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24 作者：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孙正同志，你是哪里人？
孙正：山东。
总理：什么时候参军的，多大年岁了？
孙正：1937年参军的，今年49岁了。
总理：49岁，很年轻嘛！
总理：钱信忠同志，你是那里人？
钱信忠：江苏宝山。
总理：宝山是上海嘛！崔义田同志你是那里人？
崔义田：辽宁××县。
总理：米志学，哪里人？
米志学（红团代表）：山西河津。
总理：红团有多少人？
米志学：现在红团有124人。
总理：部里有多少人？
王树歧（红团代表）：拿工资的398人
总理：孙正同志，文教政治部有多少人？
孙正：22个，原来有6个，从工程兵调来2个，广州调来14个。
总理：喔！哪14位是你带来的？你兼主任，副主任是谁？
孙正：我是副主任，主任是雍文涛。
总理：这里的问题，原来没机会管，陆定一是一霸，陶铸来管我没过问过。今天算头一次过问一下。我想请先念同志管一管，那管就麻烦了。今天办个交待嘛，请他参加一次，以后不再给麻烦了。张孟旭同志是文办副主任？
孙正：是的，我也兼文办副主任。
总理：张孟旭不兼文教政治部的事？22人连你（指孙）在内。
孙正：不连我在内。
总理：喔！22个人有什么造反派没有？
孙正：有好几个战斗组。
总理：22个人还有几个战斗组，够分散的！
孙正：米志学，你是红团负责人？
米志学：是负责人之一。
总理：王树歧是哪个歧？是歧山的歧吗？
王树歧：是歧山的歧。
总理：卫生部部有多少个单位？
黄树刚：有13个司局。
总理：红旗战斗团杨咸艺，你们有多少人？
杨咸艺：（红旗代表）：有18人。
总理：你是负责人吗？
杨咸艺：是负责人之一。
总理：范爱芹（红旗代表）：湖北人。
总理：哪一年从哪里调来的。
范爱芹：65年从武汉卫生局调来的。
总理：革联总部有多少人？
潘学田（革联代表）：有143人。
总理：你是负责人？
潘学田：负责人之一。
总理：你过去和现在都是崔义田的秘书。
潘学田：我是64年毕业的，组织上分配我给崔义田当秘书，文化革命以后就没干什么了。
总理：造反了吗？
潘学田：我造反了。
米志学：没有造反，到现在还坐在一条板凳上。
总理：不能争嘛，要争我就不开了。给我这么多材料，我怎么看，说老实话，我可以不看。让我秘书看，我只有5个秘书。我的秘书也没有时间看，只能摘录些重点。
总理：科委是科学技术委员会吗？
刘维栋（革联代表）：是医学科学委员会。
总理：徐毅同志教育司的，东方红有多少人？
徐毅：有63人。
总理：郭仪同志是防疫司的，防脑炎的工作怎样？
郭仪（东方红代表）：现在脑炎流行……
总理：我知道，我问防疫情况怎样？
（脑炎情况略）
总理：你们哪两个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红旗战斗团参加了吗？
杨咸艺：那时红旗战斗团还没有成立。
米志学：是红团和直属单位一共五千多人。
总理：部里有多少人，这个数字不相称嘛，不能算那些单位。
米志学：医大等几个学校，按中央指示已经撤出了。
总理：多少个单位一起夺权的？多少人？
米志学：14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共5500人。
总理：本部一个单位，13个是外头的，那一天夺的。
米志学：一·一七。
总理：大致差不多。哪天成立革委会？
米志学：2月28日。
总理：夺权委员会多少人？部里是谁？
米志学：14个人部里是袁宗信工业卫生局的科员。
总理：你们那个夺权，部里只一人？
米志学：那时不明确要以部里为主，后来明确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21人，部里14人。
总理：怎么三结合的？革命群众代表多少？
米志学：革命群众代表九个。
总理：都是红团124人中选的，占九个。
总理：领导干部几个？怎么分的？
米志学：领导干部5个，部一级的一个，司局级的4个。
郭仪：他们仅有一个司局长，已经退出来了。
总理：革命群众代表中有几个科处长？
米志学：两个处长、两个科长。
总理：部外的七个，是不是群众组织代表？
米志学：是革命造反派代表。
总理：你们这个三结合跟哪个领导商量过？
米志学：打了报告了。
总理：没批嘛，孙正同志，你报告了吗？
孙正：没有，那个时候不知道要报告。
总理：夺权问题我讲了好几次了。
孙正：我不大清楚。
总理：你可以打电话问一声嘛！就住在我的对面，问一下还不容易。这样的事我这个总理还不知道。
米志学：我们后来还打了报告。
总理：没批嘛，你们又没催。
孙正：打了报告没有批。
总理：事后报的吧！
米志学：事前报的。
总理：事前报的没有批嘛！夺权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初期还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那个时候我们是支持 ，并且指出是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
米志学：您在财贸口2月17日讲话后，我们就把业务权交回去了，印章也交回去了。
孙正：当时不应该先报告。
总理：孙正同志，不能这样讲，你是高级干部，先念同志也讲过，开始没有经验，各部都不明确。你是高级干部，军一级吧？（孙正：是，我是47军政委），你就因为跟陶铸一段，陶铸垮了以后，你来过一次要找我，我想开不得头。给中央提过几次，找不到人管。不能再管了，请先念同志抓，只能解决一件一件的事情。先念同志要管财贸口，抓不了那么多。卫生部门又是意识形态的，又是物质基础的。有一层建筑，有经济基础，很具体，想抓一个人管，不能成功。
首先，自我批评，陶铸垮了以后抓慢了一点，快三个月了，分出还未定，只好管起来。
革命委员会，三结合，本来得承认以后才算，你们没商量，各个准备搞，都要给中央报告。我们29个省、市、自治区，每个地方有要成立，筹备都要到中央谈谈。不止谈一次，没那个部不谈的。教育部、文化部这么乱，还打个电话来。
