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9-20 作者：周恩来, 康生, 谢富治, 吴法宪, 李作鹏, 邱会作, 纪登奎
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今天见一见大家。你们是两批来的，先来了一批，考虑解决问题要扩大一些，又来了一批。“九大”以后本来我们要按“九大”的精神、“九大”的文件办事，响应毛主席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九大”以后，我们把贵州的代表留下来解决贵州问题，规定了一个文件。那次我们解决四个省的问题，湖北有点反复，不大；贵州反复太大，没有按照“九大”精神办事。你们的“九大”代表，回去那样不通，才过6月7月，就出了“7·29”事件，当然还有铜仁事件。铜仁事件有历史因素，“7·29”事件是“九大” 以后发生的，情况不同，“7·29”以后还有武斗，并没有扭转局势。
贵州最大的一个风气是不像一个共产党的风气，不说实话。当然压制群众是错误的，但那群众都看见，你跑不了，刘少奇反动路线就是镇压群众，你镇压群众就是反动路线，群众要抛弃你。你不给中央——“九大”后的党中央说真话，是更严重的问题。我们相信这是少数人处到领导地位，广大党员、广大群众是要听党听毛主席的话的。会议中把欺骗中央的话揭出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绝大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绝大多数人觉悟了，说真话了，当然这中间是经过一个过程的，用内部矛盾解决还是用敌我矛盾解决呀？当然多数是走了邪路。我们总社的记者派下去调查，又把分社的记者叫来问一问，然后下了决心，把你们叫来。
这次经过讨论，你们要写一封信或电报给各级革命委员会、军分区、人武部、贵州广大群众，告诉他们，中央的“7·23”布告、“8·28”命令要坚决执行。你们提出七条意见，我们经过政治局讨论，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叫何光宇同志来了，我们和他谈了，现在家里武斗基本上停下来了，工农业生产搞得好一点了。
贵州省这三年的工作，开始造反是对的，推翻了李井泉、贾启允，这是成绩，是按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办事的，后来也有好事要肯定，如归口闹革命，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归口，一月风暴之后，贵州叫“西南春雷”，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在你们那里推动了典型贵阳棉纺厂，但是你们自己把它否定了，把好事变成了坏事，就是说，即使有成绩，也没有坚持下去，我们中央也抓得不紧，今年抓了二月一次，五月一次，但是后来有人说，好像是中央抓坏了，不抓反而可以搞好。其实不是这样。走资派打倒了，内部发生不同意见，用群众的话说是不同观点，这要用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能拉一派压一派。压不垮的，不解决问题。铜仁最严重。不是中央抓坏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央抓得不紧应该负责任，但主要是你的错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肯定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绩。只要把中央的精神这样和群众见面，结合起来，春雷就可以再响。现在要准备打仗，贵州是三线。贵州问题不能再拖了，时机成熟了，大家认识了，贵州出了那些问题，独立王国，个人主义，两面派呀，都是错误的。消灭一派，镇压群众呀，都揭发出来了。
我们同意这封信。大家都同意。何光宇同志回贵州去贯彻。何光宇同志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执行这封信，还推荐了六个同志和他一起去，有张健民、罗锡康、赵琴、徐英年、朱德兰。你们都是革委会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嘛！七位同志回去贯彻，一切要按党性办事，党性高于一切。你们回去先把七点意见落实。其他继续留在这里学习，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多做自我批评，揭发一些问题，主要是政治的，还有组织的，这些都要检查的。然后给中央作个报告。时间不能眈搁。贵州的经济生活、三线建设都很不像话。
中央支持你们这封信。你们是不是看过这封信？（答：看过。）都同意呀？（答：同意。）真的同意呀？（答：同意。）你们在这里，也不要干扰家里，在这里好好学习检查，总结经验。那么多基本建设在你们贵州，要赶上来嘛。不要搞小道消息回去。过去对立得简直不成话了。后来的“捍三红”和“四一一”同志现在能不能对话了？（答：能。）在贵阳不行了，见到就打。这次无论如何把问题解决，主要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这是毛主席的话。当然有的人错误要重一些。铜仁的杨平凡、康××都要作自我批评。
工代会罗锡康是组长要负责，但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罗锡康是个表面人物，实权不在你手里，实权在几个知识分子手里，在徐英年手里。徐英年这次检查很沉痛，要求回去考验一下，给改正机会。知识分子有动摇性，不要信任他，但又有保留。
军区刘安民同志检查就不好。他是李再含信任的，有点装疯卖傻，要继续检查。独立师刘金池硬是向我们说假话，对吴法宪副总长说假话，现在稍微好了一些。军委负责人问你怎么不说真话呢？当然李再含要负主要责任。牛甫（牛甫站起来）你这个秘书了不起，可以代表李再含向700个干部作几个钟头的报告。真是秘书专政啊！不过他揭发了一些问题。还有杨德政（杨德政站起来），你留在家里负责工作，根本和中央精神相反。还有姜湘南（姜湘南站起来）……对抗中央简直已经出格了。这些事都是“7·29”以后了，连何司令员说服都不行了。
