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0 作者：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 广州市委机关遵义公社市党校兵团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广州市委机关遵义公社市党校兵团“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一年多来惊心动魄的激战，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一个个原形毕露，狼狈不堪。目前一个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群众性革命大批判高潮，正如排山倒海，席卷全国，亿万文化革命大军紧跟最高统帅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革命批判大旗，乘胜追击，直捣黄龙，痛打落水狗。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东风劲吹，红旗飘舞，举目上下，一片大好形势！
广东地区，也是一样。四千万革命群众乘万里之东风，万炮开轰陶、赵黑店。赵紫阳这个广东省党内的走资派，刘，邓、陶的忠实走卒、反革命两面派，成了丧家之犬，一埸围歼落水狗的激战正在全而展开。要把赵紫阳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解放十几年来，赵紫阳这个家伙追随刘、邓、陶，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把广东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变为复辞资本主义的基地。他丧心病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革命群众运动；他对党怀着刻骨仇恨，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毒攻击，处心积虑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他和刘、邓、陶同唱一个腔调，竭力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和破坏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又和刘、邓、陶南北呼应，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谕”，大搞“阶级合作”，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瓦解集体经济，他时而装得极“左”、大吹“浮夸风”，时而显出极右，大刮“翻案凤”，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甚至全盘否定“三面红旗”；在农村，他伙同陶铸，秉承刘、邓意旨，拼命推行“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猖狂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在建设中，他又和陶铸狼狠为奸，打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幌子，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黑货，反对政治挂帅，实行物质刺激，大搞赫鲁晓夫式的假共产主义；在“四清”运动中，他尾随陶铸，不遗余力地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充当刘、邓、陶的忠实打手，大派工作队，大搞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百，围剿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下去，保主子，保同伙，保牛鬼蛇神，保自己，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他都是和毛主席唱反调，同党中央相对抗。赵紫阳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赵紫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尽南山之竹难书其罪，倾东海之水难洗其恶！
为了彻底肃清赵紫阳在广东的流毒，现在我们将所掌握的赵紫阳三反罪行材料，加以分类整理，汇编成集，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的同志们批判时参考。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赵紫阳一伙，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联合起来，高举革命批判大旗，在这埸围歼落水狗的决战中，一举全歼刘，邓、陶及其死党赵紫阳一伙，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中国，红遍全世界！
1、含沙射影、丧心病狂地诋毁和攻击毛主席。公然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污蔑为封建王朝的皇帝、“天子”。胡说毛主席“一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冲昏头脑”。狂叫“跟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毛主席的指示“不是都要马上贯彻执行”，煽动人们不跟毛主席走。
1966年l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次开完会下电梯时，有人问：北京的形势怎么样呀？雍文涛 发泄不满说：“在北京工作压力大呀！”赵紫阳在旁边冷言冷语地插话说：“在天子脚下工作嘛！”“你们是天子脚下难为臣。”
削弱和破坏民主集中制，特别庐山会议后，（1）党委制度没有贯彻，一个人决定重大问题；（2）没有很好地听取群众意见；（3）党内斗争过火是重要的，违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造成党内紧张，恐惧情绪，没有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
（1962.5.13在省委扩大谈心会（从化）上的总结）
缺乏经验是原因之一，但代价这么大，不能全是由于没有经验。骄傲自大，冲昏头脑，不谨慎，强调干劲，强调人的意志，认为敢想就有可能，敢干就能实现。象红枪会吃朱砂，冲昏了头脑。
（1962.5.13在省委扩大谈心会（从化）上的总结）
跟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
