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8-0 作者：原北京市人委《革命造反队》人事局《卫东》战斗队
原北京市人委《革命造反队》人事局《卫东》战斗队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拄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林副主席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尖锐地指出：“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事，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解放十七年来，北京市的文艺部门长期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和把持下，把文艺部门看作他们反革命的先头阵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大作舆论准备。就是在这些文艺部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倡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鼓吹和倡导“三名三高”政策，庇护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培植高薪阶层，为复辟资本主义培植社会基础。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在1956年就到处散布“好演员工资要高些，吃得要好些”的修正主义谬论。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刘仁、邓拓，旧市委宣传部三反分子李琪，旧劳动局三反分子万一、鲁恒，旧人事局三反分子任彬、齐岩，旧文化局三反分子赵鼎新、张梦庚之流，秉承他们黑主子的意旨，在文艺部门搞了一小撮高薪阶层。现将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公布于众，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和革命的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文艺部门中由于从民营改国营的人员很多，旧艺人的工资很高，也带到国营剧团来了。定了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工资级别后，有批人产生巨额的保留工资。对于这部份不合理的保留工资，是采取措施逐步取消，还是维护不变；对于文艺人员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费之间的差距，是逐步缩小，还是逐步扩大，在这里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尖锐斗事。
早在1949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造旧职员问题》给北平市委的指示中就明确地指示：“在企业中实行原职原薪不是绝对的，一有可能，群众条件一经成熟，就必须进行改革”。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和庇护下，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却变本加厉地保存和维护高薪制度。国务院曾多次发出“关于取消保留工资的规定”．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都抗拒执行，通过1956年的工资改革，反而从制度上把“高薪”肯定了下来。
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许多部门的革命群众，提出恢复供给制和取消对少数人的保留工资，这些革命的要求也被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所压制。
1964年7月14日《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广大革命职工再次要求取消保留工资，也由于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压制，还是没有取消。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把高薪阶层保护了下来。
据初步了解，北京市文艺部门中有些人薪金高得十分惊人，尤其是京剧界，这个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长期统治下的反动堡垒，纳罗了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大演特演“名、洋、古”，“封、资、修”的资产阶级“名、老”演员，工资之高，令人惊讶．现揪出几个示众：
马连良，1941年伪满州国建国十周年时，马充任演出使节团团长，去伪满作慰问演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被彭真委任为京剧一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每月工资1，70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366．5元。
