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4-23 作者:康生
康生很久不见同志们了,同志们身体好吧!(热烈鼓掌)这几年到党校来都是陪着外宾,来了几次,陪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同志来过一次,陪印尼的艾地来过一次,还有陪裤田来过一次。世界的变化很大;裤田成了修正主义,艾地牺牲了,威尔科克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是变化。
我没有很多的话和同志们讲,我就是和同志们见一见,有个要求就是了。同志们写信给我,叫我来给同志们讲讲话。我现在还不晓得同志们要我讲什么东西,所以希望同志们、各个部门的同志,你们提出问题,出题目,然后我考虑一下,能够讲的和同志们交换交换意见,不能够讲的,你们党校不是常考试吗?我就交白卷。还是学习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现在还没有从群众中来,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一个要求,你们如果愿意谈一谈,就把问题提出来,我考虑一下,研究一下,准备最近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我的一个要求。
第二,就是要求同志们发挥革命的积极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投身到反对刘邓路线的斗争中去。这件事对党校,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与我们党校密切有关的。我听说各个部门的同志积极开展这个运动,我是非常高兴的。今天和同志们见见面,希望同志们把这一个工作更加坚持下去,并且深入地进行这一斗争。最近看到一期简报,看到各单位都在积极进行工作,我很高兴,看来我们高级党校是大有希望了。
如果从八·一五算起的话,揭开林枫黑帮的盖子以后到现在八个月了,这八个月以来,经过许多斗争,经过许多曲折,也经过许多反复,同志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反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你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党校的斗争中间证明一个真理,这真理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管在哪一个地方,总是会取得胜利;而以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它怎样深,怎样厚,但是最后还是要失败的。从党校的斗争中完全证明了这一个问题。当然,斗争并没有完。
两条路线斗争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是《新民主主义论》头一章,头一节所讲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就是说,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就是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国解放后,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要使中国在全国解放以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问题将来可以同同志们详细地讲。
这问题也不是刘邓自己创造的,半世纪以来,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苏哈洛夫、俄国党内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有这样的说法,有那样的说法,语言不一样,但基本问题是一样的,这问题就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从陈独秀起,经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高岗、彭德怀、张国焘,一直到刘、邓,他们要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刘、邓路线要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老的社会民主党、老的修正主义一贯地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问题将来可以和同志们谈谈。同志们晓得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毛主席的路线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刘邓的路线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个斗争在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在中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中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同志们更加认识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甚至是激烈的。
从党校的斗争中你们会亲身体会到,在党校八个月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那就不仅是斗垮了林枫黑帮,不仅是揭露了刘邓反动路线,更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通过斗争认识到了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这种思想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列主义。通过这个斗争,你们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这种斗争不仅对党校,不仅对北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也有重大的意义,在马列主义宝库里增加了重大的财富。所以,同志们应当很重视这八个月的斗争。在八个月的斗争中,现在同志们可以比较清楚了,当时林枫的盖子揭开以后,党校各部门的同志都是要我听取各方面同志的意见,写了许多信给我,有这个派别,那个组织的意见,都要我听。我当时是有意识不来作报告,因为根据十六条的精神,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来搞革命,要彻底地走群众路线,不能包办代替。因为我在中央工作,讲话有时同志们容易受到框框,所以要放手让党校的同志自己通过实践来解放自己。当时同志们已经有各种意见要我听取,所以在八月廿八日晚上第一次听取了一下各方面代表发言中的意见,一次没有完,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当然,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可以有这种意见,那种意见,大鸣、大放、大辩论。在这样大的运动中,在大民主的情况下,允许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反而是不正常的。所以,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各种分歧、各种辩论,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清楚。所以,那时我主要是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在听取意见的时候我只是扼要地和同志们讲两个问题,辩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说:党校是什么样的党校?是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这是我讲的,没有作详细的解释。