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17 作者：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今天，我请财贸各部委的造反派还有各学校的造反派谈话。没请部长、付部长、司局长，我准备分别跟他们谈。我严守这个规定。因此，财政部杜向光同志，请你站起来！虽然你参加了造反派，但是我不同意你是代表造反派，因为代表造反派有很多人。你是个付部长，你到底是不是呢？你已经抵制了我一次命令了，请你走出去！（众：走！）那有这样子办法的！（众：出去！）不行！没有话讲！（众：出去！……）那么党中央的命令都不能接受啊！（众：滚出去！）你们大家听一听，用这样的办法来混乱哪！（众：走！）走！走！那么你不听最高指示啊？（众：总理的命令！）我奉主席命令来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啊？红卫兵，执行命令！（众：走！滚！）解放军，逮捕起来！（众：逮捕起来！带走！）这样子来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给他的命令他不服从（长时间鼓掌）。谢谢你们支持党中央决定。
他是来夺党中央的财政大权哪！有一些同志被蒙蔽了，你们要好好地觉悟过来！（打倒保皇派！）给他命令说，财政部不能夺权，财政大权只有监督，不能夺权。敖本立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请你过来，你帮助我来解释一下。我讲了嘛，业务只能监督嘛，是不是？你坐在这边，你要老老实实……，你要完全忠于党，是不是这样说的？（敖：是的。）既然监督业务，他还夺取财政大权，我能容许吗？我能够代表中央答应吗？你回答。（敖：就杜向光来说……）嗯，他来代表造反派，（敖：他不行……）他就抵抗我的命令嘛！财政部监督业务是最大限度嘛，我们还在考虑当中嘛。
我第一步说，你监督业务可以。他说：“总理的命令我怀疑，不能执行。”这是什么话！你们听听！这是哪天呢？二月七号。你想想吧，今天是十几了？天亮是十七了，已经十天。可是今天还来蒙混，这样对待党中央啊！（众：谁对抗党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而且信任他。你们听听，怎么传达的这几条决定的。我经过联络员董执同志找财政部接管委员会常委，传达了总理指示：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总理要接见财政部的同志；就是要接见你们造反派喽！三、财政指标要在三、五天内下达，因为这个计划已在十二月搞出来了，时间已经晚了，希望他们下达嘛；四、业务工作由杜向光同志请示李先念同志。信任他呀！他站在造反派方面，我们信任他，还不够信任哪！？五、吴波同志休息。因为吴波同志被斗的身体不能支持了，所以要他到国务院里头来休息。（先念：我的秘书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来围攻。）对于杜向光，我们是这样照顾他的呀！他的回答是什么？我念给你们听听。他说：“我个人意见，造反派夺权问题，根据当时形势、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的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的，夺的对的”！你们听听。先念同志问他：“那么总理的指示你为什么不执行呢？”他说：“不理解，不能执行。”他说：“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肓目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命令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他可以说不能盲目执行！我们党内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要执行。你们看看党章嘛。他是一个付部长，当一个副总理代表中央和国务院要他执行一个决定，执行财政部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这样一个决定，他竟敢拒不执行。现在各个部都是用监督业务的办法嘛，外交、公安、财政……，公安到现在还没有监督，我们不打算执行监督了，外交也到这个程度嘛！李先念兼财政部长嘛。我们信任他（指杜）他竟然这样来对抗，玩弄这样的手腕，把这个决定挡住，使财政部的造反派犯错误，夺了全部的权，自己宣布吴波如何如何，我们不能承认哪！党中央没有批准嘛，党组也解散了，你们看看，党的组织有可以由群众解散的？
财贸系统，我支持你们造反派的，我跟先念同志站在一起的嘛！敖本立同志，你应该知道……，你应该说公道话嘛，（敖：总理是最支持我们财贸系统的，多次接见我们，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对不起，我们向总理道歉。）（先念：我的秘书在这里，你们围攻了没有？可见吴波、姚依林你们都敢围攻的！）（有人揭发质问）（敖：今天是这样的，头一次，因为平常接见都是通过我们联委会，然后再告诉我们和造反派。今天不单是通知财政部，而且通知各个部、粮食部，都是些当权派和司局长级，有的过去是保守势力、旧文革主任……）这个他们通知错了，一打电话，我就说既不能出席，就叫他们退了嘛。（先念：我和总理两个在中央开会。）我们不晓得这个事情，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改了，所以我刚才没提这个事。他们没征求我们意见就通知了。那么，杜向光（转向敖）你认识的嘛，他就混在里面的，你看，你就不检查了，你就不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了。我们这么信任你，杜向光他一直坐在那儿的嘛，很能闹事。行了，行了！不说了。有同志可能是受蒙蔽的，等回去再说吧。反正杜向光这个问题你们听得清楚，这样的话象不象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付部长对待总理的态度？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妨碍造反派监督业务嘛。历来我跟你们说要监督业务工作，是不是？（敖：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是嘛，我几次座谈会这样说嘛。我没办法，只好把你们大家都请来了。财政部我知道的，第一个单位嘛，这么多人嘛，完全可能，你们欢迎他，就相信他？你们以为杜向光会帮助你们把大权夺到手里哇！