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6-0 作者：广东省委机关《东风》公社《革命洪流》造反队
广东省委机关《东风》公社《革命洪流》造反队一九六四年，全省四清试点开始，赵紫阳在中山县库充大队“蹲点”，“创造经验，指导全面。”旧省委遵照他的意旨，通过内部刊物《广东四清简报》大肆贩卖“库充经验”，以此来指导全省运动。
按照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关于四清运动的第一个十条和二十三条指示对照，大量事实证明赵紫阳一手炮制的“库充经验”，是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是让修正主义思想泛滥，让资本主义复辟的样板，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他的臭妇王光美“桃园经验”的翻版。
赵紫阳在库充大队所干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个十条具体描出了当时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表现有几个方面的事实，二十三条又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赵紫阳根本不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忠实执行刘少奇的黑指示。赵紫阳曾对库充太队工作队说：“运动的性质和重点，直到刘少奇来广东后于此较明确”，“有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观点明确了，有了王光美同志的桃园经验办法也有了，信心加强了”，于是运动一开始赵紫阳在库充大队挥舞指挥棒，布置工怍队打“清工分”仗，把所有大、小队干都的所谓多占工分问题无限上纲。赵紫阳说：“干部多占工分这是剥削群众导致农村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清工分，使大家看到了自己日捱夜捱都是帮干部打工”，“干部再过两三年就要变成新地主，新富农。”“如果搞不好，新的贪为污分子，反革命分子仍然会产生”，并且说，要把“清工分‘仗’当作四清运动的重要战役来打”，赵紫阳更恶毒地把斗争目标集中到生产队一级干部身上，他反复强调说：“工分仗的斗争对象包括大小队干部，而把主战场放在生产队。”说生产队干部最难搞，因为他们是群众的“顶头上司”，要给群众“吃死猫（穿小鞋）”的，是群众“最害怕”的，“最顾虑”的。赵紫阳在工分问题上千方百计地给干部套上“剥削”的罪名。他说“干部利用职权虚报冒领，巧立名目，强取豪夺。行有工分，立（站）有工分，坐有工分，玩有工分，吃有工分，睡觉也有工分”，清理工分时打了几条标准：“干部兼职工分是剥削……加班劳动多记工分是剥削”，“超过同等劳动力所得工分是剥削”。有个干部怀着对集体热爱的心情主动兼“田间管理员”，起早摸黑管理排灌工作，被说成是“记双重工分，是剥削”，有的干部要到公社参加全议他们怕耽误了生产，大清早便下地干括，把该干的活补回来，也被说成是多记工分，是剥削；甚至连干部家属的工分多了也被说成是干部搞的鬼。赵紫阳亲自布置说“干部家属的工分也要公布清查。”因此所有生产队都把干部家属及社员的工分分别上榜，逐日查对。凡是干部家属的工分比社员稍微高，就划上红线，要社员大胆怀疑，加倍注意。赵紫阳不但对现职干部不放过，而且对前任干部也不放过。全大队现任大、小队干部（包括生产队的记工员、作业组长）七十人，全部被清查，另有三十六个前任干部也被划为四清对象，其中前任干部赵树根是十年前合作化时期的干部，也逃不了。
赵紫阳确定了他的斗争对象之后，即疯狂地推行大坏蛋刘少奇、王光美亲自炮制的“桃园经验”，以对敌斗争的方法对付基层干部。赵紫阳说：“要搞清楚四不清的内幕，就要四不清干部内部分化，要出现象桃园大队所谓‘爹死娘嫁人各顾各的形势。”既要把干部放在四清运动斗争的地位，又拉住他们，责成他们搞生产。”赵紫阳因此要基层干部自己制定“四要，四不准”纪律：“要抓好生产，关心群众生话，要自觉革命，检查自己四不清问题；要随时汇报四类分子活动情况；要积极参加劳动。不准恐吓群众；不准为难贫下中农，不准妨碍工作队发动群众，不准打击报复。”并向群众宣布这是对四不清干部的约束，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赵紫阳唯恐工作队火力不够猛，不断打气说：“对干部斗争要拳拳到肉’，要打中要害，要打下他们的嚣张气焰，要使干部完全陷于孤立，不能不低头”，工作队在赵紫阳指挥棒指挥下，打完了“工分”仗，转入两反（反行贿．受贿）斗争，把认为“有问题”的十三个现任及前任的大队干部实行隔离审讯，名曰“隔断四不清干部和家属、行贿人之间的联系”。将他们调至远离本村的“坎水农中”集训。规定干部之间不准通话，通话就是攻守同盟，出入要报告，亲属送饭送菜要由工作队转递，家属不能与干部见面，更不准通话，通话就是通风报讯。该十三人完垒失主了人身自由。历时达四十八天。工作队还认为他们交代问题不彻底，随后又送去石岐镇集训二十余天，赵紫阳对做法十分欣赏，立即总结经验说：“这一着很起作甩。丈夫害怕老婆在家里讲，老婆害怕丈夫在外边讲，开始动摇其攻守同盟的阵势。”