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3-7-20 作者：[待确定]
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发言人已经指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
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苏共领导人企图用这样蛊惑人心的说法，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好战态度”，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是光明磊落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诽谤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人，是心劳日拙的，除了使他们的肮脏目的暴露无遗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
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十一月十八日的讲话中，曾经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他列举战后世界十大事件，论证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当时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超过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愈来愈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就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地说，我们不要打仗，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坚持不懈地揭露美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政策，揭露他们散布核恐怖的罪恶目的，是要吓唬各国人民，企图奴役全世界。
毛泽东同志说，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如果帝国主义竟然发动核战争，强使人类遭受一次空前的灾难，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要么害怕牺牲，宣布投降。但是，有人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人类就要全部死绝。实际上，这种论调就是说，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只能屈服。针对着这种投降主义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一定要把核战争强加给人类，以致可能使亿万人遭到牺牲，但是人类也绝不会毁灭。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帝国主义企图毁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毛泽东同志说：“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问题就是这样。
又例如，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苏共公开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苏共领导人清楚，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大。对苏共二十大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
苏共二十大以后，关于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三十年间所起的领导作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向苏共同志提出过批评。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到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同苏共同志谈过四次。当时，我们就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全面估价。我们认为，苏共领导人的错误是：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在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对斯大林作了全面的估价，婉转地批评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
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也多次向苏共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而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但是，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照顾苏共和苏联的威信，我们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过苏共领导人。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这种一贯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和“虚伪”的呢？
又例如，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事实是，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方面突然通知中国，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一千三百多名，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这就给中国的经济、国防和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主要原因。中国是受害者。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倒是非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本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讯：苏联《真理报》七月十四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这家报纸还登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来信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
苏联人很了解，我们党和政府表达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不遗余力地加强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斗争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有同一的目标、同一的愿望和希望。
许多年来，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若干时候以前，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破坏我们的党之间的团结和我们的人民的友谊的言论和行动，引起苏共中央委员会日益加深的焦虑。
苏共中央方面尽了一切可能来克服已经出现的分歧，并在今年一月份提出了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停止公开论战、以便平心静气地和实事求是地讨论争执问题、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苏共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热烈支持。随后达成了关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的协议，现在会谈正在莫斯科进行。
苏共中央曾经希望，中国同志也像我们一样，表现出诚意并促进会谈成功，以利于我们的人民，以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遗憾的是，正当对苏共和中共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一事已经达成协议，当代表团已经委派，会谈日期已经商定的时候，中国同志不是把现有的分歧拿到这次会谈期间去讨论，而是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这一点表现在发表中共中央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上，这封信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包含有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苏共中央主席团看了这封信后得出结论，正如你们从今年六月十九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苏共中央声明中所得悉的，认为那时候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是不适宜的。发表信件，自然就要求我们方面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煽起激动情绪，从而恶化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由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的会谈即将举行，当时发表中共中央的信件尤其是不适时的，因为我们认为，会谈的目的是，通过在同志式的气氛中研究现存的分歧来帮助我们两党在现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更好的相互了解，为准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气氛。
同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使苏共中央委员和全会全体参加者了解中共中央的信件是必要的，并且把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的实质告诉了大家。
中央委员会全会在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完全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进一步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力量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相互关系中所采取的一切具体行动和措施。
苏共中央全会责成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共代表的会谈中坚定地执行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被实际生活、被国际事件的进程完全证实的路线。中央全会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全会表达了我们全党的意志，声明自己准备和决心始终一贯地执行团结兄弟党和克服现有分歧的方针。全会声明，我们党今后仍将致力于加强苏共和中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兄弟友谊，以利于为我们共同事业的斗争。
遗憾的是，最近的事件表明，中国同志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我们所表现的克制。他们把我们避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论战的真诚愿望竟然说成是要向共产党员，向苏联人民隐瞒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国同志把我们的忍耐当作软弱，不顾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越来越纠缠不休地和顽固地开始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违法散发用俄文大量刊印的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国同志不以此为满足，开始在全世界加紧宣传和散发旨在反对我们党的这一信件和其他文件，不惜利用帝国主义的出版社和通讯社来达到散布这些文件的目的。
事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严重：当苏联外交部提醒中国驻苏联大使注意这种粗暴践踏我国主权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时候，中国人员不仅没有停止这种行为，而且还以示威的方式说，他们认为在苏联继续散发信件是自己的权利。
七月七日，在莫斯科会谈已经开始以后，北京举行了人数众多的集会，官方人士在会上把由于违法散发攻击我们党和苏联政府的材料而被从苏联撵走的中国工作人员当作英雄予以欢迎。在会上，中国官方人士在兄弟的中国人民中煽动对苏联的不友好的感情和情绪，同时一再企图证明自己有权破坏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国际关系的准则。七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项新的声明，为这种行为辩解，并且实质上想赋予自己干涉苏联内部事务的权利，当然，这是苏联政府任何时候也不会允许的。这样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只是导致关系的加剧，并且只会带来害处。
《人民日报》七月十三日社论又一再攻击我们党，歪曲地解释在苏联报刊上未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
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
读过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看到想贬低我国人民争取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企图。还有什么对苏共和苏联的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个文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苏维埃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着斗争。从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当伟大的列宁还领导着我们国家时起直到今天，我国人民始终给予所有为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人民以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援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科学和技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在为解放自己祖国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都充分地感到了苏联人民和我们党的兄弟支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政府就同人民中国的政府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抵御帝国主义侵犯的强大手段，是加强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因素。
