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5-23 作者：[待确定]
向同志们讲几个问题。
前两天参加了兖州代表团的会议，昨天又参加了昌潍地区代表团的会议。再就是昨天晚上也听到常委的其他同志谈了和菏泽、枣庄地区同志谈的情况。最近还不断地接到好几个地区的电报。有一些问题有必要和大家到一块来讲一讲。这几天开辩论会，我们没有发言的，只是大家发言，因为是辩论会，我们也参加辩论辩论，有发言的权利嘛！所以今天找大家来开这个会，实际上还是个辩论会，我发一个言。我这个发言，不代表常委，只是从各个地区同志的讲话以后，我有这么几个看法，向同志们讲一讲。几个方面的意见不是都听嘛，我们算一方。这样几方的意见斗起来，可能就比较接近于正确了。
谈这么3个意见：一个是对最近发生的这几个事情的看法，和这几个事情的性质。第二个是有关部队支左问题和拥军的问题。第三个是关于如何分清敌我矛盾和掌握政策方面的问题。
省革委会的同志，考虑这几个地区的问题要解决一下子。因为最近是这样，有的把问题已经反映到中央，有的同志到文革小组告状，有的不断地来省里，下边的工作已经瘫痪。这么一个情况，要不抓一抓，解决一下子，对当前生产，对下一步的运动，都要受些影响。特别是生产，麦收来到了，夏种也快了，如果搞不好，在农业上大好时机可能要失掉的。所以考虑这几个方面以后，就确定找这几个地区的同志来这里解决。为什么来这里呢？可以不可以派同志们去呢？可以去的，问题是这样，现在省革委会人力也比较少，都要上这些地区去，家里就没有主持工作的，所以后来确定把这些同志都请到省里来。现在来到的有这么几个地区：兖州的、昌潍的、枣庄的、菏泽的、聊城的。还有自动来的几个地区，现在还没挂上号。原来的想法，估计这些地区的问题可能拿3天或者4天，差不多就解决了。通过交谈之后，意见距离很大。看来恐怕3、4天或者两三天的时间还解决不了。从昨天、前天的辩论会上看，总起来说，虽然分几帮，实际上是两方，距离很大，针锋相对。我和杨司令如不在场，那可能要武斗的。我讲的恐怕昌潍的和兖州的情况多一些，其他地区的讲的比较少啦，为什么这样讲呢？昌潍的我参加了，四个方面我都谈了。兖州的我参加了两次，比较熟悉一些。其他地区我只听了同志们谈了一下子，就不太熟悉了。听到双方所反映的问题，大体上有这几个情况：
一个就是这几天来，或者这一个时期以来发生的武斗，打了一部分人。这一方面的同志说是他们被打；那一方面的同志说他们被打。总之，只要是武斗双方都会打伤的。在这里我不去说那一方打的多，那一方打的少；那一方打的轻，那一方打的重。我不去分析这个问题。不管那一方反映的意见，我认为这一类的问题恐怕都是事实。第二个情况，辩论的焦点是这样的，一方叫保卫红色新政权，另一方叫捣毁大杂烩。话可能还多一点，但是本质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一方对建立的革委会不信任，要把它捣毁，重新改组或者是重新革命，成立新的革委会。那一方就在那个地方相信革委会，认为革委会是革命的，红色新政权。有一次就在昌潍谈着话的时候，北京文革小组的同志打来电话，他说这个地方有两帮昌潍的人，一帮是拥护那个革委会，一帮是反对那个革委会，我们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个事。我说我也弄不清楚这个事。我在这个地方，正在听他们的汇报，也是有人反对它的。后来就传达了伯达同志一个意见，说昌潍问题应该很好注意。最近把那天谈话的情况已经报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兖州也是这样，其他地区我看大体上也是这样。第三个情况，就是这一次武斗是谁挑起的？两方都是说对方挑起的，谁也不去负那个责任，这方说那一方挑起的，那一方说这一方挑起的。第四种情况，就是双方指责差不多是这样，这一方说那一方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一个阴谋；那一方说这一方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一个阴谋。这几个问题合起来，恐怕总的还是这几个事情，是谁发动起来的？责任在那一方？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这么几个问题。
从昨天的争论，从前天的争论，我是这样来看，如果再争论下半个月去，问题也弄不清。为什么弄不清呢？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观点立场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讲谁挑起来的，不容易弄清。问题是看实质是什么东西。你要仅仅是在这个谁挑起来的问题上打圈子，是弄不清楚的。因为因果关系很复杂，有时候果也是因，因也是果，你这样追追就远了，没有个头。究竟谁挑起来的呢？我看这一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对待，把观点、立场端正过来，问题就好解决了。那么怎么看呢？我看应该是这样：打的什么人？是谁家和谁打的？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一个问题，我看两句话，就可以解决。一方面是一部分革命的组织和革命的群众，也或者是革命的学生。拿昌潍来说，就是一部分革命的学生作为一方；拿兖州来说，就是革命学生革命工人作为一方；其他地区，恐怕也是这么个情况的。另一方是革命委员会，当然革命委员会下边也有好多革命的群众。就是这两方。要把它合起来看，就不光是两方，被打的人多是群众，一打起来双方都打了，但是其中主要的还是学生挨了打，或者是工人挨了打。这个说法叫不叫公道？可能从人数来讲，不一定是学生多，不一定是革命工人多。我说挨了打的主要是这一方面，我有我的道理，我想下面来讲这个问题。先把两个阵营弄清楚，以后再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看一看，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情况，甚至回忆回忆更远的情况，恐怕对我们启发就大一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会更深一些。前几天和同志们讲过，要不要同志们学习一下，拿出几天时间学几段主席的著作，学几篇社论。看来同志们没有学下去，我在这里读几段，按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就好研究了。《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的一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现在我读一读，也是和大家一块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种种阻力。毛泽东同志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些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然会采取种种办法，种种手段，抵抗16条，压制群众运动，破坏文化革命，他们除了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以外，还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什么是‘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
“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1号的社论有这样一段：