因为是不是一个顽固的堡垒请同志们看一看,是不是抗拒、反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辩论,也可以有这样的看法,那样的看法,可以采取不同的意见。是不是长期的,那也可以辩论,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所以我出了题目要同志们通过自己的认识,通过自己的自觉,通过自觉的实践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讲,在我看党校还是一个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当然,在今天这问题也还可以研究,也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是不是长期的,是不是对抗,是不是顽固的,还是不顽固的,是不是一个堡垒还是不是一个堡垒,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通过八个月逐渐可以看到,这个话到底确实不确实,我自己来看这句话还是不能改变这个看法的。或者是有些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个看法。
第二,我说要把林枫的盖子揭开,这仅仅是初步的,党校的盖子又大又厚又深,至于怎么大怎么厚怎么深,一般地谈了一下,没有详细谈,那时候不可能,同志们应该原谅,那时不可能详细谈这个问题,那时彭、陆、罗、杨的问题已经揭露了,但是刘邓问题还没有在全体党员中揭开,所以我遵守中央的决定,就不能点名,这一点同志们应该知道,即使在今天的各种报纸上,大标语上街的口号都是有的,但是你们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还没有点名。所以那时只能告诉同志们党校的盖子很大很厚很深。
同志们现在回想回想,是不是盖子很大?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是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是总书记,政治局常委,那还不大!一般党员中还认为他是接班人,那还不大!又厚,怎么厚?揭开林枫、贾震,林枫下面还有王从吾、侯维煜,再下面不是还有杨献珍,再下面不是还有安子文,再下面不是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再下面不是还有彭真,再下面不是还有邓小平,再下面不是还有一个刘少奇!你们看,这还不厚吗?一层一层,十几层还不厚!很厚的盖子压在党校的头上。为什么又深呢?从四八年刘少奇作党校校长,延安那一段不算,开始叫马列学院,在阜平西柏坡成立的,以后进城了,从四八年到去年,十八年了,十八年还不深吗?十八层嘛!正因为这样,所以是长期的,十八年来,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着党校,他还不对抗毛主席的思想?经过多少斗争,都是顽固地抵抗,所以说,从杨、王、侯、林枫、贾震,是长期抵抗毛主席思想的顽固堡垒。现在可以讲清楚了,那时不能详细讲。
但是,我讲了以后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的同志能够懂得我说的东西,所以我在九月四日就接到党校同志的信,指出党校的问题是与刘少奇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就是很多同志还不了解这情况,刚才不是和同志们讲,党校的同志在八月二十八日、八月三十日我讲这话了以后,有的同志不大理解,我当时特别说到,党校的工人同志,做工勤工作的同志,我的意思是不管党校有什么错误,这些同志是好同志,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根本不晓得这事情。我这是好意,把工人同志同错误路线完全划分清楚,那是同志们不了解,发生误解,说我看不起无产阶级看不起工人同志。这帽子不小,无产阶级怎么不知道?无产阶级什么事情不知道?实际上他们与党校的错误的事情,长期的顽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毫无关系,所以我说他们不晓得,不能怨工人同志,但是,我又不敢说得那么清楚,所以发生误会,觉得我瞧不起无产阶级,瞧不起工人同志,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完全是好意,难道你们同刘、邓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他们的事你们都晓得吗?天晓得,你们根本不晓得,所以发生误会。这是很自然的,这不怪同志们,很自然的。同志们不要认为那时说了这样的话,那样的话,感觉到不对,不要这样想,很多工人同志是不知道的,大学毕业的青年同志也好,青训班的同志也好,教研室的同志也好,绝大多数的是不知道,这是我事先预料到的,在一步一步斗争中可以认识到的。
我讲这话是不是有根据?一方面,当然从我长期了解党校的情况一些接触中,使我有所了解,特别是五七年以后;但是另一方面,我敢于说这盖子又大又厚又深,是因为八月五日主席在中央会议内部写了一张大字报,那就是《炮打司令部》,打谁?就是打刘、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司令部。所以,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我自己没有根据,胡说,我是有根据的。因为那时候中央对主席的这张大字报还没有决定向下传达,所以我遵守这纪律只能这样讲,我当时也相信主席的大字报传达下去党校的情况会逐步了解的。
这一点,我说明当时党校的工人同志不了解,这很自然,不能怨他们,引起的误会很容易讲清楚;另一方面,也有的同志不了解,说是你把党校搞得那么神秘干什么?好象神秘莫测一样,也有人贴大字报,好象故意吓人,这也不奇怪,他不晓得盖子这么大、这么厚、那么深,那时不会设想到党校的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所以有这个错误。
但是,这个斗争没有结束,象主席讲的,这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存在。而且关于刘邓的错误路线,就是从党校范围来讲,我们并没有批深批透,就是黑《修养》这一本书也还没有批深批透。所以,这件事还是很艰巨的,但是与我们党校的斗、批、改有直接的关系。我不是经常讲吗,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党校叫高级党校,过去在杨献珍、林枫领导下,实在不高级,毫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会高级!不要弄得这么大,不要吹得这么厉害,看房子,庞然大物。那不是高级,是低级。我经常讲,如果我们能够办成一个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那我们就是了不起的。因为方向应该是这样,彻底地把反毛主席的顽固堡垒打烂、打碎,在思想、在理论、在哲学、政经、党建、各种思想上、各种组织上,党的工作上彻底地摧毁这一个堡垒,建立一个完全是新的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学校,这是我们的前途。所以,我们与刘邓路线的批判直接有关,对我们今后的斗、批、改,对今后党校怎么建设有重大的关系,能不能真正把党校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学校,应当说,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仅仅走了几步,重要的问题还很多,很多,现在同志们很积极地进行这工作,这很好,我只有几点意见贡献给同志们:
