很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志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还可以继续讨论一下，进一步做好这件工作，使这项工作的确变成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中心。党校和组织部完全有这个条件，把召开“九大”、建党、整党和修改党章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回去计划一下，从思想上、组织上好好安排一下。比如组织部要统一搞一个、八个处分别搞一个修改党章的草案，一共九个。党校分教研室布置一下。叫大家不要害怕，不要怕犯错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
还有一个文件，关于整顿团和红卫兵，也要发下去。团还是要的，团怎么整顿？党校团员转党的有没有？团员要求入党的有没有？党校哪些党员够条件？哪些不那么够？十二月二日的文件中有些条文好掌握，有些不好掌握，其中有一条主席很重视，就是：“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或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党校有没有？有人提出不要轻易劝退，要多做思想工作。耐心教育是需要的，当然还要看他，他活起来才行。
另外，党校和组织部可以发动群众写对刘、邓招降纳叛的批判文章。这方面更应该做。把刘邓彭安包庇叛徒的资料搞出来供给批判。组织部编了几本？（郭玉峰回答：编了三本，两本正在研究修改。）这方面党校做了工作，有成绩。刘少奇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曹轶欧同志说：恐怕基本上还是右倾机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刘少奇这个人忽然这么一转，忽然那么一转，有时形“左”实右。材料要做整理工作。党校、组织部还要搞点正面材料。毛主席论党的建设要搞。（组织部、党校同志回答：都在搞。）八仙过海嘛，你们自己搞吧。当然有的不免有重复。毛主席论教育的语录发下去了吧？
围绕这个问题一方面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一方面批判刘邓招降纳叛的反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建党路线。通过写文章，修改党章和准备“九大”来搞这件事。从党校和组织部来说，这件工作一方面同大批判联系着，一方面同斗批改联系着，所以要抓紧这件事。“斗私、批修”和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都要结合搞。事情很多，你们自己去计划。
另外一件事，党校做一下，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摘录一本材料。这对于当前讨论主席那个指示，即十二月十七日的批示有好处。不要搞得太繁琐，太繁琐了人家看不懂，搞得扼要一点。黑格尔的论绝对与相对也搜集一点。把相对主义的康德、马赫的主要论点也摘一点。这样使大家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接受快，太多就不行了。
费尔巴哈的两本书翻成中文没有？（指“未来的哲学原理”与“基督教的本质”。）
这里顺便问一下，主席的批示都收到了吧？主席的批示对我们教育很大，鞭策我们进一步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极大的推动力。有的同志对主席的《矛盾论》看过，甚至看过好几遍，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看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看过，还有的看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特别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关于相对与绝对的问题讲得很深刻。我们更熟悉的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发展了的《矛盾论》。《矛盾论》中反复讲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问题。例如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相对性；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中包含绝对真理。学是学了，讲是讲了，但是如何在实践中活学活用，紧跟毛泽东思想还是个问题，我们的报纸刊物没有紧紧地跟上主席思想。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句话是今年五月空军部队的吕祥壁同志牺牲了，从他的笔记上摘的语言，应当说这是代表广大群众对我们伟大领袖的真诚热爱，同时也是朴素的语言。报纸、刊物用了这种语言。对这个问题主席是讲过几次的，说过这个说法不科学。但是有的同志把领袖谦虚这件事同是否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另外一件事混在一起。因为主席说它不妥当，不是简单的从谦虚讲的，而是从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高度讲的。我们的报纸、刊物登了以后，主席提出来不妥，有的同志却把主席的谦虚和是否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混在一道，不能用毛主席著作检验为什么不科学。当然这是表达了群众朴素的情感。所以主席利用湖南的报告做了这一批语。这个问题不仅是湖南的问题，是讲马列主义哲学、也是提高了我们马列主义的水平。
从批语看出，主席对马列主义哲学是多么精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用极通俗的扼要的语言高度概括出来。
这一点拿我们自己检查来讲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完全不懂也不能那么说。因为读过《矛盾论》及马克思主义其它书。但是，用这么样的语言概括简直是望尘莫及的。毛主席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这样扼要的概括，使我想到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有短短几百字，想起了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主席在杭州接见伯达同志和我的时候说：哲学家要滚一身泥巴，反对课堂哲学，反对书呆子哲学。他的范本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条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讲到以我为核心时已经讲过了。“大树特树”这种说法细细想想也不科学。因为权威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形成。
从主席批示的第一条看，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但是不是因此怀疑和否定主席思想的权威？不能这样。主席思想不仅在中国人民而且在世界人民中有很高的权威性。过去孤立地讲绝对权威那不合辩证法，但不是否定主席思想的权威，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不但被中国党和群众，而且已经被全世界革命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承认，被实践所证明。
“大树特树”这种说法一方面是不科学，因为权威不能用人工去建立，还有个不妥当是好象毛主席的权威没有树起来，要我们人工去树立似的。实际上早在实践中建立起来了，何必我们去大树特树呢？当然群众说大树特树不是这个意思了。
主席的批示对我们启发、鞭策、教育很大。我两天没睡觉，重新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重新读了，列宁的看了一篇，不很多。《矛盾论》和《实践论》也读了，我还想继续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是四十年前学的，在上海大学念书时是我们的讲义（上海大学在国共合作时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这本书以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读。这次又重新读了一下。这本书的题目“起源”是管三个东西。准确地翻是家庭的起源、私有制的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他讲的绝对权威是奴隶制的家长可以对妻子、子女任意处置，随便杀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权威垮下来了。康德也有类似的词句叫绝对命令。
重新好好学习毛主席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给我们很大推动，军队行动很快，他们立即传达了文件，指定了学习材料。《矛盾论》要整篇地看一下。《矛盾论》关于绝对与相对的问题讲得很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与个性都是讲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矛盾论》讲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又包含普遍性。主席批示中的话实际上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都有了。根据主席的批示，象林副主席讲的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可以提高我们对主席思想的认识。关于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恐怕一下读有困难，要特别把第二章第五节学一下，参考一下。
