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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姚文元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和“广联总”的谈话

日期:1968-1-17 作者:陈伯达, 姚文元

陈伯达、姚文元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凌晨一点五分左右,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同志亲临我局接见军管小组、《广联总》的代表,祝贺我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斗私批修联席会议》两派革命组织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陈伯达、姚文元同志对我局文化大革命和广播宣传工作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伯达、文元同志在西小院下车,正碰上法语组等五同志值夜班下班。文元同志说:“我们来祝贺你们的革命大联合。”同志们问!“明天首长来不来参加庆祝大会?”伯达同志说:“明天不来了,明天有事,我们预先来祝贺你们。”

伯达、文元同志走进军管小组办公室以后, 看到办公桌上放着大联合喜报, 伯达同志说:“ 革命大联合好!”伯达同志问同志们是哪个组织的,同志们回答说:“我们已经联合了。”伯达同志听后说:“好,祝贺你们!”

伯达、文元同志进军管小组东屋, 看到桌上摆着《广联总》宣传资料组印发的《学习资料》特 刊第六册,上边登载伯达、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在广播局的讲话,文元同志对伯达同志说:“这就是去年的讲话。”伯达同志微笑。两位首长都翻阅了《学习资料》。

伯达、文元同志问刘路明同志在哪儿?并指示军管小组的姚广田同志打电话找“联合总部”的同志。姚文元同志看到门外有一、二十个革命群众,就问是什么人。姚广田同志答:“是值夜班的,听说首长来,都想看看首长。”伯达同志说:“请同志们进来。”同志们进来后,伯达同志亲切地说:“大家坐下吧,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拘束。”伯达同志问大家是哪一派的。同志们回答已经联合了,伯达同志揖手,表示祝贺。伯达,文元同志多次表示对我们的大联合感到高兴。

文元同志对大家说:“我们提前来向你们祝贺,怕白天有事情,来不了。”伯达同志插话说:“那就耽误你们的时间了。”文元同志接着说:“我们提前向你们祝贺!”

伯达同志看到有人记录,伯达同志说:“不要记了,我们随便谈谈。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随便讲,随便讲。”并开玩笑说:“你们记下来,广播出去就不好了。”军管小组组长刘路明同志等进来时,伯达同志,文元同志郑重地对刘路明、张子良、戴征远等同志说:“我们给你们道喜来了。你们作了很多工作。”文元同志说:“祝贺你们明天召开庆祝大联合的大会。”并问刘明路、张子良等同志:“明天召开大会,会不会有人捣乱?”张子良同志回答:“不会有。”文元同志说:“你们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伯达同志、文元同志多次强调这句话。

文元同志说:“听说前两天还在为席位名额争吵。”刘路明同志说:“现在没问题了,双方都互相让。”伯达、文元同志听后连连点头称好。文元同志说:“问题不在席位多少,而在贯彻毛泽东思想怎么样,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伯达同志说:“在三个新闻机关,你们是先进的,起了带头作用。但也不要骄傲,对于你们这样一个单位,也不很先进。”伯达同志问:“你们这里是否两派组织从上到下都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同志们回答:“是这样。”伯达同志接着说:“人民日报自己发社论号召人家大联合,联合举办学习班,但是自己不作。时间长了,人家就不听了。你们也广播大联合的文章,过去也没联合。你们搞宣传,让人家联合,自己不联合,这不是一种讽刺吗?这不是言行不一致吗?现在联合了,就好了。”

戴征远同志说:“我们的记者到外边采访,人家问我们广播局联合了没有?一定做得很好,有好的经验。”文元同志说:“这应作为一个教训。”戴征远同志说:“我们在大会上讲了。”

文元同志说:“你们文化革命以来,做了很多工作。你们早一天联合,对三结合、斗批改有好处。”他还说:“你们本来是一派,后来分裂了,现在又联合了,这个经验教训要很好总结、提炼,作为今后的武器。”“要区分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广联总”的代表谈到我们过去没有作好工作,给我局文化大革命带来损失。伯达同志说:“有些曲折没有什么关系,但方向要对。方向对了,就好办。比如,大海行船,也不是很直的,总是曲曲弯弯。大海行船会遇到风浪,会摇来摇去,只要方向对,就会达到目的地。本来朝南航行,朝北开,就不对。方向朝南,虽然弯弯曲曲,还是向南开,方向是对的。”文元同志接着说:“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毛主席是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是掌握航海的舵,掌握文化大革命的舵,掌握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舵。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是我们毛主席掌舵。毛主席在每个关键时刻都给我们把稳了舵。只要我们紧紧跟着伟大舵手毛主席,胜利就很大。跟得不紧,就会遇到挫折。”

