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5-25 作者：省委机关《东风》公社《井冈山》革命造反团
省委机关《东风》公社《井冈山》革命造反团以赵、区为首的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向资产阶级投降，复辟资本主义，大肆制造舆论，混淆我们同香港英帝国主义之间的两个阵营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性质，妄图取消阶级斗争。区梦觉一九六一年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广东历史的时候，就胡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赵紫阳在一九六一年三月间，在省委三楼召开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很起劲地说；“解放前农民到香港像赶集一样，现在农民要去，为什么不让，这个包袱为什么共产党背，这个包袱要帝国主义背”。这些话他们不止一次地说过。赵紫阳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竟然把农民当成包袱，要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香港去遭受欺凌和压迫，可见其居心之恶毒！
当时他们不仅自己经常这样说，而且在一九六一年八月还派出得力助手陆荧、刘到宝安游说，大肆贩卖他们这些反革命理论。他们在这种反革命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复辟资本主义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依靠资本主义和香港来恢复和发展广东的生产。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外汇进口各种物品，不惜破坏边防管理、国家的外汇管理和对外贸易的原则。张根生在最近一次交代中也承认，“把香港作为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作为依靠。整个省委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详见第三部分）。
（二）提出所谓“转移矛盾”的方针，这就是大量放人出港。当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除了华侨、侨眷和有正当理由需要出去的以外，其他的人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你想去，又不是属于“三个方面”的人，都可以批准。赵紫阳在上述同一次会议上又说：“城市人口住食都很紧张，为了减少城市的压力”，他主张放十万人去港。在另一次会议上谈到华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出不去时，他说：“要把矛盾转移到英国人方面去。”
赵、区一伙为了推行上述的反革命理论和方针，他们首先是制造舆论，然后在个别地方，个别问题开始实行，再进一步制定行动纲领，全面推行。在没有写到他们的黑纲领之前，先介绍一下他们是怎样在个别地方、个别问题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
一九六一早春，赵紫阳陪同—批在广州开会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中央和其他省的一些负责人，到深圳参观边防地区。陶、赵、区一伙的忠实走狗，宝安县头号走资本主主义道路当权派李富林，对于赵紫阳走资本主义的企图是善于领会和创造性地发挥的。由于赵在农业方面搞单干已经放出了“榜样”，他当然也要紧跟，他同赵走到车站的时候说：“赵书记，农民反映，为了恢复生产，稻草是否可以出口换化肥，两担稻草换一担化肥。”赵正需要为他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理论的急先锋，于是欣然答应说，“可以嘛!”李富林得到主子的同意，就积极行动起来了，首先在县里搞起了稻草出口，把香港资本家请来深圳，由县委和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亲自与他们接谈交易。为了取得合法手续，接着于二月二日用县委名义向省外贸局写报告，当时未获批复。到三月二十五日再次向外贸局去信催办，直至三月二十七日获得批准，规定三条：1.开放时间应有一限制，三月至五月底，这是临时性措施；2.进口肥料要通过中进出（即中国进出口公司）３．由海关监管手续。但是这三条限制了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动，于是，李富林又进一步同赵紫阳互相勾结。李富林在一九六一年六月来省开会时，于十八日向旧省委写了一个报告，个人擅自决定由二万五千担改为十万担。原来稻草出口是由县里管理的，赵紫阳却授意旧省委一个管财贸工作的负责人在六月二十二日批复：“同意宝安边沿区农民搞……”这样，南斯拉夫式的自由对外贸易就在宝安及附近沿海县泛滥起来了。