苏联人民把自己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慷慨地介绍给了自己的中国兄弟。我国过去和现在对发展人民中国的经济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人民中国建成了用最新设备装备起来的一百九十八项工业企业、车间和项目。在我国的协助下，中国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苏联给了中国两万一千套以上的科学技术资料，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我们一直帮助中国巩固国防和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在我国的企业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八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的建设给予技术协助。我们讲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夸，而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并且我们也没有忘记，苏联也从中国获得了需要的货物。
还在不久前，中国领导人曾经就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就苏共和中共的团结说过很多公道话，曾经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并号召学习苏联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说过：“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国领导人开始忘记了这一点，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党、全体苏联人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生活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和骄傲。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说过：“在自己的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显示，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权，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现在，大家都公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亚非各国人民看到，应当走什么道路和采取什么制度才能真正地发挥出人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才能让人民全面地和充分地显示他们强大的创造力量。”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开始脱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以前的情况。
一九六○年四月中国同志公开地暴露了他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了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集。在这本以窜改列宁的著名著作和断章取义地、不正确地解释其论点为基础的文集中包含的论点，实质上旨在反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在这项宣言上签了字）的基础，反对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反对在现时代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反对既利用和平的，也利用非和平的途径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中共领导人开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所有兄弟党。一九六○年六月，当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中国同志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
中共领导的这些步骤引起了兄弟党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尝试同中共领导人讨论已产生的分歧。五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对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呼吁他们根据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回到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合作的道路上来。遗憾的是，中共领导藐视同志式的帮助，继续执行自己的错误方针，加深自己同兄弟党的分歧。
为了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谈的建议。会谈于一九六○年九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但是，那时也由于中共代表团顽固地不愿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未能克服已产生的分歧。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的兄弟党拒绝了中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
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玩花招而已。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作为传声筒，以便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他们背着我们党展开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运动。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中央作了新的努力谋求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弗·罗·科兹洛夫同志、阿·伊·米高扬同志同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以及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领导工作者举行了会谈。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详细叙述了苏共中央对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原则性问题的立场，强调指出我们始终不变地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友谊和合作。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件中提请中共中央注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削弱可能给我们共同事业造成的危险后果。当时我们建议中国同志采取措施，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苏中关系中发生的困难。苏共中央还建议在交换内部政治情报、在各兄弟党在国际民主组织和其他方面协调立场等问题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但是，这些信件和目的在于在一切方面改善同中共和中国关系的其他实际步骤，没有得到北京的反应。
去年秋天，在前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离开莫斯科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过程中，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再一次表现出在加强中苏友谊方面的主动精神。赫鲁晓夫同志请刘晓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我们的建议：“抛开一切争论和分歧，不去分辨谁对谁错，不要翻过去的东西，而是从新的一页开始我们的关系。”我们这种真挚的呼吁甚至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中共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机构开始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这种减少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主动而产生的。我们对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感到遗憾。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应该继续发展苏中联系，发展合作。这对我们双方会是互利的，而首先有利于人民中国，它曾经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过大量援助。以前，苏联曾同中国发展广泛的联系，今天，苏联仍主张扩大、而不是缩减这种联系。本来，中共领导应该首先对发展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表现关怀。但是，中共领导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动，不考虑这种行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中国领导人没有把由于谁的过错而使这些联系减少了的真相告诉本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员当中，甚至在居民当中，展开了旨在诋毁苏共内外政策、煽起反苏情绪的广泛宣传。
苏共中央曾提醒中国同志注意这些不正确的行动。我们对中国同志说过，不要以所产生的争论和分歧为转移而促使人民时而赞扬、时而咒骂这个或那个党。每个共产党员都明白，兄弟党之间的分歧，不过是暂时性的事件，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永久确立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共提出的同志式的警告每次都置之不理，而继续加剧中苏关系。
从一九六一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反对召开争取和平与裁军世界大会。在一九六二年，由于中国代表的分裂行动，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其他许多组织的活动都受到了威胁。中国代表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在莫希举行的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对苏联代表说，“白人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中国代表实行的方针是以苏联……不属于亚洲国家为理由不让苏联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参加者。
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的是，中国同志指责不久之前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绝大多数人进行分裂活动和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而在通过告各大洲妇女书时，参加大会的一百一十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妇女代表投票反对。这倒真是：爱好自由的妇女的整个亿万大军步调都不一致，而只有两个走得正确，遵守队形！
中国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它表明，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
以中共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的实质何在呢？无疑，每一个看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的人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为什么中共领导如此纠缠不休地提出这种论点呢？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同意中国同志在他们的信件中所叙述的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立场呢？就拿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来说吧。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件中说到和平与和平共处。
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同志在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方针开始发动进攻后，第一，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的以及同它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它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如果公开反对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反对裁军等等，那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前暴露自己的立场，并把他们从自己身边推开。因此，论战越是进行下去，中共领导立场的弱点越暴露，它就越要竭力采用这种伪装。如果不考虑到中国同志这种手法，那么从旁看来甚至会认为，似乎争论的性质是烦琐的，似乎谈的只是远离迫切问题的个别提法。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些问题是由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动、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我们的运动面前出现的新的可能性提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结合世界发展现阶段的条件和要求制定了总路线。
