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10-19 作者：李想玉
李想玉中央对武汉问题的“九·二七”指示是非常及时的，是打击反革命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英明措施。它宣判了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及其反革命喉舌《扬评》的死刑。我坚决拥护省、市革委会对反革命分子王盛荣、干毅、田国汉、鲁礼安、张志扬等13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次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曾、刘首长的讲话，以及张体学同志、方铭、张昭剑等同志在小组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正确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由于我本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并且是一犯再犯，去年揪“变色龙”封《长江日报》，今年“反复旧”我都是跳得最高的一个。我参加这次会议，原来发言几次都不好，小组同志说我不接触思想，不接触实际，谈的很空洞。我自己有挨整的思想，来，肯定要挨整的，因此我比朱、吴都跳得高。“五?二七”指示下来后转得最慢，在省、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发言都是些不“反复旧”的“反复旧”观点，我确实是抱着挨整来的。在市革委会开了几次会议后，方司令、张昭剑同志经常启发，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才逐步有所认识，有点觉悟。特别是曾司令员到我们小组去了，经过几次启发，讲明政策，还是要接触实际的讲，小组同志也是对我采取拉的办法，多次的帮助，我今天才准备到这里讲话。今天我确实要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那些黑手要划清界线。下面我就揭发一些主要的事实，因事实蛮多，有些情况还不是那么太清楚，我谈几个主要事实，开门见山地谈。至于我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以后有机会对我犯的罪行进行批评帮助，批判都是对的。今天揭发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老反革命分子王盛荣、卜盛光、李守宪、杨光华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支持造反派干部的面目出现，欺骗了很多人，我也是受他们欺骗的一个，也是被他们利用的人之一。他们这些家伙，在“七·二〇”以后，干尽了坏事，其实在“七·二〇”前就干了很多坏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很多革命小将起来造省、市委的反，在这个时候，小将从北京回来以后，特别是1966年我们从北京告状回来以后，武汉发生了“一?五”事件，我们有个调查组，一调查，首先是从一冶爆发出来的，就是有个湖北地下党组，就是王任重第二套班子，这个二套班子书记是李守宪，还有卜盛光、杨光华、王盛荣、石寿堂这些坏家伙。他们有个纲领，这个纲领我们送到中央去了的。这个纲领是怎么搞的呢？就是那个控制那个群众组织，那个控制那个群众组织，就是挑拨你不团结。就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开始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是保王任重的最大的保皇派。那个时候，李守宪、卜盛光早就安插有人在各个组织，怎么控制，他们是有一套计划的。青山地区就是在我们武钢搞“四清”的陈克东。他是主要的头头。那个时候搞经济主义，都是他们搞的，怎么起来煽动工人搞停工、停产，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有一个系统的计划。并且还有一个织织，方军长提醒了我，就是“红抗”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红罗军”、“红星军”。卜盛光那个单位，省政协搞来一份材料，那个材料就是公开为刘少奇翻案。他们那个“红星军”实际上就是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翻案的，非常反动，一整套是保王任重的。他们材料、袖章拍了照片，送到北京去了。“一?五”事件，有些同志都知道，朱洪霞同志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写“二·八”声明，一月夺权为什么被破坏了，就是这些坏人破坏的，就是李守宪、卜盛光、石寿堂、杨光华这些坏人挑起来的。我们自己不讲，只讲他们是新华工的黑手，这样就搞个“二·八”声明，挑起两派打起内战来了。这时候，陈再道就利用“二·八”声明，发了一个“二·一八”严正声明，把工总、九?一三镇压下去了，后来又转过来打“新派”。所以，这一小撮坏蛋，确实一贯破坏文化大革命，一贯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再讲讲“七·二〇”以后，他们又是怎样破坏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七·二〇”后，中央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把朱洪霞、张立国、湖大的彭助，就是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头头，找到北京去，曾、刘首长和我们一起去的。