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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的讲话

日期:1967-3-20 作者:谢富治

谢富治

〖时间:下午,地点:人大会堂。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20名代表出席。〗

首先,谢副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徐贵春为什么没有来,当听说徐贵春得了急性肝炎,谢副总理说:“代我问他好”。

在陈荣金汇报工作过程中,谢副总理说:“搞谭震林你们应该参加嘛!”

当谈到我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考查识别干部,着手进行革命的三结合时,谢副总理指示说:“先找一些比较可靠的人,帮你们做一些行政工作,不叫三结合,叫监督。在我们监督下,一边检查,一边考验,在检讨中,在工作中考验。这样你们可以减少许多事务工作。”

当代表们请谢副总理讲一下形势与任务时,谢副总理说:

听到你们在整风,这是按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按最近几期报纸,红旗社论来整风,这是我们伟大领袖号召的,做的对,我完成赞成。听了你们的汇报,觉得这件事很好。现在告一段落,将来还要不断地整。

目前,形势是大好形势。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搞了九个月,就是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从一个战斗到另一个战斗,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每个战斗,每个胜利都有反复。

目前是决战时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要政权,我们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也要政权,一月以后就开始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是你死我活的,最尖锐的。权在资产阶级手里,就可以压制群众,就可以复辟,我们把权夺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手里,就可以巩固革命,发展革命,不出修正主义。在北京市公安局夺过一次权,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你们工作中没有经验,有错误,但不能说大方向错了。

夺权斗争,有少数左派夺权没有经验,没有团结多数。这次(解放军)接管106个工厂,很多是这些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一个是没有搞三结合。还有工作作风。

目前夺权是最激烈的,最尖锐的。目前从下至上,从上至下,工厂、机关夺权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相当激烈,有的假夺权,有的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住文化大革命一个指头的毛病。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挥下,在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指挥下,在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指挥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完全做的对,做的好。全世界人民都叫好,全中国人民都叫好,只有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叫“糟得很”。“好得很”和“糟得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夺权问题上反映出来的。他们否认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不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意义大得很。这些人,不看这个意义,只看戴高帽子,打、砸、抢,企图反攻倒算!有一股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逆流,工厂、机关、农村都有。

小将们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一边。谁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以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关锋等同志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坚决作斗争。谁反对统帅、副统帅,谁就是反革命嘛!谁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就要坚决和他斗争到底!这是大方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要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

林副主席从井冈山起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副主席语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总结的多好。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是资产阶级政客,要是他接了班,就要人头落地。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统帅、副统帅不能反对的,这是大方向。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大方向不能错。现在有这股逆流,你们应该参加反击这股逆流,开大会,批判某些人,你们要参加,但是不能因为批判中央领导中的一个人,两个人而怀疑一切,几个人程度不同。大字报,谭震林最好,其次是余秋里,还有其他什么人。

工厂的保守派,机关的保守派反攻,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翘屁股,人民大学郭影秋也要翘屁股,这是一股逆流。说什么左派夺权夺错了,什么都错了,要反击这股逆流,但不能乱反,要看准。这股逆流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脸上抹黑,散布流言蜚语,保守派起来往革命派脸上抹黑,把矛头对准革命派,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对准文化大革命,对准毛主席,我们就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大方向不能犯错误。

对你们提两个尖锐的问题:一个是天津小站问题。

你们去了二十几个人,搞了两个月,那天我在政协礼堂碰见你们一个从小站回来的,我批评了他一回,小站问题你们是犯错误的。

小站是搞四清的,是伯达同志在那里搞四清,你们派下去的人不是支持贫下中农,搞过四清的干部,而是支持下台干部,甚至个别地富反坏右,什么“巴黎公社”还夺了权。中央不是讲要保卫四清成果吗!不是按照前十条,二十三条办的吗?不要说是伯达同志搞的,就是普通干部的,要是按主席路线办的,也不能反对的,大方向错了嘛!

