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4-18 作者：周恩来
周恩来周总理四月十八日在广州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记录稿，未经总理审阅)
广州一司的同志有个提议，在我离开广州以前，再召开一个人数更多的会议。这一点，很遗憾，做不到了。十四日晚上已经开了一个相当多的人的会议了，那个会上主要谈了交易会的问题，也联系到别的问题。
我们这几天的座谈是很好的，使我受益很多。据广州军区的同志们说，这个方式在广州用得还少，当然以后可以参考采用罗，但也不一定要各个方面都来。我为了节约时间，请来了工人代表同志们，贫下中农代表同志们，学生革命组织的代表们，还有中南局和省、市机关群众组织的代表们，还有解放军的各级负责同志，最后还邀了中南局、省委的几个负责同志来听，是范围相当广的座谈会。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听到各方面的意见；也确实听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第一天谈学生革命运动，第二天谈工人革命运动；第三天谈农民革命运动，还谈了广州铁路分局的问题，珠影的问题，和中南局的以及省级机关革命运动问题。除开面对面的谈以外，北京来的四位记者同志也找了一些同志个别谈了。他们还向我反映了一些材料，也看了你们一小部分信件和材料。也只能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的材料还来不及也不可能都看，这应该说老实话。你们当然希望我每一份材料都过过目，如果这样的话，我别的工作就得停下来。回去以后，还得把材料给主管部门，主要是中央文革，找几个工作人员分头去看，看完了搞摘要，我们再过目。主要的我们要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报告。这三次座谈和所有的反映，我都要如实地集中地向他们两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的有关同志以及军委有关的同志反映。这是我在讲话前要说明的。
我十四号到广州来，本来是处理交易会的问题，准备处理完了就走的。以后主席觉得我既然来了，还是帮助军区，帮助黄永胜同志把一些问题推动解决一下。解决问题主要依靠你们，你们是群众中奋斗出来的代表；同时也依靠军区的领导同志。我只是作些建议，供你们参考。当然，我所要说的话有许多是引了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文件上的话，那是要提醒你们坚决贯彻执行的。下面我讲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国际国内的形势。我在中山纪念堂那天的会上，已经大体上讲了。今天我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要把越南战争看成是国际阶级斗争的焦点。我们几年来都是这么看的，特别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即从一九六五年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一群人上台以后，越南战争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加剧了。首先是敌人把轰炸使用到北方，把大批的军队调入南方。也就是说，美帝国主义看准了，现在苏联修正主义插手越南事件，十分有利于美帝在越南的侵略和“和谈”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极大地考验了英雄的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人民是经得起考验的。战争越打越胜，越战越强。今天报纸就证明了，在广治地区一下子消灭了美军一千五百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二百人，共消灭了一千七百多人。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南越人民战争，能够这样集中地歼灭敌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是在这个旱季所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我上次估计，如果说前个旱季消灭美军四万多人的话，那么，这个旱季肯定会超过五万人。集中消灭，一口一口吃掉它。用毛主席的话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成建制地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它，比打溃它、打散它好。每次消灭它一个指头或者半个指头，十次二十次，两个手就都没有了。我们期待着下一个旱季，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五月，就是美国选举年的前夜，能取得更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即使增兵到八十万、九十万、一百万也不能解决越南的问题，而且要输得更惨，败得更大，是个死胡同，越走越窄。要么扩大战争，进攻中国；要么认输，退出南越；再不就是拖延时间。当然，他还有另一手罗，就是压迫越南人民进行“和谈”，中途妥协，半途而废。这个可能不排除。但是对英雄的越南人民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撤出或者是扩大，都是打乱和破坏了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所以我们需要用极大的注意力，要给予最大的援助。中国的援助，中国的支持，对越南的民族抗战，是起很大的作用的。越南的同志很谦虚，说没有中国就没有越南这样的抗战。毛主席回答说：不能这样说。小小的古巴还不是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吗？虽然，那是带偶然性的，那是美帝国主义没有预料到的。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帝国主义侵入南越以后，出现这样大的武装抗战，也是美帝所未料到的。当然，没有中国的援助，这个抗战的规模会小，时间会长，取得胜利的道路上会有更多的曲折。恐怕这样子来说，比较客观。越南人民依靠我们作大后方，我们则是支援这个抗美战争的前方。今天的越南抗美战争，很象我们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内，军内，人民中，都有民族主义的伙伴，他只是具有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在那时候他还是出生入死的，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军队内我们也吸收了一些起义的军队，他们不愿受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压迫，而愿意接受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就过来了。人民中更不要说了，我们联合了爱国的师生，还联合着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统一战线，应该说从人民中一直到我们党内都存在。我在插话中说过，中国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一个是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党，一个是共产党，其他的中间党派是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才出来的。所谓需要是两党团结了，团结抗战，他们就会出来。当着两党代表两个阶级斗争的时候，武斗的时候，就没有他们的余地了，他们只好或者在旁边站，或者就不出头了。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工党，也没有资产阶级左派政党，也没有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政党。所以，当我们民族抗战的阶段，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党内就有这样的民主主义分子。陈独秀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一开始就参加了党嘛。刘、邓也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参加了党。刘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罗，譬如他主张让一批在监狱的人用集体自首的办法出狱，窃取党的重要职位。这是另外一个性质了。我不谈他这一部分了。从思想上看，当你们更进一步彻底批判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在民主革命阶段中，不少这样的领导人，没有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或争取从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思想。这样的人还是有一些，还不少。同样的，来看今天的越南，特别是南越的民族抗战，这样的思想也一定会有的，这样是不是我们就不支持呢？历史的发展需要经过这个阶段。如果出现这个阶段，首先应该是支持，然后要注意它的发展。不要等同起来；以为它进行民族抗美战争了，就跟我们社会主义阶段动员全国人民来准备战争一样。有共同性，就是抗美，这是统一的。但是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说有不同。历史的发展不能超阶段，我们既是主张不断革命论，又是反对超阶段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把越南的抗战看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红卫兵、年轻的小将们，坚决要求赴越抗美，这种革命性，我认为第一应该是称赞，第二我们是不支持的，如果支持，都纷纷过去了，那我们的国界线都没有了。你们回去宣传，说我称赞了，纷纷跑过去，说是周某人讲的，那我不负这个责任。所以，我第一是称赞他们是英勇的，第二要教育他们，我们不能支持。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这些年轻的闯将，如果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像“主义兵”的问题，你们的弟弟妹妹，绝大多数是很可以教育过来的。如果我们不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只是责备他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批评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开导他们，使他们知道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才能使人的思想一分为二，以积极的因素反对消极的因素。
越南战争是在我们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巩固的后方。主席最近说的，中国是他们可靠的后方。我们伟大领袖说的可靠这两个字，可是一语千斤啊!越南同志听了，他们说不是千斤，是万斤。主席这句话，我们要负起责任来。为什么我放着北京那么多复杂问题没解决，却跑到广州来解决交易会的问题，而这又是个别的问题。就是因为交易会是与越南战争密切联系着的。我来是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的。他们叫我多留几天，顺便把广东的问题谈一谈。支持越南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全球战略中心是在欧洲，不是亚洲，因为欧洲是它投资最多的地方，也是市场最大的地方，它要跟英法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那个地方的投资利润和市场。它不能把那些市场让给英法甚至苏联。它退出，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制订者垄断资本家是不许可的。但是，由于我们支持了越南战争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它把世界能够动用的兵力都集中到印度支那来，这是它被迫的。这个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不是打断它的脊梁骨，也打断它一个臂膀，或者两只手。如果他不认输退出，要扩大，那我们就要准备作战。因此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既是思想革命，是最彻底的、从下而上发动群众革命的运动，也是最彻底地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斗争，这是对国内。对国际来说，这是最广泛的战争动员、备战行动。这样，思想一致了，在我们伟大领袖的领导和号召下，对任何敌人我们都能无坚不摧，都可以消灭。我们对国际问题就要这么看，要有这样的决心。有人说现在只有阿尔巴尼亚宣传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能这么看。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这世界两大事件，暴露了一切现代修正主义。他们无法藏身了，他们怕战争，不支持世界革命运动，进行修正主义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暴露在世界人民当中。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在越南战场上。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争取世界上更多的革命朋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党成立了，或者从原来的党分裂出来了，世界革命人民对毛主席更向往了，对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无限热爱，这都是伟大的胜利。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的支持，也和前两年不同。责备美帝的人数多起来了，应该把这个看成是最好的形势。过去是蕴藏在人们的心中的，现在逐步地迸发出来了。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我们可以团结的，现在这种人一天天增加，而那百分之十不到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那些人，他们的反革命的面目一天天暴露，这又推动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革命的决心一天天高起来。这也包含民族的觉醒，民族革命运动也包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觉醒，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这是国际形势的有利的方面。
