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8-0 作者：原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队人事局《卫东》战斗队；原市人委人事局《小学生》战斗队；原市人委人事局《工资福利斗批改》战斗小组
原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队人事局《卫东》战斗队；原市人委人事局《小学生》战斗队；原市人委人事局《工资福利斗批改》战斗小组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1949年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全国的解放。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英明地预见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建国以来的阶级斗争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17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这场斗争遍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一切领域。在高教领域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刘仁等人，长期窃取北京市的党政领导大权、伙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行“专家治校”，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捧上了天，对他们实行高薪制度，维护和培植资产阶级高薪特权阶层，肆意让他们放毒，腐蚀和毒害青年一代，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经过广大革命群众一年多的英勇奋战，把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打得落花流水。当前一场彻底埋葬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决战正在向纵深发展。为了彻底批倒、批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现将他们在高教领域中所庇护和培植的高薪特权阶层揭出来示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绝对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极力维护高薪制度，培植特权阶层，扶植和保存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北京市的高等学校，旧知识分子成堆。由于旧北京市委全面地推行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实行高薪制度，使他们享受各种特权，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揭开了这个阶级斗争盖子。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高等学校中极力推行刘少奇的高薪政策。1956年奉其主子刘少奇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加以提高”的黑指示，把一些资产阶级“专家”、“学者”，反动学术“权威”，甚至反革命分子的工资定得很高，迅速地给他们确定了学位、学衔等等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制度，随后又照搬苏修的教育制度，专家至上，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造成了严重恶果。
毛主席说，以前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一些享受着高额工资的精神贵族，对社会起着严重的腐蚀作用，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据我们了解，北京大学行政人员月工资200元以上的3人，教学人员月工资200以上的148人。计：一级24人（月工资345元），二级55人（月工资287.5元）；三级52人（月工资241.5元），四级17人（月工资207元)。
有的人还有保留工资或其它收入。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各院系的教授，思想越反动的工资越高，不少人长年教不了课，有的解放以来从未开过课，只是由于在旧社会有“名望”就坐拿高工资。
陆平，原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急先锋，行政七级，月工资290多元。
黄亦然，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行政九级，月工资243元。
北京大学，业经中央批准，已确定的四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除冯定系行政六级外，其他人均为一级教授。
冯定，原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哲学系反动学术“权威”，行政六级，月工资325元。
剪伯赞，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历史系主任，是反共老手，史学界反动学术“权威”，一级教授，月工资345元；另外兼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补给车马费100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补给车马费50元，每月固定收入近500元。
冯友兰，哲学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西语系资产阶级反动美学“权威”朱光潜，均为一级教授，月工资345元。他们思想极端反动，向党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放了大量的毒，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张颐，北大哲学系教授，现已七十多岁了，是解放初期，四川大学退了休的旧文人，思想反动。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看中了，一封信介绍给北大，安排为哲学系教授，定为三级，月工资241.5元，从未上过一天班，十几年来吸吮劳动人民的血汗共达40,080元。
