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0 作者：康生
康生找你们谈谈，你们一月五日的大字报，我觉得写大字报好嘛！是一种好的大字报，找你们谈谈，了解了解你们怎么想的。
然后康老又问：“你们都是哪个中学的！”这时曹轶欧同志插话说：“都是青训班的，青34。”接着我们一一作了回答。
陈维克同志谈到：以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清。陈琪同志也接着说：我们以前开会总念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我们以前对错误不是认识不清楚，而是根本不认识的问题。康老就说：“在实践中才能体会，就是林彪讲的：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你们现在好嘛！经过思想，认识真理要千百次的反复，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真理的认识要有千百次的反复。”陈琪同志接着说：我们那个大字报还有所保留，现在确实认识到李广文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在工作中有错误和缺点。
康老：“个别缺点，个别错误，说错了一句话，两句话每人都有的，要区别主流和非主流。”“我是看到你们青训班，每次看到你们青训班，我心里有点惭愧，不是我自己检查自己，事情不是我的，主要责任不是我的。但看到你们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住你们的父母，我八月间讲过这个问题，看着你们立刻我就有一种心情。”
我直接管党校是五九年的下半年，六零年下半年，六一年下半年，六二年下半年到六三年上半年，我直接管党校是三年半，从五九年冬天到六三年夏天，我不是一开始管党校也不是最后管你们，你们这班成立时我不直接管党校，陆定一管党校，那是陆定一管党校，一直到这次，把阎王殿打倒时，中央把党校文化革命让我管一下，你们青训班成立时陆定一管党校，但是我曾经知道这事情，说什么党校要召集青年训练班，从小的时候就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我觉到了林枫哩，他自己本身的时候哩，毛主席思想，毛主席著作没有很好学习，他怎么能够领导青年哩！
林枫刚到党校去时，我就说，你林枫，你自己应该建立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你自己应该领导参加学习，你们那后来不是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成了林枫的秘书组，我觉得林枫这个人不是马列主义，没有什么水平，他弄一个青年训练班我怀疑，彭真黑帮同意，陆定一黑帮同意了，林枫又来问我，陆定一一直照管党校，彭真又在书记处，我又不好反对，我当时说实验一下吧！我当时是这样一个心情，自己知道，但还试验一下吧，所以说有责任。但是，我也好，陈伯达也好，我们的小孩都没让去。
我的小孩，小苏不让他去，陈伯达的小孩挑上了，也不让他去，我经常检讨，自己小孩不让去，把其他儿女去试验了，这一点我常想到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没有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当然坚决反对态度人家还是做了，但是也起一点作用。当时，我们写文章去了，自己也不直接管党校了，党校是陆定一管，现在看一看这东西是什么事哩！林枫、郭明秋组织青训班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用心，他要培养自己的干部，现在看的清楚，把一些好的青年搞了去，培养他的，不是为党培养青年干部，而是为他的目的培养干部。看着你们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情，但是你们也有好处，经过这一锻炼，把自己锻炼的会更好，所以也有一个好处，人是要经过锻炼。好了，我讲的很多了，你们讲讲！
李建华：我们得先做自我批评，我们给党造成了大损失，我的头脑里就有林枫的余毒。康生马上说：“对！有林枫的余毒这句话讲的好！我现在也在逐步了解，林枫这个人相当阴毒！事情都是逐渐认识的，林枫余毒这个话讲的好！”
康老讲完，李建华同志接着讲：回想起来，党校运动中，我们没有起促进作用，而且增加了阻力，您五十人座谈会讲话后，我们没有觉悟过来，有些同志还有些抵制情绪时，康生说：“那个事情，当时你们陷入，那话我说的还不够那样子彻底哩！当时不好讲刘、邓路线哩！刘是国家主席，是中央常委，有纪律，你们这个大字报上讲的又大又深又厚又沉又重的黑盖子，当时只能这样讲，不能那样说，有纪律的，你们说话讲长了，其实就这么一句话，以后有的青年同志开始贴我大字报，袁宝树同志说我把党校弄的很神秘，他这话有点道理。又要告诉你们这个问题，但又不好直接讲哩！我打断了你的话，你继续讲。”