（1966.8.18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陶铸黑指示时的讲话）
毛主席的指示是讲的大的战略方面，不是都要马上贯彻执行。
（根据×××1967.5.19揭发材料）
陶铸曾向人宣传说，毛主席那次接见赫鲁晓夫以后，对赫的印象很好，还说赫这个人政治上很成熟。
（1967.3.5《决心革自己的命，造陶铸的反》）
按：在揭陶铸的幌子掩护下，公开诬蔑和攻击毛主席。
1964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批印了中山库充一个农民的谈话材料，批语中说“这个农民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可是杜瑞芝（佛山地委书记）对这竟大肆攻击，说“这个人是什么老师，六七十岁，快进棺材了！”对杜瑞芝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批示，赵紫阳不加批评斗争，有意纵容包庇。
2、极力否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破坏毛泽东思想在革命人民中的崇高威信。故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将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取得的伟大成绩诬蔑为“涂脂抹粉”，“不符合事实”；鼓吹只要生产、建设有“成绩”，即使不学习毛著也是“遵循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谰言，反对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思想以后就不再发展了。
（1966.6.1在团委四届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赵紫阳胡说什么：“老三篇好懂，学不学没有问题。”“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列主义的精髓，谁都知道。”“现在不是学习基本观点，改造世界观的问题，而是提高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问题。因此，只学习几篇有关认识的哲学著作就行了。”
（1966.6.1在团省委四届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去年以前就有这个缺点，看到某个单位好、干劲大，就为他“涂脂抹粉”、“锦上添花”，把学习毛选，四个第一，领导核心革命化，优良作风，等等写上去，结果不符合事实。
（1963.3.16佛山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
解决中国农民根本革命化的问题。在全国还没有证明。
（1966.4.19 在黄山洞召集在该处的省委各单位工作组会议）
为什么有的地方不去呢？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要原因：一是骄傲自满；二是固步自封，不去看，看了也不相信；三是无所作为；四是官僚主义。就这四条作怪，也就是方向不明，精神不振，作风不踏实。因此，精神也就不能变物质，或者变得不多不快。
（在八个重点县现场参观会议上的讲话《总结经验，思想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斗争》）
如果绝大多数团干部能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认真领会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自已，认真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那么，团的工作基本上就可以做到革命化了。
（1966.6.1在团省委四届三次（扩大）会议上报告）
赵紫阳用“集体经济好”就是政治好的手法反对毛泽东思想。1963年以来，农村开展“五好支部”运动，赵把所谓“集体经济好”即生产好列为第一条。后来觉得这样反毛泽东思想太露骨，便修改一下，把“政治思想工作好”列为第一条，但仍然不把突出毛泽东思想做为这一条的内容。
不管你们过去学好还是没学好毛主席著作，你们的成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学《愚公移山》的语录，学了以后，就开夜工。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变成了完成某一件工作的手段，而且只从眼前考虑的多，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群众的觉悟问题。这样虽然也有效果，但是不显著，也不巩固。
（1966.5.9在中南局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广东省农村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介绍》）
按：林彪同意在65.11.15发出号召，要“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可是赵紫阳直到1966年5月仍拼命诬蔑林彪同志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指示，其反动立场何等顽固！
农民在田间劳动休息，有时连气都没喘过来，就坐下来学习“毛著”，我看这是形式主义，我不赞成。
（1964年在省委大楼二楼开省委会议谈到群众学“毛著”问题时谈话）
不要盲目地追求数字，追逐任务…… ，不要搞形式主义。
（1965.8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学习中要防止形式主义，防止命令主义……
奉命学习，根本不能解决问题，那是劳民伤财。不要只讲轰轰烈烈，不讲究实效。……
前段有些地方学习毛著为什么收效不大?就是实用主义作怪。……明天做工，今晚学《愚公移山》，这是实用主义。……
（1965.8在广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有彻底的实践精神，学了就用，学就是为了用。到一个地方座谈，无论青年，妇女，都是光说过去怎么落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顾私不顾公，落后得要死，忘了本，然后讲学了毛主席著作怎么改变的，都是这么一个模子。
（1966.5.9在中南局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赵紫阳在中山县搞四清，不带头学毛著，当队员汇报学习毛著情况时，赵竟无耻地反问： “包袱还没放下，能学得进去吗？！”
1961年5月在中南局会议上讲话谈到大寨人田头学“毛著”的电影镜头时，赵叹气地说：“唉！这样搞电影，劳动累得要死，怎么能学习毛著？”，“累得要命，还学什么毛著!”
