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0 作者：陈伯达, 江青, 康生, 周恩来
陈伯达、江青、康生、周恩来一月十日深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等中央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在人大会堂西小礼堂接见了有关单位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联络委员会”和红卫兵联队派了王恩宇等三位同志参加，兹将记录整理如下：
首先，康老建议念几个文件。
总理介绍王力同志宣读三个文件。接着陈伯达同志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现在阶级斗争的情况，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用更阴谋狡猾的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不只在上海，所以上海的经验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比如北京铁路运输被中断，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铁道部负责人吕正操，鼓励中断交通。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消灭阶级敌人。敌人不向无产阶级投降，就叫他灭亡。不要以为没有斗争了，我们还要斗争。有一小撮人搞阴谋诡计，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被揭露了，打倒陶铸，我给武汉××造反团谈话说，陶铸在刘、邓路线推行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中有的同志揭发陶铸执行刘、邓路线这件事，揭穿这件事，中央、毛主席是知道他执行刘、邓路线的，想挽救他，叫他过来。可是十一中全会后，没有过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还是继续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和王任重领导着中南局，出现了许多事件，是典型的反动事件。在武汉逮捕了大批群众，相当大规模地逮捕群众，逮捕革命群众在其它地方还没有发现过，我们想帮助他，帮助陶铸同志，但他没有转过来。他的世界观，他的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可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中央文革小组批评他，在常委批评他，但没有能触及他的灵魂，是否帮助他不够呢？他自己认为是这样，我们认为是认真帮助过他，在十一中全会前就批评过他，希望他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当然，我们说的婉转些。十一中全会后，他继续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公开摊牌好，不然，我就不安了。”他说是这么说，做还是那么做，他仍然照他的轨道前进，街上这么多的大字报，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文革小组的过错，是不是我陈伯达的过错？后来他自己写过一封信，有一句话——咎由自取，对党中央、毛主席写这样的信，不是那么合适。但事实上倒真的是咎自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上去，我们帮助也帮不上。是否除陶铸以外，就没有其他人了呢？恐怕还有个把吧！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但有的病不能治了，的确不能治了。陶铸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表演，这几个月表演的够瞧的了。那当然陶铸在大街上那么多标语，有群众的压力，或许可能好一点吧，看看！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跑到我们党内来，也许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可以过关。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过不了。《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社论，我们社会主义要经过好多阶段，推翻了国民党，没收官僚资本的关过了，没收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关他过了。三反五反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反右派、公私合营、三大改造也马马虎虎过关了。五七年反右斗争因为没反到他头上，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五九年反对彭德怀，不是直接反对他，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告诉我们，是长时间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因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不可能设想很快就没有斗争了，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死灰复燃，事实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我们国家是存在的，在思想这个问题上影响是很深的，不能低估，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社会主义这一个大关，很多人、相当多的人就过不了。当然，相当多也还是一小撮(江青插话：七亿人口中就是有三千万也还是一小撮！)当然，拿到外国是一个大国了。它的影响要逐步缩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要有很高的警惕，因为这个文化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个人都要经受考验，能不能过这个关，还要继续考验，所以我们是在斗争中前进，一片光明，一片大好形势，如果我们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有时有些人有修正主义看不出来，他是掩藏着的，可以麻痹人，象上海，还有其它地方，不但上海、黑龙江，好多地方，要钱给钱，这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若情况不好，给你钱，串连去，北上告状去，上海就是采取这个手段。铁道部假装同情职工，挑动职工，使铁道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想到的，现在使我们恍然大悟了。上海的经验给我们上了一课。说到这里，我的话完了(稍停)。