李建华说：有人说您六四年就知道林枫和杨献珍的后台都是彭真，那您为什么还利用林枫打杨献珍哩！
康生同志说：“那一次我公开同林枫讲，是彭真揭出来后，刘少奇揭发前，那时在刘少奇家讲的，守着刘少奇，那是怎么讲的呢？那时我问林枫，我几次为了反对杨献珍，王从吾，我几次告诉你，你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甚至直接要求与毛主席谈话，你根本不理，相反什么事情你都找彭真，林枫当时怎么说哩，他说，彭真不叫他去，他写信给彭真，说向主席报告一下，彭真说，你向主席报告什么哩！他实际上完全听彭真那一套，谈到这个时候我直接告诉林枫，反杨献珍我督促你作了，杨献珍后台是彭真，我不敢告诉你，因为你与彭真很什么，刘少奇在旁边。
李建华说：当谈到陶铸问题揭出来后，那种反动思潮又有所回升。
康生同志说：你提这个问题好，我估计会有这个问题，我一会儿也想讲这个问题，李富春同志、李先念、谭震林、陈毅这四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某些场合说了一些错话是有的，他们也在检讨，还有一个副总理谢富治，他们同陶铸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他们大字报为什么这么多？他们背后有反扑逆流，有些人把矛头要引向他们的。你们应该注意。
前天晚上在中南海西门有一部分人反谭震林，总理接见了他们，特别讲了这个问题，这些同志反对彭真、反对刘、邓还是坚决的，他们在具体工作上说错了一些话，但是他们不是刘、邓路线的，这一点方向千万要注意。
给周总理的大字报，有一张很坏，是很坏的一个人贴的，要认清方向，坚持真理，这一点很重要，我估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一定会利用这个东西加以反扑，一定会利用这个东西。
李建华继续汇报：反动逆流这种思潮的回升。
康生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
李建华讲：有人说陶铸还是第四位哩。
康生讲：“从排位子上不但陶铸比我高，邓小平还比我高呢”！说完大家都笑了。
李建华同志讲：红战团的有一些同志决心自力更生干到底。
康生讲：“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这时老贾同志说：你们讲余毒大概有些人比你们余毒还要深。
康生接着说：“卢国英写信给了我，好象日常工作是他负责的。”
陈维克问：宋扬之他们是什么性质？
李建华说：有人说把他们打成了反革命。
康生说：“还没有打成反革命，要打成反革命不就到公安部去了吗？”（相反地，我倒让他们的家长做一些工作，昨天我才知道宋扬之常到姬部长那儿去，我打电话给姬鹏飞，我说他父母不在家，他经常到你们那儿去，本来我想同苏振华同志讲讲，应把自己孩子经常注意一下），那个赖锐锐，赖传珠的儿子同李洪山一道，很多干部子弟是西城纠察队，甚至董老有一个儿子也不好，自己投案了！是他们自己危险了，不是别人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相反的这些干部子弟走到邪路上去，这个责任主要是林枫、郭明秋，主要是他们。
宋扬之父亲同他（指姬鹏飞）在法国大使馆工作过，他母亲也在国外，小孩没人管了！结果胡走道路。
苏承德，我本来想看见苏振华同志，有一个经验，李井泉家两个儿子，一个在清华，一个在（航空）学院，都站在反对林总，反主席，反对周总理方面，李井泉是政治局委员，他自己也不好，有不少大字报。
有一些高干子弟要自己觉悟，不要把自己过错推到别人身上，我对党校，陈云奎要在其它学校早就把他送到公安部去了，出了反动言论还去盗窃文件，他自己还到处什么……
李建国接着说：这种思想早就有了！
陈琪说：从青34变化我们自己准备揭露自己。
康生讲：“这个好，真理很简单，一个智纯、武葆华反对林枫，受林枫打击的，一个李广文反林枫，受林枫反对，问题揭开后，还有人反对他们，主观上是那样，但客观上是这样，你比如党校问题，我想把问题揭开后矛头又对准我了，主观上没想保林，实质上……我把林枫揭开，结果有人反我。回头这么一想很简单！丢开感情，丢开一切，客观上想一想，正象姚旭讲的：林枫高兴，彭真他们高兴，问题很简单。
康生还说：“由李广文转到我，由我转到李广文，很多话是什么！有些人对我的态度也是不真诚的，你比如刘海藩那个问题，不是李广文是我讲的，林枫那时搞大字报，在北京是少见的，很成问题，那样搞完全违犯了十六条，主席思想，刘海藩应该很好检讨一下。
那事情不是李广文的，现在推到李广文头上去了。
康生同志说：问题不要纠缠到我，我有错误可以批判，问题是他们的大方向问题，方向不对头，你们讲的把主流丢了，这样走必然越走越远。