中央首长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确实很清楚的。武汉问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处理的。曾、刘首长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派来的，要我们“拥军爱民”，在解放军里，不能到处揪陈再道。中央打招呼，讲得很清楚。回来以后，要我们千万不能打内战，周总理、中央首长一再嘱咐。我们回去后，千万不能打内战，困难时在一起，胜利莫分开，说得很清楚。“八·八”纪要也讲了，回来后，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成立省、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半月后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听你们的好消息。特别是对武钢也很关心。讲完后，总理跟我们握手，他说：李想玉，你回去，要好好把武钢搞起来，把大团结、大联合搞起来，武钢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键问题。说完了，又与我们一一握手，我们心里很感动。一回武汉，这些坏家伙就跑到了武钢。当时武钢比武汉市其他厂的情况要好一些，因为武钢“九·一三”虽然是压下去了，但在组织上还没有垮，工总都宣布解散，恢复组织得一段时期。所以，要把武钢作个大联合、三结合的典型。但由于我们派性十足，敌人就利用这一点，正如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讲的：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混在群众里头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了一定的气候，就要出来。确实这些反革命分子很敏感，“七·二〇”以后就跑到武钢去了，原来谁都不找我们，卜盛光从来不去，刘真根本就不去，“七·二〇”以后，他第一个钻到我们那里去。我这个人头头当得大，阶级斗争的觉悟确实很低，明明晓得卜盛光是个大流氓、大坏蛋，“七·二〇”以后，卜盛光大吹特吹，吹我们，刘真也是那样吹捧我们，我们的一些头头都有点昏头转向。“八?八”纪要里，武钢专门有一段话，回来后，根本贯彻不了。回来的那一段时间，我们的部分头头和大多数群众是听毛主席、听中央的话的，听曾、刘首长的话的，一定要尽快地把武钢的大联合、三结合搞起来。当时，钢九·一三以杨连成为代表的有极“左”思潮的一部分头头，就是听不进，开了一百多人的会，只有四个人支持尽快搞大联合，其他头头更没有支持的，有的人还挨打。当时，武钢的形势非常好。“红旗”等一些“新派”组织，大家很有团结气氛，武钢革命、生产搞得也很好。大家都愿意坐下来谈大联合。可是，杨连成硬要搞“以我为核心”，把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推出去，天天跟我作工作，担心丧权，搞了一个多月，开了18次常委会。那时候，杨春亭同志态度是不正确的，是丁家显把他找去作工作的，还是要搞以我为核心。那时“革干联”大力鼓吹钢化江城，没干过好事。刘真、刘昂这些人到我们九?一三总团，参加了我们的常委会，也极力鼓吹在武钢要以九·一三为核心。说什么九?一三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在江城立了功勋的，抗暴斗争影响很大，很英勇，最坚决等，你们九?一三就是要为核心，有些单位人少或没得人，就调去。我说：这怎么办，动力部那么多“红旗”的人，你要做核心，他不干，别人不听你的，生产搞不起来，这核心就当不了的。那个时候只要是开大联合大团结的会，就有人在会上骂人、打人，我就挨几次打。我们内部打的，没有象朱洪霞、吴焱金挨打。朱洪霞、吴焱金挨打，是外面打的。我挨嘴巴、挨脚踢，是内面打的，外面是不知道的。那时候，确实硬搞不赢他们。极“左”思潮特别严重，搞了一个多月，意见仍然分歧，还是联合不起来。孟夫唐、刘真在华师开了一个所谓的“革干联”的会，就是要在全国“抓军内一小撮”。在红水院丁家显也开了个会。朱洪霞，钢派的头头基本上都参加了。那个会定了一个调子，在组织上要搞“三钢公社”，在舆论上要“杀机灭康”。反“老机”，就是指“新派”，灭“康”，就是灭“康老三”。舆论上，还要“抓军内一小撮”。要“七·二〇”风暴席卷全国。这个东西已经写好了，就是所谓的九?八声明。当时我有点不同看法，张纯青政委、赵梗同志也参加了那个会的。我说：中央首长讲了的，不能在全国抓“军内一小撮”；“七·二〇”风暴席卷全国，这种提法不妥的。回去后，杨连成硬是要我们签字盖章，要在九·一三战报上发表。我不同意，我说：这搞不得，这搞了，我们九?一三要倒霉，要搞垮的。“七·二〇”风暴席卷全国这个东西非常恶毒。中央新华社几个记者还拿着看了的。我们总部，有些极“左”思潮的人，要发表。斗争非常激烈。这一小撮坏蛋，就是他们在破坏武钢的大联合，很好的气氛被他们破坏了。我这个人就是对他们斗争不坚决，最后还是同他们站在一起了，这样以来，使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能落实。曾、刘首长多次讲话，给我们多次帮助教育，警司首长多次找我谈话，说：李想玉，你谈的时候谈得蛮好，回去为什么总不能贯彻呢？确确实实也是这样。首长谈话，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组织内部混进了坏人，他们在破坏在捣乱。有人说我两面三刀，我也作了工作，由于我头脑中毛泽东思想少了，说服不了一些同志，做了尾巴，回去就是贯彻不了。