“有两种相反的方针，两种相反的政策，两种相反的做法。一种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在运动中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另一种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压制群众。前一种就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后一种就是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
“对于错误的路线，必须坚决地抵制、批判、斗争。这样，才能使正确的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才能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胜利。”
这是两个社论上的两段。
这些精神可以指导我们解决当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所以前两天提出来要同志们重新学习一下子。
刚才我讲，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子过去，看一看现在的情况再作个比较，我想我把过去所知道的情况和同志们讲一讲。
去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东发生的比较突出的事情，有这么几个地方：青岛事件，这是比较出名的，全国闻名。还有个莱芜事件、济宁事件、烟台事件，大概其他地方就比较少了。这就是在山东省委以谭启龙这一小撮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事件，也是他下台的导火线的事件。那么，这几个事件的情况怎么样呢？拿青岛来讲，当时对学生进行围攻到最高度的时候，连工人带农民，有十几万人，主要围攻的对象，是3个大学，特别是青岛医学院。当时为什么围攻这些学生？“因为学生里面有一小撮坏蛋分子”。这是谭启龙讲的。谭启龙的论点：“有一小撮坏蛋分子在里头捣乱，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这是中间提出来的，开头还没有这样提。那个时候他把自己还封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总共在斗争中被打伤的，比较重的也不过3、5个人，被围攻的算起来比较多，受轻伤，打几下的比较多，大概有几百人。
莱芜事件，哪个学校我忘了，莱芜有一个学校，武斗打的学生比较多了一些。烟台也打了一部分学生。但是总起来看，在去年发生这样的事件，谭启龙在这个地方当道的时候和今年比起来看，我看比今年还差的很远。可以告诉同志们，我们今年算起来，这几个事件，确实是比较严重的，都是上万或者几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时间持续相当长，打伤的人也比较多。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谭启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今天大家都是拥护省革命委员会，大家一致举手拥护，这是毛主席批准的。那么比起来怎么样呢？比起来比他们搞的还厉害。当然这个话下边我还要讲的，和他们有所不同。为什么有所不同呢？他们是自己挑动起来的，他们直接布置的，我们有所不同，是发现了以后处理这个问题，虽然还没有处理好。
青岛现在还没发现，大规模围攻学生的事情。就拿昌潍来讲吧，昌潍去年斗争是个什么情况呢？我知道的是这样，去年10月中旬，我从昌潍走了一趟，主要斗魏坚毅的问题，也是魏坚毅组织围攻医学院的学生，斗医学院的学生，还牵扯一部分工人。去年发起这个斗争，围攻学生，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为首分子在昌潍是魏坚毅，以他为主把一些人打成“反革命”。因此，我们也叫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者说叫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也或者叫他三反分子。那个先不管，但事情是这么一个问题。今年红色政权成立了，革了他们的命，夺了他的权，对呀！这一点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同意的。魏坚毅的权完全应该夺，不打倒不行，夺的对！夺的好！肯定下来。但是，我们夺了权以后同志们再看一看，我们所斗争的对象，所打击的又是魏坚毅所打击的人，也是斗争魏坚毅的人，今天被打成“反革命”。当然，现在帽子摘了，这有所不同，可是一直到今天还是受到相当厉害的围攻。夺了魏坚毅的权，我们掌权，这是好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政策，什么路线来掌权？我在济南就提那么个问题，我看现在还需要研究。我说杨毅是执行了段毅的那一套，他上了台，实际上段毅没办到的，他办到了。我在省革委会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如果现在不注意，谭启龙没办到的事情，我们要办到的，谭启龙没做到的事情我们要做到，比谭启龙做的还要多，因为我们有资本嘛，造反嘛，夺了权，红色政权嘛。但是红色政权我们也不能自己封，究竟是红，红到什么程度？看我们是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不是在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我们把权夺过来，不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个红，恐怕不能说真红。去年，大家一提意见，就是你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同志一提意见，就叫炮打红色新政权。话虽然不一样，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我看可以这样来比。这里边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造反的同志造了反，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罢了他的官，夺了他的权，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可是造了反以后呢？造反派仍然受到层层压制，不敢说话，受到围攻，甚至打成“反革命”。不是有的同志讲造反无理吗？造了反以后没有理啦。当然兖州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没有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这样大规模的武斗。但是，今年发生了，而且斗的很凶，打的人很多，几乎影响了火车的运输，现在还没有停。昨天晚上接到益都一个电报，益都14个还是12个公社，我忘了，一个公社就抽了400基干民兵，昨天晚上包围了益都师范，接到电报时，已经有30多个学生被打伤。
这个会上的争论就看到了这么个问题，对待革命的学生，有些人用了一些非常恶毒的语言，认为一些革命的同学似乎就是一些暴徒。这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完全相反。林总给我们讲，红卫兵是天兵天将，红卫兵最听主席的话，主席一次一次接见，也是我们一代一代的红色接班人吧。可是现在有些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发言的语言听起来很恶毒。