这时，吕玉春同志谈到：“有些人他们说我们都是党团员，党中央说话了，我们服从组织决定，承认康生同志是革命左派。”
康生说：“问题不要纠缠到我，主要是方向问题。”
李建华同志继续汇报说：红战团现在看许多同志有干到底的决心，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有一部分人在考虑红战团的大方向，有一部分人在逐步升级，我个人看，将来说不定有人要炮轰您，康老低声说：“那没有问题，这是邪路。”
后李建华同志又讲，以我自己的体会，我认为红战团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对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不理解，不认识。
康老马上讲：“就这个问题，你讲的很对，方向没有完全对头，当然你说他革不革命，绝大多数是革命的，革命得有个方向吧！反对谁、赞成谁！是非得弄清楚。”
李建华又谈到，我们过去确实对两条路线斗争一点也不懂，两条路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康生说：对！对！两条路线是什么东西？！很多的人不了解，甚至连红旗队的一些人，也不见得了解。至于康生对不对！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个不主要，是右派就打倒，是左派你一个人管什么？在毛主席领导下，没有你这个左派也不重要。
要看清一个路线问题，我向同志们谈一下，关于党校问题是逐渐认识的，包括杨献珍也是逐渐认识的！五零年、五一年、五二年、五三年、五四年一直病了五年多，这时五四年我在医院，我对杨献珍的认识，这个同志还研究过什么学问，印象还不是很坏的，这个人是研究哲学的，可是有一点，主观主义特别多，狭隘的非常厉害，我经常讲拿杨献珍作例子，但印象里还不是坏人似的。
五四年我在医院，有一天，他去医院看我，拿着一个苏联社会科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格列则尔曼给他的一封信给我看，当时我不懂怎么回事，杨献珍告诉我他五四年到苏联去，他有一个哲学教学总结带到苏联去，经过一个中国人曾秀夫，把哲学教学总结后，交给苏联的格列则尔曼，然后格列则尔曼写回一封信给杨献珍，这封信在五五年一、二月间在《人民日报》上登过。他给我看的时候是五四年接信后不久，同时看了格列则尔曼的信以后，问：你怎么到苏联去找到个曾秀夫，曾秀夫在中国名誉臭得很，是个死特务，陷害中国革命同志差不多都是他，凡是到过苏联的同志没有不知道他的，没有不说坏的，你怎么通过他来转文件哩！
现在看，曾秀夫是个湖北人，当时杨献珍讲曾秀夫在社会科学院学习，以后曾秀夫老婆孩子来北京与杨献珍很好，党校问题很复杂，党校在杨献珍时代有个里通外国问题，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我看了格列则尔曼那封信，前面把杨献珍吹捧了一顿，后头拿苏联的经验讲，说苏联哲学上曾有过简单化，庸俗化，贴标签，我一看，我说这封信不好，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黑帮也这样讲，来源一方面是他们自己，另一方面是修正主义的影响，当时我告诉杨献珍，苏联并不是这样的那种人，借说他们说咱们，我一看就懂，这个东西是暗射我们的，我同杨献珍讲，你不晓得苏联那些人是什么手法，我晓得，你不要上当，当时杨献珍不以为然，我当时从这方面想他不了解苏联的把戏，没了解到他反对毛主席，他背后不听我的劝告，后拿给刘少奇看，刘少奇很称赞，就拿到《人民日报》发表了。
他有个里通外国的问题，以后病好了后，从五七年接管党校，没直接管党校，到六七年现在整是十年了，十年的斗争应当说从五七年杨献珍的斗争，一直到王从吾、林枫的确是贯穿着两条路线，一条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路线，一条就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这个斗争是从四八年高级党校第一班开始的，那时我不在中央，是最近看了文件，郭丕衡大字报才知道。从第一班刘少奇作校长的时候开始的，你们去研究研究他在四八年的讲话，就清楚了，实际上从四八年刘少奇当校长就开始了，当时校长首先是刘少奇，以后就是何凯丰，是高岗那个军团的人，李卓然还搞了半年多，然后就是杨献珍了，然后就是王从吾了，然后就是林枫了。将近十八年了，这样一个历史，校长是刘少奇、何凯丰，何凯丰是高岗时代的参谋长，李卓然是拥护高岗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从四八年就开始了，当时同逆流作斗争的是陈伯达同志，何凯丰当校长时，当时陈伯达已不当了！