赵紫阳一伙看见他们的反动理论已开始实现，于是就进一步制定一个全面的黑纲领。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一日，赵紫阳派他的得力助手陆荧带着方骏及其他三个工作人员，到宝安边防区盐田和沙头角“视察”。当时李富林正在主持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边防会议，介绍珠海放宽边防管理的经验。陆荧是带着赵紫阳的黑意旨下去的，于是会议中途又扩大到公社的农业和政法书记参加，以便贯彻他们名曰放宽边防管理，实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指示。十五日李富林向陆荧汇报了会议情况。陆荧根据赵紫阳的上述反革命理论，对李富林作了一系列的黑指示。陆当时还对李富林说：“你想的没有我想的宽，我想的没有赵书记和林书记想得宽，赵书记没有陶书记想得宽。”可见他们这一伙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野心是一级比一级大的。
边防会议结束后，宝安县委即在八月二十九日向旧省委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一份“关于适当放宽边境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它是一个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纲领，得到了赵紫阳等一小撮人的批准。在这个黑纲领中，竭力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我们为保卫国家安全而加强边防管理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罪过”，把阶级敌人进行的种种阴谋破坏，都归咎于我们党和人民政府。
现在我们原文抄录几段，供革命同志批判。
宝安县委在八月二十九日给旧省委的信中说：“几年来，主管边防部门严重缺乏生产观点，把社会群众与国家干部混为一谈，剥夺了他们下海过境生产的正当权利，（抄者按：下海作业和过境生产的渔、农民，一向照常生产，他们在这里大造谣言）并给群众扣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走私违法乱纪……等，把边防搞得越管越死，（抄者按：边防是要管死的）越统越乱，造成农村大批劳动力逃亡。因此，生产下降，群众生活越来越困难，群众普遍认为，不给生产方便，不把上调出口任务过重这条大水牛搬走，祖祖辈辈翻不过身来，从此，党在边防地区严重脱离了群众……”
在附件中写了两个部分，共七点情况和意见。第一部分三点情况原文如下：
“一、宝安有……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全县二十个公社，有十四个公社历来有下海捕鱼生产习惯，五六年封锁边防后，强加群众接受，不准群众下海捕鱼生产，剥夺了他下海生产的权利，给边沿地区的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如附城公社下沙大队历来有下海的生产习惯，全队有五百多个劳动力，合作化时代一年下海捕鱼搞副业收入十四万多元。去年仅收入一万四千元，因为减少收入，劳动力逃跑到香港的有七百五十多人。甚至在政法，公安和民警部队与群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抗情绪。如大鹏公社鹿咀生产队长× ×，过去一面下海生产，一面组织领导群众保卫边防，工作搞得很出色，一年捕获偷渡犯和反革命特务分子几十人，五九年春被评为县的反特斗争积极分子，被群众称为‘神枪手’，而去年五月却组织生产队七十多人集体逃亡，这当然与其他原因有关，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尊重他们的生产权利和传统习惯。（抄者按：看，他们多么猖狂，竟然妄想恢复国民党统治时代有边无防和自由过港的传统习惯）。
“二、中断了的历史关系，未得到恢复。宝安与香潜之间的关系，历史上就是一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一是城乡关系。香港新界就是原来宝安的一部分，关系十分密切……。（群众）公开大骂我们，说：“我的丈夫在外另娶，你政府要负全部责任，红毛鬼（指美国人）恨死我们，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从过去走过的路出去呢?”