这是弄错了。同志们！你们这样子造反，会走到邪路上去的！你这是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你们要走到邪路上。我劝你们好好的觉醒过来。财政大权能够这样子让你们夺？这是中央，不是地方啊！地方是受中央监督的。中央财政大权都给你们，预算权等等归你们。到中央还有什么？人权、财权、军权、政权，就这几个呀，党权更不用说，难道毛主席把党权交给你们大家？把政权交给你们大家？你们夺到中央来了嘛，这是中央的权嘛。还有外交权，这也是中央的权。那一个《红旗》社论讲到这条的？财政不是单纯一个部，它是代表中央实行财权的地方啊，就等于计划权，是计划实行的。就拿外事口子、财贸口子说，我一直跟这两位副总理商量，拿你们做试点，想搞出一个点，健康的发展，给全国做个模范。我始终鼓励你们，就在这儿，开过一次大会，比这次人还多，我还讲了话，结果我自己弄得搬得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这不光是我自己的脚了。你们看，让杜向光这样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你们这样上当啊！这权是不能夺的呀！党权、政权、军权，军权是最大的了，党权里有人事权，政权里有外交权、计划权还有财政权，这都是大权，能够大权旁落吗？毛主席能够这样子授权给造反派？刚闹起来就这样子负责吗？我们如果这样做，是要犯罪的呀！事情弄糟了，我们要负责的。这也不能怪你们！就在这个时候，你们还要把杜向光保护着，还要受他蒙蔽，我不能不抓了。而且我也是讲道理的，几次三番请他出去，联络员请他出去，后来秘书请他出去，后来我知道了又请他一次，他还是不走，这总算仁至义尽了吧？他上次跟李先念同志谈话，谈到最后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连会都不负责开。他说：“现在我们权已经被夺了，没有权了，不能召开党组会议了。”可是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头子。他是站在另一方面来混水摸鱼，把大权夺在自己手里，这不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呀！这种人能信任哪？这要把党的事业、把我们人民的事业、把革命的事业搅乱吗！财政部不但有一个杜向光，还有一个黑手王学明，也在那个地方耍伸手的，不过他犯了罪，所以不敢公开站出来，在背后。你们年轻，你们犯错误是允许的，但是要觉醒，不要跟着继续下去，那就不对喽！对革命对运动不利喽。我们不会挫伤你们闯劲的干劲的，但是到了错误的边缘啦！我们要提醒你们，不要走到邪路上去。所以我首先说我自己，我太信任你们了，没注意你们当中有人混水摸鱼。你看，前一次接见你们的时候，关于你们外贸系统的同志财金学院的同志贴我的大字报的问题，我都说这个不要紧的，你们把事情都说出来，把事情解释了就可以了，我说对我来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你站在友好的态度上，不是敌意，尽管大家有意见，我都替他们做了解释。我们几十年的共产党，跟毛主席走的呀，这种容量应该有的，不然怎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进呢？但是你要犯这样的严重的错误，我就不能容忍了。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了，这要造成党的损失、国家的损失、人民的损失、革命的损失。今天先念同志和我为什么来晚了呢？我们开别的会议，今天还签了一个对毛里塔尼亚援助的协定，可是我们对外经委主任天天被斗……斗了一个多月，工作都没去做。这样的情况怎么能继续呀？我让你们夺文化革命大权，监督业务。两条：领导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没有料到发生这些事情，我心里很难过，逼着我最后只好下命令要方毅同志休息。不然几千个项目放在那里没人管，革命和业务要结合到一起嘛！要政治挂帅嘛。
财政也是问题呀，予算要稍微耽搁了，国家要受多大损失呀！我们渡过最困难的年月，三年灾荒，苏联撤退专家，加上我们自己工作上有些错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财政上把外债还光了，把内债也还得剩下很少一点了，今年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大概就还光了吧，难道这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也是修正主义路线？要看大的方面呀！同志们：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不能完全不看全局，就听信一两个人背后给你们的材料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材料。这样的材料你们就相信？你们这样，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乱的。在最困难的年月里，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力更生，在外交战线的斗争上和反修的斗争上，我们的朋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财政战线上，我们还清了外债，内债很快要还清，赤字没有了，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和我们相比呀？不管帝国主义、反动派修字号三类国家，他们不是外债，就是内债，象美国这样，有多少内债呀？财政上有赤字，还有多少亿的各种形式的内债。我们变成这样一个国家，你说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为指导，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呀？不错，在一段时期中，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它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批评了，毛主席的路线又胜利了。不看大的，不算总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子斗法，这样子批法，你们能够不走到邪路上去？不要上这个大当！刘少奇，他在一九六二年就是相信那个赤字，就是要搞另外一套。