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18 作者：周恩来
周恩来周总理讲话：
今天是和国防工业各部院，国防工业、国防工政造反派负责人谈话。凡是部外、院外、京外的单位，我们没邀情他们参加。按规定，应当是本部、本院、京内的造反派。如果不是，那我问到你们时，你们声明一下。例如“全无敌”中有二位哈军工的造反派要来参加，我们不同意……。
周总理问：你们（二机部）现在对部的权还是监督吗？
×××部代表：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总理：你们没有报过中央呀！也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是没有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只能叫某个人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
二机部代表：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总理：故意刁难，你们就告状吗。领导革命，监督生产是同意的。你们不能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你们是在我们号召下，但是，有限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监督业务是有限的嘛。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学校先搞，放假闹革命，又成立红卫兵，这两个特点，成绩就大了。机关有业余加上机关红卫兵组织有反复，红卫兵过了三十岁就不能参加，后来想改成革命组织，年龄不限制了，这就晚了一步。机关比学校晚了一步，这没有什么，可能更健康些。接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企业是分期分批，机关不能不受一些影响。等到十月以后，工厂、农村二个十条发表了，就有根据了。现在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夺权阶段，运动就来的快了。我们号召你们机关夺权，一般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这是再三声明的。业务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党委直接属中央，即使你们造反团领导层成员是党员也只能领导群众组织，要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是赞成的，要夺党权就是毛主席的权，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权，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想夺业务权试点，但不成功。成立了革命班子，业务班子，由于没有全面经验，容易根据一时决定，他们也善于请示汇报，结果广播事业局出了几个问题。他们领导业务，把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完全排开了，就不行了。（举例：略）宣传大权属于中央，应由中央选派，由各方面代表监督业务，必须三结合。我们应该提拔一些新的青年积极分子，新的积极分子上来要有个熟练过程，否则不行。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
财政部有个副部长杜向光出来亮相参加了造反派好啊，要他与造反派商量监督业务，我通过李先念副总理把几点决定通知他，他拒绝接受，说我是造反派，国务院的指示要保留，毛主席的指示我也要保留。党章上规定保留是允许的，但不能不执行，这个党员连党章都忘了。第二，他说我们财政大权就是夺定了，拒绝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今年预算，拒绝接受国务院指示，要夺中央财政大权。我们再叫他来，他也不来。好！我就召开财贸口造反派会议。
今天我给你们谈，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召集国防工业部部长、司局长来开会，除党中央已宣布的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我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我们有中央领导，不能拒绝中央领导，超越中央领导，你们宣布罢官，没经中央批准是不算数的。
财贸口造反派来了，发现这位副部长与一个副司长勾掉了二个人名字混进来了，于是我们联络员请他们出去，造反派说不行，如果要他们二人退出，我们就全部退出。与国务院如此对立。第二次李先念副总理来了，请他两退出，造反派还是这样说。我想事不过三嘛，我来，派了一个秘书叫他两退出，他们还是不干。这样向我示威。他们还把印好的传单放在我面前，这是造反派惯用的手法，这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可以的，但也要按毛主席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他想利用造反派来伸手篡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把他对抗中央的情况告诉造反派他就孤立了，造反派也不那么说了，我也来了个区别对待，副司长就一次混进会场，可不退出，副部长三次对抗要退出。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杜向光退出会场，我们就把他逮捕，隔离反省。因为部长是我们任命的，群众是讲理的，真理绝大多数人是会懂的，但群众会一时受蒙蔽。你们掌握了文化大革命大权，在这关头，你们要注意，先给你们讲清楚。×××同志（二机部代表）我说的这些话，一是对你一个人讲的，也是对大家讲的。