“三、边防地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与港九存在着买卖关系和货物变换关系，农民以优换劣，以少换多地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换取工业品或其他消费品。总之，过去农民从香港捞了很多油水。封锁海防以后，不准边防地区人民群众自己劳动生产的产品拿到香港出卖，或对换生产或生活必需品。但国家要什么，农民却生产什么，农民生产什么，国家就要什么。全县今年的粮食任务比五七年竟增加了一倍还多。农民生产需要的肥料、工具……等，国家不能满足供应，主管部门又不准农民将完成国家农副产品上调任务后的超额部分自行出口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说打乱香港市场。如稻草出口换化肥，省委批示中明确指出“同意宝安边沿地区农民搞，范围不得扩大”，群众十分满意（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贫下中农根本不满意，实际只是他们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满意），二至三担稻草可换担化肥，还有什么此这个好呢?主管部门却要农民去搞稻草回田，民间非贸易货物变换，要强加群众接受国家对外贸易政策条例，不发给许可证件，又不准进口化肥。群众下海过境生产归来时，带些小量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被没收充公，群众十分不不满意，无形中使政法、公安和管理边防部门与群众对立起来，边防部队连青菜都买不到吃，群众有物资也不愿意供给边防部队吃用。
由于几年来我们剥夺了群众的生产权利，生产下降，造成大批劳动力逃亡，甚至使部分地区基本群众与坏分子扭在一起，反对我们，如为偷渡分子当向导……等，使党严重地脱离群众，问题十分突出，如不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后果难以设想。”
以上是第一部分，接着在第二部分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员、生产队、生产大队自由出港贸易和大量放人出港的措施。这个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宣言书，是由赵紫阳同李富林等一伙人共谋炮制的，所以批复非常迅速，报告送来后的第三天，办公厅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李富林，说报告收到了，可以先按报告中提出的措施执行，不久即批复。接着于九月二十五日用“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名义，批复了宝安县委，除了肯定了宝安县这个报告外，他们唯恐资本主义复辟不快，还再着重提出三条：第一条是“关于边沿地区对外小额贸易的管理办法，可根据‘管而不死，放而不乱，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群众’的原则，在现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适当放宽。”第二条是三个五，即“每次每人进口物资重量不超过五市斤，每月来往不得超过五次；携进物品价值不超过人民币五元者准予免税放行。”第三条是“社员个人出口所得外汇，统归社员个人,生产大队出口所得外汇支配办法由县委规定。”他们公然提出搞南斯拉夫式的自由对外贸易，来同中央关于对外贸易外汇统一管理的原则相对抗。赵、李一小撮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活动，曾遭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反对和抵制。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省里一个管财贸工作的负责人曾打电话给原九龙海关关长徐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叫他转告李富林，立即停止放人出港和小额贸易，否则，“宝安就会变成南斯拉夫”。李置之不理，以后这个负责人在十月十九日亲自到宝安再谈这件事。有关人员觉得事情重要，立即打电话告知正在佛山开会的李富林，赵紫阳也在那里。李慑于上下压力，又求救于主子赵紫阳，二十日他在佛山地委招侍所小餐厅对赵紫阳投机地说：“小额贸易问题省里部门有意见，是否还搞？”赵紫阳回答说：“还搞。不是不搞，老陆不是已经批了个文件，就是多了几个口子嘛！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二十一日，宝安县委又派人到佛山向李富林会报这个情况，李富林对来人说：“你在电话上讲的东西，我已经跟赵书记讲过了,你昨天来就好了。”意思是说，他已经再次地得到了赵紫阳的支持。如果你昨天来听到赵书记的意思就不用再说了。由此可见，他们这一伙人是死心塌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在赵、区这一小撮人提出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理论和纲领的指导下，他们认为有了外汇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向香港买东西，于是除了自己直接指使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搞外汇，进口化肥、农业机械、汽车、田青种子、菜种子……等等外，更大量的是指使他们在各地的忠实代理人积极贯彻他们的黑纲领。旧省委批复宝安县委的那个黑报告中，对开放对港小额贸易的措施作了一系列的规定，其中，关于开放的地区范围。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的十四个公社和一个农场；后一步再开放几个公社，这八十公社未开放前，可以先搞稻草、木柴出口换肥料进口。
