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19 作者：[待确定]
【刘贯一(1908--1991)，直隶通州宋庄镇大兴庄（今北京通县）人，中共山西省委前常委、山西省前副省长】
山西省的文化大革命，无论在夺权的斗争中，在巩固夺权的斗争中，在扩大夺权的斗争中，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是在中央、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取得的，也是在山西广大革命群众、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坚决按照中央指示，认真贯彻“三结合”的正确方针下取得的。这些胜利，无疑地对本省的全面夺权斗争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就是对配合全国的夺权斗争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现在，我将山西夺权斗争和实行“三结合”的一些经验，初步综合一下，请中央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给以审查和指正。
（一）夺权前的工作。在夺权斗争前要充分认识夺权斗争是两个阶级的决战，也是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决战。因此，这个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取得这个斗争的胜利，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需要作充分的准备。没有思想上的准备、组织上的准备，夺权斗争是不能胜利的。我们山西在夺权斗争以前，在广大的群众方面、领导干部方面和人民解放军方面，都经过较长期的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也都有了较充分的准备。自然，这是经过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完备到完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
（二）要夺权，就要将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暴露在广大革命群众面前。这是夺权斗争前的思想准备，没有这一点是不能够进行夺权的。山西的一小撮当权派的罪行揭露，从运动一开始的不久，就带有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性质，而且揭得比较有力。可以说这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和提高群众进入斗争的最关键性的工作。
山西广大革命群众揭露省委的问题，综合起来有8大罪行。这8大罪行，实际上是宣布了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在政治上的死刑。山西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的充分暴露，就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愤恨。并对他们这些罪行揪住不放。这一方面使运动轰轰烈烈地推向前进了，另一方面，也使斗争更加激烈。从而促进广大革命群众认识到，山西省委的问题已不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了，而是属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这种政治的觉醒，就给夺权斗争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也给夺权斗争造成雄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广大革命群众政治觉醒起来了，认识到非捣毁和推翻省委不可。于是广大革命群众革命派组织就先后进驻省委、省人委、市委和市人委的主要领导机关。进驻以后，一方面揭发和连续斗争几个主要的当权派，使其毫无喘息机会。一方面发动机关内部的干部和群众，揭发问题，起来斗争。这样，各种力量的汇合，就打乱了他们的“正常”的统治秩序，也使他们在政治上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进驻行动，在1月12夺权以前，陆陆续续有2个月的时间，集中进驻也有1个月的时间。这是夺权斗争以前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也是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制造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
（四）革命领导干部在什么时候站出来最好的问题。广大革命群众进驻省委和省人委等首脑机关以后，对几个主要当权派的揭发和斗争，虽已取得重大成绩，但群众掌握反动当权派的内部材料究竟有限，再揭发没有更多的材料了，再斗争也没有更多的内容可斗了。运动处于相持阶段，也可以说是运动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重要地位的领导干部站出来，以便实行“上下结合，内外夹击”，使运动迅速推向夺权阶段。在这个时候，省市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如刘格平、刘贯一、何英才、袁振、陈守中5个领导干部于1月10日一齐站出来了。在这5个领导干部中，除刘格平同志是中央委员外，其余4人有一人是省委书记。有2人是省委的常委一人是市委的书记，同时，军区的政委（也是省委的常委）张日清同志也站出来了。领导干部此时再不站出来，是不对的了。但是，过早的站出也是不利的。因为过早的站出，敌人可能用许多办法打击你，甚至谋害你。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同志之被谋害，就是一例。自然，过迟的站出也是不利的。所以领导干部的站出来，要选择适当时机。任何偏误，都是不利的。