我们国内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组织亿万革命群众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说的，是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真正可以依靠的，可以把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旧风俗去掉，可以建立起我们无产阶级的新的思想作风，风俗习惯。从头脑里开始，也就是林彪同志所说的，我们要成为革命的力量，革命的一个螺丝钉，同时要把我们头脑里的旧的东西作为革命的对象。这样就最有力量在今天来进行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斗争；明天敌人一旦来进攻，我们就能够全部地、彻底地、干净地消灭它。宣传、动员、组织这个力量，是用什么来进行的呢？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地支持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打击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第一阶段深入以后，就进入了今年一月革命风暴，掀起全面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已经进行三个半月了。照毛主席的看法，今年二、三、四、五月，也许能看出一个眉目来；明年同期可能看出个结果来，也许更长一点时间。什么叫眉目？什么叫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阶段，由于敌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负隅顽抗，坚持反动路线，进行经济主义的反扑，有机会它就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进行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全面的内战，不流血的内战，也是我们红卫兵小将们说的，是不流血的人民战争。这个阶段的任务，既是思想革命，关系到每一个人；又是夺权斗争，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年二、三、四、五月，我们还只能在各地把省一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建立起来。就是说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建立起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而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开始看得比较容易了些。现在真正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只有五个省市；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我们期待已久的北京、天津两个直属市的革命委员会，还迟迟没有成立。当然这两个市的工作我们又有新的尝试。上海进行的是直接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两千多有组织的革命工人，去年十一月安亭事件起，到今年一月，不过是两个月的功夫，就发展到能够动员百万的工人开起会来，支持夺权的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济主义新反扑，这是上海工人阶级重大的贡献。但是它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成立比较仓促，是直接选出的，没有经过各方面代表会议。等到北京筹备成立临时权力机构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有可能通过召开各方面都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会议来实现，首先尝试在北京，然后尝试在天津，开工人代表会议，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大学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会议，中学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会议，天津还加了个机关革命组织代表会议。由于毛主席的提示和启发，这些会议三月前后都已经开了。不过，尽管代表会议开了，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宣告成立。为什么呢？这里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初次的试点不一定会完全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五个省市的夺权斗争，也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大体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种是已经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第二是即将成立的，象北京、天津，或者还有个别省；第三是曾经夺权的，但没有夺好，发生了严重错误，造成领导机构瘫痪，只好实行军管，通过军管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三结合”，还有一些边疆省、区，也实行了军管；第四种是准备实行军管的；第五种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的。大概分这五类。过去我们也曾做过部署，我记得二月初的时候，在第一次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就说过。那时分类是：七个已经成立或将要成立“三结合”权力机构的(把北京、天津算在一起)，加上有十个准备要成立的，这就十七个了；还有两类，一是实行军管的，一是准备实行军管的。那是二月的方案。实践的结果把我们原来的方案推翻了，要修正，这很自然的。毛主席的思想一贯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绝不拘泥于方案，拘泥于计划。计划是主观与客观结合订出来的，但常常是主观的想象多，行不通。行不通，改就是了。这是毛主席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到五月底是不是能全部解决？现在看来是慢得很。广东已实行军管了，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可我这次到广东来了五天，看出这个形势还会有反复，不是那么容易。这只是一个省呀，才二十九分之一。我们在北京，一个内蒙古问题谈了两个多月才解决。所以，五月底是不是能在各省、市、区看出眉目来，有可能还要推一推。至于地、县，那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下推罗。所以要到明年，一直到公社那就要到明年才能全部实现。还有中央各部，我们本来企图最好能做到以革命组织的代表为基础，结合中级革命领导干部，上层革命领导干部，通过批判，自我批评亮相，得到群众同意的站出来，实行这样上中下三结合。不行的话，就派军事代表进去，实行横的三结合，以革命组织代表和军事代表加上各级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群众同意。这种三结合或者叫文化革命委员会。既然叫做部门的，那它就不能全面夺权罗，就是领导文化革命，监督业务，某些单位也许可能领导业务，组织个业务班子。这要看具体情况。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三个多月了，还没有摸出一个典型来，有的还要经过反复。所以到现在机关文化革命的决定还不成熟。同样的，今天上午听机关代表说的，广东机关文化革命先进行了一步，可能在时间上革命组织成立得早一些，但是做起来还是很复杂，在会上反映的他们争执的意见不下于学生的革命组织。但是这种反复，我们应该认为这是摸索一次新的经验，创造一次新的经验，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上海的工人和其他的革命组织首创进行了夺权斗争，以后也有反复嘛！各届代表会议，革命组织的代表会议，张春桥同志两次到北京说，不是那么容易，也是争执不休的。毛主席把问题看到了，说是明年二、三、四、五月，或明年上半年才能看出结果，或许还要更长一点。主席在这方面是留有余地的，这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但是又必须说明，必须定出计划，你总不能老拖下去。大概我们同学们觉得，这个倒好，最好再长一点，再放一年假。你们可以放一年假，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就不赞成呀，军队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机关的同志也不赞成。我们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促工作，我们不能放下来，而且你们也不能长期这样子，不搞本单位的斗批改呀!世界上最长的罢工就是省港罢工了，就是英勇的光荣的香港、广州工人的罢工。省港罢工从一九二五年五、六月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才基本结束。我们学生闹革命，放假一个时候，中学原来说放到暑假，后来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改成复课闹革命了。这是根据经验的总结，需要修改嘛，不能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或者同国务院，或者同中央军委，或者是中央文革小组，或者是中央几个单位联合签署的东西，就是一成不变的。有变的，有的原则不改，要加以补充，加以丰富。这是根据实践的斗争前进。我们必须要有个程序来推动。但是，这一点无论如何，一句话，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底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个是现阶段的，我们把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进行到底。进行到底要有个期限。到时要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按照革命的新秩序来进行生产、工作(当然没有完成以前也要进行生产业务)，抓革命，促生产。比如学校实现斗批改，实行新的学制，新的教育方针，新的教学方法，这都要告一段落。可是人们思想上的革命，决不能说两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能搞干净，那是长期的，长期就不能天天这样子闹。现在是狂风暴雨，急风骤雨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告一个段落以后，那就转入和风细雨的办法。但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大民主的生活，四大的权利，四大的民主可以经常地进行。有时就会象波浪式的起伏，由比较不是那么猛烈的进行，到了一定的时候又会起采。这是不断革命的思想。决不要相信这一次的彻底的革命就那么彻底了。永远不会的。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一直推广到全世界，都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共同地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个时候还有新的革命，新的思想革命，肃清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肃清旧的习惯势力。那个时候所谓旧的，大概包括我们现在所谓新的在内。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新的与旧的斗争，还有其他的斗争，人民内部的，还对自然作斗争，还有科学实验。我们这样一想，眼界就开阔了，心胸就开阔了，敌情观念就明确了。我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支持什么，打倒什么，什么是敌我的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就会清楚了。
不同时期敌情的内容也有变化的。在民主革命阶段许多是我们的同志，他可以在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时候和我们站在一起，到时候也可以付出生命。可是留下来的，象我们这些人，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思想跟不上，立场站错了，如果说在民主革命阶段即使犯路线错误坚持不改，他还可以在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打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没有触及他的私有制，可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不可能丁。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得很清楚了，一旦我们取得全国胜利，民主革命阶段胜利了，就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个时候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你如果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想发展资本主义，那就是敌对的思想了，从我们无产阶级观点来看，这种思想就是反动的了。所以路线的斗争也就成为革命路线与反动路线的斗争。这就跟民主革命阶段不同了，这就需要以彻底的思想革命才能把他转过来。
毛主席历来主张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个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说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界限本来就清楚了，如果是，就不能够争取他了，不然，主席还加了一条，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叫教不改的，还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允许他们将功赎罪，这个界限就很宽了嘛。就是批判从严，处理还是从宽。合乎主席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我们看，主席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要允许人家改过自新，将功赎罪，如果他愿意改的话。顽抗不改，累教不改，那当然最后是在打倒之例，但总是把敌人缩小到最少数。我们集中力量打垮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有新的敌人起来又继续打。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主要敌人，各个击破。我们要这样的认识。现在这个问题是发展不平衡的。