总理：图章也夺过来了，那就不是监督了，现在有些部长、司长、处长都靠边站了，主要是他们的责任，这些人想反正是豁出来了，不想干了，应付一下，放弃日常工作的领导。
现在把夺权意义给大家讲一下，借此把有些问题澄清一下。
全国解放以来，那是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军扫平天下，那是自上而下的任命，把国民党机关旧人员都包下来了，机关里侵入资产阶级影响，产生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49年夺权并没有结束，只是全国夺权的开始，剿匪反霸，三反五反，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57年反右又是一次清除，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九六三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前的运动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由自下而上运动相结合。以自上而下为主，四清也是这样。这次运动和历次运动不同，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这次在最高领导下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五大（加大串联）基本上是四大，大串联不会经常搞，现在火已经点起来了，夺权斗争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就不要大串联了。夺权必须讲清楚是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必须做这样的分析，要看到十七年来还是毛主席的这条红线起主导作用，这是主流。谁否认了这一点，谁否认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和取得的伟大成绩。不错，有反动路线，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影响很大，他们站在反动立场压迫群众，压制各种不同意见，有些地方围攻，围斗，有些地方拘留起来，这是十七年来性质最严重的。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冲击旧的影响，旧的制度。所以毛主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四大。十月份就把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来了。又有补充规定，十二月份又出了两个十条，以后公安六条、军委八条，最近又有五项命令，这些都是为夺权作具体部署。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阶段，毛主席亲自抓了文汇报刊登上海11个团体的《告上海市人民书》，32个团体的《紧急通告》，跟着夺权斗争就开始了，当时估计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不一定那个单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会夺权，当时上海出现了接管风，这确是人民的要求，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只能因势利导。当时我们曾说过，除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书面的没有这样提。《红旗》三期社论毛主席亲自看过改过，经过讨论，毛主席说还是原来范围，否则各单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各个单位也都容易安上，面就会扩大。造反派对这一类话，也不愿意传。
前些日子，三司写的《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夺私权，比《红旗》三期还深刻。三司又写了一篇关于团结革命干部的文章，很好。我们推荐到《光明日报》上，也广播了。什么算顽固，界限也没有定，在社论第三段毛主席改过很多，即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不是屡教不改的，也应该允许改正。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了改就好嘛。有什么证明，不是57年的右派帽子就摘了不少吗？屡教不改，三次就不好了。对于杜向光我就采取了三次，他就决心与你对抗了，这点算礼尚往来了。
毛主席说：“打仗必须退三舍”我们允许他们改。你们会听我们宣布的。吕正操、武竟天、就是撤职留用，将功赎罪，限期观察，以观后效。听说铁道部造反派让他半天扫茅厕，半天检讨，就无法考察，以观后效。给一定适当劳动很好，对改造思想有好处，不能老是劳动，缩小打击面，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这是毛主席一贯战略思想。夺权斗争对领导有改造任务。所以不反对每个部都夺权，这使各部都动起来，锻炼你们。但监督业务，不能成为妨碍业务。财政部连下达任务都不执行了。杜向光参加造反派，但这样的造反派我们不放心。你们国防工业更懂得了，监督业务，也必须十分谨慎。但据了解，各部监督都超过了范围。例如外交部，现在办文很快，但不深刻，不能分析，外交文件质量下降了，对国际影响很大。被动了。各单位夺权幅度也不同，彼此联系也不好办。我们打电话找各部部长就困难了。所以说监督业务要有分寸，不然业务就不灵了。