我们还可以回忆的更远一些。我们回忆一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对待学生的问题，对待革命工人的问题。谁家镇压过学生？谁家围攻过学生？谁家镇压过工人？谁家围攻过工人？革命的同志、革命的团体，革命的组织没有。这个大家都知道，凡是围攻学生、围攻革命工人的都是历史上的反动派。北洋军阀镇压过，这个大家知道。我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中央提的很清楚，对待红卫兵小将的态度问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对学生围攻镇压能不能镇压得下去呢？恐怕镇压不下去，也围攻不下去，最后自己垮了台，被夺了权的。谭启龙当时控制也很厉害，所有的专政机构都用上了。拿青岛来讲吧，当时他们能动员十几万群众，还有专政机构，真正第一步起来的革命的同志有多少？也不过几百人，似乎看来力量相差悬殊，可以打下去的。但是，时间不长，一两个月的时间，越镇越大，最后张敬焘被罢了官，被夺了权，一下子垮了台。为什么这样？我在去年9月十五、六号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上这样写的：现在看来青岛的革命烈火扑下去了，但是扑不下去的，革命烈火绝对扑不下去的，受到一些挫折，不用很长时间就会燃烧起来的，因为他是革命的吆，特别是主席亲自领导吆，扑是扑不下去的，越压越多，最后压的结果只有自己倒霉。压是压不下去的。革命是个新的事物。但在它成长过程中，不管怎么样挫折，总是一天一天成长壮大起来。那么，这样讲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和谭启龙、魏坚毅等人一样呢？这一点大家可能不通。这里我们应该认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夺他的权，夺的对，是革命的。但是当着夺了权以后，掌了权的时候，我们的地位就转化了，我们就成了当权派，这个话对不对？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我们成了当权派，我们这个当权派那就要看一看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我们有的同志夺了权，掌了权，当了当权派以后，很快地就向后转了，或者说向右转了，不再继续革命了，走了回头路，用上老一套，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东西重新拣起来，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济南就是这样吆。虽然济南问题解决的早一些，问题少一些。
昌潍问题在辩论当中，大家也承认东方红是革命的左派，这是对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如果把这样一些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的话，没有问题，自己的地位也转化了，转化到那里去？转化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革命的，但是我们如果对同志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话，那我们自己就把问题转化了，性质就转化了。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讲，不是红色政权了，我看也还不能那样讲。在这里，我提个具体意见，我看在兖州来讲，地区委员会的同志到那个地方就讲，“你们是右派夺权”，我看这个话是不是说早了一些。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和过去不能完全相比。当时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起来造他们的反，是革命的。夺了权以后，据我们了解，是三结合的班子，在抓革命，促生产，等等各方面，还是本着主席的指示，作了很多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还不能说那些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质是不同的。但是在对待群众问题上，对待革命的同志问题上，仍然是用过去的那一套，旧的一套，来对待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是受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影响。讲老实话，我们几年来，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影响是很深的。如果是叫社会习惯势力，我们脑子里的习惯势力是比较突出的，这次运动当中，我们也需要触及触及灵魂。如果不破，主席思想就不能贯彻。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反面的意见不能听，人家批评激烈一些，对我们不满意，我们就不能象主席那样去相信群众，就采取报复打击，以至于把对方置于死地，看成是敌人。谭启龙就是这样。去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那么个话，谁反对你最凶，你就去支持谁。那个时候是那样讲的，当时革命派是少数，革命派斗的最凶，所以你要看谁反对的最凶，你就站到谁那一方面，保险你就站不错了。他就没有这个勇气嘛！回来他就没有这个勇气站到反对他最凶的那一方面去，去支持那个反对他的。今天这些同志给我们提了些意见，我们受不了，一次一次事情这样发展起来，越压矛盾越激化，这样我们自己就把地位转化了，把我们自己的地位转化到敌人方面去了。这些问题的性质，讲起来就更严重了。以至于大批的人去围攻，这是不是群众问题呢？不是群众问题，是领导问题。革命委员会是个权力机构，当权派，不能说是群众问题，还是领导问题。我们听到不少的同志在几个地区都是这样讲：“群众自发的”。这个问题，告诉同志们，不成立的，没有这个事，去年就否定了这个问题。上几万人自发，没有的，都是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很快，几句话就挑动起来，不一定像同志们想的那样，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作战方案。青岛那个问题最后查，除了谭启龙在那个地方搞的鬼之外，当时在紧要关头就是张敬焘几句话就挑动起来了。他召开了一个干部会，一部分积极分子会，他说：“如果今天把我打成反党修正主义分子，你们是什么东西，你们想一想。”就是这么一句话把大家一下子挑动起来了。起来以后，又把群众发动起来和学生干起来了。这个话讲起来也很简单，可是指导思想是非常恶毒的。所以“自发”，同志们好好考虑这都是骗人，也骗不了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没有争论的必要。假如就是自发的，那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是坚决制止，还是让他们斗下去？我们是要坚决制止，保护学生，任何围攻学生的问题，工人也好，农民也好，我们制止说服，就是这样。从这点上来讲，我看我们还不能完全和去年相比。去年那位张敬焘，那位段毅，那位谭启龙，他们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执行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夺权以后，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继续革命。