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4-10-1 作者：梁效
梁效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逐步深入，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教导，正在广泛开展对于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研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这样广泛地发动群众来研究和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还是第一次。这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任务时指出：“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论修改党纲》）为了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在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不仅要善于从自己的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而且要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研究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革命和反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由于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阶级专政这种完整意义的社会变革，除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以外，实际上就只有封建制代替奴隶制那一次。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在那场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都把孔孟之道作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儒反法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竟然把孔孟说成“先圣”，把马列说成“后圣”，极力鼓吹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必须彻底批判这种反动观点，彻底批判孔孟之道。
在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代，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与没落奴隶主阶级及其政治、思想代表儒家，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了一百三十多年。如果更早一些，从鲁国实行“初税亩”算起，则经过了三百七十多年。在这几百年中间，新兴地主阶级几度夺得政权，又几度失去政权。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从秦王朝建立，一直到西汉王朝灭亡，将近二百五十年中间，尽管奴隶主复辟势力逐步削弱，但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
正是这整整一个时代的革命和反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斗争，给我们提供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它带有我国社会历史特有的生动性和深刻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来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斗争服务。
儒法斗争史告诉我们，一条正确的路线，并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先进阶级必须通过对反动路线、反动思潮的批判，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才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革命的路线，为下一步的战斗作好准备。新兴地主阶级在战国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全面进军，变法的热潮席卷了各诸侯国。其中商鞅变法以其变革的彻底性在各国引起了普遍的震动。围绕着否定还是肯定这场社会变革，儒法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儒家代表人物孟轲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提出了一套鼓吹“仁政”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否定和推翻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复辟奴隶主专政。法家代表人物荀况、韩非坚决驳斥了孟轲的“仁政”的谬论，指出所谓“仁义”之说不过是“愚诬之学”，是反对变法革新的复辟理论，从而对各国的变法作了热情的辩护。这场论战，扩及到关于社会政治问题和世界观问题的广泛领域，推动法家路线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秦始皇坚决实践了法家路线，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也是那场大论战中法家批判儒家学说的直接成果。
秦王朝建立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新兴地主阶级能不能保持政权，关键在于能不能保证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在这里，秦王朝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以古非今，向秦王朝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千方百计地要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颠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秦始皇坚决采取了“焚书坑儒”等革命措施，粉碎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进攻，坚持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坚持了法家路线。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深刻地总结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秦始皇也不例外。正当他多少有点陶醉于“黔首安宁，不用兵革”这种太平景象的时候，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赵高已经披着法家的外衣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对地主阶级政权进行“挖心战”。秦始皇一死，赵高立即发动沙丘反革命政变，用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实行血腥的阶级报复。这段历史表明，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奴隶主复辟势力无论进行公开的斗争，还是进行隐蔽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改变中央政权的法家路线。路线一旦改变，复辟也就打开了大门。因此，夺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必须把路线问题放在首位，对于反动阶级改变革命路线的阴谋诡计，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坚持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记取儒法斗争史上这一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曾在他的黑窝里咬牙切齿地写下：“忍忿法──立大谋。立了大谋，才能忍小忿。九等九忍一狠”。林彪立的是什么“大谋”？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他采用“等”、“忍”、“狠”的反革命策略，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
赵高篡权和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表明，新兴地主阶级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的，反复辟的主要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是剥削阶级，在整个社会中只是占少数。他们与广大农民处于对抗的地位，当然不可能真正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复辟的斗争。这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不可避免的弱点。赵高篡权，地主阶级政治家束手无策。但是农民起义一爆发，局面立即改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在打击地主阶级统治的同时，不到三年就把赵高复辟政权送进了坟墓。恩格斯在总结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普鲁士“危机”》）同样，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中，反对奴隶制复辟的主要力量，也是广大农民和一部分尚未转化为农民的奴隶。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因为奴隶制一旦复辟，首先意味着广大农民将重新回到最悲惨的奴隶地位。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任何一次反复辟斗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不可能完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依靠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教导，以及关于“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的教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扫荡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基础上，新兴地主阶级的西汉王朝诞生了。但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在某些领域的力量仍然要比新兴地主阶级更为强大，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斗争经验也比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更为丰富。