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4-12 作者：陈伯达
陈伯达林彪同志要我来这里讲讲刘、邓路线问题。上一次的会我已经讲过一回，和康老一块，康老先开头，我继续讲。那次讲话有一个记录，虽然不那么很完全，但基本上可以。我想那个记录可以发给大家，我也不做修改了，即使有些错误，也是不要紧的。许多同志也听过了，没有听过的，看看记录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讲的可能重复一些，但是不准备完全重复。
讲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我们党的发展情况，发展历史。
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他们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以经过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由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最后的目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很多党员。另一种人是为了民主革命，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到党里面来的。他们可能着重点是在反帝这方面，而反封建还是软弱的。他们就要停在民主革命阶段，而民主革命可能还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他们是拥护的。这是刘少奇所代表的部分党员。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了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他有一套可以欺骗的东西，在党里面蒙混了很久。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呢？现在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东西，过去我也知道不少，昨天和今天又看了他的一些讲话记录，有许多荒谬的东西，是令人吃惊的，我们所说的全国解放以后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很早就给我们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梦想。因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回到老路上去，就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说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还是老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批判王明的，同时也是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五年初，搞“二十三条” ，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时候，他在个别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批评他的。完全不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是这样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毛主席在后面还讲了一个土耳其的例子。他说：“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说，土耳其事实上也变成了半殖民地。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不是走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是老路，走蒋介石的路，走汪精卫的路。
这一点，在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赤裸裸地说了。他说要当“红色买办” 。红色就是红色，买办就是买办，那里有“红色买办”呢？他要粉刷一下。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打垮蒋介石，赶走帝国主义，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经过这个阶段转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又出现新的买办，刘少奇就是准备当这个新的买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他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时，说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三个前途。你们（指资本家）是不是想出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搞社会主义，又不搞帝国主义，如果能想出第三条道路来就算你们有本事。其实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走老路。这个老路，不用资本家去想，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走的道路，就已经说明了。只要是无产阶级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这是指真正的共产党，不是冒牌的共产党，不是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由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领导，那就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所谓第三条道路，本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讨论过多次了，他们也想找一条第三条道路，可是找来找去，还是蒋介石那条道路。但刘少奇还说是“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 。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 。因为你本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其实，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已经打进来了。美国就是有一套计划，它要和蒋介石合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刘少奇那个时候说，就是准备当“红色买办” ，就是准备在美帝国主义占领、控制下当买办。那里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他还说：“照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的方向一定要走到帝国主义，变成帝国主义以后，将来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他说：“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是根本把毛主席在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完全忘得干干净净了。全世界的市场，只有中国是最广大的市场，七亿人口的市场。原料，中国也是很丰富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过去帝国主义说，中国不可能成为钢铁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煤油的国家，这是完全破产了的。而刘少奇说，如果要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就要到外国去搞原料，搞市场，向人家去抢，那还不得打仗？发生世界大战？”他完全跟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历来的教导唱反调。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发展。”这是他在解放以后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当然比欧美的要晚一点，但是它衰老快，衰老腐败。