这是头一次见孙正，有人说我见过孙正，说了什么话，我大吃一惊。
不能怪你们，孙正同志有责任，你是做政治工作的，党委任你，你不向党汇报。要打个电话嘛，总可以找到一个人，还可以找伯达、富春同志嘛，副总理很多嘛！找秘书也行，还有个值班室。中央各部一个都没有搞“三结合”，这么大的事情，还应向主席报告。
你们犯一点错误是允许的。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解放军的捍卫下，开展自下而上的夺权，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领袖下这么大的决心，最高领袖号召广大群众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三个月中犯点错误是免不了的。29个省市，我们打回去好几个嘛，你们这个结合条件不成熟，部内结合太少了，只124人在卫生部只占1/4多一点。即使你们是革命派，总还有组织可以联合“三结合”，首先一个条件革命派的大联合。当时不明确，内外单位没分清，但是也说过。如果使部内其他组织占劣势，必然带来不好后果。初期没有经验不责备。毛主席教导，犯错误是允许的。遇到新鲜事物，要敢于负责。第一次一个半月不到，第二次部内为主，有点变化。但是，“三结合”是临时权力机构，不是简单的，需要商量。对基本群众没经验，不能责怪。方向往“三结合”走，但这个事做得不够成熟。首先部本身的革命造反派不发生争论，四个革命派来讲有3/4的人，还有革命派吗？不能只此一家。大方向对，前提对就行了，观点总有不同。不同的观点初期是允许的即使将来团结在一起了，政治、组织还没占优势，允许合作。只要大方向一致，前提一致。大前提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党的政策文件作为指导方针。领导、道路、方针要明确。四个组织，不是哪个反对哪个，只是哪个激进一点。东方红，你们反对吗？
徐毅：我们不反对！
总理：不能反对，这是大前提。
大方向，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这个方向是不能违背的，群众斗群众方向就不对了。
卫生部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是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两个兼有，这个问题要你们群众自己回答，我们不能替五位部长下结论。孙正同志当党委书记，那天是陶铸提的，中央同意的。常委批的。卫生部的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正两个问题未弄清。从九月到现在，刘邓直接领导不过二个月，八月后，陶铸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地方来得更厉害。八、九、十、十一、十二有五个月，时间更长，对文教口不能没有影响。七个月的反动路线，在三个月一下肃清，站起来亮相，我不敢下结论，要90%的群众回答。
徐毅：他们结合时，孙正同志未检查过，二月二十四日红团到处贴孙正同志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的大标语，过了几天才贴一个大字报表态，只提到在某些方面执行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我是一般地说。
更好的革命组织，大前提、大方向应该一致，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求同存异。哪个组织更合格一点，要在斗争中实践中考验，不能由我们恩赐，不能由你们自封，最后要群众批准才行。卫生部要这样走向革命派的大联合。两派有不同意见，要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讨论，不要打、砸、抢，孙正同志有过吗？打的有没有？
孙正：双方都有过。
郭仪：有，他们夺权以后就打了我们几个人。
米志学：你们砸了我们两次，还把我绑到中央文革。
总理：黄树则一个最机密的笔记本子被抢走了。
米志学：哪个抢的？（问黄树则）
黄树则：医大红旗公社的，还有一个北京医院的引路，十七号夜十二点到我家里去了。
总理：“三结合”以后还搞这个，早就不准搞这个了。这个笔记本，就是把李先念同志讲话记上了，非要不可，把精神说一下就行了。顶多找黄树则问一问。不仅黄树则，还有孙正嘛，他不是同你们结合了吗，问问他就知道了嘛？何必抢他的啦！确实是医大抢的吗？
黄树则：六个人，二个医大的，带红胳膊箍的。本子没被抢走。
总理：他管保健的，有些东西不能看，他抱在怀里被抢走了。这个行为完全违反中央的决定，很多机密，这里不能宣布。还有国际的影响。
先念同志讲了，我们并不是说保健工作不能批评，保健制度是可以批评的，我们也批评过。也有很多改进，的确如此，主席两次批评。交给杨尚昆办的他不办，64年我直接找崔义田、黄树则才改革了。废除了很多，一致要求彻底改革，我们还会为老爷式的保健制度辩护？北京医院说我很少钱的药也自己付钱，不要宣传，我的工资比人高，可以付款，我不许宣布，那种提法并不好，应该享受的还是应该享受。那样的东西抢走了。中央批评了很多打、砸、抢，这个事我知道，黄树则报告了。这是不允许的。当然医大是青年人，已经退出了，是吗？你们一道战斗的（指红团），去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有错误。