关于小额出口贸易品种：社员个人可以出口完成上调国家任务后的瓜菜、生果、鲜鱼、山禽、山兽、青蛙、柴草、花、土药材、芋头、自养的三鸟、蛋品等等，生产队在完成交售国家任务外，可以出口稻草、生果、茜芽、柴草、木炭、草绳、水草、山禽、山兽，鲜花，土药材、三鸟、蛋品、鱼苗、芋头、鲜鱼、鲜蚝……等品种。
进口品种：为保证社员生活基本需要和缓和市场供应紧张，准许社员个人携铁锅、铁煲、煤油、灯罩、火柴、胶鞋、雨衣、旧衣服、毛巾、内衣、种子、副食品（主要指油、糖、肉）等必需品。
生产大队以进口生产资料为主，和根据当前生产急需，在国内市埸无法或暂时难以满足供应要求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如肥料、农药、农业机械零件、汽灯零件、牛车、人兽拉车的内外轮胎、竹笏、竹子、少量木材、竹桶、竹箍、牛鼻圈、铁线、雨衣、黄藤、桐油、菜种、水产鱼、蚝业生产队装船的收音机等。生产队为了照顾不出海人民的生活需要，也可以有计刘进口一些生活资料，以解决不出海人民的生活基本需要和解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问题。
出口物品所得外汇，社员的一律归个人支配，生产大队的按比例上缴公社百分之十，县百分之十，其余由生产大队自由支配。
从以上可以看出，他们几乎是完全投靠香港、依赖香港过活的。他们这些反革命理论和黑纲领，不仅在宝安推行了，实际上是在沿海地区全面“开花”了。当时在海丰、陆丰、珠海等沿海地区以所谓地方对外贸易和小额贸易，实则是大搞走私偷渡。由于赵、区及其同伙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使那些地、富、反、坏和香港资本家一齐出笼，互相配合，大肆向我们社会主义进攻，拉拢和收买群众和基层干部，一时资本主义大泛滥，沿海地区走私、套汇和引渡情况非常严重，有些人到内地大量抢购、套购国家的统管物资偷运出港，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腐蚀了许多群众和基层干部。
下面，我们列举的宝安的一些事变，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据有关单位统计，该县一九六二年在边防区查获走私案件，总值港币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一十六元。如附城公社以原党委书记为首的走私集团，先后走私出口草药材、黄金、副食品、水产品等价值港币十万八千七百八十五元，进口化肥、汽车、各种机械、汽油和胶丝等一大批。在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间还大搞引渡，先后获得走私和引渡的暴利八万多元港币。十一名大、小队干部集体分赃港币一万五千元。
原沙井公社新州大队的原支部书记为首，组织引渡集团，先后把外来偷渡分子一百多名引渡出港，收取引渡费三四千多元，在香港开设“洋兴号”杂货店。这个集团的成员由于在这香港花天酒地、逛舞厅、下赌埸、上妓院，最后有九个大队主要干部被资产阶级拉下水而分别逃港。
当时宝安在李富林等一小撮人直接指挥下大搞所谓小额贸易后，香港一些资本主义为了引诱我群众和基层干部上钩，跑到宝安一些公社来订合同，并预先拨大批化肥和生产资料给公社和生产队，以后有的公社和生产队没有完成出口货物，资本家就对我造谣中伤，四、五次告到国务院去，有的生产队至今还未还清，严重破坏了我们国家的威信，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是陶、赵、区等一小撮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间广东出现的人口大外流的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陶、赵、区等一小撮人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理论和纲领的过程。不明内情的人，以为主要由于我国经济生活出现了暂时困难所引起的，其实不然，敌人造谣破坏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是陶，赵、区等一小撮人长期以来取消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和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写了赵紫阳等人提出的所谓“转移矛盾”和大量放人出港作为解决内部矛盾的方针了，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他们黑纲领中写的和在大外流前后的言论行动，就可以看出陶、赵、区这一伙人的反革命阴谋了。
一九六一年赵紫阳在一次常委会上听到有关外流情况的反映时就说过：“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广东几千万人口，去他几万人口算不了什么，去多了香港也受不了”。在上述谈的旧省委批准宝安县委的那个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纲领的第六部分第三条中也说：“从有利生产和方便群众出发，适当放宽进出口人员，切实地解决边沿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和孤立敌人（抄者按：把放人出港当作团结群众，孤立敌人的手段，这完全是一种反革命逻辑），进一步调动群众对敌斗争和参加边防管理的积极性，以巩固边防。”同时还规定开放八个放人出港的口岸，除五类分子、重大嫌疑分子……等方面的人外，其他的群众经申请均可由公社管委会，派出所和特派员批准发证出港……。每天放八十至一百人。”“在掌握上，开放初期可适当放宽一些……。”在他们这种指导思想下，××市还把放×万人出港列为压缩城市人口计划。
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后，陶铸到宝安视察，当时李富林在深圳车站贵宾室向他汇报曾出现外流人员包围哨岗后逃走的情况，陶铸听了以后说：“（堵不住）你们把边防军撤了，英国人限制出入口，装好人。”并即令县委办公室干部打电话叫边防军负责人来。边防军没有执行他的黑指示，陶的阴谋才未得逞。