陈伯达当时是反对他们的，实际上实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
四八年到五九年这一段，当时我是有病了，到华东，我只接触到格列则尔曼一件事，这十年的两条路线斗争我也不很清楚。有人说搞的很神秘，搞得很反感，前十年连我都不清楚，直到五七年我才接触到党校的问题，那么这个是后十年了，这个也是逐渐认识的。第一次同杨献珍作原则性的斗争，是五七年的上半年，斗争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哩，到底需要不需要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个报告和主席三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两大重要著作。当时我同杨献珍、侯维煜提议把党校计划讲课停止，专门学习毛主席这两大著作，遭到杨献珍、侯维煜的坚决反对！因为那时我不管党校，具体表现在短训班，曹轶欧那时在短训班，她回家的时候，我对她说：“你们应该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当时杨献珍、侯维煜反对，通过这个斗争，使我进一步觉悟到党校对毛主席著作不重视，不把他看成是经典著作，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斗争现在找证人都可以找到，现在人还在哩！红色联络站里有个岳昭，岳昭最近给我写信揭露这个问题，承认错误。（曹轶欧同志插话：岳昭不好。）康生说：“但是揭露还是好的，党校对毛主席是拒绝的，采取抵制态度，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是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斗争的问题是高级党校要不要整风反右的革命运动，那个时候杨献珍、侯维煜包括范若愚、孙定国、伍辉文，当时认为党校放假，不要整风反右运动，理由是党校干部都是各地方来的，因此回到各地方好，当时我反对了，这是整风反右是一次社会主义大革命嘛！难道党校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吗？这个影响到了彭真的党校也放假，团校也放假，放假前还请我去讲话，我去了，我大批评了这个东西，人家清华北大都搞文化大革命，你们为什么放假？党校有意把短训班也弄走了，经过这一斗争才没有放假。
直到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写社论反对了，因此五月是右派向我们进攻的时候，罗隆基、章伯钧等人向党进攻。六月八日有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反击，这时邓小平、彭真、安子文要放假，借口各地方需要干部，回去帮助整风反右。当时我坚决反对，这些学生对主席两大著作没有很好学习，他回去怎么整风反右呢？组织部已决定放假，我就去找了彭真、陆定一去讲了我的意见，他们又没有办法反对，才没有放假。我反对了他们，这是第二次斗争。
第三次就是58年，斗争问题是关于党校学习，党校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大家知道“十六字”方针，是杨献珍、侯维煜、刘少奇、彭真一块制定的，叫做“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本来这是抽象的。
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还不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吗？这四句话表面上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用十六个字对抗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对干部的提高方针。到底是用毛主席的还是用杨献珍的，他当时把“十六字”当圣经，在全国到处讲，谁要不同就是离经叛道。上面有一个刘少奇打气，后来我看到背后原来是对抗毛主席的方针的，这个时候我批评过，我说你这个东西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确方针。
我问过杨献珍：你学习什么理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你联系什么实际？是提高革命认识，还是反革命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国民党党性，还是增强什么党性哩！为什么不用毛主席的方针，而用这个，为什么革命的不用呢？这个联系到党校学习毛主席著作，经过斗争，表面上不要这个“十六字”方针了，以毛主席方针为主，但实际上还是不要毛主席的方针，这是第三次。