大概你们根据揭发的材料已经知道了，但是那个并没有成为事实，我们顶回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事情做好了，没有经过五年，只用了三年功夫，到了六四年就整个发展起来了。你们是管财政的，你们如果懂得业务，就知道嘛。外贸的发展，那是你们外贸的事了。外贸的确有许多政治不挂帅的地方，我们也常批评。吴波政治也是弱的，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坚决的。如果仅仅是一个桃园大队，那是碰着去了。当然，刘少奇让他报告。但那是四清工作，怎么能算是刘党呢？不能这样断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先念：吴波的政治我向你们交待过多次，你们硬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什么道理？）批评是完全许可的，但是结论党中央还没有做，你们不能做，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同意不同意是中央的党权嘛，党的决定中在中央嘛。我告诉你们，农林口就象王震同志这样子捣乱，你们大概也听说了，一直到最后揭露东西更多了，他就是反扑，最后，我们还在保他，一个人要看一生嘛。把老干部这样子行吗？红旗第三期出来以后，我没有跟你们见面了。大概你们也听先念同志讲了，要你们好好学习。你们看社论第三部分，那里面所有犯错误同志的一段，从笔调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主席亲自加的。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呀，行吗？你们就能接班哪？（先念：姚依林同志在这里休息，你们商学院下了通缉令？）
到底是中央作主，还是你们作主？你们下这样的通缉令！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在主席那里，这些人都提到了的。我下的命令要他回来，在国务院休息，就是在中南海休息。你们下通缉令，就是对我们通缉。在中央领导底下，这样做，我们怎样信任你们、怎样支持你们？你们还年轻，你们的闯劲、革命性我们支持，我们千个万个支持。但是仅仅有革命性没有科学性、没有组织纪律性不行。这是中央的业务机构，更加不许。军队，主席常说不能一冲，得有两冲。两冲就是既有勇，还有智。有勇有智才能打胜仗。做政府工作更是需要如此。过去是政治挂帅，或者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许多部门是有这个毛病。和你们交谈时我什么话都给你们讲的，能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可是，你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呀，你要把党权都夺去，把政权夺去，把发号施令权夺去呀，那怎么行！没有界限了。同志呀，有些事情总是从反面教育对大家更深刻。如果没有杜向光的这一手，那要说清楚这个事情，不知道要费多少口舌。今天不需要多说，你们大家都支持，这里面有党性、阶级性的问题。同志们：这是个阶级斗争，这就叫阶级斗争。利用造反派的名义，混水摸鱼，鼓动财政部不明真象的同志起来反党，要夺取中央的财政大权，结果你们几乎上了他的当。没有今天这一下，揭发他还得费事呢。他自己送来了，而且我先礼后兵，劝他退，他不走，逼出这一手。靠一个杜向光就夺党的财政大权？这完全想错了嘛。同志们：我原来想预先经过李先念同志告诉杜向光打一下招呼，让他说服大家，然后我再来见财政部的造反派，就好说一点了。可是现在看，要他这样的人来管这个事情，你说我们糊涂不糊涂。是不容易看清人哪。
同志们：这样暴露也好，你们也被骗了，我们也算被骗了。因为先念同志不熟悉他这个付部长，我更不知道他怎么来的，现在正查他的档案。你们把原来的名单换了几个，另个有没有司局长来？（先念：有一个葛复村。）你是不是司局长？（葛：我是付局长。）你为什么参加呀？没有你的名字嘛。（众：走！走！……）不要解释了，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嘛。（众：商业部还有一个司局长来了。）（先念：有名单的。）哪一个？如果有名单，同意了就是另外的事了。葛复村让他回家去，不要管了。当然，干部三结合我们是主张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成熟嘛，混水摸鱼的方法是不好的。现在是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从两条路线斗争进入到新的阶段。你们看了《红旗》杂志第三斯社论，也可能听过我在人民大会堂劝各地同志回老家时所作了个广播演说，我在一月二十二日也讲了夺权斗争。实际上我们从上海夺权斗争开始，就进行这个准备了，我也给你们谈了，一月十几号就谈了。你们财贸大会什么时候开的？（答：一月十八号。）我在那里讲话，支持你们的夺权斗争嘛，支持你们领导文化革命，监督业务嘛，是鼓舞你们的嘛。你们开大会，比外事口还早，他们到现在没开成。我完全是希望你们能够树立起来，先念同志也是积极支持。我们两人商量，给中央报告，想拿你们做试点，多次接见谈话，结果弄成这样的局面。不过现在事情也不坏：反正夺权斗争才仅仅一个月，上海开了端，上海工人阶级带了头。我说，第一张大字报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一向以北京为先。从“五·四”、“一二·九”、“反饥饿斗争”，一直到这一次文化大革命，都是北京大学带头，那么，到了夺权斗争这个阶段，就不是一张大字报所能解决的，就需要广大群众去发动了，上海工人起来带了头。