这个问题应该说是错误的，而且问题是很严重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请同志们考虑。本来这个问题省革委会应该表示态度的，但考虑到大家都是通过夺权，通过斗争，建立了新的组织，我们考虑还是有待于同志们自己考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话讲到这个地方，叫同志们自己考虑一下子。但是要求同志们不要走远了，走远了，对革命不利，自己再回过来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你走远了，不要等到群众非把什么性质的帽子戴到头上不可，我看不要等到那个时候。这是对同志们最大的爱护。因为革委会成立后，是权力机关，我们成了当权派，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什么政策，是什么态度，我看实事求是，那个地方错了，那个地方改过来，在这方面，广大的同志，革命的同志会原谅的。但要早改，不要搞得很远了。我想让同志们在这些问题上考虑考虑，相信同志们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自己会很快地回过头来。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是有很多意见的。前两天在这个地方讲了一次，后来和部队的同志又讲了一次，今天我讲的就比较简单一些。我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大家考虑：为什么我们搞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把我们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各地区，各个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挖出来，罢了他的官，夺了他的权，建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拿我们省里来讲几乎县以上的单位，“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都建立起来了。当然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有主席亲自领导，因为其他国家没有我们这样伟大的领袖；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能够造那一小撮人的反，夺他的权，是由于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我体会主席讲的那个话：“不介入是假的”，这个话大家体会一下。主席过去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大家可以看一看，在别的国家，群众起来造这样的反行不行？敢不敢这样地造反？能不能这样在一年的时间里解决了一个国家里边这样大的问题，挖出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一个“赫鲁晓夫”和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来？实际上这是解放军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已经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解放军保卫、支持是主席直接培养和领导的，这是最根本的。有一天，我在这里和同志们随便扯的时候，扯到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形势很好，300多万党员，600多万青年团员，1000多万在党影响下的群众，那么一个国家，那是相当好的哩！由于自己没有掌握武装，形势一变很快就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没有军队，政权是支持不住的。当时解放军不介入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实际上是介入了。保卫着我们，让我们造反。我们造反，部队给我们站着岗。当然这是主席思想的伟大，也正是由于主席思想的伟大，才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席最近讲，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我们如果从理论上，从观点上，从思想上，不定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对解放军的认识，就会发生问题，就会出偏差。从历史上看，从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看，哪一个国家的军队不介入造反，他们从另一方面介入。大家可以看一看，只有毛主席亲手培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林副主席讲过，红卫兵是天兵天将，在一年的短短的过程当中，就打了这样大的胜仗，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付出了很少的代价。主席对我们有若干教导：“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政权就夺不过来，夺了政权也巩固不了。你没有政权，你还有什么呢？我想这一点，请同志们好好考虑考虑，回头想一想，当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是当权派，代表着国家政权嘛！我们那样造他的反，围攻他，闯他的领导机关，不是解放军保卫我们行吗？恐怕不行的！这个不介入，实际上给我们站着岗，保卫着我们在那个地方造反，这一点对不对？请大家考虑一下。再回忆回忆毛主席所讲的，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也是这样，省里的夺权，没有驻山东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是夺不过来的，即便夺过来，恐怕也支持不了多久的，也巩固不住的，我们自己的看法是这样。毛主席发出指示后，在山东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响应了主席的号召，当天晚上有的就出动了，支持左派夺权，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在这一个夺权的斗争当中，从上到下，从省到县、公社，所有的夺权都是解放军支持的。就是在这一夺权斗争当中，在山东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这样讲了以后，中央的负责同志表示同意。总之，山东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在山东的夺权斗争当中，在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那么有没有缺点，或有没有错误，这是大家有争论的问题。有缺点，有错误的，你说有十几万指战员投入这样一个运动，有几百个单位，前一阶段对两条路线的斗争军队又没有参加，或者参加的比较少，介入的时间又比较紧迫，没有事先了解情况的时间，当时部队找左派找不到，他们都说是左派，你支持谁呢？解放军就是在这么一个形势下介入的，所以就很难免在某几个单位，某些地方支持错了。