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6-1-1 作者：池恒
池恒毛主席最近再一次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一贯指示，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忽视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曾经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不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推动着我国社会前进的历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断总结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把阶级斗争这个纲紧紧地抓在手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归根到底是一个承认不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论在国际还是国内，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焦点，是区别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回顾一下我们同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所进行的斗争，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更加清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还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主席为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规定了方针和政策，并且强调指出要警惕党内出现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人物，这就给我们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大唱反调，他背着中央，不顾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到处鼓吹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剥削有功”，还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他鼓吹的那一套抹杀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及时地受到毛主席的批判和抵制。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反革命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保证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进行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胜利地开展了肃反运动，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配合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从揭露卖国主义电影《清宫秘史》（当时被刘少奇一伙压制而未展开批评）和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开始，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了一系列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论，打击了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的修正主义者。这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抓紧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而取得的。
在全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是否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否还是国内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间又进行了一场争论。刘少奇一伙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修正主义谬论，当即受到毛主席严肃的尖锐的批判。一九五七年，毛主席针对刘少奇散布的谬论，反复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明确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不久后发生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斗争取得胜利以后，在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亿万人民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出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反党集团跳了出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场斗争的实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根据这次和过去多次斗争的经验，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随后，刘少奇一伙就利用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大肆鼓吹“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并且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察觉到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一些同志打了招呼，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于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教导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又进一步向全党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样，毛主席就把抓不抓阶级斗争和要不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大事，尖锐地给我们提出来了。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无产阶级越是要抓紧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越是要虚伪地抹杀阶级矛盾。当全国城乡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刘少奇又跳了出来，胡说什么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交叉”，妄图以此来改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毛主席当即批判了刘少奇的奇谈怪论，坚持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正确论断，并且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即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就在共产党内，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健康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再一次引用了毛主席的这个论断，并为此而制定了各项政策。只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就可以认识到毛主席这一科学分析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盗用中央名义，向全党抛出了“二月提纲”，用极其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尖锐的阶级斗争，并且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妄图把这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引到所谓“纯学术”讨论上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接着，林彪反党集团又跳了出来。林彪伙同陈伯达为我们党的“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同刘少奇、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塞进“八大”决议中的谬论是一路货色。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九大”完全肯定了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九大”以后，我们开展了批修整风、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十大”对我们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了总结，再次肯定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十大”以后两年多来，毛主席领导我们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了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开展了对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评论，开展了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二十多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说明，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其实他们根本不是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决不能忘记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来说，无疑是惨重的失败。他们对此是不甘心的，总要寻找机会反攻倒算，企图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当他们一旦刮起了右倾翻案风，抛出了如教育界中的奇谈怪论一类修正主义的货色，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要理所当然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合乎规律的发展。“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我们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紧紧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有领导有步骤地积极开展这种斗争。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教育战线上那些违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并且在斗争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教育战线的大辩论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战斗队。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种社会现象都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各种思想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各方面工作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是服从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哪一项工作是离开阶级斗争而孤立存在的。因此，我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正做到以纲带目，纲举目张。在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各个领域里，主要矛盾也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领域里的各项工作，都有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即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在这些领域里实行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当前教育战线正在进行着的争论，尽管涉及了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等许多问题，而最根本的还是教育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阵地，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谁专谁的政的问题。这就是这场争论的实质。抓住实质，就可以击中那些奇谈怪论的要害。我们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要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真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最根本的是要好好学习大庆和大寨的主要经验，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道路问题解决了，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方向道路问题不解决，无产阶级的正气不能压倒资产阶级的邪气，资本主义的东西得不到批判，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生产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抓革命，促生产，具体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我们要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始终坚持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学习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现在所做的各项工作，都有具体的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都服从一个总纲，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离开这个总纲，各项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就执行不好，甚至可能在执行中出偏差。有的同志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犯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同他们脱离党的基本路线，不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任何时候都不离开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
要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要在去年学习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前进。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真正搞清楚了，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了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有了正确的认识，懂得了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处理好纲和目的关系；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支持那些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们要实现安定团结，但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了，安定团结只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结果。我们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也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了，离开以阶级斗争为纲，国民经济是不可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那种否认阶级斗争是纲，忽视和放松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样势必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势必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平列起来，违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不符合毛主席的历来教导。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第一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
来源：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第一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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