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2-13 作者：[待确定]
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滕海清同志，到昭盟参加昭盟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之后，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内蒙工作。2月10日晚8点至12点，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滕海清和李树德同志。接见时滕海清同志汇报了内蒙的工作，着重地汇报了11月12日江青同志讲话以后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汇报中间，中央首长对内蒙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2月13日下午2时至5对30分，滕海清同志和李树德同志，在新城宾馆传达了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传达时，滕海清同志对当前内蒙的工作也作了指示。
滕海清同志说，中央首长接见了我和李树德同志，这对我们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是个很大的鼓午。中央首长在我汇报中间，对内蒙的工作做了指示，中央首长讲得不多，但问题都很重要。这些问题关系到当前内蒙古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彻底肃清乌兰夫黑线的流毒，把广大革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与审干、整党结合起来等问题。
在汇报中间总理指示，抢劫和破坏国家财产的，已不是派性问题，要以反革命处理，把头头抓起来在群众中斗争，教育群众。我汇报东三盟情况时，江青同志说，现在还有破坏铁路、炸桥梁的，这不是派性，是反革命操纵的。东三盟，特别是哲盟。呼盟的一个地方，从河南、长春等地逃去的，加上本地的保守派，五百多人，他们有枪，打死了人。现在是要搞斗批改，他们还在搞这些，处理应当注意。总理说，这是有反革命指挥。两派斗争不能扩大，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反派没联合的，不能当反革命处理。抢枪打游击，不在当地闹革命，这是少数的。不能把两派斗争当反革命，现在有保守组织，也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教育、团结。巴盟、锡盟不能把少数派当成反革命处理。抢枪的要包围起来，坚决打击。不能把两派斗争都说成是反革命，也不能借这个机会把保守组织搞掉，这样干就错了。
滕海清同志说，第二是干部问题。内蒙地方和军队的干部很复杂，有乌兰夫、哈丰阿黑线影响，和其他地区比较起来多些，但还是一小撮。总理指示说，干部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去年二、三月间，还没有外逃的，只跑了两个，军队是好的，大部分干部也是好的。个别单位大部分烂掉是有的或全部烂掉也是有的，请同志们注意，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把整党和审干如何结合起来，如何广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把乌、哈黑线挖出来，肃清其流毒，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总理向“乌兰夫斗了没有？”我说还没回去，总理又问：“报上点名了没有?”我说内蒙古日报点了，全国的报还没有点。现在正肃清乌兰夫流毒，背靠背地斗争。总理说适当时交给群众斗争。杨成武同志问：“黄厚、王良太是否参加了学习班?”我说，我们还没有考虑。我汇报阶级斗争很复杂，要肃清乌兰夫的流毒，他的黑线是很长的。一方面要挖乌兰夫很长的黑线，一方面还有人保，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元月17日抓了些人，好人抓坏人是主要的，也可能有坏人抓好人，不能没有，有些人把坏人抓起来，保护起来了。总理问：“给乌兰夫翻案的人多不多?”我说有但不多。总理指示，要把给乌兰夫翻案的头头抓起来，教育受蒙蔽群众。
滕海清同志说，汇报时讲到东联、决联站。东联本来是造反派，但是被乌兰夫死党云志厚操纵了。决联站是高度垮行业组织，元月17日讲话中让他们回单位去闹革命。总理说，现在就是按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我没有宣布是反革命组织，是让他们回去，不回去的要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去。我们作的不好，有人斗争了他们，转移了大方向。我讲的不算话了。不能把“决联站”、“东联”当乌兰夫黑线搞，转移了大方向。要搞乌、哈黑线，搞王再天。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群众自己起来揪，不能采取那种办法!