一月五号文汇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然后跟着有反经济主义的十条措施，这一次也是毛主席首先抓住的。主席比我们都看的快，文汇报，我们还没有看到，主席首先看到，象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样，把我们召集去说要支持，人民日报一月九号登出来，以后紧接着发表了一些东西。十六号在主席那儿的会议上决定，夺权斗争需要进行三结合。就是在地方上，要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要有解放军的代表，还要有革命领导干部，一种是一直站在革命路线方面的；一种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改了的。不仅如此，还有即使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还允许他将功折罪。这样的意见，我在一次铁路系统的会上也说过，我说：有些干部虽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是还允许他将功折罪，撤职留用。我有四句话：“撤职留用，限期观察，（譬如限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将功折罪，以观后效”。这种人如果肯改的话，还是有希望的。主席改的那句话，即如果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还允许他改正错误，将功折罪，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党的惩前毖后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毛主席从遵义会议以后、领导全党以来三十几年的传统政策。我们跟着毛主席走嘛，清清楚楚嘛，我们也犯过错误，允许我们改正嘛，团结我们嘛，跟着他走的嘛。怎么这次革命运动能把一些老干部统统去掉呢？不可能设想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现在外边的一些标语口号，不都是中央同意的呀。你们不要以为中央都点了头的。过一阵我们要和红卫兵开会，要讲这个道理。那样的标语，那样的漫画，搞下去，是把我们的斗争降低，不是提高呀！这不象毛主席的学生呀。现在外报已经反映，北京的漫画马上香港报纸就登了，就反映到修字号帝字号的国家里去了。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抹黑。现在一直污辱到解放军身上了。我刚才跟解放军的同志谈，现在很多地方的军区被围攻、被冲击，这是不允许的，我费了很大时间说服他们。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包含着那种亮相的、也包含犯错误改的）还有解放军的代表，这样三位一体“三结合”，这样夺权的，才算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资产阶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才能这么说。而且应该更肯定的说，就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夺权的目标就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毛主席不赞成加后面那句话，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赞成这句话，前天我们党的会议确定不用这句话了，你们看以后的文件就没有了。不赞成这个扩大化。因此不是每个省都是统统靠边站的。允许有一两个或者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允许有的省一个也没有，也有可能犯了错误，改就是了，不负主要责任，负次要责任。
至于我们中央各部，就更不能用三结合夺权了，那怎么办呢？现在不是一部分在夺权吗？但是我们说明：凡是没经中央承认的，你们夺权是不算数的，我们要一个个的来审查。因为现在如果承认这个夺权，就是说所有中央各部负责的同志或者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样就等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那还行哪！能给他们做这个结论哪！中央不能这样做。过去有的同志想扩大一点吧！这一扩大就很不利了，黑手就来了。杜向光就是这样。你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吴波算不上，至少是顽固分子吧，姚依林至少是顽固分子吧，这么一加就加上去了，这就造成了夺权的前提了。主席就是伟大英明，他不赞成，他觉得还只能是四清以来那个夺权的继续，就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其他的还得结合起来。比如杜向光，如果他不搞一手，不插这黑手，不违抗中央的命令，那你们同意他，我们也会同意他的呀。一个人总是事不由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权抓到手，不晓得这样就暴露了。如果他今天不来，我不能说得这样绝，还得留有余地，因为你们大家还不觉悟，不懂得嘛。（先念：原来是明天叫他停职反省的。）那也得跟你们大家商量呀，现在就不用商量了，他做的比我们准备处分的还重嘛，那还有什么话说。所以说明主席的英明伟大，他总比我们高明哪，他什么事情都看得远，就晓得你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把范围搞得更准确，不要稍微有些扩大。因为一扩大就便利了坏人，就会使年轻的同志容易在方向上弄得动摇起来。你扩大了嘛，方向就不能很准确了，打击的目标就不能有的放矢了。用主要力量打击主要的敌人，这是主席的战略思想嘛，扩大了就会乱打，乱打就会不团结多数了，就不能达到最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先念同志和杜向光吵了半天，他都不同意，怎么达到主席的要求、最后达到团结群众和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不可能了，都靠边站。党组也解散，他不管，现在已经没有党组，他宣布党组取消。党组是先念同志的第一书记。这样忽视党的领导呀。先念那天忍下去了，报告了我，我们商量原来打算一道开会的，后来还是分开来，先跟你们商量，然后再跟领导干部商量。他明明知道他的地位，他不管，他今天一定要来。
