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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关于接待和招待工作的讲话

日期:1967-1-11 作者:周恩来

周恩来

同志们:

我很高兴地见到你们,我们这半年多,特别是从八月到现在,五个多月,同志们很辛苦,尤其是最近,一个多月又调来一些,从部队调来一些同志,集体地大批的接见,使大家更加辛苦了。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和党中央和国务院慰问你们,(鼓掌)因为你们做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待的工作,全国广大的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们来到北京1200万人,集中在四个多月,最多的时候,曾集中在北京有300万。经过你们在座的同志们的接待,安置下来,经过解放军同志们的艰苦训练工作,然后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又使他们实现他们的愿望,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在北京进行了串连,也读大字报,交流了革命的经验。从第一个时期,成绩非常显著,大家的工作也很高兴。

我们曾经做过两次动员,一次在国庆节前,我们达到招待100万人以上,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我们要求,照毛主席的要求,我们准备接待二、三百万人,最后也实现了。所以大专学校大多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都能够满足他们的,亲自看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愿望,所以我们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因为我们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大家认为感觉到很光荣,虽然很辛苦,但是很高兴,因为十一月以后我们暂时停止免费乘车坐船、坐汽车的这样的接待,等待今年春暖以后再进行这种接待,当时我们主观愿望,认为大家在今冬季时接待任务可能轻些,对于冬季的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没有足够的估计,就是精神准备不足,实际上冬季的形势来得更猛,总的形势是一个大好的形势,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六月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虽六个月了,由于大家属于接待第一个阶段,主要接待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他们一般是有组织来的,他们的目的比较集中,就是要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要进行革命串连,学习北京的四大经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来京以后进行大串连,学习这样的经验,五大经验。学到了,见到了,他们就很满意地回去了,一批一批的,有组织的,有秩序的来,有组织有秩序的回去,虽然中间由于招待也很拥挤,有的时候,停留在车站附近,先农坛附近,很多的无法接收,但是只要我们一调整,一动员,也就解决了。特别是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印象最深,从当时的情形,原因是招待的学生,而且北京大中革命师生都出去革命串连,学校是空出来了,当时缺欠的是学校的职工少了一点,做饭的少一点,我们动员地方上的和军队里去补充,也很容易。可是到了十二月以后,形势进入新阶段,到北京来串连而不是占主要部分,实际上是请愿的,来要求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情形占多数。这就是说,总的形势是从学校转到机关、社会、工厂、企业、事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

从城市,从大中城市转向中小城市,走向农村,本来这是一个发展的形势,因为首先是我们过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的重点是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可是进入十二月以后,一个史无前例的蓬蓬勃勃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能停止在这个初期阶段了,还要向前,滚滚的革命洪流它要向前进,奔腾起伏而来,要向它所要去的地方流。这个时候,不能依照我们原来主观设想,主观的愿望就能限制了它的,或分期分批有步骤的进行。不可能依他由学校冲向工厂了嘛,冲向农村了嘛,那你能阻止得住?这是亿万人的事情,不是少数人的事情,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伟大群众运动,不但在世界上没有见过,而且中国过去历史上多少次的革命运动都比不上。对于这样一个更向前发展的群众运动,我们尽管有一点预见,譬如说,我们做了决定,十二月九日中央发表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决定(草案),十二月十五日,又发表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指示(草案),你不能说中央没有预见,但究竟这个规模发展起来有多大、多广、多深,速度是快还是慢,我们只有一个想象,不遇到实际,不会认识的,也就是主席常说的,任何事情,要从实际才能学到本事,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嘛!在大风浪中锻炼我们自己。

所以在这十二月新的浪涛奔腾前进的时候,我们准备不够,我们以为来了不会这么多,也可能象过去一样,来了就走,但实际不是这样,因为现在不是按照你所想象的计划实现的。譬如说:徒步串连,预计在冬季徒步串连会少的,我们作了规定,在冬天进行试点串连,短距离徒步串连,但是我们第一阶段已经把广大革命师生干劲鼓起来了,闯劲鼓起来了,他就要长途来锻炼,而且要向大家共同仰望的革命圣地去串连,首先是北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在的地方,指挥的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次是要到延安。再次是要到井冈山,要到遵义,要到瑞金,要到韶山冲。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严寒的时候,他们是不管如何,就要向这些地方进军!首先表现在北京,徒步串连的人数超过了我们的预计,不是几万,而是一、二十万。在冬季见不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要等待明年春暖,而他们就不继续走了,它没有一定的期限,没有一件事情使他可以告一段落就回去,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多留一留,甚至有的徒步串连的同学们他还准备在这里过冬,到明年春暖以后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才回去,当然要劝他们。他有这个打算,你不能说他,不许他们有这个打算,你只能劝他,不要多留。因此不能按我们设想的计划去做,这是第一类。