第四次，59年上半年，关于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问题，到底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杨献珍认为没有，这是毛主席的，毛主席认为在理论上认为是有的，苏联的米丁也认为没有。
杨献珍就打出这个东西，写过一篇文章给红旗，《红旗》没登，到我那儿去告状，我说思维与存在没同一性不对嘛！当时我好心哩！有一次请示一下主席，主席说：“为什么没有同一性呢？要没有同一性，那么辩证法在思维与存在上就不适用了。”
我告诉杨献珍了，他又通过他的徒弟和他的朋友写文章，还是反对。北京哲学所，关锋那些人是反对他的。
第五次斗争，那是庐山会议了，反对主席，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这个你们都知道的了！
五九年这个斗争不仅同杨献珍斗争，还同范若愚、伍辉文作斗争，因为杨献珍在党校两次反对主席的讲话，范若愚、伍辉文封锁中央。后来杨献珍在庐山会议假反彭德怀，会后范若愚、伍辉文还不讲，封锁中央。后来，杨献珍的讲话，传向东北辽宁省委，辽宁省委东北传给我，让我报告中央，我才知道。我找范若愚、伍辉文、许邦仪说：“党校到底是杨献珍的党校还是毛主席的党校！”最后他们没办法才批判杨献珍。实质上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都支持杨献珍，这是第五次。
第六次，一九六二年这时刮单干风，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党校也好，组织部安子文也好，这个时候大反我了（大翻案了）。
现在宋扬之这些人反对康生，我很习惯了。十年十次反对。那时候我的党籍都成问题了，侯维煜是中直党委第一书记，王从吾是原省委书记，侯维煜要开除我的党籍，我去控告，王从吾……当时他们说党校有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算说对了，一条是假毛泽东思想，就是我，另一条是真毛泽东思想，是杨献珍，说我是反杨献珍的。另一方面反对我在工农中提倡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六二年真正组织上，我才是真正管党校的了。简报出了几十期，不给我看，文件上写着我的名字，康生转中央，实质是不给我的，搞的很凶，手段很恶劣。
六二年十中全会时候，我批评了杨献珍，在北戴河会议上，主席提出了矛盾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把这股歪风打下去了，杨献珍在十中全会上作了一点不痛不痒的自我批评。这是第六次。
第七次是六四年，杨献珍打出一个“合二而一”，他明显的反对主席，反对主席提倡的一分为二，这次斗争范围就广了，涉及到全国，这次就把他反毛泽东思想的面目揭开了。
第八次，去年春天，党内问题也好，这里面都有一个彭真问题，“海瑞罢官”问题，吴晗问题，联系到党校反彭真问题。这个大字报比较清楚。
第九次，反对林枫、贾震的斗争。同时从这个斗争中才了解到彭真、安子文、杨献珍等原来不是什么共产党员，而是一批叛徒。安子文这些人在刘少奇指示下，三六年在北京坐牢时，有一个“反共启事”和国民党一起反对共产党。这个“反共启事”是谁起草的呢？是杨献珍起草的，彭真不是跟他一案。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才把问题揭露出来。
第十次即这次同刘、邓路线斗争，才把党校盖子真正揭开。从五七年到现在十年中间党校的确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条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
当时何凯丰、李卓然、杨献珍、王从吾、林枫、贾震、支持他们的是刘少奇、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是刘少奇招降纳判的叛徒们！
对党校这个斗争我也是逐步认识的，逐步，一步步认识到。先认识杨献珍，后是王从吾、安子文、彭真，最后是刘少奇。我说揭开林枫仅是开始，后面还有一个又深又大的大盖子还压着，总起来，是实行毛泽东路线，是以毛泽东思想办党校，还是以刘少奇思想办党校。这才是党校真正的盖子，两条路线斗争就在这个地方，包括干部教育方针问题，包括反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实际上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我说党校的问题，不要纠缠在我这方面，我没多大关系，反林枫斗争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林枫是彭真的最亲密的一伙，所谓桃园三结义。在东北反对林总。
