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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派代表的讲话

日期:1967-5-4 作者:周恩来

周恩来

〖时间:晚,地点:国务院会议厅。〗

总理健步入场,神采奕奕,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总理坐下后对坐在旁边的敖本立同志说:“皮帽子不戴了?我看你的头发就象没戴皮帽子,不戴皮帽子就显得更年青了。”

今天我只跟你们办一件交涉,不多谈,因为开会,我是从会场出来的,还得回去。

你们联络委员会到各地的都回来了吧!现在办事的还有几个?

(答:十一人。)

各部都有吧?事情多不多?(答:各部都有,每天轮流值班。)

今天那一个值班?(“粮食公社”的张赤焱答:我。)

你是那一个单位的?(答:粮食部“粮食公社”。)

噢,“粮食公社”。联络工作还行吧!……你们财金学院从那个战场撤回来的?现在怎么样?(敖本立答:天天打内战。)

打伤了没有?(敖:在中山公园打了一顿。)

你挨了两下子没有?对打伤的应该慰问慰问他们。(敖:还把我们两个人抓住送公安部去了。)

那怎么会收呢?(敖:没有收,揍了一顿。)

如果财贸联络委员会还起作用的话,就由你们通知,开个会,财贸口的大会。本来早就要开了,出现了二月逆流,拖了一段时间。但是也不奇怪,运动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才能前进。财贸口有多少人?(答:九千多人。)

你们的大会开得比外事系统还早,那天你们开的在什么时间?

(答: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那次成立大会还向全国发号召了嘛!后来因为夺权斗争,把检查的大会推迟了。外贸部本来搞得不错,现在怎么又分两摊子了?

(外贸“井冈山”答:二月逆流后出现原则性分歧。)

原则性?只是观点不同,不要当成敌我矛盾嘛。

(外贸“井冈山”:我们反右,他要反“左”。)

这也不是敌我矛盾哪!清华不是搞了一下反托派吗?也没上升到敌我矛盾。外贸部这次广交会搞的不错嘛!

(外贸“井冈山”:那是我们这一派去的。)

你们监督业务是那一部分搞的?(答:政治部的,他们那边的。)

去广州的那一派呢?(答:是我们。)

他们一个也没?(答:他们留在家里打内战。)

外贸学院呢?(答:两派都有。)

财政部怎么样?(答:四个司令部,两大派。)

财金学院还有人在那里没有?(答:走了。)

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学校去人,川流不息,现在政变没有?

(答:是由十几个单位组成了调查组,搞了半个多月,已经结束了,结论和李先念相反。)

违抗命令都是对的?

(财政部“井冈山”、“革联”答:不是,我们是按照总理指示检查,但是十七日讲话,十八号我们一传达,就把我们搞垮了。)

吴波软的很嘛!(财政部“井冈山”:吴波对我们卡的很紧。)

那么你们受压制了?受压制再起来嘛,总要经过几个反复,才有力量。要靠自己,不要光靠别人。

(总理将财政部一、二、三、四司的代表点了一下名,“三司”插话:我们是被二、四司当扒手抓的,他们是保守派。)

有对立面有好处嘛,怕什么?

(敖本立:现在财贸口六个单位是对立的。)

那六个?(敖答:财政、外贸、粮食、财金学院、外贸学院、《前进报》,那些保字号的组织都是二月逆流的产物。)

我跟你说过嘛,事物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对立面才有好处,否则就是温室的花朵了。这样才能锻炼你们。

(财政部一、三司又谈了他们被二月逆流冲击和恢复的情况。财政部二、四司插话说:对造反司令部的垮台,我们有不同看法,党组吴波和李先念是有错误,但是他们的垮台,主要是内因起作用,当时传达报告后,所属战斗队纷纷退出造反司令部,不能把它都看成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对最近的调查报告有保留意见。)

你们财政部不是开了大会吗?(开了,外面来了很多人。)外面的来了?我们说了,外单位除了农林口的不要去,但是有的大学不听,仍然到财政部去。主要靠财政部造反派自己奋斗,怕什么?干革命怕扣“反革命”帽子?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总会有人反对的,不赞成的说得凶一点,赞成的,说的好一点,主席从来不认为是铁板一块的。先念同志已经承认错误了嘛。

(财政部“井冈山”:他没有向我们承认错误。)

要给他机会嘛!财贸口已经走了一段弯路了。不要一个一个来,我看要改变办法,先开大会,要李先念同志检查一下,然后转到各个部。

现在净搞大标语,今天大字报满街,说欢迎陈伯达当新北大校长。这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说的一段笑话。蒯大富说他们要求派军代表,我说要找肖华商量。聂元梓同志提起北大的事情,我说北大已经定为校长制,不是让周培源当校长吗?聂元梓说我们要求陈伯达同志当校长,我说还得研究研究,我并没有答应,结果满街大字报,要陈伯达当校长,这简直是笑话。

