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0 作者：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开始时，王力同志宣读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由上海市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拟定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第二个文件是《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对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的评述──《上海革命造反派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第三个文件是《人民日报》社论草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在会上向大家征求意见。文件宣读后，中央首长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上海的经验对全国普遍适用。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阶级敌人更加狡猾，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铁路运输中断，这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是铁道部的负责人吕正操的过错，他们一伙发了传单，支持铁路工人罢工，中断火车交通，这都是重大的事情。
（总理插话：铁道部的领导人吕正操一伙人发了50万传单，支持鼓动工人罢工。）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吧，至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治就治，但是有些病是不可以救的。当然，能够治的，尽量治好，但是有的是的确治不好。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也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能过得来，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要有许多人过不了关了。《人民日报》有过一篇社论，社会主义革命须要经过许多阶段，譬如说推翻国民党，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为国营企业，他过关了，三五反时他马马虎虎过关了。公私合营、三大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也是马马虎虎过关了，一九五七年后反右斗争因为没反到头上，他没沾边，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告诉我们是一个长时期的，是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不能设想很快就没有斗争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死灰复燃，事实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还是存在的在思想问题上就更不用说了。剥削阶级几十年了，它的思想影响是很深远的，不能低估。所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这个大关就有相当多的人过不了，当然也是一小撮啦（江青同志插话：跟七亿人口比就很少啦！）当然跟东欧、外国比较就是一个大国啦（江青同志插话：是一个中等国家。）它的影响逐步缩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应有更高的警惕性，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受考验，能不能过关还要继续受考验，所以我们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是一片大好的形势。我讲的是否太长了，请周总理讲。（周总理说：不长）
如果我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修，看不出来，他是隐藏着的，可能麻痹人。譬如上海、黑龙江、西安、重庆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况不妙了，他就拿出钱叫你北上“告状”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这样。（总理：好多地方，铁道部就是这样，假装同情职工，结果铁路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预料到的，现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给我上了一课）现在我的话完了。
伯达补充：
再补充几句，免得犯片面性，虽然这样，但不要搞乱了，乱抓一通。没有全面考查一个人就抓，这样也不一定合适，对你们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吧。譬如在我们中央里面有很多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很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众：不是！）
（外语学院同学说陈毅还有许多问题未揭出来。）
（江青：陈毅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
（总理：陈毅正在写检查。）
今天这个会有各方面的同学，也有的同志写信来说自己犯错误，不知道怎么办。按照大方向和反动路线作斗争，检查自己的错误，我想你们会归队的，大家也欢迎你们归队。今天可能工人少些，因为最近我们接见工人较少，一时提不出名单来，大多都是同学。今天我想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你们，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走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反对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斗争锋芒应该集中，不要到处这儿攻一下，那儿扫一下，否则会扰乱我们的阵营。目前在全国有两个大问题：