后来，武汉的极“左”思潮发展得特别严重了，曾司令的标语也出来了，这些东西对我们有一些影响。我这个人，确实阶级斗争的觉悟不高。在搞省、市革委会时，跳得不晓得有几高。但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不够坚决的。周围的一些资产阶级派性十足的人，轰轰闹闹，讲些歪道理就搞糊涂了，就跟他们搞在一起了。你要代表他的利益，他就说你好。你要不代表他，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他就说你修了，说你脱离群众了。这样以来，我们就跟着陷下去，就犯错误。这是我现在很深的体会。解放军、曾、刘首长都是把我们往正路上拉，跟毛主席走，阶级敌人就把我们往泥坑里拉，拉着我们去干坏事。我当这个头头，确实干了不少的坏事，就是被这些人拉下去的。
武钢大联合破坏以后，武汉市大联合也没有搞成。为什么搞不成呢？就是要搞“钢化江城”。67年10月份总理来武汉指示我们搞大联合。朱洪霞到工造跑了一下，我们到新一冶互相做了一些工作，都在谈联合。但行不通，社会上有股思潮，警司赵梗同志把朱洪霞、吴焱金和我找到一起，要我们工人组织先联合起来，现在看来胡厚民破坏革命大联合确实是犯了罪的。当时我和朱洪霞、吴焱金都说好了，要成立工联，就是工人联合司令部，搞钢工联也意见不大，基本上可以说得通。赵梗同志主持会议，当天我们谈得蛮好，结果第二天朱洪霞来谈的时候，他说胡厚民和工总的一些头头不赞成，说钢工总一个字不能掉，有的把钢工总袖章带着，说要把它烧成灰也要喝了它，他说都不愿意取掉这个名字，结果还是没搞成。特别是胡厚民不愿意这样干。后来我们又商量加入钢工总，吹嘘加入钢工总，树钢工总的权威。我们也搞个钢九·一三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其实这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群众不愿干还是在搞“以我为核心”，军区、警司也是不支持这样搞的。这些东西完全是从“革干联”所煽动的极左思潮来的。九?八声明为什么没有发表？就是有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有个“九·五命令”，要拥军爱民，所以把那个事情制止了，不然，武汉市从“九·八”声明后又要重新打内战，因为江青同志的讲话，中央声音把这个制止下去了，没有搞起来。不然三钢三新又要大分裂。
再谈一谈王盛荣、卜盛光、梅白这些坏人，“七·二〇”以后，都跑到武钢去了这件事情。据我知道的情况，他们去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湖北的刘、邓、陶，就是指王任重、张体学、姜一是湖北的刘、邓、陶。他们要坚决打倒的。再一个就是通过他们了解省里的干部情况，因我们原来没有人作干部工作。我们“九·一三”临时凑了一个班子，我们派的人在13号楼碰到俞涛和二司的三涛。跟他们一接触，他们说，有一批人跟张体学特别熟，又说什么打游击在一起。石寿堂能够跟他走象棋，关系好得很。特别是我们那个联络部和政参部的黄章忠、郑发兴跟我讲，他说：“张体学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你和我们一样，把他们搞来就是要捞些材料。”当时我就答应了。就这样，这伙坏蛋到了武钢。当时，钢工总、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各个总部都签名盖章出了证明，开了介绍信的。来了后，我们马上告诉了三办。每个群众组织有人同这伙坏蛋在一起，把这一窝子都搞到武钢去了，在我们那里住了十多天。这些坏蛋见面就说，你们九·一三是产业工人，你们工人阶级很直爽，你们不象那些学生。你在67年不在省工会斗了张体学的，说“你们有人揪了张体学戴了高帽子是不是？”我说“有这个事，那个时候白玉是第一号头头，我是第二号头头，是我安排的”。他说：“李想玉呀！张体学肯定要报复你们的，他这个人报复性很大的，我们这些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报复了，都是他打击下来的。”煽动这些东西，挑起我们对张体学同志的不满。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当时蛮痛快，自己不作阶级分析。（体学同志插话：为什么这个事不问我一下哩！）我们也没有问。那时我们对张体学印象蛮好，认为他很朴素，平易近人。我们说：“张体学这个人他给我们树旗子，答应了我们可以成立组织，注意节约闹革命。在省工会那次还有王树成同志在那里。后来就是相信这些坏人的鬼话，对张体学同志产生怀疑。他们在武钢一招待所整了一份诬蔑张体学同志的材料，要我们用九?一三名义发。一看确实是假的，是经不起驳的，当时我们就没有让发表。特别对姜一同志我们是抵制他的。姜一是总理讲了话的，不能够随便搞，这大家都知道。后来，曾、刘首长又找我谈话，怕我陷进去了，在10月21日，同我谈了9个小时，他说：“李想玉，一些坏人到你们那里去了，你要把他们搞走。”还讲了些要武钢抓革命，促生产，有阶级敌人破坏，电厂这些地方你们要注意。曾、刘首长打了招呼，当时张昭剑同志在座。回去后我传达了，才把他们赶走了，住了半个多月。不是曾、刘首长同我谈一次，那我肯定还要陷得深。那些家伙不是好人，后来这个材料在《武汉工人》登出来了。这个东西与“决派”有一定的关系，张仲春拿到武汉工代会的报纸上登的。现在看来完全是一些假材料嘛！这些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确实犯了滔天罪行。那次曾、刘首长谈话还谈了王仁舟的事情，他说：“巴河一司抬尸游行你们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说“还是用的武钢的车子”，我说回去查一查看。我回去一问，确实是武钢的车子，是坏头头张克勤搞来的。我们在巴河一点组织关系也没有，我这个人在外面多，屋里事情就没有管。王仁舟在我们那里住了几天，我还不知道，一追查是张克勤的哥哥张玉堂，他是巴河一司的一个头头，是他搞来的，送了个油印机给他。不知道是警司张昭剑还是那个同志也跟我讲过说他不是好人。这样才把他搞走。以后，巴河一司占红旗大楼的时候，李家华派人来跟工总、二司、三新所有群众组织，把他赶走了。巴河一司抬尸游行丑化文化大革命，占领红旗大楼，这些都是反革命行为，从那以后就不同他们打交道了。
