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4-1-29 作者：《人民日报》, 通讯员
《人民日报》、通讯员本报讯一月十七日上午，南京大学党委全体常委开会，听取了政治系二年级学员钟志民同志关于申请退学问题的思想汇报。现刊登如下：
党委对我申请退学的事情很关心。我原来有灰溜溜的思想，觉得不光彩；现在认识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比正确，党的领导无限温暖。
我入大学是“走后门”进来的，这是个错误。我是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生，到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劳动。开始不愿意去，大势所趋，父母又告诉我，你先去，以后再把你调上来。一九六九年征兵，我到县人武部找杜政委，他一口答应。我参军的名额是另一个公社的，那个公社的一个社员体检已经合格了，马上就可入伍，结果名额给我占了，那个社员就没能入伍。我在沙洲坝公社仅做了四五十个工分。到部队以后，很想上大学学点知识，曾向父母讲过多次，认为干部子弟受点照顾是应当的。一九七二年四月大学招生，我爸爸在军区是分管干部工作的，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很快就决定了我去上大学。上大学前，妈妈又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学什么，我说爱学哲学。我就这样上了大学。临走时，福州军区有些干部和同志对我上大学有议论，我走时就感到不光彩。到学校以后，很想给部队写信，想写“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但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到学校以后，学了一点东西，又到社会上去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到过南京汽车制造厂、凤凰山铁矿、人民商场，听到很多人对开后门不满，联想到自己，感到“走后门”上大学不合理。特别是去年五、六月份，那时我在凤凰山铁矿进行开门办学，听了传达《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那里的工人群众的反应非常强烈，这些是我在学校里听不到的。思想上很受震动，感到自己做了错事，应该作斗争，反对这些东西。暑假回家，我跟妈妈讲了，她也很感动，认识到这件事做得不对，但对我要求退回部队，不同意，说影响不好，还说有的领导同志的孩子也没有退。姐夫说我是极“左”派，“只有你革命”。暑假中，我们每天都谈这个问题，妈妈再三说，只要认识了就好了，不要退了。并要我等商量好以后再决定。爸爸工作很忙，只跟爸爸讲过一次。开始爸爸也认为不一定退。我向他提出领导干部的子弟不去农村，不合理，马列主义都是对别人的。最后他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家里其他人也不同意我的做法。我回到学校，找了老师，说明我是“走后门”来学校的。同时，我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家里回信不同意我退学，妈妈说，你是党员，可以向党组织写个思想汇报，组织让退就退，不让退就读下去。后来，在学习十大文件以后，我还是打了报告，退不退，听从党委的决定。当时我还搞不清楚，退还是不退。我的一个亲戚说，退学会从“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落实。全国“走后门”的这么多，你要这样搞，就乱了套了。记得王主任（南大革委会主任王勇）那次谈话给我讲了三点，（一）你的问题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中央十九号文件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可以不退；（二）同学、教师对你反映比较好，没有退学必要；（三）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后来，我一直考虑到底该不该退的问题，自己觉得事情好象没有结束。这次到阜宁县帮助县委常委整风，群众对县委的意见很多，我联想到自己、家庭，感到自己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向党内不正之风作斗争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回来以后，思想震动很大，我深深感到党的正确路线的温暖。既然这样做，路线正确，就应当退到底，退回部队，退到农村。
在这个问题上，对干部子弟如何看？回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是对的，还曾写过坚持“血统论”的大字报。可是，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我有些担心，有些干部的子弟到底有多少革命感情？有多少干部子弟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干部子弟有很多特权。我的一个亲戚假期回家，都要家里派小车子接，感到坐公共汽车不光彩。有一次，家里派小车子没有接到，她乘了军区的班车不直接回家，先到招待所，然后再叫家里派小车子去接。我曾说她是特权思想，脱离群众。高干子弟要成为马列主义者，要脱胎换骨，改造思想。
“走后门”这种事情，对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应该斗争。如不去斗争，就是讲空话。以前我对“走后门”的问题，总感到是小事，通过去阜宁县工作，看到开后门问题的严重性。党要搞马列主义，必须把“走后门”斗倒，这是关系到为自己还是为老百姓的问题。
我对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开始有很多想法，农村生活苦，要扎根一辈子，父母死了怎么办。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
为了解决扎根农村的思想，我在去年暑假，回到了瑞金。我买了一条香烟，几斤糖果，想去原来插队的地方看看大家。到了村子口，感到不好意思进村。我算什么呢？是当兵的，还是大学生，人家在那里要劳动五、六年，我只有三个月就走了，觉得不好意思回去。于是我就转回到叶坪公社伯父家，在伯父家里住了三天。几个堂兄弟和我讲了过去家里的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爷爷是被敌人杀害的。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红军杨子光同志从闽西来瑞金，住在我家，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工作。我爷爷做他的交通员，帮助他做了很多事。在他的启发下，我爷爷逐渐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一九二九年冬天，他们在黄沙地区组织暴动，成立了工农红军赤卫队第五团，爷爷当了村苏维埃主席。当时瑞金是游击区，红军走了以后，地主还乡团回来，村上的人都撤到山里去了。村里有一位军属，因为生病没有走，爷爷就下山背他，不料在路上被抓了，被吊在祠堂里毒打，要他讲出红军在什么地方，群众在什么地方。爷爷不肯讲，敌人便向他打了两枪，爷爷没有死，还是骂声不绝，后来敌人又用刺刀戳他，就牺牲了。当时，家里很穷，连棺材也买不起，就用一条布腰带把戳破的肚子包起来埋了。在解放后迁墓的时候，还从一根肋骨上取下一颗子弹头。我奶奶下决心送三个儿子参军。当时，我父亲只有十四岁，他们兄弟三个都参加了红军。后来大伯父因一条腿被敌人子弹打断，没有参加长征。在家养伤，被地主活活砸死。父亲和二伯父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二伯父负了伤，一条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父亲到了延安，才知道二伯父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联想到我自己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革命前辈。我们现在享受着父亲母亲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睡觉。我到了学校里，丢了一块四百多元的手表，却毫不在乎，后来家里又给我买了一只一百八十多元的。我们在生活上大手大脚，在政治上却不求上进。这样下去，我们可能会变成老一辈革命者的叛徒！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难道能够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断送掉吗？不能！过去老一辈打仗干革命，现在我们也要革命！我是一九五二年出生的，不到一个月，父亲入朝，母亲在部队也要入朝，把我留在营口一个老大娘家里，后来又把我抱回来了。我是人民群众抚养大的，应该尽力为人民服务。这次我在阜宁县参加整风运动，看到解放三十多年来，有很大进步，但还有不少落后、反动的东西。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现在想到自己做错事很难过。中国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党内还是有路线斗争的。现在世界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已变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在期待着我们。但在某些人那里，马列主义变成了装饰品，口头上讲的是马列主义，实际不按马列主义办事。我们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同我们自己队伍中、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希望党委支持我的行动，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干。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来源：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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