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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日期:1968-4-25 作者:纪登奎

纪登奎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速记稿〗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这次全体会议,开的很及时、很好。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听了同志们的发言,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讲一点对过去一段工作的看法

这次会议,把全省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揭出来了,这是一个大胜利。我们同戴苏理的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由来已久了。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认为有必要把去年从北京向中央汇报回来后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简要地回顾一下。

戴苏理不是攻击我们这一段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大好形势是“空空洞洞,没有内容”吗?不是攻击我们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只反右不反“左”,怕反“左”反到自己头上来吗?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去年八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革命造反派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由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很快控制了全省的局面。特别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我省视察的鼓舞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举办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当时,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曾出现一股极“左”的思潮。主要是有的人把形势估计错了,说什么河南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要“揪军内一小撮”,曾一度发生了抢枪的问题,出现了造反派的某些分裂现象。

对于这股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我们是坚决抵制了的,是坚决批判了的,是顶住了这股歪风的。当时,建勋、王新同志还亲自到中央作过汇报,并且当面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指示我们,一要反对,二要不怕,不要急,群众起来议论,反对他们,他们就收场了。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耐心地作了政治思想工作,经过造反派内部整风,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枪大部分收回来了。(王辉同志插话:当时我和刘政委、纪登奎同志一起去参加二七公社服务员会议,一晚上就收回七千多枝枪。)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而是草率从事,急急忙忙往前闯,那反而会犯错误,出点乱子。

戴苏理借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我们不抓“五·一六”,什么“一男一女”的事,攻击建勋同志。其实,这件事是建勋同志亲自处理的,协助中央把坏人抓起来送到北京的。你在这个问题上捞不到半根稻草。至于谣传我同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有什么关系,什么在王力家里办过公等等,我没有必要来批驳这些谣言。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戴苏理是大做了文章的。去年十一月,正当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出现高潮的时候,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强调了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个方向是完全对的。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大联合的具体政策、具体方法上,也就是在对待河造总这样一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下联上也联,联合不倒旗的问题上,我们认识上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没有对中央隐瞒我们的观点,我们把意见如实地向中央报告了,那时主要耽心引起老保翻天。总理、康老看了我们的报告。总理在接见铁路代表时指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不懂得群众心理,倒旗应水到渠成。当时,毛主席对浙江红暴派作了关于“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建勋、王新同志从北京把中央这个指示带回来了。我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是坚决照办,句句落实的。我们立即改正了缺点。对这个问题,我们在成立省革委的前夕,向中央汇报时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指示,这个方向是对的,承认山头,消灭山头,不要强调跨行业的组织了。这说明,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我们坚持的方向是对的。即便对基层单位的一些保守组织,我们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只要他们改正错误,调转方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戴苏理硬要我们同意搞无条件的联合,我们把这种错误的主张坚决顶回去了。在这里,戴苏理只记住了党的具体的个别的政策,忘记了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忘记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他抓住我们在大联合问题上个别的、具体的政策上、方法上的缺点,抓住某一句不确切的活,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我说过河造总是“二月黑风”的产物。这句话是不大确切的。我有缺点,说错了话,我愿意作自我批评。但是,戴苏理大肆散布什么“你们派性大发作”、“你们压了我们”、要什么“政治平等”、要“无条件联合”、什么“不分左、中、右”等等论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戴苏理的这些观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反‘左’必出右”。去年十一月,社会上就出现右倾翻案风的苗头,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前夕,这股风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把矛头指向省革筹小组,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造反派。叫嚷什么“八月逆流比何运洪还厉害”,“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要起来“抗暴”,要“砸烂派性委员会”。

戴苏理说他。“憋了一肚子气”。其实,革命造反派才真是憋了一肚子气呢!连两条路线斗争都不准提,谁要是一说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派性最大”。前天戴苏理检讨时,还对我和杜河堤同志去年十二月在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大为不满,说那个讲话“派性大”。我和老杜同志又专门找出那篇讲话看了一下,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错误,你攻击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

