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14 作者：徐景贤
徐景贤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一切愿意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的领导干部们！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者，应该时时刻刻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段教导：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今天这个大会以及最近将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目的，是要在上海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彻底清算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通过这样的斗争，促使革命领导干部尽快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的权掌得更牢，掌得更稳！
我们的会是在什么样的形势底下召开的呢？
这个会是在伟大的一月革命取得初步胜利的形势底下召开的，是在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的形势底下召开的。
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正是根据了毛主席的这个英明指示，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大联合，夺取了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按照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的指示，使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
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回顾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发重要的信号。十二月揪出了罗瑞卿，接着又揪出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运动的来势很猛。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讲了笔杆子夺权和枪杆子夺权的关系问题，讲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可是，当时我们对这场革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上海象全国各地一样，群众一下子发动起来了；毛主席又亲自肯定了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使红卫兵很快遍及全国，杀到社会上去，建立了伟大功勋。可是，每当群众运动在前推进一步的时候，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疯狂镇压，百般抵制。他们处处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陈、曹之流却把红卫兵视作反革命暴徒；毛主席肯定上海工人的革命行动，陈、曹之流却不承认工人有自己起来闹革命的权利；毛主席支持上海的机关干部起来造反，陈、曹之流却用“内外有别”、“注意保密”等框框进行压制。总之，他们在上海自觉地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他们把一大批干部带入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沼。
到了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初，这一小撮人的坏事做绝了。他们策动赤卫队的头头破坏生产，他们又乱签字、乱发钱，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这一方面，今天在场的很多干部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铁路交通中断了，造反派的工人和红卫兵学生们顶上岗位，奋战几昼夜，不吃不睡，恢复交通，那时你们在干什么？
港口货运停卸了，造反派的工人和红卫兵学生们坚持生产，回击了倒挂我国国旗的资本主义国家海轮的恶意挑衅，那时你们在干什么？
整个上海市的工作和生产几乎完全瘫痪了，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唤起工农千百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上海的革命人民用他们的铁肩膀，挑起了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在一月六日就通令宣布不承认旧的上海市市长，他们自下而上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了权。铁路畅通了，港口拥塞的问题解决了，生产恢复了，英雄的上海工人阶级对此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可是，那时你们又在干什么？
每当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总是给予我们最有力的支持。当上海的形势最为困难的时候，党中央派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来到了上海。他们是一月四日那天来的，当时的上海，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他们从踏上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和革命群众战斗在一起。他们和铁路工人、海港工人、电厂工人、水厂工人等，共同商量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共同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措施；他们支持和关怀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他们亲自批准了《紧急通告》的发表；他们始终和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在一起，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步步向前推进。在二月初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的最关键的时刻，又是他们及时传达并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三结合”的指示，使这个工作得以比较顺利的进行。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他们，拥护他们，因为他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因为他们实行了革命干部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他们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
在上海，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尖锐、复杂、激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的，是广大革命群众，是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是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边的，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被他们蒙蔽和控制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现在，这批领导干部开始觉醒了，开始痛悔他们的错误。我们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对上海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
我们认为，上海的革命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是比较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更是少数。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领导干部大多被批被斗了呢？这是因为，他们多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压制了群众运动。革命群众对他们批得对，斗得对。
当我们今天来分析这场路线斗争的时候，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免“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