再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情况，在夺权以后，有一些单位，夺了权迅速地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向右转了，有的又走了老路。部队的同志在这方面发现的晚一些，或者有的跟着上了当。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引起了许多同志的看法不大一致，就感觉解放军在支左方面错误很突出或者很严重。问题是这样：作为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只要有这样的错误，作为性质来讲是很突出，很严重的。因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嘛，你一错下去就不是个一般的工作上的错误。我们应该有这个认识。但是从总的方面看，部队的支左也是主流和支流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看主流，不能去看支流。但作为部队的同志，支流也应该重视，支流为什么也应该重视呢？支流发展得多了，发展的大了，那就把主流否定了，把性质变了嘛！我曾举了好多群众组织的例子。有一些群众组织是这样，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自己有一些缺点，有一些错误，由于自己长期没有注意，不改正，到了关键时刻就犯了严重的错误，那就把主流否定了。部队这个主流和支流问题，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单位来讲，也应该是这样看，即便是支流，我们也应该重视，有错误就改，免得使错误发展下去，发展的更严重。对革命造反派，对革命小将，允许他革命允许他犯错误，允许他改正错误，看他的主流，不能看支流。对干部呢？犯了错误允许他改正，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解放军的同志，参加工作，那也很难免不犯错误，同样也应该允许他有时间考虑，允许他改正错误，要看主流，不去看支流，如果不这样，就容易和解放军对立起来，如果这样只有阶级敌人高兴。主席提出革命的三结合以后，阶级敌人是最害怕的。为什么害怕呢？解放军、站出来的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结合起来之后，再也没有他的翻身之日了，他最怕这一点，他就千方百计地挑拨关系。解放军一介入，他就迎头赶上了，矛头指向了解放军，也就是说的“二月黑风”。他们到处围攻解放军，攻击解放军，想向解放军施加压力。为什么想对解放军施加压力呢？他企图再压到前一个阶段，压到解放军不介入，这样他就有“出头之日”了，可以复辟了。这一个风刮得比较大，是12级台风。但是这股风很快被我们压下去了，他感觉到这样不行了，这个办法不行，紧接着就想了一个别的办法，就采取欺骗、拉拢，或者设一些圈套，使解放军的同志上当，尽量地能够站到他那一边去。有一回，大概是张春桥同志给部队同志讲话时讲到：你不要看他写了些大字报，拥护解放军，不一定是可靠的，这是他采取的新手法，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是要很好警惕的。在有的单位，有的地方，我们的同志，部队的同志，不了解这个情况，叫他拖着下了水，错下去了。当然，我没有具体调查有多少，我看后一阶段是有这么一个规律的。他也是叱叱呼呼的拥军，这个拥军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说，就其实质上来讲，不是真的，他的企图是把这一张王牌争到自己手里，压抑革命派，目的就在这个地方。由于解放军的同志介入比较晚，对造反派不大理解，接触比较少，就很容易走这个老路。所谓老路，用大家的话来讲，就是往往站在保宁/守派一面，因为这一方面的组织的代表人物，往往是干部多，党员多，成分好的多。说往往是这个情况，不一定都是这个情况，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也是错误的，因为造反派里边党员也不少。所以这样很容易使得解放军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从这一方面错下去。造反派的同志常讲：“我们造反派的脾气”，造反派这个脾气，有时是叫人不大好接受的，是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不了解造反派的脾气，就对造反派缺乏感情。缺乏感情，实际上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和造反派接触的少嘛！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要真正了解造反派，就要同造反派生活在一起，常了，这个特点就了解了，这个脾气就摸到了。部队的同志刚刚介入，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这个实践。所以有的同志在这方面就走错了。但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到。他很容易迷惑人的，当着阶级立场没有转变的时候，很容易和过去一些老的观念结合起来，觉得保守派的脾气很对头，还能说到一块去。这就是说从感情上看还是一样的。这样很容易下去，下去以后就不容易转变过来。在这里我想谈一谈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何来改造自己的立场那一段，我想我们需要，部队的同志也需要，学习学习这一段，作为我们自己来如何了解造反派，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的最高指示。主席讲到他自己的时候，讲了这么一段，“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里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主席是在文艺方面讲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也适合我们每一个革命的同志，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对造反派缺乏理解，所以很容易在这一方面犯错误。支左以后，形势已经开始变化，部队的同志是没有跟上的，有的地方跟着走了老路了。
根据以上讲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前一个阶段，省革委会就提出来开展一个拥军运动周，后来又提出不仅是这一周的问题，而是继续搞拥军活动，通过拥军，革命造反的同志和部队的同志交换些意见，多接触一些，互相更了解一些，在这方面，求得大家团结好，搞好军民关系。所谓军民关系，主要是指部队和造反派的关系。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么一个办法，有的地方，再去写大字报，甚至揪解放军的同志，这样作法，恰恰使敌人高兴，就让敌人钻了我们的空子，挑动了和解放军的关系。同时，也要使某一个地方犯错误的部队的同志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搞不好我们本身也要犯错误。所以我们提出来重新学习八条，重新学习五条和十条。八条就是拥军的问题，江青同志有一次已经这样讲了嘛！十条下来以后，八条仍然有效，现在我看，似乎有这么一种情况，十条下来以后，对那个八条就不认账了。八条仍然有效，我们仍然按照八条办事，部队的同志多学一学十条，五条；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多学一学八条，五条，按照十条和五条办事。