再一个就是卜盛光、王盛荣等他们破坏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拼命想往里钻，这事情也上了当的。他想钻，是钻不进去的，就想利用我们。曾、刘首长为了搞大联合，花了好多心血，同我们一起战斗了十几天。有些人，就是胡厚民，他说“曾、刘首长对造反派没得感情”，我说，曾、刘首长对我们真是有感情。在8199开会的那次，我们“九·一三”不签字。曾、刘首长把我们搞到那里作工作，会场被冲了，朱洪霞、吴焱金挨了打以后，曾、刘首长在一个房里都流了眼泪，使我们很受感动，后来才签了字。曾、刘首长是很爱护我们的。从这些事实看曾、刘首长确实对我们有感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回想起来，对不起首长。说曾、刘首长没有感情真是胡说八道。我们派性十足，硬是不愿搞大联合，曾、刘首长日夜跟我们作工作。张昭剑和几个首长有病，干了几个夜晚，为了实现大联合。曾、刘首长对我们很爱护，稍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就看得到这点。
省、市革委会成立了以后，我也有很多错误，这些在九·一五会议上讲了，也作了检查，以后有机会再讲。现在只是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罪行。
在筹备成立市革命委员会时，我们确实被人利用的。大联合是我在搞，干部也是我在搞。当时，我们也上了卜盛光的当，下面一些工作人员被卜盛光的糖衣炮弹拉过去了，说卜盛光是好干部，就是生活小节上有些问题，他跟毛主席干革命是很早的。在西北时，在敌人监牢里搞暴动的，就不讲他投降过马步芳，把叛徒的历史向我们隐瞒了，他把林副主席在中南区处分他的事也隐瞒了，他说他又不是叛徒，又不是特务，又不是走资派，他就是搞了男女关系。因而卜盛光这个人在武钢时就很臭。还有人说他是老红军、老革命。我确实不太相信他的。他们就说：你到他家去一下，跟他谈一谈，你谈一谈就晓得了的。就这样，有一天把我搞到他家里去了，在他家里吃了一餐饭。正在吃饭的时候，王盛荣这个坏蛋赶去了，卜盛光不好意思说他要结合，王盛荣就讲：李想玉，我今天才看到你这个人确实很朴素，抗暴的时候你很有名气，群众对你的印象很好。朱洪霞见不到他，人家都说他修了。人家说吴焱金有点差火，只有你这个人才没有什么舆论。他说：我从来不想结合，我不想参加市革委会的，也不想省革委会结合，我只想跟你们当个参谋，参谋参谋。他说：你们要是把卜盛光结合进去管政法。你们要找个后台，你们九?一三就没有后台，将来打成反革命，就有人跟你们平反的。卜盛光是搞公检法的，你们最好要他结合到公检法去。他抓湖北省的公检法，你们打成反革命，才有人跟你们平反。所以，我们就是想把卜盛光搞上去，结果上了他的当，上了他的糖衣炮弹的当。现在要吸取这个教训，那种批评我的人不一定是坏人，那些捧我的，确是别有用心的人，那些坏家伙。省、市革委会批准成立时没有他，这时我们才醒悟。卜盛光是个坏蛋，确实是林副主席亲自处理的，这以后，我们就不跟卜盛光、王盛荣这伙坏蛋接触了。去年3、4月分不是要把李守宪、王盛荣、卜盛光这些人揪出来，体学同志很爱护我们，当时他找我们九?一三几个主要头头谈了话，他说：老李，你要主动点啰！卜盛光不是个好人啰！这个，我们给你交个底。别的其他头头，我们不讲的。你们要把他揪出来。（体学同志插话：谈了两次，我说卜盛光是个坏人，可不要上他的当。）张体学同志跟我谈话后，我就找总团的一些头头开了一个会。杨连成说：他是个死老虎啦！我们要揪那个呼风唤雨的，台上的。我就跟着在外面说：他是死老虎嘛，我们又不是不晓得他是坏人。我说：他是坏人，中央首长没讲话嘛，我们就是不揪，你们要揪，你们揪。曾、刘首长也跟我们谈了，其他组织揪了，我们九?一三就闻风不动。后来把他揪出来了，搞得我们很被动。以后新湖大出了一个战报，我们差点和湖大打起来了，因为张体学同志跟龙铭鑫同志做了工作。我这个人，别人一刺激，就跳得很高。我当时一看湖大的战报，说卜盛光是我们的黑手，我们都很气，要把它砸了它。结果张维荣去做工作，才没去。我今天讲这些事情，说明李守宪、王盛荣、卜盛光、刘真、张华这一小撮坏人，确实是坏透了，他们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就是鼓吹极“左”思潮，支持你那个错误的东西，使你犯错误，为他们服务，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使你不是革命群众代表，成了他的代表，成了他的代言人。
王盛荣这个人，他第一次到武钢作报告，我确实不晓得。我以后调查清楚了，是由我们机关的一个干部叫钟平惠，他是机关干部的头头，就跟省直红司的头头一样的，是他把他请了去的。他们有些关系。有些人听了，说王盛荣讲得好。王盛荣说：小干部都要解放，大干部要揪住不放，小的解放了，你才有威信，说话才有人听，所以，下面的头头，都跟他造舆论。王盛荣就到武钢去作了一次报告，他没有到一招待所去，梅白、石寿堂、王志坚这些坏蛋在一招待所住了的。据同志们揭发，王盛荣到工总讲：想玉和杨连成怎么怎么的。被敌人夸讲的事，确实证明我是错了，被敌人拉过去了。其实我没有经常到他那里去，我就是到卜盛光那里去了一次，以后又去了一次，他又要吃饭，我没有干。王盛荣的姑娘在我们车间里，是听方司令讲的，我以前确实还不认识她。不知道这个事。从我们来说，在省、市革委会成立前是上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当。