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就很明确地给我们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肃的斗争。”这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篇，毛主席讲摘桃子问题时讲的一段话。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讲的。而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作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时，认为中国现在有三种民主力量。（周总理：实际上，他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就讲过一次，那时主席在重庆。）出现了奇怪的理论。这可能是华盛顿来的理论。他说：“中国人民三个主要阶级要民主，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中间派、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要求中国民主。”他在这里没有提无产阶级，只提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比较广泛，有工人阶级，有农民，有手工业者，等等，他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他说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什么人呢？大家知道，对于大资产阶级，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分析得很清楚，一种是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汪精卫，一种是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照刘少奇说，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也是要求中国民主的。而且还说“三种人民”，蒋介石也算是人民。毛主席早就说得很清楚，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文中说：只要一提人民公敌，“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众，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这是毛主席讲的话，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已经不成为争论的问题了。但六个月以后，刘少奇却把人民公敌变成了人民。
周总理插话：
大家还记得，日本刚投降，毛主席就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这是很值得读一读的。因为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调兵谴将要去接收。那个时候，我们在延安连发了很多命令，当时还用朱德的名义发的。我们解放区的军队要开赴前线去接管，因为我们都在沿海嘛，都在敌占区嘛，就在周围，很容易接管。蒋介石看了就急得很，这个时候，根据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就来了电报，要我们不打内战。实际上，蒋介石准备打内战，同我们夺取敌占区的大城市嘛！所以主席确定了这么个方针，连下命令，各个部队都向前线开。大家都记得嘛，从林彪同志起，大家都利用美国那个破飞机，从延安到太行山，到山东。正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三号还是二十四号，来那个电报，就那么一个内容，说中国不能打内战，要打内战中华民族是要毁灭的。这是第一点。这个不要紧，打内战，反正我们不先发动，总是蒋介石发动，算定他是要发动的嘛。第二点，就是要主席到重庆去谈判。难题就在第二点。第一点是阻止不了的，因为蒋介石要打嘛，我们准备好了就应战，就打。第二点这个弯子转就困难一些。主席的决心，是证明给世界人民看看，中国共产党不首先发动内战，发动内战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估计当时形势，冒一点险还是决定去了。我陪主席一上飞机，延安和各个解放区都打电报来，担心啊！是冒很大危险的。当时主席的决心，如果在重庆被扣，我们就准备坐牢。告诉延安决不要因为主席在重庆，军队就不准备，晓得他要利用主席在重庆，要发动进攻。头一场就是太行山，就是邯郸。中间有这个曲折，因此有双十协定啦，还有老政协啦，停战啦，我和王若飞等签的字。主席在双十辛亥革命纪念的第二天，十月十一日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去是由赫尔利保驾，坐的是赫尔利的飞机。回来是坐张治中的专机，直到现在我们对张治中还留有余地。的确，我当时把他抓住了。（江青同志：三上延安）三上延安府，送主席上延安这是一功。他送主席回延安，我就留在重庆作质。这是准备阶段，主席赞成有这个准备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大城市，敌人不交给我们，等蒋介石军队开到了，敌人把枪交给他。我们一下子打不进去，看着大城市，什么济南、天津、北京、南京，进不去。小城市什么淮安、淮阳进去了，临沂进去了，洛阳进不去，青岛进不去，烟台大概进去了吧！中等城市进了一点。这样，我们就积蓄力量，就扩大军队，不是什么复员哪 ，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哪，而是准备力量。练兵、扩大军队、土改三条，主席这三条建议，在重庆时就提出来了，想到这一点了。当时有这么个历史的插曲，因为客观形势发展需要这么一个插曲。开始的时候，就估计到不是马上就能够达到胜利。而刘少奇完全不认识这个。
康生同志插话：
斯大林那个电报，是错误的。我是经常这么想，斯大林是一个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德、日、意法西斯垮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功绩的。赫鲁晓夫污蔑和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要看到，在战后一个时期，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有右的错误。他当时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他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各国人民、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他有一个政策，就是在各国千万不要引起武装冲突，不要把苏联再扯进去同美国冲突起来。他是这么样一个方针。因此法共交了枪，法共有四十万武装，整个占领了马赛，交了枪。希腊快要打到雅典了，也交了枪。他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干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要交枪。就是要搞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那一套。所以中国的胜利，是毛主席违反了斯大林那个错误政策而取得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如果我们按照斯大林那一套，那就象法国一样，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不是做了副总理吗，陶里亚蒂不也是副总理吗？后来统统干掉了。这也就是王明那一套。王明是最羡慕那一套的。可惜蒋介石没有法国帝国主义那个气魄就是了。主席伟大，违反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伟大意义。中国革命胜利后，据刘少奇讲，斯大林承认了错误。到底是不是承认了，我现在也还怀疑这件事。中国胜利了，在一九五○年、五一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亚还是交了枪。马来亚有武装交了，印尼有武装交了。他有个理论，说这些国家同中国不同，中国靠近苏联，国家又大，交通又不发达，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靠近苏联。那些国家不靠近苏联，国家又小，交通又发达，那就不能实行中国的经验。最近我翻了一下斯大林的文件，一九五○年和五一年，他有两个文件是这样说的：印度、印尼、马来亚这些国家不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因为他们那里地理环境，各方面情况不同，他还是那么一个想法。过去我以为只是欧洲交枪，最近我才知道亚洲也交枪，没有交枪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有一句话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来” 。这是有极大世界意义的一个战略措施。