一九六二年三月，旧省委由寇庆延2主持召开丁一次边防会议，在会义期间，由区梦觉主持开了一次常委会，定了几条原则，其中有一条是小额贸易问题，另一条是放人出港问题，这一条要求各县自己作出放人计划和开放出口数量上报批准后执行。贯彻陶、赵、区一伙“转移矛盾”的反革命方针，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
一九六二年四月，边防地区逐渐开始紧张起来，到五月中旬，出现大外流高潮，当时旧省委正在从化开会，公安厅有关业务部门把情况告知王甯，王向赵紫阳汇报，赵听了以后，仍然置之不理，说：“反正香港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去了找不到工作还要回来。”以后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周总理亲自打电话责令陶铸和赵紫阳焉上采取措施制止，他们才不得不进行工作，才把事态逐渐平息下来。
从以上大量事实中可以看出，陶、赵，区一伙要大量放人出港是蓄谋已久的了。他们这一伙人是酿成大外流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的投降主义思想是同蒋匪帮当时妄图窜扰我沿海大陆，煽动群众外流是互相配合的。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外流出港的约×万人数，其中有×人没有回来。在外流出港后由英国当局送回和在宝安堵住遣返内地来的共××万人。当时单是宝安县就外流了×万×千人至于边沿地区开口放出去的人数，根本就无法统计。
大外流事件和大量放人出港的结果，使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政治上一方面美帝和蒋匪帮等联台起来，大肆造谣破坏，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三面红旗，并在边防拍照后，击进行各种诬蔑宣传，蒙骗一些不明真相的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便他们怀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蒋匪帮特务机关对一些过港后生活无着的外流人员，采取威胁，利诱和各种收买手段，策反他们到台湾去为蒋匪帮卖命。另一方面，被一批血债累累的地，富、反、坏分子趁机进跑了，避避了我们对他们的专政。仅宝安县统计，一九六二年逃出去的四类分子共×××人，至于全省及外地逃跑的就不计甚数了。他们逃出去后，也对我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并向外流的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和迫害。不少外流出去后，因生活无着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
由于大量群众外流，有的人出去不久打上个领结，穿上个牛仔裤，挑担东西回来，就当港澳同胞优待，使香风臭气大量传到内地来，一时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严重地腐蚀了我们的群众和干部。在宝安边沿地区的市场上甚至曾一度公开通用港币买卖。有的群众说：“宝安还没有完全解放，是半殖民地。”影响极坏。
在经济上，由于大量劳动力外流，不少土地丢荒，无人种植，给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的经济都带来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这是陶、赵、区等一小撮人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这条方针是陶、赵、区一小撮人推行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为了向港、澳资产阶级乞求到更多的外汇，依靠香港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长期以来，他们对于这个处在对敌斗争前线的边沿地区，不是强调加强政治建设，巩固边防，以保障国家的安全，而是大搞特搞风景和非生产性建设。陶、赵之流到那里，总是强调三件事：一是植树绿化，二是搞好卫生，三是深圳建设。他们确定把深圳建设为游览区，成为广东对外开放的八景之一。不言而喻，把边防线上的深圳建设成为游览区，除了给港、澳资产阶级和他们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享受之外，有哪些劳动人民有条件到那里去游览？
陶铸曾对李富林说：“你把这里搞好嘛!把深圳搞成游览区，星期六、星期天港澳同胞可以回来游览，看戏看电影，受教育，也可以多争取外汇。”还说：“旅馆、商店、公园，可以直接收港币。”
在他们的黑纲领和黑方针的指导下，省里在一九六〇年成立了深圳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是区梦觉，成员有黄施民、曹若铭、王守、沈斌、粱×以及侨委、外贸部门的负责人。宝安县委成立基建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同时还着令省建筑设计部门派了一个七、八个人的专门设计小组到深圳，从一九六一年开始，长住深圳，搞了近一年的堪测设计，制定了一个巨大建设规划。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建设项目都是些什么货色，建成后的项目又是为谁服务的。
以深圳水库为中心风景区，在水库搞一条环湖马路，建一个游泳池、动物园、高级照相馆、旅行社、餐厅、烈士纪念碑、钓角台以及湖心亭数座，在这些项目中，单是游泳池就规划二十万元，纪念碑十二万元，旅行社十五万元。
从深圳到沙头角公路铺成柏油马路。
从深圳到水库公路铺成柏油马路，当时已从伊朗进口了五百吨柏油。
从深圳到文锦渡的公路铺成柏油马路，约需三十余万元。陶铸说：“文锦渡搞直通车，以便让香港的人过来休息。”请同志们想想，香港同胞中的劳动人民有条件坐专车过来游览?这是为谁服务的不是很明显了吗?