各共产党一致认为，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辟了新阶段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这一评价记载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各共产党集体制定的、规定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政治方针的文件中。
但是，中共领导人现在提出了同它相对立的另一种方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日益分歧。
这首先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在评价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不能有任何含糊不清和吞吞吐吐，要知道，问题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命运和全人类的未来。
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责任十分坦率地告诉党和人民，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同我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各持相反的态度。
我们党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我们现实地估计世界力量的对比，并由此作出结论：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我们还冷静地估计到进行战争的手段有了根本的、质的改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这种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只说一点就够了，即一个强大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以前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战斗武器的爆炸力。而这样的炸弹已经积贮了成千上万个！
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吗？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这是应该的。这不可能像中国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危险的根源——帝国主义而斗争。
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各国人民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一项完全现实的和可以完成的任务。我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在我们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有最伟大的意义的结论。这一结论不是善良动机的结果，而是现实地和严格科学地分析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它是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威力为基础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得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赞同。声明中强调指出：“能够防止世界战争”；“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在这个声明上也有中国同志的签字。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它宣传这样一些论点：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
这些论点表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同志违背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他们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
可见，中国同志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国际工人阶级、一切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战争罪魁的计划，能够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谋得和平。在中国同志响亮的革命词句的后面是什么呢？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它的革命能力，既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在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中，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联合起来。这些和平力量按其阶级成份和阶级利益来说是不同的。但是，争取和平、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因为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它会消灭所有落进其破坏作用范围内的人。
走上中国同志所建议的道路，就意味着把人民群众推离曾经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和英勇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赢得各国人民同情的各国共产党。
现在，在广大群众的意识中，社会主义与和平是分不开的！
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的问题。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旦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还是对在这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任何人，包括大国在内，都没有权利玩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那些不愿作出努力把世界战争从各国人民生活中排除出去并防止人们遭到大规模消灭和人类文明的珍品受到毁坏的人，是该受谴责的。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说了许多关于似乎为了革命会有“不可避免的牺牲”之类的话。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
苏共中央（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一致支持我们）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试问中国同志：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他们建议采取何种手段？
我们完全赞成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相信资本主义必然死亡，而且正在尽一切努力，使这点能通过阶级斗争实现，而且能尽速实现。这一历史问题应当由谁来解决？首先是每个国家中以自己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中国同志提出另一种东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争取巩固和平的斗争，的确用不着了。我们不能走这种冒险主义的道路；它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条件下，世界战争将是一场热核战争，帝国主义者决不想自动退出舞台，自动躺入棺材，而不使用他们所拥有的最极端的手段。
显然，那些把热核武器称为“纸老虎”的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破坏力。
我们清醒地估计到这点。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我们对它的破坏力十分清楚。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通过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而是通过团结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国防威力，来力求保障巩固的和平。
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一定会这样回答他们：难道我们请求你们，要你们发动战争，在消灭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毁灭我们的国家吗？要知道，垄断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是比较少的一撮人，而资本主义各国居民的基本组成却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要问这样的“革命者”：你们有什么权利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也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愿意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下，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设“美好的将来”呢？
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上，认为每个国家的革命都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实现，无需外来的军事干涉。
不言而喻，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让可能造成数以亿计的人死亡的新的世界战争爆发。
任何一个真正珍视人民利益的党，都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争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争取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责任。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表达我们党的路线时曾经说：“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只要存在着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这是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愿地给各国人民以独立。因此，各国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苏联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最广泛的支持。我国曾经向越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人民、向古巴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提供的实际援助是众所周知的。
苏联共产党宣布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则。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特别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活跃程度大大加强了，它对国际关系的整个进程发生的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影响提高了。
中国同志把这样一种说法硬加于我们：似乎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不仅同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关系的原则仅限于“和平共处”的概念。他们清楚地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首先宣布友好和同志互助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相互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并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遵守这一原则；我们正在给获得了解放的人民以大力的和各方面的援助。可是，他们仍然出于某种考虑，认为把所有这一切加以完全歪曲对自己是有利的。
苏联为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残迹、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一切有争执的国际问题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获得了成果。我国在全世界的威信比任何时候都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这应当归功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威力以及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
苏共中央声明，我们过去奉行，现在奉行，将来仍要奉行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党认为这是自己对苏联人民和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职责。保证和平，就是要最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从而加强它对解放斗争的整个进程以及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
苏共、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一方和中共领导人为另一方，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的深刻差异，在一九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一次尖锐的国际危机：人类从来没有像去年十月那样接近过热核战争边缘。
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原注：这种断言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我们当时十分清楚地了解