伯达同志继续说：
日本投降的时候，毛主席在讲摘桃子的那篇讲话中说：“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象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可是，刘少奇在毛主席回来以后，就作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没有说和蒋介石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个方针，而是要靠议会斗争，提出要解除武装，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国民党军队。（王力同志：廉价出卖。说只要把军队交出去，美国的美金就来了）。（周总理：我们解放南京，美国大使馆还留在那里，司徒雷登找罗隆基去，要他给毛主席带封信，说如果中国愿意同美国建交，美国愿出五十亿美元投资。罗隆基到了北京，一看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一边倒，他把话吞下去了，不敢说，以后才说出来，他晓得我们不会接受。你看，罗隆基是个右派，但他总算看到这一点，不敢说）。这完全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刘少奇说：“我们参加政府，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就来了，复员善后，每年用一点，其余要开工厂，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商业、农业亦要参加去搞” 。美金不是送给我们的，是送给蒋介石，给我们一点点，用来收买。总之，毛主席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刘少奇在毛主席这个讲话以后六个月，他还认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的，民主革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宪法，成立议会，就可以彻底实现工业化，土地改革。蒋介石也搞土地改革，搞工业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刘少奇那个时候说：“有些人要去做官了，中央政府的官”，“国民党各党派也会到解放区来活动，设通讯社、办报纸、设党部、讲统一，希望共产党给民主”。你看，他代表蒋介石来向我们要民主啊！他还说：“国民党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政府，这不简单，与国民党办事不好办但非办不可” 。就是说，非这样做不行了。军队不能够在党领导下了。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会脱离国民党” ，可笑不可笑呢？说我们共产党员也要脱离军队。（王力同志：全民国家！）说“相信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领导”，竟有这样荒谬的观点。这说明，他相信国民党军队可以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军队也可以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是国民党要吞并我们的军队。他说，政协会议以后，“参加政协会的人，很有风头”；军队“显示不出其重要了” 。虽然他也说没有军队出不了风头，可是他又说什么七君子等人出风头，这些人有什么军队嘛，所以说，军队出不了风头了，是政协会议的人出风头了。他说，当时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是“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使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你看，这些不相信都是对的，但他却说这是“左倾”。他又说：使那很多人“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民主改革，不相信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因而他不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还看看觉得党的工作不必要转变”。这是由革命变投降，丢掉武装搞议会。这是意大利和法国走的道路。
他还说：“觉得军队整编会整掉不去重视合法斗争，把自己限制在小的范围内”。这就是搞议会斗争，把军队交出去，这叫做不是“小的范围了” ，这叫做不是“左的关门主义”了！我们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那还成什么人民解放军啊！他说：“党不直接给你们指示”，“只能简单的从报纸上、广播通讯社消息，了解党的方向，而不守纪律去做，更没有办法，那会失败的”。守纪律，什么纪律啊？国民党的纪律，不守国民党的纪律去搞，去听这个消息，这样从广播电台，广播通讯社，从报纸上，了解党的方向。他不了解，这么一搞，我们的报纸就根本出不成。
（周总理：从重庆搬到南京，一直出不成。）
可见他还比不上某些党外人士。他说：“左的关门主义，在党内外一样，有些党外人士比我还左。”那倒是真的。
（周总理：是啊！章士钊在重庆劝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主席一直记住他这位老朋友）。
他又说，这些党外人士“偏到一边去了” 。就是指他们不相信蒋介石那一套，即上面说的那几个不相信。他还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好好去说服。”就是党外人士不愿意搞投降，他要去说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放战争中，他是根本没有什么作为的。他到西柏坡村按照他的一套搞土改，打倒一切（江青：搬石头）。另外一方面，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他在西柏坡村有一个讲话，有记录，他在讲话里面不但没有说到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的党，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并且说我们要改组支部。说我们大家喜欢文化班就搞文化班。我们总支有三百多党员，如果都编入学习班，有的编入高级组，有的编入中级组，有的编入初级组。这就是支部组织的一个好方式。以后就不开小组会，开学习班的会，也就是开党的会。还说，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可以活泼一点，开一个钟头的会，演两个钟头的戏。
（康生同志：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找了一个漂亮的歌女，开音乐舞蹈会，拿着个表，说你填表加入共产党吧，你加入共产党，进俱乐部给你个长年票，不要钱。）
他还说，大家喜欢俱乐部，就把它变成俱乐部的会，没有戏班子就自己组织一下。我们很多同志喜欢唱，就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又演戏，大家可能要求一个月开两次三次。这样，就引起兴趣了。（王力同志：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去干。）我刚才讲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前的事。