他们必然要利用这些来同新兴地主阶级作反复的较量。西汉初期，有一批大工商奴隶主，利用当时的经济困难，囤积居奇，抬高物价，同地主阶级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破坏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些大工商奴隶主同地主阶级中出现的保守派，也就是那些各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勾结在一起。大搞独立王国。他们纠集了大批儒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复辟舆论。他们利用手中的军事实力，发动武装叛乱。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勾结中国境内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企图用两面夹攻的方法来颠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所有这些都造成了西汉时期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西汉的前期和中期，斗争就在这几条战线上激烈地进行着。经过汉景帝时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再经过汉武帝时对奴隶主商人进行全面反击，以及抗击匈奴战争的胜利，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才算稳定下来。这说明，即使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社会变革中，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也是长期的和复杂的，并且是在各个领域中进行的。被推翻的阶级只要还有一点力量，总要进行复辟的尝试。阶级斗争的这种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说过：“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在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史时，重温毛主席这一科学的历史经验总结，感受就更深刻了。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敌人存在。
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坚持了法家路线。秦始皇死后，法家路线就告中断，而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历经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同样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显然和秦末农民战争扫荡了奴隶主贵族的残余有关，和汉初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关。同时也不可否认，这和西汉王朝在中央政权中长期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有很大关系。刘邦从秦王朝的灭亡中，认识到中央领导集团的极端重要性。他坚持法家用人路线，在斗争实践中选用人才。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象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即使发生了武装叛乱，也能够加以削平。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那些奴隶主复辟势力才把中央机构中的法家领导集团看作它们进行复辟的最大障碍。吴王刘濞提出“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就是为了打着拥护中央的旗号，搞掉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搞垮中央的法家领导集团，从而根本改变整个西汉政权的法家路线。毛主席总结了儒法斗争史上的这一重要经验，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凤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根本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也往往采用这种“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５７１工程”纪要》中，不就是叫嚣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打击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吗？“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我们要善于识别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一直到西汉的前期和中期，封建统治者实行的还是法家路线。但是，地主阶级反复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不可能再给自己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了。汉初的曹参在继肖何当了丞相后曾对惠帝说：“高帝与肖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这段话典型地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这时的地主阶级虽然仍坚持法家路线，但已不象阶级斗争狂飙时期的法家那样具有鲜明的革命气息了。它的革命性在逐步消退。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成为过去，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法家思想已经开始为地主阶级所厌恶，而经过适当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则适应了他们的需要。这种转化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而无产阶级则不同，它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如列宁指出的：“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也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只有在政治、思想、经济各个领域中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封建社会中后期，儒法斗争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儒家学说成为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法家则失去了新兴阶级代表的资格，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法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所提出的某些改革的主张，他们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主张，他们对于孔孟之道的揭露和批判，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的日益尖锐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为封建制度找到一条出路。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批判孔孟之道，但是不愿或不敢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甚至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他们虽然进行斗争，但是在斗争中已经不再象西汉以前的法家那样对前途充满信心。由于儒家在封建社会中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因此法家也越来越受到儒家的压制、打击和迫害。宋代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任何一点小小的改革，都被看作是洪水猛兽，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无限惊恐，立即加以扼杀；任何一点新的思想，也都被封建统治者当作是异端邪说，千方百计地加以扑灭。整个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表明，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势力的利益，这种思潮始终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障碍。如果不用极大的力量来批判这种反动思潮，革命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
历史上的法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不可能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能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而无产阶级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指导，能够认识和自觉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能够进行彻底的革命。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虽然我们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不断胜利前进。
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可以加深我们对现实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进一步锤炼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作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前面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把这一工作做得更好。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第十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
来源：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第十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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