第二,既然你这个免费乘车不许可了,但是可以继续徒步串连,好!那么北京郊区的和周围各县的,河北各县的,离北京很近的那里还有很多的中、小学生没有被接见的,还有小学教师,甚至高年级小学生更没有规定要接见,他借这个冬季他要来北京看看,如果有机会见毛主席当然那就更好,他就这么想,你告诉他冬季不会接见,他不信。现在北京城,每天遇到三五人,十来个人,一、二十个人背着背包从东南西北进来,都是离北京不远的,几十里呀,二、三百里呀,前前后后来,来了以后,只要有个地方可以住,他就可以住几天,见不到主席,看一看北京,也是他平生的愿望,属于这类人来的不少,数目很难统计,因为不进火车站没有办法可以统计,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就是原来就到北京请愿的,解决他的问题,有的到中央,国务院接待室,有的到中央文革小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他要等,我们大接见一次,可以走掉一些,但总有一些是不走的,他要等待问题解决,这是一类。对以上的,可以说,虽然出乎我们预料,但总还是合理的。当然除去找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找各部的各单位,也是找他解决问题,我们过去也没有想到这么多,而这些人都是各部,各单位的,他就住下来了,你不能招待他,他就在那,各部的首先是它的招待所,既然是宿舍,办公室都住下来了,越来越多,这一部分的数目之多,也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会有这么多的,还有不按照规定实现的,就是在原来十二月九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规定(草案)上说,一切的搞革命的都要在本地,特别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科研设计的机构,保安机关,应在本地搞革命,就地解决,首先本单位领导或前工作组,如果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还没有改的,要批判。错打了的,还没有平反的,要平反,材料没有解决的要解决,如果本单位不能解决的,那应该向上一级去说,向上一级,开始是市、省,还有大区,最后才是到中央来,到中央来只能派少数代表来解决,我们规定很清楚,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一开始他就到中央来,如果这些请愿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是革命的左派,可以说通的,可以派代表来,但绝大多数不是这种情况,是由于地方上,不论是党政机关或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的单位领导还没有深刻检讨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有时甚至还在那里抵抗,这样的情况,常常把矛盾上交,一月九日,我们在北京发表了上海十一个工人学生的革命的联合组织的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个上面说的很清楚。这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象六月二日我们发表的聂元梓同志等七人大字报一样,是新的大字报,是新的问题,是目前关键问题,因为过去在执行刘、邓所制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时候,许多级的领导,还是强调生产,反对革命,压革命,说穿了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压迫革命群众,压倒不同意见,斗争呀!围攻呀!排队呀!错打成“右”派呀!“反动分子”呀!“反革命”呀!,等等,犯了那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呢?两个月当中,主席贴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以后,在中央的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批判了,可是地方的各级领导并没有把这个教训引到自己身上来看看,就是引到各级党政领导的身上,开始那个地方跟中央各部门一样,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说在八、九两个月,对这个问题认识很差,甚至不承认有错误,但是广大革命师生冲破了这个,广大红卫兵还要冲破各地,冲向各单位,还要炮打两个领导,司令部来看一看,是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或者是更严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还是更严重的黑帮,这样各级领导,各部门领导更抵触,总想回到原来旧的统治秩序,他们不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都要破掉,而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他就抗拒,形成抵触,这样八九两个月展开的局面,群众运动是起来了,轰轰烈烈,可是领导机关处于被动,守势之中,到了十月,林彪同志在国庆节讲话中,号召坚决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就是说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彻底批判刘、邓所制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展开这个斗争,这样使各部门、各单位,地方各级领导更感到处于被动了。如果说,第一个时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怕群众,是压群众,第二个时期就是八、九两个月,十一中全会,十六条宣布以后(此句听不清从略),革命的群众运动向它冲击,躲避不了!不承认呀!这么一个情绪,等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就发现新的情况了,就是躲避不了,抵抗不了就瘫下来了,就什么都承认,不讲原则,如果说起初是强调生产压制革命,而到这个全会以后,就反过来了,借口革命或空喊革命革命!就放弃生产,破坏生产,放弃工作,有这么个现象,这就是上海这个“告全市人民书”上所讲的。