再补充几句，不然又要自己片面性。
虽然是这样，但是你们不要乱抓一通，没有全面考察一个人就抓这样不一定合适吧！对你们也不一定是很好的锻炼吧。比如，中央经过长期考验的，你们把矛头对准他们，如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谢富治同志、陈毅同志、聂荣臻同志、叶剑英同志、徐向前同志、刘伯承同志。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支持谢富治同志，他抓得对，不抓就失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
这些是好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我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同志们对他们也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还在做工作，说错话，有错误，要和大是大非分开。还有一些同志他们的功过要加以比较。不要全都抓。余秋里做了许多工作。(有人喊：“贺龙”，“贺龙”！)我没提名的我就不清楚。(有的同志提陈毅的问题)
陈毅同志的问题还是同志的问题，他正在写检讨。
今天这个会，有各方面来的同志，也有最近写信来说犯了错误不知怎么办？我说，也好办，按大方向做，我相信大家都会欢迎你们归队的。大家说，对不对？(众：对！)
今天在座的，工人比较少，因为我们最近和工人接触少，于是，提不出名单来。多数是同学。今天我们把我们所想的先告诉同志们。就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就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斗争的锋芒要集中，不是这攻一下，那烧一下，这样会打乱我们的阵营。
目前，全国有两大问题要注意。一个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用经济主义向我们作斗争。刚才发给大家三份材料，其中有一份是我们文革小组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我想不多说，希望革命同志要提高警惕，敌人在以此瓦解我们的队伍。另一方面，收买、贿赂不明真象的群众，例如，铁路，吕正操是自己跳出来的，是桃园三结义。彭真的问题揭发出来后，保护了他，他不知闭门思过，挑动一些受了委屈的人。他说，我同情你们，你们受委屈了。他挑动群众，以致许多重要的交通枢纽不能行车，他们利用经济主义来破坏国计民生，以此来抗拒毛主席的领导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北京也是普遍的。上海付出一千万元(总理：几千万元。)在北京，数字上不这么大，但是……我们采取措施，进行冻结。不然，就使我们的工厂破产了，这点我非常希望同志们注意。不然，就要停止生产。要保持艰苦朴素闹革命。(问北航同学：北京市给你们自行车了吧？北航：给了。给你们其它东西和钱了吧？)我们望你们退回去。钱和东西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吗？！大宣传车、两个大喇叭。闹的全市睡不着觉。工人和机关干部都要休息。不能那样做。你们到处要这种车子。这车子是从东北来的，你们的车子走的很快。听不到半句就过去了。你们可以在人多的地方宣传，但不要影响交通。主要的还是击溃经济主义，这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我们国家经济生活，抗拒毛主席领导，他哪来那么多钱，还不是人民的！另一个问题，想提醒同志们，刚才伯达同志讲的很多，我想补充一些。
目前有一种风气，就是把锋芒对准我们军队的一些好同志，对准了中央、国务院的一些好同志。这些同志，我不是说他们没有错误，他们是有缺点、错误，甚至是有严重错误。他们可以向你们做检讨，比如，我有缺点，也要向你们做检讨。但你们不要上当。就是有人要把水搅混。例如，陈毅同志说了错话，做了错事，话说过头了是有的，也写了一些诗歌，但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说错了就改。我也可以和他当面争执，但他不是两面派。从历史上讲也是这样，他可以和我当面争执，但最后就说：鬼戏！鬼戏！退让了。陶铸不是这样。他镇压我们小卒[组]，和王任重勾结在一起。对陈毅同志的态度……他很忙，过去不了解。这几年有了了解，很坦率，广州会议是说过头话。但在六二年就检讨了，他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功勋，比如新四军。项英支持王明路线，把军队掉在一个口袋里。新四军被俘，便是我军大耻。陈毅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正确指示，发展了三十几万人，淮海战役是他们指挥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他们是站到斗争前线的。谭震林同志指挥了上海战役，他不要阴谋，他好一些，还是王震好一些呢？他好，王震不好。王震有过一点战功，要“烧”他了，就快叫谭震林去保他，他不向党向人民认罪，不闭门思过，而耍两面派。谭震林是好的，谭震林很支持你们红卫兵。你们听不到就是了。他说话有时好过火。李富春同志也是这样，他就是不谨慎。粗，有些问题他知道错了，还是跟正确走。他害肺炎住院，小将要斗他，对这样的同志要善意地提意见。关锋同志去解围，李先念同志、谢富治同志都是好同志。谢富治同志原先是邓小平的部下，但他是第一个揭发邓小平的。总理批评的对，他弱了一些。现在，有一小撮人造他的反，这个头子要抓起来。他们可以分化瓦解，他们里边现在也有了个造反派，但对他们的小头目要抓起来，要专政！如果有的好同志写了错文章，如果我们把斗争的锋芒转向这些同志，就不合适了，在大的关键他们是跟党走的。
我们对陶铸善意批评，他耍两面派，他伪造照片。那次会议是康生同志主持的，他对熊复下命令，一定要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就把陈毅的头弄掉，换上邓小平的头，这是非常恶劣的！这是特务活动！这些说明陈毅不是他们的人。他们还搞了一张把毛主席、刘少奇和宋庆龄拼凑在一起的照片。已经发到了全国。(康生同志：已经传到外国去了！)。陶铸、熊复就是这样干的。还有一个人，可能还有。唯独陶铸和熊复这样干的。第三次接见的电影还是违背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都是陶铸同志干出来的，肖望东也照办，陈毅同志不是两面派，他还不知道他的头被人家弄掉了，这是很令人气愤的！你们要是被人利用了，可就不好了！如果你们善意地同志式地批评那完全合理，他们也想向你们检讨。