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和我们作斗争，刚才发给的三篇材料，有两篇是上海的，一篇是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社论，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不想多说，提醒一句：敌人想腐化瓦解我们的队伍，收买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如铁道部的吕正操是自己跳出来的，本来就是桃园三结义的人，揭发彭真时保护了他一下，他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铁路职工，使铁路不能正常运输。他采取的手段就是这样，经济上有，政治上也有，有的乘务员受气挨打，这应该解释。他挑动铁路职工，以至于许多重要交通枢纽不能出车，他们利用经济主义来破坏国家生活，使国计民生都要遭到困难，用这个抗拒毛主席的领导，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北京也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在数字上没有上海那么厉害，四、五天以前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除了特殊需要外，冻结资金，否则，他就要使我们工厂，什么地方都破产了。
我们要牢住毛主席的教导，艰苦朴素闹革命。例如市委送给北航十辆自行车、两辆摩托；余秋里给地质东方红二十五辆自行车、五辆摩托车、一辆吉普车。他们哪里来的？我说还不是国家的，我希望你们退回去，（众：回去马上就退！）有的单位都喜欢搞宣传车，满街跑，吵得人睡不着。（总理：工厂区有问题，它是三班制，用广播车去广播不合适，希望同志们注意）。当前主要是击溃他们的经济主义，他们破坏经济，破坏文化大革命，抗拒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哪里来的钱？还不是人民的。刚才伯达同志对这个问题讲得较多，我想补充一点，斗争锋芒对准军队、中央及国务院的好同志，我说的好同志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和错误，他们甚至有些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他们应该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也可以批评他们。你们不要上当，有人想把水搅混，伯达同志举的例，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他外交部不能停，天天来来往往，外办问题大，那好办。他本人，我过去不太了解，这几年看，他很坦率，在会上他说过了头，但事后他又说：“说错了话。”广州会议他实在说得不好，六二年他做了自我批评，他又说“和稀泥了”、“失言了”。对此要善于区别。他在历史上有功勋，比如新四军项英支持王明的错误路线，陈毅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后来这支军队又发展到了二十万人。你们都知道，陈副主席和刘（伯承）副主席在淮海战役中他们在前线都是有名的，战上海打得很漂亮，这是谭震林指挥的。谭震林有时说话过头，错了就错了。我不了解他，这一个时期跟他接触，他好，还是王观澜好？他好，王观澜不好。他好还是王震好？他好，王震不好。十一中全会中央委托谭保过王的，那就应向人民赎罪，他的打手张仲瀚（大地主）耍阴谋。谭震林很坦率，也不是两面派，并很赞同你们造反派，你们这点是不知道的。
李富春也是这样一个同志，他粗，思想方面，思想方法有错误，他随大流，他是跟着毛主席的，早一个时期病重了，小将追到医院去斗他，关锋给解了围。一来就要揪这不妥当，因为他们还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李先念、谢副总理，这都是好同志。谢副总理过去我不了解。他原来是邓小平的部下，他第一个出来揭发邓小平。总理批评他是对的，他手软。他对西城区纠察队就是手软，现在“联合行动委员会”天天要造谢的反。他们的头头应该抓起来。最近联合行动委员会去捣乱，号称三千人，说周总理要揪谢副总理。他们的骨干少，只有二、三百人，他们是可以分化瓦解的，已经出来了一个造反团。小头目要抓，要专政，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对向这些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我们不这样，我们对陶铸也是善意批评。他耍两面派。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一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等同志，他们都在工作，跟陶铸不一样，他们都有诚意向你们检讨，陈毅已经写了七天检查了，现在还在写。我们要欢迎。有的同学心里很不平，应该平了，要给他们自我批评，他还不知道自己照片上的头被人家砍掉了，他很气愤。不要把斗争锋芒给坏人利用了，他们准备作自我批评，要允许自我批评。
另外一个阴谋就是把矛头指向军队。刘志坚就是这样的人，他耍两面派，有的人很能耍两面派，有的人到中央他说主要任务抓军队，到了军队他又说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中央文革，这个人就是刘志坚，他把矛头引向了我们的这几位元帅。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大方向是跟毛主席走的。聂荣臻最近已向北航作了检查，同学们反映说好。桃园三结义是彭真、林枫、吕正操他们三个人在东北整林总的黑组织，他们也整过聂荣臻同志。吕正操跳出来了，拿出了杀手锏，使铁路瘫痪，这个事非常容易揭穿。同学们要作这个工作，象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肖华有病，病了两年，他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付组长，肖华同刘志坚比那个好，肖华好。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出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正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而他呢？则躲在后面了，他是典型的两面派，他在你们面前充当革命左派，自称是中央文革付组长（康生：他还要打回老家南京去）。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帅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萧华休息了一、二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出了马脚。目前锋芒集中起来，我们不能把斗争锋芒对准他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能用刘、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的方法对待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国家还剩几个人工作，我不知这个问题讲清了没有。能不能给大家解开思想上的扣？（同学答：“能！”）