革命组织一定要互相考察，首先我劝你们开门整风，四个革命组织加在一起300多人（崔、黄：将近400人）（徐毅：没有，360）四分之三超过了，80%了。我不能说那个组织没有保守分子。不合成员条件的怎么办？我积极建议开门整风，不管大的小的十几人都可以整风。把中央发的军事训练的通知特别是政治训练部分好好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机关基本群众，年轻的党龄不长的或没加入的要很好学习“农村调查”这个基本功。还有“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古田会议的决议、反对自由主义等哲学著作和“老三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林总的报告，伯达同志的一个报告，今年的指示文件更多，接近30个，红旗十三、十四、十五和今年的三、四、五期（李先念副总理说，还有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是造反派小将们写的文章，破私立公，夺私字的权。整风，首先自我批评，然后影响别人，把别人长处拿过来。那个组织整风好，就走向好的方面，否则组织会起变化的。我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北京医院。北京医院是一个大的，几个小的，大的照顾小的。首先开门整风，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卫生部是又精神，又物质，不象文化教育部可以停，卫生部不行。两个多月没管，就有人写信说，你就是不管卫生部。提得好。今天准备不讲的，后来还是讲。
北京医院军管的事，推迟了三天。
革命组织的联合，先做思想工作，组织工作。按行政单位划分战斗组织。红团是否按行政编的。
米志学：基本上是按司局，人太少的合起来。
徐毅：红团业务人员少。
米志学：我们的工人多，有40多个工人。
总理：这样好办事，可以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结合。联合有两种形式，可以司局联合编战斗组，也可以内部联合，逐步走向大联合。
整风以后，会有保守一点的，怎么办，取决于群众。
革命委员会存在，不要忙于解散。不能拿多数压少数，不能要人家解散。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即使是反动的如联动、“西纠”只是解散组织，人不都逮捕。红旗军、战略军，头头是反动的，基层组织分化，割断关系。负责联系的人加以拘留教育。不能自己为多数，少数就取消，不然，今天你掌权，反过来他又掌权，不是大联合，达不到95%以上，有的组织一个一个的瓦解，这是小团体主义。思想动态经常有左中右。革命组织是先进的，要拿思想团结人，不是组织吞掉。这样才能保持革命思想先进地位，使你更先进，不然就停止了，停止了就后退了，开门整风，达到组织上的联合，要做很多工作。
二、正确对待各级领导干部。四期社论提出，用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光轰不能解决问题，轰只能造声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没有改的可以轰一下，其它的不主张，戴高帽子，弯腰都否定了，你们大概也不搞了，军委八条下来了，二月二十一日中央转发了五条，要用说理批判斗争。
对干部要排队，排队要一分为二，不能所有的干部都说成是犯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是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派工作组，学校把政治辅导员都靠边站，打成黑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口还没有肃清，陶铸到处吹嘘怀疑一切，在中央常委他都说过，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不能怀疑，其它都可以怀疑。这不是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孤立起来了吗？孙正同志，你听到过吗？（孙：听到过），你反驳过吗？（孙：没表过态），这样很多干部都怀疑连解放军都怀疑，这是不科学的，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不是一分为二的，你们（指派到北京医学院军管的解放军同志）三位都被怀疑这怎么行，你们是军委派来的，应该信任，这是前提。这个影响在文教部门肃清了没有？（东方红代表：没有，孙正是保陶的）应该很好批判。四期社论有了，这是对广大群众说的。另方面又不能肯定一切，总会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领导干部要很好地排一排。
一、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部就是没有，如果有要集中目标批判。
二、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国没有一个单位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重、有轻、有多、有少、有没有。不是所有各级干部都有，有的人他没沾边如管业务去了，生病了未参加运动，就可不负这个责任，应该有个区别。
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上重下轻，层层减轻，不应该层层加重，中央领导人要重，当然各部也有重的，各省的还有比六、七月还凶的，（东方红代表：卫生部也是这个情况）各部门也有，陶铸管了五个月，可能加深，但仅限在这个范围内，不能层层加重，下面群众对直接领导反得厉害，应该看到是谁提出的，谁制造的，有的是上面让他做的。
五、以现阶段为主，去年五月十六号以后，历史问题不搞人人过关，不全面审干，卫生部科处都算上有多少人（红团代表：一百三十七人）占30%，这个数目太大了，如果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容易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追查历史，这是少数，还有涉及专案的如叛徒，这次文化大革命收获很大，查出了一些叛徒，这是小将的功劳。