第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因为你要批判刘邓路线,拿什么武器?就必须拿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必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很好的机会。林彪同志讲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带着什么问题?当前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批判刘邓的反动路线,带着这个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刚才和同志们讲了,我简单的经验,分几个时期:抗战以前,解放战争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看各个时期、各个问题上,刘少奇怎么讲的,看毛主席的毛选里怎么讲的,这样对照起来一看,带着这样的问题,然后去看毛主席思想,就立刻看出来了。我们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选时,是很不深入的,是很肤浅的。反转来,带着这个问题学,把毛主席的正确的思想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思想对照地看,就更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更可以进一步理解,体会毛主席著作。举个例子,把黑《修养》用《“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对比起来看,抗战前,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然后看刘少奇,他对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搞的是什么?抗日战争的时候,要不要政权,敢不敢夺取政权,如何夺取政权?你把毛选里所讲的问题和黑《修养》具体地对照看一看,黑《修养》最大的问题是不敢接触政权问题,因为革命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到底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看看毛选上怎么说的,再看看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砍掉合作社的问题,不赞成农业合作化,对比来看,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所以我说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就是林总所说的,要带着问题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再增加一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批判刘邓,党校同志布置了写文章,这件事情必须联系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必须联系到党校的斗争,联系到刘少奇在党校放了什么毒。我提议党校批判刘邓路线可以列一个计划。也来一个一评、二评、三评、四评……九评,看评的怎么样就是一个问题评一下,一个问题评一下,根据党校,也根据他的言论,有计划地写,总而言之,要看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政治问题,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过去党校的同志写文章常常是这样,我说党校长期不是政治挂帅。所以,不是政治挂帅,就是不是马列主义挂帅,不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是资产阶级思想挂帅。是脱离现实斗争的。我们批判要联系到实际问题。
第三个问题,在批判斗争中要促进我们党校革命的大联合,促进党校革命的“三结合”,也促进党校实现革命的委员会。在这方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是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方面的,愿意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愿意投身到这个斗争中的。在我们的大方向中促进我们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在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刘邓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这样一个原则斗争中促进我们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我相信,这是我们团结联合的基础。我们党校是有条件的。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通过这样的斗争,使有些同志的思想解放了。不可讳言,在过去长期刘邓路线统治着党校,在彭真黑帮、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叛徒们领导党校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志犯了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一点在过去,无论是在杨献珍时代,王从吾时代,林枫、贾震时代,有的同志犯了错误,主要的责任不是这些同志们,主要的责任是他们。
我刚才讲了,这个盖子,那么大,又那么厚,那么深,那时候要同志不犯这样的错误,不犯那样的错误是比较难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同志们犯了错误,特别是老的在党校工作的同志,应该思想解放,他们自己也可能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检讨。但是,不能把它作为沉重的包袱。应该看到,这是刘邓路线,彭真、安子文、杨献珍叛徒们给他们的危害,应该把矛头转向他们,应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也这样看。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对他们应该这样看。这样,把我们的有些同志,特别是工作很久的同志,思想上解放出来,把他们的积极性、革命性大大提高起来。这不是安慰同志,这是事实。不揭开盖子,看不清楚这个问题,一揭开这个盖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即便是没有错误的同志,即使是受杨献珍打击的同志,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敢于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所以,在杨献珍时代,在王从吾时代,在林枫时代,犯了这样的错误,犯了那样的错误,甚至有的犯了原则性、严重的错误,自己自我批评了,同时,又应该积极地看到,要把矛头对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这一点,我想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后来的同志,在党校工作比较久的同志,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谅解他们,帮助他们;不要歧视他们。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自己通过思想检讨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的,现在容易看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应该坚强起来,站在革命方面。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我们通过斗争,可以把有些同志,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思想解放出来。当然,这需要同志们自己努力,其他的同志应该帮助他们。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具体地讲。过去《红战团》的同志,尤其是青训班,青(34)的同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时候走错了方向,犯了一些错误,我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应该解放他们。这个问题,本来在一月十一日以后,我就同李广文同志、武葆华同志、智纯同志、桑子桢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社会思潮,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区别对待,把《红战团》有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个别的头头,同群众,尤其是青年,完全要区别开来,这些同志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一时受蒙蔽,不能把一些不好的人,象你们所讲的卢国英、周维煌、刘扬之等人,通通和青年,和刚从学校毕业的同志,看成是一样的,应该严格区别开来。这是第一。