我刚才把这个全面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的情况说了一下。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主席提出我们依靠什么的问题，朋友敌人都弄清楚。到底我们依靠什么？主席讲三个信任和依靠，就是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最后团结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是基础，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支柱，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我们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最后争取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当然要经过教育斗争的过程。这是我们所相信和依靠的。毫无问题，要在最高的领导毛主席为代表的执行无产同志硬是被打了。那样对待我们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这两个同志，我都保了的呀！说了话的呀！的确，群众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过分责备群众，但错误确实严重，你不能不承认错误，那有那样的斗法，打的几乎休克嘛，邱会作有心脏病嘛，(黄永胜同志：我们肖副政委也休克了，连氧气都不给输)这也是一个大的经验教训罗。 (大笑)
三月初，我们实行军管，执行日子是三月十五日，到我来时候不过一个月，这个时间也出了几件事。这几件事是不是都把它扭在一起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呢？在我看不能下这个断语。(热烈鼓掌)
当然这个事情要有解释。我有什么根据呢？我有个比较嘛，你办事总有个标准嘛，你不能那个地方说是，这个地方说不是，那就变成不公了，或者说一切都说不是，那不是变成和稀泥呀？那我不能做这个事。
第一，你们说的四大事件，在军区还找不到这样的文件，把四大事件罗织在一起说谁要参加这四大事件的就是反革命。如果这样说当然不妥罗。至于军区底下的干部和执行军管的个别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他自己负责，应该批评他，他应该检讨错误。所谓四大事件，就是“1·22夺权”，1·25在公安局反夺权，还有个冲广播电台，最后一个，就是二月七号八号冲军区。就是这四件大事。所谓四大事件我开始弄不清什么叫四大事件，后来搞清楚了，从你们学到东西了。(笑声)四大事件每个事件都有它的特点，不能把这四大事件等量齐观。有的事件是有联系的罗，有的没有联系，当然当时整个空气是有联系的罗。如果军区的正式文件中拿出四大事件作为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当然不妥罗。因为“1·22夺权”大方向还是对的，这夺权的方法当时的作法是极严重的错误，逐步地脱离群众，又上了旧省委的当，我看还是上了当，没有经验，急于夺权。这是全国的影响，恐怕我们在北京的讲话也算一条吧。当时我们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宣布，我站在舞台上说嘛，对你们也起了催促作用，我们要负点责任。二月七、八号是另外一个问题，冲军区，地方同志也没进去嘛，除了个别的刚才说的以外。所以这个情况也不同。公安局夺权是另外一个情况，先夺权的是外来的进去的，而且还有北京政法公社参加的，军管后证明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做得是不大好的。这个不责备他，我们还是把他送走了，安全送走了嘛。因为对地方来说，他们的个别措施是会引起公安局群众不满意的，但是对他来说他不知道轻重嘛，不能怪他嘛。因为北京政法公社夺了北京公安局的权嘛，你们北京来的几位同学晓得嘛，他们是证明。这里有没有政法学院的同学呀？ (答：没有)哎，来了就好了，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夺了权，我们的谢富治副总理当时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报了中央也是等一等看，结果他掌不下来这个权。因为他夺了权要掌权，结果他掌权了，周围就包围他罗。过去我们想把内部的造反派搞起来，到了他掌权以后，全部的内部一致对外，来一个消息说，那个地方欺负派出所了，他们就去支援，结果跟群众造成对立，上了当了。后来搞了一个月吧，我们看也是不能继续了，还是军管，结果政法公社也支持，这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因为我们做了工作。现在没有那个去责备政法公社，他自己取得了经验，政法公社在外地也是取得这个经验。因此，广州的结果也必然要军管的。我们的确有这个意思，如果当时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和外部的造反派去试一试，把那个坏人揭发出来也好嘛。不过不容易。譬如天津被坏人夺取了权，反而好人受压迫，最后也是走到军管，把坏人抓出来。另外公安局过去长期受彭真、罗瑞卿的控制，虽然我们有很好的部长谢富治同志，但是他因为去得晚，同时他这个人的工作守纪律，对原有的人没有根据不好换他的，所以彭、罗的影响还是很大，所以有一部分坏人就暗藏下去。这次逐步地揭发出来，这是一大收获。但这还要靠本机关内部的揭发，也不能急，要逐步地揭。夺权以后反夺权，这是另外一个性质，必须要长期才能够揭发出来。所以这次我没有要公安系统几部分来讲话，将来你们做报告好了，这部分是复杂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但是不完全清楚，我是拿北京、天津做例子来说的。广播电台刚才说了一点了。广播电台的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广播学院的几个同学揭露出来的，本来是支持造反派的，摸了以后证明这两个少数人的造反派不仅成份不纯，主要是作风，他的做法、方向都错了。北京来的广播学院同学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站在它对立的方面，发动了群众，群众把他们揭开来了，是这么一个情形。至于二月七、八日的事情，刚才说过了。所以这四种情形不能够等量齐观，虽然是一时期互相影响。这么一个情形，军区并没有因为这个情形把它作为标准。尤其是二·八以后，虽然有请罪的事情，这个倒也不完全是军区要求，我在中南海就晓得，我叫他不要请罪，他们来的时候，还要送个请罪书，说我冲了中南海了。冲中南海的事情原来是一直没有提的，这回中央发的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决定，上面才说了叫大家不必看成太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冲中南海，每一次我们劝他们走了以后，我再见他们都是送上请罪书的，你叫他不送他还要送，你退还给他，他还是要留下来的。实际上也不完全是提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提倡请罪书嘛。你们不信，我那里收的请罪书，有一大篓子，你总不能说我要他请罪的，我从来没有宣布这个事情。冲中南海六次，这一次才把它计算下来，天津两次，郑州一次，北京几次，也包括荣复转退军人。最凶的是荣复转退军人，拿汽车一冲，就冲进去了。他们冲中南海的目的，就是要求你见他。第一晓得你不会怎么样他，所以他就试一下子。我们中南海的警卫部队，的确是照我们规定的几条，就是：第一不动气，他怎么骂也不动气，第二不动手。骂不回口，打不回手，打伤不开枪，最后说，同志们哪，你们打错人了，我们是毛主席的解放军，你最后会承认错误，会懂得是错误的。凡是用这个方法说服，多数是被感动的，再打不出去了，手也放下了，他也不搞了。但是也有那些人他不管，他还是要试一试，最后总是把我们迫出来见一见。但是这个不能说中南海如此，别的地方就一定出来就不受整，不挨揍，不敢说。你看嘛，冲军区时肖副政委出来，他就不行呀！他出来受了整了。的确情况也不完全相同，我觉得应该客观一点。因为我在的中南海，中南海有毛主席，我一句话就把他说服了：难道你还要冲毛主席所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吗？这句话一说，他就闹不下去了。你这个广州军区排老几啊？他才不管你。(笑声)你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说你是自封的，(笑声)他还闹起来。所以这个情况不能完全等同，不然我们就不公了，是不是？这一点要说明。我觉得广州的情形比别处还是好一些的。四大事件没有把它作为革命反革命的标准，但是底下确实有人这样讲，是不好的。这一点我希望偏于保守的，好心肠的，好象维护党的利益和军队利益的同志，拿这四条作分界线还是不对的。如果军队干部里头有说这个话的，应该承认这是错误，我们应该承认嘛。应该向群众交代，这事我们坦率得很，承认错误就算了嘛，你不承认错误就揪在那个地方嘛。我现在正式宣告，这个不能作为分界线，是错误的。这是第一。
第二，来了个《颠倒》的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个东西也是到广州学到的。那是“新北大”搞的。在座有“新北大”的同学吗？啊，来了。这是你们的贵同学惹起的这场祸，把他的观点出在《新北大》广州版。这文章其实发表很早，它是在二月二十八日就发表了，那个时候大家也不闹，因为它是个小报，大家并不闹。错误就在于先是《南方日报》，后是《广州日报》，一个三月十二日登了，一个十四日加了编者按。我看了半天，以为文章本身也是《广州日报》写的，看到最后才知道是转载的。那个标题不清楚，好象就是你《广州日报》的意见。我看那个意见是不大对啊！那里头观点比较杂。它是要得出一个它所要定的结论，意思就是整个都错了，没有加分析。我们说“省革联”也好，一·二二也好，“省革联”本身总还是个群众联合的组织嘛，不过他范围小了，夺权他这个方向是对的，不过他做的错了。你不能不分析，不能不一分为二。他那个就笼统了，都说不对了，错了，这当然是广东的造反派不能接受的了。再加上《广州日报》的按语一摆，虽然晚了半个月，但是按语一出就跳起来了。但当时也没有闹，又争论了很久，晚了差不多一个月才闹起来了，闹起来就围攻了。先是《广州日报》吧？对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四点建议，虽然中央文革很谦虚，说是建议，我看这四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认真地执行。他这个四点建议的好处就是军管小组对报纸的军管应该继续，否则就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利于对敌斗争。因为广东是华南的门户，所以肯定了这个军管应该继续，否则不利于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为他是要在报纸上批判的。第二条是维护和支持了军管。但是军管的成员里可以作必要的调整，并且建议要组织版面小组，协助军管办好报纸。希望各学校的革命造反派积极支持。我底下建议的时候还要说这一点。第三是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向军管会提出，商量解决，不要反过来又要报社的军管小组向你们请罪。请罪来请罪去，不是半斤八两吗？！我们不赞成这个请罪的办法。第四条说文章是错误的。文革小组他下断语也是很谨慎，就说是错误，不象你们，一出口就说是大毒草。这样就没有余地了。但是他底下说了，可以在报上进行讨论和批判。讨论也好，批判也好，各讲各的见解，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大辩论的风气。我们提倡四大，四大里有个大辩论，而且在报纸上开辟一个园地。不过现在忙，这几天还没有写出文章来批判，希望你们写。有好的可以先登嘛。
还有一件事，就是一声“春雷”。这也是我到这个地方看报纸才看到的，你们宣扬太多罗！我们今天早上用了很长的时间听，我也看了几个材料。不过是一声春雷而已。春雷嘛，大概就是一声，我刚才听到一声，(笑声)不是夏雷那样轰轰隆隆不断的，只是一声而已，可是这一声不那么响亮。这没有什么嘛！不响就是了。每一声雷都得响，不见得。在军区方面，有部分同志急于想搞一个“三结合”。因为我们给军管的任务，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任务，要通过批判——当时还没有强调批判，当时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因为林彪同志在工交会议上就说了嘛，我们要进行一个大批判运动，通过批判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然后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是给军事管制的一个任务，在华南能够早一点很好。当然，我们也设想，如果不能早，也不能急。有些管这事情的军管的同志也急一点罗。他们也是试一个点，觉得广州铁路局别的地方已经实行军管了，好象长沙分局已经军管了，他想这个地方(广州铁路分局)是不是可以不必经过军管，提早一点，所以比较急了一点，条件就不够成熟，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都不太那么够。从材料看出来，他想“三结合”，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你们不是讲大方向吗？为什么这个就不讲大方向了呢？！所以一切的问题都得有个前提。军管的同志是一个好意，他想试验一下，搞一个“三结合”，方向还是向着“三结合”，他并没有要复辟嘛！但是急了一点，不够成熟。第一就是一部分革命派没有吸收进来，你不能说另外全部是老保嘛。我在底下还要讲这个问题，一动就给大老保三个字，偶然吵架吵急了给这个名字，固然我也不好反对，变成口头语了嘛。但是把这个加给人家，打击一大堆，这个不是办法。你首先打击群众了嘛。比如广州分局，南站的造反派，是叫火车头吧，是多数。那么整个广州分局连外地的算起来他还占不少嘛，也是过半数了嘛。就是这个情形，也是一个广大的群众组织，你给他一个名叫大老保，就把群众统统对立起来了。你说他思想某一点有些保守，那改正嘛。从革命力量不够，一部分革命造反派没有吸收进来，因而代表性不全面，无产阶级权威嘛，军事代表确实是够的，亮相的干部也可能多了一点，或者是杂了一点，这些都可以议论。有议论，改进就是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方向还是想搞好，但是做起来有些错误，所以不好拿来提倡。那么你们问现在已经登了报怎么办呢？登了报的这些事情地方报纸可多罗，这些事情办起来都要给他一个罪名，那就不胜其办了。我告诉你一月风暴的首创者上海，它就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因为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我们一直把上海的消息推迟到二月底才登。休看上海夺权斗争群众大会开得那么好，可是没登报。不但是外地不懂什么道理，国际上也怀疑这个事情。但是国际上西方记者，他很快就说恐怕是人民公社这个词有问题。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讨论，等到二月中，主席约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位同志去讨论的时候，连他们两位同志都觉得上海工人恐怕不容易接受，已经拿出来了嘛，登了报了嘛，怎么能取消呢？毕竟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高，道理足，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去一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把道理一讲，当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声音，一下子就通过改成革命委员会。