1965年8月31日赵紫阳在讲话中诬蔑广大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仅仅是为了背诵词句，甚至为了好奇，或者为了增加一些知识…… 。”
有的人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意义，甚至进行攻击，说什么“不是全面发展…不是经典著作”，“不能叫顶峰”等等，这些都是反动观点，当然，其中有的人只是糊涂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筒单化’、‘实用主义’等等，也是思想糊涂，受了影响。”
（1966.6.1在团省委四届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按：当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全国人民正在起来批判邓拓、吴晗黑帮的反毛泽东思想言行时，赵紫阳还把这些言行只说是“糊涂思想”。作贼心虚，为邓拓之流辩护，也是为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打掩护。然而，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显得更加可耻可恶罢了。
4、找借口，下禁令，千方百计限制和破坏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炮制假样板，力图与解放军创造的经验相对抗。
赵紫阳1965年4月去海南岛，半句话都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讲生产，赵说“搞了群众学习毛著，生产也不敢谈了。”
1964年9月，赵紫阳在省下乡回乡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在上万字的报告中，没有一句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林彪同志在1964年12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中又明确地提出：“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但是，1965年3月，赵紫阳在中山县向青年作的一席讲话中，没有半句提到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的头脑。
1965年9月以后到1966年春节前，赵紫阳在四清运动中，大搞反浪费，冲击政治；春节以后到四月间，他在湛江、海南大抓杂粮，有意敲地冲击农村正在兴起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运动。
按：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林副主席也指示：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根本的是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各级党委把学习毛著放在首位，主要领导干部和政治干部更应该学在前头。”赵紫阳却故意把学习毛著与生产完全对立起来，忽而主张只管生产不学毛著，忽而主张完全“不谈生产”学毛著，忽“左”忽右，妄图以生产压倒毛著学习，否定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指导意义，何其狡猾阴险！
四清运动中赵紫阳不安排学习毛主席著作，当群众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他却说什么：“学习二十三条就是学习毛著。”
1966年5月，林彪同志在全国工交系统座谈会上，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全国各地很快认真贯彻执行，掀起一个学习毛著的高潮。但广东省却只作一般的传达，还不让纪录，也不组织落实贯彻，无声无息，不了了之。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同志发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的伟大号召，举国上下，一齐响应。省委办公厅的同志代省委起草了一个“决定”，表示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电告在北京开会的赵紫阳，赵竟制止说：“表态的东西不要发，要发就得有点分量。”经办人员将“决定”改了一次，再报赵紫阳，等了二十多天，仍不见答复，事情就是这样被赵紫阳破坏了。
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也要挑选主要的，长篇大论没人听。
（1966.4.20关于如何组织学习毛著问题对库充大队工作组长及部分干部的讲话）
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不需要很多对口语录。
（1966.7在省委一灰会识上的讲话）
学语录不要太多，五条就可以了。
（1964.5一次讲话）
1966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以后，以赵紫阳为首的黑省委从未讨谕过一次印刷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对这个重大问题，赵态度异常冷淡。省委宣传部同志从中央开会回来，请书记听听汇报，也请不到。几次召开全省印刷毛主席著作会议，请不到一个书记去讲话。起初，赵紫阳一伙限制印《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话录》的数量。后来广大群众发出强烈的要求，赵紫阳一伙口头上答应增加印数，却始终不解决增印的纸张、塑胶的困难。
1961、1962年赵紫阳责令广东省宣传部连续两次发出通知：禁止毛主席语录上墙。直到1965年11月赵紫阳的宠儿宣传部长陈越平 还居然下令不准在墙上贴毛主席语录。
佛山市学毛著积极分子高×，赵从头到尾都不闻不问。待材料写好即将发表时，赵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急急忙忙与刘田夫跑到高×家里，故作关怀，还让记者照了几个相在报纸上刊出，装作自己一向关心高×的学习。
领导干部只要学习四篇哲学著作和两篇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文章就可以了。
（1966年中南局会议，在省直属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动员会上的讲话）
