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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精神传达

日期:1967-3-0 作者:[待确定]

〖传达讲话。传达者、传达日期不明。〗

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从2月26日至3月25日,开了近一个月。会议期间,毛主席、林彪同志几次接见全体代表,会议由周、叶主持。周总理给会议作了两次重要指示。陈伯达也给会议作过指示。三月二十二日,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同志。

(一)提高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1.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及迫切性:

开始同志们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后来解放军按主席指示,介入地方文化革命,好了一些,就有了五、十条。可是文化革命完了可能有些人还不理解。这次运动是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的大革命,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记得不全)。资产阶级向我党进攻计十七年了,文化革命是我党向资产阶级大反击、大决战的斗争,是挖修总根,保证我党不被修正主义腐蚀,保证我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胜利前进。

毛主席早就指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及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性……。十七年来,有些地方,如北京市委、中宣部等被夺,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二十多年,不搞文化革命怎能行呀!所以毛主席对阿友(阿尔巴尼亚)说:文化革命有两个可能,即:(1)是资产阶级打倒我们;(2)是我们把资产阶级打倒。毛主席说把资产阶级打倒我们放到了第一位,如果不是放在第一位,就是没有敌情观念,如果不是这样认识,这是没有敌情。因为:(1)地、富、反、坏、右在全国就有三千五百万人;(2)八个民主党派十多万人;(3)旧中国留下的五百多万旧知识分子,这些人,一直统治着我们的文化部门,解放后接收了大批的旧职员、旧军人。所以复辟的危险性从目前来看主要来自党内、国内以及上层和各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我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信,十七年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们企图用武力来夺取政权是不行的。所以他们用和平演变来搞我们。打进来,拉出去,搞复辟,这个危险主要来自党内上层党的领导机关…… 。当然我们应看到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好的。但不能光看到我们光明的一面,还必须看到有阴暗面,阴面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老革命干部(指长征)是搞民主革命的,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推翻三座大山他们是赞成的,但取消剥削有些人就不干了。这些人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多少下去了,还有些在和平环境中演变过去了,所以他们搞社会主义就不行了。

(2)解放后入党的占百分之八十,这些党员有的掌了权,如书记、区县长以上的等,这些人没有经过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锻炼,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

(3)解放后有些旧职员,表面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国民党员,如刘澜涛、胡锡奎。

(4)解放后地、富、反、坏的子女,过去陆定一统治时,有些人上了大学,由国家统一分配,有些是好的(指经过改造),但也有些是化装了的,他们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的仇恨。如刘澜涛这个叛徒案六十二个人除一人是科长,死了二十二个,其余都是省委、市委以上干部。

我们党内也有里通外国的。自解放后不断出现反党集团都是这些原因。资产阶级从五一年以后就向我党开始猖狂全面地进攻,我们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只是解决个别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毛主席总结了十七年来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找到了文化革命的方法,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党的阴暗面,这是大教育、大批判、大审查,全国全党性的全面发动群众,叫群众搞,这次只要是三反分子统统打倒,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不搞不行,不采用大民主不行,搞晚了也不行,如再过几年也不行,那就不是我们揭他们了,而是他们揭我们了,再迟了连挂牌子的地方也没有了,不搞不行呀!在苏联就不行呀!你揭他镇压你。现在是一次不流血的内战,迟了就成了流血的大内战。

2.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一条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十几年来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系列的事实证明,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言人,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大地主出身,1925年是被国民党抓去的,怎样出来的不清楚,可能是叛徒。这个问题刘少奇至今未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交待。

抗日胜利后,刘少奇宣扬我军向蒋介石投降(当时刘澜涛是赞成的),在解放后,他说巩固民主革命,搞四大自由,五七年又反对统购统销,“托拉斯”是刘少奇提出的。

五○年到东北,当时东北正搞变工队他不让搞,他说每户有了马驴才能搞。他形“左”实右,主张把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与毛主席提出的政策相对抗,刚解放他就带着老婆到天津,反对搞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太早了,现阶段搞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五二年太原提出办合作社,刘少奇批了一句话,“这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这是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相对抗,反对搞社会主义。五九年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不积极。六○年对形势悲观失望。六二年带头刮单干风,搞“三和一少” ,“三自一包” ,与苏修遥相呼应。叛徒分布很广,各个角落,晋察冀是陆定一的一摊,文化部门是修正主义的刘少奇的吹鼓手。刘少奇的外衣是《论修养》。刘少奇反对毛主席二十多年来是一贯的,毛主席说“经过长期考察教育。我对这个人完全绝望,‘八大’是五六年召开的,‘九’大至今未开的原因也在于此” 。