这样子我们把上海宣布了，上海夺权几乎晚了两个月才宣布。上海的报纸，后来不是就改了吗，也没有什么嘛。将来总有一天我们全国都要叫公社的，如果现在就叫人民公社，上海报纸一登管保各省都叫人民公社。你们广州更是人民公社，因为广州暴动就叫广州公社嘛，那你们还抢先了，把广州暴动的光荣传统还拿出来了，一定要首先拿出去了。那还不是都要跟着改。各省都是，各部委也学了，什么铁道部他叫人民铁道公社，那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笑声)这样出现以后外交关系统统要改变。我们现在国家的性质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进入到更进一步，这样改变也不那么需要，反而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象这样的事情，已经夺权的省分，有许多事情，我们都改变了，劝他们不登。只是一个铁路分局的夺权，登报登错了一些，这声春雷不那么响，就让他不那么响过去吧，不要这样认真，把这个问题搞的这样子。当然你们说了，这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征候，这个征候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这一闹，就没有再搞了嘛，而且他本身还在提问题嘛1我一来就听说，南站就不同意嘛。南站不同意那个地方只好继续军管罗。还是劝大家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能够团结起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一个错误，搞了就搞了嘛！再逐步加强嘛。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呢？有的。有的地方已经都夺了权了，并且已经成立了夺权委员会了，有的地方已经成立了革命的组织了，是联合的，江苏就成立了联合组织，安徽成立了夺权委员会，我们都没有劝他取消。我们说你们这个革命委员会，将来把它扩大，现在还不能起真正的作用，将来到了成熟的时候，我们再开各界代表会议，再来把它充实起来，才算正式的权力机构，现在还不成立权力机关，因为只是一派，另一派不赞成，都是左派。安徽它叫夺权委员会，当然现在不能承认它那个夺权，它那个夺权不像你们这个夺权，你们这个夺权夺了以后还没有掌权，你们自己就放弃了，所以你们等于改正了一部分错误。他那个地方还行使，行不通，我们现在军管以后，对那个夺权委员会让它慢慢地自生自灭的改变，不要去下命令取消。因此说铁路局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不要急于马上登报取消，这个也不好，在群众面前失掉信用。因为初生的事物一定要犯些错误的，犯了错误就马上登报把它取消，将来谁都不敢进行创造性的尝试了，每一件什么事情都得极其成熟以后才敢做，那么我们的敢闯的革命精神就要打折扣了，这个不利。所以凡是方向是对头的，虽然做错了，组织形式也弄错了，慢慢的改变，不要在报纸上把它一棍子打死，这对新生事物不利。做错了就把它改变嘛。比如铁路分局的三结合如果扩大不下去，一部分革命造反派无论如何不同意，那我们只好把它军管起来。革命委员会能扩大最好，如果不能扩大，它只管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另一部分可以不管，业务还是军管来管，也可以这样来做。因为目的是利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利于抓革命，促生产。铁道的运输在伞南，比任何地方任务都重，因为还要支援越南，还要海上出口，铁路公路和航运，还要准备作战，这个地方一切的弹药粮秣都要准备充足。所以不能因为这样子影响铁路的工作。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华南的铁路，军管以后二月到三月到四月的情况是上升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军管以后的事情，就是工人大联合。这个工人大联合，我们看起来也是还没有成熟的。我十七日天亮以前认真的听了工人中的辩论，现在看起来，工人的组织是分成六个组织，“工联”、(现在你们也用这个名称了，我也是很高兴呀，是我建议的，经过群众嘛，不然又是我由上而下了)、(笑声)“地总”、“红总”、“红旗”、“广东红旗工人”、“广州工人”，这六个工人组织。当然里头还包含其他的，先说这六个组织。铁路是不属于那一派的，铁路是独立的。这六种组织，现在只有“地总’、“红总”赞成大联合，“红旗工人”大概只有一派，比较少数的，其他都不赞成。所以现在大联合过早地作为筹备会就不成熟。不成熟他就要停顿。当然下命令取消也不必，现在还需要做准备工作。照现在看起来，在工人中，我觉得我所发现的，首先要承认“工联”。它经过一个发展然后又缩小，由四、五万人，曾经在三月中旬缩小到三千人，现在又发展到一万人，现在看来它是坚持革命造反精神的，它受了压迫以后，有这么一个发展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它是一个革命造反派。红旗工人现在分成两派，他们争论比较多。本来军管会对他们倒是一向支持的，但是现在它分裂了，一派压一派，发生了争论，现在也是得到一个锻炼，照他们现在说，一派比较发展，一派缩小了。总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内部的争论，能够解决自己的团结和统一问题，如果不可能只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你们总是要在革命上见高低嘛，一个多数派，一个少数派。当然这还是不稳定的，也许改名字或者怎么样罗。这一派在军区指导思想还认为它是造反派的，希望你们再努力。据我所接触的，那天是我个人的谈话的印象，一个“广东红旗工人”，一个“广州工人”，这两部分，他们很能谈出一些问题，并且承认现在发展还不必急，甚至缩小一点也不要紧，要坚持。“广州工人”原来是一万多的，现在六千人，“广东红旗工人”现在是一万人左右，他们还是坚持，并且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受另一方面的压制的。比如“广州工人”那天林XX讲了，还有一个女同志叫林丽彩，很有说服力，这两个组织我们看起来现在它这个情形也应该看成造反派。
“地总”、“红总”问题。“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这两个组织和其他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能通过各自的整风，通过企业、事业单位中对党内、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得解决，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不能以一派压倒另一派。压是压不垮的。如果他坚持革命，一定要革命，现在还是坚持要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发陶（铸）呀、赵（紫阳）呀等等，结合本单位斗批改，那就站得住，反对打砸抢，那就站得住。所以今天还不能下定义说那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大老保，这样子就是把广大革命群众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这个是不合适的。现在厂内两派斗争比较严重，两派斗争严重，这不仅工人同志要注意，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学们在帮助串连的时候，交流经验时也要在这方面给以推动，不要支持一派打一派，打“老保”。这样会使人家灰溜溜的。另一方面，原来那一个造反派被另一方面反对。我看那个标语不能说是什么错。标语说：“打倒灰溜溜，紧跟毛主席，昂首挺胸闹革命。”这个气概有什么不好的？不过因为在造船厂，就联系到海军的衣裳灰溜溜的。这就有点过了。我看你们许多联系太敏感了。你们对这个非常敏感，为什么对于我们国内外面临着帝国主义、蒋介石这些敌人，就没有几个人提呢？你们不是不敏感，就是不想提，眼睛太注意内争了。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今天要帮助美帝、台蒋的，在国内能起作用的，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的一伙子，这是主要的敌人。不能够针对群众嘛！群众提什么口号，就算是有一点点毛病，也不算什么，你把人家都牵连起来，那还得了！这样就是红彤彤的也会成问题了。比如说，你把红彤彤的放在不恰当的地方，你也可以说他是侮辱了什么。比如你们这个地方，电梯上放主席像，我就不赞成，但我只能说这个地方放得不恰当。因为这是一个电梯，来往上下，主席的像怎么能放在这个地方呢？这是不尊重。但我绝不能推论到其他的问题上。那个展览馆很好，我一提议他们就拿掉了。就是不恰当，不能给他戴什么帽子嘛！说他故意污辱主席，那不就变成反革命了？是不能这么说的，他的意思还是好意，他没有想到。象这类的事不是主流。最近林彪同志在军事会议上有一个演说。讲了三个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主流和支流、军队支左。报告将来都要发给红卫兵看的，要好好地学一学。这是支流的一些问题。即使有一点错误，也是支流而不是主流。所以我觉得象工人代表会这样的问题，工人大联合筹委会，即使现在条件还不够成熟，也不必取消。当然四月下旬开会也只是一种设想，现在不可能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要开代表会就一定是学生在先，我看这个也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学生在先？你可以在先，因为运动是他们首先搞起来的，应该成熟一些。如果他们闹别扭开不成了，工人总等着他还成？我看农民就比较成熟一点，因为在支部以下并不夺权，他如果确实是贫下中农的代表，来开一次会为什么不可以？你说一定要按次序，北京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北京首先是大学生，然后是农民、工人、中学生这样一个次序。次序可以不同。因为北京、天津都是大学生先开，因此你们都要先开。我想这个不能援例。但是如果学生成熟了，当然可以先开。工人现在看起来还不大成熟，那你们学生就要努力了。现在学生争吵又多起来了，还要看大家工作做得成熟不成熟。
军管会就那么几件事；第一个是“四大事件”。军区并不负责的。但过去没有注意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起来解释了嘛。第二是《颠倒》一文问题。是主持报纸的同志犯了一个错误，这是个别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提出办法来了。第三是“一声春雷”。本是一番好意，心急，搞得不成熟。那么这可以等待一下了嘛，搞一个更好的革命“三结合”嘛！工人大联合比较还不成熟，但也不能取消这个组织，先放在那里，先搞好六个工人革命组织，使他革命化，各个组织自己开门整风，等等。所以，军管前的几件事，军管后的几件事，都是个别事件。就是工人这个问题稍为大一点，但他也没有被别的组织完全拒绝。所以是很容易改的。这都是个别问题的错误，有些个别问题错误严重一点。总之，在这方面支左的工作，过去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你们一定要了解，军管这个问题，仅仅是军队所担负的五大任务之一，而且就广州军区来说，还有两方面的任务，加在一起是七大任务之一。那么他不可能象我们专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同志们那样，你们放假闹革命，你可以从早到晚精神旺胜，比如我这个人三天不睡觉我就不行了，你们大概三天不睡觉还可以。这就说明了精力不够嘛！军区做工作的同志都是四，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还要照顾到这里是前线的军区。前线的军区中央的看法也不同嘛！他们现在不仅有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五大任务，还有备战的任务、作战的任务。有些地方只有备战任务没有作战任务。这个地方既有备战又有作战的任务。比如刚才我们听到了，越南的海岸上美国打了常规导弹，不是核武器导弹，是常规导弹，那我们就要注意啦!海军就要去侦察，空军也要帮助侦察，这个地方的作战动员是一刻也不能松懈的。你看在座的，他们的司令员，除了刘政委身体不太好没有到以外，其他都到了，一边听报告，一边还要想他们的问题！你们的脑筋里敌情观念暂时不存在不要紧，我们可不能不存在呀！所以要从全局想一想。你们读毛主席著作，上面不是经常讲到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这个问题吗？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海陆空军，广州军区摆的多。同时任务也重。就学生工作说，广州也是一个大学相当多的地方，一共十七所，四万多人。中、小学生有三十多万。所以，在支左当中，应该说是有成绩的，但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样看才公道。为什么会有缺点错误，因为没有经验。
到今天止，军管仅仅一个月，首先把广东的支农，支工先做了。军管一个月，秩序就比较很清楚了。铁道和航运就是军管以后搞得蒸蒸日上嘛。昨日林昌文同志讲的出事故问题，一查还是军管以前的事。事情就是要弄清楚，实事求是。成绩还是肯定的，主要的。但是不是犯了一些个别的错误；有些甚至是相当严重的呢'有。改就是了。比如对有的左派摸得不是那么准，支错了一点，错了可以改嘛。主席就说过几次。军队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了，情况不熟悉，任务又这么重，全部的责任都堆在军队身上了。我们过去就是个工、农业生产，现在还加一个支左，这是党的工作。还有军训，过去是部分军训，现在是全面军训，不仅是对大学、中学，将来还要对小学的高年级、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都要进行军训，一年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军管是政府的任务。这样就是把党、政、军的任务，军队都负起来了，由中央直接领导。除此以外，在广东来说，还有备战、作战的任务。这样巨大的任务，能够在一个月内见诸成绩，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是难免的，因为没有经验，要摸索。个别问题严重一点，也是难免的。但是错误不是不可以改的。
既然“1·22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省革联”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可以改，就不要去责备“省革联”。认为支持“省革联”就是错的、就是反革命，反对“省革联”就是革命，这都不行。这还不在“四大”事件里的，还在以外。这种标准都是错的，不应该成立，应该取消。
有的同志急得很，问“红总”、“地总”保守表现在那里。我只是说有些事情偏于保守，我并没有说你是“大老保”。我对人家加给你们“大老保”的帽子，我不赞成，我替你们辩护的。你们过去有些事情偏于保守，以后可以改。偏于保守为什么不可以改！