（五）革命领导干部一经站出，就应发布有分量的揭发反动当权派的大字报。因为这是点燃革命的信号。这些大字报要有明确的观点立场，丰富的具体材料，将问题揭深揭透。通过分析批判，说服力要强，而且一定要刺痛敌人，并将广大的社会舆论调动起来，引导广大革命群众立刻能进入夺权斗争。我们前后共出了2张大字报，第1张大字报是1月10日，第2张大字报是在夺权斗争以后10天（即1月22日）贴出的。第1张大字报一出，震动非常大，事实上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激情组织起来了，将革命的烈火点燃起来了。第2张大字报，虽然是在夺权后出的，因为是揭露省委特务的罪行，所以对巩固夺权斗争，同样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特别第1张大字报上，明确指出：山西省委的问题，已不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属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从此斗争就转入名正言顺的正式声讨了。也就是做到“出师有名，吊民伐罪”了。所以，这些大字报，是点燃革命的信号，益加证明确是如此了。
以上所述，是我们在夺权斗争以前所做的几项重要工作。从此，将斗争引入夺权阶段。
（一）当革命信号发出后，广大革命群众已处于群情激昂的时候，就应当迅速布置夺权斗争，迅速行动。没有这样一个迅速的行动，革命就可能遭受挫折。山西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是1月10日贴出大字报的，11日就来了3、4百反动组织的人，向我们进行围攻，并要抓我们。幸经革命群众闻讯赶来，向他们进行反包围，而我们也利用这一机会，揭露他们的罪行，并义正词辞地指出，他们是受欺骗的，希望他们赶快觉醒。结果他们溜走了。所以说，革命信号一经发出，就要立即进入夺权斗争行动，否则革命领导干部就有可能遭受迫害，而使革命遭受挫折。
（二）夺权，首先要夺敌人的神经中枢和要害部门。如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和一些政法机构等。山西在这方面也是很特殊的。上海是首先夺了大工厂、企业的权，市委、市人委的权也是后来夺的。当然上海情况不同。在一般情况下，以首先夺占首脑机关为好。并要在夺权过程中抓住几个主要敌人。我们在夺权前，革命群众和学生已抓住卫恒、王谦、王大任等反动当权派。在1月12日夜夺权中，我们又抓住几个反动当权派的帮凶，这样就使反动的当权派已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无法反扑。
（三）在夺权斗争过程中，还要继续捕捉一些特务人员，以便一方面更充分地暴露他们的罪行，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另一方面，也保证运动的安全。我们当时共逮捕特务10多人，缴获枪支10余支，还有大批子弹（现在已经缴获到200多枪支了），除抓当权派和特务以外，还要将省委极少数的反动的正付部长实行控制，使他们无法活动。所谓控制就是占领他们的家，使他们出入不大方便。这样，使他们不能和当权派的余孽结合起来，而向我们反扑。
（四）最高的战斗司令部，在斗争进入行动的临前或以后，再组织和扩大比较好。因为过早的组织会暴露或遭到迫害。我们山西最高司令部（即总指挥部）就是在夺权任务完成以后，立即通过选举宣告成立的。我们认为这个情况或者只能适用于山西，因山西情况有所不同。
（五）指挥部怎么组织和如何作战等，都要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和讨论决不能用指定的方式，或武断的决定。而且一定要实行“三结合”。对作战计划要想得周到，既照顾重点，有照顾全盘。并且要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做到一切按着计划行动。这样才不会乱，或顾此失彼。同时也要有作战部队和警戒部队。
（六）一般夺权有4种情况：（1）左派力量相当大容易取得胜利。（2）左派和保守力量相等，夺了一半权。（3）左派力量小，夺了部分权，绝大部分权没夺过来。（4）完全属于假夺权。按性质分又分3种。即：真夺权；假夺权；过“左”的夺权，即形式上的夺了权，仅夺了一些图章或印信，和一些办公室的房屋等，而真正的领导权没有夺到，也根本没有“三结合”。对各种夺权都要作许多的繁重工作，权不可能一下就夺好的。对假夺权也不要怕，叫他们表演一些日子，使其坏事做尽，当群众识破他们是假夺权时，那就好办了。自然，无论那种夺权，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努力壮大左派，而且都要实行“三结合”。这样才能做到彻底夺权。
（一）根据我们山西的情况，在夺权后应及时准备打击敌人的反扑。没有这个准备，夺权以后也要遭到迫害，或者司令部被人家抢占。我们在夺权斗争以后，就引起了敌人的反扑。我们是1月12日晚上夺权的，天亮完成夺权任务，13日下午4时，就听到敌人要组织3万人向我们反扑。解放军在此时不介入的命令还未撤销。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支援了左派，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我们除调动部分军队在总指挥部的周围（即省委、省人委的内部），布置岗哨进行警戒外，又调动了革命群众1万人，准备打击敌人的反扑。后来敌人来侦察我们，看到我们有军队站岗放哨，同时也调动了群众，他们才不敢来了。这样，他们反扑的计划被粉碎了。以后还有其他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反扑，都被我们打退了。所以，在夺权以后，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一定要准备敌人反扑，而且敌人必然要反扑，假使对反扑没有准备，是很危险的，司令部可以被捣毁，领导干部可能被抓去。