问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单独的绝对真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说：“黑格尔哲学的真正意义和革命性质，正在于黑格尔哲学永远结束了那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一切看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康德的相对主义一一认为没有绝对真理，世界是不可知的。列宁说“对于波格丹诺夫，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就是完全排斥了承认绝对真理。对于恩格斯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波格丹诺夫是相对主义者，恩格斯是辩证论者。”所以没有单独的绝对真理，它都是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另一方面又有绝对真理，马赫的相对主义就不承认这一点。
在绝对相对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这两方面做斗争，一方面是承认绝对真理，否认它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另一方面是承认相对真理，否认绝对真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把这两方面都讲了，回去把第二章第五节看一下。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看一下，都看更好了。恩格斯对的方面接受，纠正他错误的方面。主席还叫我们看一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主要看后头，第九章、第二章也可以看看。
总而言之，不要教条式的去学。要活学活用，要带着问题学，要带着主席这个批示去学习。主席批示第三条：“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主席的批示第三条，大家去读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和领导工作方法的决定。中央早就禁止祝寿，最早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见诸文字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上：“十一，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批示下面三条是答复湖南的三个具体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讲了防止骄傲，防止糖衣炮弹。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做出一点成绩要越发谦虚。我接触一些革命组织的革命小将，开始受走资派压迫，革命性很强，现在把走资派打倒了，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地位变了，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当权者。地位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注意思想就要变化。从北京有些大学的头头可以吸取教训。朱成昭一开始在地质学院受薄一波、何长工压迫，我们支持他，后来成了三司的头头。现在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叛国分子，要投靠苏修、香港。
我最近给几个名牌大学的头头找了两条语录，我对谢富治说，开会是你们要学。一条是二百四十六页最后一行到二百四十七页：“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无论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土改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中看，常常是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完全是一贯到底的，有的是不成的。因为一方面不断产生新的骨干，另一方面有的骨干落后了、腐化了，相形见绌了，就会被产生的新骨干所代替。
第二条是二百五十二页的下边一段：“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总而言之，希望认真地、严肃地去学习和领会主席的这个批示，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主席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理论的认识更加提高一步，对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好好学习。所以遇到问题不要以为书读了以后就不需要再读了，遇到问题还要带着问题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使我想起王力、关锋的狂妄。今年五月，报纸上重新登载了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因为我们感到需要，征得主席同意，重新发表的。发表后，我根据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新的情况和我自己想的问题，又重新读了一遍，有点新的体会。我觉得讲话不仅是文艺问题，而且是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哲学问题，例如这篇文章中讲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等五个问题，不仅文艺工作者有立场问题，态度问题，而且任何革命者都存在这个问题，对当前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加强团结很重要。特别是态度问题，对敌友我有三种态度。对敌人要坚决打倒，对朋友是有联合，有批评，有斗争。对的赞成，好的表扬，错的批评，反动的要坚决反对。对自己人，对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政党，应该赞扬，有缺点要善意地帮助。北京学生运动恰恰有时放松了敌人，而把矛头对准自己人。工作对象也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包括了哲学问题。主席讲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讲到政治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动机与效果、普及与提高、专家与群众、群众与个人、破与立、思想与组织的关系，最后讲到唯心与唯物的问题，从哲学角度讲涉及这十个大问题，我读了一下，不敢说理解的很好。应该肯定这个方法，就是读了还要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我是参加了的，亲耳听到主席的讲话，并不能因为这点就骄傲起来，又重新读了一下，想到这么多问题。
有一次我遇到关锋、王力，对他们说了大致我刚才说的内容。现在我才知道竟引起这些家伙的极大反感，他们说康生向我们大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知什么心血来潮，好象他从来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不仅读过，而且是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和丁玲、肖军、草明等人进行了斗争。王力、关锋这些人这么狂妄，怎么不犯错误？
你们一定要谦虚谨慎，一定要警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当然谦虚不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曹轶欧同志插话：骄傲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就要犯错误。）这一点党校的青年同志要时刻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很不好的是耍两面手法。正象主席经常说的，一些人嘴上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下面却踢人家一脚。对这种态度要有阶级观点，马列主义观点。刘少奇这一帮叛徒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两面手法，两面态度，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是特务手段，是叛徒掩盖其面目的手段。这批老的叛徒、特务已经被揭露。但是阶级斗争的深入会不会产生新的两面派人物，完全可能。
……对我念的这二百四十六页和二百五十二页两条语录党校的同志体会更深，因为有李广文这个活标本。
（曹轶欧同志插话：党校同志把这两条语录贴起来，每天念。党校特别是十七级以上教研室的干部要经常敲警钟。）
也要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譬如党章党纲也可以让他们起草。
来源：1968年4月10日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北邮东方红》第2版，以及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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