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因为这是警告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现实的办法。在古巴设置火箭曾经意味着，进犯古巴，就将使侵略的组织者遭到使用火箭武器的坚决回击。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们本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简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胁。
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人们这样称呼美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反动的代表人物）的支配而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运进火箭所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侵略。
大家知道，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且相信我们做得对。我们相信，我国全体人民也都抱同样的看法。苏联人不止一次用事实证明，他们善于捍卫自己，保卫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谁也没有他们更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多少痛苦和灾难，战争会使各国人民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和牺牲。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并约束其盟国也不这样做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支持，使得有可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结果保卫住了革命的古巴，拯救了和平。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明智和现实态度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由于苏联的勇敢而有远见的立场，由于英勇的古巴人民和他们政府的坚定和刚毅，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证明，它们能够约束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强迫战争拥护者同意和平。这是明智政策、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胜利；这是帝国主义力量、战争冒险政策的失败。
结果，革命的古巴过着和平的生活，并且在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人民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领导下建设着社会
当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从而为消除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打下基础时，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的话是绝对信不得的，特别对苏联竭尽侮辱和谩骂之能事。
我们生活在存在两个世界、两种体系：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如果认为这两种体系各国之间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只用武力解决，排除任何谈判和协议，那是荒谬的。那样的话，战争就会无休止了。我们反对这种态度。
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人的。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个月，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对古巴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运走火箭的保证，并履行了保证。
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也对古巴人民作了保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要援助古巴人民。每个思想健全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一旦美帝国主义者入侵，我们像在古巴领土上援助古巴人民一样，在苏联领土上援助他们。诚然，在这种情况下火箭飞的时间稍微长些，但是它们的命中率并不因此而稍差。
古巴革命领导人自己把苏联政府的政策看作是兄弟声援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政策，为什么中国同志顽固地无视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这一评价呢？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
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的行径是怎样的呢？中国同志在这危急的关头提出自己的独特立场，同苏联政府的现实而坚定的方针相对抗。他们遵循某种自己的特殊概念，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在这之前曾经论证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动世界战争的中共领导在最紧要的关头采取了批评家的立场，而不是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没有听到中国领导人发表过关于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保卫古巴革命的声明。中国领导人不是这样做，而是显然企图使加勒比海地区本来就已经尖锐的局势更加尖锐化，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
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中国同志甚至反对共产党人提出这个问题，竟敢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千方百计地证明，裁军一方面是“不可实现的”，另一方面是不必要的。他们引经据典来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
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帝国主义者在积储核武器，威胁要把人类推入世界战争的深渊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不，在时代的威严命令面前，这将是犯罪性的无所作为。
一切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对各国人民的责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懂得这一真理。他们若干年来一直进行、今后也将进行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停止核武器试验和禁止这种武器的顽强和坚持不渝的斗争。
在为和平而斗争，提出全面裁军的口号时，我们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到实际情况，没有闭目无视困难。当然，帝国主义者尽力拖延和破坏关于裁军的协议，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利用军备竞赛来发财致富，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处于恐怖之中。但是，我们是否应当随波逐流，听任帝国主义摆布而不动员一切力量来为保障和平、为裁军而斗争呢？
不，这样做，将意味着向侵略势力、向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投降。而我们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能够迫使帝国主义政府进行裁军，能够防止战争。为此，他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
对抗帝国主义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应当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组织起来的力量。世界工人阶级现在拥有这样的优越性，即可以依靠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实力和防御威力。帝国主义独霸的时代已经过去。比起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十年来，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我国是单独一个国家，并且比现在弱得多。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了。因此，现在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就意味着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受绝望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
可以无休止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阵营中，还存在着反对裁军的强大势力。但是，正是为了强迫这种势力退却，必须激发各国人民的愤怒来反对它们，迫使它们执行各国人民的意志。
各国人民希望裁军，并且相信，共产党人才是各国人民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斗争的先锋队和组织者。
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不是一个策略手法。我们真诚地希望裁军。在这方面，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弗·恩格斯在上一世纪末就曾指出，裁军是可能的，并称裁军是“和平的保证”。在我们时代，裁军的口号是弗·伊·列宁作为一个实际任务而首先提出来的，苏联关于全面的或局部的裁军的第一个建议，在一九二二年的热那亚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这是列宁在世时的事情，而且关于裁军的建议也是由他拟定的。
争取裁军的斗争，是防止战争的最重要因素，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效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人类的绝大多数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
中国同志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口号，用这一口号来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停止“冷战”的政策对立。这种口号实质上是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给主张军备竞赛的人帮忙。给人的印象是，中共领导人认为，保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苏联同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有利的。显然，他们认为苏联应该以挑衅来回答挑衅，走进帝国主义阵营的“狂人”所设的陷阱中去，应该接受帝国主义者的这样的挑战：在冒险主义和侵略性方面进行竞赛，也就是说，不是进行保障和平的竞赛，而是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走这条路，意味着使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珍视各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永远不会走这样的道路。
争取和平和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他们正在准备的新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活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他国领土上设置的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等等的最重要斗争形式之一。这个斗争符合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阶级斗争。
我们党、所有兄弟党都记得，并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声明的下列结论：不要等到落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才展开反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斗争。现在就应当进行这一斗争，并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主要的是及时约束侵略者，防止战争，不使它爆发。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奉行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组织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同一切对新战争不感兴趣的国家加强合作。
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削弱着帝国主义阵线，使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帮助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争取和平、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有机地联系着。八十一个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写道：“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有助于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因此，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割裂开来，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像中国同志所做的那样，就意味着把和平共处原则归结为一句空话，阉割它的现实的内容，实际上无视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这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对领导无产阶级同资本进行阶级搏斗、一向支持革命斗争和正义的反帝解放战争的兄弟党进行的真正骇人听闻的臆造和诽谤。