在深圳建一个大体育馆和一个像样的足球场，高级图书馆、服务大厅、百货大楼、华侨新村（华侨新村发动华侨投资）。
在以上这些项目中，因一九六二年中央指示压基建、促生产，绝大多数未动工。其中水库旅行社平了地基，浪费了七、八百元；百货大楼基础工程花了两万多元，压了几年，现在改建门诊门，服务大厦基本工程浪费了五千多元，现在毫无用处。
在深圳建成的项目有：华侨大厦、外贸陈列馆、检疫站、海关检查楼、边防检查站、深圳到火车站的两条柏油马路、邮电局、深圳戏院、深圳酒家、深圳演员休息室（即现在的新园）。在这些项目中，除了边防管理和对外贸易必须的机构外，深圳戏院和深圳酒家这两个项目，都不是因为工作需要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
深圳戏院，原是县文化部门为满足当地群众文化生活需要而投资建设的，原设计面积一千零五十五平方米，共投资十八万元，将要完工时，在陶、赵、区一伙人的黑方针指导下，改为对外，进行改建，增至二千零六十一平方米，土建投资三十三万元，发动港澳同胞捐献设备港币二十余万元。戏院快要完工时，黄施民去看没有休息室，为了满足香港人来看戏休息，又着令拆掉戏院旁边一座住有三十多户的两层混凝土楼房，把三十多户居民赶走。戏院建好后，又改建过多次，因为没有冷气设备，又用了十五万元外汇（港币）进口这套设备。以后又觉得灯光和声音不好，又加了隔音板；认为舞台不够好，又作了加宽平整。最后又认为舞台不够深，还计划搞十二万元投资加长。这间戏院的座位、休息室、化妆室、扩音器等的一切设备都是进口的。一九六一年五月，陶铸到深圳参观这间戏院，实际是去验收，整个戏院的前前后后和舞台全部看过。在参观过程中，坐在休息室休息，李富林对陶铸说：“陶书记呵！有人反映我们建戏院洋，什么都
是进口的。”陶铸回答说：“有什么洋呵，我们自己没有为什么不可以进口?”深圳戏院落成后，凡是有名剧团到那里演出，均由华侨旅行社在港、澳售票，头几场机关干部根本看不着，居民更没有分。港澳同胞不喜欢看的戏，就动员机关干部和居民去看，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深圳酒家落成后，三、四楼只接待港澳同胞，当地群众不准上，只能在楼下。
深圳华侨大厦，当地群众根本不能进，外来干部要住华侨大厦，要经县委主管部门的介绍。一九六四年省里有一个在宝安搞四清的厅级干部，因衣着比较朴素，服务员就不让他上去。
一九六一年春节期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梦觉去到深圳。春节期间香港同胞过往的很多，深圳的旅社容纳不下，有的人找不到地方住，街上都坐了很多人，李富林陪着她在街上走，区看见一个香港太太坐在走廊，极不满意地对李说：“这里建设搞得不好，港澳同胞进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于是她就责成该县要建一座服务大厅、并答应分两期拨给宝安四十万元，结果钱没有拨，大厅基础工程白白浪费了五千元，可见区梦觉为资产阶被服务想得多么周到呵！
陶铸则更恶劣，一九六一年他到宝安，由县的一个负责人陪他去桥头参观， （他每次去宝安一定要到桥头参观）当时从车站通往桥头的走廊两旁挂满了各种各样包括辣椒鞋之类的商标，根本没有一点突出政治的气氛，但陶铸对这一点不过问，面对于如何迎合资产阶级的审美观则想得非常细致。他看见走廊有两条栏杆不美观，就大发雷霆，亲自动手把这两条栏杆拆掉，并把海关关长痛骂了一顿，当时在场的干部感到惊异，事后议论说：“想不到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其实并不奇怪，只不过是如实地反映了他的丑恶灵魂而已。
为了建设深圳，他们这一伙不惜大挖社会主义墙脚。早在一九五九年，赵紫阳到深圳，就对李富林说；“老李，你们这里搞了十多年了，还是破破烂烂，没有什么建设。”李富林回答说，“没有钱。”赵又说：“你大概没有管过财政吧？”李说：“是”。赵有又：“钱是有的，你从年终节余中下来就有了嘛。”于是，李富林就按照主子的意旨，与吉风亭狼狈为奸，卡了应该上缴给国家的年终结余约三十万元。