再说武汉市群众组织抢枪，也有很多原因。从我来说，武钢去年5月分抢枪，没有抢到什么。还是有人去抢了一些，比较起来不多。67年没有抢枪，因为武钢有些民兵枪枝，有枪又有子弹。67年是没有抢，68年抢枪风到武钢，也是武汉市引起来的。当时，曾、刘首长在北京来电话打过招呼的。他说：你们干不得的，这是犯法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办了一个学习班。但是下面还是有人抢了。总的说，武钢抢枪，还不那么厉害。但引起抢枪的原因，跟大家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三?二八”声明，出笼前，我们几个头头也去了的，工总有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都参加了。那上面要点工造的名，我们有些看法。当时警司赵梗同志的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三·二八”声明确实是个因素。引起武汉造反派打内战的因素还很多，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一小撮敌人的破坏是主要原因。这跟胡厚民的错误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工代会成立后，各个组织都要解散了，结果“三·二八”声明后，武汉市搞什么火把游行，把“百万雄师”里面原来站错队的一些头头拉着游街，大规模地游街。武钢也有，武钢也把沈因洛拉着游街，破坏了武汉的大联合，胡厚民要承担这个责任的。这个事情助长了阶级敌人翻案活动。结果，我们不是把矛头对准王盛荣、卜盛光这一小撮叛徒、特务，指向了革命群众。三反一粉碎，结果是指向了解放军，破坏了大联合，破坏了三结合。我也有很大的责任。武钢大联合遭破坏，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跟江涛、卜盛光、刘真都是有关系的。“八?一五”会议已把这些坏蛋点出来了。由于我们的错误思潮没有很好地克服，“四?二六”《长江日报》的报导，我们几个头头认为是压了我们这一派，一讨论，当天夜晚就封了。上了敌人的当。也不考虑后果，也不作很好地分析。封了《长江日报》后，曾、刘首长、警司多次找我们谈话，要我们撤出来，我们派性十足，听不进去。当时，在武汉市揪变色龙，我们跳得最高的。“决派”、《扬评》及叛徒、特务王盛荣、卜盛光、李守宪，他们想破坏革命委员会，破坏解放军，搞垮解放军，不敢搞的事，我们干了。特别是我带头干了这些坏事。所以，我在小组会上发言就不接触实际，好象批判就是搞我嘛，这些我自己都干了的嘛，发言就不敢理直气壮。现在才有点觉悟。封《长江日报》，要是新派封了，钢派就要打，要是钢派封了，新派就不服气，我们九?一三封了，好多人还在支持。工总有人支持，新派也有人支持，二司有人支持，三司革联也有人支持，大家都说：群众运动嘛，群众支持。这是杨连成一再讲的。有几次，实在说不过去了，首长也找我谈话，谈得我们没有道理了，我回去做工作，你们撤下来，那时杨连成又强调，“三·二四”、“三·二七”观点，“三?二四”林副主席讲话，“三·二七”也有个讲话，要揪变色龙，有上面的，还有下面的。要搞，我们就跟着一起搞，搞得骑虎不下。曾、刘首长从北京回来了，我们当时心里七上八下，又想下，又没有梯子下楼，下不了台，上去就是不能下来。当时新派也转了，都转了，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确实混不下去了，这将来要逼着犯错误，看这个事肯定要犯错误嘛！自己毛泽东思想太少。张体学同志还给我们打过招呼，给我们搭梯子下楼。曾司令、刘政委都讲，给你们搭个梯子下楼，你们自己回去，不然还要滚回去的。“五·二八”来电，要我们派代表去北京，要我们撤回去，但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仍然撤不下来。我们的错误行动适合了敌人的需要。别人都不搞了，我们还要搞。后来又在外贸大楼开个会，去年7月份，三司革联谢华之也去参加了，省直红司王志良也去了。就讨论形势，看能不能揪，揪不揪得。是骑虎难下，还是骑虎不下。大家一谈，就谈到张体学在黄冈的那个事，那个事，就是那个造谣的事情，也中了这个毒。本来我们是骑虎要下的，就是为张体学那个造谣的事，我们就相信了。就是那个黄冈某组织一个姓王的，他把这个消息传给我们的，是二司那个张群英带去的。他把这个事跟我一灌，我们以为真的有个变色龙吧！那张体学要有这个事情，那就打倒的。谢华之同志也说有这个事，本来想通过讨论，下台算了，结果搞得还是不能下台，下不了。杨连成、胡启生也参加了这个会。在这方面，我是陷得很深的。《扬评》想干不敢干的事情，我们干了。那时，我们封了《长江日报》不能下台，它又写标语口号支持，支持九?一三揪变色龙，搞得个骑虎不下。《扬评》还给我们鼓吹。
在去年冶金会议上，中央首长讲了话，曾、刘首长讲话，我们都听不进去，结果在总理那里挨了一顿批评，写了检讨。杨连成、胡启生、张克勤这些坏头头被揪出来了，原来在群众组织里也是神气武扬，你干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中央一句话，你就要见温玉成。我说胡厚民也是那样子。你还要搞小动作，不管你有几大的能耐，中央一句话，你就要完蛋。你看杨连成、胡启生还不是认为自己有点板眼的，中央一句话，周总理一句话，就要见温玉成。有些干了坏事的人，你胡厚民就要起来揭发，要赶快转，你要搞小动作，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句话，你随几大的能耐也不行的。中央现在下了“九·二七”指示，群众是要听毛主席的，是要跟毛主席走的，不能对抗了。滑下去，就越陷越深。
去年“八·一五”会议，我作了检讨。本来我的思想是转变了的。回来的前一天，中央首长还要我们到徐海地区去介绍了我们犯错误的经验的。当时，那里的军代表、头头都表态，很欢迎。清华大学派的工宣队，认为我们讲话也很好。回来后，我们武钢革委会主任康星火同志也找我谈过话的说：你要注意咧！你的思想最爱动摇的。武汉市现在有股小小逆流，先给你打个防预针，不要卷进去了。回来后到革委会去住了一段时期。我在“反复旧”以前，到武钢去了两天，造反派头头见了都不理我，我感到很孤立。过了春节，三代会办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张昭剑同志对我讲：你要好好起个带头作用。大家要我介绍经验，开始一段，我的态度是正确的。解放辛甫那次会以后，我的思想转了。那以后，有人在三代会说李想玉跟“百万雄师”的坏头头握手，对我们造反派没得感情。我听这些话，心里很难受。