中共领导人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斗争的论据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他们不得不采取种种诡计。他们先是把他们自己臆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强加在我们头上，然后揭露这些论点，开始指责我们，同我们斗争。他们硬说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放弃革命，用和平共处来代替阶级斗争的荒唐说法，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任何一个政治学习小组都清楚知道，当我们谈和平共处时，我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而言。和平共处的原则当然绝对不能引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也不允许把它引伸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本阶级的利益的斗争中，以及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苏共坚决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这是一切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现在都应当掌握的起码的常识。
中共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作斗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中共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我们直率地说，这种角色是不令人羡慕的，它既不会带来荣誉，也不会带来光荣。谁也无法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进步的人们走维护个人迷信的道路！
苏联人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评价了我们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在反对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性。
大家知道，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解除束缚劳动人民强大力量的沉重压迫，从而加速苏联社会的发展。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纯洁伟大的列宁遗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清除玷污了这种理想的滥用个人权力和专横的行为。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永不重演那些伴随个人迷信而产生的悲剧性事件，是为了使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们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理解和支持了反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的斗争。当时中国领导人也赞同这样做，他们谈过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国际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说：
“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在刘少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这一评价得到了更加全面的表达：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迷信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也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过：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迷信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同志在《人民日报》众所周知的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写道：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
情况正是这样。
任何一个客观的人，如果把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讲话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中所说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们在对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但是在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上难道可以摇摆不定吗？当然不可以。二者必居其一：要末是中国领导人以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同苏共中央没有分歧，要末是所有这些话都是虚伪的。
大家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正是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实现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我国生活中产生了多么出色的结果。自从我们党向恢复党内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作了急剧的转变以来，已经过了十年，在这段时期中，苏联社会在发展经济方面，在提高文化、科学方面，在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在加强国防力量方面，在外交政策成就方面，都取得了真正伟大的结果。
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气氛已经永远消逝了。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人的生活更好了，享受着社会主义的福利。请问一问获得了新住宅的工人（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计！），问一问晚年得到了保障的领养老金者，问一问富足的集体农民，问一问成千上万在个人迷信时期受到不应有的迫害而已经恢复自由和名誉的人，你们就会知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请问一问那些父母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节者，而是苏维埃祖国值得尊敬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儿女，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和艺术，不管我们把目光转向哪里，处处都在迅速前进。我们的宇宙飞船现在正在辽阔的太空遨游，在这方面也光辉地证明我们党用以领导苏联人民的方针的正确性。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在我国已经为苏联人和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做了一切。苏联人明白，这一原则的实现不只取决于我们的愿望。必须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和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因此我国人民在顽强地劳动，以便更迅速地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共产主义的胜利早日来到。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前进，清楚地看到我们发展的前景。
在苏共纲领里规定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具体计划。这一计划的实现将保证苏联人民有最高的生活水平，给逐步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原则奠定基础。
苏联人听到中国同志企图辱骂苏共纲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计划，感到奇怪和荒诞。
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锅清水汤，这就是共产主义，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还想把这种哲学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发现赠送给我们！这暴露了这种“理论”的作者是些不相信已掌握了政权和已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能力的人。
如果看一下我国历史，看一下苏共纲领，就会很容易看出，当我们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政权的时候，我们是从什么起点开始的，而苏联人民现在达到了什么样的顶峰。我们国家变成了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值上，苏联占欧洲第一位，占世界第二位，很快就要赶过美国而跃居第一位。苏联工人阶级、苏联集体农民、苏联知识分子是我们一切胜利的缔造者。
我们确信，不仅苏联人民能，而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能树立伟大的劳动功勋，只是必须要保证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正确领导，必须要实行这种领导的人现实地思考，作出可以把劳动人民的力量和精力引上正确道路的决定。
中国领导人企图为个人迷信辩护，在自己的信中充满着关于在苏联的阶级斗争、关于苏共纲领中似乎是错误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论点的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我们不打算在这封信中详细地分析他们的一切论据。任何一个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人，无疑都会注意到，中共中央的信件中所包含的论断是完全无力的和脱离苏联人民的生活的。他们教导我们说，在苏联的社会中还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因此也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一些什么阶级呢？从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可以了解，这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
不用说，中国同志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奇特概念。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寄生分子被认为是阶级呢？是什么阶级呢？是懒汉阶级还是流氓阶级，是盗窃国库者阶级还是寄生虫阶级呢？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同这样一些人作斗争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完全能够完成并且正在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知道，党、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教育工作做得越好，舆论的作用越大，苏联民警的工作做得越好，同犯罪现象的斗争就越有成效。
现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苏联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占有可以剥削其他阶级的地位。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中国同志建议在苏联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对集体农民还是对人民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起了本质上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差别、界限日益消失。
在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最终的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已不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进作用，是由它的经济地位，由它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具有直接联系，以及由它在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最大的锻炼和拥有革命的经验所决定的。
中国同志引用卡·马克思的话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是指共产主义这个完整的、统一的社会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过渡到这一形态的。弗·伊·列宁也发表过一系列的意见，其中十分清楚地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用来战胜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胜利的。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当社会上只剩下劳动者、友好的和本性已经完全改变的阶级，而再也没有人要受镇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消失。
如果从中共中央关于这些问题的信件中所包含的一整套虚假的理论论断中提取真正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就是：中国同志反对在我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以及在苏共纲领中那样有力地宣布的苏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在他们全篇冗长的信中甚至找不到一处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及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发扬民主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
很难充分判断中国同志保卫个人迷信所持的动机。实际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公开颂扬个人迷信的事。必须说，甚至在我国个人迷信盛行时期，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在口头上竭力否认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并且说过，这个理论是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来的。