陶、赵、区、李一伙，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不惜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破坏劳动人民的财产。几年来，为搞风景区建设而拆掉民房和商店面积达六千三百五十五平方米，而由财政部门拨款盖的民房却只有六百四十平方米。一九六一年有关部门认为民房确实不够，建了两幢，其中有一座只建到一个人高，就不让建了，一定要停下来去建新园的小桥。为了建这能过小轿车的十多米长的小桥，就花了两万多元，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一九六二年春陶铸到深圳，看见火车站旁边的一幢木板瓦顶的搬运工人饭堂“有碍观瞻”，即下令拆掉。事后既不给另盖，又不给他们补贴，使一百多名搬运工人无法吃饭和作息，工人至今意见仍很大，在群众中影响很坏。
李富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在一九六二年，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就开始揭发了他的问题，但因为他是陶、赵、区一伙的得力悍将，是为他们推行复辟赘本主义反革命纲领的急先锋。陶、赵、区这一小撮人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是通过他们在各地的李富林式的代理人来实现的。因此，赵紫阳等一小撮人，采取了各种手段极力庇护李富林过关，妄想保存他们的党羽，继续为他大搞复辟资本主义效劳。
一九六二年的十一月份，群众揭发了李富林在大外流事件中的许多罪恶事实，他不仅不检查，还想主子为他开脱。有一天，他叫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到他办公室去，为他写信给赵紫阳，说现在宝安很多人告他的状，但有很多不是事实，要求赵紫阳同他面谈一次。过了不久，赵紫阳给他去了一封信，以后又打了电话，叫李富林来广州面谈。李回宝安后对他的亲信说：“尹林平3、张根生同我谈了话，要调动我的工作，到汕头地委去任副书记兼梅县县委书记。”赵紫阳一伙为他来个“金蝉脱壳”，溜之了事。
一九六三年三月，李坚真去宝安，在新园小楼二楼找李富林谈话，李坚真说：“老李听说你有思想问题，所以我来了，现在省委决定你的工作调动，调动前作个鉴定，个人问题搞清楚，边防问题由省委包起来了，一些外汇问题不方便给下面讲的，你开个单子交给我，我回去向赵紫阳说一说。”于是，李富林即叫在埸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为他开了一张赵紫阳及其他一些人买麻将、手表、收音机等的单子。她怕追到赵紫阳头上，来一个互相包庇。
一九六四年春，中央监委驻外贸部工作组有三个人来宝安检查边防走私问题，以后把问题反映到李先念副总理那里去，他感到宝安问题严重，批给陶铸办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旧省委在一九六四年八月间派了以李坚贞、黄潞为首的工作组去检查宝安的问题。李坚贞去了以后，不是全面检查李富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是着重检查他有无走私问题。一九六四年九月，李坚贞主持在新园召开了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外汇问题；二是买东西问题；三是县委同海关关系问题；四是李富林本人问题。李坚贞说：“边防问题赵紫阳说了，省委负责，买东西问题，李富林有责任，但省的地的都有买，不能叫李富林一个人负责。”一九六五年四日底，县委揭盖子还没有完全结束，李富林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李坚贞又去宝安找到李富林（还有县委办室一个副主任在场）对李说：“你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有些问题不方便在下边讲，写出来，我跟赵紫阳说说，运动好好检查就是了，边防问题还是省委负责任。”
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赵紫阳、林李明、张根生等人去宝安参观学习毛著的先进点。一天晚上，他们及寇庆延召集刘正义等人在新园小楼门口开会，九点多钟，会议结束，赵紫阳当众说；“既然来了，见不见李富林啊？”寇庆延接着说：“那就见见吧！”当即就叫人通知李富林，不到十点钟，李富林到了以后，赵紫阳、林李明同他谈，赵首先说：“四清运动结束了，你对四清有什么意见？”（按：意思是问李对群众揭发他的同题有什么意见）接着，李富林检讨了边防问题和铺张浪费的问题，并说：“现在想通了，过去吃不饱，闹了多少年革命，现在犯了错误，处分我回家耕田还可以吃得饱的。”赵紫阳又说；“错误是严重的。这些问题其他地方也有，宝安比较突出。犯了错误检讨是好的，是工作上的错误，要吸取教训改正，但是有些问题省委有责任，过去对你们没有讲清楚。”李富林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了，但有些问题过去省委规定的，是全省性的，省委应该开个县委书记会议讲一讲，我们自己检讨是没有问题的了。”赵又说：“现在你思想是怎样想的？”李富林说：“出来是为了革命，犯了错误检讨，处分我回家耕田也可以。”赵紫阳说：“嘿，哪里，工作问题检讨一下就可以了。处分问题你别管了，省委常委没有考虑给你怎么处分。”（林李明也重复了一句）“错误是严重的，检讨是好的，回家后好好的工作，不要背包袱。”