中央各部门搞什么三结合呢？这不是领导干部、群众外边还派个解放军代表，那变成军管了。中央各部门不需要采取军管。什么三结合呢？就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比如司局长吧、还有你们在座的革命群众的代表。造反派一起来总是没有长字号的，现在当然可以逐步吸收了。个别吸收，我也说过这个话，因为造反派这个基础才能巩固呀。这样的三结合，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造反派的就是革命广大群众的代表这样子三结合。这样三结合组成什么呢？我们现在设想（还可以讨论）可以选出一个革命委员会来，监督整个部的文化革命和业务。将来实现这么一个监督机关，以群众的代表为基础，这是我们各部改革最后要实现的一个目的。不管你当权派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呀，或者没有，你就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是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也要实行，这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人管。我们这些领导人也是要有人管的，我们并不怕你们，希望你们管的，你们这半年管得我们好嘛。造了反，当然不是造了毛主席的反，是听了毛主席的话，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当然一造反就火烧，烧得多了一点，不应烧的，烧了也不要紧吗，只要不打倒，打倒就靠边站了，或者比靠边站更严重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不是这样，确实跟这相反。毛主席那段话说得很对，如果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国家的大事都交给你们，我们连过问也不过问了，有靠边站的思想，我们领导干部有的同志是有靠边站的思想了，做群众的尾巴。你们能承担得起吗？你们稍为冷静地想一想，政府这样多方面的大事，你们晓得，也不可能承担。把事情推给你们不过问，就等于故意的将你们的军、捣你们的乱，那你们陷进在这里边就没法出来了，结果事情办不好了，不等于看你们笑话吗？把大权统统交给你们，我们不管了，我们都靠边站，去休息去，那怎么对得住人民、对得住党、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革命呀！我们要犯罪的呀！
我们要在这个斗争中锻炼，你们一般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当然干部中四十多岁的也有。我在外交部就问到一般的科员也有四十多岁的，你们部里也有吧？但大多是三十多岁左右的。这样把权交给你们，那毛主席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怎么能学得到呢？我们如果看到你们这样做，不出来纠正，那我们要犯罪的。我跟红卫兵说过，我给你们也要这样说的，我们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不会骗你们。到了这样的关头，我们要出来说话的，我和你们联络站的同志说过，凡是重大事情我还是愿意和你们接洽的，不是又接洽了吗？本来这个口子有先念同志负责，我可以少管一点，但你们看，这个命令就不灵嘛，不能不引起我警惕，不能不答应先念来过问这个事情。先念同志还是先谈一段，打了一点底子。
各部门的夺权斗争采取监督业务，然后走向三结合，这要一个过程。要给部的领导干部一个机会，让他们当着大众，把政治态度说清楚，不算旧帐。让他们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讲清楚，有的检查、有的讲话，听一听，亮亮相。这样子彼此建立了信任，三结合就可以形成了，这样子成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就会起监督作用了，这是一个新的创造了，以群众为基础，上有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三结合也是一种试验，我在前两天首先推荐给外交系统了。今天晚上再推荐给你们来试点。
如果财政部同志有觉悟的话，我们就应该好好地想想，造反派这一点也不对嘛，先念同志请你们来谈话，你们对先念同志无话可谈。是哪位同志呀？（先念副总理：刘振玉）这也不对的，怎么能这样对待李先念同志呀！你怎么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党的负责同志呢？
那位是谁？（答：程圣言）程圣言同志。那位呢？（答：刘振玉）（众：带头闹事的。 后边那个闹的最厉害，还有东头那个。）那一位？（答：我叫高公富）高公富（众：还有那个女的），（答：宋雅兰）噢，宋雅兰同志、高公富、纪兆才、程圣言，（众：那个骂人，举手打人的）好！坐下，坐下！同志们：你们要好好冷静地想一想，特别是刘振玉同志，你这样态度完全是不对头的嘛！两次请你，你说跟李先念同志无话可谈。你们呀！我们这样子努力帮助你们，你采取这样敌视的态度，（先念：说是要把我打成黑帮。商业部要注意呀！还有商学院哪。）所以这件事情你们走过头，就要走到相反的方面。我们愿意你们走向相反道路上吗？我们也不愿意造反派碰到这样一些失败呀！难道我们高兴吗？象杜向光，那是另外一种性质喽，他自己伸黑手，想混水摸鱼。你们是部里造反派嘛，是不是？我劝你们回去好好开个会，痛切地检讨检讨。你们走到错误路上去了。吴波有错误，不是你们说的那么厉害嘛，（先念：商业部的造反团、商学院的造反团、“八·八”队、财政部造反团有方向性错误！）你们这样做的结果，非走到相反的方向不可了，到了边缘了，我们不来提醒你们，你们会滑下去，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犯了错误。要好好地冷静一下头脑。
三结合也不是容易的，首先我们要分析，你们现在已经造了反，文化革命大权拿到了，监督业务超过分际了，第一部超过分际这部分要退出，只能监督业务。只能监督，不能遇事干涉，那样就无法做事了，在这方面外贸部自从我说了以后，情况还好一点，粮食部也好一些，你们注意呀。你们管多了，你们负责任。出了乱子我们找你嘛。（先念：银行夏××来了没有？你们斗胡立教不斗胡景云是什么道理？你们以为我讲的话都是没有根据的……）你要接管业务，管错了，我们再来找你们，我们心里不安嘛。我还是说，如果这样子，我们就犯罪，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党，对不住毛主席，党和主席这样信任我，叫我各方面的事情都要过问过问，我能看到不说吗？
财政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教育了大家，也教育了财政部同志本身。你们要好好地检查。党组的工作还得恢复。告诉你们，还是吴波，还是先念，他兼财政部长嘛，党委托他管财政大权哪！上一次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先念同志提出来过不兼财政部长，几个同志都打算不兼了。主席说不行，一律得兼。这是对这些同志信任嘛。不能认为好象所有的副总理都不可信任了，能这么看吗？财政部党组得恢复。（先念：商业部党组得恢复。）你们对业务还只能监督。如果你们守这条线，那么首先你们自己整风，你们部内的造反派好好地自己整风，你们解决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杜向光、葛复村，杜向光财政部工作不能做了。葛复村嘛，也还不忙于让他参加你们造反派的领导，因为领导干部嘛，要我们给你们来排下队，站出来嘛。所以我们明天还找葛复村来的，我们的秘书根本不认识你们任何人，所以分辨不出来，进来以后才知道。你们这样做就等于欺骗党嘛，我们对你们说的话，句句是真的呀！如果说错了，我承认错误。但是不能骗你们吗，希望你们──你们也来了不少人、接近二十个人，你们好好回去整一下风，痛切地开个会检查检查。
