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1 作者：张春桥, 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
早就想与北京来的同学谈一谈了。大家无非是想听听消息、交换意见，你们可以先提意见。
（有人提到学校里军训，调回去的问题。）得到通知的是不是四个单位：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北大、清华？你们讲讲看法吧。
（三司的说北京要求明天就回去，他们想留点人在这儿。）大概不可能，军训只有两个星期到二十天。军训是这么回事，最初，从毛主席接见碰到的问题，队伍到天安门就走不动了，后来派解放军去。这样好看，时间也节约。他们说那一次最好按毛主席的指示编成队伍，根据这一点，今年四月又要接见，如果又恢复接见，又会碰到问题，这是最初的想法。后来想不仅如此，真正的红卫兵站队要象样，最近这半年也懒散了，睡觉、吃饭也不规则，有些人由于工作需要天亮才睡，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有的人就是懒散。我们讨论时，不仅军事训练，也要政治训练，红卫兵正处于初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年，红卫兵八月才成立。红卫兵很勇敢、很革命，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因初期，故有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中央考虑就要政治上训练。现在有条件了。以前看不懂的，现在能看懂了，除了“老三篇”和语录外，读一读古田会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和时局》，左派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与古田会议差不多，对红卫兵也完全适合。上海各红卫兵组织间，一个组织内部，查一查古田会议决议差不多都有，有的只是稍变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一样。伯达同志讲“老三篇”讨论时，主席讲，大学生对马列主义基本的要读一读，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是必要的。经过这一段，学习一下，总结经验，把学习主席著作与总结结合起来，时间又不能长，又要总结经验，最初北京的不同意，特别是中学生不同意。因为中学生最近才回去，认为对两条路线斗争有妨碍，这个大概讨论了一个月，开一次座谈会不同意一次。最近形势变了，北京在一周内就变了，抓西城纠察队，许多保守的也解散了，如清华好多左派组织合成了一个井冈山，在新形势下，感到要军训了，组织之间问题不怎的……清华只余下了井冈山，地院只剩下《东方红》，北航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先在这些左派占优势的学校搞军训。我与姚文元商量一下，能否回去一部分，学习一下，因为全国都要准备推广。这个问题就这样，因为我们不能代替总部，我们可以向北京问一下。从我们两人在这里的意见。希望多留一点。也可能家里人少了，各地方不回来也不行。学完后也准备下厂下乡。（有人问起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联欢他（指日本政府）不发签证吗。准备了一年多了，来以前在加紧筹备，最后不发签证没法来。（有人提出在上海的联络站能否搞军训）因为上海学校没与他们商量过，究竟什么时候搞？你们可以向总部建议。（姚文元插话：可以提一个，也可以提两个。）
关于周总理、刘宁一讲话我们没问。根据我们知道，中央准备发一个文件，征求意见稿，他们刚刚起草出来，还没征求中央意见。如果正式稿，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中央发社论、文件，因为全国都有类似问题。
（谈到按职业成立组织问题）我们主张按阶级组织队伍，红卫兵是革命青少年组织，应该是坚决捍卫毛主席路线的，无产阶级化的队伍。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三年毕业生有各党各派，我们主张按阶级分，不按职业分。美国分裂工人队伍是按职业队伍，十六条提出是组成阶级队伍。
（谈到支疆家长造反及回乡支农造反时）方向不对的。要到新疆去。到边疆去，上山下乡这是总的方向。
（谈到市场感到压力很大）这是必然的嘛。（有人插话反映百货商店情况）整个形势，经济问题，《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已作了基本分析。这个文件主席看了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编者按是主席的意思。对《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很赞成。同学们过去恐怕没碰到，那时来串联谁会想到这一手。冲市委，炮打司令部，特别我们同学没搞过经济工作，我们碰到了，见见世面，我们要很重视，看到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总的要藐视它，他们是没办法，最后挣扎。过去上海抓生产是举得很高的，过去到过上海的同志对我说，上海十六条只有一条“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上次我来处理安亭事件时，最大压力是生产，对工人造反队是最大压力，对我也压力很大，说我拿原则做交易。这些人当时还觉得自己力量最大的，但革命没压下去，他们就连原则也抛弃了。我们没来时接电话听说，赤卫队“三停”，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衡山宾馆，几万人上北京。赤卫队来电报很多的，压中央文革派人来，我们感到这是件大事了。但也预感到赤卫队要垮台了，他搞“三停”就完全脱离上海人民，几万人上北京，你要不要生产？！我们就与一些同志打电话赶快把抓革命、促生产旗帜举高高的，过去他们拿来压革命，现在拿来促革命，保卫毛主席路线，现在看来应该这样，把这旗帜树起来，因为这代表了广大群众眼前和长远利益，我们要有精神准备，甚至造成比这更大困难，也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应该相信广大工人群众不会去搞破坏，去离开生产岗位，这点要充分相信群众，他们要听主席和中央的，这点无论如何要相信，如他提出这就垮得更快。上海刚解放，问题更严重，现在码头上东西多，没法运，而过去是没东西。我们最关心粮食，第一位的是吃饭，只要上海人民有饭吃，就大胆干，饿肚子也可干，但有饭吃更好。那个钢铁厂停了，这个吓不住我们，停几天，革命照样干，以后再赶上去，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停工。但我们来上海感到左派压力大。我们没挣钱，没签字，没停工，压力不是对我们。
