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3-9-6 作者：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今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七月十九日的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全国性报纸以及所有省、市级报纸，已经在七月二十日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这封公开信。
自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已经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
从今天开始，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⑴⑵）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们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的。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苏联同志一九六○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Ｕ—２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⑵⑶）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一九六○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被否定了。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我们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们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苏共领导，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来的苏共领导的错误，较之前一时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会议的发言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领导企图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是以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为中心内容，在组织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政策。这是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本相违反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线，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
在这次会议中，斗争的结果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会议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苏共领导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挫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耍花招而已”。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恰恰相反，耍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一九六○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说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
这里姑且不谈这样荒诞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倒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在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领导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例如：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则，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诬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纲领，把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这个纲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这个纲领，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纲领，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纲领，是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就申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后来在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坦率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下定决心，沿着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国共产党怎样多次进行同志式的规劝，他们根本不放在心里，而且毫无悔悟之意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经“作了新的努力”，谋求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谋求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
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事实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政策。这就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下面就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主要事实：
第一，苏共领导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代替宣言和声明。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友好共同体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不接受苏共的错误路线和纲领，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苏共领导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复它的领导。
第二，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断绝了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第三，苏共领导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责我们采取什么“特殊的立场”，实行什么与兄弟党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并且把我们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算是一条罪状。苏共领导还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路线，接受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接受他们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既成事实，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大肆吹嘘这个时期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讲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复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此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八，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第九，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一九六○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
第十，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领导无可抵赖的。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辩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错，中苏关系已经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统地交换意见，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诚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们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这又是苏共领导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给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见面礼。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苏印间进行频繁的接触；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疯狂的反华运动……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马克思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领导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继续进行中。
我们在上面详细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我们还考虑到，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党，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你们反苏！”不对。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你们争领导权！”不对。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来领导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１、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２、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３、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１、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２、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３、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４、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５、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６、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７、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一）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
（三）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为维护各国共产党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我们主张，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团结，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问题上展开正常的讨论，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时间内，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则问题；不应当把自己武断的、没有经过事实考验的、或者经过事实考验业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强迫别人接受。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是完全不利的。但是，不论赫鲁晓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苏两党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终归是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我们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们队伍的团结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我们上面所说的，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们相信，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我们这样做，将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其有利的。
（五）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但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说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这个草案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示态度，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提到，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草案。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提出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如果这次不能达到协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
为了争取顺利地解决分歧，达到团结，我们诚恳地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的原则，是我们两党团结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绝对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求得解决。苏中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采取一致步骤。如果中苏两党的争论一时不能在两党商谈中求得解决，就应当继续进行从容的讨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把双方的意见完全客观地提供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便他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则，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两党应当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五）我们两党应当在上述的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十一月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并且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原则的文件，作为我们共同遵循的、团结对敌的斗争纲领。
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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