同样的情形在别的部也一样。超过了监督业务，变成了领导业务，那不行。领导业务的还要退出来，现在只能监督业务。每个部党组都要恢复。商业部党组取消了，不行，还是姚依林。姚依林他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他已经检查多次了，身体也几乎倒下来，所以我们要把他保护下来，你们的“通缉令”得取消，你再这样继续通缉，你就是向党来通缉。我下的命令保护他，你就是对我下通缉令嘛。罕见了！你们简直超过分际了！给你们这样大权，你们还要这样做，你要走到反面吗？商业部的包含两部分，有商业部的造反派，有商学院的造反派，还有财金学院八·八队也参加了几个人，是不是？（敖：没有，只有几个人去那里……）没有吗？也算啊。你们要好好在一起检查检查，这样子要走到反面的！
无所谓恢复党组，本来党组我们就没有取消。你们不能推翻党组，取消也是另外一回事情。各部我们都没有放松这样的口，工交系统他们那种做法我们没有承认的，我还要一个一个来管的。现在工交系统非常乱，我开了三次会，想先把情况稳定下来。有些部就不能稳定，铁道部搞得一塌糊涂，不断地打，我开了十次左右的会不能解决，铁道工人多次要求我们实行军管，但是我们还想等一等，如果再继续下去，那就无法避免了，就是各个联络站去那里闹，这样就要走到它的反面。商业部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其他部门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应该考虑。总之，党组或者是党委，一定要行使职权。你们只能是监督，不能够领导，不能超过监督的范围，责任还是部长、司长负。他们如果有错误，你们检举出来，确实错误，如果我们一定要纠正，要作负责的答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革命权还在你们手，运动你们可以领导嘛。至于怎么进行三结合，底下再说。总之是党组（或者叫党委）要恢复，监督业务不能超过分际。
再，各部门的造反派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监督业务，应当主要由他本身的造反派为主。比如说，商业部就是以商业部造反派为主，外贸部以外部造反派为主，粮食部以粮食部造反派为主，银行以银行造反派为主。至于有关的学校是否参加？根据情况以本部门的造反派为主，有些部不能让外边的来参加。比如公安部肯定是不能让外边的人参加的。我们曾经一度允许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去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允许他们试验一下，结果效果不好，他们自己也承认。因为他就那么几百人，不可能管那一万多人。怎么办呢？只好包下来，长字号的、高级的都靠边站，不要了，就靠下面的人，下面人出什么主意，他们只好照办。结果闯了一些乱子，这也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他们还不想搞好？没经验哪！下面的人有的给他出坏主意，也有出好主意的，两者都有。好的主意当然好罗，坏主意呢？本来都希望他们能够把公安局本身造反派的火点起来，把彭、罗时代的那些黑手检举出来，把北京市公安局来一个彻底革命。寄了这样的希望，但是后来证明，这样的试验失败了，不得不实行接管，我们把失败的经验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在内部好好检讨。谢富治副总理是全心全意地注意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不行，内部造不起反来，因为外部代替了内部。外部进去一掌权，内部的造反派造不起来了，结果把全部包下来了，不分青红皂白，都包下来了。结果不行了，只好实行军管。现在大家都赞成军管。你们不是也赞成的吗？天津公安局比这还要严重，天津是内部的坏人造反派、反动的造反派造革命派的反的，一小撮人在那个地方夺取了公安部门的大权。天津比北京秩序更差，岗楼上没有人了，交通岗都没有了，这样十几天，人民真是好哪！没有办法，也只好派军队接管。天津人民真是欢腾已级。天津公安局的假造反派也还挂个名字叫做政法公社，鱼目混珠。所以你们要防止啊。你们一旦有名了，人家到处想沾你们的光呢！你这个“八·八”队事情管多了，你就要防止本身的尾巴不掉罗。北航是北京革命派有威信的嘛，很多地方就利用北航的名字，实际上不是北航，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不要骄傲。一旦出了名，就很得小心翼翼。北京出名的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大，你们财金学院的“八·八”，都会要裁跤。所以我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发展处于政治优势的时候，保守派分崩离析，觉到自己落后了，要开门整风，甚至要接受革命造反派的领导。但是到革命造反派吸收得太多，变成组织优势的时候，危险就来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不但把革命的包含在里边了，保守的也包含在里边了，有左的、有中间的、有偏右的。这时内部就发生问题了，思想不那么一致了，行动不那么一致了，有些事情就管不了啦。同时，坏人就钻空子了。所以凡是当着组织的优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思想上要继续前进，才能不断革命，不至于落后。当然，这个问题要跟你们多次谈，你们要实践才能懂得，你们也会慢慢认识这个问题的。