至于说“复课闹革命就要压制了革命”，我看这个话逻辑不通。因为在第一个阶段是全国串连闹革命，特别是中学生，从八、九月以后就满天飞，就没有在本校斗、批、改了。过去执行了反动路线，打了一大伙人，打了一大批，保了一小撮，以后就走了。有的破“四旧”立“四新”建立了功勋。然后到全国串连了，就是大学也是全国串连。为此，现在中学要复课闹革命，要安下心来。在学校里，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有时参加本地方的活动，有什么不好！只有这样才可以整理思想、整理组织、整理作风。中学生不集中到一个学校里来复课，你没有办法教育他。比如说“主义兵”吧！你们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滑到犯严重的反动思想，行动就会发展，这就不利了。你们也承认“主义兵”至少有五六千人，多则上万，是个群众组织。对群众组织就不能以那个笼统的名称待遇，就象刚才说的工人组织，叫他“大老保”就不对了。我听说“主义兵”有六千人以上，甚至一万两万，还办了报。这样的群众组织我们就应该谨慎。我们可以批判“联动”的反动思想、反动行动，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思想行为，就是错的，就是反动的，就要批判。但是，不能因为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把一大堆人都算在一起。所以，复课闹革命，才是认真的对中学的同学，好好进行革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一点，我希望大学的同学要帮助他们。如果你们对工厂运动很感兴趣，对农村运动很感兴趣，为什么你们对比自己小几岁的同时代的人，就不注意呢？我看如果“主义兵”多数(现在还是少数)发展到一个坏的方向去的话，不仅我们要负责任，你们也要负责任。我们要共同负责，特别是革命的同学要负责。为什么？这件事我是得到蒯大富同志的响应的。他很坦率，他说对清华附中的“联动”，他们也要负责。就在家门口的一些弟弟、妹妹都不管嘛！而这些将来都是反对自己的，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嚣张呢？北京市的几个附中都是这样，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到现在还没有改过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个头子，师大附中，还有其他附中。我觉得大学的同学很可以对这个问题想一想。我们是时常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的。对这一辈青年，看到他们这样，自己心里就觉得不安，没有教育好他们。所以陈伯达同志和我说过多次，要把他们找来教育一次，我支持他这个意见。如果能把“联动”的头子找到一百人上下，除了应该关的关起来以外，我们把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找来一道开个会，和他们辩论一番，最后教育他们，我就不相信多数不可以教育过来。当然，少数顽固不化的总会有。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是去把他们推到反动方面去，而是应该援之以手，应该帮助他们。“帮助”两个字，有个“手”有个“力”字，要用力帮助，用力推动他们，教育他们。所以，不能说复课闹革命就是压了革命，这是小将们不懂得这个话。
还说军训是阴谋。军训的文件都是主席批准了的，主席、林彪同志特别强调军训。因为他在天安门检阅时，看到军训以后，非常有秩序，他就觉得军训是灵的，搞了一个星期，出来游行的速度就加快。有一次十个钟头只走了二、三十万人，军训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不到十个钟头就走了七十多万人，缩短了时间。正如林彪同志在批示中所说的，第一是革命性，没有革命性不能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是科学性，讲政策；第三是组织纪律性。有了革命干劲，又有了政策水平，这样就是依靠了群众，依靠了政策，正确的路线，依靠自觉。所以组织纪律性就会搞得好。同样，抓革命、促生产，也不会压了革命，今天报纸上还讲了这个问题。
为了进一步搞好军管、军训工作，广州军区已经决定调回一批军管、军训的干部，有几百人，重新进行训练。他们就在这个楼上，今天同样听我这个讲话。他们过去没有来得及进行训练。主席和林彪同志常说，我们进行任何一件新的事情，如果政策不讲透，就盲目地去执行，终究是会犯错误的。又加上没有经验，对这方面没有知识。我们不能够过分的责备他们。不仅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也允许没有经验，没有正确理解的人犯错误。有些工作组犯错误，除了那些头头以外，一般工作组员，我们也不主张过分地责备他们。他也是跟着做的嘛。所以，现在广州军区决定分期训练，把政策跟这些干部讲清楚。军训的干部，他有时候注重一点形式，慢慢的引导到政策教育方面，政治教育方面。有个时候，把归口的办法机械化了一些。主席三月七日所说的归口的办法，是讲的“延安中学”的那个经验，这个经验应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学生归班，工人归车间，作为学习单位、生产单位是应该的。不然无法训练，无法生产。可是对革命的组织不宜急，要有个过程。比如战斗小组，在一个班或一个车间里，他的人数多，他可以成立一个战斗组。不要跨车间，跨班。他的总的战斗组织、革命组织的名义还不能把它取消，它还要领导。班上可以讲联合，车间也可以讲联合，但总的联合也需要。有些地方执行机械了一点。一军训，就学生归班，战斗小组在班上去联合，上边不要了。因此，上边的领导组织没有了，涣散了，等于那个组织取消了，这两天不是有同志说到这个问题吗？这种情形大学少一点，在中学很多。他的组织等于没有了。而“主义兵”是跨学校的，不是一个学校的。因此，在广州就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就突出了。在组织上我们没有注意够，从这里得出一个教训，革命组织还得允许它存在。第一，允许它在学校里存在，也允许它有联合，中学联合中学的，不跟工人、大学混在一起。或者由大学组织个中学部来管这件事。革命运动时期允许它这个组织来领导，不然它就等于瓦解了。特别中学，到了班上它的作用就不大了，没有领导。这些支左的工作上发生错误，组织上，军训问题发生错误，军管发生错误，按照毛主席的话，一个字，错了就“改”。允许改。因为都没有经验，任务这么重嘛。
最后，军管问题我还要解释一下两个命令，一个是一月二十八号的八条命令，一个是四月六号的十条命令。这两项命令不是矛盾的，不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是发展的，各有针对性的，互相连贯的。只有个别的地方，后者把前者即后十条把前八条有些话冲淡了。比如说，前八条重点是不要再冲军区了，以前冲的，反革命的要追究，左派冲的不要管了，以后不要再冲了，重点放在那个上面。到了十条，就另外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这就宽了，连右的也不追究了。当然右不一定是地富反坏右了，“右”和“反”也还有一点区别。重点是放在比较宽大的处理，但是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还要追究，不过要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认为后十条上没有今后一律不准冲击这句话，好象是可以冲击了，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昨天中南局的造反派说得很好，今后也不能冲击。但有些年轻人就不是这样子，他又冲击了。是否是这个例子又要开了呢？大概是正反合吧!使用这样一个规律吧。那不能这样。辩证法的正反合，合就是前进了，不是正反合在一起，合二而一。所以，前进了就不要看得过分，看得太严重了。已有两次经验，一次冲，我们禁止了；一次宽大，又得了经验。就是说两种经验都有了。今后我们就是说理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到军区去讲理，去当面谈。这个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就是请军区也下决心，军管会也下决心，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找黄永胜同志，刘兴元同志，温玉成同志，还有军管会陈德同志。找他们，他们会商量办理。你们可以多接头嘛！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全国的斗争矛头大方向清楚了，广州怎么结合实际？就是斗争大方向、矛头指向谁？
1、矛头要直接指向刘、邓、陶。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到中南、广东，当然就联系到陶铸，陶铸底下还有赵紫阳他们几个人。结合到本地，陶铸也算本地、半本地了。所以要指向刘，邓，因为刘是最大的，要系统地批判。过去没有系统地批判，过去逐步地认识，现在把它联合起来认识就清楚了。把他批透，就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头头暴露出来了，就可以作为全国的典型，大家以此为戒，以他作为靶子，也就挖到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的，那怕是很少的这种修正主义苗子了。那么在广东来说，当然必须结合到陶、赵这些人，也要结合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的斗、批、改。学校的斗批改时间也不长了，现在已经四月中旬快完了，还有五、六，七、八四个月了。到八月底是十五个月，我们总要告一段落。
2、回答谁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不能够那么样说法；好象解放军那样做，或者解放军某几个负责人这么做。我现在不这么看。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已呼之欲出啦。那天座谈会上不是有的同志问到底是谁？也没有那位说出来。说明这个问题似乎象似乎不象的样子，没有人能说出来。因此，说明这是大家并没有把握的事情。全国二、三月分是有那么一股逆流，就是因为干部亮相，有些干部想借这个机会混水摸鱼，不经过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彻底揭露，然后揭发自己的错误，亮相，取得群众信任，得到群众同意。在这里有些人就想混水摸鱼，或者想混过关，这种情形是有的。至于拿广州军区来说，特别是广州来说，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嘛。每一个人能不能过关，都要通过群众。现在广州地区站出来工作的没有几个人，省委常委中也就是他们四个人，也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检讨嘛，就要跟机关说，跟群众说。因此，广东这个地方，首先应该指向省委中以赵紫阳、区梦觉为代表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处在旁观地位了，有时候还要嚣张几下子。现在工作这么繁忙的军区、军管会反倒受到责备，而他们却从旁说冷话。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要翻老帐，要复辟过去地方主义的错误，这倒象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股逆流。逆流是存在的，但是也不要把它说得过分严重，好象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记得去年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我同一些大学的同学比较熟，他们从上海，从别的地方打电话回来问我说：“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到底还有几个人支持呀？怎么样呀？你告诉我呀！”简直惶惶不可终日了。那有这样的事情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深入群众的，它是从群众中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屡试不爽的嘛。只要主席一个号召出来了，其他的错误的东西就如同太阳一出，冰消瓦解了。多少次历史的关键时刻，从主席进入中央的领导，从遵义会议以来三十二年都是如此，加上以前十四年，在每次关键时刻的斗争中，主席都站在正确的方面。毛泽东思想是这样发展起来发扬光大的，毛主席成为世界所仰望的领袖。怎么能这样担心呢，最后他们问我，要不要他们回来。当然他们青年人热情可嘉，我也不能给他们泼冷水。我告诉他们：你们放心，你还在那个地方好好工作吧!所以，说得过分了没有好处的。特别在广州，你们把北京、全国的口号拿翻版。昨天天亮前后，广东工学院的易作才同志，他讲的那几句话是对的。把广东的解放军，特别是把解放军的负责人，象黄永胜同志，陈德同志(问军区同志；温玉成同志上榜没有？刘政委呢？答：没有。)这样子没有好处，这里是面临着敌人的呀。你说军队没有信用，说解放军怎么样。的确，如果说北京可以这么贴，而广州这样贴就没有道理。比如福建前线，我们就不允许这么做。中央军委有个公告你们都看了，那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面临台湾前线。所以要实事求是，要区别对待。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呀！今天不提这个，我是感到最大的、最遗憾的一件事。我是最反对说这个话的。所以我觉得，说什么“式”的，揪出广州的什么的，那些口号也不见得准确。北京的口号换来换去，经常要变换的，你们跟着他团团转吗？十天前是一个人，十天后又是另外几个人，反正你们跟着转，我看把你的独立思考也就削弱了。经过十个多月的运动，广州革命的同志都锻炼出来了嘛，都有自己的见解了，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嘛，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看广东的阶级斗争盖子，像陶、赵这样的，在广东是头号的，问题确实还没有认真的揭发出来，还停留在口号上，认真地揭发还有更多的可以揭发的，还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警惕阴谋不是拿这个东西去攻击另一方面，而是要拿这个东西去揭发他们在广东做了些什么隐蔽的活动。要防止地方主义复辟。当然，十几年前我们在批判广东的地方主义时，工作中确实也有些缺点，我不隐蔽这些缺点，不掩盖这些缺点，但是，总的方面是对的。那是主席亲自过问的，在中央讨论过的，不能翻案，要防止这两种复辟的逆流。
3、个别的事件，个别人的错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能就下结论。要用主席思想，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要学习和实践。调查研究是深入实际，学习主席著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然后在实践中再考验，这样结论就会正确了，就不会总是打空了，甚至引起一番虚惊。