各级主要负责干部的学习，要强调在“用”字上下工夫，强调把自己的学习和对实际斗争的指导结合起来，要通过学习和指导实际斗争的结合，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
（赵紫阳的一次讲话）
赵紫阳在接待工作中，反对突出政治、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对接待人员胡说“你们没有直接向外国人做政治工作的责任，只有通过接待工作，在吃、住、玩乐和服务态度方面间接宣传新中国的优越性”。
1964年发表中山县库充大队四点经验，赵责令×××把原稿中关乎组织民兵学‘毛著”的一段全部删去。
我强凋种种原因不能学“毛著”……现觉得形势逼人，再不学就会落后……要学习嘛，就得有个静的环境，离开工作学习他十天半月。
（1961年1月间的一次讲话）
1965年以前，赵紫阳带头破坏政治学习制度，如每星期三下午原来是规定学习时闻，但是赵等偏偏在这时安排开大会，犬肆干扰。就是不开会，也不参加学习。1963年“五反”后，省委常委成立所谓学毛著中心学习小组，多年来只开过两三次会。更可恶的是，赵还在学习毛著时间拉别人去打乒乓球、跳舞。
文化大革命前，在赵紫阳为首的省委五层办公大楼里，竟连一张毛主席象和毛主席语录也没有。
1964年3月，广东军区代地方训练了一期农村政治工作的干部，赵紫阳在这个训练班结束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根本不谈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反而首先拿出自己一手炮制的黑旗——圣狮大队，号召大家学习。还大放厥词 胡说：“当前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是评功摆好，大搞五好运动；其次是学《毛著》；第三是怎样把五好运动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总之，边做边学，不要有系统传达解放军的经验，要创造地方的经验。”
有些地方不如军队，但也有些比军队有长处，证明阶级感情是最重要的。
（1966.4.19在黄山洞召集的该处的省委各单位的工作会议布置黄山洞经验）
按：赵紫阳在这次会议上绝口不提黄山洞是按解放军经验学习毛著的，妄图贪天之功为已有，贬低解放军。
我们首先推广遂溪的经验，黄山洞只是武装部一个同志在那里搞，公社没支持，县委也没支援，走过弯路，搞了二年多，如果我们全党来抓，几个月就可以搞出现在这样的情况。
象黄山洞这样的地方，今天也还是低标准的。
（1966，5.9在中南局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按：赵紫阳为了破坏学习毛著的群众运动，捞取个人政治资本，在1966年春亲自出马，花掉四十多万元，粮一百多万斤，搞所谓“干部大集训”，“大汇报”，“遂溪县委革命化的经验”这个假样板，和解放军创造的黄山洞学习毛著典型经验相对抗，反对毛主席的“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号召，真是两面三刀，罪该万死，“广东农村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会”于1966年7月开始筹展，十月一日正式展出。在展出的版面上，找不到一幅大的毛主席相片，也没有一幅毛主席语录，却提了赵紫阳的巨型语录（后来见太露骨才取下）。竟把赵的报告项目与林彪同志的指示并排于展览正厅两侧，把赵作报告，陶赵接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照片放在首要地位。在展览结束语中，别有用心大叫大嚷“只有领导思想革命化，才有群众思想革命化”。
5、吹捧和追随中国的赫鲁晓夫，对抗毛主席。推销《论修养》黑货，鼓吹出版《少奇文选》，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党篡政大做舆论准备。
1957年刘少奇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作了一个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赵紫阳在一次有厅局长省委各部长各地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说：“刘少奇同志用花县文件来教育全党，他的报告对我们的教育很大。”
（1959.6.1《粮食生产速度可以加快》）
按：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所主张的、提倡的、追求的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赵紫阳肉麻地吹捧刘少奇，把刘少奇捧上了天，可见赵紫阳是刘少奇的忠实走狗。
“这次主席、少奇同志把如何反修防修问题提到了更高的地位”。“中央要编《少奇文选》。“许多问题都是蹲点发现的，少奇同志下去，发现干部有问题。基层干部要把少奇同志赶走，造谣煽动，当然少奇同志是赶不走的。”
（1964 6.24在《厅局党组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传达报告时的讲话》）
“用刘少奇同志指示的观点来武装工作队的思想，这件事就是一场革命。”，“集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深刻领会少奇同志的指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工作队重新武装起来，才能打胜仗。”
（在《中南社教》总第一期《集训工作队的一个中心问题》）
光美同志亲自蹲点总结出来的“桃园经验“，是刘主席亲自审查过的。它体现了刘主席的思想，光美同志的报告好极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我们搞四清运动有样板了。
“在杭州会议后，虽然主席提出四清问题，但是—直到去年（1964年）少奇同志来广东后，才比较明确起来”。“少奇同志来广东后，我们贯彻执行了中央指示，强调了要彻底革命，要放手发动群众… 这段运动就搞得比较好。”
（1965年的一次讲话）
1964年在刘少奇的狗婆娘王光美来广州时赵紫阳竟说：“过去工作那一套都不成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都没料了，现在只能学习王光美，按她那一套办事。”
少奇同志指示，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对搞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极为重要，我没什么可讲的了。