另一个大阴谋是指向军队。有个人到军队里就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文革，到文革就说军队里忙，这就是刘志坚。怎样帮也帮不过来。
桃园三结义，彭真、林枫、吕正操在东北合伙整林彪同志，整好同志，吕正操这样的人，保了一下，该改了吧，但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不改，他拿出了杀手锏，停车，他停了车，看我们怎么办？好办！揭，揭穿他！我看同学们也要做这个工作，做宣传。刘志坚这样的人，我们帮助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上的文化顾问，他什么问题也不向我报告。肖华同志好呢？还是刘志坚好呢？当然是肖华同志好，刘志坚最大的一个阴谋是给几个元帅提供不正常的情况讲了话，影响很坏，使得文工团院校对准他们了，而刘志坚躲起来了。还可以在你们面前装左，是中央文革副组长。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自我批评，是不错的。刘志坚还说：要拉下一、二个。闹得几个老元帅觉得好象我们要搞他们了。我觉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情？原来是他一手造成的。萧华同志休息一、二年，刘志坚是第一线的。去年又捞一点资本，从此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不过，很隐蔽，但狐狸尾巴还是漏出来了，开始是王任重，后是他，接着是陶铸。
我们斗争的锋芒要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一些说了错话，犯了错误，但认识了，知道了，就不能象对待刘、邓那样，也不能象对待陶铸那样对待他们。如果那样，我们国家还能有几个人工作？我们国家很大。你们想一想。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众：清楚了！)那就好了。
今天接到一封信，某某同志提要上天安门开四十万人大会。你们已经开过一次了，是否开些中、小型的会。体育场、体育馆，还有很多戏院。在天安门前开，很多外地学生，要断绝交通，很困难。总理、伯达我们商量了一下，在这里说明一下，大、中、小结合，可以搞的深一点，宽一点。你们已经开过一次了，你们是否可以考虑我们的意见？(写信的同志站起来说：我们可以考虑。)
现在北京外来的人有七、八十万，有工人、农民，要动员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回本地一面生产，一面搞革命，不要矛盾上交，把矛盾交到北京来，负担很重。串连师生，在北京吃住，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很稳定。但是有一小撮人，抛出了这个经济主义，他们使用了杀手锏，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部分资金，他们要威胁我们。同志们，我们能叫他们这样干吗？(众：不能)我们就要做工作，把工农动员回去。李富春同志惹了祸，搞了统战部。统战部是李富春同志送了大字报去，才揭开了盖子。现在，有人要鼓动人来搞他，这合理吗？合乎毛泽东思想吗？(众：不！)这些同志在困难时候，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刘、邓、陶那样对待。过去教育你们，对自己的队伍，要分清敌我。现在教育你们，对领导也要分清敌我。
我很同意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这两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这个《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主席的决定，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定向全国、全世界广播的。王力同志念了。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文化革命的新阶段。刚才那两个文件：《人民日报》发表的按语，《人民日报》发表的《告上海市人民书》，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上海的问题，关系到全国，不仅仅是工人，而是关系到学生、机关、各方面。因此，同学们要好好学习这个文件。这是很重要的。同志们看到了中央关于军训的文件，有一句话，是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是林彪同志提倡的。加强革命性，就是更加充分地发挥革命的创造精神。因此，要更大地发挥我们的创造性。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特别是要学习掌握毛主席著作。文件里提出了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总而言之，没有蓬勃万丈的革命精神不行，没有科学精神也不行，如江青同志对刘、邓、陶的问题要彻底批判；对一些好同志要爱护，都做了尖锐的分析，这就是科学性。另一方面，组织纪律性，四号冲中南海，不对！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这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高兴。
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陶铸，我讲几句话。伯达同志讲了。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推广刘、邓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文革小组、中央常委面前、毛主席面前都几次帮助他，批评他，他都采取两面派。有时很左，实际是形“左”实右。
