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4-24 作者：王庭栋
王庭栋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紅太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定(3月22日两道命令)。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3月24日的重要讲话)。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我完全同意4月16日刘建勋同志在省革委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现在讲一点个人的认识。
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毛泽东思想的春风吹遍了中州大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在进一步落实，革命的大批判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在两条路线的尖锐斗爭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全省共有136个地、市、县已有102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占75%，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壮丽一幕。当前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斗爭猛烈展开，正向纵深发展，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革命形势如江河奔泻，捷报频传。
在这一场反击右倾翻案妖风的斗爭中，暴露了戴苏理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大刮翻案风，大搞右倾分裂主义活动，他是河南右倾翻案风和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必须把盖子揭开，进行彻底地批判。
戴苏理的右倾翻案、在倾分裂主义活动，按他自己的企图，当然还没有达到顶点，但是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程度。
戴苏理顽固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他明目张胆地死保文敏生、赵文甫等一小撮走资派，他借别人之口说:“河南把几个能作工作的人都斗下去了，那怎么能行？”他明目张胆地死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故意歪曲事实真象，一面支持保守势力破坏生产，企图给红色新政权施加压力，一面歌颂去年“二月黑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时期“停工停产的不多……”他到处宣传在二月黑风中蒙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不算站錯队”。他攻击广大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叫嚣“光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打不倒我们的！”更为严重可恶的是戴苏理支持了少数坏人阴谋打倒谢副总理的反革命活动。
戴苏理猖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英明论断。戴苏理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派性，他亲自策划指示犯过方向路线錯误的革命群众组织和保守组织实行“发展势力”，“谁的人多力量大就自然成了核心”的錯误方针，借以分裂革命群众，破坏革命大联合。他支持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组织头头，指示他们:“只有斗爭，才能取得胜利。”“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胜利。”“第一步搞联合，第二步就爭席位，爭干部”，“壮大组织，做好猴派(即分裂革命造反派)工作，一胜利这都是我们的人。”他有意挑动群众反群众，蒙蔽那些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说:“党中央给你们平了反”，“你们受压了几个月”，“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他们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他怀着刻骨的仇恨攻击左派的领导权是“他们的指挥棒。”他对犯过錯误的群众组织专门支持其中的右翼势力，反对比较正确的同志。
戴苏理不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而是另立一个司令部。他的宿舍门庭若市，他自己说:“来访的人很多，我忙得一天到晚接见不过来。”他对来访的人分别对象，有的在楼下开会，有的到楼上密谈，接受他指示的人回去既有传达，又发“声明”，有的还把文件专送郑州请他“看后再发”，他还提倡“今后多联系”，访问者出去宣扬他“很亲热”、“微笑着”。他自己也得意的说:“我真成了个反对派的领袖哩！”他同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王新，纪登奎等同志势不两立，他背后辱骂刘建勋同志，他背着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全省支持“炮袭纪登奎”，他诬蔑“纪登奎有严重錯误”，他煽动“炮轰纪登奎那没有什么要紧”，“只要把纪登奎抓出来，问题就好解决了”。
戴苏理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懂得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问题，他一再向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组织头头们作指示“要多注意作干部的工作，没有你们的所部参加那不是还是没有权吗?你们还不是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自己确实很注意作“干部工作”，他背着省革委常委擅自对各级的领导干部问题表态，专门表态支持那些走资派、特务、叛徒和至今仍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他指名指姓的宣布“某某是好干部”，“省里是了解的”，“都打不倒”，“大胆保吧”，或者说“我很关心他”。其实戴苏理保这些人就是想利用这些人给他拾轿。戴苏理在对“干部问题”表态时，也很注意评价自己：他说“中央信任我”，“我的錯误都作过检查”，“刘建勋他们就怕我有意见”。“看来刘建勋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刘建勋他们总怕人家说他们排挤我，每次开会点名叫我发言，给别人看，我才不干哩！”
戴苏理他还恶毒地挑拨军民关系，挑拨军队之间的关系，挑拨地区之间的关系，挑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的关系。
在这里，让我们学习一段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爭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爭——合法的斗爭和非法的斗爭。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爭看得太简单了。”
我们同戴苏理的根本分歧是：戴苏理反对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两次批示，我们则坚决保卫这两个批示。因为这两个批示宣布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粉碎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我们反对戴苏理实行右倾翻案和右倾分裂主义的斗爭，是一场阶级斗爭，是河南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爭的继续，是河南文化大革命反对二月黑(风的生死斗爭的继续。