(有的同志听总理是这样说的:在天安门上,聂元梓要求伯达同志担任北大校长,我高兴的对伯达说,你当校长不是很好嘛!但当聂元梓真的要求陈伯达同志去的时候,我说,还得研究研究。)

北京市大标语太多,你们会失信的。在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外国记者看到就乱猜。夺权斗争已经四、五个月了,运动应该进一步深入了。

财贸口开个大会,让先念同志作个检查,我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去。然后开小会,财政部、商业部、银行、外贸部、粮食部都可以谈一谈。先念同志说过错话,做过错事,都是是非问题,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财政部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泄密不知传出去没有?(财政部“革联”指出泄密问题是政治迫害。杜坚介绍了情况。“粮食公社”参加调查组的代表说明了吴波前秘书李明没有找当事人,而是找了保卫干部,司局长了解的情况,写的泄密报告,夸大了事实。)

确实没有传出去是好事。如果吴波的秘书不找本人,写的报告不实事求是,应该负责,吴波也有责任,把事情弄清楚就算了。

(财政部二司插话:调查报告有些情况不符合实际,要求总理再派人调查。)

总理对联络员董枫同志说:你把调查报告摘录一下,让我看看,再派人复核一下,实事求是,如果我那个批评有过火的地方,我收回,承认错误。

各部里面有两派不要以为了不起,夺权斗争经过几次反复,考验你们,也考验领导干部,受得起,经得起,反复有好处,能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造反精神不够的,可以增强造反精神,如果保守,就要追上,方向错了,就要回到主席路线上来,斗争总会有反复,不是铁板一块。一个部,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派是不可能的。

我跟蒯大富说过,清华大学“井冈山”一万多人,都是那么先进吗?就没有保守思想了,那末保守思想哪去了?事物总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多数、少数、螺旋式上升,否则社会就不能发展了,不同观点的争论,能够提高觉悟。现在有的地方观点不同就打起来,你们青年人,性情比较急,我们只好劝说。解放军去劝说也挨打。天津的天大,南开对打,不但打伤了,还打死了,我们就讲,要把凶手交出来。北京最近也打了一阵。(敖本立:都是保字号挑起的!)都是保守势力?(敖举了百货大楼的例子)那天我得了个通知说围了三天,去了七个连还有人跳楼。用力服人是不行的。不要怕有保守派。没有保守派怎么有造反派?没有偏右,怎么有左?没有坏怎么有好呢?没有少数怎么有多数呢?不容许对立面的存在,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中央常委都有对立面,你们年青人怕什么?你们曾经是造反派,现在还是造反派,我一直支持你们,但是支持你们不等于帮助你们压他们,而是帮助你们团结教育争取他们。这中间还会有分化,多数了还要前进,造反派总是由多数到少数,总是螺旋式前进的。就象主席讲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还有无政府党存在。列宁时代政治局里就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康姆尼也夫,还不是统一战线吗?他们把十月革命暴动的时间泄露给资产阶级报纸,列宁说他是叛徒,还容许他留在政治局里。毛主席就更伟大了,时代不同了,更加发展了,你们要学习马、恩、列、斯、毛。不要见了一点保守派就紧张。怕什么?保守派要打,你们不要打。不同的意见他总是要摆出来的,有了对立面就好嘛!能促使你们更快进步嘛,那不更完善了吗?我们总是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也如此。反对你,它也能反映出你的弱点,你就改进嘛,进步了不就更好吗?如果他要学你,赶上你,那不也更好吗?你们要多学点主席的书,把老三篇读熟,要实践,这样就领先了。

上次发票时,我谈到在机关中搞“三结合”有两种设想,一种是要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高级领导干部站出来的,群众通过的,中级领导干部,站出来的,组成“三结合”班子,以革命组织代表为基础。前提是革命派大联合,大联合首先要大批判,通过大批判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刘邓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有了大联合,才能有革命群众的代表,然后考验出一部分革命干部的代表,搞大、中、小的,老、中、少的。所谓老的,五、六十岁吧,中的三、四十岁吧,少的二、三十岁。机关必须有新的血液,新的力量,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官僚主义。