你攻你的,我们还是讲我们的,来而不住非礼也!我在全省农村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又讲过一次,在八二○二部队也讲过一次。建勋、王新同志在学习班把右倾翻案风狠狠地批了一通,报社还发了一篇社论。有人对这篇社论是大为不满的,大骂“派性发作”,还要揪黑手。这篇社论是张耀东他们几个人写的,有个别地方讲的不确切,提法不太科学,但总的精神是好的,给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当头一棒。尽管我们讲了很多,可是,戴苏理一概听不进去,一直骂我们“‘左’了”,“派性大”。由于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截然相反。我们认为是对的,戴苏理认为是错的。所以,戴苏理攻击我们,正说明我们作对了。

在这一段工作中,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我们的教训,主要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得不深不透,对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认识不足,对右倾翻案风打击不力,对戴苏理的两面派面目看的还不清,一度反派性讲多了,两条路线斗争讲少了。老实说,我们是有保守思想的,戴苏理却攻击我们极“左”。我们明明反右反得还很不够,戴苏理还攻击我们只反右不反“左”。如果听了他的话,依照他的意见去办,我们岂不是要滑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地步了吗?

我们曾设想过,在三月底实现全省一片红。可是,三月初我们从煤矿一回来,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就向我们反映,下面大联合、三结合搞不动了。这时,我们觉察到有问题了,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不然,为什么郑州、南阳、驻马店、周口等地区都搞不起来呢?这时,我们警惕了。当然,没有提到象中央指出的这样原则高度来认识。当我们看到江青同志的讲话,指出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且不是苗头,已有行动了。而戴苏理看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感到“大吃一惊”,表示要“回家种地”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我们就紧跟中央,立即行动起来,发动了对这股右倾翻案风的猛烈的反击。

总起来说,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我们是紧跟毛主席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的,中央对我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正因为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同来自极“左”的和右的或者同时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我们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我们取得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是,在戴苏理的眼里,却把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说什么“空空洞洞,没有内容”。这不正好说明,他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毛主席、党中央大唱反调吗?!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关于批判戴苏理问题

关于戴苏理问题,建勋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头一天就讲得很清楚了,我完全同意。

从揭发出来的许多材料来看,戴苏理确实是我省大刮右倾翻案风和大闹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这一点,戴苏理自己也承认了。

这里,我不准备再讲更多的具体材料了,只讲一下我对戴苏理这个人的认识过程。

我这个人,不仅有保守思想,而且有时还比较严重。我应当向大家作自我批评。我的保守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戴苏理问题的认识上。

最近听人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戴苏理就在背后造我的谣言,说我在地委书记中搞“特务活动”。尽管如此,在当时我主观上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支持他,他也支持我。我批评过他有点怕群众。后来文敏生装病了,躺倒不干了,戴苏理、王维群、王庭栋、张耀东还支持我领着干。

“二月黑风”一来,戴苏理突然变了。他同文、赵、杨合流了,支持何运洪的反动路线。从此,我们就决裂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同文、赵、杨还是有区别的,还是可以争取的。

到北京一见面,我就同他谈:“老戴,‘二·七’一定胜利,你们错了,到我们这边来吧!”戴不但不过来,跟着他的一些人还写传单大骂我“跳得高”。(刘建勋同志插话:在北京我同他谈话,他说纪登奎态度很不好,一见面就说“二·七必胜”。)康老同我和耿其昌谈话后,我把康老的话转告给他,二七要胜利了,要他站过来。戴说什么呢?他说:“站在那一边,也能执行毛主席路线”。直到现在,他还坚持“立场错了,但没有站错队”的谬论。(王新同志插话:你是站在刘邓陶一边的,怎么是没有站错队!)