部内的问题一定要以部内的造反派为主。（先念副总理：要把商业部、财办、财贸政治部的八·八队撤走。）现在，如果说有些内部的造反派还不强的，外贸部不强，是吧？（答：外贸部很强。）很强，好哇，这样就好！（笑）粮食部呢？部内有吧？（众：有一些学生在那儿……）是呀，即使同学们去了，要……。你们，比如财金学院、商学院、外贸学院这三个学院，应该帮助部内的造反派。夺“私”的权，树“公”的权，这是清华的一篇文章。三司的确有一些思想水平好的年轻同志。最近又有一篇好的，《光明日报》今天转载的，就体现了主席关于干部的思想。这说明我们年轻的小将的确有思想先进的，写作的水平也高，帮助各部的造反派起来以后，如果确实有几位和那个部发生了感情，又愿意在那儿长期工作，大家又欢迎他，也可以留下去。因为他就等于参加这个部的革命造反，不再离开了，这不是一样的吗？我跟调查部的同志谈起这个问题。国际关系学院有一部分人进去了，他们有两派意见，一种人就是想帮助调查部的造反派起来夺，夺了以后就走，这也是许可的，他说我不能久留，我将来还要回学院念书，我还学一两年，现在进去了，我出不来了，不好。我进去了，懂得了调查部的许多国家机密，不能让我走，他不愿意。我说这种人也很好，他懂得这个界限，要走，让他走。谢谢他，他帮助是与人为善嘛。第二种，决心留在那里就不出来了，那也许可。只要是成份又好，政治表现又好，当然欢迎。所以，对于财贸系统、外事系统，我还是保留我这个意见，即少数的人对那个部参加文化大革命一个长时期，建立了思想感情，阶级感情，他也愿在那里献身，愿意在那里做下去，也不三心二意，那也可以欢迎。由双方造反派协商，那你就留在那里。但这就要求固定，不要今天来一下子，明天又走了，后天又来一下子，那就使得我们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革命秩序了。现在已经到了夺权的新阶段了，应该把这个讲了。革命的群众代表应该这样子。凡是各个部自己的造反派力量不强的，应该努力把他加强，这不在于数量，还是先取得一个政治优势，到了争取数量的时候，要吸收中层干部，才能把你的工作能力提高。我们并不反对中层干部参加革命造反派，要诚心诚意帮助的人才行。我提倡过要逐步吸收，但部的业务系统还是不要把它打乱。
中层干部、领导干部里面会有些人要调开的，比如说，总是有坏一点的罢了官吧，比如，薄一波也等于是罢了官吧，虽然没有宣布。还有个别要提起来的，梁膺庸捉起来了，是个大叛徒嘛。这也是有的啊！罢了官的是有的，但不会多，会有一批调开，在这儿不适当了，调开，剩下多的就是留用一批。有各种留用，刚才说了，留用的就是留用，也有监督留用的，这是发生问题的，也有停职留用的，也有撤职留用的。吕正操是撤职留用，以观后效，看他能不能改，给他一个最后的机会。武竟天我们宣布了两个月，荣高棠就没有留用，罢他的官了，当然罢官的最后结论还没有作。
干部要排队，谁排呢？在群众方面，应该让他表态、“亮相”，我们党、上级领导也来考查，双方结合，上下结合。怎么做法呢？不能象现在这样斗法，这样斗是无休止的，没有法子进行业务。我刚才举个例子，就是方毅同志，这是我们党的好干部，曾经入过一次狱，最后出来是国共合作了，他放了出来，没有什么手续，这是审查过的。在对外经委主任这个时期，工作很有成绩，机构最小，有很多专家在外边，帮助人家几千个的项目，要不断签署合同。我刚才说了，今天签署援助合同，他没有到场，一问，才知道机关检查某人的错误，造反派勒令方毅必须到场，你看，这样一个大的援外合同的签字，对外经委主任不在场，那会给群众什么印象呢？这怎么行呢？我们宁肯推迟签字等着，许多国家都晓得他这个人，非洲人都熟悉他，越南、朝鲜都知道他，特别是越南，他在那里做过经济代表。怎么能对待这样一个同志，随便一棍子打下去呢？这不合主席的政策。还有，对干部一斗就是十几天，连续不放。我现在说一个例子，到现在我很难过，张霖之到底是怎么死的？硬是矿业学院把他关在一个地方四十多天。尽管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他和彭真、薄一波特别是跟彭真也有一些关系，但是今天不能作结论。这个同志还有他的长处。煤炭工业部的造反派和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斗住不放，四十多天我不晓得，他死了才突然晓得。所以我今天一听到段君毅，还有今天你们要回来的王磊，（先念副总理：王磊现在已进医院了。）我们中央一听说，我就下命令，没有二句话可讲，一定要交出来。还有康世恩、段君毅还没有要来。（先念副总理：段君毅准备要回来。什么人给我报告，要开几万人的会斗争谢北一）象这些事情，都不跟我们商量，把我们中央领导完全放在一边。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那几句话，连主席自己也想不起来是那里说过的，后来才有同志说是“五四运动”那时，一九一九年“湘江评论”上主席的文章里说的。主席说，那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时代嘛，那时我们都是一批爱国主义者，有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呀，怎么能乱引用呢？那里边没有阶级性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无产者说这话，资产阶级也可以说这话。主席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席是很严格的。你看他的诗词，第一篇是一九二五年的。主席作诗作词，何尝是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的。但是他一篇也不拿出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主席在沁园春以前的诗。主席对待一个诗词都是如此严格，我们对待我们的领袖，不能够以常人来论，我们也应当拿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严格地来跟着主席走呀。你乱用他的东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啊。我把知道的事都告诉你们哪。关于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子斗，一斗几十天，十几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行！把业务耽误了，把身体也摧残了。老干部都这样对待，你们不感觉到，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不安，几十年的战友哪。