贵州的方向路线确实走到边缘了。必须把你们叫回来。当然41师也有错误，他们承认有派性。四一一也有错误，也要作检查；支红派就更错误了。因为他们有上面支持。搞什么“群众专政指挥部”呀！你们把它总结出来，总结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锻炼，只要认识彻底了，还有改正的机会。执行反动路线严重的“二月逆流”那样的，也要给他改正的机会。谁能够一贯正确啊！
贵州出了个小领袖，有一个什么“小太阳”。红太阳只能有一个嘛。贵州天无三日晴，太阳不那么红，但总还是只能有一个太阳啊！不能搞什么“小太阳”，云雾总是要吹散的。毛主席的红太阳总是要普照大地的。
康老讲几句吧。
完全同意恩来同志的讲话。回去的同志和留下学习的同志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要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犯错误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贵州夺权是肯定的，基本上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但是后来离开了毛主席，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群众，犯了错误。经验证明，凡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事情就办得好，群众就拥护；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自封什么“小太阳”都不行，非犯错误不可，群众就反对你。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不管是在这里学习或回去的同志，必须紧紧按党性办事，特别是“九大”之后，一切要按新党章办事。
贵州最大的错误，当然“7·29”事件是严重错误，但更严重的是党风不正。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的，是对党对中央对毛主席说假话。有的是因为情况没有调查清楚，不了解，这个难免；另一种是明明自己做了坏事硬说没有做，用一切办法想方设法来欺骗中央。上欺中央，下压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就是一个一般的人说假话都是不对的，背离为人的道德的。
一个解放军一个师的政委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说假话；革委的主任、副主任，可以向中央发电报欺骗中央，这在贵州不是一个例子，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在一般群众都是道德败坏。你们都是共产党员，这种情况是向党向群众玩两面派手法。你们不是反刘少奇的吗？你们怎么也这样呢？完全离开了党的立场，走到党的对立面去了，自己走到背离党的边缘了。这是歪风邪气。我们同意总理的讲话。当然广大党员不是这样的。在贵州主要是领导、负责人，是他们提倡的。
另一件事，在贵州，一些领导同志采取这样一个办法，自己坐在后面，用群众出面去压另一派，用群众名义来骗中央，用群众名义来给中央施加压力，对抗中央。这是共产党员做的吗？这种手法很恶劣，很阴险。我对罗锡康讲了，工代会要警惕，不能给人家当工具。知识分子篡夺了工代会。我给罗锡康讲了，你是傀儡。用群众出面反中央。你想这是正气还是邪气？
如在“7·29”事件的第二天，你们成立了什么“群众专政指挥部”。这是省革委组织的。革委会的李再含、李立同志同意搞的。你们想一想，这样把革委会放到哪里去了？把解放军放到哪里去了？革委会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你们把革委会和解放军都否定了。
“7·29”不但镇压了“四一一”，也毒害了“捍三红”。所以“八一八”、“捍三红”要觉悟。这是引导你们脱离共产党的。这比打死几个“四一一”更严重。“捍三红”要觉悟，他们拿你们当工具。
作为共产党员，你们这样欺骗群众，镇压群众，毒害群众，如果这种事情不觉悟，后来还要犯错误。你们工代会还要组织三万人上街游行。杨德政同志，是不是你支持的？（杨德政站起来回答：不是我支持的。）是工人自己要来的吗？你是党员吗？（杨答：是。）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杨答：1938年。）你是加入的哪个党啊？是共产党啊？是国民党啊？我看你这个样子不大像个共产党员。你们走到边缘了！不彻底觉悟还要犯错误。当然“7·29”事件要承认错误，要好好检讨。但基本问题是领导同志党风不正，是最危险的问题。特别是“九大”以后。相信同志们会立刻觉悟起来，相信广大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会把贵州搞好。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你们的灵魂，离开这个灵魂就要犯错误。贵州犯了错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就更加能提高我们的觉悟，就能使你们思想上的红太阳红起来，但不是你们那个“太阳”。