解放以后，他在天津的讲话，是很有名的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就是讲的他在王光美哥哥家里住的时候，同天津资本家的谈话，总之一句话，就是“剥削有功”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主席在这里讲了在全国胜利，土地改革以后，国内还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矛盾。可是刘少奇在那个讲话中，全抹杀了这个矛盾。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说，对资产阶级要限制。刘少奇说不需要限制资产阶级，而是要限制工人阶级。他的整篇讲话都是批评我们的错误。说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要限制他。对资产阶级歌颂备至，对工人阶级则贬低备至，说得不成样子。说没有资产阶级中国就不得了。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在全国胜利以后，没收的工业已经占优势了，占主要的大量的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反对限制资本主义，他也讲社会主义，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说以后限制，也讲了一点限制，想办法限制一下，就可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的所谓限制，是什么性质的限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限制，还是对资产阶级不利的限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限制和反限制，有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刘少奇这样讲，要限制一下，就是说要大量发展资本主义，他的限制，实质上是限制社会主义，限制工人阶级。
刘少奇提出，“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要多少时间？他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很难具体讲，不过时间总会很长不会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具体地讲。”他给一个资本家宋斐卿（很有名的，参加政协会议后便跑到香港去了，跑到巴西去了）讲，你现在几个工厂，将来还可以发展几个工厂，到社会主义了，还要给你管更多工厂，还可以加你的薪，你干不干哪？宋说，为什么不干。刘少奇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把很多工厂交给资本家，他还对宋说：“你干就好。”就是这个和平转变法。这是转变到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所谓“和平演变” ，天津资本家要摸底，摸什么底就是摸了这个底。摸到了资本主义的底。
刘少奇说他的政策“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心里的话了。他又说：“不只是工人要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斗争，就是资本家也要向工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你看，他提倡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他所了解的阶级斗争，恰好是资产阶级所想的，要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毛主席经常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这也是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但马克思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进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刘少奇的观点中就可以了解到资产阶级所想的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斗争，就提倡资产阶级也要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大唱工人和资本家“平等了”，所以工人阶级可以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也可以向工人阶级作斗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有个工人要求复工，资本家不同意，一个糊涂的工会的同志对资本家说：“你叫他复工就复工叫他不复工就不复工。”这件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刘少奇觉得很好。这就是提倡资产阶级专政嘛！
关于工资问题，刘少奇是替资本家说话的，说工人吃个半饱，总比完全失业好些，总比完全没有吃的好些，提倡吃半饱。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底下做工，只能吃半饱。大家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却说吃半饱比没有吃好。他非常担心资产阶级的消灭。
总之，他全篇讲话，锋芒是对着工人阶级的，是对着社会主义的，他所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是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宋斐卿这一个工厂不够，再发展几个工厂，将来搞社会主义，还交给他几个工厂，还加他的薪水。他问宋干不干，宋说干。但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刘少奇的话为转移的。宋斐卿看到这个苗头，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刘拉进来的），就溜掉了。
康老的意见很对，他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历来在党内有两种倾向。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个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政权是资产阶级的，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论我国革命》中就讲到这个问题，讲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和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有一个很大的根本分歧，就是当时列宁主张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说工人没文化，不能搞社会主义。列宁驳斥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再来搞文化呢？列宁说的是对的。孟什维克意见是这样的：不是由一个革命阶段迅速地再转变到另一个革命阶段，而是停顿在一个阶段上，让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是这样主张，刘少奇也是这样主张。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
（康生同志：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王明，一直到刘少奇，还有陶里亚蒂都是这么一个问题。）（江青同志：一脉相通。）
陈独秀、刘少奇加了一个，就是民主革命不能深入发展，要把中国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点是不同的，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康生同志：这是真正的老修，这种理论出来，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这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主席在摘桃子这篇文章中，批评有些同志把原子弹估计得了不起，看得神乎其神，指出这是从受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经常扫除。灰尘是经常有的，刘少奇这个灰尘，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在我们党面前，现在是要扫除这个资产阶级的灰尘了。