（1964.8.20在省“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看来，搞好四清运动此搞土改容易，因为有了少奇同志的指示，观点明确，又有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办法也有了。
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对刘少奇，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党中央。
（1964.8.20在省“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不能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来代替四清运动”。这是刘少奇讲的。
（1965年召集地委布置四清运动的讲话）
1967年3月，文化革命期间，陶铸被揪了出来，赵紫阳在“革自己的命，造陶铸的反”的大字报中，谈到关于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四清路线问题时说：“刘少奇以中南局主张这样的理由，要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加以推广，本来×××大区对此有不同意见，并得到毛主席支援，但由于刘少奇有中南和另外某些大区的支持，他的人海战术终于在全国推广。”
按：赵紫阳把刘少奇得到中南和某些大区中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的支持，装扮成“多数”，以求达到孤立毛主席的意见，搬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谓“多数”的法宝，把毒箭直接射向毛主席，并为刘少奇这具僵尸招魂，阴险至极！
1966年6月，彭真被揪出后，省委杨应彬在堪江问赵紫阳：“彭真同刘少奇的关系如何？”赵当时神色有点紧张，回答说：“彭真是反对刘少奇的。”又说：“少奇同志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不但检查了四清运动中的错误，而且还检查了自从一九四九年同天津的资本家谈话以来的错误。”赵还有意说：“陶铸同志说，他听了少奇同志的检讨，非常感动。”
（杨应彬揭发材料）
主席和少奇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主席亲自抓的事，少奇不抓。
（1966.6在湛江时回答杨××的提问）
赵紫阳规定党员、干部分别学习“三十本书”，“三本书”，“一本书”。在高级干部读的“三本书中”，竟然没有一本毛主席著作，却极力放进刘少奇的黑《修养》等黑书。赵紫阳还以省委名义规定“学习的内容”，现时（请注意“现时”是1963年工农兵已掀起学习毛著高潮的时候）主要是学好《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内学习《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1、诬蔑、攻击党的领导。胡说错误和减产的原因是“人为的”，是“领导问题和组织问题很大”。丑化党的干部“官官相卫”，不如封建社会的“四进士”。在粮食问题上大做反党文章，借他人之口狂叫“党变了”，阴谋煽动群众反对党。
“五几年成绩很大，……但问题确是不少，教训也很深刻，这是三面红旗带来的问题。……为什么产生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是天灾引起的还是错误引起的，主要的不是天灾，主要的是我们的错误，是人为的。”
（1961.7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农业减产，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过去也有灾害，广东五五年、五七年也有灾害，因此减产是人为的。
（1961.6.19下午在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我们许多落后地区问题很大，要查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因灾害很大；二、是因上面的主观主义在这个地方造成的恶果很大；三是领导问题和组织问题很大。
（1961.12在广东省第二欢党代会议上的报告）
归根到底，是不实事求是，不调查研究，以敢想代替政策。……几年来不是从群众中来，而是从上往下贯，群众有意见，就扣帽子辩论。
（196l.7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党内斗争好象解放以来都错了，一提到斗争就是谈虎变色。一月会议以后，尤其到五月只能讲困难，不能讲成绩。缺乏一个积极的想法，对恢复农业要多久确实有个遥遥无期的问题。
（1962.9.16在扩大会议总结）
按：赵紫阳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样子，批评别人的错误，其实，这些反党言谕正是从他那里来的。
在共产党内有时吃亏的事是有的。
（1966.3在海南区检查工作的指示）
他们（注：指贫农）发现一条规律：“凡是保干部整群众的运动都整得特别凶，整干部的运动最后都不了了之。”许多打击牛鬼蛇神，反对自发运动的措施，都成了干部打击贫、下中农的手段。“官官相卫”，他们只好沉默。
（1966《来自最下层的贫苦农民的呼声》）
贪污受贿，不要说在共产党时代，在封建社会也是犯法的。你们都知道包公，如果碰上那个老包，就要铡掉脑袋。你们没有看过“四进士”这个戏呀！有四个人一同考取了进土，结为好兄弟。后来发生了案件，一个进士行贿，两个进士受贿，这个案刚好由另一个做了巡案的进士来处理，绪果把那三个结拜兄弟都杀了，在官官相卫的封建社会尚如此嘛！
（1965.3《团结起来为建段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在库充大队同干部座谈纪要）
按：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真是狗胆包天，反动透顶。
党的政策被歪曲了，被用来做了促进农村两极分化的工具。
（1964《来自最下层的贫苦农民的呼声》）
少奇同志说过：过去农民吃不饱，糠菜半年粮，是地主抢了农民粮食。现在我们打倒地主，取而代之。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这种情况不改变，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将受破坏，社会能否存在、能否发展均要考虑。
（1961.6.19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
年年搞水利，年年五十元，年年搞水利，年年吃不饱，你再正确，吃不饱，谁还跟你走!