所以前一个时期强调生产压制革命,生产也没搞得好,这个时期对生产也放弃了,借口革命放弃生产向另一方面发展,就是经济主义,把矛盾上交,这两个特点。本来是应该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抓的好,业务生产就应当搞得更好。现在不是,有很多地方,不少部门,他就放弃了这个领导,空喊革命,实际上是拿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破坏生产,群众要求有的是合理的,当然有的很不合理的,特别是过去保皇派受领导的错误蒙蔽的,欺骗的,现在他就不满意了,也要来批判领导了,领导不是站在一个党的领导立场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向群众解释政策,挺身而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群众的批评。不是。反而采取经济主义,分化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使生产受害,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损失。十二月到一月初,就有这种现象,群众要什么,要开条子,他就答应,要物质就答应,这也要他给,那也要他给,甚至不要也给,不应该开支的他也开支。本来没有克扣工资也去增加,等于拿物质刺激,继续又蒙蔽群众,诱惑群众,这都是极端错误的经济主义,确实我们工资劳动制度,劳保福利制度,比如说不合理的合同工、临时工是临时一些办法,确实需要改革。但这种改革应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深入以后,各种厂矿造反派,左派组织起来以后,把旧的规定制度批判以后,才能解决的好,而不是现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有些地方领导,有些部门领导瘫痪下来,他们什么都答应,甚至我们全国总工会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闹革命的,到了最近,还不经过中央的同意,就随便联合劳动部签订通告,答应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解雇了的,或者等等,都要允许回来补发工资,这就没有界限了,那么都可以联系起来了,凡此等等,因此就造成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形势,造成了不利的条件,比如最近在上海,在黑龙江,我们所知道的一定还有其它地方,超过我们计划规定的开支,这就是可以说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领导里面新反扑,也是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形式,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受到新的阻力,不仅如此,还是经济主义。我刚才说还有一种矛盾上交,本来这些问题发生在当地,应该去当地解决,因为革命靠自己嘛,革命也都是在本地嘛!本厂本单位,本地他比较熟悉,革命矛头应对准他们直接的领导,一个厂矿应该首先对着他的厂矿党委领导,或前工作组,再下来就是市省,但是不是,一遇到问题,就把矛盾上交,上交给中央,不是最后一种手段,一遇到困难不答应,怕见,推到最后呢,事情搞的事态就扩大,就给中央推,所以这个时期,十二月以后,来北京的工人就多起来了,本来十二月九日的规定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到北京来请愿,也是最后一个办法,并且只能派代表来,一厂有几个代表就行了嘛,现在不是,一来就是几千上万,那么不许免费乘车了,连一部分没有买票也上了车。最近在京广这条线上,也就是衡阳、株州、长沙这一带,也发生打我们列车乘务员的事情,这就是地方上有意把矛盾上交。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个地区,东北也有这样情况,华北也有这样情况,恐怕这种情况不加制止还会增加,这样都将把矛盾上交,所以到京来的工厂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现在在双重增加起来了。要到北京来当然到各部,所以部招待所办公大楼都被住起来了,特别每个行业,都在号召到北京来,你比如文艺界,本来已经谈了,已经起草了规定,问题已经座谈,应该多数回去了,但还没有回去,每天还有新的增加,甚至于公安系统也有这种情况,也是把矛盾上交,都集中到北京来,成千成万的来,那么这样势必他的业务也放弃,生产也放弃,这种情况如果不制止,经济主义也好,矛盾上交也好,还要发展,属于第一类是我们没有预料,第二类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的各级领导机关,他不是站在正确的立场,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承认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而是瘫下来了,什么都答应,和用经济主义、矛盾上交来抵制今天的文化革命,不利生产、不利于业务,所以现在许多部的领导机关似乎瘫痪,实际上是由于这种原因造成的,这一造成的单位,司局长以下还要搞原来的革命积极分子来造反,原来多数是保守方面,说要表示他也革命,他也要组织造反的组织,放弃业务来闹革命,实际上他不是真闹革命,不是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而是破坏革命,破坏了生产,这样更使整个机构的停顿,这种现象是不容许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不负责,就会使一个工作瘫痪起来,如果我们不加制止,不加批评,不加指责,不号召广大群众加以制止,制裁,那么这种现象就不利于向大好的形势发展,可以说是一种我们滚滚的革命洪流迅速前进当中的一股逆流、暗流,所以,群众是觉醒的,而且已经觉醒,上海就看出来了吧!