另一种设想是横的“三结合”。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不管那一类,首先要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刚才有的单位有些问题要调查澄清,最重要的要大批判。我劝你们读一下黑《修养》,我就没有读过,只争过一个问题,不象主席那样全面。读都读不下去,我要硬着头皮读下去,我们要写一篇文章登在《红旗》杂志上,你们也要写,不能只写“第×期社论好得很!”的大标语就完了。你们财贸口要拿点货色出来!看了黑《修养》以后,看财贸口十七年有些什么问题。大会上先念检讨,我们讲讲话,不可能讲多了。各个部开小会,比如财政部,一、三司是老造反派,加上你们认为保守的二、四司开个会,让先念、吴波联系他们自己的认识,讲讲十七年来财政方面那些是主席说的,那些是刘、邓的,然后再进行批判讨论,财金学院的学生也可以去嘛,领导干部也受锻炼嘛,经过大批判才能实现“三结合”,三结合要和改联系在一起,要改革官僚机构。财政部有多少人?(答:七百多人。)需要多少人?(答:一、二百人。)那可以砍掉四分之三嘛。否则还是原班人马,那还不是复辟?通过二、三个月的批判运动,首先,考验领导干部,现在有的人嚷得厉害,为一个口号吵一天,过去开几千几万人的大会煞威风。光开大会不行了,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快到一年了,时间不多啰!学校联系到本单位斗、批、改,任务就更多了。要认真批判,不能说,一执行反动路线就是刘、邓一伙的。要让领导干部,中层干部、革命群众都投入大批判,包括停职反省的都可以让他们出来批判。比如,商业部的姚依林、吴雪之,财政部的王学明都可以让他们出来批判。在批判中看看领导干部到底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如何。要求在政策上发生影响的,如财政政策、粮食政策要进行深入批判。在大批判中考验干部,提高群众觉悟。那天发票我讲了,首先要抓财贸口,今天跟你们打个招呼,财贸口开个大会,你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留下几个人商量。

(商学院“红反军”插话:我们十几个单位,成立一个批判李先念联络站。)

这是你们的事情。

(我们不光批判李先念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还批判他十七年的问题。)

我不是这样来看李先念的问题,十七年财贸口是怎么开始的,你们不了解。

(有人插话:是从薄一波开始的。)

是陈云。中央态度你们晓得。

(商业部“红反军”插话:我们先批判一次李先念,再让他作检查,因为李先念不下来。)

现在很难下去,先批判,很难做工作。军事院校有三千人在开会,提出不许贴了一定要贴,不许去的一定要去,不许干的一定要干,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执行的,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召开这个会,你们到底赞成不赞成?(答:赞成。)我们和财贸系统造反联络委员会合作。也要听一听另一派的意见,万一发生一个单位的两派吵的不可开交,告诉你一个办法,就叫另一派旁听。打架不行。我们提出这个方案,召开财贸口大会,由李先念检查。

如果你们比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掌握的材料还多,那我们还尊重你们。但是到目前,中央、毛主席对李先念还是以前的观点。要尊重事实。还是靠财贸系统自己,力量够了。过去十七年的问题很值得批,恐怕不只十七年,其实还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关于财贸方面就有过论述。要用毛主席思想为纲,批判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东西。如果先有框框,然后去调查材料,搞出一大厚本子,往往站不住脚的。还是深入批判,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系到各个战线上的问题,我们的方案,你们不赞成可以商量,还是委托财贸系统造反联络委员会,如果保守的有不同意见,可以允许他们列席。你们十一个人开会,他们列席可以做副代表,各单位如果对本单位的代表不信任,可以再加上一个副代表,在后面坐着。要在五、六两个月把大批判搞好,我们不通过你们,召开一个大会,那就不好嘛,过去一向是协商的嘛,我们就这个方案,你们同意不同意?(众答:同意。)

(银行提到三大案件和失踪了两个人的问题。)

失踪了两个人,是到学校去了,还是去你们系统里?自由捉人是不对的,不符合军委八条,这个做法不好啊!(银行插话:北京卫戍区晓得。)

卫戍区晓得?傅崇碧没告诉我,等一下我要问问傅崇碧。弄得没有下落,灭他的口不好啊!这种绑票,搞得人不知下落,这是彭、罗作风,是不光明磊落的。如果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犯了错误,那不打倒嘛!如果是违背毛主席的不打也要倒。三大案件主谋是安子文。应该以银行造反派为主,学生不要住在那里,以免影响业务,去几个联络一下就可以 了。

不要先作结论,后搞材料。毛主席从来没有这样做,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是刘、邓的做法。六五年毛主席就和我谈到刘、邓问题,但是到十一中全会也没有提得这么高,而是后来一步一步认识的,这是等待群众觉悟的问题。不能先扣帽子,后调查。

(“粮食公社”代表插话:就是有人还没贴几张大字报就定下三反分子,再去调查。)

那怎么行呢,运动初期还允许,现在运动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不要扣大帽子,大帽子压不倒的,一定要有充分事实证明。三大案件不要马上做结论,要逐步认识,逐步提高。

我在中学红代会上,同蒯大富商量过,红代会委员中应该有一个财经系统学院的代表。

(《前进报》一同志提出出报纸问题)报纸都要通过文革小组出版宣传组从新安排。

(有人提出要看中央会议记录)党组有些记录,中央会议的记录那不能看,把成都会议的记录都拿出来了,那不行。

来源:

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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