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4-10 作者：刘贤权
刘贤权坚决贯彻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安徽问题的决定以及军委颁布的十条命令，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文件，是我军支左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经过迅速传达，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当前正深入揭发、批判反革命分子、拿枪的刘、邓路线赵永夫，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罗瑞卿的死党分子王昭和张晓川等的罪行。许多受蒙蔽的群众认识不断提高，纷纷表示要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滔天罪行，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些都说明我军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是听毛主席的话，最能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当然还应该看，赵永夫之流，为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搞了两个多月的反革命宣传，特别是直接参与活动的人，中毒较深。从反映看，还有个别人怀疑中央决定，认为“决定是假的”，“没有盖章子”；极少数的坏人，趁机造谣惑众，说什么“中央不完全了解青海的问题”等。还有的群众组织去京告状，实际是告毛主席的状。这是极其错误的。对受了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我们要继续进行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抓好活思想，使其早日觉悟，团结大多数；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反坏分子，则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坚决打击。对中央决定，开始不大相信，可以理解，但是到现在还不回头、不觉悟，就不是认识问题了。这种人应及早悔悟，否则是要犯大错误的。部队认识的转变，对地方影响很大。传达教育中，极少数干部、战士对执行中央决定还存在私心杂念，“我”字当头，原则拥护，具体不通。二·二三流血事件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之流的罪责，广大的干部、战士是受了骗、上了当，是没有责任的。只要我们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群众是会谅解的。要相信群众对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哺育的人民解放军是无限热爱的，要相信我军在革命斗争中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所建立起的鱼水般的关系。
做好支左工作上，我讲以下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青海问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首先发现和亲自批示的。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最新、最高的指示，是对我省二百万人民最大的关怀和支持，也是搞好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对中央决定采取什么态度，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拥护还是抵制，是相信还是怀疑，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还是阳奉阴违，这是区别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如果说过去受了欺骗和蒙蔽，现在有了中央决定，我们要改变立场、改变观点，重新认识青海问题。
我们对中央决定，首先要从认识上提高，更重要的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对青海问题作了明确和处理办法，并明确指出：斗争矛头要指向以王昭、赵永夫、张晓川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一八红卫兵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对象和打击的目标，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因此，我们要发动广大群众，把王昭、赵永夫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我们发动群众，首先要发动被打成“反革命”的八·一八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是我省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和先锋，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对准了以王昭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一）六·三社论是文化革命运动中斗争的主要问题，一方以八·一八革命组织和外地学生，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彻底为六·三社论平反；一方以王昭等为首，勾结“保”字号组织，反对平反。这个斗争很激烈、很尖锐，持续时间很长。事实证明：前者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中央指示的，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场斗争中很多群众被欺骗、蒙蔽上了王昭等坏蛋的当，有些群众组织起了保护王昭的作用。（二）炮轰省委、火烧王昭的口号也是八·一八和外地学生提出的。在那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并见之于行动，没有高度革命精神是办不到的。而当时一些群众组织，并没有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相反地在王昭等一小撮人的挑动下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相对抗，提出新的省委是革命的，炮轰省委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等，为王昭等人解围，向省委报喜，特别是把青海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都归于王昭，流传什么“王青天”！王昭确是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一八革命组织这一革命行动，是完全符合“十六条”精神的。（三）王昭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毛纺厂工人到省委静坐示威，李家庄孤儿问题，迟迟不处理，还调农民进城以及以后几次调贫下中农进城，围斗工人、学生等，都是在王昭的一手策划下进行的。严重的是有些问题发生在主席批转王效禹同志的保证报告以后。（四）围斗、排挤外地学生。在“胡天申事件”上，他们大搞“慰问”，夸大病情，假报病危，扩大了事态；组织写传单，到处散发，企图搞臭和镇压外地红卫兵；组织写起诉书，写反击大字报等。搞得西宁满城风雨，一度出现了“捉拿凶手”的白色恐怖，有的学生连袖章也不敢戴。白天不敢出门。而王昭则自以为得计，说什么这一下抓住了他们的问题。严重地造成了本省学生和外地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五）徐国源同志第一张揭露王昭的大字报，刺痛了王昭，他便布置许林风、薛可写反驳的大字报，到处张贴，扩大影响，并在西门外几百人围斗徐国源，进行压服，甚至张贴揭发王昭和省委错误的大字报时，有人就当场提出质问，要把人家轰走。（六）“民和事件”，查明确有“黑材料”，八·一八作的非常对，而红卫兵总部等，在王昭等一小撮人的挑动下，则千方百计为省委开脱，大肆攻击八·一八盗窃了党的机密，制造了“民和事件”。（七）王昭重用坏人，结党营私，谁要给他提意见，就打击报复。生活上拉拉扯扯，极不正派，伪君子，假装正经，乱搞男女关系。（八）王昭同三反分子罗瑞卿的关系极为密切，六六年四月即有人揭发，但始终不作交代；同王仲芳互相勾结，攻守同盟，企图达到包庇罗瑞卿、王仲芳，使自己蒙混过关的目的。从以上事实说明，青海的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究竟谁在革，谁在保，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以八·一八为主体的组织，是青海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的认识。因而，支持不支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是执行不执行中央决定的问题，是执行不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问题。