戴苏理猖狂进行右倾翻案和在倾分裂主义活动中，放出了一支又一支毒箭，一再向我们挑战，他自以为得意的是：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戴苏理说，“他们对反极左就是不积极，对反右倾很积极，河南一直是反右倾，看来河南的问题象慢性病一样，只好慢慢地爆发”，简而言之，就是攻击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右不反极左”。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1)我们认为极左思潮在河南是有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它作了坚决的斗爭，正因为我们认真学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指导思想是明确的，斗爭是坚决的，很快就把它克服了。在反对极左思潮中，刘建勋同志，王新同志，纪登奎同志，杜河堤同志，王辉同志等都是最积极的，他们及时发现了苗头，敢字当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群众，在关键问题上帮助革命造反派，满腔热情地大量的作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戴苏理却正是故意混淆黑白，恶意攻击这些同志是所谓“极左思潮的代表”。
（2）在河南反对极左思潮时，戴苏理听到有人说什么“河南出了潘复生、赵去非呀”，“要炮轰呀！”他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的。以后，经过批判，极左思潮走向反面，多数的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少数的走上“左”右合流，这时戴苏理又看到有点油水，就支持和：利用一小部分“极左””配合右倾翻案和右倾分裂。当他听到省革委会分析这一小部分极左配合右倾翻案反对红色新政权的问题时，他说：“他们也看出了问题”！可笑的是这个戴苏理反而把自己装扮成了反极左思潮的积极分子。
（3)去年十月以来，右倾逐步抬头，省夺权前夕，形成严重干扰，夺权之后，更加登峰造极。戴苏理说我们一直反右倾，这是对的，但严格说来，我们的教训主要的还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批判不深不透，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认识不足，对翻案妖风打击不力。戴苏理如此害怕反右倾，正如戴苏理攻击别人说的：“反到自己头上了”，因为他右的无可再右了，他说看到江青同志讲话，说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时，他大吃一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大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大反右倾翻案妖风，作为河南右倾翻案、右倾分裂主义总后台的戴苏理，你是逃脱不了的。另一方面，我们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是很警惕的。一有发现，坚决反对。
(4)去年发生的极左思潮，当时主要表现是对形势錯误的估计，而提出了錯误的行动口号，以致斗爭矛头发生了錯误。但是戴苏理反的极左思潮是什么内容呢？主要的一点是攻击革命委员会、支左部队和革命造反派，说“你们压了人！”是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爭，两条路线的斗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戴苏理反对“压”，其实是反对革命群众对刘、邓、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一小撮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压，是反对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极少数右派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针锋相对的斗爭而表现的革命压力。戴苏理对资产阶级压无产阶级、对右派压左派，他不仅不反对，而且是积极支持的，去年二月黑风中，他那样趾高气扬的指挥“上边拖延达成协议，下边加紧消灭二七公社、八·二四”。近几个月来，各地出现很多恶毒攻击二七公社、八·二四的传单，冲击革命委员会，砸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围攻毒打革命造反派战土，围攻毒打支左的革命干部和支左部队指战员，疯狂攻击支左的干部和部队是“派性干部”、“派性解放军”等等，戴苏理对这种“压”当然是支持的嘛！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作好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过去是努力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的。 我们对待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中，一切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作法都要认真改正。虽然在一个阶级推翻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中，总会发生一些不能那样雅致的情形，虽然我们是在前进中存在一些缺点，但是我们必须严格区别对待敌人和对待群众。
戴苏理的一个黑指示中说穿了他强调反对，所谓“压”的真心实意。他说:“越压对我们越有利，压一下就会提高我们的联合条件”，又说：“二七公社犯了方向路线的錯误”。原来戴苏理所谓反“压”，绝不是什么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完全是不甘心于他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被压倒，是为了给省革委会， 给二七公社、八·二四扣上一个“反动路线”的罪名，借以推翻中央对河南向题的两个批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而絕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錯误归于别人。”
戴苏理说:“吳芝圃是左倾， 他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河南右倾一直得不到批判，在河南要批判右倾就得批判潘复生，就得批判刘建勋，要批判右倾就批到自己头上了吗!所以在河南一直批判左倾。”简而言之，就是攻击我们过去十七年“是反左不反右”。事实又是怎么样呢？
(1)戴苏理在阶级斗爭的关键时刻总是要放出这一支毒箭，作为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准备。去年二月黑风中，戴苏理与文、赵、杨紧密配合，大声疾呼说几年来他们“都是受刘建勋打击的”，他们“是一直代表正确路线的”。戴苏理对革命外将十分仇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将们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把吳、文、赵、杨揪出来。在今年右倾翻案风中，戴苏理又挑起这个爭论，一年一度，绝非偶然。同样是为了推翻中央对河南的两个批示，真正想再颠倒河南的历史。戴苏理企图把他自己和吳、文、赵、杨这一小撮人说成是左派，那么就应该由他们起来在河南重新掌权。
(2)戴苏理要反右倾，我十分同意。在河南对于打着红旗反红旗，形右实右或形“左”实右的吳、文、赵、杨戴这一小撮人，确实应该继续彻底揭发批判。
戴苏理是左派吗？他在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与杨蔚屏一起坚决命令“关闸”，打击群众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他在整顿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中，大搞什么技术管理条例、经营管理条例，根本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1961、1962年，他在信阳制定和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十二条”，大搞红薯包产到户，山林私有，这些都有独创。他坚决贯彻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表扬”，甚至带头发展封建私塾，他借写“信阳地区革命斗爭史”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吹捧中国赫魯晓夫刘少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至今未改。
如果说戴苏理“左”倾的话，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无非是第一，只为个人升官保职，不管群众死活；第二，扣押人民来信，对中央封锁消息；第三，为了保护自己和保护一小撮，实行打击一大片。