这样求得大家多接触一些，能够互相了解，就能够解决军队在支左当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和革命造反派的一些隔阂，这样就能够使得部队和造反派站到一起来。那我们再搞革命的三结合的班子，那就都是革命造反派，这样三结合的班子就更能巩固，更能发挥它的威力。所以这个拥军爱民运动还要继续搞，首先是从群众团体这一方面，把过去这个八条重新学一学，我们如果有些地方作的不适合八条的，我们就改。军队把十条来学一学，如果有不适合十条的马上改，这样大家就能结合起来了，这样来解决支左当中的一些问题。省革委发了一个通知，有一个决议，是这样写的：一个不要冲击军事机关，一个不要揪部队的干部，再一个不要向部队贴大字报，有意见可以用小字报，到部队里边直接谈，提意见。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有的同志不大理解这个问题，部队的同志有了错误就不准我们写大字报了吗？不准我们去冲击了吗？特别对人民武装部的同志说那还不是什么解放军。我们说主要的目的在于免得使阶级敌人钻空子，同时也免得我们再重复过去的错误，免得和解放军的关系搞僵。但是在这里，部队的同志，要主动一些，只要不适合十条的，该检讨的检讨，该改的改。我曾有这么一个建议，我现在还可以提出来，是不是部队的同志可以考虑，主动地召开造反派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感觉提了几个意见，听了不大好受的意见，有点坐不住，不能那样，多听几次就好了，就主动把关系改善了。现在看，我们武装部的同志，有不少在这方面转变是比较慢的。从下头发生的一些问题看，也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的。如果我们争取主动，问题就好解决一些。
这里我再补充几句。对待革命小将，对待群众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对待军队的态度问题，同样也是这么一个问题。你不在总的方面理解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把这个距离越搞越远。
我读一段主席语录：这个语录读过好几次，今天再读他一遍：“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特别是这个“首要”，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敌人和朋友要分清，要革命首先是要懂得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在革命的历史上，这几十年，我们也有沉痛的教训。在敌友问题上，也是犯过若干次错误，都是被毛主席纠正过来的。当着出现这种问题，我们的革命就遭到挫折，主席纠正过来以后我们的革命就迅速发展。“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首先讲阶级敌人是谁？最危险的就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各地区各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前两天有一个社论讲得很好：当前的主要矛盾，就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这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就明确了我们的敌人，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准这样主要的敌人。如果离开这一点，我们就要犯错误。
我们再看一看《十六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一段，也就是第五条，原文是这样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过了一年，现在就更清楚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不清楚，那就会犯错误。集中力量，不是一般的讲，是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特别是这个一小撮。现在中央不是提出来，敢于解放一大片嘛，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要不然，我们要打击一大片，那就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那一套，那我们的革命也要受挫折。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只有把中间力量团结起来，把大多数团结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当前的主要敌人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所说敌我矛盾这个问题，主席有时讲，叫战略问题。团结谁，打击谁，在这个问题上弄不好，我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使革命遭受挫折。我们经过这一年，这一个问题，应该是更比过去明确了，打击的主要对象，主要敌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敢于解放一大片，敢于团结大多数。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注意，或者掌握不好，至少是推迟我们取得胜利的时间，或者遭受其他损失。过去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有一些人也是在这方面犯过错误的。如中间力量的问题。“中间力量”过去不是有人提出来，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嘛，这是主席纠正了的。也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去团结中间力量，相反地打击中间力量，我们的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后来主席纠正了这个错误，批判了提出这个指导方针的人。每一个时期主席都是这样掌握的，在抗日战争中，主席提出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这是主席的战略思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经过了一年，再重学“十六条”把这些问题再来回忆一下，再来考虑一下，要不然，我们在工作上在斗争中还会走到斜路上去。那么，现在这个形势怎么办呢？当前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