我完全拥护总理、康生同志的指示。希望你们好好学习。贵州夺权之后，犯了一系列错误，干了一系列违反毛泽东思想、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违背了《十六条》，违背了“九大”精神。特别是军队，你们把解放军带错了，带到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道路上去了。军分区分成两派，一边分成六个；军区机关分成两派；两个师是两派。派性迷了你们的心窍，中央的话你们听不进，只听李再含的话，不请示，不报告，你们调军队开枪屠杀群众，镇压群众。铜仁屠杀几百人，杨平凡，我看你不平凡，你们这次把革委会踢翻，打死几百人。贵阳刘安民、刘金池，在李再含支持下开枪屠杀群众，镇压群众，在全国除了青海赵永夫外就是你们了。你们毫无悔改之心，还要欺骗中央，威胁中央。贵州军区、军分区应发来的电报，没有一份是真实的、可以相信的。田化一、韩国锦还没有认识。
康老：哪个是田化一哟？（田站起来：我。）咱们是老乡，出了你这个名人。
总理：韩国锦同志，你的检查很糟啊！
吴副总长：铜仁军分区的几个头头，苏华、罗大勇，你们自己离开队伍几个月，在背后指挥武斗。
总理：戴着领章、帽徽，长期离队，怎么算是解放军呢？你们自己想一想。
康老：我们的部队什么时候像你们那样？
吴副总长：安顺的郭绪昆（郭站起来）在“7·23”布告后踏平了三个革委会，打了三个县革委。
总理：你们安顺有个8349部队就很好嘛，来了没有？（8349部队团长站起来）你们是从北京调去的吧？（是从怀柔县官厅水库调去的）就是嘛！离毛主席身边近，对中央精神就领会得多。他们一直有不同意见。
吴副总长：贵州报社的军代表一直不负责（《新贵州报》的军代表站起来），竟敢对抗中央。
总理：你代表哪个军呀？“一碗水端平”是“小道消息”？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搞折衷调和”。简直荒唐！你是独立师的吗？（答：军区的。）好好检讨！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报纸，反中央的报纸。你是共产党员吗？哪年入党的？（答：1944年。）你为什么不抵制呀？顶一下就好了嘛！
吴副总长：他还说他没有看过《新贵州报》。贵州报的军代表不看贵州报。
总理：不看报，不老实，这个不老实。
吴副总长：还有独立营的政委，崔义军，支工办的负责人，动态组长，搞军内情报呀！怪事真多。
康老：贵州还有个特点，对同志搞特务工作。孙昌德用波兰文搞记录。
总理：康岩中也搞了邮检。（康答：邮检组。）这是对待敌人的手法，用来对待革命群众、对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什么行动？工代会还有动态组，你搞情报，搞单线联系，汇报到李再含那里，就可以决定方针。你李再含是从哪里学来的啊！
吴副总长：还有兴义军分区搞成什么样子。张星炳！（张：我一直没有回去，李再含把我调到招待所，不让我回去，有两年了。）兴义搞得这样乱啊！（没有乱。）云南武斗没有啊？（没有。）怎么能说是云南把你们搞乱了？还有水城搞武斗，用机车头相撞，把机车头撞坏了，压死人。水城有人来吗？（×××：我们介入了铁路，我们犯了错误。）
总理：六盘水，三线建设的重点，最大的煤矿，你们搞成这个样子。
吴副总长：其它还有。你们犯了一系列错误。是彻底觉悟的时候啦！应该接受教训，检查错误，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学习“九大”文件，学习总理、康生讲话，痛改前非，认真向中央检查，向贵州人民检查。你们一切行动不听指挥，党纪、军纪都不要，无法无天，这还像个解放军？像个党员？这些错误责任在你们。解放军不能分成两派。两派都错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
遵义有个工人不肯造武器，就给打伤了。遵义分区，你们要坚决追查。应该警惕了，还这个枪不能收，那个枪不能收。
贵州还有个特点，歪曲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康老的指示，对自己有利的就拥护、欢呼，对自己不利的就抵制，把我们过去的传统都丢光了。“四一一”的同志要警惕，不要翘尾巴。你们也有许多错误的，要打倒革命委员会，打倒李再含，搞打砸抢是错误的。
康老：“四一一”的同志要记得，你们就参加了“北航黑会”。你们“四一一”也有坏人，在清华丢炸弹，有袁昌福，还有其他人，炸死工宣队。“四一一”也要做自我批评。
“捍三红”头头来了没有？（郁昌奉站起来）你是“八一八”的团长 。你们听李再含的话，搞武斗，对不对得起毛主席？你们把国防工业拖了多少呀？犯罪呀！谁高兴啊？美帝、苏修高兴，蒋介石高兴。我问你，你这个“群众工作组”要不要解散？（我个人意见要解散。）
总理：嘿！你看这个样子，还打点官腔。
康老：你这个话是对我说的，就是不解散了？（要解散。）
总理：你下面还有多少人？（20多个。工代会下面有8大片，每片10多个人。）还有8大片，每片10多个人，共100多人，你是个小头子，这100多人就靠你吃饭。你们那么多工地的工作不去做，去搞武斗队。
康老：你是党员吗？（是。）你有一份共产党员的气味没有？（我对毛主席有罪。）
总理：应该说这个话。
纪登奎：地化所的头头，011的头头，还有113的头头，要好好检查。
总理：都站起来！你们这几个小老子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孙昌德、康岩中也站起来）那里还有一个女将，帮凶郗淑珍。（郗站起来）你看，你们三个这个样子，确实像搞武斗的。你们踏平“四一一”，事实证明也没有踏平，踏了两年另一个月，怎么样？你说是中央抓乱的，实际上你踏平“四一一”开始就搞乱了。
康老：李再含同志，共产党不要玩这一套。
吴副总长：“四一一”还有1000多人在学习班。“捍三红”能不能欢迎他们回去？首先在贵阳做出榜样，影响和推动全省大联合。要保证不再发生歧视、排斥，不能武斗。“四一一”回去不能搞报复。
最后总理问其他几位首长还有什么讲的。
几位首长表示没有什么讲的了。
总理：今天就开到这里。以后还要和大家见面。
大家欢送中央首长离开东大厅后，回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天亮以后）。
来源：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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