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4-4 作者：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周总理说：军训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是方式、方法问题，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在大联合问题上有缺点，有急躁情绪。
有人说：军训的问题是：
1．解放军去了后，没很好支持左派，一些左派组织被解散了。
2．学习毛主席著作，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3．打击“联动”，分化瓦解“联动”的工作不够。
4．卫戍区司令部副司令李钟奇曾召开参加“联动”学生座谈会，动员他们回到革命立场上，但是说话有很多错误，使“联动”分子猖狂起来了。
蒯大富讲：中学生对复课闹革命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江青同志说：不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斗批改怎么搞？
总理：军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联动”实行分化瓦解工作，解放军一个任务是支持左派，要把“联动”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搞垮。
康生：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解散了就不是支左，而是支持中间派甚至右派了。
总理：中学红代会推选出一两个人，大学红代会抽两个人，一定要把“联动”搞垮，在北京“联动”都搞不垮还行？再不抓，我就去抓。
江青：支持“联动”是立场问题。“联动”是个反革命组织。大联合首先是革命派的大联合。(江青批评李钟奇)，在和参加“联动”分子讲话时，讲的片面。他(李)说：你们(指联动分子)的父母是为革命作了工作的，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方面，这是缺乏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不讲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大讲其父母立下汗马功劳，这是不对的。
康生：李钟奇说：“恨铁不成钢”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
江青：出了这些问题，中央文革也有一定责任，没有常开这样的座谈会，卫戍区还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有些问题是属于认识问题，不要造成对立。军队有立场问题，也是可以改正的，有责任，中央文革也有责任。没有及时和大家交换意见。我们早就说过，不能解散左派组织，红色造反者联络站第九分站，是不好的，领导人有问题。
有单位提出炮轰周总理要抓起来。
总理说：不要抓，炮轰我不要抓，看怎么个炮轰法。
卫戍区司令部人说：卫戍司令部也可以轰。
有人说：王力同志在广播事业局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
王力：我没那么讲。
军区某政委检讨有错误，主席著作学得不好……
陈伯达：江青同志表示欢迎。
伯达：军训不能干涉，妨碍文化大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大联合不能解散左派组织。班级的联合要逐步做，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性急。联合是自愿的，不能强迫，更不能强迫解散，只要不是反革命组织就不要解散。
总理：要保持左派的优势。
江青：保持左派的领导权。左派是少数，更应该有领导权，要保护左派。
伯达：学习毛著，学那一篇不要受限制，那一篇都可以学。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很好。但有人利用学这篇压制群众。军训时间不要太多，有的七小时甚至八小时。建议每天三小时，最多不超过四小时。
江青：主席从来不主张时间长，军训要总结经验。“联动”问题是刘邓路线在中学中的流毒，大学中也有。林彪同志最近有个讲话，准备在大学、中学的红卫兵中放录音。现在正在复制录音，可以解决问题。
要学毛著，集中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出版三十年了。要结合22年(从45年到现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来批判，要专心专意地系统地批判，这是头等大事，这也是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他们搞了后十条，毛主席就搞二十三条。要从各个不同角度来批判，而方向还是一致的。我想再谈点小意见供同学们参考：我个人考虑，重点批判应是刘邓路线，这样才能上纲。不要说远了，说远了刘少奇两次被捕。就从45年开始，就从各战线上都有他的一条路线，同时也都有毛主席路线与他作战，因此才能有这样的胜利，才有这样辉煌的战迹。
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出现了批判的高潮，深入地批判要你们多做文章，各战线上都有，其他方面是否要批判，你们比我们知道得多。你们可能提得更多。因为人多，要把斗争锋芒集中，重点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的不要超过这个主要的。农大说的是特殊情况，驻农口各部学生若从农口退出，农口左派要垮，这样对左派不利，你们要打开缺口。
对谭震林我们决不保他的错误，你们要打开局面。我们不知道他有很恶劣的东西，保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了解得怎么样，我们是保大局不是保他的错误，农大“东方红”不应退出来(周总理插话：还有农业机械化学院在农口，八机部发生武斗，赵靖远是碰死的，法医检查确实是碰死的。陈正人有责任，关心不够，不要武斗。)对敌人也不要武斗，要说理，摆事实讲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把左派壮大起来，使他们左派不被冲垮。
外面人被扣不要太着急，坐几天牢也是锻炼。总理写条，会解决的，只要不搞死。(总理插话：军委明天要发十条命令)这对你们是锻炼，今后会更好些，是坏事，坐牢了，但可以变为好事。
重点问题是刘邓路线，要深入地细致地批判，这样才能比较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每个时期主席都有文章纠正其错误路线，这样会有兴趣，刘邓路线农口不少，左派垮了就不好了，对保守派要通过批判瓦解他们，争取大多数，我建议你们讨论一下。