除了这个以外，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学提出要召开一个40万人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我们提点意见，你们已经搞过游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处去，因为外来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变化一下方法，体育场是不是可以接线，可以搞得广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较冷，队伍挤在一起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冬天又有传染病。已经搞过了，是不是有必要再这样搞？（当时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可以改变！）那就好了。现在外地来北京的有七十至八十万人，有的同志要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上交到北京，负担太大，我们能保证这么多人吃住，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国家经济稳定，目前有一小撮人抛出了经济主义，你们应该做工作、宣传，如“十六条”、“农业十条”、“工业十条”。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文汇报》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他们的杀手锏就是破坏生产，我们能允许他们这样吗？（众答：不能！）要动员劳动群众回到生产岗位，坚持革命。
我主要讲这么两个问题，敌人的新花样，第一是用经济主义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第二，把斗争锋芒引错，不该搞的搞了。今天，把这两个问题讲清楚，党中央国务院主要好的都点出来了，李富春同志给统战部送了大字报，才揭开了盖子，叶剑英同志代我接见了少数派，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在困难的时候，叶剑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我那时处境困难，我曾经感谢他，搞他这合理吗？在困难的时候他能过来跟着毛主席、林彪同志走，所以我们不能象对待刘、邓、陶那样对待他们，要善于分清敌友，对领导阶层也要分敌友我，要调查研究，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军队院校的，就是，最近军队的文革小组要改组了。
我很同意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这是当前两个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定向全国广播的，各个报刊都刊登了这标志着文化革命的新的阶段，刚才王力同志念了几个文件，这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个大事，我们在一、二天内也要发表，中央还决定给上海工人一个贺电，祝贺他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问题不仅是上海工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工人的问题，关系到学生，基本方针是适用的，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习，这个文件很重要，中央有个军训文件，上面有一句话，“加深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说的。所谓革命性，就是充分发扬我们革命的首创精神。所谓科学性，就是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调查研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没有磅礴气高万丈的精神不行，但没有毛主席的调查研究也是不行的。刚才江青同志进行了各方面的分析，把陶铸与其他同志进行了分析，就是科学的分析。所谓组织纪律性，就是革命的纪律。刚才见一文件，八号冲中南海的西门，这不对，不合乎林总讲的组织纪律性。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爬墙冲进去，革命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这只能使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高兴，“三性”结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
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勉强强过去了，他不象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一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现在有一小撮人想搅乱这个阵营，企图混水摸鱼，竟有人把周总理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这是什么人？（众：是反革命！）应该怎么办？（众：抓起来！）他们这些同志有过错误，甚至严重，但是反对彭罗陆杨，坚决跟毛主席走的，主流还是次流，要分清，他们有错误，这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出现的，可以批评，他们也应该检查，但问题性质不一样，要用主席思想挂帅，江青讲的两点很重要，特别是经济挂帅，收买腐化，我建议把不必需的东西退回，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现在有些谣言，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说主席有三条指示，有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三条”实际是反对谢副治，反对毛主席、林总的。他们讲得活龙活现，而且说是总参一个人宣布的，这是谣言，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在种种情况下，狗急跳墙，（江青同志说：他们把矛头对准杨成武、萧华同志）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请他们发言。