张君秋，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京剧二团演员，每月工资1，45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116．5元。
京剧演员谭ＸＸ，每月实领工资1，500元，入党后减为1，38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046．5元．
京剧演员裘盛戎，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每月实领工资1，40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066．5元。
京剧演员赵ＸＸ，每月工资1，070元，其中保留工资736．5元。
京剧演员荀慧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私营剧团时，自定工资1，800元。合营后高薪不降，工资照发，同时在北京戏曲学校，河北省梆子剧团兼任“顾问”，分别在两处每月领取高额“车马费”200元和300元。最高时每月实领工资达2，300元之巨。
一些“名琴师”、“名鼓师”月薪也都在300元至400元之间。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放松任何机会，对解放后才出名的中年演员，也采取高薪腐蚀，月薪也高达270元至800元。例如：
京剧演员张ＸＸ，月工资800元．
京剧演员杜ＸＸ，月工资700．11元。
京剧演员张ＸＸ，月工资600．11元。
京剧演员李ＸＸ，月工贸399．88元。
京剧演员梅ＸＸ，月工资270元．
更使人气愤的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解放后我们新培养的京剧演员，也用高定工资级别、提前定级等恶劣手段进行拉拢腐蚀。他们把所谓“尖子”，工资定得很高。如：一位青年演员，1959年中国戏剧学校毕业，开始月工资40多元，一戏成功，1963年突然提高到125元，比原来的工资增加了两倍。
再如：另外两位青年演员，1959年中国戏剧学校毕业，也因一出戏成功，1963年也突然由月工资40多元，提高到86元，比原来的工资增加了一倍。
另一名青年学员，也因一戏成功，提前定级，月工资50多元．
过去在演员中流传着“一戏成功，身价十倍，出名图利，名利双收。”这是对修正主义物质刺激的一个写照。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千方百计地包庇和维护高薪阶层，利用他们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订规立法，从制度上给予保证。这些人工作拿着高薪，有病时在家休息，也照常拿着高薪。
1959年旧市委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对所谓长期从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对于他们病假工资要酌量提高。还明确提出对高薪人员“少扣薪水或者不扣薪水”，甚至要求对“其因养病开支较大，经济有困难的，还应额外给予补助，”等等。
1963年10月由三反分子贾星五、任彬、齐岩一手泡制的，由旧市人委批转旧人事局《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存在的问题和意见的报告》，公然违背国务院1955年12月《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明确规定：“长期从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相当于付教授以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病假期间，经过任免机关批准，可以少扣或不扣工资，因养病开支较大，经济上有困难，还应额外给予补助。”
这样，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们维护资产阶级“名、老”演员的高薪，便有了“政策”依据，让那些坐拿高额工资的资产阶级“老爷”合法化．这里只举一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舒ＸＸ，是三十年代的“名牌”人物．享受文艺一级待遇，月工资333．5元．1957年从上海调京，1960年病休。就是根据上述规章制度，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养了九年多病，月月照发全工资。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北京市文艺部门的高稿酬、高报酬十分严重。尤其是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除领取高薪外，还领取高稿酬，高报酬。例如：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汉奸梅阡，月工资170元。编写反动影片《桃花扇》，得稿酬六千元．梅用此款买了电视机、落地式遥控收音机等，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1956年马连良等人拍摄电影《借东风》，马得报酬一万元，谭富英、叶盛兰二人各得报酬八千元，裘盛戎得报酬六千元。
张君秋在上海拍摄电影《望江亭》，得报酬六千元。
马连良等人拍摄电影《秦香莲》得报酬万元，他们嫌少，认为没法分配，一直在剧团存着。
1962年马连良灌唱片《失街亭》一段，得报酬一千元，他嫌少，不满地说：“过去我灌一段《五家坡》，就买了一块坟地。”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取，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名、老”演员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干了很多罪恶勾当，这里只举出十一件事情。