最近政府各部中，农口管得更少，为什么别的系统都没有结合，而农口我只谈了一次就结合了，那么容易我有怀疑。(康老：农口贺致平都结合了。)1月7日农大、农机到中南海，以前好多次谈话，从来没谈到这个问题。那天中南海五个部门都围起来了。参杂着农垦，新疆来的我劝告他们，让他们到人民大会堂去了，到人民大会堂后我讲了话，江青同志也讲了话。后来还有三四百人不走。戚本禹同志又在政协礼堂讲了话，事实证明可以劝得通，农口又开会了，农口夺权在1月17—18日左右在三礼堂开了两次会。市委七次夺权都没夺下来，经验不足是吧。从上海一月风暴到今天，五个省已夺了权，今天北京等待谢副总理搞夺权，需要一个过程，北京搞夺权已两个月了。摸了经验是先搞各代表会，工代会是象红代会那样搞的，中学红代会是选出来的，不会十全十美，机关造反派代表会议没有开，农村贫下中农代表会开了。成立各派革命造反派代表会应争取革命群众起来搞。夺权斗争这么费劲，中央各部，大多数是学生冲击起来的，那时“三结合”我没批准，也没反对。实际上干部并没有真正亮相，……中央各部不是铁板一块(江青插话：哪儿有革命的，就有反革命的)中央各部可能起连锁反映，权不能下放。本来想快点，到四月。现在看来要到五月了，才有眉目，明年2 、3、4月才有结果。
有些部门主席批准军事接管，还没抓好，我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对照主席革命路线彻底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线。各时期对照，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讲一讲形势，你们可以结合学校情况批一批吧。各个角度都可提出问题来。不要先打倒，应当批吧，批的结果再看是否打倒，这对每个人的思想上也是个肃清剂，把刘邓路线所沾染的东西清除掉。批判刘邓路线，对照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而且应当上纲，集中力量合理分工，统一布置一下，天天忙乱不行！(江青插话：现在是忙的忙，闲的闲)开始有1、2、3%就不错了，先进思想是逐渐扩大的。
外面被捕了人的问题，你们把确实的地点、消息上报，中央文革小组给你们办，不要急。中央五点指示、中央十条命令不能再扣，不准损害健康，多等几天也有好处，可多锻炼几天。
你们要到外地去，原则上不让去，需要的地方批准去，与红代会商量一下。(江青插话：联动问题，不要把他看得太大，人就那么多。他们清明去八宝山，你们不要去，他们小丑跳梁。建议你们不要去吧。还是搞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陈伯达插话：可以派少数人去观察。)我们不要纪念，这是封建的。你们不要去吧。由卫戍区、公安部门派一些人去看看。
关于语录本204页，思想意识修养是刘少奇的语言，不通！思想意识是两种不同概念，意识是人脑子对客观的反映，包括感性和理性认识。思想这是对社会的反映，知觉包括理性认识也包括思想。但不等于两个概念可以混合，主席著作从来没出现问题。编时用这个语言，现在改为“纠正错误思想”。语录本208页中从“刘少奇(大笑)”请示主席同意去掉，新版会改的。不是修养吗？越养越修。
刚才江青同志说批判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相当长时间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潮在工作上、在各个方面有影响有作用，同样在教学方面，在学校斗批改有影响有作用，不批刘邓路线，斗批改也搞不好。江青讲话讲得好，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批判的学说，毛泽东思想也是革命批判的学说，是在革命斗争中批判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文化革命中使我们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为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文化革命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四旧，中心代表就是刘邓，在批判中，我们可以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对照毛泽东思想，刘邓路线，你们创造对照例子，搞成文章，搞成系统的批判。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批判它，不断提高自己，批判它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不断提高自己，把斗批改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现在已开个头了，戚本禹文章起了很大作用。街上大字报说得好得很。如果按刘邓去做那么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主席在重庆时，他搞红色买办，红色是虚，买办是实。土改中他搞得都是带根本性的错误，土改不彻底的，和平土改也是他的发明创造，天津有个富农在土改时只分了他的田，没分他的房子，他有24间房，出租了二十间。这样，这个富农还可以不劳动，还可以腐蚀干部。
刘少奇反对合作化，他认为，一个农民有三匹马，一具犁，一头驴才有合作化的基础，不然就不行。刘在天津说：欢迎剥削。他到天津没给毛主席打招呼。七届一中全会(五七年)批一个地方搞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与他的路线有关。
刘少奇说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现在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他提出红色买办。按他的办法中国走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的，只会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也可能成为独立的国家，要无产阶级来领导就需要堵塞这条路，这是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摊牌了。这个方面有很丰富的材料。
到农村去可发现和平土改到现在还有影响。实际上你们说农口复辟，跟他不是没有关系的。
斗争跟批判不能分开，要团结大多数。
来源：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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