4、要求你们要维护和支持解放军的地位，光荣和重要的地位。今天，华南的解放军担负很重大的责任。如果过去我们的战略的方向认为东北重要，现在看来最重的是西南、华南，特别是华南。因为海上、空中、陆上都是跟越南接壤的。西边跟越南接壤，东边是福建同台湾隔海相望，这两方面都是敌人，而本身又是支援越南的门户，陆上运输要经过广州军区，海上也完全要从广东几个海口出口，责任非常重大。所以不仅它在五大任务中是重要地位，对敌斗争也是重要的方面。一向来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都给以极大的注意力，不然我不会在这里停留五天。因为不能忽视。我相信你们是会认识这个重要性的，你们每一个步骤都要想一想。我们对你们的革命行动出了偏差，出了严重的错误，都不责备你们，只是要你们总结经验，自我批评，并不多责备，并不改变你们过去在斗争中有贡献的革命左派的地位。但是你们自己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还不全面。特别你们晓得解放军是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高的，军队的行动是这样光荣、模范的，我们应该把这个放在主流方面，放在大前提方面。发现了个别的错误，应该放到次要的地位，这才能分别主流、支流。逆流是有的，在广东是有一股暗流的，但不是这个，不是解放军，不是广州铁路分局的“三结合”，或者工人大联合。这是个别的错误。错误你们也同样犯了嘛！至于暗流倒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刚才指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两个暗流。一个是并没有被彻底批判的领导广东十五、六年的陶、赵这个暗流，另外一个就是地方主义复辟的暗流。这两股暗流倒值得重视。在这方面你们提得并不太多，这点我希望你们特别要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每个行动，香港反应最快、最敏感。而每个反应都影响我们国际的信誉，特别是敌人拿这个来估计我们情况。如果我来这个地方五天，除了头一天你们公布以外，以后不再公布了，敌人就会猜想，大概我在这个地方跟军区商量作战的事情了。好，天天都报导我跟你们座谈，这就很清楚不是讨论作战问题了。其实也不见。得，你们不会知道，他更不会知道，我们总还有别的时间可以谈嘛！怎么知道我不谈作战的事情呢？我们刚才休息的时间还谈了嘛。但是把你们那个时间一算，十几个钟头一次，七、八个钟头一次，人家说周某人在这里这么用功夫，大概这个地方问题紧张了。他就作另外一个估计了。所以我们年轻的小将们，在这个方面你们经验不够了，不能责备你们，但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来，告诉你们，我们如果见到不说，那我们就错了。
第五个问题：如何实现现在中央提出来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样一个公式。就是说我们要实现夺权的斗争，一定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然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个我们已经摸出经验来了。那么，广东怎么做呢？我想，第一、也是和全国一样，但是你们这个地方更要着重；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为纲。要上这个纲。照这个来定我们的基调，就是我们这个革命大批判到底是不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对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联结到广东的陶、赵这些人，联结到本单位的“三结合”。是不是合乎这一个标准，就看你是不是合乎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第二、左派的标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左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一般的革命造反派，要有更进一步的要求。革命造反派他可以是在这个时间造反，或者造得不那么准。要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这一点，我想大家的标准都不那么准。有的说，支持“省革联”一?二二夺权就是革命的，反对“1·22夺权”是反革命的。或者反过来说，支持“省革联”的是不革命的，反对“省革联”的是革命的。都不对。同样的，还有“四大事件”和其他一些标准。比如去年的“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那是在六月，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压迫，也是受陶铸的压迫。至于封《红卫报》，封的当然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工人觉悟慢了一点，宣传工作慢了一点，行动也慢了一点，同时，他们的运动搞得晚一点，组织也建立得晚一点，因此有些工人不完全懂得这个道理，而且他们看惯了《红卫报》，因而反对封《红卫报》。所以笼统地把主张封《红卫报》的群众组织说是革命派，反对封的都是保守派，这样的划分，是不恰当的。同样，今年一月的夺权、“省革联”问题、《颠倒》这篇文章和“一声春雷”，现在叫“颠倒派”、“春雷派”、“省革联派”，都是拿一件事情来划分左、中、右。还有关于大联合问题。因此，我觉得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革命左派，要经过长期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多个月了，要看十多个月的经历。我也不赞成只看是否受过压迫，因为情况是变化的，一开始受压迫的，以后也有态度变了的。如果开始受压迫的都是左派，那以后变了怎么算呢？我曾跟许多省的左派谈过话，其中有些后来就起了变化。因此，就不能说得那么固定。要在十多个月一系列的斗争中来观察，是不是坚定的，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需要有个整体的看法，系统的看法。这样子革命造反派里头，也会有一些保守分子，反过来你们所谓偏于保守的，或者那些确实是保守派的，里面也会有一些革命左派的分子跳出来。那就得允许人家跳，允许人家站出来。甚至在一个组织里，它的领导的多数承认过去保守的错误，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起来批判它，检讨自己的错误。那为什么不允许人家站过来呢？整个组织站过来，多几个左派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只有瓦解一途，就没有允许人家改进的一途？两种都可以，一种是瓦解的，一种是转化的。就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来看。因此，左派的标准，要整个地系统地来看，对一个组织、一个人来说，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会起变化，左派如果犯的错误太多了，又不敢，坚持、辩护，那就会走到反面去了。中央文革小组，我也参加过，就曾对北京某些左派组织的同志，提出过警告：你们如果再不改，那就回走到相反的方面去。主席常说这个，凡是一件事情做过了头。就会走到反面了。这是我们有经验了的嘛！
第三：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现在对立情绪很深，我们希望引导保守派转向革命，达到团结。这就要通过批判、斗争，而这个批判、斗争，要首先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到广东的陶、赵，然后结合本省的“三结合”。矛头向上，向全国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矛头向本省的，及与全国有关的陶，联系到赵和其他一伙。还有本单位、本学校的斗、批、改，也是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许有的地方本身没有，上面有，就向上。拿这个来作观察的标准。如果保守派或者偏于保守的，他就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应该欢迎他，革命派应该欢迎他。甚至他本身就产生了改正错误的革命分子，虽然他革命晚了一点，但他变成革命了，我们应当欢迎他。或者合在一起，或者仍然保持两个组织，都是许可的。定一条：总之不能用群众斗群众。只能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用批判错误路线的方式，批判反动路线的方式。自觉地通过整风的办法，自我批判的办法来实现。我们对于许多地方都这样强调：各派组织通过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当然，这里头有的都是左派，通过整风了，有的保守派，有的革命派，两个路线不同了。只有这样，才能把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共同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这样把错误就转移过来了，转移到革命路线方面来，就可以进行共同的斗争了。也就是改造他自己嘛！
第四，革命造反派之间的问题，在这地方也是同样存在的。总是互相不服。我们这几天提出来了。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这就是“中大红旗”和“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但不仅仅是这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其他都不是，如果这样传出去，那我就提倡宗派主义了，要犯极大的错误。我是提出三个例子。三个“红旗”的确是广东一向来承认的，军区一向支持的，尽管犯了严重错误。象中大的“八·三一”，在夺权斗争中就是犯了极严重错误，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责备它。初期也许是支持慢了一点，但是一旦军区认识了，马上就出来支持嘛！虽然引起了中大另一方面，就是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不满，但是还是支持嘛！并不因为你们的数目比他们的数目少，他们共有三千多人，你们才两千多人，并不因为这个就不支持你们嘛！这说明军区的立场是对的。他们也支持了华工红旗嘛！同样对广医红旗一向也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因为你们这三个“红旗”是广东有斗争历史的革命造反派，左派，另外别的就不是了，或者自己就可以骄傲了，我说这两个都不对。第一，自己不能骄傲，更要谦虚谨慎，所以我对你们左派特别说了两句反话。就是在今天天亮以前，你们当时给了我很好的回答。工人同志，也有学生同志给我的信，都承认我的意思是诚恳的，是希望你们好的，说明你们多数还是赞成和同意这样意见的。不要骄傲，要谦虚，要有自我批评。不骄傲，自我批评，是左派很重要的一个标志。这是讲无产阶级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说，看你是不是有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自我批评那就是骄傲，没有不犯错误的。在青年时代，要没有自我批评，阻塞了你的进步，那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必然是与左派的本质不相称。左派不能永远是左派，要不断地进步，不进则退。另外一条，也不能排斥其他的左派，本校也可能产生另一个左派组织，产生了也不要紧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攻击，要互相取长补短，这样来推动前进！至于别的学校，都有造反派嘛！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进行说理的斗争，但是不能排斥，比如一司的问题，最近就出现一派排斥一派，甚至不让人家到会，这个就不好。今天没有发生了。我不是一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讲了，北京也出现了，不能认为北京出现了，你们就照抄一下，这些事情何必照抄呢？我看北京来的同学也不会赞成你们内战的。如果他们把这个坏习气带来，我请他们就不要在这里串连了。我想他们不会。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到你们这里来串连，但不支持他们这样的态度。他们不会这样的。因此，在左派之间提出反对“右倾”，反对“托派”，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对左派可以允许他在某些见解上慎重一些。这是许可的。到了社会斗争以后，他们看问题就比较慎重了嘛！实事求是了嘛！这怎么叫右倾呢？凡是左派有长期斗争的历史，忽然被说成是右倾，常常是估计错了的。我们在西安的问题上，发现“交大”的李世英被“西工大”、“西电”多数说成是右倾的。后来经我们全面审查的结果证明，这个攻击是错的。因为“西工大”、“西电”的多数是支持打、砸，抢的。说打、砸、抢是革命的打砸抢。我们批判了。打砸抢还有革命的？是敌人就消灭他嘛！也无所谓砸，无所谓抢了，就是要消灭他嘛！如果是人民内部的，为什么要打砸抢呢？拿这个造声势就不对。另一个是南京的“南大”革命造反派甄邦元，就是南大“八·二七”，那一派夺权占多数，这一派南大本身和南京的“八·二七”他们不赞成夺权。那一派就说南大的“八·二七”甄邦元是右倾了，后来我们约他到北京，谈的结果，证明了甄邦元并不是右倾，而是他们批评得不对了，批评也带着打砸抢来了。当然，也不一定这里照抄了。总之，现在革命派中，稍微慎重的，也许他的观点不都是正确的，甄邦元的观点也不都是正确的。李世英那一派的也有些意见，但总的趋势是对的，总的看法是对的，但也有个别错误，有些措词有些错误。所以我们一般地不宜批评谁右倾，我们不赞成。说左的是“托派”，也不对，这两种说法我们都批判了。我想在这个地方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第五、长期保反动路线，这是保守派。这要在实际行动中看是不是有这种组织，如果确实有这样的组织，应该说是保守派了；如果他已经改过来了，已经支持革命路线，站在革命路线这一边，批判了当权派中坚持反动路线的错误，应该说他已经向革命路线靠拢了嘛！他已经改变了保守立场了嘛！你不能说他开始是保守，就是命定的，永远不能改变了嘛！要一分为二，有的是坚持到底、坚持下去的，有的是改了的，要分别对待。保守倾向，即使是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左派里边也会有的。保守倾向是对于造反倾向这个对立面说的。有的时候造反倾向是对的，有的时候造反倾向过火了，那么，另外一方保守一点，就会有针对性地来纠偏，即使是革命左派组织也不能免的。我们的革命左派就不允许有任何保守倾向，这个说法是主观主义的。我们这个大联合里边一个保守组织也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比如工人组织，拿这个地方说，现在大概有一千多个企业单位，北京是一千八百个，天津是一千七百个，估计这个地方会少一点。现在“地总”据说包括九百多个单位，“红总”是包括二百多个单位。我看可能广州就是一千多个单位了。一千多个单位都参加工代会的话(不是现在筹备，现在不可能做，也不应该做了，要推迟了)，将来各方面都参加了，肯定每个厂子都有代表，如果那个厂子就有保守组织，没有别的组织，为什么不能吸收他参加，慢慢影响他呢？这个事情天津也好，北京也好，我们可以肯定那里头有保守组织，有保守倾向的组织，北京是一千八百多个厂，百分之八十参加了市工代会，天津一千七百多个厂，百分之六十多参加了工代会。有几个左派组织它挑剔这个，说有保守派。我们报告主席，主席说一个都没有才怪咧，有了倒是合理的。不过我们也说明了，总要使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占优势，取得领导地位，这个是要保证的。这才是在革命造反派的基础上进行大联合。另外，你这个大联合只能是初步的嘛，你在这个大联合中还要进行斗争、批判嘛、批判反动路线嘛，联合工人阶级本身的斗批改嘛！它就可以推进很多人走向革命路线方面，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了嘛。