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对资本家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反对农业合作化，主张单干，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主张单干是一贯的，没有变化的，如果是毛主席的意见在党内通过了，他也举手，那是一个形式。一九五一年，他就批评山西搞合作化。说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嘛，没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就不能搞社会主义。第一次互助合作的建议，就是对刘少奇的意见作斗争产生出来的。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对山西那个批语，发了很大的脾气，要搞出个文件。毛主席在根据地时，在民主革命阶段，就为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作准备。他提倡互助组，提倡变工队。在中央苏区，就提倡耕牛合作社。在陕北，大力提倡变工，变工是一个互助的形式。经过变工，互助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过渡到合作社。这些，不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了，而且写上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可是刘少奇好象根本说听过，没有见过，他的资产阶级本能，使他忘记，使他抵抗，刘少奇的这个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终归要暴露出来的。
这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下决心把他公开给全党。过去主席讲过多少次，刘少奇是不准备搞社会主义的。我就听过主席讲过多少次。在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主席发了很大脾气，因为刘少奇要专毛主席的政，毛主席把宪法和党章端出来，说我有言论自由，党员可以在党内说话。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当时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他那个错误，是要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否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他在吹嘘王光美经验的时候，公开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这个记录落 在我的手里，我和王力同志把这一段改掉以后，他就不发了。当时我感觉到，他是为着这一点不发的。主要的是改了这一段 ，他说这一段改了不行，发下去变成严重的问题，不发了。（江青同志：我都听了。）（张春桥同志：各地都印了。）都印了。当时改，是想把他的胡说八道勾掉。结果他不接受。现在了解，桃园的经验是假的。（江青同志：那次他要反教条主义，谁要是不去象王光美那样蹲点，什么部长都不能当了。）所有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都不能当了。这里我要说公道话，康生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现，有一回说，我一定下去蹲点了。我说，为什么呢？康生同志说，唉！不蹲点，中央委员就当不成了嘛！（江青同志：发牢骚了！）（康生同志：是发牢骚，其实她那个广播，我根本没有听。）事实上，王光美并没有真正蹲点，说起来很好笑，什么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假的。学冯玉祥的办法罢了！冯玉祥请客吃窝窝头，小米稀饭，进去喝鸡汤（江青同志：彭德怀也是这样。）刘少奇、王光美的这些是老的、腐朽的东西了，可是他在我们党内作为一个新发明。
总之，或者是刘少奇的路线胜利，或者是毛主席的路线的胜利。就是说或者是资产阶级胜利，或者是无产阶级胜利。在我们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中国的命运。刘少奇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影响，错误地估计了他所代表的力量，他失败了，破产了。斗争还存在。是我们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最大关键的时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刘少奇相反，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为他的王光美、刘涛、刘萍萍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等这几个人，还有几个“联动”的小头头，这些力量大得不得了，而对我们毛主席藐视。
（周总理：他不是过低估计，而是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没有想到，他失败这么快。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很早，他没有来得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过要搞文化革命，是没有象毛主席提出的这样内容的文化革命，他很早就死了。后来苏联没有搞。现在不管还有什么曲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胜利地前进，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掌舵，随时给我们指正方向，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这个革命正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从什么问题表达出来呢？从对待群众的问题表达出来，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群众，镇压群众。与主席这条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根本的不同。有的同志问，从那里分别的？我想这个问题，只要到群众里面去就很清楚了。有些是不容易分别的，到群众里面去，就能够分别了。
不要去搞阴谋，不要去搞自己的块块。有人在组织红卫兵成为御林军。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个什么产业军（江青同志：近卫军）保卫他自己。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组织了什么赤卫军的野战兵团，保卫他自己。不要搞这些旧戏。这些东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下，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都要彻底破产的。这些东西，一时看来力量很大、占优势，没几天就垮台了。