向中央汇报结束了,建勋同志把康老对戴苏理的三点意见转告给他,他还是不以为然。

我碰了几次钉子,该死心了吧,但仍不死心,还想争取他,再拉他一把。回到郑州,建勋同志又要我同他谈。我说:“老戴,你组织了一个‘内阁’,搞四百多人签名亮相,十大总部和河造总都支持你,达公安公社都支持你,你要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这样能挽救你的命运吗?你为什么同文赵杨死抱在一起呢?你攻击刘建勋同志排斥你的事,那是赵文甫、杨蔚屏挑拨的,你不可相信”。戴苏理当时表示自己错了,但没有决心站过来。(刘建勋同志插话:老戴,我什么时候排斥过你,你能举出一件事实吗?众呼:戴苏理交代!戴答:刘建勋同志没有排斥过我,就是去年三月听了赵文甫、杨蔚屏他们讲了以后,我才有这个想法。)他讲这个话是对的,就是在省委机关造总召开的那个会议上,赵文甫、杨蔚屏煽动他起来反刘建勋。(刘建勋同志插话:那是陶铸提出要把你调到湖北,把湖北的一个同志调来河南,我当时不同意调换,后来我给他们说了,二月黑风中,你们把一切问题都集中起来,说成我的“罪状”,说我排斥你,要把你调到湖北。是不是我排斥你?文敏生、赵文甫都没有死,可以问嘛!文敏生天天背后骂你,我说你的好话,二月黑风中你反过来造谣中伤,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党的生活你过多少年了,毫不知耻!)

尽管如此,我们为了进一步帮助他,挽救他,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支持他参加了三结合。当时,革命造反派是坚决不同意的,(王新同志插话:“八·二四”也不同意。刘建勋同志插话:你造谣,好象“八·二四”对你感兴趣。申洪玉同志说:纯是造谣,根本没有这回事。)并且要开十万人大会批判戴苏理,我和王辉同志去做了工作,劝阻了。(王辉同志插话:二·七公社已经发了开会的通知,我们说服以后不开了。)后来,二·七公社的同志要派代表团向中央汇报,也被我们劝阻了。

有一次,二·七公社的常委同志质问我:“为什么要结合戴苏理?”我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第一要团结同志,第二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第三还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时,我确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顽固。在去北京向中央汇报前,我还向他表示过,我相信我们能够合作。在向中央汇报时我表示,我能同戴苏理合作。

我觉得我是以诚待人,好心对待戴苏理同志的。我没有在背后说过戴一句坏话。这点,王新同志可以作证。(王新同志插话:对戴苏理的认识,还受你的影响,你说他不至于再犯大错误,他胆小。)当社会上右倾翻案风刮得厉害的时候,王新同志曾问我:“戴怎么样?会不会出坏主意?”我说:“可能还不至于吧!只是胆小怕事而已。”

戴苏理参加三结合后,我们是放手让他工作的。可是他呢?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期望,辜负了造反派同志对他的信任。

我们是一直希望戴苏理同志站过来,希望他改正错误的。这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愿望。但是,客观事物总是矛盾着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戴苏理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我们的好心当作恶意,把我们对他的信任当成乞求,好象没有他地球就不转了。戴苏理不是说:“河南犯了慢性病,迟早要爆发”吗?意思是说,总有一天,非靠他来收拾局面不可。

戴苏理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他把黑手伸向全省各地,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两面手法,一手扶植保守势力,一手支持分裂派。来了个“左”右合流,对革命派实行“左”右夹攻。

戴苏理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硬要把那些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和造反派站在对立面的干部抬出来,塞进革命委员会。本来,有些干部不一定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犯了路线错误,只要不顽固坚持,不一定会被打倒的。可是,当他们还没有转过来的时候,被戴苏理一支持,被保守派一保,就给保垮台了。戴苏理第一次组织了四百八十多名干部集体亮相,(刘建勋同志插话:四百八十多名干部集体亮相,害人不浅。我在北京看到传单,有三条,其中一条说何运洪支左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组织什么“内阁”,被他害了一批干部。这一次,他又要另立一个司令部,又坑害了一批干部。戴苏理这样做,到头来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戴苏理豁出“常委不当,也要大干”,他是横了一条心,充当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的,一心要为文、赵、杨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对戴苏理这个人的认识上,革命小将教育了我,戴苏理也教育了我,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林副主席的指示: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