北大哲学系教授桑灿南，原是国民党空军少将，在国民党空军搞心理学，解放前夕混入上海复旦大学心理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并入北大，根本没有条件开课。就这样一个反动的旧军官，每月也拿170多元的工资，十几年来，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34,680元。
张宗炳，陆平窝藏在生物系的反革命分子，大特务，大流氓。解放前在美军特务组织中，为美帝翻译中、苏、蒙情报，物色特务。解放后仍里通外国，与美国领事克洛泊、大特务王志寄关系密切，也被陆平定为三级教授，月工资241.50元。
北大西语系赵紫宸，原是旧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神学教授，也以“社会文人”被旧北京市委长期包养起来，月工资220多元。赵根本不懂西语，只是由于他女儿在西语系任教，为了领取工资方便就把他算作西语系教授。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北京市高教领域的高稿酬也是相当惊人的，特别是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除领取高薪外，还领取大量的高稿酬。
反共老手翦伯赞，一部大毒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他授意下，由六个青年教师动手编写，翦只负责审查、修改一下，出版后得稿费六千多元，翦伯赞一个人占去四千多元，余下的两千多元分给六个编写人员。他老婆根本未参加任何工作，只是端茶倒水，也从中分得300多元。
一部《历史问题论丛》得稿费2,000多元。
一本《中国史纲要》，别人写的，他只参加讨论，也从中捞取稿费1,200多元。
剪伯赞和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一样，是个老财迷，在稿费问题上，斤斤计较，得寸进尺。他的毒草作品《历史问题论丛》，出版社原订按每千字12元计酬，他打听到还有比较高的计酬标准，就嫌给他的价钱太低，大发脾气，并写信威胁出版社说：“请你们给我一本每千字13元计酬的样本看看，我好学习学习！”出版社没有办法，只得给他每千字14元的最高稿酬。
按照规定,转载文章，不再给稿费。1961年剪伯赞写了一篇毒草《内蒙访古》，《人民日报》发表了，给稿费60元。
《内蒙日报》转载，给稿费110元；
《边疆的春天》转载，给稿费110元；
《江山多娇》转载，给稿费100元；
《中国青年报》转载，又给稿费若干元。
以后又插上一些照片，加上黑诗20多首，又出版单行本小册子《内蒙访古》，又得稿费100多元，这样一篇1,200字的短文，连续转载，共得稿费500多元。
冯友兰，解放后著书立说，放了大量的毒，掠取了巨额稿费达数万元。由于大量的反动论文没有全部统计出来，仅就已出版的反动著作公布如下：
书名： 出版册数 计算第一千册所得稿酬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 14,000 1,200元
《四十年的回顾》 5,000 804元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8,000 2,280元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21,000 5,352元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10,700 2,880元
仅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就实得稿酬两万元。
冯定的大毒草《平凡的真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共产主义人生观》每书都发行上百万册，有的高达280万册，牟取稿费数万元之巨。
朱光潜，解放后放了大量的毒，青年教师翻译的书，他只进行校对，掠取大量稿费。他写的大毒草《西方美学史》一部，得稿费数千元。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窃取了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订规立法，从制度上包庇和维护高薪阶层。1959年他们以旧北京市委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要“对教授、副教授病假量期间少扣薪水和不扣薪水，其因养病开支较大，经济有困难的，应额外给以补助。”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盗用中央的名义，同意了旧北京市委的报告，批发全党、流毒全国。使他们包庇，培植高薪阶层合法化。有些教授根本没有病，只是由于思想反动开不了课，也享受不扣薪水的“病假”待遇。
北大化学系三级教授冯××的爱人叶××，定为八级讲师，每月工资106元。从1956年起借口神经衰弱，没有医生证明，就不上班了。1958年，革命群众在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呼吁对叶××采取了停薪留职的处理。1962年刮反革命修正主义翻案风时，冯、叶二人告到旧北京市委“三家村”的大老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名下，邓马上把北大人事处长叫到旧市委，勒令恢复叶××的工作，补发全部工资5,000多无，并向冯、叶二人，赔礼道歉。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高教系统高薪阶层的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一些资产阶级教授死了，其遗属仍享受高额补助。
周炳琳，原北大法学院资产阶级教授。解放前任旧北大法学院院长，思想反动，参预镇压学生运动。解放后，根本没有条件开课，也作为“名教授”长期包养起来。病故之后，他的女儿工作，有抚养能力，但他的老婆也享受遗属补助，每月发给50元，相当于一个中等技术工人的工资。
毛主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敢，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
刘、邓、彭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操纵下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他们和资产阶级“名”“老”教授，反动学术“权威”，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干了很多罪恶勾当，这里只举出几例：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冯定，原是专门写黄色短文的地主阶级浪当公子。1926年混入党内，1927、1930年两次变节，叛党，1936年重新混入党内，1937年写了不少宣扬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文章。因和一个有托派嫌疑的女人乱搞两性关系，被调新四军受考察。