邓小平,内战时期任七年政委,在福建有一次很紧张,假借汇报跑了,临阵逃脱,解放后有人揭他(莫文骅中将),被打成反革命。现平反了。抗战时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毛主席不同意,实际上已经暴露了,以后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日军的百分之六十指向了我们(秋天),引来了冬季大扫荡。我方才化整为零。五九年斗彭、黄时,邓小平包庇罗瑞卿,六五年毛主席揭罗瑞卿,邓千方百计为罗开脱,罗瑞卿是逼林彪让位的,这话是刘亚楼临死时讲的,罗瑞卿手伸得长,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小组负责处理罗瑞卿时,邓小平不参加会议,还要罗喊冤。罗顽固跳楼未死,还叫坚持,后来跑到陕西来了。到最后给罗下结论时不叫都回来了。邓反对毛主席,自担任总书记以来,从来不给毛主席汇报,开会时离主席远远的,主席讲话时也不记笔记。说林彪在部队搞学毛著是捞政治资本,形式化。他主张以实带虚。邓下面是贺龙、罗瑞卿。工作也不主动,吊而郎当。整天打扑克、打麻将,专门派飞机接吴晗和他一起打桥牌,邓曾经给毛选编辑部负责人说,毛选上多注解二野(突出刘邓),少注解四野(贬低主席),并对林彪说:“你有平型关战役,我有淮海战役” ,实际上他在淮海战役中并没有出啥力,在和林彪争功劳。

搞文化革命就是避免拿枪的内战。

毛主席提出三结合,但资产阶级搞的是二结合,其中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

3. 主流和支流:

最近(文化革命以来)中央发出了三十五个公开文件,都是解决支流问题。有些同志把支流看得多了。有些同志思想方法不对头,不看本质看支流,不要怕乱。主席讲乱而治之,乱只能乱敌人。乱就能挖出来。没有这样的运动,他们就会把我们搞垮,把主席推翻。当然,就是敌人夺了权也不要紧,我们重新革命吗!有些同志说影响生产。李富春讲:六六年是工业生产全面上升的一年,农业上升百分之七,工业上升百分之二十二,钢、煤、石油三月份上升了,六七年工农业一定会全面地高速度地发展。死了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赶不上过去一个战役、战斗。淮海伤五万人。也赶不上一次流行病。革命不付代价是不行的。群众起来了嘛,挂了就挂了(指挂牌子),我们有些人演变,变了轰一轰,冲一冲,受受教育,这次大革命要把坏人打倒,把不坏不好的人教育过来。

阶级斗争是不能调和的,要看主流、大方向,抓不住本质就要犯错误。

4. 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主席早有全盘安排的,不理解也要执行,决不能不合自己的口味就不干了。

文化革命两个阶段,两个力量。

(1)从去年五月十六日至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是第一阶段,毛主席用了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连就把全国亿万群众发动起来了。以红卫兵为急先锋,工农兵为主力,群众性的向党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冲他个不亦乐乎,来势非常之猛…… 。

(2)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这时出现了新的情况:一、资产阶级反夺权,假夺权;二、左派分歧、互相争权,牛鬼蛇神也起来夺权,形成了反复夺权,这在一、二月份是全国性的,是必然的,其原因是:革命造反派(小将)有天生的弱点,即政治上不成熟,虽然干劲大,但是缺乏组织性。这时毛主席使用了解放军这支大军,介入地方文化革命,在这个阶段中以解放军为主力,推动各方面工作,凡没有人管的,解放军都管。

三个过渡:

(1)把权过渡到解放军手里;

(2)从解放军手里把权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手里;

(3)从三结合那里过渡到象巴黎公社那样通过全面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这样算一个大战役。

5. 解放军的任务:三支、两军:

三支:支工业、支农业、支持左派,主要是支左。

两军:即军管、军训。

衡量左派的标准:

(1)看大方向是否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和毛主席的态度。对上述三点看是认识问题,还是一贯的。

(2)组织纯否,首先是领导成员,如果是地、富、反、坏就不行,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后台。

(3)群众对这个组织的看法。

(4)衡量一个组织要用政治原则去衡量,不能带宗派情绪。关于西安的情况:3月18日以后,出现了十八个群众组织,是四按(按部门结合),是必然反映。但也有些是山头主义的反映,对没有群众基础的,没有经过整风成立的,不承认,被推翻的保皇组织及改头换面的反动组织一律取缔…… 。对民族性的组织也要一律取缔。

来源:

《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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