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3-5-18 作者：《中南通讯》编辑部
《中南通讯》编辑部编者按：中南各省（区）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经过试点，暴露出不少触目惊心的材料。现选刊一部分于此，以引起大家高度注意问题的严重性，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加强领导，把这次五反运动搞深搞透。
长沙市人民银行，司门口办事处东屯渡营业所前会计贺年伸，从1959年至1962年3月，采用种种手段，贪污了2万3千107元。贺犯为了掩盖罪行，毁灭罪证，竟纵火烧毁办公楼。破案后，已追出赃款1万8千元。
武汉市五金交电公司加工部女会计项淑华，从1959年8月至1962年3月，贪污148次，贪污金额共2万零600余元。贪污手段主要有：（一）提取现金不收帐；（2）现金支票头大尾小（即支票的存联金额小，提取现金联金额大）；（三）虚报开支；（四）应收的帐不收；（五）移交手续不清。
项贪污的巨额赃款，大部用于大吃大喝和购置贵重物品。1961年物资供应比较紧张，当时就有6、7个人专门为她套购副食品。这一年仅日常吃喝就花去1900余元。项为了掩盖自己的贪污罪行，竟采取请客送礼、卖弄色情等恶劣手段，拉拢和腐蚀干部。
武汉市公安局第八处科员胡大珍，1962年10月间同投机倒把分子勾结，贩卖硫化碱和硫化青，获暴利5512元。11月间，胡又串同该处胡秉生、原武汉电影制片厂临时工臧沙平和省博物馆摄影员潘炳元，共同策划，从财政厅清仓办公室借了两架共值900元的照象机，然后以价值45元的两架残次照象机顶换。在顶换照相机的时候，他又乘机窜入仓库，偷去价值千元的照象机一架和一个德制照象机的镜头。次日，发现照相机被窃，追查胡秉生时，推说借用几天即还。但不久，他们却以60元骗买了这架照象机。那个没有镜头的照象机壳，也作为废品，被他们以5元骗买了去。今年 2月，胡等又在清仓办公室购买放大镜1架、放大纸8盒和印相纸9盒，拿到市场上去高价出售。
湖北省纺织品公司针织品科加工组长吴正福，拉拢武汉市针织品棉织批发商店加工股副股长王贤春、副主任江定仲、支部书记马世栋，武汉市百货公司业务科长管运如等10人，同汉阳县关桥公社棉织厂采购员李述承（地主分子）相勾结，从1961年以来，先后套购废次棉纱120多件，又织成成品，换得国家好纱25件多，黑市出售，获得暴利20万元左右。
近年来，武钢被盗情况十分严重。1962年武钢公安处破获的较大案件就有187起，其中内外勾结的盗窃集团16个，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因被盗损失折款就有26万余元。被盗的物资有：煤炭3254吨，枕木3500多根，工棚宿舍被拆走55栋；备品、备件和原材料损失近6万元。青山区5个废品收购站，1962年以来共收购铜4万斤，铝7700斤，铝锡13000斤，钢铁385万斤。这些物资，绝大部分是武钢的成品、半成品和备品备件。
偷盗备品备件、铜、锡、铝等有色金属的，主要是武钢的职工和家属；偷盗枕木，哄抢煤炭，拆工棚宿舍的，主要是武钢厂区周围的农民和居民。如红旂公社红光大队社员傅禹阶、傅荣庭（党员）、傅和阶兄弟3家，用偷来的耐火砖、木料盖了两栋三开间的瓦房，还剩下耐火砖8千多块，各种木板44块，园木70根，门窗、门页12扇，中型电器开关、铁丝、水管等物资，估计两卡车装不完。
广东省商业厅为了少报库存，向上多要分配指标，1961年12月，先后两次叫纺织品公司把库存价值110万元的棉布，转移到省百货公司，1962年1月再由省百货公司退给纺织品公司。省成立劳保用品公司时，百货公司打埋伏，有1万7千600余双半统靴没有移交，积压资金27万元。
据湖北襄阳专区对6个区的检查，发现有“小家当”77万5485元。这些款项的来源是：隐瞒原来大公社的财务款；隐瞒和不交上级下拨的专款结余和其他应上交的款项；还有应退而不退给群众的款项。除现金以外，“小家当”还有粮食、棉花、食糖、生产工具等48种物资，其中主要是粮食，共有263万斤。这些粮食的来源是：少报征购，多报销售，收购了社办农场的粮食不上报，以及多报会议补助粮等。
又据武汉市机电局、轻工局、公安局、第一商业局、硚口区、江汉区等6个部门统计，有“小家当”425万2500元。这些款项，除现在尚存的21万4500元外，其余已全部用掉，计：用作副业生产资金34万多元，用作计划外基建、购置和请客招待开支的98000元，各种垫支款56万多元，因购置协作材料而积压损失的22万多元，开支办公费8千多元，用作流动资金和基建周转金277万多元。
河南荥阳县县委、县人委机关，在1961年内，先后动用了一部分临时调剂用布，在干部中私行分配。县委机关分得布票1500多尺，每人平均分得65尺；8个县委书记共分得1045尺，最多的是第一书记，1人分得4百多尺。县人委机关分布票750尺；11名局长、主任以上干部，每人平均分得51尺。
广州市贸易公司越秀区购销经理部，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他们在介绍买卖时，瞒着买卖双方，从中赚取物资或货价；或是占用别人货款，进行无本经营。他们还用以畅销带滞销，强行搭配的办法，把困难和损失转嫁于人。他们违法乱纪，经营病死的家禽、牲畜和其他腐烂变质的副食品，虽经市卫生部门两次制止，仍不改正。从1962年8月到1963年3月，继续卖给饮食业死猪155头。
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据初步查对，在1961年和1962年中，损失浪费达18万多元。如1961年第3季度，从天津等地购进大批雪梨，进货时不验收，运抵广州后也不分级销售，任由小商贩挑选。仅此一项，就损失了11万5000元。
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的情况也很严重。他们1962年有福利金5000元，开支了2400多元，仅支部书记、经理和福利干部等4人，就占了1148元；剩下的钱又被这4个人借去了1000元。这几个人的生活并不困难，如支部书记全家每月收入104元，平均每人26元，他经常出入茶楼，抽高级香烟，但在去年却得了8次补助，共计394元多，为他的全年工资的60％。前经理谢X，从1961年调任越秀区商业局副局长后，仍在两处拿福利费。1962年共拿了791元，为本人全年工资的76％多。
来源：《中南通讯》1963年第16期（总第56期）196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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