上海的许多领导干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总根子是刘、邓路线，而在上海的根子则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曹之流一开始就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海瑞罢官》批判和“三家村”批判，统统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他们又把柯庆施同志领导上海工作的成绩，也算在自己名下，欺骗了一大批的干部和群众。中央的一些极为重要的会议，毛主席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指示，他们根本就不向下传达，反而进行封锁。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一些领导同志，在历次会议上，特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陈、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开导，希望他们及早悔悟，但是他们回来根本不作传达，把这件事隐瞒起来。他们不仅在上海执行了刘、邓路线，而且有不少新的发展和创造。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掩盖自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目。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确实自上而下地控制着上海的不少领导干部。
但是，各级领导干部决不能把责任往上一推，就算了事。他们怎么会如此忠心耿耿、坚决执行刘、邓、陈、曹的那一套的呢？难道仅仅是奴隶主义的问题吗？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你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起着决定作用。《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指出：“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最根本的区别，在当前，最集中地表现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领导干部当中的不少人，口头上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当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你们就害怕了，讨厌了，特别是当要触及到自己灵魂和既得利益时，就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革命压制下去，扑灭下去。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得你们看不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而只是挑剔和指责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缺点和错误，把它们扩大化。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错误，是某些领导干部全盘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观上的根本原因。
在思想意识深处，领导干部当中的不少人又是“私”字当头，而不是“公”字当头。有的人干了半辈子革命，就想太太平平、舒舒服服过后半辈子了，他们的革命性丧失殆尽。他们害怕丢掉乌纱帽，因此盲目地跟着陈、曹之流走，别人说是方的，他们就不敢说是圆的，完全是一副奴才相。有的人开始是保市委、压群众，后来明明感觉到陈、曹之流有问题，却仍旧还是保，根本没有勇气起来造反。有的人是怕陈曹不倒，自己倒霉；有的人是怕陈曹倒了，自己倒霉。总之，说来说去还是保最好。这种保、保、保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自己。现在有人埋怨革命造反派不给造反的机会，这是很错误的。你们曾经有过很多造反的机会。拿马天水来说，在北京开工交会议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就鼓励他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一边来；回来以后，工人造反派和机关造反派看到他和陈、曹的态度有所不同，给他提供过几次机会。十二月十八日文化广场大会以后，我们找他谈话，希望他和旧市委彻底决裂，进行揭发，可是约好了时间第二次他就不来了，害怕了。最近他承认，那个时候，他对陈丕显等人还有幻想。至于王少庸等，也都有过造反的机会，可他们也是完全给私心杂念迷住了心窍。他自己最近说了老实话；“那个时候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只预感到自己要被打倒，根本就没有造反的要求。”这能怪得谁？
黑龙江有潘复生同志，山西有刘格平、张日清同志，贵州有李再含同志，山东有王效禹同志，领导干部站出来造反，带动了一大批干部。可是，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中当时没有一个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来，造成各级组织中的大量领导干部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斗了他们，正是为了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刮经济风的影响。上海是一个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而陈、曹多年来推行的又完全是刘、邓的一套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货色。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在这里有着广阔的市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必然会反映出来。陈、曹利用了少数群众的经济要求，胡乱签字，大慷国家之慨，刮起了一阵经济主义妖风。上海市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理应挺身而出，坚守岗位，为党和国家利益把好这道关。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完全是怕字当头，私字当头，只图自己过关，不顾国家利益，盲目签字，任意许愿，用金钱和物质来腐蚀一部分落后群众。他们的恶劣行为使社会主义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因而狠狠地斗了他们，这完全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
当然，前一阶段也有一股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我们反对这种思潮。我们坚决主张对干部、对当权派要作阶级分析，分清谁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必须看到：第一，陈、曹之流在上海推行的反动路线助长了这种思潮的泛滥，而且陈、曹之流的人物惯于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向下，把中下层干部打成“反党分子”、“黑帮分子”，而自己却企图隐蔽下来，这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第二，阶级敌人在兴风作浪，到处传播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观点，以此挑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第三，这种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观点的发明权不是群众，而是象《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指出的那样：“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里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之流，他们在一九六四年农村四清运动中不是就提出绝大部分干部都“烂掉了”吗？首先要打倒一切干部的不就是刘、邓一伙吗？当时正是毛主席发现并纠正了这种形“左”而实右的错误，亲自主持制订了光辉的二十三条。今天，当我们进一步来肃清对待干部问题上的刘、邓路线的流毒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听到了毛主席的亲切的教导。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能分清敌我。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就坚决打倒；谁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我们就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能掌握党的传统政策，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上海多数领导干部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助长了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黑风，革命群众对他们批判斗争的目的，是要挽救他们，打醒他们，帮助他们从错误的泥坑里跳出来。有一个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在挨了斗以后说得很好：“我现在想想，很感激革命群众，他们斗我，是为了把我打成左派，而不是为了把我打成右派。”还有一个领导干部说：“群众七斗八斗把我斗醒了，我要敢把自己当活靶，敢对自己的头脑动大手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现在的关键是在干部本身。只要你决心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边来，一定会受到群众的谅解和欢迎。