滕海清同志说，第三，讲群众专政指挥部问题。公检法不在我们手里，由各大总部组织了群众专政指挥部，打击牛鬼蛇神，投机倒把。搞了以后，群众都很高兴。江青同志说，上海是文攻武卫指挥部，这又是群众专政指挥部。总理又说，毛主席说了，要群众专政，我们军队要把任务担当起来，要搞个领导小组，把公检法抛开。要是大的案件，象特务案件，不要开大会拿到群众中去讨论，可以少些人研究。象特务有些是有联系的，有些群众还有点派性。群众专政要有领导，我们的群众专政指挥部就是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搞的。群众专政很好，威力很大，形式很好，体现了毛主席指示精神，要总结经验。
滕海清同志说，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人选问题，可能不纯，宝音扎布是我提名的，出了问题，怎么处理?出了问题，要采取内部处理的办法，不采取到街上贴大字报的方法，是个别现象，这个问题我给高锦明同志打了电话。总理说，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要爱护它，维护它，小孩头上还会生几块疮呢，有了问题，同意采取内部处理办法。个别单位可能也这样，阶级敌人正希望革命委员会乱，大张旗鼓地搞，阶级敌人高兴，我们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威信，好象是处理一个坏人，革命委员会就垮台了，垮不了，不过是把蟊子拿掉了，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半个指头的关系，要相信广大群众，革命委员会主要头头有缺点，也要保下来。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不要把大字报贴到街上，要顾全大局。新的东西不可能没有缺点。王力有问题，中央文革还是好的，黑龙江有个常委也很坏。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闹的不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旗县革命委员会，有三、四十个委员，一个盟有七、八十个，有几个有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特别是锡盟，军分区来人了，不支持革命委员会是不行的，写了很多大字报，军区不表态是不对的，高万宝扎布，我们是了解的，有点问题不大，如果有问题，再处理，现在闹的有些委员不信任他了。有些大学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下一级革命委员会有问题，要经过上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要有个秩序，不能让一个两个人把革命委员会牵制住。
滕海清同志说，包头问题和伊盟问题，包头两派组织上联合了，但思想上还没有联合，伊盟问题好解决。总理指示说，包头要抓一下那里有国家重要工业和国防工业，关系重大，希望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要有个起色，滕海清同志去一下较好。包头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几个机械厂停产，包钢停产，下的力量不够，呼市抓的早，包头抓的晚，李质同志去搞包头的工作，有很大成绩，但整个生产不好。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由七人组成的核心小组，报上了，总理同意，需要康老批一下。总理说，21个省市，农业大丰产，工业生产也跟上去了，河北省好，石家庄工业生产更好。江青同志说，“内蒙的运动搞的不错，局势很稳定。东三盟去年五月份中央提出划到沈阳军区，指挥作战方便，为了备战的需要，划出去。”
滕海清同志说，王再天的问题，主要在公检法，王再天到底是什么问题，揪特古斯的时候，王再天有些恐慌，我在公检法讲了话，王再天不敢传达，18号医学院把王再天揪出来了。王再天的材料没有掌握多少，但是有材料。康老说：“王再天很阴险，去年8月从一个材看到，他是苏修的特务。”当时医学院提出这个问题，那时不是不让你们插手，是不到时候，你们没掌握材料，我也没掌握材料，那时打仗是打糊涂仗。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也是张学良的走狗，也可能是日本特务。1945年至1949年从苏联带到内蒙一部电台，乌兰夫、王再天和苏修通电报，问总理和康老，总理和康老不知道。可以培养一批蒙族干部，大多数蒙族干部是好的。乌兰夫、哈丰阿、王再天他们不是我们的干部，是敌人，什么先打本部地区蒙族，后打东部地区的，黄厚、王良太、刘昌、张(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贵、王逸伦、王铎都不是蒙族，注意这个问题。康老说：“苏蒙修特务、日本特务不少，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把坏人揪出来是好的，但不要太宽，建设社会主义要靠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搞内人党开始可能宽了些，现在群众刚起来，不能限制。康老又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是帮助部队里干部站出来。对乌兰夫的批判要深入持久下去，只要部队、牧区不出乱子，就不会出大乱子。”在搞乌兰夫的同时，要批斗王一伦、王铎。蒙族地区的坏人要靠蒙族自己揪出来。有些蒙族干部有民族情绪，是乌兰夫的流毒，是认识问题，要与乌兰夫反革命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区别开来。拥护毛主席是革命的，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要吃共产主义的饭反，不要吃民族主义的饭，有些情绪是认识问题，不能与政治问题相提并论。有些民族情绪要教育，不要乱扣帽子。康老说：“内蒙去年有1800人来北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到北京?他们说我们是要革命的，如果不革命就往北跑了，不往南跑。”造中央的反是错误的，但还没有往北跑。康老指示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教育群众，不要陷在民族主义的泥坑中。