每一次主席跟各地方来的同志谈话，跟中央的同志、政治局的、国务院的、文革的同志谈话，总是先讲革命，后讲干部，总是要讲一段干部的。要在运动中造成一个好的传统，主席的干部政策传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而且那种斗争的方法：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弯腰、喷气式飞机，照出象来展览在大街上，让外国报纸拿去登载。我们红卫兵报纸，甚至省报都登出来了，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先念副总理：老实讲我就流了泪，那样下去还得了！）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当然要一分为二，也有坏的，但坏的是少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先念副总理：我看了陕西那个百丑图，那里边我认得好些人哩，那都是反党分子？）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我们无产阶级，不要丑化我们自己嘛。对老干部，不能都是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呀。那好，我想你们将来当了政，管了事，将来下一代也这样看待你们，代代相传，把我们党造成什么作风。那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作风，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想到这个地方，我就睡不着，我就难过。但是我不会流泪，这种时候我是要挺起来说服大家的。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不说我要犯罪的。但别的同志发言权比我低呀，他们有什么办法？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哪，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为所欲为，行吗？主席首先就不赞成这样做。我们不能放心哪，这是害你们的呀。
我们党内是有一套坏作风的啊！过去左倾路线统治的时间是很长的，后来彭、罗、陆、杨他们又接上来。主席从遵义会议起到一九四五年七大时为止，十年整风，把党的作风算渐渐地培养出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就在党校的整风中，彭真还插一手，主席在七大是指出来的，主席讲七大是团结会议。果然彭真这一个瘤子，二十年后暴发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党内起很大坏的作用，许多高级干部受这个东西的坏影响。唯心主义多了，唯物主义就少了，形而上学的东西甚至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多了，毛泽东思想就少了。刘少奇引了许多孔孟的话。当然孔孟的话也有好的，可以借来旧词新解，但比起同时代一些比较朴素唯物主义者那就差得很。这一次把彭、罗、陆、杨揪出来，又批判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他们的世界观，这样子有利于在党内把主席的思想作风，大大地宣传发扬，在我们革命运动中大大地发展。但是现在这个斗争方法确确实实是不利于向着宣传主席思想的方面走的，是不利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觉得不能不出来说话了。我也摸了一个外交部的点，跟他们谈得比较深，今天跟你们谈得更深。我们的思想是要逐步发展的，要把党的干部作风通过你们传之后代的。我们寄希望于你们。但是照你们现在的作风，是不能传之于后代的。
你们总要把一个人斗臭，不是应当斗臭的，为什么要斗臭呢？要有个全盘估计嘛。一般地说，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个多月时间的错误，到底有多大，有的严重些，有的轻一些，有的还没有沾边，不能每一个人都有分哪。至于历史的问题，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那只能在专案上解决。否则把每一个人十七年来的讲话都拿来计算计算，量一量，除非他不说话，不写文章。刘邓两人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刘说的话多，邓就不大说，邓是事情愈少愈好，你找他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话少呀，找他的错话也找不到多少呢。做事情总得说话，开会讨论问题总得发言，不能每一件事都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呀。我们几个文件里都说了的，十六条说了，以后的文件也说了，就是说过些错话，做过些错事，写过些错东西，这要区别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区别于反动学术权威。应有区别。
这样，就比较快一点了。比如一个部开几次会，副总理到。我们分口子了，我不能每一个部都到，不可能。比如我们财经口子，我们开那么一个大会，先念同志也跟陈毅同志一样，讲一点自我批评，把他应当承担的责任讲一次，给他个机会。大家听了，然后再分部去开会，让部长们讲讲，司局里开会叫司局长们讲讲，也不要每人都过，人人都有份。有些人没有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嘛，他业务上有些错误就可以在平常的会议上解决吗。部里开一两次会，司局分开来开会。这样子过了以后，就排排队，从监督业务，进入到三结合，上中下三结合，建立以群众代表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把夺权斗争走到一个正确道路上去，希望你们在财贸口子树立几个典型，你们几个学院应推动前进。业务现在限制于监督，然后走向于三结合的监察。这个我们还要抓典型。财经大会我还是来，文革小组我们都准备来参加一次。这个会由国务院来召集，先把你们各部的问题弄清楚一下子，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这方面，还是你们带了头的，这次再打个头。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哪。（这时财贸联委会负责人敖本立起来对他同意杜向光、葛复村参加今天的会议等问题，做了检查，并表示了态度。还有外贸学院一女同志发言，均略）。
外贸政治部红旗战斗队整理，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遵义革命造反兵团翻印；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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