1961年11月初，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张君秋，要演为汉奸、叛徒唱赞歌的《四郎探母》。张在长安戏院问彭真：《四郎探母》能不能唱？彭真说：“可以唱嘛！过去唱了多少年还不是唱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旧文化局三反分子张梦庚，也在一旁摇旗呐喊：“可以唱，可以唱！”张梦庚还发表了《四郎能不能探母》的反动透顶的文章，《四郎探母》又重新出笼了。
1962年，马连良配合国内外牛鬼蛇神的反华活动，要演出宣扬奴化教育的反动京剧《九更天》（即《马义救主》）。马在政协礼堂见到大叛徒徐冰（原中央统战部付部长），徐冰说：“这个戏可以演”于是这出禁演多年的反动京剧，也出笼公演了。
1959年，马连良在全国政协礼堂对反革命分子吴晗说：“你给我们写个剧本吧！”吴晗与马连良串通，在其黑主子刘少奇、彭真的支使下，1959年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毒草出笼了。为了演出这出反动透顶的京剧，1960年春，在旧市人委西院小客厅开会，三反分子陈克寒在会上说：“京剧、戏曲，现在要从历史剧为主，现代戏可以尝试。”反共老手吴晗在会上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大放厥词，他疯狂地叫嚷：“我是搞历史的，写剧本是我的业余的业余，可是我爱写剧本，我不怕改，一次、两次、七次、八次都成。”会后经过一番紧张的排练，1960年8月16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彩排《海瑞》。马连良扮演“海瑞”。三反分子齐燕铭、陈克寒等亲临剧场，观看了首次彩排。
1961年1月31日，经这些反动家伙们精心策划，再三修改、彩排后，演出了《海瑞罢官》。
这出反革命的历史剧上演后，江青同志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看了此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才被迫停止演出。
1963年，江青同志深入北京京剧团大搞京剧革命，亲自指导排演革命的京剧现代戏。彭真为了对抗江青同志进行京剧革命，授意马连良等人排演“现代戏”《杜娟山》。反动人物扮演反动人物倒是挺象，要扮演正面人物，怎么也装不象。马连良扮演老贫农郑老万，结果演成了旧戏《四进士》中的宋士杰。群众对此很有意见。马却对此大为不满，借口两句唱腔，封建把头的恶性发作，在排练场上破口大骂参加排演的共产党员，使排演中断。
事情发生后，剧团开小会批评了马连良，马更加不满，便找其黑主子彭真“诉苦”。彭真听后大怒，把剧团狠批一顿，并对马进行了安慰，临走时彭贼亲赏马连良半导体收音机一台，以示鼓励。
解放以来，裘盛戎、马连良经常从后门走私吸毒，扎“吗啡和杜冷丁”。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采取“掩耳盗铃”的手法，包庇、纵容，让其非法行为长期存在。
1963年4月，北京京剧团去香港演出，裘、马公开提出要扎“吗啡和杜冷丁”。旧市委宣传部三反分子李琪为他们辩护说：“唱戏的没有这个不成”。他就找旧市委体育卫生部三反分子崔月犁，经崔批准后，在八面槽特种药材公司买到了“吗啡”、“杜冷丁”。从此，走私变为公开，“后门”变成前门。就这样，把这些家伙们吸毒的犯罪行为，变成了“合法”行动。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这些反动艺人关怀备至，唯恐“吗啡”、“杜冷丁”被裘、马的老婆们占用，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李琪、崔月犁下令，裘、马的老婆（均系家庭妇女）每天也扎几针。他们说是对演员的“精神鼓励”，“可以保证演出质量”。
裘盛戎开始每天扎“吗啡”七针，他老婆四针，共十一针；以后夫妇俩人增加到十八针。
马连良开始每天扎“杜冷丁”一针，后增加到八针。晚上演出前还得加一针，最多时每天扎十三针。
裘盛戎、马连良扎“吗啡和杜冷丁”，遭到革命群众的强烈反对，要求立即制止这种极端恶劣的罪恶行为。这时，三反分子李琪又出面为他们辩护，采取软拖的办法，迟迟不让取消。李琪说：“别人可以忌，马连良不成。”马连良不忌毒，引起广大革命群众的公愤。在革命群众强大压力下，李琪又推托说：“马连良排完《杜娟山》后再忌”。《杜娟山》排完后，李琪又一拖再拖，说什么“拍成电影后再忌吧！”就这样软泡慢拖，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广大革命群众所制止。
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资产阶级吹起了一小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单干风。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成员李琪、赵鼎新、张梦庚之流，配合国内外反华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在北京市文艺部门也刮起一股单干的妖风。张梦庚是单干的吹鼓手，发表了《民营剧团和国营剧团谁优越》的反动文章，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荀剧团单干：1963年，他们支持和鼓励荀慧生剧团由国营改为民营，恢复封建班主制，向封建社会大倒退．荀慧生称王称霸，自定工资1，800元，一般演员工资50－70元，相差几十倍。旧市委大力主持荀慧生单干，从旧文化局艺术事业费中拨款一万元给荀慧生，以资鼓励。