社会上的这些错误思潮，我这个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就迎合了这些错误思潮。当天晚上，我思想上一下子就起了变化，也说起造反派受压了。我们那个学习小组的同志也感到吃惊，他们问：老李，你现在怎么看法？你在武钢日子好过吧！我说：我在武钢低着脑壳走路。他们问：下面的头头呢？我说：还不是一样低着脑壳走路！我的这个话一下子就传出去了，什么“造反派低着脑壳走路哟！”也是我的错误思想的大暴露，旧病又复发了。在学习班结束的时候，张体学同志说：李想玉讲得很好嘛。对我的一点进步都肯定了的。我这个人就是不争气。过几天市革委会派我参加华师那个经验交流会，这是我犯错误以后第一次在武汉市上主席台，下面写了一个条子：反军乱军的坏头头李想玉从主席台上滚下来。我拿起一看，心里凉了半截。我想，我这样，怎么还有人揪我呀！我看了，又不敢讲，吴焱金跟我坐在一起，后来他跑去看武锅的大字报去了。当时思想特别动摇。过几天，传说胡厚民回来了，我那时同王锦铭、张耀忠、曹佩贤等在红卫纱厂总结经验。一天王锦铭说朱洪霞、吴焱金都去看了胡厚民，李想玉要去一下。我当时认为，我在“八?一五”会议上批判过他的，他对我还不谅解，我现在怎么好跟他见面呢！我要王锦铭你先去一下，看他谅不谅解我，他去了，第二天回来说：胡厚民姿态很高，武船斗他的一些人，他回去都不计较这些事情，气魄很大。第二天我又在武重看大字报，在朱洪霞家里谈了一下，我也是牢骚满腹，大谈造反派受压，对清队不满。我又到武重厂里转了一圈，武重造反派鼓掌欢迎，我看了那个场面，确实感到造反派对我们有感情，武钢就找不到这样场面，这样就陷进去了。又过两天，王锦铭说胡厚民打电话来要你到工代会去开会，我说：我不是副主任，王说是扩大会，朱洪霞都去参加，你一定要去，曹佩贤也去，我说曹佩贤连工代会委员都不是，他说曹佩贤去，你也去，第二天我跟曹佩贤也不在红卫纱厂蹲点了，去开黑会去了。在那次会上，田国汉这个坏蛋，这个“决派”分子一手策划的，刚才吴焱金揭发了一些，我不多谈了。他们先去的，我后去的。去了我们就谈形势，要正确对待造反派。武钢的造反派头头整了很多，田国汉要我把武钢的情况也谈了谈。后来“决派”分子田国汉还给我们分了个工：朱洪霞写大字报，吴焱金写个社论，要我就把武钢的情况写个材料，我也答应了。我还说，现在武钢都是徐道基那派在掌权，我们纸笔材料什么都没得。他说：“你拿来我跟你印，只要你写出来，我们还可以跟你编一编嘛！”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那次会上，吴焱金也谈了些看法，朱洪霞也谈了些看法。最后大家都叫胡厚民谈，胡厚民他没有多少话，胡厚民说：我看是个“反复旧”的问题，这样“反复旧”这个口号就出来了。我们当时还没想到这上面来，还只想到造反派搞多了，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要宣传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要批判“二月逆流”。当时田国汉还出个坏主意，他说：“现在武汉搞了几个点，他们搞的点，抓的典型，我们就在那里去突破，否定典型，打中他们的要害。”这完全是田国汉这个“决派分子”出的坏主意。他说：“工代会首先派两个人到华师那个点，那个点是假的，枕木防腐厂的，还有那里几个点，他们了解很多情况，要王屏搞国棉一厂的情况。”都是他出的点子，我们也都是按这些办的。这时我回到武钢去，一些头头参加“八?一五”会议，大多数头头接受教训了，叫我回去搞武钢确实也搞不起来。我到处串连，找些头头他们都不愿起来干。“有的说不跟李想玉搞了，他一反戈一击该我们倒霉，屁股一拍他走了。”我们武钢那些头头基本上都不愿意干，干的人很少。我也很焦急，大字报写好了，我不晓得。写出来后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碰到吴焱金，他才告诉我，他说：“朱洪霞写了个大字报，田国汉拿来的，很好，还可以伙计，我看了的。”他说“你看了没有。”我说：“我根本没有看。”他说：“我跟你签了字。”我说你签字可以，你能够代表我。我当时阶级斗争观点不强，我看都没有看到，印出来了我还不知道是个么事。上面提了胡厚民，有人也讲李想玉在反对李想玉。这东西出来后我确实也不知道么情况，到吴焱金家里，他给我介绍，他说：“标题是他加的。”人类解放我解放。吴焱金说：“没有标题，我跟它加了个标题。”他大致介绍了一下情况。他说他看了的，写得蛮有水平，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代表我，以后有什么事请你代表我签字就行，所以，以后出了那个“严正声明”，出来后我还不知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么样搞出来的，确实我不知道。到北京去的前一天我才知道。我完全是受别人拨，别人怎么拨，我们就怎么走，工艺大楼那个会，那个游行，中央首长批评了的。“你们这是反对‘九大’，反对共产党，反对解放军，这个游行是对准‘九大’的，你们对‘九大’没得感情！”那个游行的情况是这样的：也是预先策划好的。你们朱李吴在武汉市演讲，工厂还不行，还要造声势，今天在这里搞过大游行让大家看看，显显我们造反派的势力，看有多少造反派起来。那个时候我们武钢还发动不起来。来的人很少。原来是叫我谈写好的东西，以后要我读“九大”公报，我就读“九大”公报去了，没有讲话。主持仪式是吴焱金。这个时候有人代信说我父亲要死我就走了。他们到王屏家里去搞了个“严正声明”出来了，搞“严正声明”我没有参加讨论，因我父亲死了，我回家去了。回来后，警司要接我到北京去，这时我才晓得他们在肉联住，我没有去。那天找到吴焱金家里去，他家里说他在肉联，我又跟车子到肉联，到肉联后，他们才跟我讲，“声明发了，跟我签了字”，我说我同意！你们签字也行。那个“严正声明”签字的第一个就是李想玉，那个时候我确实是不知道，但我同意那个观点，我对吴焱金说：“以后有么事都不要把我丢了，只要有你，你就能代表我，我负责任。”这件事说明我这个人没有一点政治头脑，确实没得毛泽东思想，你作为革委会的副主任，你是革命群众的代表，你怎么能够这样稀里糊涂，不考虑自己的影响，我轻易这样搞，怎么能为毛主席掌好权用好权，我这样随便签名表态，造成极坏的影响，真对不起毛主席。