第一个就是山东省的夺权和反夺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今天在这里讲一讲。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和大家交换意见，不一定相同。因为山东我们夺权夺的快，有一些地方的权确实不是掌握在革命左派手里，而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他唆使一部分人，把政权窃夺去了，篡夺去了，这是一种情况。有的是夺了权以后，由于开头是工作上的问题，就是三结合，大联合，联合了一部分属于保守的，或者是保字派。三结合当中有一部分干部根本没有改造，立场没有改变，原封不动地结合上了，把原来的革命的同志，踢下去了，变了颜色，走了回头路。当然有一部分夺权以后，是属于左派掌权，继续革命，发展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贯彻主席的指示。这个数有多少，我们现在没有统计。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提出来了，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就容易形成一下去，普遍地来个反夺权，如果那样做，我们仍然要犯错误。就是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我们写了一个决定，大体上分了3种情况，提出了解决了3种办法：第一种的办法是继续巩固，发挥它的作用，进一步加强这个三结合的班子，巩固这个政权，这是属于夺权夺的好的。第二种办法是通过发动群众，如果这个政权里边有部分属于保皇派，有一个部分是革命派，在这个情况下，革命派和革命派团结起来，对保皇派或者属于没有改造好的干部进行教育，不行的那就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接到几个电报，我认为烟台的处理办法不错，处理的比较好，但是具体情况不了解，最近派了几个人去，准备帮助他们总结一下经验。前两天他们又来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向省革委会作了检讨，这个检讨我们认为比较诚恳，意思是这样，如果不是这一次反逆流，我们将会犯严重的错误，通过这一次反逆流，察觉了我们三结合的班子里的严重问题，已经走上了错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过去打击的群众组织恢复起来了，该道歉的进行了道歉，把恢复起来的群众组织吸收到三结合的班子里，把原来属于夺权以后吸收进来的保字派，经过教育，有的剔出去了，在地区委员会作了这么一个初步的整顿。现在准备继续发动。第三种办法，是确实属于刚才我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施展阴谋把政权篡夺了去的，或者说换了面旗子，原封不动，这样的政权，那就要发动群众，在条件成熟之后，再把权夺回来，夺到革命派手里。但究竟那一个政权属于那一类，现在我们还不太好分析，也不好具体地来讲，这样的几个，那样的几个，但经过调查，大体上可以确定有这样3类情况。如果一律采取反夺权，势必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呀？我们再发动起革命的同志来，把这一部分打下去，再把这个权夺过来，同样要伤害一部分革命的同志，也巩固不住，隔一个时期，还要反夺权。根据这么一些情况，大家要很好地分析，这里边就牵涉到我讲的具体问题，比如，昌潍的问题，兖州的问题，因为这两家我都参加过嘛：兖州的问题，我刚才讲过，我说济宁的同志肯定了是右派夺权，是不是话说得早了一些，济宁的同志不同意，我也不反对这个意见，因为我没有调查研究。从兖州这一段执行的政策来讲确实问题很严重，兖州结合的干部在80％以上，结合的这么快，这个问题值得同志们考虑。根据我了解几个地方，开头夺权参加的组织，或者没有什么问题，夺权之后，逐步地扩大，结合了不少的保守势力，或者是相反地占了主导地位，一部分保守势力加上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干部，仍然旧班子占了主导地位。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究竟这个权属于什么性质，前一个时期我们向兖州的同志提出来发动群众，叫群众弄清楚，由群众来决定。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认为这个办法比较好。如果说兖州夺权是右派夺权，我是不大同意，说得早了一些，我有我的理由。兖州是“三结合”的班子，里边有三分之一是解放军，你要一下子笼统地讲叫右派夺权，恐怕值得分析一下。现在好多地方的解放军都参加了“三结合”。我向同志们讲过，我们有的部队、有的单位、有的同志，是犯了错误，但是不能和去年比。去年，我们说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了个队伍叫保皇组织，或者叫御林军，他那个部队就是要打垮的。今天的解放军不能那样讲。解放军是毛主席培养的部队。你就不能那样讲，你就不能那样看，你就不能那样想。但是有的同志，或者某几个同志，如果犯了错误，如何帮助他改正，是立场错了，就改变他的立场，是看法错了，就帮助他改变看法。问题是什么性质，我们不讲，由同志们自己来讲。我看，不一定非戴上什么性质的帽子不行，错了实事求是地改就行了。
在一个“三结合”的班子里有解放军，我们对解放军就是采取这个态度：错了，就帮助他改嘛。要不然，如果今天我们说了这一个政权是什么什么夺权，是个什么路线，这样一搞，很容易使敌人钻这个空子。前两天主席对部队支左问题有个批示，我读给大家听一听：犯了错改就行嘛，不要灰溜溜的。我是从这方面来想的。对部队的同志也是这样讲。从部队的同志来讲，自己错了，就主动改！要不改，那时间长了，群众就非给你戴个帽子不行，给你戴上个犯了什么错误的帽子。我们今天还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把革命继续搞下去。当然我这个讲法，也可能兖州的同志，济宁的同志还是不满意。我看，在“三结合”的班子里边经过具体分析，把解放军的同志和造反派的同志团结到一起，把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者是属于保守派，经教育改造不能回头的，剔出去，加以改组。我看，就用这一个办法来解决我们已经夺权地方的问题，当然根本问题还是发动群众。大体上讲是这三种办法。这个办法，不是我自己的意见，是决定上这样写的，有一些话是我在这里说的，那个决定写的比较简单一些。这个意思也请同志们考虑。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全省县以上的单位有一百多个，还不带工厂，带工厂就更多了，要重新发动一次反夺权，不弄清楚，不具体分析，那势必要出现别的问题，或者还要犯错误。我在这里随便讲一个具体问题，大概聊城派了一部分同志来这里谈话，来后一天的中午有两个同志就被揪走了，也不知道那一部分揪的，建议同志们不管那一部分揪的送回来，因为他们是来汇报工作谈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讲。在这个方面给同志们提个意见，今后是不是不要采取去年我们采取的那个办法，对这些机关里的采取揪这个办法没好处，一揪工作就瘫痪了，就停顿了。因为总的形势是和去年不同的，去年是逼出来的，为什么逼出来呢？从上到下，从省里来讲是没有替同志们说话的，是从上到下那么布置、压制革命的。今天从省里来讲，我们在这一方面还没有走到那么远，我们发现问题还是千方百计想法帮助同志们解决，支持革命。这一点是肯定的，支持造反的同志，决不去支持保皇派，也不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不帮助他出谋献策，这个问题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掌了权以后，还没帮助他出一个谋，献一个策，这也不是说瞎话，同志们可以用炮轰轰，看有没有，有的话向同志们检讨。