文元同志说:“你们这一年有很丰富的经验,包括教训,对这些经验和教训要经过提炼,对以后也是个武器。”伯达同志说:“经过曲折,教育了你们,也教育了我们。”他还多次说:“你们这一年没有白过。”

伯达同志说:“世界上最直的路是天安门前的路,但仔细看,也有高低,有曲折。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中打个比方说革命不会象涅瓦大街一样笔直。我和主席一九四九年到列宁格勒,看到那条街也并不直。”

文元同志说:“曲折也可以教育人。总是一帆风顺,一路遇到波折就会一头栽下去。走过最难走的山路,什么路也会走。”

伯达同志说:“开庆祝大会不要铺张浪费。你们请客人了吗?”刘路明同志回答说:“他们(指广联总)很谦虚,不请客人。”伯达同志问:“你们发请贴没有?”大家回答:“没有。”伯达同志揖手,表示满意,并说:“有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印很漂亮的请贴,花很多钱。”

伯达同志问:“明天召开大会,新闻单位都参加吗?”刘路明同志说:“新华社,人民日报派人来,是他们自己要求来的。”伯达同志说:“宣传部应该来旁听。他们那里两派打得一塌糊涂。宣传部光宣传,自己不做。这就是修正主义的宣传部,宣传部彻底破产了。”文元同志重复说:“修正主义的宣传部彻底破产!”广联总代表说:“中宣部两派我们搞不清楚,不好请。”伯达同志摆手说:“不要请。我们也搞不清楚。人民日报的几派我们也搞不清楚。”文元同志说:“还是依靠那里的群众,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当《斗私批修联席会议》几个勤务员进来,刘路明同志介绍时,伯达同志说:“勤务员本来是普通老百姓,现在掌握财权、政权就不合适了。”文元同志说:“去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时,上海革命委员会原来计划叫人民公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不在名称,而在实质;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非常深刻的概括。”

当伯达同志、文元同志称赞我们的大联合时,我们汇报了军管小组对我们的巨大帮助和促进。伯达同志说:“军管小组来帮助你们,同时也要依靠你们。没有你们,他们也做不出什么来。他们几个人啊?”刘路明、张子良同志回答后,文元同志说:“军管小组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是这个关系,帮助和依靠的关系。”

伯达、文元同志问我们对梅益、丁莱夫斗争过没有。伯达同志问:“还有谁?”文元同志说:“还有金照。”大家答:“还有金、顾、董三个副局长。”

伯达同志说:“你们不可以把李广文弄来斗一斗吗?”“李广文也可以弄来斗斗嘛!”大家热烈鼓掌。代表们回答说:“我们为这件事打了几次报告。”伯达同志说:“你们跟党校造反派联系。你们有联系吧?”代表们回答:“有联系,他们支持我们。”伯达同志作个手势,问把李广文弄来会不会动手打他?刘路明同志说:“不会。这里开斗争会很文明,还给凳子坐。”代表们汇报说李广文现在被拘留在北京卫戍区。伯达同志说:“没有人也可以批判。过去有股风,抢档案,抢手稿。把东西印出去,还不行,一定要抢手稿。我批评了这种作法,没有手稿一样批判。孔夫子死了两、三千年了,没有手稿,一样批判。”

代表们问李敦白可不可以揪来斗争。文元同志问:“李敦白还来吗?”伯达同志问:“李敦白老婆还在吗?”大家强烈要求揪来斗争。伯达、文元同志说:“他是外国人,要研究、研究。”

伯达同志说:“你们广播局有好多人会写文章。《中国的电台为什么被一个美国政客篡夺了领导权?》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叫什么名字?”文元同志说:“这篇文章很有分析。”

伯达同志问大家听懂他的话吗?并开玩笑说他当不了播音员,但可以当对台湾广播的播音员。文元同志说,他看到过一份揭发材料,说过去对台广播不能说“国民党反动派。”大家介绍了一下情况,文元同志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指示:“对台广播问题,给中央写个报告,制订具体的宣传方针、政策。”大家接着汇报了丁莱夫、金照合伙搞的对远东美军广播的问题。伯达同志说:“修正主义堕落到这种地步!”伯达同志对军管小组刘路明、张子良、戴征远等同志说:“要用这件事来教育群众,从这件事中使大家认识到什么叫修正主义。”

当同志们汇报到梅益、丁莱夫在电台招降纳叛及清理队伍的问题时,伯达同志说:“要让坏人老实交代,将功赎罪。不过,关键性岗位要他们……”(作个要他们走开的手势)文元同志说:“军管小组已有安排。”

接见快结束了。伯达、文元同志起身跟在座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革命群众请伯达、文元同志代为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健康,代问江青同志好。伯达同志回答说:“江青同志也向同志们问好。”

来源: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中央广播事业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长对中央广播事业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次指示汇编(1966年7月-1968年6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一九六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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