那一天对《解放日报》也说了，报纸上要表扬一些抓革命、促生产的好事，按工厂十条搞得好的，应该登报，个人、组织、一个单位。因为这些同志在阶级斗争这个关键问题上站在正确一边，应上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了，没框框了，过去不能上报，现在统统可上报。签字特别多的，胡开支票的，但是要找局长以上的，厂长、科厂不要，开斗争会斗他，让老工人发言揭发他，甚至让一部分觉悟的赤卫队员来控诉他。
刚才讲了战略上、具体工作上要艰苦，自发的工人运动总是要搞经济问题，我们任务是把经济问题提到政治上来，提到两条路线，国家变不变颜色上来，学生与工人结合，把马列主义、毛主席基本观点带去，这是需要知识分子帮助工人，但工人同志接受比知识分子快，他们文化上有限，知识少。这是学生光荣任务。你们下去在一个厂、一个车间看到的要登报，可能发现新的劳模，代替了他们，应宣传这些新的人物。
现在只能把力量投入要害部门。先稳定下来，码头已回升了，最低点是万吨，昨天达到六万吨，能把自来水、邮电、公安等部门左派真正动员起来，占了优势，“三停”做不到，然后发动更多的人到工厂去，这样更加广泛结合，我们去不能光谈经济问题，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经济斗争提高到阶级斗争上来看，这斗争有什么严重恶果，在斗争中不断揭露市委，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稍稳定下来，还要回头打政治仗，现在不能不抓一下生产，但用政治、用思想教育解决，不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就要犯错误。
（大家反映了关于社会青年、下放工人的问题）
马陆公社的农民为什么进城，就是宋日昌、宋季文签的字。有的家靠近城市，做些临时工，收入就比农民高，吃饭算那儿就成问题。于是就规定你在城里做工的，收入归公社一部分。签字就说全归个人，公社工业国营，于是农民就进厂，变成农业工人，闹国营农场要求。
（有人说这股风刮到农村影响很大）
我那天知道有一万，这完全是破坏农村文化革命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工资制有问题。是在进城后形成的，特别上海千差万别，有的是帝国主义工业，里面重体力工人给很低，要害部门工资很高，用这分化工人。这制度对我们也有影响，所谓保留工资，还有封建主义影响，解放后苏修影响，还没有按中国情况。主席一贯主张搞一套适合中国情况自己的，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的制度。讨论了几年始终没解决，这问题到文化革命后期一定要改。否则，也可能因为这犯错误，影响国家前途。同学们说理时要注意，不要一概否定。但也要提到，这工资不仅个人生活问题，而是关系前途问题，是按修正主义道路发展呢，还是按共产主义道路发展？这是在文化革命中间，在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定性胜利后才能解决，领导问题解决了，左派占了优势，正确思想占上风，才能解决好。目前不要上敌人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现实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先刹住，你们要注意哪些是合理的，现在做起来不难的，不解决就又走向另一极端，这也要注意到，否则就脱离群众了，有的搞得好也可能有利于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之要与两条路线联系起来。最近我们还没有与基层工人接触，因为与各组织见面还没有完呢！
（有人提到公安局两派问题）我刚刚接触到公安局问题，过几天，找他们谈一谈。解放军接管，或分化他们。后想解放军接管不好，不是有个基本原理吗？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公安局的同志大都是好同志，否则变成公安同志都不可信，这在任何时间不要动摇。这问题看来要外地帮一下。他们中间总要有人起来坚持毛主席路线的。因彭真、陆定一搞好多年，有问题。但毛主席对这抓得很紧。我们正在交换意见，都交给造反派，任务太重了，如接待站，造反了就出动串联了，后有一批造反派看不下去，眼看每天有许多人找不到地方睡，于是这些造反派找我们，我说搞一个革命的接待站行不行？搞起来很困难，因为机构都瘫痪了。现在造反不那么简单，一造反，各种压力困难摆在面前，如《文汇报》、《解放日报》也是，给压力很重。我们考虑，有的还是要当权派干，你不是要回到主席路线上？就干嘛，给机会嘛，最近干部要来谈的就多了，他们犯错误，检讨承认给工作做，在工作中看改不改。这样对造反派有利，造反派稍机动一点。公安局问题把抓的人送去了，可以告诉造反派去监督。否则他们自己要造反了，又搞业务，忙不过来。
（有人问：可不可以与公安局串联？）这问题没有研究过，原则上不采取串联。
（有人提到南京解放军接管公安局）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还没有撤，陈毅还是主任，随时可以管制。还是用大民主。西城区纠察队也没什么了不起，一个小指头问题，不要都压在自己身上。那几天北京同学几个司令部都很紧张，说他们要闹大事了，也没什么。一二·九要在天安门开大会，也没有开起来。他拿这个旗帜根本号召不起来，群众不会相信他，但工作上也要重视，要积极做工作，争取群众，他也要相信群众，保爹保妈这谁听，这口号叫不起来的。
（关于赤卫队）总部桌子砸烂了，思想没有砸烂，方向没有砸烂，你们的宣言、通令怎么办哪？那些事做错了，要在社会上说清。
我们来是以调查员、通讯员身份来的。一个是来不来？后来说来。来以什么身份？后来考虑以这个身份最好。这样是不是消极了呢？不是的，有些事完全可以商量的，有意见可以找我们，我们有的意见也有错误，我们刚到上海，不要迷信。有些事最好不要问我们，有的，不说一点不好办，说一点又不够，你们最好自由行动，我们也自由。如一月六日会，我们考虑不参加，要参加就要讲话。一些会也不参加，可以东跑西跑，了解情况，大会可以了解情绪。中央也给我们任务，给上海左派组织，包括外地在上海的，给以帮助。因为在北京，不管如何少，也可以一同谈谈，在上海就没有，各组织发生问题也没人帮忙一下。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 上海工人革大《红旗》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来源：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 上海工人革大《红旗》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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