夺权要走向革命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处、科长），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互相制约，这是无产阶级的制约，民主集中制的运用，毛主席说过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监督办法，现在解决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面，监督一、二件事还可以，但是监督日常政治生活不行。机关中采取上、中、下三结合，就实行了监督，这样就必须使部、司、局长、科长一级干部，要使他们有职有权，但不是一概而论。一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执行错误，不是提出的人，要轻一些了，而执行的人越往下越轻，有的地方越往下越严，因为与群众有直接关系。一般的执行错误路线检查二、三次就够了，不要总是揪住不放，使干部和群众对立，就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当时我们长征时，经过草地，四方面军的头子张国焘，他反对毛主席领导，与中央闹别扭，建立第二中央，他还袭击我们，毛主席与兄弟单位不发生任何冲突，继续做工作，第二年，三个方面军就会合了。1937年就批判张国焘，他搞分裂，陕北整风时，罗瑞卿对四方面军搞人人过关，一次检讨不够，总是检讨不深刻，把这些干部搞得灰溜溜的，毛主席和干部谈话，发现了马上就到抗大做报告，批评罗瑞卿的做法是错误的。毛主席还一再说，自己没有过问这方面的工作，张国焘路线以他为代表，就批判他一个人，其他同志受蒙蔽，只要改了就行了，一下子就解放了大批干部，主席去年见到四方面军的同志，还在说这件事。这是主席的方针，只追首，不追从，后来张国焘逃跑时只有他一个人，连他的警卫员都不跟他去，这就是干部政策的伟大胜利，这段党史应该好好学习学习，执行的人检查，我们不能老说不够，不够，这就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抗日战争打过好几仗，所以整风后，全国团结，走向胜利，不是那么容易，这很值得注意。这次有二个月，我们对干部还这样下去，我们就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了，这样做下去，就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对干部批判有的地方还是这样，我看了很难过，不怪年青同志，我如果不把这件事告诉你们，你们再不断斗争，无休止检讨，这不行了，一个人检讨的确一下子不能深刻，一轰就不行了？隔一段时间，冷静了，检查又深刻了。现在斗争方式已经发展到如此：打人、挂牌、游街，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我们对溥仪没有用刑，把他改造了，把末找皇帝改造了，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奇迹，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用这种方法呢？这是不好的作风，不能让年青人也这样做。三座门有的把照片，漫画贴在街上，马上传到香港、东京、莫斯科，传到全世界，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三座门贴的低级的大字报，我不愿意看，我们无产阶级斗争是光明正大，是政治斗争，不能搞黄色低级的东西，街上标语是“砸烂×××狗头”什么狗头？人头嘛！当然罗！总得搞的轰轰烈烈，机关干部水平应该高一些嘛1
对干部要区别对待，贵州文件上就有五种。例如梁膺庸是叛徒，把他抓起来了。对另外一种如杜向光，暂时隔离反省，过了几天反省好，就不一定严格处分。有些临时采取一些措施，这是一类，这是极少数；第二要罢些官的，有的不能做事的，很少，有的撤职留用，考察一段时间；第三停职留用，在工作中考察，这一般是少数；第四监督留用；第五留用，这是多数。还要提一批，提到处科级、司局长甚至领导岗位，这是革命需要，还不少，把新生力量提上来，这是运动后期要实现的，在夺权斗争中也可以适当进行。抓极少数，罢极少数，调一些，留多数，提一批。这对于三结合，改造领导，改造业务有好处。这是设想，还未形成文件，这是监督业务所发生的。这所以要说给你们听，一是使你们心里有数，想试试后再形成文件。这是监督业务所发生的问题。当然每个造反派可把你们对领导的意见提上来。领导参加造反问题，以群众为基础，逐步吸收“长”字号，不一定发展很多。这对造反派组织有好处。
造反派在政治上占优势，大方向是对的，当然不可避免犯些错误，保守派逐渐缩小，现在面临着造反派由政治上优势转为组织上占优势。到了组织优势就成为多数了，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你们内部问题就来了，就有左、中、右各种思潮。过去你们在外是积极的，他们是保守甚至偏右的，现在还包含到你们内部来了，有时就会出现右的。极左，形“左”实右的东西，要注意。
对你们部的各级领导可以提出意见，交上处理，在这以前，最好你们不开大会进行判决，这给党中央，国务院造成被动，现在你们不是一派，又是半党政（指领导文化大革命权），最高权在中央，国务院你们这要承认。对于定性问题，对于党籍问题，要后期处理，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三机部代表请示总理几个问题。
一、部的夺权三结合怎么体现？
总理：部的领导三结合是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
二、夺部的权以部内为主体怎么解释？
总理：以部内本单位造反派为主，而不是本系统。外面来的要回去闹革命，京外不能参加。在京的要是直属单位，工厂要考虑。（聂副总理插话：在京工厂参加了，那么天津工厂也要来参加了，部本是部内来夺权，三机部还有很多厂，这一个厂夺了那一部分不承认，再夺，那夺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你们考虑。
三、在京单位联合起来，到部内去点火，起了促进作用。
总理：对，起了促进作用，以部内造反派为主，共同夺部的权。为主的是部内造反派，成立象个革命委员会呀，北京直属单位由少数人参加，但不是学校。如机关造反派欢迎，学校如有个别人参加，那就要离开学校了。
来源：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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