同时林枫是刘少奇的秘书，最亲近的人，反对林枫的斗争同反对刘少奇是分不开的，问题是这样这个重大问题。党校是怎样一个斗争，再讲讲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地刘、邓路线50天镇压革命，这只是一部分。也不只是毛主席说的64年的形左实右，也不只是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个十七年贯串着这样一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全国解放以后，是个什么问题了？解放了以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的核心。刘少奇有这样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同欧洲国民党、托洛斯基、布哈林是一样的，总起来就是“唯生产论”，什么是“唯生产论”，就是讲这样一个理论，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够的水平的时候，那么没有条件实现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使资本主义经济大大发展，使农村富农经济大大发展，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理论列宁同社会民主党、托洛斯基、布哈林作过斗争。毛主席解放十七年来，也贯串着这一斗争，刘少奇也是这些东西，刘少奇在各个时期贯彻着这个路线，刚刚解放不久，刘少奇在天津，你们在党校这方面，很有成就，出了刘少奇的大字报（有李广文、智纯、武葆华的，有王中、郭丕衡的，有吴秉元的，还有其它方面的），最近红旗队出了一张传单，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两条路线斗争贯穿着这样一个斗争，刘少奇在天津讲过，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这是纲领性的两句话，因此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实际上是一个纲领。他们认为没拖拉机，没有机械化不行，不能组织合作化，合作化组织起来反对搞合作化，发展到人民公社就反对人民公社。后来提出单干，单干打下去了，又提出六四年形“左”实右，反对四清运动，形“左”实右打下去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他主张在城市发展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富农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彻底清算私有制。文化大革命逐渐铲除消灭产生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么一种斗争。这个斗争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两条道路斗争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
今天简单地谈一谈，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两条路线斗争要进一步去了解，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你们进一步了解。从这个问题看，揭开林枫、反对林枫，这同反对彭真、反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是分不开的。
所以你们考虑一下，过去的青34，以后的红战团大的方向对不对？的确抓到了一关键。如果不对，就会越走越远。宋扬之、苏承德走到邪路上去，这不是偶然的，红战团方向不对时必然有一部分人会觉悟的，必然会有一部分人走的更远。所以我很欣赏你们经过一番摸索，然后觉悟，这个很好。你们简单想一想，我领导党校到把党校盖子揭开，把多少年反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基地，我揭开后，有人把矛头还指着我，这不是错了吗？
智纯、武葆华、李广文反对林枫，受林枫迫害打击，结果林枫的问题揭开后还把矛头指向他们，这个矛头就错了！这样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人会觉悟，会有一部分人走的更远。