既不一概排斥，打倒，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连停职反省的都复职，一律复职，要一分为二，革命群众不要否定一切，对领导来说不能一概否定，一律结合，这样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
什么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呢？我的理解是：
1．夺权了，三结合了，把犯严重错误的，甚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结合。
2．革命的三结合变成了三凑合或原来的旧秩序，这样不等于运动半途而废了吗？
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要防止和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现在夺权斗争必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这只是一小股主流还是长江巨浪一泻千里，万马奔腾，不要到处找。目前主要是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否定一定的问题要说服群众，群众是容易说服的，领导干部稍有私心杂念就容易助长复辟。
四个组织要好好排个队，排队的名单经过孙正同志交国务院。同时党委自己也排排队，如果人少了不好排，还有司局长科处长嘛！
领导干部自我批评亮相，群众同意以后才能结合。部一级的还要抓业务，部内的检讨大会，一个月可以搞几次，看是否可以检讨亮相过关。大家联合起来贴大字报亮相，如果错误少的可以，譬如山东省是这样搞的，200多厅局级干部登报亮相支持造反派，声势大，但是，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一个一个的排，好一点，一个派搞，容易引起打击面过大，总理接着说：卫生部搞了三结合。
东方红代表：是假三结合，只有一个司局长，其他都是孙正带来的。
红团代表：司局长出来亮相都亮到他们那边去了，有90%司局长参加战斗组，矛头一直指向我们，请示总理，这样做对不对？
总理：矛头指向群众不对。
革联代表刘维栋：现在有人贴大标语说李先念3月10日讲话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员令。
红旗，红团代表：没有这事。
总理：一、你们应该开门整风；二、干部排队，把排队的单子交来看看，能不能出来亮相，看你们的思想动态怎么样？这个我们不能多等，只能等到三十一号，这个事卫生部搞，不能动员外面几千人，要以部内为主；三、革委会怎么办？部外的七个人回去整风。北京医院上次讲话传达以后，多少学校去大嗽叭广播。医大也好，北医也好，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医学科学院，你们有多少个学校（钱答：三个）学院的还是劝他们回去搞斗批改，搞大喇叭不好。北京医学院只好停止串连，实行军管，宣布北京医院军事接管，订了个十四条，是中央军委通过的，今天，找卫生部来不能只找部党委，部党委不完全掌权。可以让大家都来。
郭仪：卫生部有这样两个组织，我们还有一个革命造反委员会筹委会。
总理：喔，还有个筹委会！筹委会有多少人了？
郭仪：司局级五个，科处级五个，一般群众六个，一共十六个。
总理：两边情况差不多，两个都未承认，批准要由中央讨论，现在两个都不承认，四个组织按我说的要整风，干部首先要亮相。三结合是否干部这么多，不一定，两个比重都大了一点，以后再说，主要是监督业务。
对那些干部的处理，各级领导干部总要留一批，留多一点，撤一批，有的监督留用考验，有的停职留用，光停职反省不做事不好。一边停止业务，一边还要做工作，撤职也可以有留用的，如吕正操，看他们有没有改正错误的诚心，还可以降级留用，换一批完全撤职的调出去，再从外地调一批来，是少数。提一批，但要摆在运动后期。现在各革命造反派组织还不统一，等三结合后，由革命委员会审定。
现在你们怎么办？文革大权两方对峙，自己管自己，中间的怎么办？
众：中间的很少。
总理：有一条，双方开门整风，不许打架，如果有打、砸、抢、抄、揪、抓，部党委有责任撤出。当然，发现了首先要劝告，这是不允许的。
开门整风至少两周，搞长了不行，停止谩骂，互骂也不好，“砸烂狗头”没意思，人头嘛，什么狗头，也砸不烂，现在这样的情况，一说反对就打倒，一说好就保。有这样的标语，谁反对周某某，就打倒谁，这样提不好，反对嘛有两种，善意的要接受，恶意的置之不理。那样太简单，太绝对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有没有错误的，有错误就可以批评，不能有批必倒，有保就不批，譬如外边省委有个有病来北京休养的保了一下就不批了，并不是保他，就不让批，不能思想绝对化。先念同志传达的时候，四个造反派都在，这个讲话没什么，稿子我看了是对的嘛，不能说是大毒草。如矛头不对头，那个会就是有点不对头嘛！
米志学：召开揭发保健工作的问题是因为主席批评过北京医院，我们当时开会的目的主要是想揭开保健工作中修正主义的盖子，可是先念总理在3月10日讲话中说这是借揭保健工作之名，来丑化我们党，这样就给我们造反派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运动出现了新的反复，有的造反派组织几乎垮了。
总理：就是说的丑化党，你们说先念同志批评错了，我看批评得不够，那个百丑图有坏人有好人，这么做，对党不利，生活问题说得还有完？孙正同志参加了吗？我们了解了一下，你们是知道的。