建国以后，我们党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同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一次是同彭、黄、张、周的斗争，一次是同彭、陆、罗、杨的斗争。陶铸在高、饶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检讨，第一次是没有过关的。第二次勉强过关。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东日报》也好。他们怎么对待毛主席、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周扬的侄子周立波写了《毛主席到韶山》，是大毒草，就登在《羊城晚报》上，并且还第二次发表。再比如，今年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中央立即通知全国各地不准登载。但隔两个礼拜，广州报纸全篇登了，他是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王任重那一套就是陶铸那一套。姚文元的文章全国各省都登，就是陶铸领导的湖南省委没有登。因此，我们宣布陶铸的问题不是仓促的。在常委，在文革小组，批评他，他与李富春、李先念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有一小撮坏人，要把水搅混，要混水摸鱼。有个坏人，在天安门前贴周总理大字报，这是什么人？(众：反革命！)应该如何办？(众：抓起来！)是！同志们可别上当，问题要分清性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本质不同，不能只看现象。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讲的很重要。经济主义、收买主义要注意。我是希望同志们把东西给他们退回去。
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是造谣。主席的三条也是造谣，没有这回事。这三条实质是反对谢富治、中央文革，毛主席路线的，是反对毛主席和林总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天天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择手段，狗急跳墙，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由上海发动的抓革命，促生产，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一切都是由群众中来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是主席发现的，决定发表的，象毛主席提出发表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要影响全国。在这个关键时刻，希望你们去做些工作。江青、伯达、康老，他们几位同志讲的，我完全同意，我们非常欢迎《文汇报》同志们的革命行动和决心，同时，《解放日报》和兄弟的《文汇报》联名发表。
我说两个问题：不在座的各级领导中有极少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继续顽抗，以新的反扑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强调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新的斗争展开了，加之十二月份两个社论，要把文化大革命由机关推向社会、工厂、农村，由城市推向乡村。他们转过来也喊革命，他们不是要真革命，喊革命是假的，反对革命是真的。他们停工破坏生产。比如，铁道本身就停工停车，上海一部分运输停止了，这是保守派搞的。但他们也装着要造反了。乘务员等有点误会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以吕正操为首的一小撮人表面上支持乘务员，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江青：武竞天把十七大箱黑材料放在毛主席坐的车上，三司抄出来了，这是栽赃！)
首先要响应上海这个宣言，回到本单位、本厂去闹革命，不然，对文化革命不利。铁道部全住满了外来人，号召回本厂闹革命，不能呆在北京。
要发动大三线的人，这是一个情况。我现在只好找李先念同志抓。现在地方上许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是把矛盾上交，陶铸给长沙要打电话，三千人来北京，有的买不上票，就打起来了。
把东北的等等本地本厂的矛盾交到北京来。大庆是一面红旗，主席提倡大庆，在最困难的时期建设成的。去年产一千多万。第一，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第二，归功于艰苦卓绝的工人；第三，归功于全国人民。我去过两次，第一、二年确实做的很好。第三、四年就不行了，骄傲了，我去年陪谢富治总理去参观就感到有些复杂。果然，文化大革命中，工交部门的都躺下来了。大庆七万多人有一万多是学徒工，到北京来造反，要钱给钱，要什么给什么，这是经济主义。这是矛盾上交。我见了王铁人，他很难过，张洪池是官办的红卫兵指导员，跌了一跤。你们要去参观，去揭发，非揭发不行，非要冲不行，就是要把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要批评官僚主义，要把修正主义批臭。
文革小组是参谋部。军队是司令部。国务院就是要把具体事务抓起来。如果领导是那么一部分人捣乱，怎么能行？铁道学院要到铁道部去做工作、串连。
第二个问题，阶级斗争越到这个关键时刻就要走向新的高潮。面更广更深，从城市到农村。同学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在马列主义的原则下，要联合起来，这很重要。工人阶级表现在上海，先进阶级在上海。在中学里有人说，主席不在北京，我一听，这是谣言嘛！
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有的说，文革小组怎么样了，这是胡说八道。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逮捕他，我们完全支持，这是群众的呼声。
现在左派有些分化。中学、大学都如此。左一点，右一点，还要在大原则下团结起来，当然，要互相批评了。
在刘、邓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所派的工作组，军队的他们长期不作群众工作了，就是组长：希望同志们也能注意分寸，可以检讨，批评。有的坏人，不可轻易放过，要很好地批判。但不要不叫他们穿军装，不然，他们很难过。对极端恶劣的不放过，但对一般同志要尊重。我希望你们注意这个问题。
一、我们今天不是批评同志们，我们是向你们亮底。
二、我们每天都要工作到天亮，快成官僚主义了，请求你们帮助我们做工作，希望你们协助我们做工作。
(注：此系记录稿，可能有错。总理的讲话，记的不全。若有出入，由整理者负责)。
来源：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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