叛徒冯定被调到新四军后，不仅没有被考察，反而在刘少奇的包庇下，成了他的“大红人”，当上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副校长。有一次刘少奇到该校作报告，大讲黑《修养》。冯定听了一百个满意，拍手称快地说：“听了这次讲话，觉得最合‘党性’，对政策说得最入情入理。”和冯定的思想“一拍即合”，臭味相投。
刘少奇对这样一个叛徒，投机分子，大流氓冯定，十分欣赏，倍加重用。让冯定担任皖北区党委宣传部长，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2年由王稼祥调北京马列学院分院任第一副院长。在此期间，专门写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如《平凡的真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共产主义人生观》等大毒草，纷纷出笼，放出大量的、系统的修正主义毒素，完全是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观点。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他恬不知耻地说：“要说是现代修正主义，我比赫鲁晓夫还早。”
对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定，陆定一一眼就看中了他，1957年亲自点名把冯调到北京大学，安排为党委副书记，并说：“你不要搞行政，要搞学术。”被陆定一封为“红色教授”。随后即让冯担任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副团长。反右斗争中，让冯担任北京大学批判右派分子的理论核心小组成员，真是荒谬绝伦。
“三家村”的大老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也看上了冯定，1962年旧北京市委任命冯定为北京哲学会会长。邓拓亲自对冯定说：“我这里不需要大人物，你很适合担任这一工作。”从而冯定又成为“三家村”的一员干将，利用哲学会的名义，多次组织哲学讲座，到处放毒、贩卖刘少奇的黑货，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
1960年，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牛鬼蛇神紧密配合向我党发动猖狂进攻。史学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乘机兴风作浪，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由反共老手翦伯赞发起，“三家村”老板吴晗主办的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聚餐会，在1960年开张了。他们从“东来顺”吃涮羊肉开始，以后反革命分子吴晗依仗旧北京市人委副市长的职权，把北京饭店，四川饭店等最高级的饭店都吃遍了，不论是山珍海味，高粱美酒，凡是北京能买到的名贵酒菜全吃遍了，统统享受半价优待。从1960年到1963年大约每月一次。“聚餐会”的成员有侯外庐、金烂然、齐燕铭、黎澍、刘导生、刘大年、吕振羽、尹达等人，尽是些叛徒、学阀、反动学术“权威”。经费大部分由公家报销，仅1961年、1962年以《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由刘大年签字报销的共19次，用款2,900余元。只有较少几次是由这些坏蛋们出钱轮流作东的。
达群中鬼蛇神纠集一起，打着“研究”“讨论”学术界情况的幌子，在“聚餐会”上炮制了一批又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然后分头以“讲学”、“写文章”、“写剧本”等方式四处放毒。剪伯赞、吴晗等在这一时期连续向党射出了许多毒箭，如反动的“历史主义”论，“帝王将相主体”论，“封建王朝体系”论，以及“关于历史剧，历史人物评价”等毒草都是在这种聚餐会上炮制出来的。
1961年初，吴晗公开攻击我们伟大领袖的大毒草《海瑞罢官》上演，这群坏蛋酒足饭饱之后，群去“欣赏”，大受“启发”，不久，侯外庐、刘大年、翦伯赞等也相继放出一系列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
1963年夏，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揭露了李秀成的叛徒嘴脸，使这些牛鬼蛇神吓得心惊肉跳。他们就在“聚餐会”上恶毒地攻击戚本禹同志，并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授意下，通知全国报刊、杂志，均不得再刊登戚本禹同志的文章。
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反革命“聚餐会”，受到旧中宣部副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十分赞扬，胡说什么“这样的会可以多开一些，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在会上扯扯么！”周扬有意扶植这批反革命势力，罪该万死！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高教领域的高薪阶层人员，有些人解放前就是剥削阶级分子，解放后在他们的祖师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庇护下，一直过着奢侈、腐朽的寄生生活。就是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旧北京市委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他们也是百般照顾。北京大学住在“燕东园”、“燕南园”（教授宿舍区）的一些高薪阶层人物，他们凭借着旧北京市委给他们的特权，过着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生活，什么油、肉、糖、豆，应有尽有，还专为他们增设高级饭馆、高灶食堂，进行特殊供应，甚至连看戏、理发都有优先权。连这些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自己也说：“困难时期，没感到困难就过来了。”这里只举几例：
朱光潜原是国民党中央常务监委，解放前一贯反共反人民，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又是一个地主兼资本家。解放初期仍在买地、收租，放高利贷、有股票，一直拿着定息。虽在1950年被管制八个月，1952年受到北大革命群众的批判，但是在刘、邓、彭、陆的庇护下，在陆平的包庇下，这条僵蛇又复活了。1956年以后，他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北大学报编辑等职务。专横跋扈，不可一世。