赵永夫、王昭、张晓川是扼杀青海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二·二三流血事件的刽子手。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恶采取什么态度，是容忍还是斗争，是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也是立场问题。他们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搞反革命“三结合”，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震惊全国、骇人听闻的二·二三事件是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步骤，是拿枪的刘邓路线。据初步统计，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人。大捕、大打、大斗、大抄家。对革命群众和干部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零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零四人。采用各种刑法对革命群众实行逼、供、信，不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绑、抄家，而且株连了自己的亲属和小孩。同时，大搞“请罪”，人人过关，人人写检查，有的集体跪倒“请罪”，长达四、五个小时。继二·二三事件后，二十四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十二人，再一次制造了流血事件。总之，他们对敌人亲，对阶级兄弟、革命群众恨，大搞法西斯统治，大搞白色恐怖，残酷地镇压杀害革命群众，扼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坏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荣誉。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造成声势，大揭露、大控诉、大批判、大斗争以王昭、赵永夫和张晓川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坏分子的滔天罪行。大小会相结合，把他们罪恶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地方上主要控诉揭露清算王昭等人，军队主要是控诉揭露清算赵永夫和张晓川等，用他们这些罪恶事实激发起阶级仇恨，教育部队和广大群众，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能施仁政，坚决要把他们打倒。林副主席说：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这是阶级斗争。只有把这些罪魁祸首的罪恶事实揭彻底了，揭深刻了，我们才能进一步领会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正确和英明伟大，也才能进一步领会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中央决定中指出，青海问题同王昭直接有关。从我们最近掌握的材料看，王昭是直接参与了的。他离开青海后，一直和赵永夫、张晓川等人取得秘密联系。通过孙国廷和孙光荣等人派人去北京给王昭汇报。王昭写了十余封黑信。王昭到北京后，改名换姓，迁移住处，继续与赵永夫、张晓川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王昭对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从来就恨之入骨，早就把八·一八革命组织看作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眼中钉、肉中刺，置于死地而后块。这次赵永夫等对八·一八进行疯狂镇压不是偶然的，王昭在北京说：我早就认为八·一八是反革命，没有想到你们搞得这样快。
在大揭王昭、赵永夫、张晓川罪行的同时，还要大揭死保王昭的分子和反坏分子。在军队、机关和群众组织中，确有一批死保王昭、死跟赵永夫的人，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搞资本主义复辟。在二·二三流血事件中，这些人跳了出来，充当打手疯狂镇压群众，实行阶级报复。这一点以公安厅一小撮反坏分子最为积极，他们阴险毒辣，专无产阶级的政，长右派的威风，灭左派的志气，从侦察，到逮捕、审讯，用尽了对付阶级敌人的所有手段，比起国民党对革命群众组织，都有过之无不及。
揭露、批判和清算以王昭、赵永夫、张晓川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样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教导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他们绝不能含糊，绝不能留情，绝不能原谅。
对八·一八坚决支持，这是革命问题，是执行中央决定的问题。支持八·一八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不能搞调和、折中，也不能有私心杂念，感情用事。要顾大局，识大体。过去我们对八·一八的错误认识，是赵永夫等反革命宣传造成的。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从立场、观点、态度上转变。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爱什么、恨什么上必须有棱有角，观点鲜明。过去搞的所谓八·一八的“十大罪状”、“评八·一八的大方向，等毫无根据，纯属造谣，是反动宣传，是彻头彻尾的大毒草。有毒草必须铲除。他们宣传八·一八火烧王昭是“打击一个、保住一窝”，恰恰说明，他们执行的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他们说：八·一八要血染西宁，八·一八要搞暴动，八·一八有三线作战计划，……等。完全是捏造，都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事实上血染西宁的恰恰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等。
我们主持八·一八革命组织，要大力宣传八·一八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抓住几个比较大的事情，如六·三社论平反、炮轰省委、火烧王昭、“胡天申事件”和“民和事件”等，使一些受欺骗的群众，提高认识，划清界限，认清谁是革字派，谁是保字派，使广大革命群众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首先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和军委命令，这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依据。离开了政策，我们就迷失了方向，作事就没有原则，就一定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前一个时期，有的人无视党的政策，无视党的纪律，极端民主化的倾向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公开怀疑军委命令和规定，这是极端危险的，当前，要认真学习中央关于青海、安徽问题的决定，军委颁布的八条、十条命令和七项规定以及十六条。用党的政策武装自己，提高政策思想水平，充分发动群众。
