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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效禹同志在“揭发批判前山东省委、省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议”上的动员报告(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日期:1967-3-22 作者:[待确定]

同志们:

我们首先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开这个会议?这个会议要解决些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达到个什么目的?

(一)

去年的11月份,我们在这个地方开过会,今天到会的同志,有不少的同志参加了,那是山东的三级干部会议。本来,那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揭发、批判山东省委、省人委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一小撮人执行刘、邓反动路线的错误。当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所知道的中央是有交代的,而且在华东小组会议上,当时魏文伯同志也有交代,是这样交代的:“同志们回去,其他的问题都不急,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揭开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承认我们执行了反动路线,作检讨,进行揭发,进行批判。”但是,我们山东三干会议上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根本没有。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没有对两条路线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没有开展斗争。会议的头一天,谭启龙就耍了一个花招,采取对中央指示抗拒的态度,把学生带到北京去,企图把破坏会议、不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责任推到学生身上去。原来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中央就估计到这个情况,各省下来开会,很可能遇到红卫兵冲击。因此,中央表了态,写了个信。这个信发给各省,每个开会的同志都带着,如果红卫兵来冲击,用中央这个信和他们讲一讲道理,达成协议,保证把三级干部会议开好,把批判反动路线问题解决好。中央对各级干部的教育,那确实是仁至义尽的。谭启龙回来却耍了一个花招,企图嫁祸于人。但是这个阴谋没有得逞。谭启龙到北京,在学生的批判斗争下,作了检查,承认了错误才回来的。回来以后,本应认真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了,不行,因为他的立场没改变,还是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来以后,在会内会外又耍了一些花招,把陶铸定的那个错误的“调子”,在三干会上迅速地、详细地传达了。并指示某些人没有散会就跑到各地去传达陶铸的讲话。传达陶铸那个讲话的目的,就是用陶铸定的调子压着不准揭盖子,不仅省委、省人委的盖子不准揭,而且各地区的盖子也不准揭。会议中间,本来应该把矛头指向省委以谭启龙为首的几个人。但是近一个月的功夫,会议的矛头始终是指向各地、市委,要他们作检查。有少数的同志站出来揭发一下省委,马上就遭到围攻。今天到会的同志,参加那个会议的是不少,当时的情况,还可能记得。这就是去年我们在这个房子里、在这个地方开会的大致情况。

现在,我们又来到这个地方,又在开会了。考虑到现在生产很忙,斗争也很紧张,如果县里的同志来了,时间拖长了对生产、运动都不利,所以县里的同志没有来,只来的市委、地委和省直的同志。但从一定意义来说,这个会议也可以说是去年那个会议的继续。我们在这个会议上,要把去年没有揭开的问题,今年揭开来;去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今年解决它。这个会议主要地就是要揭开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发批判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一小撮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方面的错误。当然,今年的情况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今年已经夺权了,权力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造反派手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召开这个会,我们就有权力也有条件来贯彻毛泽东思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能够揭开盖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问题弄清楚。权力在谁手里,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说去年盖子揭不开,有压力,就是因为权不在我们手里。今年的情况变了,权在我们手里了。我们的这个会议一定能开好。

怎么揭发?揭些什么样的问题?开会以前,常委会作了讨论。常委会的基本态度是:实事求是,不定调子。就是说,大家来看一看,谭启龙、白如冰这一小撮人是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说看一看他们有没有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程度如何?如果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话,执行到什么程度?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说他们是“一小撮”,是不是“一小撮”?这些问题,常委不定这个调子,完全由大家来分析、批判。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轻就是轻,重就是重;大就是大,小就是小;“一小撮”就是“一小撮”,不是“一小撮”就不是“一小撮”。我们大家来议论这个问题。这是常委的基本态度和想法,向同志们讲一下。当然,我们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是:他们确确实实是贯彻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是顽固地坚持了这条反动路线,在山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很严重的罪行。而且不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他们也是贯彻执行着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但是,我们决不把这个看法强加于人,谁怎么看就怎么看。大家不要因为常委的同志们有这么个看法,大家也就一定要这么看。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强加于人,那是不好的,我们也不想强加于人。关键是要把问题弄清楚。最后,证明他们这一小撮人确确实实是顽固地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末我们今天夺他们的权完全应该,夺得好,夺得对;如果摆到最后证明,这些人不是“一小撮”,而是正确的,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那末我们夺他们的权,就是错误的,我们认输,把权交回去。我再重复一句:常委会的观点,我们不强加于人,由大家来讨论,依靠事实,把问题弄清楚。

这是对这个会议的态度问题。

(二)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地是揭发批判省委这一小撮人。各地市委和省直各单位来的同志,不在这里进行批判。这是和大家商量,大家可以考虑。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集中精力解决省里的问题,初步把问题弄清楚。当然,我说“弄清楚”,不是作结论。最后结论要由全省人民和全省党代表大会来作。至于各个地区和单位的问题,大家回去以后,自己解决。如果不这样做,各个地区和单位的问题也在这里解决,就把我们的精力分散了,省里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好。这是提出来和大家商量,大家可以考虑。