（二）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反动组织，并进一步地壮大左派队伍，以巩固胜利。在这方面要扩大宣传，制造舆论。如开庆祝大会，军队武装游行示威等等，用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压倒敌人的气焰。敌人如果反扑，或者抢物抓人，假如是小的，也可以让他表演一下，使其面目更加暴露。这样，有利于人民对敌的识别，有利于敌人的分化瓦解。需要注意的是：对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要加以区别，对领导比较好的和反动的要加以区别。在夺权以后，必须坚决而又迅速地壮大左派队伍，切不可有关门主义。自然也要防止“乱拉夫”。当1月23日晚上，我们得到主席下有军队介入的命令，因此，就抓紧机会在1月24日开了一个10万人的庆祝大会，很多军队都参加了，主席台周围和要害地点布满了军队，而又有广大的革命群众参加。这个大会和接连两天的武装部队游行大示威和大宣传，使反动组织土崩瓦解了。比如“红卫兵团”、“百万雄师”、“南城区、北城区纠察队”、“工人联合会”等，经过我们强大的政治攻势，这些组织自己崩溃了。中间力量也迅速向左边靠拢。比如“工人造反兵团”，号称全省有110万，在太原也有7、8万之多。当然这是吹嘘的，不过实际力量确是不小的。经过我们强大政治攻势很迅速地起了变化，当时有23个分团起了义，群众将他们反动的领导人加以逮捕，并送交革命群众（现押在监狱）。群众是革命，但领导是机会主义的，并与我们争夺领导权的“红色造反联络站”这一极有力量的组织，也起了很大的分化。经过改组领导，也加入了我们的指挥部，所以在夺权后仍要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此时的强大政治攻势是关键性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现在不仅在政治上已处于绝对优势，而且在在组织上也处于绝对优势。这说明政治攻势威力之大，也说明在夺权后仍要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样才能最后取得胜利。
（三）革命的领导干部和总指挥部的关系要明确，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有事和群众商量，决不能高高在上，指手划脚，操纵革命的组织。因为在夺权以后，敌人一定要造谣的。比如说什么：“革命干部站出来啦，他们也是当权派，他们要操纵你们”。又说：“你们被他们所指使了，大权在他们手囉！”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开始一段我们只跟他们发生政治上的关系，没有组织上的关系，当时就加入他们的组织是不好的。但在经过一段工作后，已取得革命组织的信任，就要逐渐加入，以使总指挥部领导更加有力，现在我们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已有6人加入指挥部作为常委。当然军队领导干部更要适当地多加入一些人，以便实行“三结合”。
（四）在夺权以后，两个战斗的间隙，要领导革命组织进行整风。因为这个时期，对敌斗争有一定的缓和，而人民内部矛盾则大量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整风。只有夺脑子里“私”字的权，才能巩固夺取的政权。否则革命则不能继续胜利发展。因此，我们在夺权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立即布署所有革命组织进行整风，现在已收到极大的效果。我们把整风看成是政治性的工作，并将他提高到战略地位去重现。各革命组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老三篇”等光辉著作，通过大民主的形势进行自我教育，克服了“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组织的革命化和战斗化，增强了战斗力。这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运动，是巩固和扩大夺权胜利成果，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重要条件。我们不是把它看成是一时的工作，而是长期要作的工作。轻视这项工作，就等于轻视这场文化大革命。
在整个夺权斗争的三个阶段中，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并争取中央文革能给以直接援助和配合，这是夺权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山西这一次夺权斗争中正是需要中央文革给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而中央文革就说了，配合之准，真是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因此，我们这次夺权斗争，所以取得胜利，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给我们的。特别中央文革对我们山西实行“三结合”，给了最高的估价。说山西这次革命的“三结合”是“东方地平线上的伟大创举，对中国革命丰富了经验”。这句话虽然很短，但对我们山西局面的打开和稳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些话是在鼓舞中鞭策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话，推动全中国的革命的，因此我们只有更加努力，将这场文化大革命争取到全部的胜利，和最后的胜利，以报答中央对我们的关怀，报答广大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认为，革命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是今天无产阶级在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一种最好的形式，也可说是最高的形式。从它在山西的产生和发展来说，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合乎客观规律的历史产物，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发展。因此，这一经验，不仅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意义，就是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结合”是根据山西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结合当前的具体情况而产生的。没有这些历史条件并结合当前的具体情况，“三结合”不会首先在山西产生。