总理办公室同志说：九号上午北京医院讲了以后，给文教政治部打的电话，乔××说知道这个会有发言稿，不涉及保健工作问题。
孙正：我没看过稿子。
总理：你们政治部看过，谁说你看过？
孙正：先念同志说我看过。
李先念副总理：我个别同他讲的。
总理：你是政治部的，要负责，还有到医院去广播的。
米志学：那次广播有三个内容，一个是给卫生系统革命造反派一封公开信；二、揭发反革命分子严慰冰；三、揭发刘邓修正主义的东西。
总理：这就不好嘛！你们始终没有懂得这一点，不是对这些人，不是丑化了他们是丑化了党，这是低级的方式嘛，封建社会的嘛！联动是反动的，在哈尔滨有两个人把一个女同志按在地下揪着头发照了一张相，江青同志看了以后，气极了，用这些方式不对头嘛！把青年引到那个方向去了，青年就喜欢听这些。毛主席说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要夺私字的权，要有无产阶级的气魄。（米志学：我们已经理解总理的意思，接受总理的批评。）这样不行，不然我就不管了，现在香港，头条消息，日本头条消息。从政治上批判。这样会把青年引到邪路上去。
刘维栋：我们送来了一个稿子，这个里面更恶毒，把中央首长称为党政军的首脑某某夫人。
徐毅：昨天青岛送来了“送瘟神”，上面有这里揭的这些问题。
刘维栋：借揭保健之名，丑化党。
王树歧：这样提不对，从大家的主导思想来说，还是批判崔义田、黄树则的错误，十四个造反派绝不是有意丑化党。
总理：不能说先念讲的是大毒草，我看了很难过！这样说我也有责任嘛！好汉做事好汉当。孙正同志，先念同志传达过了，你这个做政治工作的要教育十四个单位，你看今天还是这个情绪（孙正：开这个会，我是知道的，但没看稿子）。
总理：不愿看反面意见就不好，不能说你结合的组织，就是革命的，反对你的组织，就是不革命的，你对我的想法，不知怎么想的，我不做结论，李副总理的那个讲话，我读了好几遍。刚才还看了一下，说得很有条理嘛！只是多了一点。
孙正：我已经在几千人的会上三次表示过总理的批评很对，愿意接受总理的批评，深刻检查。
徐毅：孙正在北京医院的大会上去辟谣。
总理：是不是为见到我的那个事。
黄树则：那次把传达的会议，变成了澄清事实的会。
总理：今天只讲几点要求，先念同志传达的，是我的意见，中央也知道。
崔义田：我们党委怎么开会。
总理：党委解散了吗？
孙正：是元旦陶铸宣布的。
崔义田：陶铸四号揪出来的，孙正一月十一号在几百人的会议上讲的。
黄树则：十一号中华医学会的大会上讲说临时党委只有接受批判的义务，没有行使职权的权力，我和崔义田还提出过，党委应该开会行使义务。
孙正：陶铸宣布的，临时党委靠边站。
崔义田：十五号你怎么讲的。
总理：你（指孙正）是二十三号写的信，二十三号以前，你还承认陶铸说的是对的啰！开会也不好，不开也不好。
孙正：我写了报告，我有这么个困难。
总理：你们现在三结合没有报告，临时党委撤销这还是陶铸的一个新材料，我们不知道。你看现在这个党委怎么办？没有党委，你这个书记就不存在了！从四号到二十三号差不多二十天了，你怎么办的？
孙正：他们夺了我的权。
总理：夺权也没向中央报告。
刘维栋：是签字交权。
总理：你们对这个不郑重，青年嘛，没经验，做领导工作的应该负责任。（潘学田送一张纸条给总理）
总理：这倒象是陶铸的思想，广东省委赵紫阳就是让权的嘛。
米志学：印是我们抢的，要他签字就是要他投降。
总理：我们讲了夺权只夺文化革命的权，业务监督要求四号请示了主席，中央各部只能监督业务。我向外事口建议过，财贸口也讲过一次，监督业务。听说姚依林的党委是自己解散的，这是严重的错误，你们两人签字，你们两人要负政治责任，与广东省委一样了，卫生部一个部长，一个党委书记，两个人就送印了。
米志学：是我们抢的。
总理：你们抢可以，他们交就不行。中央各部的权是中央的，把党委党组的权让出去，这就不对。你这个思想就是一月一号的思想，党要靠边站，我们就没听到说过。
钱信忠：一月一号陶铸宣布的，党委名存实亡靠边站，成立一个生产班子。
总理：那时还没提倡夺权，陶铸他从怀疑一切走向否定一切。赵紫阳有这个思想，孙正就相信陶铸的那个指示。
孙正：陶铸讲话口口声声是中央决定的。
郭仪：孙正口口声声是陶铸指示的，孙正还拉贺彪去开他们那个夺权庆祝会。
王树歧：那不能说是孙正拉他去，是我揪他去的。
总理：北京医院的事不能继续下去，现在不能解决那个业务问题，业务负担很重，还有国际义务，北京医院实行军管，军委讨论订了一个十四条。下面介绍这几位同志去（姓名从略）。军管是积极的方针，三结合、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一分为二，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权力机构，你们的革命委员会不取消，北京医院的军管会，中央委托王××同志负责联系。
潘学田：我们革联，东方红请求，孙正犯了严重错误，煽动群众攻击周总理，我们给他写了很多大字报，文教政治部送不进去。
总理：你们喊口号，不让他去嘛！
潘学田：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不让他到脑炎办公室去，他要别人给他汇报脑炎的情况，我们革命群众就不给他汇报。
总理：以后不要用这种办法，要文斗不要武斗。
潘学田：文教政治部不让进。
孙正：那是保卫科规定的，不管那派都不让进去。
徐毅：医大红旗、红团的就可以进去。
范爱芹：（红旗战斗团）谁说能进去，我们今天来就不让进去。
总理：大字报用送的办法解决。
王树歧：向总理汇报两个问题。首先，总理的批评和指示，是对我们造反派的关怀，对我们教育是很大的，例如，对于揭开保健工作会议，我们虽然已经作了检查，但对总理的指示精神领会是不深刻的，我们愿意再进一步检查。但是，我们愿意提出：李先念副总理3月10日的讲话，基本上是好的，因为有些有出入，医大红旗同学贴大标语要求和李先念副总理辩论，例如，说以借揭发保健工作为名丑化党，从我们主观上从未这样想，另外，象李宜谋和孙正同志谈话，攻击林彪同志等问题，经调查并没有这些事。
总理：林彪同志那个问题，不是你们这一派揭的，是另一派揭的。