想借助马克思和列宁来保卫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的企图不会引起别的，只能使人感到惊奇。莫非中国同志不知道，列宁早在我党建立初期就同民粹派关于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进行了巨大的斗争，在列宁在世时实现了我党中央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集体领导方法，列宁是一个异常谦逊的人，并无情地斥责了那些对他的阿谀奉承和献媚的极微小的表现。
当然，我党或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把反对个人迷信理解为否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信。苏共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其中包括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党是珍视自己的领导的威信的；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党是高度评价那些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把自己的力量献给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因而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的。
分歧中心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和方法，关于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
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们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则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正的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但是，事实上，中共的观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之间的分水岭完全是在另一方面：一些人，即中共的领导人不管恰当与否地谈论世界革命，利用各种借口，而且往往是没有理由地炫耀“革命的”辞藻，可是另外一些人——恰巧是被中国同志们批评的那些人——以极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问题，他们不是高谈阔论，而是顽强地劳动，努力寻求最正确的、符合于时代条件的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为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我们来研究一下中国同志对现代革命运动的问题的基本观点。
为着“世界革命”而停止争取和平，放弃和平共处与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放弃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切身利益和民主改革而斗争，这种方针会有助于各国和各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吗？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争取和平和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难道就是只顾自己而忘掉了资本国家中自己的阶级兄弟吗？
每一个人，只要考虑过当前争取和平反对热核战争的斗争的意义，就懂得，苏联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以自己的和平政策给予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无可估价的援助。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防止核战争意味着拯救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洲的人民免于毁灭，虽然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整个政策都是正确的。
问题还在于：这样的政策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所争得的和平的条件下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日新月异的胜利，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难道不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贡献吗？
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个工人看到这些成就和胜利时会说：“社会主义用事实证明：它比资本主义好，为这个制度而斗争是值得的”。在目前条件下，社会主义之深入人心不仅是通过书本，而首先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活生生的范例。
一九六○年声明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参加会议的所有共产党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革命运动的所有其他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义务“不倦地巩固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国际作用和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影响一年比一年地增长着”。我们党把实现这个最重要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国际义务。
弗·伊·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四二七——四二八页）
苏联共产党人牢牢记住了伟大列宁的遗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遵循着这个遗训。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弗·伊·列宁是不正确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济成就，用本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过另一些在
其次，什么样的局势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更有利——是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局势，还是经常的国际紧张状态和“冷战”的局势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谁不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利用“冷战”局势来煽起沙文主义、战争歇斯底里和疯狂的反共主义，以便使极端反动分子和亲法西斯分子当政，以便取消民主，镇压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组织。
共产党人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加强着他们同群众的联系，加强着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也就是说，有助于建立一支所谓革命政治大军。
争取和平和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决不会阻碍，决不会推迟，相反地，却提供可能充分开展为达到国际工人阶级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斗争。
很难相信，像中国同志这样自己进行过革命而且富有经验的人会不了解一个基本东西：在今天，进行世界革命，要通过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要通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人的革命阶级斗争，要通过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和加强亚洲、非洲新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斗争，要通过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反对垄断的斗争以及其他许多途径，不应当把这些途径彼此对立起来，而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导向一个目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说它们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理解，没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任何一个内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当国内还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时候，过早地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注定遭到失败。大家知道，列宁曾以怎样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他曾以怎样的政治远见和对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对待革命发动时机的选择。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曾指出，十月二十四日发动还太早，而到十月二十六日发动就已经晚了，会失去一切，因而，一定要在二十五日夺取政权。谁
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表明，那种自称为工人党、只研究经济问题、不用革命精神教育工人阶级、不培养工人阶级去进行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党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滑到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去。但是，那种脱离争取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斗争而提出政治斗争的任务的党，也是不好的。这样的党必然要脱离群众。一个党只有正确利用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善于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为群众的领袖，顺利地引导工人阶级向资本冲击，去夺取政权。
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所犯的滔天大罪，是它们认为自己的直接任务是为争取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争取实现民主改革而斗争。这些改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实现，能够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条件，有助于建立作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的广泛反垄断组织的战线。也就是说，它们所做的正是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中所写的东西。
中国同志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所做的一切，对于在阶级斗争前沿同资本搏斗的共产党人，既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团结一致的感情，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条件，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所走的特殊道路，也没有了解。实质上，他们说“为了革命”，却正好是否定了导致革命的道路，硬要人们采取使共产党在群众中陷于孤立、使工人阶级失去同垄断组织的统治、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同盟军的那种方针。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
大家知道，正如莫斯科会议文件和苏共纲领中所明确说明的，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从和平地和非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出发的。尽管如此，中国同志却顽固地硬说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只承认和平道路。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信件中再次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与此同时，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
自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管通过何种形式来实现，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苏共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国家内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并认为给它们以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义务。”
我们已经多次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没有必要更详细地阐述了。
而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它像一根红线一样地贯穿在他们的所有言论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
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
今天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代表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们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但这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巨大的危险。