第六、群众斗群众，要坚决反对。我看我们这个地方有些行动是象群众斗群众的形势，一吵起来就非常激昂慷慨。对立得厉害，这就没法避免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头子都是这样，那一到了群众场合，还不是打呀！因为没有听到你们对打砸抢进行批评，我就很担心。这个打砸抢，在中央文件里已被否定了的。我们多少地方是反对打砸抢的。军委八条命令上批评了，十条里面又是批评了体罚的。中央二月二十一日的通知，还支持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另外在其他的文件里也提了。在转发安徽的文件里又说到这个问题，要反对。安徽问题的第六点决定就说，有原则上不同的意见，要正常地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我们不仅对打砸抢不赞成，抄家也不赞成，抓人也不赞成，不准武斗。中央在许多文件里都肯定了这一点。有些地方还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这是不许可的嘛！这是错误的口号。我希望你们这个地方不再发生这个问题。打砸抢，抄哇！抓哇！这肯定是错误的。
第七、“联动”的反动思想、“联动”的反动行动和“联动”的反动组织，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不能列入青年人犯错误所允许的范畴里，因为这是有一种反动的血统论作理论基础，通过大人影响着青年，使青年受了骗，受了蒙蔽。拿感性代替理性，凭一些传说的话，凭一些他们听不惯的话，看不惯的事，就激动起来。就对于“联动”的反动思想、言论、行动寄予同情。这很危险，这是不能容许的。我们在文件里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批判了这个问题。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里就谈了这个问题。特别是管军训的同志要特别注意：我们特别强调把它写上。这个文件的第三条就讲，在学校中不准成立反动组织，象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对于受蒙蔽而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学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允许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军委八条命令的第八条也讲了这个问题，这一条是主席特别加上去的。它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你看群众性教育，如果他犯法了应该交给公安司法机关，而干部子女，家属应该负责教育他。整个是教育，对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讲“联动”这类的组织。在这个同题上，希望我们几方面的人，在座的，军队负责军训的，特别是中学军训的，干部对子女，包括工农干部，还有大学的同学，对于自己所接触的中学生，都应该注意。
至于更进一步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四月十五号《人民日报》的社论已经讲清楚了。要通过大批判运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第六个问题；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我希望革命学生中的左派，即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尊重自己已经取得的地位。要保持革命造反派的地位，要靠自己的奋斗，自强不息。要照毛主席说的，不断地总结经验，经常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要停滞不前，吃老本。我们老干部不能吃老本，年青人老本不多，更不能吃老本，更要不断前进。这样才能够真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这点上，我们对你们寄以希望的。就是要戒骄戒躁。戒骄是对自己说的，也是对别人说的。因为对人家骄就看人不起，戒躁，是对事情说的，也是对人喽！容易发脾气，容易急躁，骄傲急躁。毛主席在我们党七次代表大会特别讲了这样两个警戒，要我们谦虚，谨慎，他感觉到党要快胜利了，就容易发生骄傲急躁的毛病。果然，我们这个党在七大以后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胜利以后，许多人就骄傲起来了。象高、饶反党集团，很快就伸手，很快就跌跤，就跌垮。刘、邓这些人，又骄傲得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认真学毛主席著作，结果就成了现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这不是偶然的。一切事情起于微末，慢慢地积少成多发展的。因此，希望我们的学生运动中，工人运动中，各方面运动中的左派，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被人家批评偏于保守的，或者是被人家随便说成是“大老保”等等，也不要气馁。革命不分先后，只要肯革命，会赶上去。因为今天各方面的同志都在，我不能不从几方面来说。有些人对于过去旧的领导确实有些留恋，对于旧的秩序有些留恋，这不单是对中央的刘、邓，也不单是对广东的陶、赵或者其他，就是你本单位的领导中有保守的，你跟他站在一起，也就是偏于保守了嘛！有点留恋了嘛！对旧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有点留恋，不敢打破成规，不敢大破大立，闯出一条革命的规律来，这就是保守嘛！但不要紧，这比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就要小一些嘛！就是维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改嘛！你肯改了，就回头了嘛！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你就站在正确路线上说话了嘛！对你自己过去就批判了嘛！跟过去的反动路线决裂了嘛！对新鲜事物就接受了嘛！就这么个精神嘛！甚至你带动一个组织都转变过来就更好。要有这个勇气，不要气馁。所以，如果说革命左派不要骄傲急躁，偏于保守的就不要气馁，不要只是对立。气馁、对立就不能改了嘛！气馁就没志气了嘛！对立就不能转化了，不能改变了。还有其他，那天头一次座谈不是还有第三势力吗？也的确还有些派别还站在中间，或者偏左，或者偏右，他看不惯两种做法，一种骄傲、自满，排斥别人，一方面气馁，或者一方面对立的很厉害。他看不惯人家的一些弱点，没看到人家的长处。敢于造反的总还是革命性强了，就是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差一点。那么这样子，你就该帮助造反派，这是前提嘛！革命性是第一位嘛！你帮助他研究政策，帮助他讲组织纪律，这就可以弄在一起，不会站在中间了嘛！保守派和偏于保守的，也可能组织纪律性很强，但是，我们不提倡这样的党员，我们不提倡这样的群众，主席最不赞成黑“修养”那样的思想。确实如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所说的越养越修。唯心主义的修养，还不是脱离实际，脱离斗争，没有前途。所以列宁讲纪律的三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讲的嘛！毛主席也用过，毛主席提倡自觉地执行纪律，毛主席不赞成把军队说是“驯服的工具”。最近有篇文章驳了的，不是什么无条件服从，而是有条件服从的，自觉地遵守纪律。所以，保守派有它的短处，它以遵守组织纪律当先，这就主次颠倒了。你得先有革命精神，你才能有创造性；你有科学性，才能掌握政策；然后才是组织纪律性。所以，常常保守的，所以犯错误，站错了立场，就是因为它偏重于组织纪律。我生产搞得很好，听话，纪律很服从，为什么还说我不好？我们的军队同志下去支左，有时支错了，就是犯这个毛病，就觉得这不是很好吗？他就忘掉了，如果革命精神旺盛还会搞得更好，我们拿这个还可以考验革命派嘛！如果说靠保守派生产搞得好，革命派参加进来反而搞不好，那么，这个革命派也不能算是革命派了。革命派它参加进来一定会搞得更好，而且，这样子就使造反派带头，保守派就服了嘛，他就可以改变它的保守思想了嘛。这个就需要我们军管同志带头了，把这两种结合起来。大概所谓“第三势力”，总是最容易在政策上斤斤计较、讲求细节。这样子呢，两种都看不惯。其实你没有革命性，你那个政策无法实施，无法独立思考，无法创造奇迹出来，结果是跟随大流，不能有所作为。各方面都要看到自己的弱点来改进。左派不急躁，不骄傲，就应该研究政策了，科学性了，自觉地遵守纪律了，也就不赞成打砸抢了，也不赞成随便骂人家大老保了。当然一下子叫广州都改变恐怕也不容易。譬如挖苦人家“八一八”叫“老八”(有人回答：是“八一八”他们自己叫的)，自己叫的，对方叫的，两种都有，不去争论了，反正是不那么郑重。政治斗争不要采取这种不严肃的态度，叫人家反感，这是第一点。这是不是和稀泥呢？我还没有看出来。我还是以革命性为第一嘛，按照林彪同志的定义嘛。保守的就是革命性不强嘛！他只讲组织纪律性不行嘛！
第二，革命学生中的三司和一司的问题。革命学生中几个组织联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组织，或者两种组织，或者三种组织，这在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不一定急于取消。它各有各的特点。这是不是提倡分散主义呢？不是，因为它还是联合性质。也不是分裂主义。反正大学的革命派最后总要形成一个联合组织，总要有一个代表性的组织。这个代表性的组织要在革命派的基础上，吸收一些革命性差一些的参加；但一定要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来团结。保守思想总会有一些的。因此，三司、一司就是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在北京，我们是劝他们三个司合起来了。虽然合起来，但实际上那个三司还是有它自己的关系存在。并不可能完全打消。这个事情，主席是早有预见的。有一次，他问二个同志：你们说是北京的大学大联合了，成立个红代会，很好呀，那三个司令部呢！这个同志说：没有了，都取消了。主席说；啊，为什么要取消呀？我才不相信呢，已经取消了？我看，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今天拿主席的思想告诉你们，你们不必急于要一司和三司合并。倒是要努力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以革命路线为纲，这样子跟各派的革命组织来谈论，在这上面来较量各方面的革命性到底多强，在这方面讲联合，重点放在刚才说的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本地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上面来考验。不必过分强调马上联合。
第三，学生串连。大串连现在不提倡了。一般的不进行，个别的北京学生可以到各地方看看，时间也不能长。比如说，最近北京来了二十多位。几个学校？(有人答；五个)五个？不止吧？(有人又答：九个，“哈军工”也来了)。这是一时的现象，不能象去年的大串连，也不能象去年那样煽风点火，因为现在本地的革命学生组织已经成熟了，你们只能来交流经验。这一次来交流经验，把你们好的经验提出来，错的也告诉他嘛，是革命同志嘛，同时要学人家的长处，互相学习，学一段时间就回去。这种串连，只能是少数的。现在北京出来的人太多了，超过原来的设想了。我回到北京还要跟你们商量，不宜出来太多。有些地方还不宜去的，因为那里已经很复杂了，你们去了，如果确实根据党中央的政策掌握得很好，去帮助解决当然很好，有些地方还不如晚一点去或不去为好。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还要跟中央文革商量。学生串连要和工农结合，以本地串连为主，基本上是本地串连。本地串连，也是学校相互之间串连，到工农中去，那就要去劳动。比如农忙的时候，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动员下去劳动，与农民结合，与农民三同、五同，不这样就不能取得贫下中农的信任。到工人中去也是一样，你到车间去，不能象过去那个办法，去一大堆，特别是中学生，到一个车间，人都挤满了，弄得熟练工人操作非常困难，甚至出了事故，这就不好嘛。现在要人家赞成，商量好了才能进去。工人、农民欢迎学生去交流经验。但是有一条，不论外地象北京来串连的，本地学生串连的，相互串连的，结合工农串连的，都不要包办代替，这是中央文件几次规定的。那个学校的革命，要靠那个学校本身的革命派为主。机关如此，工厂如此，农村公社也是如此。这一点，今天早晨农民同志讲的对，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学生只能去交流经验，支持一下，不能包办代替。因此，组织问题，顺便说一说。我们现在组织是分产业的，工人就是工人的组织，工人可以有几个工联，就跟学校的几个司令部一样。比如刚才说的工人有六个组织(其中有一个分成两个)：“工联”、“地总”、“红总”、“广东红旗工人”、“广州工人”、“红旗工人赤卫队”，这是大的；还有小的联合组织。现在有的小的合在里头，有的没有合，这个不去管了。总之，工人只限于工人的联合。组织太多了，将来总要合几个，不能分得太细了，太细就没办法做工作了。学生就归学生，大学归大学，中学归中学。当然，大学可以设中学部做工作。农民，还是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这个是主要的，或者红卫兵。农村的十条，是这样规定的。至于石井那个地方，还存在“红农友”的战斗组织，是不是可以作为红卫兵，我不大清楚。如果作为红卫兵，那也可以的；可以让它存在一下子看一看。我提议，农民同志，学生同志，记者都去看一看，看那个组织是不是确是战斗组织，群众又需要，那它就可以转为红卫兵的组织了，不叫红卫兵名字也未尝不可。总之，它是那种性质的组织。农民代表会，还是以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为主，因为十条上规定了的。要真正以贫下中农为主，干部是参加，干部也要贫下中农出身的参加，参加一部分做工作。还有机关，也不一定只有一种组织，也可以有两种组织，多种组织。这样存在一个时期，可以有个比赛、竞赛嘛。这些组织，一定要时机成熟了联合起来才可靠。所以，“省革联”暂时不存在，有它的发展规律，因为它是不能存在了，它没有办法把各种人联合起来。因此，同样的设想，省里不是有个“省联总”吗？看来时机也还不成熟，真正的大联合还没到成熟的条件。所以，广东这地方，恐怕军管时间太短了还不行，太短了不能把各种工作做得好。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促工作，恐怕还需要一个时期，太急了还不行。现在的“省联总”，还不成熟，将来才能形成。所以现在也不能搞另外一种不经过同军管会商量的组织，就是单独的工农联合组织，或工农学联合组织，这还不成熟。所以，老红军也好，还有什么荣复转退的革命委员会，这些我们都不赞成；有些这样跨行业的组织，尽管它做对了，支持左派对了，我们还是把它取消了。