朱全家三口人，爱人和女儿，均有较高工资，稿费除外，每月收入700元以上。这样一个老剥削分子，经济地位毫无改变，一直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资产阶级贵族生活。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出身官僚大地主，是国民党“六大”主席团成员，蒋介石的臭名昭著的御用哲学家，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反共老手。解放后披着，“学者”外衣，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提出反动的“抽象继承法”。可是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陆平的包庇下，十七年来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在这次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英雄的红卫兵把他揪出来了，从他家里抄出了变天账；反动军服，日本膏药旗，杀人凶器和许多反动书籍、手稿。还抄出大批金银及现款数万元。
其弟冯景兰，北京矿业学院教授，被抄出现金15万元，黄金50余两。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冯××的妻子叶××，夫妇领取高薪近400元，她长年不上班，在家里养了一条大黄猫，让“精神有所寄托”，给猫做了许多衣服和被子，褥垫，买点心，做鱼、肉给猫吃。暂时困难时期让助教排队给他们买猫鱼。外出讲学，家里无人，让助教给她家喂猫。
就是这个冯××以去山东大学讲学为名，带着叶××去青岛、杭州疗养。在杭州住了四个多月，住最高级的旅馆，每天伙食费lO元，硬让浙江大学给报销了500多元的伙食费。由于违反财政制度，“五反”时浙江大学通过高教部，要北大对冯进行批评教育。陆平得知此事后，不以为然地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根本置之不理。
混进党内披着学术外衣的叛徒，流氓冯定，极力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说：“如果幸福说的是指正常的生活，也就尽有和平，没有战争，吃的好，穿的美，住的宽敞、干净，夫妻、父母、儿子亲爱和睦，这无疑是对的，也是我们大家所祈求的。”在这种十足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思想指导下，他过着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家里长年养着一对鹦鹉，和鹦鹉一起照相，照裸体像，几大本子相册，尽是些低级、庸浴、下流的东西。有一次他老婆外出，鹦鹉死了一只，冯定马上给他老婆写吊唁信说：“家里发生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你不要难过，不要悲痛。……”
反共老手翦伯赞，夫妻俩人占用了燕东园一整套楼房，房屋面积299平方公尺。楼外面有大片园地，约有八、九百平方公尺，满栽奇花异草。楼房上下两层共15间，有汽车库、厨房，餐厅、厕所、浴室、书房、会客厅、室内花园等，室内设备齐全，还摆着许多名贵的东西，花样繁多，应有尽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为了照顾翦伯赞打太极拳，批准将翦的凉台改为玻璃凉台，修建时这个老贼怕盖房工人弄赃了堆板，不让工人从他家大门进出，要工人攀登脚手架，从窗户爬进、爬出。歧视、侮辱工人竟到如此程度。
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里都珍藏一部影印足本的《金瓶梅》，经常翻阅。是旧中宣部专门为这些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印制的。
翦伯赞还高价买了一个裸体女铜像，放在他的书房。1960年至1962年间他到处宣扬他喜欢古代女人，喜欢汉代宫女王昭君，唐代贵妇文成公主，还准备给秦始皇的奶奶华阳夫人写一个《华阳夫人》的剧本，吹捧这位封建王朝的贵夫人。他把没落伤感的女词人李清照说成是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四射的一颗明珠，把残暴荒淫的武则天，吹捧成中国古代空前绝后的、英明强干的女皇等等。剪伯赞对于革命的戏剧和诗歌朗诵，特别反感，说：“看戏是为了休息，搞得那么紧张干什么？要受教育就去看看报纸好啦!”但对黄色旧戏，如《尼姑思凡》、《卖油郎独占花魁》、《云中落绣鞋》等等，他却倍加欣赏，百看不厌。
这个老贼去内蒙古时，路过承德，还专程去喇嘛庙看一种极其低级庸俗、下流透顶的叫做“欢喜佛”的塑像。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拚命地和毛主席争夺青年一代，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胡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宣扬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追求金钱美女，把一小撮资产阶级高薪特权阶层，作为青年一代努力奋斗的目标。有些青年，确实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的甚至蜕化变质，步了资产阶级高薪阶层的后尘。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60年入学的51名同学。其中党员25人，团员26人，调干7人，绝大部分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刚入学时，虽然正是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同学们仍然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生活朴素，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走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但是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在资产阶级高薪阶层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经过五年的“学习”之后，发生了严重的“和平演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有的人形成了系统的修正主义观点，有的人严重丧失政治立场，敌我不分，有的羡慕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道德败坏。几年来出现反革命分子一人，九个人受到组织处分，占全年级总人数的20％。