就在上述谈话的第二天，寇庆延、原鲁等人又谈了一次李富林的问题，因为当时四清工作团个别领导人认为李的错最严重，坚持要给予处分，争论得很厉害，寇庆延就为李开脱说：“现在几个常委都在，大家知道原鲁在家里工作很忙，博罗没人抓，李是有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让他回去工作咯。”（按：回惠阳地委）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清运动结束时，李富林要回惠阳地委工作时，寇庆延、李学先二人又同李富林谈了一次话，寇对他说：“你的问题搞结束了，现在回地委去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当时李除了谈自已的错误之外，还提出；“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问题，上面是否有此说法？”寇说：“这是有丢包袱思想的，过去是有这个说法的，以后不要这样说就是了。”
原惠阳地委书记原鲁，秉承了赵紫阳的意旨，也极力为李的错误辩护，千方百计保护他过关.。
几年来，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揭发了李富林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旧省委也曾派李坚真为首的工作组去检查了近四个月，大量事实证明李是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却一直得到赵紫阳等一小撮人的极力庇护，没有给予任何处理，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李富林是赵的忠实走狗，赵是李富林的后台。赵如果处理了李富林，不但损失了他的党羽势力，而且也会暴露他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保来保去，都是为了保住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赵紫阳这一小撮人，千方百计地把李富林的问题往上包，以为这样，就可以既保住李富林，也没有人敢来向他们追究责任，就可以两全其美了。他们哪里会想到在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许多“小人物 ”起来揪他们这些“大人物”呢！
省委机关《东风》公社《井冈山》革命造反团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1 区梦觉（1906-1992） 女，广东南海人，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广东革命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广东中级党校校长，广东省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常务委员，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2 寇庆延，历任湖北省委社会部第一副部长兼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广东省委政法委边防部长，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副省长等职。
3 尹林平（1908—1984）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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