（1966.3.9在海南乐康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座谈会上的指示）
有些农民说：食也食不饱，死也死不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还有一些人认为粮食外调多了，政府要工人，不要农民，等等是目前农村中相当普遍的舆论。
（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按：无中生有，造谣中伤，借他人之口来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是一切反革命分子惯伎之一，赵紫阳也无例外。
目前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相当紧张，工农联盟受到很大威胁。……很多农民想往外面跑，说“挨不住，顶不住”，农民对党发生了很大的怀疑，已经到了失望甚至绝望的边缘，觉得“党变了”。
（1961.1.7在佛山区农村整风整社试点总结会上的讲话）
2、贩卖“全民党”的修正主义黑货，篡改党的性质为管理经济、生产的机构，取消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各部门的工作。疯狂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砍大杀贫下中农党员，要党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门”。积极推销大毒草《论修养》，毒害党员。
赵紫阳1957年在中山蹲点时说“××（指某国）有个生产委员会，……我们现在没有经验，但这是个方向。”为此，把中山县委分成二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
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叫嚷什么“全民党”，借口“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把党分割成什么“工业党”、“农业党”。陶铸也借口党委要大抓农业生产、大抓水利，叫嚷要区党委、地、县委与乡基层党委都真正成为什么“抓好水利建设的党委”等。主唱仆随，赵紫阳要把党变成“生产”、“经济”的机构，扬言“这是方向”，和赫秃、陶修是一路货色。
因此，深入钻研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深入钻研农业生产，三、五年之内成为内行，这是进一步加强党对农业的领导的一次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1957.11.21《关于农村形势、社会主义教育和生产问题的报告》）
“各级领导如果……不钻研技术，不学习业务，成为内行，固然不可领导好当前的农业生产，也无法担负起充分发展社会生产，以技术改进农业生产的任务。
（1957.11在广东省第一届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陶、赵一伙还借口“突出中心”，“迅速贯彻”他们的“领导意图”，在工作中大搞一搅子的领导，取消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造成长期以来，广东各地党内外不分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严重。
在陶赵一伙控制下的《南方日报》，长期以来，不宣传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并且把原来的《党的生活》栏取消了，借口“要突出中心”，不报导宣传有关党的建设的事情。赵紫阳还追随陶铸借口什么“突出中心”、“生产压倒一切”，竭力限制和取消党委的宣传、组织、监察等各部门的工作，不让这些部门加强对党的建设工作的管理。他在1957年省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规定说：“各部门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党委在日常工作中必须随时地注意把各部门的力量组织到农业生产中来。”在陶赵这种修正主义领导下，多年来，广东各地党不管党的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地方长期组织，宣传等政治部门的干部抽去搞生产。结果使党的建设无人管理，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都处于瘫痪的状态。
不以支持农业作为自己的第一任务，各部门又将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呢？
（1957在省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十多年来，赵紫阳之流从来不把党的建设工作摆上省委议事日程，从来没有在省委会议上专门研究过如何按照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加强党的建设工作，从来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加强党的建设。
陶赵一伙不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整顿党的组织，粗暴地把广东原有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一脚踢开。1961年，以陶赵一伙把广东基层党组织看成“一团糟”，以“组织整顿和组织建设”为名，进行“整党”，强调从组织上解决问题，直接对抗毛主席关于首先从思想上整党建党的指示。尤其是别有用心大搞“甄别平反”，大大助长当时正在滋长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风。
建国以后，毛主席在一九五〇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又指示“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组织的工人成分”。可是，陶、赵等一伙对毛主席的这个指导思想却不贯彻执行，忠实地推行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安子文等一伙的那条一面限制在工农中发展，一面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门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解放十多年来，赵紫阳一伙一直把农村党员限制在总人口比例百分之二以内，不准超过，造成农村党员人数很少，许多生产队没有党员。到了一九五八年，他们又说什么“组织工作没有大跃进的反映”，要发展党员工作也来个“大跃进”，在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和严格履行入党手续的情况下，便强调大量发展，结果出现片面追求数量、不顾党员质量的现象，有的地方提“放建党卫星” “炉边入党”等口号，把一些不够党员条件的人拉入党内。