西语系的一个班被原党总支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幼珊看中，她要他们多读西方小说，“要好好地读一读《红与黑》、《傲慢与偏见》”。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幼珊亲自培植下，这个班搞得乌烟瘴气，男女同学抽烟喝酒成风，谈情说爱，游山玩水成风，读西方小说，照怪象，打赌、骗人成风。有的悲观厌世想自杀，有的写反动诗。请看这个班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培植下，堕落到何种地步。
在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下，有些同学一心想当“红色专家”，有的人扬言要当“中国的女理论家”，“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有的人脱离阶级斗争的实际，夸夸其谈“马列主义”词句，得了“小王明”的绰号，还自鸣得意，用来炫耀自己；有的人每当走过翦伯赞、冯友兰等反动学术“权威”住的燕东园、燕南园时，总是啧啧赞赏，十分羡慕，说那里是“民族的精华”，有的人把“二十年后住上燕东园或燕南园”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有的人甚至恬不知耻的宣称只要“‘专’出成绩来，四十五岁也可以找到年青漂亮的姑娘”。
哲学系的一个女同学，出身于工人家庭。解放前，父母都被万恶的旧社会活活地折磨死了，她从小就过着悲惨的生活。
解放了，党把她从苦海中救出来了，送她上了学，她从心眼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她带着工人阶级的期望来到了北京大学。
一进北京大学校门，她就受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等人的毒害。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她灌输什么将来当“中国的女哲学家，”成名成家后，可以有钱，可以过“美好”的生活……。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她慢慢变了，她向往着科学院，一心想当“女哲学家”，想过资产阶级的“美好”生活。
北大历史系1956年入学的同学陈××，贫农出身，解放前是在苦水里和父母泪水中泡大的，小时候当过放牛娃。他一、二年级时作风朴实，表现较好，但在刘、邓修正主义敌育路线的毒害下，思想感情逐渐变了，“风度”也变了，慢慢“洋”起来了，“修”起来了。为了把自己打扮得“洋里洋气”，向别人借了一套西服、领带，照相寄回家去。生活上追求资产阶级高薪阶层，自己经济力量又达不到，就偷别人的东西。受到批评、处分后，不但没认识错误，反而对党不满，写反党日记。
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59级一个同学，是党一手培养长大的，原来是一个优秀的团干部，入学后，就一天天变成毫无生气，整天奔走于“专家”，“学者”之间，埋头业务，不问政治，说什么要把“整个生命和青春”，“全部精力和时间”“献给双行小注”(即古文注释)。稿费一到手，他就得意忘形，甚至酗酒打人。
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59级的另一个学生，由于追求“功名”不成，竟然走上颓废厌世的地步，一个刚刚二十几岁的学生就给自己写了墓志铭，说自己“求名不成，郁郁而死”。
北大哲学系1960年毕业的学生庄×，留校当助教，跟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跑，专门为冯友兰的大毒草《中国哲学史新编》，提供一些马列主义语句装潢门面。这部书出版后，得稿费约两万元，冯友兰分给庄×800元。庄×是个共青团员，开始还有斗争，会向组织反映过，问组织是否应该要这笔钱?后来还是要了。并美其名说：“这是劳动所得”。钱多了，思想进一步起变化，仿效冯友兰的样子，也把自己的宿舍里打扮得古色古相，进一步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俘虏。
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社会青年的毒害也是很严重的。有个社会青年，由于受冯友兰反动文章的毒害和蒙蔽，对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崇拜得五体投地，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的人给冯友兰写信，把他捧为“恩师”“圣人”，称他为“世界上最值得崇拜的人。”这些信冯友兰都保存着，作为招摇撞骗的资本。
有一名未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给冯写了一封信，寻找出路。冯就给他回信说，“你可以考北大哲学系，我支持你，欢迎你。”这个学生很高兴，又怕考不上，以致造成了精神失常。
北大法律系资产阶级“专家”龚××，同党争夺青年，收买拉拢青年，他送给他的大弟子瑞士手表，毛衣，毛裤，料子裤。这个学生在他的引诱下，中资产阶级的毒很深，成了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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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这里我们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庇护下的北京市高教领域中高薪阶层揭发出来示众。由于我们了解情况有限，这里只把北京大学的一些情况作了个大概的介绍，希望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特别是高等学校的革命战友们，再进一步揭发。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穷追猛打，彻底埋葬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摧毁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彻底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新世界。
原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队人事局《卫东》战斗队原市人委人事局《小学生》战斗队原市人委人事局《工资福利斗批改》战斗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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