你们讲的很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不能说李广文是没错误缺点，可笑的是把李广文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说成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这是很可笑的哩！人家还写这方面的大字报，清华的一些材料还是跟你们要，这样把两条路线混乱了嘛！
你们这样设想一下，假如李广文犯很大错误，把李广文赶走就行了！党校必须有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党校，为建立毛泽东思想党校，要彻底批判刘、邓、林这一连串。
有些青年人把问题看的很简单，这多少年了，有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王从吾、陆定一、刘澜涛，这么简单？不是一个王从吾、杨献珍，后面有人，是刘少奇在挂帅，大家不太理解这个东西，我很欢迎你们觉悟；在这中间学锻炼，碰一个钉子觉悟提高一下，你们提出自觉不自觉地林枫残余是存在，特别是郭明秋青训班搞一定水平人是驾驭不了的，搞一批小孩容易驾驭，当时搞到政策研究室全归他管，我一看，糟糕了！这样搞不出什么名堂，当时没看出阴谋来。
当时你们恐怕很高兴的了！
认定了真理就坚持，有错误彻底揭露，我提倡你们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这是毛主席建军建党的重要纲领。这是方向。再学习一下《改造我们的学习》，一篇文章论述青年那一段也要学一下，有一篇文章叫“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生产和整风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要批判刘、邓这一套，是破了，还要立嘛！立毛泽东思想。
六月五日你们对了！……是啊，我们没收林枫的文件，没收了一些东西，你比如郑德兴，从林枫文件中看到他写信给林枫，说智纯、武葆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实质这是黑材料，智纯、武葆华还不知道，郑德兴你自己知道，你应该自己把自己彻底揭开吧！文件中还有陈云奎，郑德兴两个人一起写信反对马列研究院揭林枫，甚至写过林枫同志你指到哪里我们打到哪里去！反智纯、武葆华就不对嘛！郭承认嘛！这样象一个革命者样子吗？
李建华继续汇报说：有些红战团的同志考虑问题不是从两条路线实质去考虑，而是从小事考虑。
康老说：对！我说你们看看古田会议决议，还是一个“私”，在小团体上作文章，不是从公字上作文章，不是关心国家大事，而是关心身边小事，从这方面想。
李建华同志汇报说：还有人考虑问题从人事关系方面考虑。
康老笑着说：还有这个道理呢？这不是新的东西喽！薄一波在地质学院写了一个批语，说反工作组就是反党，以后师范大学搞了去了，地质学院、师范大学几个人到红旗那里去，林杰找见过他们，师范大学工作组长孙有渔追“左派”学生后台老板，现在看左派了，追谭厚兰后台老板他们讲了，这些右派学生为什么呢？是有林杰支持，林杰再向上是关锋，关锋再向上是陈伯达，我，有文件呢！我们是黑线哩！
曹轶欧送回去时（指送所谓右派学生）还派侦察员哩，天天追查。天天追李广文的时候，必然放松了刘、邓，天天追我的时候必然地把两条道路放松。（最近郑德兴写了个信给我，卢国英也写了信给我，一个是二号的，一个是六号的，一方面自己有错误了，写着写着矛头上还是对着李广文，那样子矛头还不会对。卢国英说：工作中存在着缺点错误，我要负责任，另外还讲，同宋扬之、李赤有不同意见，但后面矛头还是搞到李广文身上。这个就不可能把自己错误改正，应把这个问题摆正）。
陈维克汇报说：红战团很多人有一个理论，把李广文──康生中间划一条线，反李广文，拥护康老。
康老说：结果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弄混了，真正帮助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琪汇报说：红战团一部分同志抓住李广文同志十·一后的态度不放，说起码应该检讨。
康老说：你给人家扣上一个帽子，人家怎么说呢！
卢国英适当时我找他谈谈，他在党校时间久了，五四年来的，看来卢国英给艾思奇当秘书，他没有真正了解党校两条路线斗争。吴秉元理解我的话早，首先写信，他了解党校真正盖子是刘少奇，卢国英反而抓李广文。这时老贾同志才插话说：你们这种人在红战团是不少的，把李广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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