我相信北京,我们已经在号召,我们如果继续号召,北京的人,北京的革命学生、革命工人也会起来响应的,今天人民日报,就要登载上海这方面的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紧急措施,我们就要发表庆贺上海的群众组织的革命行动,我们发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的社论,来支持这个新的运动,党中央国务院也发了反经济主义的通知,以后这就要各级党负责任来纠正这个错误。能不能纠正呢?我们看,能!上海现在的形势已经开始向有利的方面转了,这个就必须要采取措施,必须要批判这种坏的典型,制裁这坏的典型,比如说铁道部,本来去年在铁路运输上应该是有成绩的,因为不到四个月运输了一千二百多万革命师生到北京来,这是超额的,没有发生过多的事件,个别的事件有,但是这一个月的情况就不同了,过去如果从十一月十日起,曾经有卧轨抢车这种事件,要到北京来的,都经过我说服了,多数都没有来,而最近这个时期,最近二十天是铁路员工自己受保守派错误领导的影响,自己停车从上海发展到北京,不开车,乘务员为什么发生停车一个时期,是铁道部领导,少数领导支持这种行为,甚至奖励这种行动,说这种是革命行动,印刷传单来散布破坏,不利交通,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行动,这显然是把铁道员工同广大革命群众置于对立的地位。如北京车站的客车不发,旅客很不满意,来北京的也来不了,使铁道员工与广大旅客对立,与革命人民对立,这是不利的,这是不是能够解决呢?我们认为能够解决,我们发现这个现象,批评了这个现象。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求各地方不要把矛盾上交,不要把问题都提到北京来,不要随便批款批条子,让上北京来的减少,就不会发生非常拥挤的事,再加上沿途接待要搞好,这样子交通运输就有保障,乘务员安全有保障,我们可以发布告加以保护,并号召整个铁路系统,进行这个任务,采取革命的措施,在造反派的支持下实行全线的串连,串连不准离开岗位去串连,就是派代表,或者是铁道的学生,比如铁道学院的学生来沿途进行作宣传解释工作,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各级领导改正错误,本来铁道的领导,象吕正操同志,武竟天同志有错误的,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受到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批判,而现在应该责成他们,在现在的岗位上很好的将功补过,戴罪立功,来观察他能不能改,所以我们最近跟同学们说不要揪来揪去,看能不能改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要看实际行动和表现,现在把铁路运输搞好就是实际行动,所以我们前天跟铁道部各单位广大群众说了话,动员他们,今天的运输情况有改进,但是今后运输,我们一定要从各级领导来改进错误,来改善这个情况,刚才说的总工会要责成他们,要批判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刚才有的递条子说,煤炭部和部级的领导随便开条子批奖金,三年的奖励金,每人领了几百元,那么就给国家增加负担嘛!比如说刚才说的总工会、劳动部的公告,不经过中央,国务院不知道,市委也不知道,市人委办公厅就印出传单来,这样就把这个一切的矛盾都上交到中央来了,人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想一下,这样工厂里可以自由的离开生产到北京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讲到这个问题的,不仅是这些地方。