王树歧：但这个问题提出以后，对参加会的十四个造反派确实压力很大，有些组织有了分化，据说：阜外医院“红旗”退出了100多人，有的单位核心只剩下几个人，内部出现恐怖气氛：处长、副司长还要保护现场，说医大贴的标语是反动标语，并打电话给公安部要抓人，北医八·一八某些人说，北医长征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原办公厅主任，中央监委驻部监察组成员谭治二十一日下午说：什么他妈的造反派，我看都是反革命派。有些组织一夜在大街上贴700多条标语说我们攻击周总理。贺彪同志爱人竞说：“现在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撮了”“末日到了”，崔义田同志爱人过去一张大字报不写，现在也要杀个回马枪，矛头指向群众。崔义田是一个高级干部，竟说出我恨红团每一个人。
崔义田：我没说过。
米志学：你说了，有记录可查，我们让你检查，你拒绝检查，而且签了字。
总理：钱信忠在11日发表了“郑重声明”，公开攻击我们夺权前后矛头指向党中央，指向群众，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总理：其次，想说一下，卫生部的当前主要斗争。我们认为，当前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对打倒孙正很努力，但十七年来卫生部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得不狠。孙正同志来部，到陶铸垮台共四个月，为什么把他重点突出呢？这是个政治阴谋，这种作法也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孙正同志就是领导干部，他特别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支持造反派大方向是正确的。卫生部的运动比其他单位要迟，因为派出的工作组九月份才陆续回来，我们这里出现的情况甚至是其他单位7-8月的情况，卫生部竟有这样的怪事，司局级干部成立战斗组，把矛头指向群众，这是不允许的。
米志学：这些部长们他们运动以来一直就把矛头往上引，往外引，往下引，过去是指向文办和革命造反派……就是不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他们对新来的几个解放军转业干部恨的要死，恨不得把他们打成三反分子，人民勤务员等司局长、处长组成的战斗组就是干这个事，他们这些阴谋，我们早就揭穿了。
总理：有些人不是十七年都在，主席指的那些事，是老爷卫生部，还有别的事，应该引起我们的愤慨。
米志学：从运动开始，这些部长就耍阴谋，把矛头向外引，向下引，现在又把矛头向文教政治部引，向革命组织上引。孙正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是支持造反派的。
徐毅：开门整风，明天搞，以孙正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孙正还没有很好检查，就和他结合了，红团十六号满街贴标语，说李先念副总理三月十日讲话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纲领。
红旗红团：我们没有写过这样的标语。
徐毅：你们弄得满城风雨，满街都是，我们为了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我们才贴了。否定李副总理的讲话就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刘、邓、陶、孙、钱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彻底批判，城市老爷部就不可能砸垮，根据最近指示精神，应该集中批判孙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团他们不批判孙正，反而在二十四日贴出孙正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的大标语，我们与红团的关系，通过开门整风进行辩论。
米志学：我们已经批孙正批两个月了。
杨咸艺：向总理汇报一个问题，毛主席多次批评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工农兵服务，批评以后，并没有多大变化，对于造成城市老爷部推行陆定一修正主义路线主要负责任的是谁？难道是刚从部队调来的孙正同志和几个解放军吗？不是，对城市老爷部要负责任的是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他们。
卫生部的运动一直是很不正常的，斗争一直是尖锐复杂的，过去这些部长们和司局长同机关红卫兵坐在一条板凳上，一致对外，对上、对下，就是不搞自己，钱信忠于8月26日带领300多人去西苑医院镇压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总理可能已经看到报告。现在他们同一些司局长们仍然没有改变，还是坐在一条板凳上对上、对下、对群众、对造反派，千方百计保自己，千方百计要赶走孙正同志和解放军来的几个同志，公开喊打倒！要他们滚蛋！什么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什么帽子都戴了。这是为什么？孙正同志固然有错误，执行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同钱信忠前一阶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起来，钱信忠严重得多，有人为什么不揭发、不批判呢？老抓住孙正同志呢？