赵紫阳还指使工作队进一步对干部家属施加压力。原大队支部书记吴计朋的妻子，是孕妇，临产前还被拉去斗争，要她交代丈夫的问题，当她快生孩子时要求回家，也不让。说她“狡猾”、“装死”，她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又被拉去交代问题。赵紫阳对干部实行无情打击，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罢休呢?在他的第二次蹲点报告中说出来了：“要使干部由生鸡（很神气）变成剦鸡（不神气）再变成发瘟鸡（垂头丧气）。”说这就是成功的经验，这就是伟大的战果。这不是与刘少奇、王光美的所谓“爹死娘嫁各顾各的形势”相呼应了吗?赵紫阳后来还故意对干部说：“这次运动与以前对干部方法不同。像治病一样，以前是按摩的办法，现在一种是动手术开刀方法。按摩的方法很舒服，但治不了病，开刀的方法是痛苦，但能治好病。动手术嘛，就要住医院，不准随街乱走。”赵紫阳说这番话有他的目的，就是不让干部起来造他的反，使干部心甘情愿受整，充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替罪羊。
赵紫阳在库充大队挥舞他的指挥棒，指使工作队全力推行对基层干部打击一大片的反动路线，但赵紫阳还嫌工作队推行得不够坚决，不得力。进村三个月，就在工作队中进行了两次整风反右倾，大反工作队的所谓右倾思想，认为，“工作队对四不清干部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轻易相信干部。不敢大胆怀疑。对发动群众面对面斗争干部，在感情上和习惯上转不过弯来，下不了手，过早地对生产队干部作出‘问题不大’的判断，就是右倾的反映”。认为：“工作队对清工分过早强调实事求是，而对一些干部批判不够严格，存在‘和平四清’的倾向。”迫使工作队从思想到行动继续往“左”转。有一个工作队员负责动员支部书记交代四不清问题，由于交代问题不够“尖端”，这个工作队员怕犯右倾错误，即掏出手枪来威胁，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赵紫阳对待干部经济退赔问题上也施加压力，在没有落实定案之前，就提出口号“彻底退路，整改积极，欢迎归队”，而在行动上则重在经济退赔，致使有些生活困难的干部变卖生产资料（主要是运载用的单车），生活资料如衣被、家俱，有的甚至连做饭的炊具也变卖了，破产退赔，以争取入贫协会。
第一个十条和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贫农、下中农“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贫农、下中农的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在农村总人口和总劳动力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可是赵紫阳明目张胆的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忠实的执行刘少奇的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反动路线，竟把贫、下中农中的“现任干部和近五年当过干部的以及他们的亲属排除出去，把“丧失劳动能力和已经不参加农业生产的”排除出去，把“与干部有牵连的”排除在外。他在蹲点报告中又说：“在贫、下中农中，除去老年人，有历史污点的，再除去现任干部和前任干部，除去与四不清有牵连的，干净的或比较干净的贫、下中农就很少了”，接着他还算了一个帐说：“库充大队四百二十三户，可以依靠的只有四十八户，只占贫、下中农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二”。
赵紫阳把依靠贫、下中农阶级队伍从百分之六、七十压缩到百分之十二还不算，还进一步对可依靠的贫、下中农极尽诬蔑之能事。他说，“在可依靠的队伍中，除了极少数确实本人很纯正，又同四不清没有牵连的以外，其余的人经常有波动，有些人这一条神经特别敏感，有些人那一条神经特别敏感，情堵极不正常”，“他们有时兴高采烈说着话，忽然听到某个干部多占了工分就两手抱着脑袋理到膝盖中去，抬不起头来，原因是干部四不清，他们也有份”。赵紫阳竟要在贫、下中农的头上戴上四不清的帽子。于是布置工作队在贫、下中在中普遍动员。“为了不被四不清干部‘抓痛脚’，几人洗手，放包袱”，“手纹不净，也要洗掉”，强调要这些贫下中农洗手入会。有个贫农李留，早年房子例塌了，捡了几块木板修理一下也要检讨后才能入会。
库充大队结束了清经济后，赵紫阳立即布置工作队“突出以生产为中心”，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库充的口号，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当前生产上来。全大队只用了两天不到六个小时斗争了两个地主，清政治就算结束。赵紫阳此时即亲自出马，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与干部、贫协、青年分别谈话，中心内容就是一个“团结搞生产”。只字不提清政治，清思想。赵紫阳就是这样采用偷天换日的手法，篡改了四清的内容，清经济时打击一大片，转上清政治就迅速滑过去，保护了一小撮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的阶级敌人过关。