想来很痛心，确实象我们这样人怎么能够掌权呢，你这样掌权，确实要人头落地。上北京去了后，有很多事情我要负责任的。比如打电话的事情。朱洪霞、吴焱金在前门饭店打电话，他们都不熟，因为我在北京前门饭店比较熟一些，打电话也蛮熟悉，那里有长途电话，怎么打，第一次那个电话是我挂的，朱洪霞打的。我一下子拨通了，要朱洪霞讲，第一次是我挂的回来沈秘书发了我一顿脾气。在北京5月1日和2日，夏邦银同志传达个小道消息，夏邦银同志今后要引起注意，他还要很好触及灵魂，他这点没有触及灵魂。他传达小道消息，在天安门上讲话“周总理要曾、刘首长作检查，胡厚明要来你们想不想得通，”等大概是传了这些东西。他没有跟我讲，我是在吴焱金那里听到说的。朱洪霞也没有跟我讲，他只讲了一点。他说“胡厚民要来想不想得通”，这一点，朱洪霞、吴焱金要我去问董明会，他说，叫我去和董明会搞好关系，问问董明会，结果我到董明会房里座了半个小时，他和姜一正在写材料，他什么事不跟我讲。最后找了谢望春，找谢望春对实是不是这个事，谢望春说：“是讲了的”，是夏邦银同志泄漏出来的，你作为一个党员要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你的一个大错误。这次我们晓得了这个底。也就传了小道消息，也使很多人跟着犯错误。
我们也确实派性十足，想起来我们做的事，对不起毛主席，其它一些事情吴焱金同志讲了，我就不重复了。到京西宾馆打先锋还是朱、李、吴，找曾、刘闹，都是我们带头搞。搞得那些服务员特别对我们有意见，影响极坏，我们也很不自觉，确实也不象个副主任的样子，到处打电话。其它一些小动作吴焱金都讲了，详细情况确实是那样。讲个小事，就是到七楼去打电话，我们也确实是丧失了工人阶级品质的。别人问我们去作什么事，我们说去看病，跑到七楼去了。电话是我拨通的，吴焱金怕我讲不好，他说：“让我来讲，你讲他们听不清楚。”我就让他讲，我在外面看门。我说“快点打，服务员马上来了”，他跟方斌讲，那个时候中央已经批评我们了。一定要降温，不要搞大型游行，不要搞集会，“反复旧”，中央首长批评了我们。以后可能还要批评他们，张体学犯了谭启龙一样的走资派错误的。叫家里再不要提“反复旧”口号了，要降点温，就是这样几个主要精神，我是在外面听了的。我说“快讲快讲”，还是没有讲完被服务员抓到了，问我们搞么事，搞得我们脸通红，结果灰溜溜地下来了，觉得很丢脸。我们是作革命群众代表，到那里去做这么样的小动作，确实是蛮丢脸的事情。大闹京西宾馆那天，也是有人要朱、李、吴去，他们就是你们搞起来的，你们讲起来的。是胡厚民出的个点子。还是你们三个人去吧。他们拖了我们三个人去。朱洪霞讲：“你胡厚民总是阴阳怪气的，你总不出面，总要我们去。”朱洪霞火气蛮大，我们火气也蛮大。要搞张体学。那个情况跟吴焱金讲的差不多，就是那回事。当时曾、刘首长还是要挽救我们的，希望我们不要滑得太远，跟我们都谈过话，在谈话中方司令批评我蛮严的，说李想玉，“八?一五会议”那样搞你，你今天又在反对军队，你还要搞，就要犯更大的错误，批评得很严厉。对其他人讲得还客气点。我们回去都跟胡厚民汇报。我一挨批评，他们一研究。他们说：“对朱洪霞是采取‘捧’，对吴焱金拉，对李想玉压，对胡厚民是打。”胡厚民说：“我到这里来了还没有放过我。”当时胡厚民没有讲么话，我和朱洪霞、吴焱金讲话多。当时研究，要怎么向中央首长汇报，也是预先安排的，也是胡厚民搞的鬼，出的歪主意。我们向中央首长汇报、朱洪霞谈全面的，李想玉谈武钢的，王屏谈国棉一厂的，吴焱金和张耀忠在理论上谈。胡崇元作老工人发言。结果中央首长，一下子就识破了。当时我这个人的指导思想是对曾、刘不相信的。我还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思想没有肃清。在京西宾馆我的影响是不好的。我这个人说话又尖，别人都晓得，我总是带头闹。吴焱金和胡厚民去找王效禹的时候，我也想去参加，生怕参加不了，连忙跟着屁股跑。结果他们先走了，我又不晓得房间，没有跟上。我也是到处打听小道消息。我的指导思想是不对头的，扮演了一个角色也很不光彩。武汉市“反复旧”，打电话，传消息，遥控武汉的“反复旧”，我们都犯了错误。我们搞的一些动作，确确实实是见不得人的。当时，中央首长一批评，先准备的东西，在中央首长面前就谈不出来了，结果只有承认错误。
“五·二七”指示下来后，胡厚民搞些小动作，是很错误的，是对抗中央。我去了一个建工局，一个吴焱金隔壁那个地方，二医院，人民银行，电信局，确确实实是据点、指挥网，还有人在那里守电话。到那里就有位置睡。我还蛮羡慕，我到武钢到处讲，我说我们“九·一三”不行，就是赶不上工总，工总的人就是行，他们就是团结得好，他们就是能够到处有人联系，他们经常可以通气。胡厚民在中央“五·二七”指示下来后，确实起了阻碍贯彻落实的作用，武汉市那么多单位夺权，坚持搞“反复旧”，他是有很大责任的。这个“反复旧”，包括我们朱、李、吴在内，确实犯了罪，帮了帝、修、反的忙，确实帝、修、反高兴，阶级敌人高兴，使武汉市，革命、生产，斗批改产生很大影响，经济上损失了十几个亿，确实对人民犯了罪。胡厚民企图顽抗，确实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就是干了《扬评》想干不能干的坏事。
批判《扬评》，胡厚民讲：那是小孩子嘛！我们又不晓得那个内幕，不晓得田国汉就是《扬评》分子，现在才吃了一惊。我记得“八·二八”命令下来以后，梁副司令员宣布逮捕王盛荣、干毅、田国汉、张志扬这些坏人的时候，朱洪霞、夏邦银、胡厚民都说：田国汉是个共产党员嘛。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有听清楚。是有些不满情绪的，是没有很好的划清界限的，现在大量的事实揭发出来，胡厚民、田国汉他们就是《扬评》的后台，就是《扬评》混进工代会的代理人。原来曾、刘首长讲，说工代会和《扬评》吃饭拉屎在一起，我们就明白这个事，大量事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吃、喝、住都在一起。确实工代会就是起到了《扬评》一个指挥部的作用。《扬评》不敢干的事，我们都干了，《扬评》说怎么办，我们就照他的办，就是按他的调子做，就是按他的路子走的。不管怎么说，参加“反复旧”的头头，或多或少是中了《扬评》的流毒，特别是我中的最深，确实上了不少的当，中了很多流毒。通过这次学习，刘政委的报告，同志们的揭发，把《扬评》的罪状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央对武汉问题的红八条，确实对武汉问题击中了要害，确实指明了斗争大方向，确实是一个纲，确实应该很好的贯彻。坚决的落实。