剧团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单干：荀剧团由国营改为民营，剧团革命群众，特别是敢闯的青年演员坚决反对，他们尖锐地指出：“倒退民营，这是反对党的政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单干户”四川之行：1963年荀慧生这个“单干户”到四川演出，旧市委统战部还专门给四川省委统战部打长途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大力协助，“保证演出”。这个“单干户”高抬票价，每张出售2．8元，大发其财。荀剧团的演出，剧目自由安排，于是宣扬封建道德、迷信、色情和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戏纷纷出笼，把社会主义的舞台搞得乌烟瘴气。荀氏剧团所到之处，遭到广大工农兵的强烈反对和不满，甚至剧团末到，群众反对演出封建戏剧的来信即至。
荀剧团再改国营，荀慧生讨价还价：1964年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和压力下，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被迫将荀剧团改为国营，但荀慧生讨价还价，其主子一再让步。先想方设法保留荀慧生的800元的工资，荀慧生到北京市戏剧研究所后，工资由几处发给，荀慧生大为不满，他向旧市委统战部告状，他说：“现在我混到要小钱的地步，这里二百，那里三百。”又把他的独眼女儿安排到京剧二团当演员。随后还把他的反革命分子老婆张ＸＸ（刑满释放后，同荀慧生结婚）也安排到京剧二团当“干部”，每月工资84元。这个反革命分子从1964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她从不上班，但工费照发。革命群众对此十分气愤，强烈要求对张ＸＸ停发工资。剧团将群众的意见写报告向旧文化局请示，三反分子赵鼎新，恶毒地诬骂群众，他在报告上批示：“你们不要欺人大甚。”就这样，这个反革命分子就被长期包庇下来，长期每月照发工资。
吴素秋在旧社会生活糜烂，台上演的男盗女娼，台下同伪党、政、军官员鬼混，干的还是男盗女娼的勾当。她本性不改，解放后仍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之一罗ＸＸ明来暗往，打得火热，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样一个“烂菜花”，被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相中，视若掌上明珠。
吴素秋东北之行：1960年，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将吴素秋派往辽宁。辽宁省安排她担任辽宁省京剧院付院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还特地为她修了别墅，配备小汽车，工资也提高到每月600元。
吴素秋逃回北京，旧市委支持她单干：吴素秋对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留恋不舍，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连系，她从辽宁逃回北京，又投入这个修正主义集团的怀抱。其黑主子先支持她搞私营演出小组，下令国营剧团配合她演出，全部收入三、七分帐，即30％交国营剧团，70％归吴私有。这一反革命措施遭到革命群众的反对，她的黑主子又批准她成立宣武区民营专业新燕京剧团，工资定为200元。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认为她的工资太少，为她叫苦，说什么“吴素秋现在靠卖衣服吃饭了”，企图给她增加工资，进行补助。
谎言代替不了事实，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抄了她的家，仅现金一项，存款即达五万元之多。
荀慧生烟台之行：1963年，荀慧生到山东烟台演出，他在烟台大量套购农副产品，仅香油一项，就用大型蒸馏水瓶（每瓶约50斤）买了五、六瓶，约250斤至300斤，花生米数百斤。这些东西，铁路局不给托运，他们就打入戏箱，偷运北京。
这件事激起了当地革命群众和剧团革命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影响极坏。对这件事，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根本不作处理．
马连良走私：马连良从国外走私买回录音机、高级手表、电动刮脸刀等，价值两千多元的东西，此事被北京海关查出，也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庇护下，只是补税了事。
1959年到1962年暂时困难时期，经常有从天津等地来的投机倒把分子去马连良、梅ＸＸ家卖高价农副产品。
马连良与澳门一大资本家ＸＸ勾结，他们称兄道弟，来往密切．1959年，这个资本家扬言送给马小卧车一辆，因送私人不能运进，改送北京京剧团。为此马让剧团回送那个资本家高级皮袄一件以示答谢，这辆道基牌小卧车归剧团所有。
马见大型小卧车送给剧团，他不甘心失去这块“肥肉”，于是就求助他的黑主子原中央统战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求从剧团中要回卧车。中央统战部文艺处处长王ＸＸ亲自出马，强迫剧团把车送给马连良。
其实，马连良早在1956年用一万多元买了一辆小卧车，嫌不好，卖掉了。他在1960年已花一万三千元买了一辆进口的小型卧车。他找中央统战部也不是真心想要那辆大型小卧车，他嫌大，不方便，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提出要车的目的，是向剧团勒索车钱，结果剧团给他一万三千元了事。