对于揭发批判的事实,是不是主要地搞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同志要想把历史上的问题揭一揭,讲一讲,这个也不限制。有一些问题,恐怕也还需要从历史上来看一看,才能把它弄得更清楚一些,但是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请同志们考虑,这样做行不行。

再一个,就是这个会议不采取围攻的办法。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允许犯错误的同志起来申辩。如果说,这些同志因为身体不好,或者有别的原因不好说,也可以写。大家提出的意见,也不是非要这些同志检讨或承认不行,这个完全由他自己决定。认为有错误,你就检讨;认为没有错误,你就展开辩论。一定允许他们把话讲完,我们也一定把话听完,不能不允许讲话。还有这样一个想法,也和同志们商量:如果有的人确确实实是有困难,要不要请其他同志代他写或者代他讲,找个“辩护律师”。估计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可能不愿意代笔,也不愿意给他代说。大会要向这些同志作一个保证:这不能叫包庇他。因为他有话要讲,又有困难讲不了,你替他来讲,完全把话讲清楚,这没什么,就是为了把话讲完,把事实弄清楚。还要注意,这次会议上不能强逼,也不能追,就是摆事实、讲道理。

过去我们山东党内的情况,大家是知道的,谭启龙那个时候或者再往前一些,他们对犯错误的同志是不允许人家讲话的,犯了错误就没有讲话的权力了,定个什么就是个什么。我们允许他讲话,完全把话讲完,而且要很好地听他们的意见,要考虑他们的意见,这样有些问题就更客观一些,更实事求是一些。刚才我也讲过,我们这个会不是给他们作结论,是要把事实弄清楚。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这个做法,大家看一看行不行,和同志们商量。

刚才我已讲过了,我们认为谭启龙这些人是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有一部分也是坚决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们开这个会议,就是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给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请这些同志考虑,如果你认为真是犯了路线方面的错误,希望你赶快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地决裂,划清界限,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始终是欢迎的。

主席再三地教导我们: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在这个会议上,坚决照办。当然,错误有大、有小;有轻的、有重的;有的已经改了的,有的或者还在坚持。这也要区别对待。但是总的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当然,如果你认为没有错误,没有执行错误路线,那你也可以把你的理由说明,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我们认为来参加会议的同志们,有一部分是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但是,尽管是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拿山东的情况来讲,我们感觉这些同志多数也是受了骗,受了蒙蔽。这是因为谭启龙过去没有把中央的一些指示和大家讲清楚。另外,有些人对谭启龙还有个迷信,总觉得“谭启龙是一贯正确的”。今天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揭一揭,看一看。

有的同志感到确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也很严重,今天想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但又怕群众不允许,脑子里还有个“怕”字。我想,这一个“怕”字,主要自己负责任。如果说我们真是能够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地揭发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己做错了的事情,向群众彻头彻尾地作交代,诚心诚意地作交代,决心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方面来,群众只有欢迎。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事实也是如此。从省级机关看,这一个时期已经站出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道闹革命的处长以上革命干部,现在已经有500多人。这些同志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而且很多都已经在工作上负有相当责任,参加了领导,群众并不歧视他们,也不想抓住他们不放。但是有一条:就是你必须是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真站出来革命,而不能是站出来和革命派算账。站出来算账,群众是不让的。在这里我想多说两句:现在确实是有站出来算账的。原来是想“秋后算账”,现在等不及了,春天就已经站出来算账了。我们警告这些人:今天不是谭启龙那个时候了,起来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算账,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

有的想站出来,又怕人家有议论,什么“投机分子”,什么“政治扒手”。我看这也还是自己思想里边的问题。自己思想里什么问题呢?就是对夺了权以后的这个领导班子信任不信任,是真的,是假的,行不行,看一看。这个问题我也这样表示一下:也不强加于人。究竟是革命的,不革命的,只有往下看,也不要强叫同志们相信。同志们如果愿意看一看,我们表示欢迎,看看以后再讲嘛。你如果看看是革命的,那你可以站出来;如果不是革命的,那你可以起来反夺权嘛!我们可以让,这样也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怕什么“政治扒手”,什么“投机”。你如果认为这个领导班子真是革命的,我看“投机”也好,“投”革命之“机”嘛!还有什么毛病?有人讲什么“政治扒手”,我也曾讲过这个话:“政治扒手”有什么坏处?“扒”到毛主席那个地方,还有坏处吗?我们就是“政治扒手”——“扒”到毛主席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坏处。我们就戴上“政治扒手”的帽子嘛!