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西营翟子地,结果支持革命派(原大队四不清干部)。“巴黎公社”与贫下中农造反团对立,说什么“四清是一条黑线,不搞清我们十几个人就不走”。在这些学生支持下,“巴黎公社”夺了公社的权,斗争了公社书记王风春。政法公社在批判王风春时说:“你们保卫陈伯达,还保卫毛主席吗?”你们这样搞行啊?搞了70天,明明是调查陈伯达同志材料,(同学要谢副总理念长征队员名字)。

不要念!大方向就是错了嘛!明明不是与你们有关的,你们跑到那里去搞什么!上次批评不尖锐,今天批评就要尖锐一些。你们大方向就是错了嘛!你们是保卫四清成果还是废除四清成果,要向那里贫下中农检讨,向中央文革检讨,刘富元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干什么。

背后有什么人指使没有?如果没人指使,检讨了就算了!有人指使就要揪出来!你们一定要向那里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向伯达同志检查错误!(一同学说:我们去的目的是热爱伯达同志的)

你们支持下台的干部就错了嘛!支持下台干部,否定那里四清,是犯了方向错误。向那里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道歉,向伯达同志道歉,只要按前十条,二十三条办事,就要保卫四清成果!如果没经验检讨就算了,但是如果上阶级敌人当,就要揭露他!

第二件事:关于政法兵团,听说你们把政法兵团每个战士都要整,有人跑到山西,报告的材料,你们自从两家分伙以后,要你们团结,要你们彼此做工作,一直到刘富元天天到我前面后面骂我,我还是要你们团结刘富元。一直到撤出市局,开红代会,我说要团结刘富元政法兵团。

你们青年同志度量不大,刘富元原来也是少数派。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支持过你们,后来分裂,你们互相你把他打倒,他把你打倒,有人说:我是刘富元的后台老板(同学们说:这是政法红卫兵说的)后来我没见他,是在他抢三司大印,抢大印后,我没有见他,抢大印方向错了嘛,没有见他,也没有批评他。

你要反对毛主席搞林副主席,那是反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是严重问题,要斗争到底!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批判的。取消、反对谢富治就是什么坏人,这一条要取消,他反对谢富治,有什么缺点错误,他们可以检讨,但是谢富治可以反,单反对谢富治,你们为什么要打倒他呢?你们就犯政治错误,我要是革命的,他打不倒!(同学说:他们反对中央文革)

谢副总理说:“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成”。

谢副总理又说:“你们度量不大不行。这个事情我跟你们有分歧,戚本禹同志跟我说过:他们对付政法兵团,每个人都要整,你要找他们谈一谈。”(代表说:这是政法兵团造谣,我们没有整他们)

谢副总理说:“你们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对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团结他们,这是人家跑到山西报告我的。

我声明一点,反对我的人,你们不能反对,尤其不能把人家打成这个那个,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那不一样,但是反对我的人,你们不要反对人家,整成反革命,那就犯了方向错误。

谢副总理下午四点有会,离开会场,会议由李震副部长主持。

李副部长:你们现在是多数,是当权派,怎么对待在野的。政法兵团和你们有路线分歧,采取什么方法批评他。批评你们是尖锐的,但是支持你们的,不指出来不成。

你们现在是多数派,怎样对待少数派,当权派怎样对待在野派,多数很容易形成群众压力,少数对你们是摆事实,讲道理,可是多数时很容易。变成多数时容易变成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谢部长一再讲团结,可是,不是无原则团结,主席再三讲是两条路线斗争,可是七大、八大,主席还要选王明,你们跟刘富元要团结,不戴反革命帽子怎么样!你们对刘富元要团结,批评就是斗争。(陈荣金说:他们反对中央文革),你们就坚决反对,可是反对谢副总理,你们不要管他。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后还会新反扑的。

刘富元这个问题达不成协议,那么这样好不好,他们反对谢副总理,你们不要管他。(大家不同意)

李副部长:那么,把谢副总理意见原原本本传达给大家。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来源: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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