我举一个例子,比较是我们工交系统中算是好的,大庆油田毛主席批的主张学大庆,大庆在我们困难时期,苏联专家撤退,撕毁合同时候,我们在广大的草原上,白手起家,确实把油田开发出来了,前五年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现在我们的石油产量去年已达一千三百万吨以上,接近一千四百万吨,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但是在这样成绩之下,也就是带来了骄傲,最近二年有些骄傲的情绪,大庆的领导的人委,石油工业部的领导都带有这样的情绪,这对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搞得很不好,压制群众,不许串连,但这种压制是不能持久的,总要被革命群众洪流冲开的,大庆冲开了,石油工业部也冲开了,好,原来的领导是怕群众,压制群众,以后是不见群众,最后被揪出来了,以后就瘫痪了,群众什么要求,对的要求也答应了,不对的要求也答应,七万多工人一下子就有允许一万多工人,离开大庆,自由地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串连,结果呢,生产受到影响,既然来到北京,就批条子批钱,批车票,开支就增加了,把一个勤俭办大庆,勤俭办一切的精神,艰苦朴素的精神受到影响,事情总是发展这种的程度,好,教训就很深刻,因此,大庆的一些领导人就感到错误就严重了,现在在作深刻的批评,经过这个揭发,广大职工还是有信心把这个错误改正过来。于是我们开了个动员会议,陪同他们回去,因为这也是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嘛,就在这个问题栽了个跟斗,就是毛主席的话证明了的,一骄傲就要落后嘛,本来一开始那么谦虚,进步的现在落后了,再赶上来嘛,所以我们举出例子说明,只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真正的改正错误,即使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间长,也还是允许你改正嘛,现在的形势有的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客观的发展超过我们的估计。另一种是由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果的严重,一直影响到现在,一部分不少领导,当然数目还是少的了,这少数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在这个地方进行新的反扑,有阶级斗争的在党内,在领导界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扑是由资产阶级和他的代理人挑起来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予全面的回击,全面的进攻,所以党中央写了贺电表示支持上海的革命职工和学生,这个运动也就号召全国人民和全国工人阶级更加团结,和全国劳动人民,全国革命干部、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一道来进行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新反扑一种全面的进攻。所以这个形势,我们相信,一定会形成新的高潮,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招待的接待同志,就要在第二阶段初期,我们遇到的这些困难,但是我们应该说,责任不在你们,因为第一,我们估计不够,给了你们一种困难任务。因此对克服困难这一方面想的就少一些,这个在接待站工作上的领导有责任的,所以你们进行批判、批评是应该的,所有新来的同志由于来的不久,走上工作岗位非常积极热忱,应该说你们忠于职务、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现在的接待工作应该由领导给你们负担这个责任,怎么解决困难,至于第二类,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那我们全党来动员,在全体劳动人民中间来动员,在全体革命人民中间来动员来反对它,形势会很快地好转过来的,总的形势是好的嘛,也向着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发展着嘛,这个力量是最可靠的力量,学生运动都可以搞得这么好,我们深入到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中,那就会更好,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把基本力量,首先依靠左派力量,做得好,所以有不少的受蒙蔽的人在那个错误的领导下,一时还没有认识清楚形势,所以造成一些困难,但是可以解决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讲形势,讲任务,向大家把现阶段的新的形势讲清楚,我们准备有勇气克服面对的困难,来迎接新的高潮,大家做工作多少年了都认识,形势认识清楚了,看对了,大方向掌握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的方向走,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因此,一时的困难这是考验我们,我想不管是各地来的同志,各方面调来的同志,解放军来的同志,都是给我们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嘛!当然比起我们原来工作岗位的安安静静不同啦!现在是一个动荡的时期,革命的动荡嘛!大风大浪中来锻炼我们,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嘛,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敢于接受这个考验,即使犯了一点错误也没有什么,只要改了,取得了经验,就是最可贵的了,至于领导方面,过去注意的不够,人手又少,许多人犯了错误以后就瘫痪了,气馁了,是要不得的,我们现在还要鼓舞很多的人,即使犯了错误,还要勇于承担,勇于改正,不要因为一时错误受了群众批评责备嘛,就瘫下来了,那就错上加错,我们是希望将功补过的,将功赎罪的,现在对具体的问题,因为跟第一时期不同,我们现在还在摸索,你们也在摸索,要善于在这个运动中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当中总结经验,能够总结几条就总结几条,这样逐步提高,逐步前进,毛主席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告诉我们,善于总结经验,这样才能有所前进,不然就要落后,就要停止,就要右倾保守,就会气馁。

现在接待工作的初步看起来,现在需要进行这几项措施:第一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经济主义,我们接待工作不可能随便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不加分析的一概接受,甚至于没有要求我们也要拿物质刺激去满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进行的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思想的大革命,每个人都在考验嘛,既然进行的是这样的革命,首先不是来解决个人的经济问题,而是解决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要求,改造人们的思想,所以拿经济主义来腐蚀我们是错误的,我们要批判这种行动,你比如说我们过去一个时期对于革命的学生、红卫兵,如果拿这种物质东西满足红卫兵要求、房子要求、宣传车子、交通车子都垮了,没有办法满足,革命学生组织一天一天的多,都要机关,都要通讯工具,宣传工具纸张、印刷机等等那就开始超过我们学校的开支,这那能提到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我们现在就要到工厂企业单位,科研设计机关来闹革命,又要促生产,更不能这样子。所以这一点刚才理由已经说应该严格遵守,要用大道理说服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小团体的要求。