开头我讲的第三个问题中间，主要敌人是什么，这是个大方向，在这一个基础上，把能够团结的人我们团结过来。因为这一年来，我们左派力量相当大了，我们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能力。在这里，我特别建议同志们学习学习昨天晚上重新发表的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几个关系问题。主席如何在这些问题上用辩证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关系问题的。现在我们有时候，不是辩证法的，有时候带有形而上学的味道，说反对就反对一切，说打倒就打倒一切。这些问题也和那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有极相似的形式。当然这个帽子戴不到我们身上，但这个影响在我们当中是有的，这个影响还是很深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搞不好，又把矛头指向了群众。
今后如何处理夺权，有的夺错了的，不管那一方面，那一个种类，根本的问题还是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来辨别，由群众来解决，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对所谓保皇派的问题了，我想这样来讲，所谓保皇派，对群众来说是受蒙蔽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分析，不从教育出发，把受蒙蔽的解放出来，而把矛头对准了他，采取围攻，采取斗的办法，这就会使运动走上斜路。去年伯达同志的报告第九条就是讲的这个问题，对这类的组织应该是通过教育，启发，在他觉悟的情况下，揪出那个幕后操纵者，打击操纵他的那个当权派，要不然，我们就会使运动走上斜路。最近不是有一个社论，那一个社论上也讲了，就是这样的人，使运动发展增加了障碍，使我们如何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加了阻力。也就是说，不能把大多数团结过来，不能把大多数群众解放了，仍然会上敌人的当。这就不能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少在大方向的问题上旗帜不鲜明，而且会走错路；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保皇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的组织，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那个性质就叫反动，那叫做压制革命，颠倒了敌我关系，把革命的同志打成反革命，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贯用这个手段的。我们如果不警惕，在前一个问题上很容易上他的当。相反地他还会说我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当然在分不清这个性质的时候，就迷惑一部分人，所以我们革命造反派要特别警惕。就是有部分受蒙蔽的群众给我们贴上几张大字报，我们也不理他，我们主要是对准主要敌人，拿当前来讲，只要是真心实意的，实实在在的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大家在这一个斗争前提下联合起来，不是假的。当然有的人打这面旗子，是假的，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那是另外的问题。我们要搞大联合，不能打内战。现在我们这里是不是有打内战的苗头，大家要注意。因为仗打起来很容易扰乱我们自己的阵线，革命派有时候和革命派打起来，打起来很凶，谁也不让谁，这样的话那谁高兴，谁满意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打内战，他就可以在那个地方看热闹，就不能集中火力来攻他嘛。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本着求同存异大家互相交换意见，由双方自己来商量解决，不要上敌人这个当，上了这个当就最不聪明了。按毛主席的指示，按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按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发生以后有些地方也还比较难解决，谁也不让谁，也要武斗。这样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讲，应该姿态高一些，气魄大一些，人家贴了几张大字报，同志们之间骂了两句，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还击你，我所还击的是主要敌人，这样他骂一次不还击，骂两次不还击，三次以后他就不骂了。现在同志之间你一张我一张大字报，不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同志和同志之间互相搞，有这个苗头，我建议大家能不能坐下来把问题研究研究商量商量达成个协议，一致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山东的流毒，彻底肃清，把山东党内以谭启龙为首的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做的坏事，彻底揭发出来，批深，批臭，批透，把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深搞透。这方面大家多用些脑子多下点力量。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一个革命的同志，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联合起来，这才叫大联合大批判，这才是贯彻主席的指导思想。在这个精神下面，兖州的问题也好，昌潍的问题也好，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本着这个精神来解决。至于说那个权是什么性质，我想今天还不在这里表示的，刚才兖州的讲了，昌潍的我今天也讲几句，昌潍现在有个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你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十几个人，现在已经声明退出的一半以上，你说还支持谁呢？这个问题你考虑怎么解决好？但是不管怎么解决，我建议你们要初步达成个协议立即把工作恢复起来，生产抓起来，或者回去召开代表会，或者各个造反派的组织推出少数代表坐下来，大家展开辩论，把问题弄清楚，作出决定来解决。昌潍也好，兖州也好，我们希望部队的同志能够考虑这些问题，本着以上学习的几个文件，讲的这个精神，能够转移到造反派这一方面，坚决支持造反派，能够做到这样，我看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对原来支持过的同志，我们现在支持他不支持他呢？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话，要支持。怎么个支持法？支持批判他的错误，使他改过来，这就是最大的支持，我们对群众、对同志、对朋友犯了错误以后，就是要一针见血的批判，使他改过来，这个支持最大。当他正确的时候没有问题，一道坚决支持他，给他点火；当他错了的时候，你再给他点火，那就不行，越烧那个斜火越多。只有批评他，坚决地批评他，如果他的立场错了，叫他把立场扭转过来，如果这样做的话，造反派的同志也一定想法把他联合起来，这样把那些坚持错误不改的，个别的少数的分子，把他剔出去。采取这个办法，把你们两个地区的工作能够解决的好一些。大家看行不行？我就提这么几个意见，请同志们根据这几个意见来辩论吧！
来源：山东省委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文件，1967年5月26日。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