从历史条件上来说，山西是几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的家乡，也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工作多年的地方。所谓是他们家乡就是彭真的家乡，也是薄一波的家乡。说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工作多年的地方，除了上面那两个人以外，象安子文和其他一些人都是在山西长期工作过的。他们在山西有着很大的影响，当我们去山西的时候都说：“真正统治山西的不是山西的那几个人，而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那时候就这么传。还说到“你们到山西工作要做官是可以的，你们要做事就快倒霉了”。这说明他们在山西有多么大的影响。特别是被他们所培养的前山西省委内一小撮反动的当权派，如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这一帮子在山西的统治，前后又约达30年之久。因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基础是相当雄厚的。这些内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想把山西经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根据地。所实行的又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各种工作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同时，那些反革命头子还把山西作为禁锢敢于反抗他们的一些老同志的“保险箱”。在这个问题上，比如刘格平过去在他们的一些坏分子打击之下，说是犯错误，就流放在山西、禁锢在山西了。刘贯一过去在彭真领导下工作过几年，跟他进行过斗争，在他排挤之下，也把刘贯一流放到那里去了。陈守中（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的成员）也是因为反对邓小平等，在一个文件上触怒了他们，被流放到山西去了。他的爱人刘志兰同志，也是因为反对华北局，被流放到那里去的。我们这5、6个人里面，就有4个是被禁锢那里的。同时，就是一些在中央犯了错误的反革命分子，名义上是放在那去，实际上是暗中保护。所以山西成为禁锢两种人的“保险箱”，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反革命的。这说明山西问题的严重性。
近年来他们更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坚决的地方。集中的表现，是他们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他们不宣传毛主席的许多东西，而宣传刘少奇的一些东西。比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印的最多，他们在各种讲话里边也大加引证。所以我们说山西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最坚决的地方。而且他们在政治上也串在一起了。这就使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
但是，问题总是按着两分法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一方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影响很大，广大的群众一时会受到他们的蒙蔽；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们压迫的厉害，广大的群众会通过亲身体验，从而在政治上觉醒起来，对他们进行反抗。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足以说明这一规律。
从当前情况来看，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坚决地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政治面目就更加暴露无遗。广大的革命群众在过去觉醒的基础上，对他们更是恨之入骨。不仅广大的革命群众如此，而且广大的革命干部也同样如此。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就是所有的外来干部，无不受到山西地方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在这方面就连军队也无例外。
面对着这些历史条件和当前的具体情况，山西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和驻军部队的负责人，便自然而然地，三位一体地汇合在一起，向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了反抗的大旗。由此可见，“三结合”首先在山西的实现，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历史条件和当前的情况所造成的。
但是，要做到真正的“三结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我们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找到了“三结合”这一经验，而是经过许多曲折的革命实践才找到的。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张日清、刘贯一）早就在省委内部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有的领导干部（袁振）也早就和革命群众结合在一起了，共同向一小撮反动的当权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是所有这些，仅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不能将运动推到更高的阶段。将运动推到夺权斗争的阶段，是直至找到“三结合”经验以后才实现的。
这说明找到一个正确的革命形式决不是容易的。我们认为，要找到正确的革命的形式，只有在每一历史阶段的具体革命行动中，经过各种情况的研究，各方面条件的综合，并通过革命实践的摸索和深讨，甚至要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成功和失败的反复过程，最后才能将正确的革命形式真正找到。这由中国极为丰富的革命历史事实所能说明；也由我们在这次夺权斗争中找到“三结合”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所能证实。