从我说，应该吸取一些教训，我这个人事不过三，说起来确实很惭愧，犯了两次大错误，两次都是中央首长、军区首长挽救拉过来的。我已经陷进反革命泥坑了，做的就是一些反革命事情嘛！拉是拉，还要自己起来，自我革命。都是拉，去年也是拉过来。今年又陷进去了。今后确实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能相信个别头头，也不能胡信谣言和小道消息，确实要听解放军的话。曾、刘首长是毛主席派来的，要信得过，不能假心假意，要同心同德，从思想上要信得过，这是对毛主席态度问题。曾司令在沈阳是支持造反派的，不是有些人讲的，什么对造反派没得感情。我原来中了这些流毒，什么沈阳“八·三一”么样，曾司令确实是支持造反派的。中央首长讲了话，我们要相信中央首长嘛！曾、刘首长到武汉来，确实对造反派是有感情的，我们每次犯错误以前都打招呼。当朱洪霞和我们其他头头挨打以后，确实曾、刘首长是流了眼泪的。我们每次犯错误，曾、刘首长总是把我们往正路上拉。要我们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要挑拨这个关系，我们今后就不能再上他的当了。今后，不为自己的错误翻案。从“八·一五”会议回来以后，到“反复旧”，群众对我们的批判，同志们的揭发，首长严厉的批评，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自己错了，有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成了敌人的代言人，成了叛徒、特务的代言人，今后确实要彻底改正，从思想上改，从行动上改。“五·二七”指示下来后，我是改得不好的，一到省、市革委会，就是唱的“反复旧”的调子，总的意思，造反派受压了。这是敌人煽动的，是对清队不满的言论，压的根本不是造反派，压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很多事情就证明了。“北斗星学会”、“决派”及《扬评》，都是些坏家伙操纵的，我们原来认识不清他们的面目，划不清界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敌我矛盾的混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现在“九·二七”指示给我划清楚了，我们要跟他彻底决裂，划清界限。思想上、织织上都划清界限，确实要吸取教训。要听得进批评意见，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彻底改造世界观。我虽然当了十几年的工人，受了党的这多年的教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支持党中央的支持，才当了造反派的头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自己有什么能耐呢？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地位，确实要为毛主席掌权，不能为派性掌权，不能为私字掌权，不能为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掌权。那样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革命群众。
通过这次会，忠不忠，看行动。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将功折罪。有些事，是我本人的错误和缺点，有些事，我再进一步想一想，进一步揭发，把“决派”、《扬评》中的坏蛋，彻底揭出来。我们那个武钢确实是有的，有些人确实很值得怀疑，过去有一些现象，由于我们阶级斗争觉悟不高，看不清楚，武钢和我们原来“九?一三总团”，可能有人参加了。“北斗星学会”。再一个陈林，就是新华工的陈林，他是“决派”的一个骨干。抢枪时，我们“九?一三”是不准备抢枪的，他说：“公安厅，有一个师的枪，别人都去，你们去抢一点，我们有内线，你们去，我们可以帮你拿。”当时我们没有去，第二天，武锅把枪都抢完了。这个人来我们组织部，联络部都联系过，我们要引起重视。我原来说：我们“九·一三”没有“决派”吧！现在事实不是这样子，武钢参加“决派”肯定是有的，张志扬、甘勇就是的吗，张志扬原来在总团就跟我们搞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家伙，我们派他到北京为了“八·一五”会议，上冶金部了解一下情况。结果他跑到北京，到北航打听小道消息，还不知道他参加过北航黑会没有。这个人，原来我们就不清楚他，就不了解他，现在把他搞出来了，把他逮捕了，我们坚决的拥护。他原来利用我们“九·一三”的名义到处作报告，现在才晓得他是个坏家伙。同志们知道就揭发，我们共同一起，回去以后，把本单位的，自己所知道的“决派”、“北斗星学会”及反革命喉舌《扬评》这类的，地下组织，什么“抗日红军老战士”，什么“左翼革干联”“右翼革干联”。象这些所谓的干部，我看可以回忆一下，有些人就不是什么革命领导干部。什么“左翼革干联”，都是一伙坏蛋，没有干什么好事的，我要把思路放开一些，想多一些，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都揪出来，使我们的革命和生产都来个飞跃，为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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