还有的同志这样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执行了,但却认为一方面这是上头来的,与自己责任不大;另一方面,觉得不至于那么严重,总还做了些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没有什么检讨和揭发的。这个想法恐怕也不对头。不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上面刘、邓那里来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为什么人家起来反对刘、邓为代表的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斗人家呢?不是好多地区(不是一个地方)围攻学生,制造白色恐怖,把革命的同志打成“反革命”吗?所以我们认为,这条路线尽管是上头来的,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坚决执行了嘛!你如果看成没有什么责任,没有什么可以检讨,那群众是不会让的。他们就会起来造你的反,就会起来夺你的权。就会起来革你的命。因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你过去有功没有功的问题。你要是执行了错误路线,而且根本立场在那个地方站着不动,就不能讲有什么“功”,你方向不对嘛!你走的路线不对嘛!

从这几天的接触和同志们的反映看,不少来参加会议的同志中,脑子里还在想来想去,动摇不定。我们劝这些同志早下决心,在这个会议上,拿出时间来,好好学习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很好地考虑一下,究竟怎么办。何去何从,完全由同志们自己决定。

在这里还要请同志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各地区,各厅局来的负责同志,恐怕最少的40岁到50岁了,革了二、三十年命,晚节问题希望同志们很好地考虑一下。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是要革命到底,还是要半途而废?还是搞上一个修正主义帽子戴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嘛!到底怎么样好?这完全由同志们自己考虑,自己选择,自己决定,那一条路好走那一条。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有一个负责同志和我这样谈过:“主席曾经把话和我说到家了。主席说:‘革命40多年了,你可别革到修正主义的路上去啊!’当时主席这个话我没有警惕。我现在看一看,主席把话给我讲到家了,我还没脱了走上这个路,想起来自己很难过。”我想,能不能保持晚节问题,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革命和不革命的问题,提得高一些也可以说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我们都是革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命的人,即使错了的话,我们也要勇敢地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主席是这样讲的,允许同志们犯错误,允许同志们改正错误。不管错误轻重,改我们就欢迎。早起来革命欢迎,晚起来革命也欢迎。当然,如果就是坚持错误,顽固地坚持,自己愿意倒下去,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总起来,我们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我们感觉到同志们是有错误的(我说的同志们是指一部分),因此,决定开这个会议,对同志们伸出手来拉一把。愿意站起来的,我们表示热烈地欢迎。如果同志们要这样讲:“我们就是不愿意站起来,我们没错,你们错了”,那也好嘛,我们不强迫,咱们就走一走、看一看嘛。历史会给我们作出结论的。

这个会议,时间可能长一些。原来打算半月到20天,现在看是不是行?为了解决问题,时间长一点也是可以的。生产已经作了安排,革命也作了安排,就是准备拿出一个较充分的时间来,叫大家考虑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总之,我们是本着主席告诉我们的精神,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要“等”,要“看”,要“帮”,现在拿出这样一个机会来等一等,看一看,帮一帮。因此,希望在这个会议期间,同志们自己很好地想一想。也准备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我们这样讲不行,还是学一学主席著作,用主席的思想对照我们自己看一看,那一些适合主席的要求,那一些不适合主席的要求。适合主席要求的就是对的,不适合主席要求的就是错的。错了就应该认输,承认错误。

同时,一块来开会的同志,有一些没有犯错误,还有一部分工人同志,有一部分学生,大家对犯错误的同志,也不要急,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耐心地帮助、等待。我们不采取前一个阶段“炮轰”、“围攻”或者“火烧”、“油炸”、“砸狗头”等办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看看行不行?也和大家商量。

我们还要有这样的态度,要革命的同志我们欢迎,站出来的同志我们欢迎。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和同志们商量,统一认识,搞好团结,一道革命。对于少数顽固不化的、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或者确实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小撮,那没有问题,要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叫他们翻身。那是他们自找的,这个我们不负责任。

对这个会议的打谱,想法,就是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今天向同志们讲一讲。

另外,提出两点建议:

一个是,我们这个想法行或者不行,先向会议作个交代,由大家来研究、批判。如果说这个想法行,我们就这样开下去;如果说这个想法一部分行一部分不行,就根据大家的意见改;如果说完全不行,那就另商量,另研究。因为我们是向大家负责、向人民负责的,把我们这个想法,传达得更广一些,行不行?我们要向全省人民负责嘛。

一个是,建议把我们这个想法,这个意思,报告给中央。我们做事正大光明,我们不能背着中央在这里搞另外一套。这个办法是不是符合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报告中央,请中央对我们监督,错了的地方给我们批评。首先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如果大家认为这个做法可以,不违背主席对我们的要求,不违背主席的政策,那我们的会就继续开下去。不行呢,大家先对我们进行批判,统一认识,咱们另作研究。

今天我主要讲这么几个问题。

最后,让我们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揭发批判前山东省委、省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议秘书处”,1967年3月24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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