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由去年7月间正式开始的（非正式是从5月间开始的）。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广大的革命群众是发动起来了。党政军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如前所述，也做了有力的配合。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但是在今年1月当“三结合”革命形式未找到以前，毕竟未能将运动推到更高的阶段，即夺权斗争阶段。因而，运动在一个长时期内，呈现了相持局面。而这种相持，如果继续下去，再打不开局面，只能将运动陷于停滞和松懈的状态，甚至使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夭折的危险。正当运动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了，坚决地站在广大的革命群众方面，同时，当地驻军负责人也站出来了，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这种“三结合”局面的出现，就使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夺权斗争阶段。所以说，“三结合”首先在夺权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里不能不再次说明的，山西省的夺权斗争，是开始于今年的1月12日。在这个期间，军队不介入的命令还未撤销。虽然如此，由于军区负责人的高度革命行动，调派部分部队在无产阶级指挥部的周围，站了岗，放了哨。就是这样一点配合，也使革命群众更加坚定了胜利信心，而使敌人却胆战心惊。所以在1月12日夜这一震撼全省的夺权斗争中，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是得力于部队的配合不少的。没有得到部队的配合，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军队负责人，党内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造反派的负责人在一起，制定作战计划，布置各种工作，这就不仅壮大了革命声势，也为夺取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我们认为没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就没有夺权胜利。同样没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的基础上，对“三结合”的广泛应用，夺权斗争也是不能胜利的。
自然，在夺权斗争中，“三结合”的各方面负责人还应做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健全指挥部，发布通告和祝捷会，扩大宣传维持社会秩序等等，从而达到扩大夺权和扩展胜利局面的目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三结合”在夺权斗争中充分发挥它的伟大作用，从而也为以后的巩固夺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结合”不仅在夺权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在巩固夺权中继续发挥了它的无比威力。恐怕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都要发挥它的伟大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历史时代赋于它的光辉使命。山西在巩固夺权中，“三结合”确实是继续发挥了它的无比威力的。这一点已经为下列许多标志所证明。
第一个标志：凡是通过“三结合”所组成的夺权队伍，他们都是团结得很有力。他们是互相团结、互相依靠、互相支持，谁都离不开谁，而不是谁排斥谁。所以这样的夺权部队，是认识一致，步骤一致，不仅部队内部没有发生问题，就是在外部也没有发生问题。而且一经夺权，便很容易得到巩固。
第二个标志：不仅夺权通过“三结合”形式组成接管部队，而且被夺权的单位在巩固夺权中，也要在内部寻找“三结合”的力量。夺权是“三结合”夺权，在被夺权单位也要“三结合”。也要在被夺权单位里边找出领导干部，发动左派广大革命群众，找出武装力量。虽然这个被夺权单位没有人民解放军，它有民兵武装，可以恢复这个民兵武装。这两个“三结合”在一起去夺权。使两个“三结合”碰头，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力量就大了。我们凡是在内部找出“三结合”力量的，他们不仅把那里左派群众很快的就发动起来了，而且也在那里很快地将革命的领导干部和民兵找出来了。凡是能够在被夺权单位内迅速地发动了群众而又很快地找出革命的领导干部和民兵出来的，便不需要很久时间，就能将夺得的权巩固下来。我们山西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创造，得了这么个经验。
第三个标志：凡是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不仅很快地能在被夺权单位，讲革命秩序建立起来，而且能很快地恢复了生产。而在机关部门，就能很快地使所有工作人员恢复上班，承担起原该部门所承担的工作职能。这样，无论工厂或机关，面目都会为之一新。不仅人的思想革命化了，而且也使工作革命化了。过去那种生产上不去，完不成任务和办事迟缓，暮气沉沉的景象也为之一扫而空。这样的工厂变为革命的工厂了，这样的机关变成革命的机关了。因此凡是具备上边两个条件的这种夺权，或者在工厂或者在机关，不仅工作革命化了，而且人的思想也革命化了，面貌就会立刻为之一新。
第四个标志：凡是“三结合”做得好的，不仅在组织上结合起来了，而且在政治上也结合起来。并能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比如，革命的群众，人多势众，力量强大，具有高度的革命性，敢说、敢想、敢闯，往往成为每一革命行动的先锋。革命的领导干部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政策水平也较高。因此他们对问题看得比较深刻，且能从大处远处看出问题。至于人民解放军，他们组织性、纪律性更是很强，对群众的利益能做到秋毫无犯。而且行动迅速，斗争勇敢，无论在保卫部门或防范敌人方面，都很得力。特别是他们的模范行动，不仅给广大革命群众以良好影响，而且能给广大革命群众以精神上和力量上的大力支援。所以，“三结合”不仅是组织上的结合，也是政治上的结合。他们互相能截长补短，发挥各自的长处。