第二,《红战团》这个组织,是经过文革小组批准了的,是反动的组织。但是,不能说加入《红战团》的每个人都是反动分子,绝大多数还是革命的。这一方面,当然在斗争中,双方,红战团,以及工人的组织……叫什么?(李广文同志:工人造反团)啊,工人造反团,尖锐斗争得厉害,一个时候思想转不过来,进行适当的批判是需要的,但是,不要扭住这个不放。要允许人家犯错误的;人家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接班人的第三个条件,不是还讲到要团结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于是反对我们意见的人,只要那些人不是赫鲁晓夫式的人,不是反革命。这方面,有些青年犯错误,完全不是他们的责任。我讲,青训班的同志们犯了错误,这笔帐完全应该由邓小平、彭真、林枫、郭影秋他们负责任。甚至于,我去年八月份同同志们讲了,我谈起这个问题,我们自己都有责任,为什么我家的孩子,陈伯达的孩子不准他们来,你不准来,为什么叫人家的孩子来,所以,我们也有责任,所以,青训班犯过错误的同志要解放。要帮助他们振作起来。
我经常讲,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是幸福的,要珍惜这个幸福,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实在是千载难逢的事情。青年一般的都应该有雄心,应该有壮志,既然有雄心壮志,一条就是敢于承认自己有错误,有这个勇气,错了就改嘛!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勇敢的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有雄心壮志的青年。第二,就是要认识错误,坚决下决心改正错误,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不是讲过吗?有本领的人,能干的人,不是不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并不是有本领,能干的人。有一个老本子上翻错了说,“聪明的人不犯错误”,那个字不是“聪明的”另外,拿中国的话说,聪明的人好象是玩点滑头,完全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有本领的人”,“能干的人”。不犯错误的人,不是有本领的人,有本领的人,在于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立刻改正。所以,青年人犯了错误,也有一个好处,他经过一个挫折。毛主席讲过,他如果觉悟了,还可能坏事变好事,他有了免疫力。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就抬不起头来。还有,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觉得看不起人家,这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对青(34)的同志,对青训班的同志,应该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吸引他们共同在毛主席思想,路线伟大红旗下,和我们一道共同进行反对刘、邓路线的斗争。在这方面,他们过去并不是没有作的,不过就是开始的时候,没有完全把方向摆正。
另一方面,《红战团》的工人同志他们更没有责任。开始八月我讲过党校的问题是长期抵抗毛泽东思想,顽强地抵抗。对我们工人同志来说毫无责任。他们不了解,所以他们一时把方向弄错了。应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要革命的,他们自己也检讨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不要揪住不放,相反应该帮助他们。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还是不允许,这个问题是个原则性的问题。毛主席思想是允许犯错误,给他机会改正错误。从街上大字报也可以看到,我们昨天晚上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把逮捕的联动的头子释放了,统统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你们愿意组织联动给你们房子,你们组织好了,你愿意打电话给你电话,你何必夜晚偷偷摸摸干见不得人的事情?天天同死人打交道,跑到八宝山去上坟、喝酒、吃猫肉,向堕落的方面走。他们是青年嘛,把他们放出来,一方面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如果不改正错误再经过一次挫折嘛。难道共产党员还不如孔明,不如诸葛亮?诸葛亮还七擒孟获,七纵七擒。难道咱们共产党人连一纵也不敢纵,那还行?所以在这方面我讲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给改正错误的机会,帮助他们,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欢迎人家微小的进步。
当然各个单位在斗争中是有些问题的,谈谈是必要的,适当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搞过火了,不要打击面宽了,不要过于歧视他们,要去帮助他们,要去接近他们。这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是革命造反派内部很重要的任务,不然我们怎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而且有这个条件。
所以,我觉得通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要把一些同志们的思想顾虑解放出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精神。青年人敢闯,敢干,敢讲的精神还是好的。这是一方面。
总起来就是说,在批判刘、邓路线时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批判刘、邓路线必须政治挂帅,必须联系到我们实际斗争。批判刘、邓路线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促进成立党校的革命委员会。批判刘、邓路线的时候要使同志解放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积极性,革命性。把我们党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我们今后的斗、批、改搞彻底。经过斗争真正把党校长期抵抗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彻底摧毁。建成一个新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泽东思想学校。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前途。
今天我就讲这几点。
来源:1967年5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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