斗争是反复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同革命群众在一起，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的形势是清楚的，有一些人一下就夸大拥护他的人有多少、多大。但是真理不在他那边，而是在毛主席这边，是在拥护毛主席的同志这边，所以一击即溃。湖南的捍卫团垮台了。他这个造反派里边有两部分，一部分比较正派的，但是其中有个头头动摇了，在中间转来转去，摇摆来摇摆去，最后摇摆到那里去？看我们的工作，看群众工作，终归我们可以争取大多数，能够争取大多数。现在我们从整个估计，是获得大多数，不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农业方面，工业方面，交通运输方面，现在都有很大的进步。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都好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要我们重新来研究，我们在各个方面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苏联已经倒退了，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在那里搞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现在苏维埃是世界的模范国家，但是，有可能新起来的国家把苏维埃抛到后面去。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但是我们要经常记住毛主席这句话：“戒骄戒躁”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工作做的很少，无非是能够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我觉得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使我们中国建成为全世界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堕落下来了。
这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在军队的同志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不要因为反对我，或者对我有意见，就说他是反革命、反动，这个很危险。为什么主席提出，各省来谈判，两方面的人都来，你说他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来，因为他不一定是反革命，如青海的问题，内蒙古的问题，就很清楚嘛，说他是“反革命”的是真正革命的，说他是革命的，其实有个别是真正的反革命。赵永夫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王逸伦也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分子，这是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早已告诉我们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以官的姿态，官的架子活动。我们现在有十七年的和平环境，的确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比较多，包括象我这样的人很容易同群众发生隔膜。发现问题，在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必须在实践中，必须在群众中才能够做到。江青同志她就是深入接触实际，才发现了文艺界一塌糊涂，一大笔糊涂帐。
文艺界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呢？象他们说话或者写文章，现在的中国人还占少数，看戏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占多数，为不识字的人也能看也能听。我们要通过文学艺术来教育群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业，象邓小平，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有兴趣。这个事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主席就批评了的。（江青同志：一九六二年，我到刘少奇那里去，我还说，中南海是人家的一块宣传基地。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他。六四年我真正认识了他。）如果我们的文艺阵地让资产阶级占领，让帝国主义占领，让封建主义占领，那我们的头脑就要起变化。因为那一套习惯势力，比新的力量要大。这就是毛主席再三强调的。列宁也说过，旧的习惯势力非常强大。剥削阶级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几十年，是不是可以完全把剥削阶级的文艺阵地攻破？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除此以外，教学制度的改革，还有宣传、出版等一系列的工作，还在开头，还在摸索。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就不说更多的话了。昨天我说过，我是你们的小学生，现在我还是讲这句真心话。在座的同志很多有丰富的经验、战斗的经验。但是小学生向先生说话也可以的。就是说接近群众，懂得群众，又是很容易的。又是不容易的。所谓不容易就是旧的意识经常在我们脑子里起作用。譬如冲军区这个问题，群众没有想到人民的军队会向人民开枪，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那么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这是不可理解的嘛。所以，在内蒙古一开枪大家都回去了，不来了。主席告诉我们，群众到军区来，要找军队谈判，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是一种好现象，是一种好事。当然，这里面出现一些别扭的事情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人民军队不能随便向人民开枪，不能随便抓人。我说这个道理是普遍性的吧！昨天我批评一个同志说过，说是我有一件事妨碍他的计划，妨碍他抓人的计划，我就给他说，你要抓人嘛，如果是真正的坏人，回去，还可以抓嘛，为什么一定要在大街上抓，这样丑化我们自己呢？回到单位去，让群众去识别，让群众扭送，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在那里抓呢？
再说一下阎红彦的问题。阎红彦是新交，我一九六○年在医院开刀，他去看过我，我很感谢他。我无非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是听说群众冲了军区，要找阎红彦辩论，不管他那时在不在军区，出来一下就算了。我给他说，出来见一下群众，不要紧的。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我只是问了他是不是阎红彦，后来的话是汪东兴同志代讲的。就这么两三句话。第二天早晨他就死掉了，留下一个遗书，说他的死是陈伯达、汪东兴逼死的。我的话完全是好意，不但是爱护军区，也是爱护阎红彦本人，是叫他出来一下，解一下围，见见群众，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不见！为什么我要再提 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这么一种人，怕群众怕到这么一种程度，就是这么两三句话，说是我逼死他的，我是叫你出来见群众嘛？有什么逼的问题呢？你可以不听嘛！（周总理：群众到军区去，目的是要他出来见一下。第二天周兴去，人家也是要他出来，不过话说得难听一点，什么滚出来，滚出去，其他也没有打算干别的。第三天赵健民去，也没有打算把他游街，完全是他自己把群众弄火了，站在毛主席像前面窜上窜下，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问题是在群众运动高潮的面前过不了关，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抵抗。他从一个共产党员蜕化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在群众的威力下边，他没法子活下去了。他不能操纵军队，如果他能操纵军队，我看他是要开枪的。
我说个笑话，我经常接见群众，天天来的那些群众代表我一个都不认识的，比如象北航红旗，它的领袖名字，不久以前我才弄清楚，叫做韩爱晶。原先我不知道他是个英雄。但不管怎样，我们要相信一条，毛主席的指示，坏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是好人。相信这一条，我们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有坏人也可以暴露嘛！
我今天说的，过去也说过一次，这次作为补充吧！
来源：《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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