第二，要正确对待群众组织和革命小将。要发展壮大和依靠左派，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孤立极少数的右派。通过斗争，要逐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
对八·一八要看大方向，要看本质和主流。过去有人反映八·一八组织不纯，这是个别的。当前对八·一八革命组织，主要应掌握以下几点：（1）恢复、发展组织，不宜过早提倡开门整风。可以边战斗、边整风，主要是战斗。组织恢复、发展了，再搞整风。（2）掌握政策，但又不要束缚了手脚。在平反中个别人由于气愤动手打了人，要具体分析，是好人的，要教育。确是坏人趁机搞报复，可以待后处理。防止坏人破坏八·一八的声誉。（3）对过去受反革命宣传，曾一度动摇过的队员，不要歧视，更不要扣“叛徒”的帽子，允许他们参加组织，继续革命。（4）从“保”字号组织中分化出来的群众，要求参加八·一八，只要他们真正提高了认识，划清了界限，应抱欢迎态度，吸收他们参加，防止关门主义和防止宗派主义。注意纯结组织，防止坏人混入，并要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对中间派组织，要搞好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应切实搞好开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端正斗争大方向，提高群众的认识，提高阶级觉悟，把坏人揪出来。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为革命左派大联合创造条件。
对一些保字号组织，要分析研究，这些组织中确有一部分死保王昭的人，但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当前，要发动群众，揭露真相，使广大群众觉悟过来，把一小撮保王昭的分子揪出来，彻底批判。现在有的组织已经解散了，散了不再恢复，没有散的，通过斗争、揭发，还会分化、瓦解，至少也要彻底改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坏人以解散组织为名，逃避斗争；有的则转入地下，分散注意力，继续活动；有的则以集体请罪为名，继续欺骗群众，甚至挑拨群众组织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那些挑拨军队和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关系的，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目前各单位的八·一八组织，大体可分为四种情况：占优势的、占半数的、处于少数的、还根本没有建立组织的。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即是八·一八处于少数的单位，也要坚决支持，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去这些单位工作的同志，可能听到反面的议论多，如不注意就会滑到另一边去。这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头脑清醒，从始至终和八·一八站在一起。
第三，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学习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精神。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不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首都红代会的革命小将，他们来自毛主席的身边，对我省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是，王昭、赵永夫等反革命分子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把他们打成了“反革命”。现在我们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坚决地支持他们，同他们一起支持八·一八，搞好文化大革命。
第四，正确对待干部。“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我省干部队伍状况，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参加、支持和同情八·一八的干部，要帮助他们进一步亮相，站出来革命，参加工作，有一般或严重错误的，要帮助他们检查错误。即使有些干部有问题，如：历史问题，出身不好，但他们支持革命派，坚决革命，就要让他们参加工作，边工作、边革命，在实际斗争中考验他们，搞清问题，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一种是“靠边站”的干部，要具体分析，有的是定性不准，划的过重的，应根据党的政策，根据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在斗争中进一步加以考查；有的确有严重错误，经过批判斗争，帮助亮相，大多数人是能够站出来工作的。一种是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反分子和死保王昭的分子，坚决把他们揪出来，揭深、批透、斗倒、斗垮、斗臭。但对于经过斗争转变好的，也要给以出路。
第五，关于夺权问题。凡是赵永夫搞反革命复辟夺权的，一律宣布无效，概不承认。现在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夺权作好准备。
认真组织群众学习“老三篇”和新规定的五篇文章以及中央的决定，进一步增强阶级斗争观念，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在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同时，还要夺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权；区别两类不同矛盾，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
支左，首要的是政治思想上的支援，因此，部队同志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调查研究，紧紧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工作中，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防止包办代替，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圆满完成支左任务。
在支左工作中，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办事，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就可以避免犯方针路线的错误。至于在具体工作中产生一些缺点甚至错误是难免的，只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改正就行了。不要因为怕犯错误就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工作。现在的军管和过去不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管的是革命群众，因此，政策性更强，要作许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军管是一种过渡措施，其目的是要促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
支左的任务是很光荣的，也是艰巨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全体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努力工作，把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青海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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