1961年，马连良为庆祝他的生日，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邀请剧团的领导去给他祝寿，剧团政治协理员魏静生同志拒绝参加，他说：“毛主席都不做生日，干么要给马连良祝寿。”剧团没有人去，马感到十分扫兴，大为不满，又向中央统战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告状．剧团因没有给马连良庆贺生日，竟挨了中央统战部文艺处处长王ＸＸ的一顿批评。
自己掏钱，为马祝寿：1962年1月，为了给马连良祝贺生日，旧市文化局副局长三反分子张梦庚率领剧团领导干部20余人，每人各掏7元，在《青海餐厅》摆了两桌酒席，给马连良祝寿，庆贺一番。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于他们文艺战线上的这支反革命别动队，特别是那些反动的艺人，可以说是关照备至。如：
1963年春节前，荀慧生说了一声“生活困难”，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马上就批给他过节费1，000元。
张君秋的儿子是北京戏剧学校学员，一次随剧团去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彭真一见他穿的鞋子旧些，就问他：“你怎么穿这么破旧的鞋？”张君秋的儿子说：“我父亲没钱给我买鞋“。彭真听后，立即让人通知宣武区委补助张君秋“生活困难补助费3，000元。
高薪阶层人员及其家属是一群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食的寄生虫。他们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庇护下，凭着他们剥削来的劳动人民的血汗，任意挥霍。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天津、河北等地大批投机倒把犯，出入这些人的家门，给他们送来小站米、螃蟹、肉、蛋等农付产品．这里是“资本主义世界”，过的是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只举几例：
马连良一家住着独门独院。家里经常有三口人，却雇用着汽车司机、传达、打扫卫生的勤杂和两个褓姆，共五个人待候他们。
家里养着大黄猫、大黑狗；
家里存有大量的文物、古玩；
家里设备电气化，甚至刮脸刀都是电动的，电风扇一把400元，带的手表一只876元。
他剥削了劳动人民的大量血汗，仅银行存款利息一项，每月共500元，存款总数在30万元以上。
1964年9月，马连良受其黑主子的指示，也要下去体验生活，他就随着剧团到昌平镇演出。
十元一两的茶叶：去时他坐着小汽车，到昌平镇不久，他突然若有所失的发现忘记了带茶叶来。立即派人坐车专程进京来取．昌平镇虽小，也不至于买不到一包茶叶？事实上就是买不到，因为马连良终日喝的是10元一两的高级茶“碧罗春”，这种茶要专门供应，昌平镇无法买到。
卫生设备不好，没法大便：马连良到了昌平，他的资产阶级丑态百出，洋相出尽。甚至因为厕所里卫生设备不好，没有坐式的抽水马桶，他连大便都拉不下来，为此也得坐车进城。
荀慧生终年用牛奶洗脸，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买不到牛奶，就改用豆浆洗脸。
1962年赵燕侠去宣化演出，她心血来潮，点名要喝北京牌啤酒。宣化城市不大，没有北京牌啤酒，迫得工作人员到宣化火车站，等候从北京开往张家口方面去的客车，幸亏在餐车上买到了几瓶北京牌啤酒。赵燕侠不喝瓶装的熟啤酒，要喝大桶装的生啤酒，买来的好几瓶，也只好送给别人。
京剧演员梅ＸＸ，一家六七口人，平时雇用传达、炊事员、褓姆、勤杂工等八、九人，多时到十四、五人．
他们有的是钱，仅银行存款现金一项40万元以上，公债几十万元．
家里珠宝玉器，古玩、文物，琳琅满目。
梅ＸＸ的儿子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少爷。他说。“我不能吃窝头，吃了窝头要长疙瘩。”下乡劳动要带着够吃几天的面包和香肠。他的爱人原为某图书馆的管理员，嫁到他家后也不工作了。去外地演出，还带着他爱人去放风筝。他有从意大利进口的摩托车，有装有仪器的特殊自行车．整天好逸恶劳，游游逛逛。
梅ＸＸ的老婆经常在家里请客吃饭，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和马连良等人的老婆常来常往，打麻将，斗牌，过着矫奢淫逸的生活．杀害我革命先烈“二七”大罢工工人领袖林祥谦烈士的刽子手张联英和他的小老婆也经常出入梅家。
梅的一家，有北京城中的“小台湾”之称。
毛主席说：“凡是敌入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这里我们把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庇护下的北京市文艺部门中的高薪阶层揭出来示众。由于我们了解的情况有限，揭得不够深透，希望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再进一步揭发，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刘少奇！砸烂高薪制！彻底摧毁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肃清高薪制的恶劣影响。
原北京市人委《革命造反队》人事局《卫东》战斗队原北京市人委人事局《工资福利斗批改》战斗小组原北京市人委人事局《小学生》战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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