总理：我看你们不是开门整风。只揭孙正的问题别的不揭是不应该的。十七年不是都是问题，城市老爷卫生部问题主要是指不面向农村，这个问题以前也解决了一些。只是这次是最彻底的，以前不是不革命的，不如这一次强，比较说的。要求你们不要争，不要继续吵下去。
杨咸艺：我们保证，回去按总理指示办事。
刘维栋：向总理汇报一下卫生部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陶铸到了中央以后，在卫生部保钱，钱信忠急急忙忙转移斗争的矛头，通过邓小平的爱人，要求邓小平保他，邓小平指示陶铸作了臭名远扬的六·二五保钱报告，定出了什么是左派，假左派真右派的调子，制造了“六·二八”、“八·二六”等事件，孙正来卫生部以后，在八·二六调查问题上保了钱信忠，在调查报告上写钱信忠不是有计划地去镇压西苑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九月底孙正又召开百人座谈会既保陶、又保钱。
总理：我点钱、崔抓流脑办公室，业务要抓，不妨碍批判。流脑办公室成立以后，四个组织都支持抓防疫，这个工作一天都不能迟缓。
刘维栋：11.3事件发生了两派思想，一种认为孙正要负主要责任。一种钱信忠要负主要责任。红团与革团的分歧是一个反孙，一个不反孙。革团怎么成立的？王忠信他代表孙正作了一个“训政”式的讲话，革团对这个讲话进行了批判，革团在声明上有一条造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就激怒了孙正，孙正就把原23人的造反团被迫减少到几个人，一个同志被查了祖宗三代，这个同志都安排好了准备坐牢（红旗：没有这回事），革联一成立就抓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正策划了1月17日假夺权，就展开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夺权以后，对我们进行打、砸、抢种种迫害，我们和红团的分歧，孙正的反动路线应不应该批，我们认为批了孙正的反动路线以后，才能实现斗批改，孙正又保钱信忠，又镇压革命群众。
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分这么清？为什么不同时批？
刘维栋：戳穿一个阴谋，3月7日总理批的三个革命造反组织一谈，8日因故改期到9日，孙正为了争取这个席位，在一个中午就炮制出一个组织，就是这个红旗战斗团，晚上孙正就欺骗总理多了两个人参加接见。
杨咸艺 范爱芹：你这是造谣，当面欺骗总理，侮辱革命群众组织。
总理：就是刚成立的也可以参加嘛！
孙正：我向总理汇报一下，我是去年8月调来的，9月参与卫生部文化革命运动，在文教口的几个月中，犯了很多错误，执行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感到很惭愧，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总理请罪。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这个军级干部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有识别出陶铸，执行了陶铸的黑指示。对党的事情带来了损失，是很痛心的。我的处境很困难，我并不是向总理诉苦，陶铸让我兼卫生部党委书记，是9月27日，他说是中央决定的。
总理：是他提的，中央同意的。
孙正：11月29日中央办公厅批文改组部党委（汪东兴同志：有这个文件）。长时间来，党委要活动，造反派不同意，说是陶铸为了保钱，不活动，又是失职，1月17日是交权我接受，但1月11日夺权决不是我策划的，有人造谣说我和钱信忠预谋交权，决无此事，如有我愿接受任何处分。十四个组织我是支持的，我认为这十四个造反派大方向正确的，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但不意味着别的组织都不对，二月十七日总理讲话各部要恢复党委的活动，我2月23日给总理写了报告，还催问过，请示总理，临时党委怎么办？
总理：临时党委就这么几个人？
孙正：有钱信忠、崔义田、贺彪、黄树则、王忠信，还有张智、秦燃、于汇川，这三个是文教政治部调去的。
总理：这三个都在卫生部？
孙正：任命了，陶铸问题出来后，不敢公布。
总理：一月三日就宣布了党委靠边站，我们不知道。
孙正：请总理决定，恢复不恢复。
总理：十一月的通知没取消嘛！
孙正：另一点，我是文教政治部副主任，兼卫生部党委书记。
总理：教育部找不找你们。
孙正：不找，找文办。文化部找我，昨天康生同志批来要我们审查出国人员。我有错误，欢迎造反派批判我，打不打倒，我不管，该打倒的就打倒。今天有个误会，革联、东方红昨天要开会批判我，我十二点给他们打电话说康生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下午开会请假，下午二点，晚上六点他们到我家去揪我。
总理：我们不是说不要揪嘛！
潘学田：我们不是揪他，下午开会群众都集合好了，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才去找他。
孙正：下午六点还去揪我，我参加他们的会不少，他们在少数人会上还体罚过我，现在这条胳膊还痛。张智、秦燃同志都挨过压。
总理：打人就不好嘛！体罚是禁止的，如在三月份还这样，就得采取另外措施了。
钱信忠：你参加几次批陶会？我每次都参加了。
孙正：大小会参加不少，我在职责上明确了就好办，我去一次流脑办公室，革联、东方红骂了我半小时，还有崔义田也说，我没有请示总理以前，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找他要材料，他给了一个普通的流脑小册子，不给我谈具体情况，我是个党委书记，去过问，赶我走 ，不去问一下，将来又会追问你。
总理：脑膜炎的事不追你，当时考虑你还有别的工作，抓文化革命，还有文教政治部。刚到卫生部不久，所以就指定钱、崔抓这个办公室。革命委员会是怎样监督业务的。