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
一切愿意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的领导干部，不应当纠缠在个人被斗被批的小圈子里，成天价计较对自己究竟斗对了还是斗错了，而应当放眼全局，从政治上、思想上充分认识这场斗争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对世界革命的前途所产生的伟大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搞过，只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在我们建国十七年后，亲自发动和领导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现在，全国几万万人都发动起来了。这场革命的广度、深度，都是别的运动不可比拟的。
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从解放战争结束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继续。因为，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部分政权。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就曾经说过，要防止党内一两个有威望的人带错了路，舒舒服服地变成修正主义。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又提醒我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地方敢不敢起来造反？这是个问题。
我们伟大领袖的预见证实了。刘、可就是想把党和国家变成修正主义的头号野心家。彭、陆、罗、杨就是一些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陈、曹就是在上海推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小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猛打猛冲，大揭大批，能把他们挖出来吗？靠今天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能把陈丕显、曹荻秋揪出来吗？不行的。只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国内外形势的有利条件下，在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自下而上的大民主的方法，运用四大武器，才能把隐藏在党内的大大小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挖出来。这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胜利。不然我们整个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同时，这场运动的意义，远远不是局限在揪出几个反党分子、罢掉一批人的官的范围内。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触及到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它对一切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都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它给我们上了阶级斗争的最深刻的一课。它是一所最好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革命群众、我们的青少年，都得到了一次最好的锻炼。以后的中国，那里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子，那里就造它的反。这对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前一时期，有一批美洲的共产党员到中国来学习，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们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估价的呢？他们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修正主义的教训，而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的经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在创造这样的经验。”他们又说：“中国假如变成修正主义，世界革命就会出现一个大曲折、大反复；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革命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请看，国外的革命战友们这样高度地估价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而我们有些领导干部部对此视而不见，成天考虑的是鼻子尖前面的一点事，老是盘算自己是几类干部呀，究竟斗对了还是斗错了呀，有五分问题为什么要说成七分、八分呀，好象有说不尽的委曲，对群众的批判斗争，始终耿耿于怀。我们要大喝一声，这是危险的！老实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话，就应该打倒，你真诚悔改的话，毛主席已经指明了出路；你现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话，那是这次运动挽救了你，不然，你还不是做刘、邓、陈、曹的“驯服工具”做到底，变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忠实工具。因此，我们不但不应该感到委屈，还应该感到庆幸。
许多领导干部，革命几十年了。现在能够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下，在广大人民的支持和督促下，进行这样一场锻炼，这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我们从党的千年万年大计着想，如果我们从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世界革命着想，那么，我们就会豁然开朗。我们应当为革命事业的前进感到鼓舞。
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最近，大家集中学习了毛主席的几篇重要著作，听了张春桥同志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录音，学习了党的政策。相互之间也开展了思想交锋。革命造反派更是从政治思想上对大家进行了热情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领导干部开始认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逐渐懂得了跟刘、邓路线走下去是只能亡党、亡国、亡头，表示愿意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纷纷争着亮相，贴大字报，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有的还要求参加革命造反派。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欢迎这种进步。
但是，在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上也还存在着种种障碍，妨碍了他们正确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必须对几种思想进行批判。