第四，“主义兵”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形成这么大的群众性组织了，它又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因此，在目前还要进行一段工作，就是集合一些能够找到的头头，比如说军训这方面已经召集成千人开过会，还出了一个报嘛。当然，在这个报上，我们军训的代表同志讲的话是有错误的，把它肯定起来，说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已经觉醒了，并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这个估计不正确，不合实际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学生(指大学生)、革命的工人，都没有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只能是长期的，最后的结果，那能现在就说；现在就这样说，那么，这三天，连今天是第四天，我们的这个会就不会这样对立了嘛。鼓掌是这一派鼓，那一派不鼓，那一派鼓，这一派不鼓。如果能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那能这样子鼓掌呢？我的话有的也是这一方面拿去用了，有的那一方面拿去用了。当然，有些话全体都鼓掌了，祝主席万寿无疆，大家都鼓掌了！这不管你说他大老保他也还是得鼓掌，{笑声}当然，这是在这个地方，如果出去了也很难说。对立情绪在鼓掌这方面太阵线分明了，就说明不那么全面了。我有一些话是按中央的话说的，为什么分成两种鼓掌呢？就说明对立情绪太强了，政策性就不那么强了。所以，对“主义兵”我觉得现在还要做一段工作。我是没有可能在这里做工作了，北京还没有做好嘛。如果能够找一、二百人和他们座谈，我看是可以谈的。我刚才碰到三个干部的女儿，一位黄永胜同志的(黄永胜同志：是陈发洪同志的，我没有女儿)，一位是杨梅生同志的，一位是詹才芳同志的，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我跟他们说“联动”怎么反动，怎么要不得。我把事实告诉她们，并且鼓励她们应该站在毛主席的红旗底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要靠感情办事，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研究政策，不要特殊化。还是说得通的嘛！我问她们三个是不是“主义兵”，她们承认是“主义兵”，可见我随时可以碰到嘛，我住在这里一定要做这个工作。我看这比北京还容易些嘛。在北京，“联动”找也找不到，因为它是反动的。这里“主义兵”到处都是，怎么能叫做反动组织呢？所以我劝你们左派，你们这样子把他们赶到一边，这是很不利的，而且不可能赶到一边。你们压他，他就抵抗，有压迫就有抵抗，造成了对立，这样很不利嘛！是不是？我们见到“主义兵”就拦头一棒，骂他们一顿，那我还怎么能算是他们的长一代的人呢？所以，必须要把它揭穿，说穿，他们是能够接受的，会认识“联动”那样的思想是反动的，是错误的。我说你们自己要建立出一个纲来，一个斗争的纲。因为他们刚回来不久，他们对许多问题认识还很笼统的，所以，这样的教育就不够了。我看了《小兵》的这篇演说，就是没有事前做好调查研究，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才说自己的意见。我想你们即使晚上看到了“主义兵”的活动——不过那天说了以后，到今天还没有捉到人，东西、武器是给我带来一大堆罗！那北京比这里凶得多了。这里是棒棒居多，只有两三根铁棍，我只看到一根，后来又看到一根，那北京“联动”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了。但是我相信会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那你们要教育，要采取教育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这样的方针。你们自己也有弟弟妹妹嘛！或者亲戚嘛，还要做工作，不应该造成这样的长期的对立，这是不利的。对“联动”的思想、“联动”的组织、“联动”的行动都要反对；但是对广大的青年组织里受影响的部分，要区别对待。刚才碰到三个女孩子问我；“是不是你要取缔‘主义兵’”？我说我没有笼统说要取消，不过“联动”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我是反对的。如果你们接受它，我就要站出来反对。但是普遍的取缔群众组织的方法不能采用。即使是有一小撮是“联动”，也要对他们教育批判。这点我希望你们冷静地做调查工作，做到有分析，学习主席一分为二的方法。我们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用的一分为二的办法。
第五，工人造反的组织，刚才我已经说了，各个组织需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的组织，十几个组织，你们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批评自己，人家来批评也欢迎，但是对方不要忙于批评别人，还是先批评自己，双方自我批评。然后站稳了立场，站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方面来，把矛头向上，共同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的，广东的，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样子，就慢慢找到共同点，慢慢就能大同小异，最后就能达到联合，现在还不成熟，现在要经过这么一个步骤。但是有一条标准，总之你不能够再支持反动路线，要站到革命路线方面来。总之，你要矛头向上，不能群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是反动路线的一个特点，打击一大批，维护一小撮也是反动路线。
第六，农村的组织，贫下中农代表组织，即使是由军管会或者是军管会派干部下去组织的，如果它确是贫下中农代表，还是要承认，这个不能叫由上而下。因为现在农村大队和支部是不夺权，并且承认，过去四清如果深入的地方不需要再夺权，四清下台的干部不许再上台：地富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农忙的时候“四大”应该暂停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召集代表会当然是上级召集，只要代表是贫下中农代表，那就得承认它。所以，在这里头串连，由贫下中农本身发展，“红农友”也好，红卫兵也好，总之学生不能参加，只能帮助，只能串连，交流经验。由他们自己组织是许可的，去石井试验也是许可的。
第七，机关的革命组织的前途。总之机关长期闹革命不找出一个发展的前途来，那不行。你闹革命到一定程度，总得指出个前途来嘛！你到底批评什么，彼此批评一两个人，甚至出那样大的海报，我觉得这个矛头不对。就拿省人委机关里的造反派说，叫机关联络站，他加“省革联”了，支持夺权了，后来作了自我批评了，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好的，还要出那么大的报，题目是很醒人的，结果抓一些小节，是不是事实我不去管它，这样子把事件扩大，用那样一种批评方式，我觉得不那么妥当，这样的斗争就没完了。对立面是需要，但要在大的问题上对立，主流方面对立、斗争才行；在支流上对立就是抓细节了，见了树木不见森林。机关的斗争，我看水平应该提高，因为他总还得转上业务呀！抓革命促业务呀！你不能长期不搞业务，你总得订出一个计划来嘛。现在机关里面，就是响应全国的号召，把大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刘、邓，然后再结合本地的陶、赵，还有跟他一伙的人，这样来结合斗批改。机关总得有前途，学生放假到暑假，机关不能等到第三季度，第二季度有个结果就好了。比如中南局八百多人，总得有个出路呀，就是这样闹革命？只是少数人做工作，多数人跟你们同学差不多，也是放假闹革命，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多久了，今天已经四月十八日，我要求这个月底至少五月要得出个结论，到底抽出多少人来做工作，造反派要给我回答。抽出一部分人来，包括处、科级，司、局级的干部，能够站出来的部分。不能站出来的那当然要继续作检讨，叫群众考察。中南局不起作用了，但中南局还有计划、财贸、三线、交通运输，可做的事情多咧。还可以抽出一部分人来支援各省嘛。省市机关也要有这个打算。你们造反派也要有个打算，总还要有个斗争计划，有个前途。
第八，干部参加工作和检讨、亮相的问题。这好象有点矛盾。是有点矛盾。就是领导干部还没有完全检讨完，他又在做工作。军管会里有个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可能不会找他们工作了，但是生产委员会总要找他们工作。这样还没有完全亮相又要他做工作，就会影响一批干部，大家比了。这个问题，恐怕请各级军管会订出个计划，帮助省、市各级领导干部，跟省、市机关造反派商量，指定几个人商量。象这样的座谈会不能常开，偶然开一次可以。还是分头开，跟学生开，工人开，农民开，机关开。机关还有中南局的，可以另外作一个口子，省、市委两个口子，这么来解决，这点请军管会抓住。总要有一批干部能够通过群众同意的，亮相，首先是要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揭露领导人，省的、市的，自己深刻地检讨，在工作中表现，同时也要揭发现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暗流，知道的就要揭露。这样不会影响揭盖子，因为这个盖子共同都要揭的嘛。要揭中央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省、市为数有限的几个人，这就是共同性，大家来跟他决裂，揭露嘛。
第九，外地来串连的同学不宜太多。已经来的八、九个单位，希望你们采取我刚才说的意见工作，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把北京好的作风传来，我们非常高兴，但不要把不好的作风也传来，变成北京的翻版。现在斗争水平提高了，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这些问题，都是不完全成熟的意见。听了你们三天汇报，我不能不讲一点。我讲的都是重复的，虽然整理了一下，还是有些重复。本来最好用一种决定的形式，提到中央去，再发给你们，那是很简单的几条啦，那不适宜。因为中央只我一个人听到，黄永胜同志听到。这个不能作为根据。而且现在只是改进工作，因为军管这个过渡的办法，还要实行嘛，不变嘛，希望你们给予信任嘛，这点是很重要的。我全部的精神，一个是敌情，其他你们都有经验了。我要增加的就是两条。说到最后，总结起来说六个问题，一个是增强敌情观念，你们不是没有的，你们是没有作为重点，现在你们要把它唤醒，每件事情要跟敌情摆在一起想一想，国外的敌人虎视眈眈面对着我们，想趁机蠢动。另外就是面对着敌人斗争的时候，广州军区它不仅要执行军管的任务，而要执行七项艰巨的任务，军管仅仅是一种，因此，在初期不免要发生一些缺点、错误，甚至个别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衡量他的错误性质。何况我们左派也犯过这样严重错误嘛，夺了权又掌不起来嘛，并且形成了组织，而这个组织又不能起作用，在群众中也失掉一点信用，但是我们还是支持你们嘛，就说明要照顾大局，以大局为重嘛。这个大局不是强加于你们的，是全体劳动人民、全民族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的。这一点我觉得还值得说一说的，我上面没说，你们也没有说，我觉得还应该提出来。应该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提高这个空气，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特别是《红旗》杂志社论。这样几个要求，这是一头。这样才能毛主席思想挂帅，政治挂帅。政治挂帅依靠什么？就是学习主席著作，带着问题来学。解放军是按照这个要求办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广东面临这么多的问题，都是主席著作上解决了的，你们如果能活学活用，就会得到解答的。现实的一些问题，从去年十六条起，有一大堆的文件，有这么多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很值得我们学习。还有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林彪同志已经发表两篇报告，还有第三篇。大家要好好读，今天我只是帮助大家整理一下子问题，这些都是文件上有了的。我们都是跟别方面谈过了的。就是吃透两头，上头请教于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下头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求教于群众，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要有一种深入群众的精神，向群众请教。我向你们请教，学到了一点东西；还通过你们向群众请教。凡是你们的语言从群众来的，一听就可以感觉到，仅仅是凭一时感想说出来的你们的语言，也可以辨别出来。这就说明还要深入群众。两头吃透了，你们就解决问题了。第三也是林彪同志所说的，自己立场态度如何，上请教于主席，下求教于群众，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要站在革命路线这一边，对待革命群众就是朋友，就是你的老师，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就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能当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些问题分析清楚了，就很好解决了。几天来，我和同志们的四次谈话和一次讲话，总是希望在你们，信心也在你们。我觉得广东问题是能够解决得好的，能够迎头赶上的。所以我跟军区同志谈话，都是鼓他们的气，他们能够领导好的，他们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边的。当然，个别的人犯错误，或犯严重的错误，那是个别的问题。从整体上说，从领导上说，他们是努力想搞好的。要搞好也不能光靠一方，领导必须和群众相结合，他们首先要向群众靠近。常开这样分片的会，个别谈话，指定专人经常接触，经常交往，就能把群众的脉搏，经常计算在领导的讨论当中，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中学生，机关革命干部等等，就可以经常计算了。我想这样做，一定可以把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国务院的指导、指示贯彻下去，相信我们是会搞得好的。我现在号召在座的同志，通过你们号召我们革命的工人、农民同志、革命的学生同志、红卫兵战友、革命的机关干部同志，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彻底批判、坚决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样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在这样的革命大批判的运动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通过这些斗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广东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样伟大的光荣任务，我相信通过你们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和协助下，一定能够在今年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现在我们大家来高呼：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彻底粉碎和打倒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锁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一，总理讲话中，有几处涉及机密的地方，付印时从略。
二，总理对“地总”、“红总”的评价部分，根据总理指示，改用了四月十九日二十时四十分由总理办公室周家鼎秘书从北京传来的电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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