第二,我们进行接待工作,首先要配备足够的力量,特别是现在敢于配备生活服务的班子,也就能保证被接待的人能有地方住,有东西吃,这个供应接待机关总是要负责的,因为现在的情况在各机关是忙于接待自己的直属的厂矿企业的人,机关工作人员,外地来的住满了。同时在本机关造反派起来也就放弃了接待工作,这是不应该的。即使要闹革命嘛!自己要参加这个批判领导上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官僚主义错误等等。你也要帮助来访的人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嘛!要帮助解决政治上的问题,你就要使他能够有地方住嘛!如果这个问题是应该上级解决的,则应帮他解决,不可能的,要劝他们回去,回去闹革命,现在是(未听清),而不是真革命,放弃了生产,放弃了招待工作。当然,各地来的接待班子不完备,光靠一个接待站接洽接洽,不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我想每个机关都要作出模范来。过去曾经动员过,我这次还要重复动员,国务院(听不清)我们全体接待过红卫兵一万二千多人嘛!我看那,现在这个数目,打个譬如没有那么多可接待的人,现在只有七、八十万了,问题是他不走,要动员他们回去。

我想国务院也要负担一个这样的任务,我们国务院折半吧!过去接待一万二千,现在接待六千人也要配备个服务班子,因为大家要闹革命罗!国务院和中南海是合在一起的。中南海现在自己在造反了,中央的机要局、秘书局、警卫局、一部管理局的人。国务院只这一边秘书厅、管理局的一部分,还有警卫团,除了警卫团以外,大概都有革命的组织吧!战斗小组吧!好吧!我们都在闹革命,开大会批判领导,这个是应该的罗!但是另一方面,应该接待到北京来的呀!不能说这个地方例外,我看从明天起,中央国务院作出模范来,要接待六千人,而且来的还能让他们回去。换着接待,不然,接待六千人一个也不走,不算你的成绩,不是两次我提倡的吗?国庆我提倡接待三千多人,十一月我提倡接待一万人,超额完成。我看这次六千人也要超额完成。我看这个事情事在人为,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不过,红卫兵常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家都会说嘛!我们都要靠实践罗!你说接待人员没有啦,我看那,我们大家都来轮流,我也很愿意做一点,到厨房做点饭,做点菜,这样的工作学习学习倒好,我这是老实话,因为你改变了工作条件,精神也不一样,一天到晚看文件,讲话,开会,说这么多呀!难免不了说错嘛!你拿做饭,一会做糊了,炒菜一会炒咸了,一两次就会熟练了嘛!我们给大家服务,这也是一件好事嘛!我们每个人都要表现一下,你要革命嘛!为什么不为人民服务?天天讲闹革命,批评别人,自己呢?放弃业务不做,更不为人民服务,那还称得起毛主席的好战士呀!好学生呀!我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验,是呀!中央机关接待时并不多啦!有四十九万快五十万,主要是本单位──就是那一个部直属的,应该劝他们回去,就是不接,我看就是这个办法,就我们大家每天抽一点钟象这样劳动一下子,我看比天天接见这些请愿的代表好办些的,如果要让我请他们到厨房里来,见一见到容易些,这的确不错,我不是讲笑话,你不把它说得困难点,他就是不走,现在各部从部长起一直到炊事员同志,司机同志大家以身作则来为他们服务,就会使他们受到感动,然后他们会要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如果到处找不到,他因此就无论如何不走了,东西摔烂了,他情愿对立,越发火就越不见他,就越对立,火上加油,最近,这样总是把东西打烂了,最后还是要见他,到那时候接见条件就不容易谈了,我遇到这样很多的各部的事推到头上,就是这样来的嘛!谁知道?一方面就是地方不要把矛盾上交,不要搞经济主义,把原因推到北京来,因为我们在北京各部门,我怎样子以身作则的劝他们,为他们解决困难,为他们服务,使他们早一点回去,从这两方面来作,这样来作,对你们的接待工作来说,才能解决你们的困难,你们的领导班子也加强了。第三,各学校各机关的空房子也要准备出来,各种革命组织也要准备积极参加接待工作,象我刚才说的,凡是有空房子的地方,都要组织接待班子,如有房子没有人接待还是不行的,没有人服务不行,而且有房子接待,他们自己也可以服务,他们既然到北京来请愿,也不是天天请愿嘛!总会有点空闲时候为自己做点事,要动员大批到北京来请愿的,串连的,他自己也参加这个为自己服务,比如做饭啦!打扫,烧水啦!这些事要做嘛!这样子才能够把拥挤的现象解决。