戴苏理所拥护的吳芝圃，他在河南所犯的罪恶并没有得到认真清算。吳芝圃口头上反对阶级斗爭熄灭论，实际行动上他就是阶级斗爭熄灭论的积极鼓吹者。他为阶级斗爭熄灭论制造反动的理论根据。1956年吳芝圃就说“农村的合作化最后挖了资产阶级的墙脚，最后倒除了产生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样就使资产阶级最后投降了。”1957年吳芝圃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结束，阶级制度的基本消灭，结束了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几千年的阶级斗爭的历史。”1958年吳芝圃说：“两条道路斗爭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并亲自支持和决定在河南开展“无偷盗”、“无抢劫”、“无放毒”、“无放火”、“无反革命”等“十无”运动，限期一年实现“十无”省。吳芝圃在河南包庇地富反坏，招纳特务、叛徒，勾结地头蛇集团。专门奉承吳芝圃的人给吳芝圃写自传。宣扬这个占有600多亩土地，雇用七八个雇工的大地主家的吳芝圃“有时在家的分工是打发要饭的”，真不知恥！吳芝圃走时，有人送金壳表，有人送几百、几千元，有人送粮票。吳芝圃一向带头读古书，崇古复古。难道这些右倾不应该得到彻底清算吗？在文化大革命中，戴苏理对吳芝圃有过一点认真的揭发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戴苏理说：他对在河南划吳芝圃线，潘复生、刘建勋、纪登奎线不满意。简而言之，就是攻击我们是宗派主义。
真实情况如何呢？
（1）多年以来，在河南大搞宗派主义的正是吳、文。赵、杨、戴。吳、文、赵、杨、戴结成死党，大搞打击一大片。文、赵又结成死党，勾结陶铸，阴谋打击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同志。在二月黑风中，吳芝圃攻击刘建勋同志支持少数派“是打一派支持一派”，宣传“杨、赵是好同志”。文、赵、杨、戴互相勾结，打击革命领导干部，镇压革命造反派。
（2）去年二月黑风中，在走资派的授意下，抛出了大毒草“二十七个为什么？”划分什么吴芝圃班底、刘建勋班底，搅混阶级阵线，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果然，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破门而出，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夺权，暂时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3）在这一次右倾翻案妖风中，戴苏理又放出了这一支毒箭，煞有介事的反对“划线”，其实完全是造谣污蔑。刘建勋同志去年8月20日接见二七公社省直革联基层组织服务员时的讲话明确指出:“对当权派要进行阶级分析，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派，看一个干部是不是革命的，是属于那个司令部的人，必须看他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不能有任何别的标准。有些单位，把过去是否反对潘复生同志，或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反对我和纪登奎同志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的界限，这是不对的。因为绝大多数同志对潘复生，我和纪登奎同志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錯误，提出的批评意见都是善意的，我们完全欢迎大家的批评，潘复生同志也一定会欢迎这种批评的，即使批评錯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同文、赵之流，两面三刀，阴一套， 阳一套，耍阴谋，放暗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上打革命领导干部，下打革命造反派，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
相反的，正是戴苏理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完全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专保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甚至进行挑拨离间。正是戴苏理大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大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条黑线，反而贼喊捉贼。但是，我们完全相信，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谁必然身败名裂，孤家寡人。
四.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
戴苏理反左反右，一切以个人与宗派私利为标准。
戴苏理有时伪装“消极”，去年一月风暴时，他说要“回家种地”。但到二月黑风，他就破门而出，兴高采烈，企图打倒刘、纪，自己上台。省革委会成立之后，戴苏理又说要“回家种地”，但是在翻案妖风中，他日夜“接待”，门庭若市，策划“大干”，企图复辟。
去年三、四月间，北京红代会小将来河南支持二七公社，戴苏理打算要给中央写一封“匿名信”。表示一下同情二七，他说，“如果，对了，有过一封信;如果錯了，也没有责任。”同时，他一面向几位二七战士表示同情，一面向保守组织作深刻检讨，表示支保到底，不再“反复”。最近，戴苏理又说什么“我真心诚意拥护刘建勋、纪登奎同志的讲话”，“我确实没有搞翻案风”，但是，大量的揭发材料，又剥掉了他的画皮。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希望戴苏理也学习一下这一条指示。
以上四条，都是戴苏理进行阶级斗爭的工具。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对于右倾翻案风，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绝对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的錯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归根到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会被彻底粉碎，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錯误愿意改正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在斗爭中，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 最根本的问题，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好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用结合，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拚命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都在受检验，都发生站队问题。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还是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革命形势总是强追你迅速地选择。每一次站队都是触及灵魂的，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彻底改造世界观。不彻底改造世界观，就一定会发生站錯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斗爭观念，千方不要忘记毛主席最新指示中的两个“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响，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爭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爭的继续。”不要忘记矛盾和斗爭是永远的，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斗爭，对立面的统一和斗爭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爭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让我们以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高呼: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记录稿，未经审阅)
来源：《二七公社报》196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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