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4-1-25 作者：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整理
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整理校党委对我的事情很关心。我深深感到党的温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温暖。
我入大学是“走后门”来的。这是个错误。我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到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劳动。一九六九年，我到部队以后，很想上大学学点任识，曾向父母亲讲过多次，认为干部子弟受点照顾是应当的。一九七二年四月招收大学生，我爸爸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就这样，我上了大学。临走时，部队机关有些干部和同志对我上大学有议论，我走时就感到不光彩。到学校以后，很想给部队写信，想写“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但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到学校以后，学了一点东西，又到社会上去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到过南京汽车制造厂、凤凰山铁矿、人民商场，听到很多人对“走后门”不满，联想到自己，感到“走后门”上大学不合理。特别是去年五、六月份，我在凤凰山铁矿时，听到毛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纠正不正之风的有关指示，那里的工人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我思想上震动很大，更感到自己做了错事，应该作斗争，反对这些错误的东西。暑假回家，我跟妈妈讲了，她也很感动，认识到这件事做得不对，但又担心退学影响不好。暑假中，我们每天都谈这个问题。爸爸工作很忙，只跟爸爸讲过一次，开始爸爸也认为不一定退。我向他提出我们这个部队领导机关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在农村，不合理，马列主义都是对别人的。最后爸爸表示“家里出个农民也好”。我回到学校，找了老师，说明我是“走后门”来学校的。同时，我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妈妈回信说，你是党员，可以向党组织写个思想汇报，组织让退就退，不让退就读下去。后来，在学习十大文件以后，我还是打了报告，退不退，听从党委的决定。当时我还搞不清楚，该退还是不该退。我的一个亲戚说，退学恐怕会从“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落实，你要这样搞，就乱了套了。有的领导同志还给我讲了三全：（一）你的问题发生在上级有关规定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可以不退；（二）同学教师对你反映比较好，没有退学必要；（三）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后来，我一直考虑到底该不该退的问题，自己觉得事情好象没有结束。这次到江苏阜宁县，参加县委常委批林整风，从群众对县委的意见中，我联想到自己、家庭，感到自己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个向党内不正之风作斗争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退学。回校以后，我又进一步想，既然我这样做，路线正确，我应当退学回部队，回农村。
在这个问题上，对干部子弟如何看，回想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自己也受到过反动的血统论的影响，认为父亲革命，儿子当然革命，吃一只锅里的饭嘛！现在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有些担心。我们有的干部的子弟到底有多少革命感情？有多少干部子弟能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们有的干部子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是严重的。比如我的一个亲戚假期回家，都要家里派小车子接，我曾说他是特权思想，脱离群众。高干子弟要成为马列主义者，就要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思想。
“走后门”对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应该斗争，如不去斗争，就是讲空话。以前我对“走后门”的问题，总感到是小事，通过去阜宁搞批林整风运动，我更看到了“走后门”问题的严重性。要搞马列主义，就必须把“走后门”斗倒，这是关系到为自己还是为人民的问题，我决心把它斗倒。
我对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开始有很多想法。农村生活苦，要扎根一辈子，行吗？为了解决扎根农村的思想，去年暑假，我回到了瑞金。我买了一条香烟，几斤糖果，想去原来插队的地方看看大家。但是，到了村子口，感到不好意思进村。我算什么呢？是当兵的，还是大学生？人家在那里劳动五、六年，我只有三个月就走了，觉得不好意思回去。于是我就转回到叶坪公社一位伯父家，在那里住了三天。几个堂兄弟和我讲了过去家里的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爷爷是被敌人杀害的。一九二八年，一个红军叫杨子光，从闽西来到瑞金，住在我家，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工作。我爷爷做他的交通员，帮助他做了很多事。在他的启发下，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他们组织暴动，成立了工农红军赤卫队第五团，爷爷当了村苏维埃主席。当时瑞金是游击区，红军走了以后，地主还乡团回来，村上的人都撤到山里去了。因为村里有一位军属生病，没有走，爷爷就下山背他，不料在路上被抓了，吊在祠堂里遭毒打，要他讲出红军在什么地方，群众在什么地方。爷爷不肯讲，敌人便向他打了两枪，爷爷没有死，还是骂声不绝，后来敌人又用刺刀戳他，就牺牲了。当时，家里很穷，连棺材也买不起，就用一条布腰带把戳破的肚子包起来埋了。后来在一次迁墓的时候，还从一根肋骨上取下一颗子弹头。我奶奶下决心送三个儿子参加红军。当时我父亲只有十四岁。大伯父后来因为一条腿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没有参加长征。他在家养伤，躺在床上，被地主活活砸死了。父亲和二伯父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他们见过三次面，讲了几句活，生活艰苦，二伯父负了伤，一条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还生了病。进草地以后，我父亲再也没有见到他。到了延安，遇见二伯父所在的警卫连的同志，才知道二伯父已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联想到我自己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革命前辈。我们现在享受着革命前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过日子。我到了学校里，丢了一块手表，却毫不在乎。我们在生活上大手大脚，在政治上却不求上进，这样下去，就会变成老一辈革命者的叛徒。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难道能够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断送掉吗？不能！过去老一辈打仗干革命，现在我们也要革命！我是一九五三年生的，出生不到一个月，父亲母亲都去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把我留在营口一个老大娘家里。后来又把我抱回来了。我是人民群众抚养大的，应该尽力为人民服务。这次我在阜宁县参加批林整风运动，看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要经过艰苦努力，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中国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党内还有路线斗争。我们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同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同我们自己队伍中、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这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委支持我的行动，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干！（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整理）
原载《解放军报》1974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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