我们估计现在实际人数不超过一百万人,如果我们不……从来路上减少人来,再从在北京地方推动他们回去,做工作,即你就没法把你接待任务减轻,现在把接待站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样多的人,那怎么解决问题,结果弄得很紧张,我听到很难过,很不安,我们说再没好办法。根源就是在于刚才基本上说过了的:一种就是我们准备不够,预见不够,另一种更大的原因就是执行错误路线的人的反扑,给我们制造困难。第四点,到北京来请愿的在具体问题上都得到解决的,这么大的问题是本地的,中央的规定是让他们自己去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绝大多数事情,让他们本地去解决去。可是,既然来了,不接见也不行,我同意大家的要求,隔一个时期,大接见一次,讲点原则话,到工人体育场,冬季不能讲多少话,接见也看不清楚,如果人少,当然体育馆可以解决,感到人数太少,但是分口来解决,现在我们按口来组织,这个战线需要一个时期,我们希望举几个例子,以后大家分析来搞。现在的情况那是不利的,因为现在人很多,组织接见一次就要动员很久,总之要做工作,来的少来,去的快回,回去解决问题。我们说有的口号叫“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这就是回本厂、本机关、本地区闹革命。

最后一点:作接待工作的同志们辛苦了,我们要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所以今天汪东兴同志找我来讲讲形势,讲讲这些暂时性的困难,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我们有什么办法,采取什么方针,方针就是明天你们可以看出的《人民日报》中央在抓那个问题,新的阶段我们在抓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要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要回去闹革命,要认真为人民服务,至于不论那一方面的工作人员,各部的接待工作人员也好,我们总接待站的也好,招待所的也好,都是可以批评的。我们有错误可以贴大字报,同志们的批评应该接受,但是希望你们跟来闹问题的,各地方的,向他们解释,不要揪着的办法,揪着闹无非是批评他一顿,因为揪着别的工作就停顿了,现在这种方法也不灵了,因为在北京嘛,总是文斗,不是武斗,即是他犯严重错误也是领导的错误,也还是文斗,不能武斗的嘛,但也有武斗的现象,要不断教育的,你把他揪着,今天不让他回来,他可以休息,是呀,真正做工作的很辛苦的,所以现在停职反省,有些机关他愿意停职反省,因为停职反省他就没事了,群众运动总会有点偏向的,他在停职反省中,就成“死老虎”就不管了,这就有错误,停职反省是叫他反省,当然他有自我批评,你也不批评他,他错误事不做了,但他还应该做些事情,为人民服务的嘛,怎么可以旁边站着去,所以真正努力做工作的是辛苦,不免不断地犯错误,这个错误当然不是方向性的路线性错误,是一般性的错误,但不断的停职反省,他就不会有错误了,因为他不做工作了,所以这种广大的群众运动,主席从来不主张过多的停职反省,也不主张过多的揪人的办法,因为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是思想革命,他犯了错误,除非制造错误路线的坚持不改的,那当然要批判从严,这是极少数,其他的犯了错误的,让他工作去,在大风大浪里考验他,给他改正的机会,以观后效,这样对自己对同志有益处,这种精神要给群众讲,因为现在运动应该深入了,到劳动人民中间去应说清楚,这几点仅仅解决认识目前形势,关心同志们的辛苦,我们讲讲形势,讲目前的工作,工作还是提的很少的,因为需要去现场去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不断前进,我们讲这个问题,既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经常总结经验,我们共同相互提醒,不仅你们接触群众要提醒,我也分批接见外地来京的代表也要提醒他们。

比如刚才见了一个工艺美术的,人数不多,只有二千多人,我见了,一千多是本地的,一千多是外地的,他们的许多问题,是带原则性的问题,带政治性的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的,都留在此地更不利,应该回去闹革命,把原则问题讲了,回去闹革命,如在北京就要占一个地方,问题又不能一下子解决(不清),我的话讲完了,有问题以后大家再商量。

来源:

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大字报汇编》(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首都红旗联合总部宣传部,一九六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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