“反正已经被打倒了，群众也不会相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思想，在已经被打倒或认为自己属于被打倒之列的干部中，是相当普遍的。这完全是一种毫无革命志气的自暴自弃的心理。抱有这种心理的人，完全忘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多么地关怀干部，多么迫切地希望干部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红旗》杂志连续三期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就是体现主席思想的。他老人家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他讲得这样透彻，这样仁至义尽。可是有些人偏偏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唉声叹气，自怨自艾，一点也不想振作起来。群众打倒了你，你就想一下，该不该打？在那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主动权在你自己这里。问题就在于你有没有信心和决心爬起来。毛主席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躺倒不干的思想，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当然，你犯了严重错误，又是觉悟很迟，造反很晚，要取得群众的信任，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干部自己要拿出行动来听候革命群众的审查，革命群众对他也需要有一段考察了解的时间。但是，只要你真的造反，真的革命，从现在就开始行动，群众的眼睛是很明亮的，会看得清楚的。
“我有错误，但最多是个三类干部，就等待你们来结合吧！”这又是一种消极等待的错误态度。亮相，是觉悟的一种表现。主动亮相，主动揭发问题，主动靠拢群众，就是说明你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阶级觉悟有了提高。你还要等什么呢？你难道想学诸葛亮，要造反派“三顾茅庐”吗？你难道想学孔夫子，要等待时机“善价而沽”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要是一个革命者还要等人家来请吗？党内走资本主义路道当权派的问题，要你自己去揭发；过去所犯错误的责任，要你自己去承担。要想把责任推到上头去是不行的，各人有各人的一笔账。要想把责任推给下面去、推给群众更是不行的，群众是不会答应的。你在前阶段的运动中，是犯了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的，如果现在还消极等待，那就因循自误，错上加错了。革命的“三结合”是通过斗争来实现的。如果抱消极态度，等待革命群众上门来同你结合，结果就要走向群众的对立面，犯更大的错误。
“我想造反，可是身上的债太多了，还是先还债，后造反吧！”我们要问：揭别人的问题和揭自己的问题，怎么能截然分开呢？领导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嘛！在揭发别人的时候，不接触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什么叫造反，造反就是革命，造反就是斗争，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革资产阶级的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因此，一旦觉悟提高了的话，应该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抱有痛恨的感情，大胆地站出来揭发。为什么要划分什么“先还债、后造反”的阶段呢？这明明是一种怕群众不相信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
“我要亮相，我要造反，但材料太少，怎么办？”在有些人看来，“亮相”就是抛材料。我们说：材料是要抛的，问题是要揭的。是不是揭出重要的材料，是衡量造反精神的标准之一。但是，要“亮相”，首先要狠触自己的灵魂。不能单纯军事观点，而要狠抓活思想。应该细细地想一想：为什么会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认不清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真面目，跟着他们搞反动路线？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根源究竟是什么？对造反派的看法和个人的内心活动是什么？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狠狠触动触动自己的灵魂，在造别人的反的同时，必须造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这样，揭问题，抛材料，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因此，是不是触及灵魂，是不是敢于向自己的顶头上司作斗争时刺刀见红，是不是敢于把自己的问题摊到群众当中去听候群众审查，这是衡量造反彻底不彻底的最重要的标准。
“造反派两边争得厉害，叫我怎么办？”在当前的夺权斗争中，有的造反派内部出现了两种思潮的斗争，这是不奇怪的。还有一些保守势力打着造反派的旗帜出现，也有一些牛鬼蛇神偷偷地混进了造反派的队伍，这就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最近，在有些单位出现了两派争夺干部的现象。依了甲派，乙派告饶；从了乙派，甲派不放。真是两头为难，还是干脆不亮相吧！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仍是私心杂念的一种表现。复杂的局势，是锻炼干部的好机会，也是干部亮相的好机会。亮相，有革命的亮相和不革命的亮相之分。革命的亮相，是在斗争中亮相，在斗争中表现你已真正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了。这种亮相，风险较大，说不定还会吃点苦头。另一种是不革命的亮相，偷偷摸摸向一部分人亮相，甚至不问斗争的大方向，不惜出卖原则。这种亮相，实质上是政治投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争取革命的亮相，在革命的斗争中，真正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和清算刘、邓、陈、曹的罪行，和坚定的革命左派站在一起，共同战斗！
总之，怎么“亮相”，怎么造反，有一个立场的问题，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只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只有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有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狠触灵魂，破私立公，这个相才能亮好。除此而外，一切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只能妨碍我们革命，统统都要排除。
在这里，我们要正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最近想利用革命造反派正确对待干部问题的机会，钻什么空子，捞什么稻草，这是痴心妄想！陈丕显最近写了一个假检讨，进行反扑，居然还要求把这样的东西送给总理、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真是胆大妄为，猖狂到了极点。曹荻秋、杨西光、宋季文之流也“轻松”起来了。老实告诉你们，象你们这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假如胆敢翘尾巴，那么你们该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毛主席的革命“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指示贯彻以后，形势将会更好。但是，阶级敌人是不会死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会死心的，他们还会联合起来进行反扑。我们务必不能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要始终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同志谆谆教导我们的要保持晚节的三条，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在下半辈子时刻不能忘记的。
第一，对毛主席的态度；
第二，对群众的态度；
第三，对自己的态度。
我们每一个革命者，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每一个革命者，要永远和群众在一起，永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永远做群众的勤务员；我们每一个革命者，要永远不能突出个人的作用，永远不能把个人放在党和阶级之上，永远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用“只争朝夕”的精神，紧紧跟着毛主席前进！
领导干部迅速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坚决执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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