列宁有许多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滕海清同志说，在汇报内蒙文艺界时，江青同志说：“我在北京文艺界的报告，北京没动起来，没挖出坏人，内蒙行动起来了，挖出了坏人，给坏头头狠狠打击，坏人人数不多，但活动能量很大。”文艺界抓了四五十个人，江青同志说，有的根本不是什么作家，是骗子。江青同志又说：“现在有些自称是造反派的是造谁的反？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造反派。”有些造反派造谁的反?造我们的反，直接违背毛泽东思。反动路线统治时期，造反动路线的反，现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有理，造无产阶级的反无理。江青同志说：“李维汉利用民族自治，人为地制造民族分裂，广西僮族本来和汉人一样，他搞僮族自治区，把几世纪以前的衣服穿上，还搞僮族文字。”江青同志还说：“去年在政协小礼堂，肖华说打吴涛同志打得好。肖华支持打吴涛，当时我很气愤。”去年五月，我说把王良太隔离反省，讲了两次，肖华没表示意见。
江青同志说：“整个内蒙形势稳定，群众专政指挥部很好，体现了毛主席的思想，要加强领导，总结经验。”
滕海清同志说，内人党1925年成立，1927年解散，1929年哈丰阿、朋斯克又恢复了，1939年又解散了，以后又成立了，1946年4月3日在承德会议上中央下令解散，以后又出来乱七八糟的。揪叛联络站和揪黑手联络站有很多材料，但底还不太清。总理指示说：“1946年4月3日以后的是反动的。”江青同志说：“头头要处理。”民族统一党头头多数是蒙修情报员，这中间要区别对待，现行活动、大头头、小头头要区别对待，一定要搞，阵线还不清。组织上虽然是反动的但不是每个党员都是反革命，一些群众不见得是反革命。江青同志说：“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成立抓了阶级斗争，工作比较扎实。”内人党搞清了以后，再报中央决定。
谢付总理说：“内蒙有没有北京人，全部赶回来。民族问题要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来，要培养一批优秀的蒙族干部，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挑起民族纠纷，要提高警惕。”杨成武同志说：“王再天说迷失方向是骗人，63年王再天和滕和到边界，一天一夜没回来，王再天说迷失了方向。苏蒙修可能在我们这里按了情报员。”
在整个汇报中，中央对我们的鼓励很大，特别是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我们有很多问题，工业生产很差，旗县建立革命委员会方面也很差，有些单位工作不细。我们搞群众专政，有的盟市也搞，可是专的是炮轰派的政，专保守组织的政。我们这里专《东联》、《决联站》的政，大方向错了。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大家对《东联》气愤是可以理解的，那样做法我不同意，我那天的讲话算放屁了！以后要团结起来，我还要找《东联》、《决联站》的同志谈谈话，他们还是老造反派。机关、政法、文艺界斗争很激烈，可能有少数单位还在斗保守派头头和其他人，群众专政整个方向是好的，但个别单位方向错了。有一种动向，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不要这样搞，一搞后台就是这里，你有什么根据?敌人挑拨是非，我们脑子要不清醒，就要上当。放敌人不斗，抓另外的就不好了，革委会和各总部都要注意，阶级斗争很复杂，你不斗他，他就斗你。同情乌兰夫还是反对乌兰夫，反对就应当有个行动，一些群众有些保守思想是可以理解的。这时是个考验。有些群众思想保守点没关系。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定造无产阶级的反，转移斗争大方向，我们要把阶级斗争上纲，但要实事求是地上纲，不是无限上纲。有些派性插到里面，把派性搞臭。黑龙江有特务嫌疑的一千三百人，定了的121人，公安厅是包庇日特的。全内蒙过去包下来一万多，蒙修特务几千人，不能为一个人就组织一个联络站，这是派性在作怪。现在有的人故意在那里转移斗争大方向，好象自己高明。我曾多次讲，哲盟、呼盟问题是在军区，宝音扎布还那样搞。有些大学要注意，一个人有问题，两个人调查就可以了，用不着组织联络站。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是一小撮，什么时候要抓就抓。有些人转移方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出来没什么可怕的，多搞一点也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多数是垮不了台的。内人团问题很复杂，数量很大。是什么组织，还待研究，现在不能断定，还要继续调查。
滕海清同志传达完了以后，李树德同志作了补充。李树德同志说，滕海清同志都谈了，我补充两件事，计划旗县在3月底以前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企事业单位在“五一”以前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周总理说：“这样计划很好，要做个规划。”现在农村是太忙了，抓革命促生产得到了保证。
第二总理强调要把工业生产搞上去。去年农业生产全面丰收，完成征购任务不错，这是生产好的结果。工业要狠狠抓，主要是呼包二市，占全区的80％。北京军区推广石家庄的经验，石家庄的根本经验是实现思想革命化，他们全年提前一礼拜完成了生产任务，确实思想革命化了。在呼市商店，你说一句，他说三句，造反精神强，态度不好。
李树德同志还说，总理很赞成把工业生产狠抓一下。要抓思想革命化，搞臭派性。石家庄造反派组织人到车站帮助旅馆送东西，实际上检查了投机倒把。中央对石家庄造反派的评价很高，石家庄旅店都组织旅客学习毛主席著作。石家庄造反派对我们有些意见，我们对情况了解得不够，不准确。张家口也是同样问题。有些问题过去看不出来，现在中央说话了。
来源：呼和浩特工代会政治组 1968年2月15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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