事实上，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尽管有十分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后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根动摇了帝国主义，摧毁了殖民主义者的力量，难道能够取得胜利吗？
现在，当解放了的各国人民进入了自己斗争的新阶段，集中努力来巩固政治成果和经济独立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解决这些任务要困难得无可比拟，甚至根本不可能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强调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伟大未来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同作为反帝主要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和合作，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同盟。这种立场是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中确定的。这种立场所依据的，是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领导权）是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的思想。只有在取得这种领导权的条件下，这个运动才能最终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性质，才能以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渡来完成。
列宁的这一思想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已经得到检验，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是，看来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而在这以后，中共领导又教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说，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无论是国际工人阶级，还是民族解放运动，未来胜利的保证都在于它们的巩固联盟和合作，在于它们进行联合的、为共同利益所要求的反帝斗争。在反帝斗争中，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自我牺牲和忘我地为各国人民的利益服务而博得对其领导作用的承认，使自己的同盟者相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它自己获得胜利和它的同盟者获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我们列宁的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而斗争的主要口号。在新的条件下，这一口号的内容扩大了。大家知道，列宁是赞成“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这一口号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业已增长的意义。我们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都严格遵循着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现在产生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喧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共领导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错误性、危害性。中国领导人以“总路线”为名所建议的东西，无非是不考虑时间和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不考虑现代历史阶段的特点而罗列工人阶级的最一般的任务。中国同志没有看到，或是不愿看到，我们的运动在现时代条件下的任务在如何地变化。他们把总路线归结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阶段都保持效力的一般任务，从而使这条路线失去了具体性、明确的目的性和真正的有效性。
各兄弟党在制订自己当前的方针时，具体地分析了在各别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的配置情况、现阶段两个对立体系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特点。
对世界局势变化的精确分析，使全世界的兄弟党能够对时代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定：“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对现时代的这个定义，是在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时采取正确态度的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确定了自己的共同路线，它的基本论点归结如下：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汇合成统一的反帝斗争洪流等确定的。在反帝革命力量的联盟中，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以示范的力量和自己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着它的主要影响；
——由于业已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达到极点，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出现等等），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就成为当代反帝力量所面临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力量来保卫和平和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
——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内部发展而进行，它的形式和道路决定于本国具体条件。共同规律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政权和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又准备采取非和平的道路、准备对资产阶级反抗实行武装镇压；一般的民主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的，是把反帝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到底，是发展和巩固以同农民和爱国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民族阵线，是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和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对共同制定的立场和估价的忠诚、对各党生活及其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是顺利地解决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发展的基本道路就是这样的，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的。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这一总路线的实质的概貌。始终一贯地在实践中执行这一路线，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保证。
所有这些由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宣言和声明中集体制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条件下的最重要的原则性论点，都在苏共新纲领中得到了反映，苏共新纲领完全是建立在对我国和国际范围内的革命经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的基础上的。
中共领导人在当代根本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同他们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承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是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支柱，然而事实上他们在各个方面破坏同我们党、同我国的联系。
中共领导常常说自己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可是中国同志对这个大家庭的态度推翻了他们的响亮言词。
统计表明，近三年来，中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贸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同志的这种方针的结果。
中国领导的行动不仅极其严重地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极其严重地违背一切国家应该遵循的公认的规则和准则。
破坏早先签订的协定，给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显而易见，由于缩减经济联系，中国自己的经济也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为了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中共领导不久前提出了“自力更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在每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最好地利用本国国内资源，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正确道路。每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事业，这首先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事业。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曾不得不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利用国内资源来建设社会主义。虽然现在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这绝不意味着，某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只是袖手坐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认为调动一切国内资源来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是自己的义务。因此，中共中央关于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说法，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不会引起反对的。
但是，正如中共中央的信和中国报纸上的许多言论所表明的，这一论点实际上包含着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内容。
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领导所以要宣布“自力更生”的方针，看来是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密切的友好关系。当然，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毫无共同之处。不能把它看成是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除了缩减经济联系的方针之外，中共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剧同苏联的关系的措施。
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
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例如，在比利时，中共领导支持一个由比共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的格里巴集团。在美国，以反对美国共产党为主要目标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锤与钢”的颠复活动受到支持。在巴西，被共产党开除出党的一些派别集团（例如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集团）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
在澳大利亚，中共中央企图依靠前澳共领导成员之一希尔去组织反对澳共和澳共领导的分裂活动。希尔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曾公开表示反对澳大利亚共产党，并企图把同道者纠合在自己的周围。希尔被澳共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以后，就示威式地到北京去了。
在意大利，中国人士鼓励意共帕多瓦省委会的一批以前的工作人员的活动：这批工作人员印发了一些传单，挑衅性地号召举行“革命”暴动。
中共同志特别努力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进行颠复活动。
中国领导人对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之外的变节者和叛徒大加赞扬，在自己的报刊上转载这些叛徒集团的出版物中旨在反对苏共的政策、反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诽谤性文章。
中国人士在锡兰同埃·萨马拉科迪集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个集团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工具。
“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同志的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甚至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直截了当地声明：“从建立之日起就同你们今天所反对的那些思想进行……斗争的第四国际，是站在你们一边的……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欢迎你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的这次辩论。它呼吁你们发展这次辩论。”