对干部揭发出来了经济四不清问题，赵紫阳也故意避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而大放厥词，借用一些干部的话来贩卖”四不清问题是由于当干部引起的的谬论。他在一次干部座谈会上说：“有人认为当干部当错了，不当干部就不会四不清，这种说法不能讲没有道理。”又说：“如果不当干部，没有职权，想多占工分，贪污受贿都有困难”，“当治保主任就有机会受贿，管钱就有机会贪污。”抹杀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在干部队伍中的反映这一根本原因。赵紫阳亲自培养的“根子”吴才添因此说：“干部不用多久就变成地主啦，他们工分很多，家里养了几头猪，开荒种了很多东西。你们说，这是不是地主呀！？”
库充大队四清运动将结束，工作队也不得不承认说：“由于清经济后把主要力量转上抓生产，政治形势不理想。”干部怨气很大，有的怕当干部犯错误要挨整，运动后期就退出不干，有的贫协骨干埋怨“打下了江山给人坐”不愿继续当家作主，在群众中的逃港风仍制止不了。
二十三条明确提出搞好四清运动的标准是毛主席提出的六条，还指出：四清要落到建设上。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要使各方面都有所前进。而赵紫阳却篡改为“四清好坏要看生产……要把四清运动的每一个成果都落实到生产上来”。他借“建设社会主义新库充”这一口号，向农民灌输修正主义思想毒素。他在一次动员干部《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库充而奋斗》的讲话中，大讲运动的总目标就是“夺取今年早稻大丰收”大讲“三、五年后，每人平均分配收入二百元，库充的面貌就大大改变了”，大讲“大家为库充，库充为大家”“要为库充一千七百人口的利益着想”还借群众的话来动员说“有的人说有了二百元，不仅去香港的要回来，连去美国的都要回来了。”赵紫阳就是妄图用小集体的眼前的经济利益来迷惑农民，使农民鼠目寸光，胸怀二百元，放眼于一千七百人口的库充，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一昧追求“每人二百元”，以致迷失了社会主义方向。
赵紫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库充”所走的道路就是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道路。强调物质第一．技术第一，国家支援第一，否定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坚持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为了实现每人二百元的收入，赵紫阳亲自出马，从四面八方调来技术员，什么潮汕老农，南海县的在业专家，规定由国家支付外汇，专门为库充大队，每年进口马铃薯种子，国家还无偿投资五千元。此外大队伸手要什么就给什么，他们强行把早已由韶关专区订购了的一套碾米机拿回来，把粮食部门早已分配了的二十万斤生豆麸也要回来。
赵紫阳在库充大队大搞物质刺澈，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首先，磨灭了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社员遇到田难，不是按照毛主席教导实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去克服困难，而是催促干部说“赶快写信给赵书记帮助解决，许多生产队一有困难就向国家伸手。其次制造了库充和邻近大队的矛盾，破环了党群关系。库充邻近许多大队眼看库充这也照顾，那也照顾，就埋怨自己大队的四清工作队不是省委书记，说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有的群众还向这些工作队提意见说“你们来搞四清，要是不带来化肥，贷款肯定是不会搞好的”。再次是由于库充大队的生产建设不是建筑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础上，因此生产成本很高，一九六五年搞冬种马铃薯，就花了十万斤稻谷（口粮）和优质生豆麸作肥料，后来马铃薯也失败了，社员口粮显著降低，影响了生活。不少社员埋怨说“样板队变成了撞板队”，“新库充，裤穿窿”。
库充大队总户数只有四百二十三户，总人口一千七百人，分布于十个生产队，而四清工作队竟达一百零九人，平均每三点八户就有一个工作队干部。运动搞了八个月，遗留问题很多，工作队离村后，仍留下巩固工作组十七人，搞了一年巩固工作。
省委机关《东风》公社《革命洪流》造反队一九六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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