米志学：我们没法监督，那些司局长都站在他们那一边，把矛头指向我们，阻力很大，无法实行监督。
孙正：部长们研究二次三线工作，钱信忠不通知我，我不管，以后追究责任，管又管不上，不告诉我。
总理：没停止活动以前，党委会在那里开。
孙正：到处打游击，那时部里来访人员很多，部里没有办公室。在文教政治部，京西宾馆开了几次。总理讲话十分重要，我要好好领会贯彻，上次回去传达，两方面各取所需，震动很大，建议搞个文字精神，有个根据。
总理：我讲了这么多话，哪能都搞成文字材料。
黄树则：我上次是如实传达的。孙正同志也讲我传达的基本精神是符合的。
孙正：我不是说黄树则，而是各派各取所需，大家注意一下，不要歪曲。
总理：不如实传达，还称什么造反派！
孙正：我个人的问题要向革命造反派检查，总理的批评很多问题我都接受，有的不是有意的。夺权在一月风暴下认为是大势所趋。
总理：事实的时间长一些就会弄清。赵紫阳说他是假夺权，这个事慢慢的可以弄清楚。
钱信忠：开两次会的问题，一个工人非要造我们的反，我们几个商量成立一个班子，不是开会，以后最好你到卫生部上班，找你不好找，我们有些事处理不了。
总理：你们俩人签字，是因为陶铸宣布靠边站了，自己有点脱掉责任，是吗？
钱信忠：抓业务的问题，脑炎没问题了。其它问题商量有困难，当务之急是明确生产班子。
总理：北医八·一八是不是你们一边的，是不是造反派？
米志学：北医八·一八是造反派，大方向是正确的，在夺权问题上他们搞风头主义，小集团主义，分裂主义。
总理：你不要一开口就说别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样不好，这是宗派情绪。他们是几司的？（米答：是一司的）他们是红代会的吧？（米：是）
总理：是嘛！红代会就是造反派，不管那一派都要自我批评，不这样就要走弯路。回去好好想一想，你们只传达自己的，不要广泛传达。你们能保证吗？（齐答：保证）好好学习，谈谈，讨论，把卫生部夺权搞好，你们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老爷卫生部，要把子弹准备多一点，当然要只争朝夕。
钱信忠：业务班子的问题。
总理：脑炎办公室包括各种防疫，脑炎最紧急的。
钱信忠：现在准备派两个医疗队下去，有北京医院的。
总理：第一步要搞整风，抓革命促业务，然后抽人出去，内部问题不搞好，派下去在外边还会吵架。
钱信忠：还有别的任务，很重，没有一个生产班子，陶铸要我们四个人抓业务，孙正管运动。实际上这一段我们也没抓好。先念同志传达后才抓好了，生产班子要明确，我们一方面检查错误，一方面与群众在一块把卫生部的业务抓起来，这个问题没解决。
总理：临时党委十一月文件下去了，没取消嘛！无所谓恢复，陶铸的我们不知道，从党中央立场看，我们没把你取消，临时党委要开会，抓革命促业务。他们同意不同意，同他们商量（指革命组织）。（对群众讲）人家去不要喊什么混蛋，要嚷在批判会上嚷，这也是一种低级的，没什么意思，卫生部嘴上不卫生。中央有通知不许骂混蛋之类的。骂一顿精神不卫生，红卫兵初期是允许的，不教育就走向邪路上去，违法乱纪，甚至走上反动道路上去。卫生部精神上要卫生一点嘛！文明一点嘛。资产阶级讲文明是假文明，我们是真的文明。林彪同志讲打骂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他们开会你们不要揪，你们开会要有准备，业余时间开。内部开。不要一下子就十四个单位开，初期造声势可以，现在到了深入的阶段。希望卫生部的几个革命派学习整风。
临时党委维持原来的，抓革命促业务，你们分工，你们互相对立厉害，靠自己解决，这对你们也是个考验。
张凯，不参加党委你分工管什么？
张凯：管干部工作，管医疗器械局，健康报。
总理：健康报不用管了，光闹革命，现在不出报了。
张凯：现在出了个全无敌报。
总理：健康报有多少人？
张凯：有110人。
总理：这么多人！是不是自己印东西？
张凯：可以排字。
总理：你们大字报彼此乱贴，据健康报造反总部说东方红，革联脑膜炎问题也用大字报公布。请示中央办公厅不让贴还不撕掉。
刘维栋：医学科学院把一个中央文件在大会上念泄露了脑炎数字很多机密。
总理：东方红，革联公布了吗？
米志学：公布了，我们要撕下来，他们不让撕。
徐毅：我们没有公布，没有泄露秘密，脑膜炎办公室不算秘密。
总理：有底稿吗？
徐毅：有，我们可以送给总理审查。
张凯：中医学徒的问题，写了个报告，不知总理看了没有？请示一下总理。
总理：这样的具体问题，我这里哪能解决。健康报提出革联，东方红贴出去了，有原文吗？
米志学：郭仪你送给总理。（郭仪将材料送上）
李先念：没有几个字。
总理：哪没有几个字，不少吗！本来李先念同志的讲话，准备批下去，林总那一段不要。孙正同志那一段也不要，省得抓这个说孙正怎样，怎样。又说孙正看见过李宜谋，这个事交解放军同志调查一下。本来想少管一个部，少麻烦些，不管不行，为了党的事业，不能怕麻烦。先念同志这个事情有什么争辩的？你们还争辩不争辩？（米：不争辩了）。对我就支持，对先念同志说他歪曲，你们怎么知道，又没看到。林总那个问题弄清了，不是你们造反团。我没有见过孙正，他证明了，我没说过那句话，孙正也没见过李宜谋。（此时革联代表送上一份材料）总理看了后说：我对这类事不感兴趣。标语盖上了，（可能指红四野盖上东方红的标语）没有什么。
（总理看李先念3月10日讲话）这两段勾掉了，重印，只限到会的人不能拿到街上写大字报。
我替他负责，这是我委托他办。十三个组织，你们（指红团）告诉他们，北医八·一八，东方红，革联告诉他们，要求见的问题，有功夫见。现在没功夫。
（散会时）
钱信忠：脑炎办公室隔天一个简报。
孙正：党委怎么办？
总理：每个星期写个报告。我派一个联络员同党委联络。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来源：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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