第五个标志：更能发挥“三结合”伟大作用的是通过革命的领导干部，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不致发生大的方向性的错误。在干部政策上，他们不是反对一切，排斥一切和打击一切，而是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即便对犯过一些错误的干部，只要能认真改正错误，重新站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来的，就跟这些干部重新合作，以便通过他们的争取，而真正孤立一小撮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处理矛盾问题上，他们能够使革命群众懂得什么是敌我友，什么又是两类矛盾。在解决人民内部大量矛盾时，坚决主张采用大民主的方法。所以有不少的单位已开始整风，有的还实行“开门整风”，收获很大。现在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已对所有革命造反组织布置了整风，这对夺权后的工作将产生重大的作用。
第六个标志：“三结合”不仅局限于夺权或在巩固夺权方面，而且要在各方面实行“三结合”。在这方面，举凡各级党组织、各级政权组织，人民团体组织，以及工厂、企业、学校等组织都可以参照“三结合”的精神，部分或全部使用。即要将“三结合”运用到各方面去。即便一时条件不够，也去创造条件，尽一切可能去争取实现。
从上述6个标志，不难看出，“三结合”在巩固夺权中，更充分地发挥了它的无比威力，而且为更大范围内应用它，提供了实践经验。当前山西“三结合”的总的情况是，已由低级到高级，由局部到整体，由省会到全省。
总之，“三结合”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经验。从它一在山西诞生，就日益发挥着它的伟大作用。虽然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新生的事物是具有生命力的，是有发展前途的。实践证明也确是如此。比如“三结合”在山西的诞生，开始只用于夺权斗争上，后来又发展到巩固夺权上，而且经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创造，经验日益丰富起来。现在的“三结合”已经发展到用以建立和健全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党组织以及各种组织的组织机构。我们还打算将来建立各级政权以及各种组织时，也按此原则安排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这一组织的伟大作用。而且，广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组织中要占得多一些。一般以50％至60％为适宜。以便一方面广泛地实现人民民主专政。一方面大力培养接班人，使他们学会如何掌握政权。
当我们追述“三结合”的诞生和发展过程时，不能不想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这一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所给予的英明领导和巨大支持。正当革命的形势发展到夺权斗争的时候，也就是局势转折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洞察全局，及时地发布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最高指示，及时地号召久经考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就使“三结合”这一伟大的革命形式，一经在山西和其他地方产生，就具有无限的革命威力，就迅速地将革命的形势推向前进了。我们相信无需多久，便可以看到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将完全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面对这种胜利的前景，真使我们万分欢欣，万分雀跃。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三结合”这一伟大革命形式的产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新发展。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胜利。因为谁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阶段，有矛盾，有斗争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这又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如今又在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指点下，产生了“三结合”的这一伟大的革命形式，这就使阶级斗争的学说，更加完备了。所以我们认为，“三结合”这一革命的形式的产生，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又一重大的发展。因为，它给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找到了形式。所以说，它不仅对中国的革命有重大历史意义，就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领导权，也树立了光辉榜样。
1967年2月19日于北京
来源：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太原市级机关《红色战线》险峰战斗队翻印的传单，196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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