中国领导人对于不愿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兄弟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用许多种语言发表和散发文章，诋毁美国、法国、意大利、印度的共产党的活动。这些文章的作者对兄弟党的著名领袖还有什么辱骂的字句没有用上！如“两面态度”和“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违背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社会民主主义的蜕化”和“心虚”，“不负责任”和“鹦鹉学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人民采取傲慢和藐视的态度”。
中国领导人指责美国和西欧的共产党说，它们“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者一鼻孔出气”。印度共产党领导竟然被称为“集团”。对法国、意大利、印度、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横加骇人听闻的责难，说他们“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而中共领导在其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竟然堕落到进行诽谤，似乎连苏共也“起着帝国主义帮凶的作用”。除托洛茨基分子之外，鉴于明显的荒谬性，至今还没有谁敢于对列宁的伟大的党提出这种诽谤性的指责！
帝国主义的宣传对中国同志的这种行动感到高兴，这有什么奇怪呢？资产阶级报刊时常叫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并且要求帝国主义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因中共中央的立场所引起的分歧，这不是偶然的。
中共代表退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的、理论性和情报性的机关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委员会，停止这一杂志中文版的发行，想以此来使中国共产党人无法获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的情报的客观来源。
中国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分裂活动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理所当然的愤慨和反击。
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在同兄弟共产党的关系上，一个党“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是个不坏的声明。但正是中国同志自己采取这种不能容许的行动。他们损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宣言和声明中所阐明的准则和原则，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特殊路线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它对阿尔巴尼亚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对当代一些基本问题公开提出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开始执行敌对的政策。阿尔巴尼亚领导在国内展开了反苏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同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关系的破裂。
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坚决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这种反列宁主义的活动。而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尽力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传声筒。现在大家知道，中国同志直接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道路。
中共领导人在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攻击中，把南斯拉夫问题放在一个特别的地位，他们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共产主
大家知道，一九五五年苏共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在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了主动，以克服要由斯大林承担主要过错的长期冲突。在这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例如，《人民日报》曾经指出，“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对南斯拉夫社会经济进程的客观分析表明，在以后的年代里，那里的社会主义阵地加强了。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农业中占百分之六，在商业中占百分之九十七，那么，现在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农业中占百分之十五；在商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开始关系正常化以后的时期内，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南斯拉夫立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的接近。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这看作是一个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苏联共产党人知道，在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我们过去直率地向南斯拉夫领导人说出了这一点，而且要继续说这一点。但是，像中共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把它从社会主义国家中赶开并推入帝国主义阵营，是不正确的。这正好是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
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将会多得多。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的问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个兄弟党都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如何行动呢？应当由于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就宣布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将是名副其实的专横的表现，这种方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如果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们的严重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这是对问题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方面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我们痛心地看到，中共领导人如何在破坏苏中的传统友谊，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苏共现在和将来都主张社会主义大家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
现在我们来作几点总结。
自一九六○年声明通过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完全证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是正确的。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正在对全世界人们的思想发生着越来越大的革命化的影响。革命的古巴在西半球点亮了社会主义的灯塔。已经接近被彻底消灭的殖民主义体系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了新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在不停地前进。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九六○年声明正确地制订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现在的任务是，按照这条总路线来工作和行动，根据每一个共产党的条件发展它和使它具体化。因此，像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所做的那样，把某种新的总路线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何企图，都是站不住脚的和有害的。采取这条“总路线”，就意味着背离一九六○年声明，同意那种同八十一个党所通过的这个声明相抵触的纲领性方针。我们党不会走这条道路。
我们光荣的列宁的党，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中，同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国内以及国际舞台上的一切表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党在这一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并得到了巩固，它不怕现代分裂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的任何攻讦，不管这种攻讦是从哪里发出的。
生活表明，苏共在成为全民政治组织以后，加强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具有更高度的纪律。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全体人民和他们的先进部分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成为全民的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只能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这种加强感到高兴。我们可以说，在弗·伊·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党还从来不曾如此强大：它能够解决与建立新世界相联系的最豪迈的任务。
现在，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的时候，当我们正在一砖一石地兴建美好的共产主义大厦的时候，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必将在全世界获胜。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具有与我们同样的信心，他们高度评价苏联对为和平、民主、民族自由和独立以及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同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苏联共产党过去和现在一直主张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亲密的友谊。我们同中共领导人有严重的分歧，但是我们认为，两党之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应当从我们共同的目的是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点出发。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大国通过联合的努力，可以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做很多事情。这是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清楚知道的。
目前正在莫斯科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会谈。遗憾的是，中共代表在这次会谈中继续使情况尖锐化。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表现最大的耐心和忍耐，力求使会谈取得积极的结果。最近的将来就会表明，中国同志是否同意把我们的相互关系建立在使我们联合起来、而不是使我们分离的东西的基础上，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基础上。
我们的敌人指望中共和苏共的分歧加深。他们现在就在窥伺，能不能捞点什么东西。最近，美国报纸《每日新闻》写道：“那就让我们驱使赤色俄国同赤色中国相互反对吧，让他们相互撕得粉碎。”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者的这些阴险的打算。
我们党理解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世界人民的责任，呼吁中国同志走上消除分歧和加强我们的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道路。
我们的列宁的党同所有兄弟党一道，过去和现在都争取把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党、对全体苏联人民完全负责地宣布，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列宁的旗帜下，为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的团结，为了有效地援助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为了加强和平事业和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曾经尽了我们的一切力量，并且仍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苏联全体劳动人民将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亲爱的共产党及其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将用自己的全副精力来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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