文汇报代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特别是首都的三司和新北大的在上海的联络站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体会到报纸要为革命左派说话，必须夺权，我们夺了领导权，我们决心为革命造反派大叫大嚷，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干到底。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我这里和在北京的同志谈一谈，并通过你们做做工作，使全国人民起来一齐干，我们非常欢迎文汇报革命派改革的决心，文汇报改革的第二天解放日报也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讲到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性，这是他们放出来的，现阶段新的斗争展开了推向了工厂，企业、科学单位、设计单位，从城市发展到乡村，重点转了，他们想以搞革命为名破坏生产，方法就是实行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交通的问题过去曾经发生过抢车、卧轨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决了，没有影响运输，现在铁道部本身要罢工，引起了运输的停顿，那些罢工的原来大部分是保守派，现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罢工。北京的列车乘务员受了点委曲，完全可以做点工作，把事情解决，但铁道部的吕正操没有那么干，反而挑动工人罢工，铁道部的武竞天，他是个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列车上，他窝藏了十七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来的。
铁道部住满了外地来北京的工人，我做了许多工作，把150万人组织起来，形成联络系统，一直搞不好，一个学院把他（吕正操）揪去了，后来又把他揪到长辛店，他就要我打电话，我在那里休息，新年他回来了，我揭穿了他。首先要响应上海的号召回到本单位去，这件事一定要考验吕正操这些人，给他一个短时间，看他做出做不出成绩来。现在工交口一半给余秋里，另一半给谷牧，他们也做了一些错事，将来要检讨。谷牧现在到大山县去了。现在让李先念抓，我亲自抓。这样的领导（指吕正操）观察他一段时间。
为什么铁路出现了打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把矛盾上交到北京，我们怎么解决得了？打人最厉害的是京广线、长沙、株州、衡阳，有3000多人抢车，一部分买票，另一部分不买票，与乘务员发生冲突，这种方式不是阶级兄弟的态度。这件事陶铸打电话同意了，有些是中央没同意，是直接来北京的，象东北、齐齐哈尔等。给大家介绍这一个例子，大庆是毛主席提出来要学习的，的确是一面红旗，去年炼油达1300－1400万吨，第一，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二是大庆职工的努力；第三是全国的支援；第四当时挂帅的领导是余秋里同志，后两年（65、66年）余秋里同志离开大庆来北京，他们就滋长了骄傲情绪，现在，工委经不起考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串连，结果文化大革命垮了，七万人的地方一万人出来串连，不能不影响油田生产，到北京来要钱给钱，矛盾上交，幸而王进喜站出来了，张洪池栽了跟斗，王进喜说我心里非常难过。
还得把这面红旗举高，王进喜准备回去把问题解决，现在各地方除了司局长以上的都起来造反了，不工作了。有的部、司、局长以下的以搞革命为名都不抓生产，我主张外交系统开门，外交系统的造反派起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挤垮了，但中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不抓就偏，我现在主要抓石油战线、铁道、外交，这二十天我就做这些工作。我不能什么事都管啊！只能抓一下，还得靠各个部抓到底。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全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江青同志插话：上海这种联合可以推广北京有个什么联合委员会，造谣说主席不在北京，这纯粹是造谣；上海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是主席先看到的，比我们先看到，并且命令立即公布，怎么能说主席不在北京呢？还有更荒唐的谣言：什么主席批评了×××，什么连江青也批评了，什么主席写了第二张大字报，发表了三条指示……等，这更是荒唐，不能相信。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出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属各院校的军队工作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东负责，肖望东不是好人（江青同志插话：是，肖望东，还有煤炭部的张霖之），对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可以批判，对他们的军人标志要尊重，不要随便脱军装、摘帽徽。
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毕业生问题、半工半读等问题，正在研究文件，不再跟你们说了。
总之，这次和大家见面，我说得多，以后不一定要我出面，可以让文革小组跟你们谈。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向你们亮底，很信赖你们，这是一。二、我们现在小组的成员、总理都是工作到天亮，因此，请你们帮助做工作，不是责怪你们，而是向你们亮底，不要灰溜溜的走，我每次都是赞美你们的，我们现在成了救火队了，到处去救火，所以希望你们协助。
回答两个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第三司令部合并为北京公社，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现在合并很难，应该在革命的行动中结成战斗友谊，逐步达到组织上的统一，如果不在实践中去分辨同志，联合就不巩固。
另外，有同志说今天有保守派参加，这个不怕，因为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揭发改正错误，归队，我们是欢迎的。第二个是坚持错误的，如昨天晚上陈伯达同志本来可以早休息，我们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学，他们居然要把王力、关锋扣下来，我们说不行，回来。但你们也不要围攻他们，他们这样作目的是要我们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他们，不见！必须改正错误，他们什么时候改正错误，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我们是把你们当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得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误的检查归队，第二，如果要挟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是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
来源：《大字报汇编》（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首都红旗联合总部宣传部，一九六七年）：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编，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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