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对党、对人民的事业负责,也为了挽救戴苏理本人,我们必须同戴苏理作坚决的斗争。纸里面是包不住火的。我们面对现实,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

在这次会前,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曾开了两夜小会,对戴苏理诚恳地、耐心地进行了批评、帮助。听了他前天的检讨,态度仍很不老实。大家非常气愤,要打倒戴苏理,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看,对待戴苏理同志的问题,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关于当前工作方面的意见

建勋同志、王新同志叫我对当前工作讲几点意见,我讲一些老话,讲五点:

一、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向他们发起主动地、不停顿地、猛烈地进攻。对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要统统揪出来;要进一步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是,群众发动的还不够充分,运动发展也不够平衡。文赵之流,还很不老实,赵文甫最近抛出一个假检讨,至今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翻案吗?

文化大革命搞了快两年了,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明明是受坏人挑动,两派群众组织长期打内战,让敌人睡大觉。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二、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风,我们必须把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对戴苏理必须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把他批倒批臭。

社会上的右倾翻案风,不可能不反映到革命委员会中来。在彻底批判戴苏理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林副主席三月二十四日讲话,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精神,对同戴一起工作的人,认识戴的人,支持戴的人,以及戴支持过的人,应当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那就一定要揪出来;如果只是受了戴苏理的影响,参加了三结合,工作还不错,跟着他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只要承认错误,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应当欢迎他,信任他。如果打了招呼,还跟他走,坚持错误,就不能信任他,就要彻底批判他。昨天,李跃、魏世昌同志给我们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见过一次戴苏理,找他谈过事,这是一个很大错误。”这个话不对,没有阶级分析。问题不在于你同戴苏理有没有来往,而在于你谈的什么事。如果你谈的是反对翻案风的事,那是对的;如果你谈的是刮翻案风的事,那才是很大的错误。要实事求是。

对革命委员会中群众组织的代表,有的人如果受了右倾思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除个别坏人以外,都应当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他们的路线觉悟,切不可任意拉到街上乱斗,更不可以随便清除出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的成员,都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对革委会成员的处理,必须向批准机关请示报告。

三、通过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动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正确对待群众。对站错队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 有的人,对叛徒、特务、走资派恨不起来,而把矛头指向站错了队的阶级兄弟,这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感情?!经过这次运动,一定要逐步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不然,就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决不能因为反右倾翻案风,就动摇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既定方针、政策。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

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仍然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并在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中保留一定席位。

对现在工厂、学校还存在的一些十大总部的基层组织,也仍然要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只要承认错误,扭转方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革命原则下,在基层同他们联合起来。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对受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不能压,要作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实行摧垮的政策,是错误的。

通过这场斗争,要把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得更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和加强“三代会”,尽快实现中央指示的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四、提高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水平,帮助造反派总结经验。目前,应当注意的,是揪斗坏头头的面,万万不可扩大化。坏头头应当同群众分开。不要互相抓人。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由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要文斗,不要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目前主要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要注意防止极“左”思潮抬头。

五、警惕坏人挑拨军民关系,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现在已发现有个别地方提出揪“小杨成武”,揪斗人武部干部的苗头。这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对军队个别人有意见,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通过适当方式,提出善意的批评。要相信军区、军分区、当地驻军党委是会正确处理的。要向一切挑拨军民关系,破坏人民解放军声誉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最后,再讲一点农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必须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集中目标打击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决不允许下台的四不清干部翻案。对破坏文化大革命和破坏集体经济的现行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

我讲这些是请同志们注意掌握政策。有的同志可能要说我是“右倾”了。不,不能一讲政策,就说是右倾。“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说的太多了,如果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也请戴苏理同志提出批评。

最后,让我们高呼:

打倒刘、邓、陶!

打倒文敏生! 打倒赵文甫!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反对右倾分裂主义!

反对右倾投降主义! 反对右倾保守主义!

坚决杀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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