按：处心积虑从极“左”和右的方面破坏党的组织发展，改变党的组织的成分。一九五七年，在叛党分子安子文把持下的中央组织部，在刘少奇的授意下，发出基本上停止发展党员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接收党员的黑指示，陶、赵对于当时广东农村和工矿企业党组织的薄弱情况，丝毫没有关注，不但没有提出正确的意见，反而不遗余力地提出“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基本上停止接收党员的决定，把接收党员的工作在全省落本停止下来”，而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备加亲切，比他们的主子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同年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和发出的文件中，则一再检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接收党员的计划完成得较差，令后必须加强对这方而的工作领导”，什么“我们的组织工作还远远落后于党的任务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有些单位仍未认识到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接收党员的重要性”等。
为了进一步团结知识分子，粉碎反动分子进攻，巩固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使工作，适应党的任务的要求，也就是必须向知识分子开门。
（陶、赵批发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关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接收党员和教育提高党员的指示》）
“发展党员应该特别着重在学术上有地位和业务较好有威信的人物中去挑选。”
（同上）
接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条件，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目前主要应反对过分挑剔的偏向，对他们生活作风上的某些缺点或学术思想上尚遗留有某些唯心主义观点，则不应过分挑剔，可在入党后继续加强教育。”
（同上）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指导下，大批牛鬼蛇神混进了党内。下面仅仅列举一些在上述黑指示下达后钻进党内来的牛鬼蛇神名单：
▲秦牧：原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广东作协副主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关山月：原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国民党政客，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运动中已揪出来。
▲康辛元：原华南工学院副院长，资产阶极反动学术“权威”，和保姆乱搞男女关系，巳开除党籍。
▲王季甫 原中山医学院副院长，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历史上动摇脱党，还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尚未弄清。
▲红线女：原广东粤剧院副院长，资产阶级“名”演员，王匡 的姘妇。
▲姚璇秋：原广东东湖剧院院长．封建地主阶级“名演员”，乱搞男女关系。
省委在关于登记党员的政策界限中规定：
1.对患有慢性病，活动有困难的党员，应区分有病还是意志衰退，同时分析其患病前后表现如何，有的因患严重的慢性病，不能参加工作，不能参加组织会议；在患病之前表现较好，基本具备党贝条件的，应给予登记。但在患病之前表现不好，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劝其退党。有的患有一般的慢性病，患病后革命意志衰退，可以工作而不干工作，不能起党员作用，在这次党员登记中，又没有决心改正，应劝其退党。
2.对偷渡外逃案件的处理。……要了解分析其为什么偷渡外逃，如有的是有亲人在港，曾申请出港不批准，在去年（1962年）四、五月间社会上一度偷渡出港成风的影响下，企图乘机外出与亲人相见，有的是对克服经济生活困难的方向不明确，听信谣言，立场动摇，企图到香港找生活出路，度过困难的，属于这两种情况，如果过去一贯表现好的，能认识错误，决心悔改的，还可给予限期等待或留党察看的机会。
下面是1963年开平县重新登记党员的统计情况．
l.全县共有党员7616人，给予组织处理的有1112人，占党员总数14 %其中不予登记的358人，占组织处理党员数的77%，占党员总数11.26%，暂不登记的270人，占组织处理党员总数23%，占党员总数3.55%，在作了处理的1128名党员中，属于“思想觉悟低，或革命意志衰退，消极落后，不起党员作用”而被处理的有675人，占组织处理的60%。
2.农业系统共处理923人，占本系统党员总数5059人的18.24%，其中不予登记的733人，暂不登记的l90人。农村不脱产党员共处理897人，占农村不脱产党员总数4805人的18.7%，其中不予登记的718人，暂不登记的179人。
3.对于任不同职务的党员处理情况可表如下：
职务 总人数 处理人数 所占比例 公社正副书记县正副科局长以上 160 9 5.6% 大队正副支书 305 13 4.26% 大队正副队长、会计 619 36 5.86% 大队其他干部 477 36 7.55% 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计 1862 259 13.88% 生产队其他干部 278 57 20.5% 农村无职党员 1264 496 41%
4.在农村无职党员被处理的496人中，不予登记的425人，暂不登记的有71人，其中属于“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参加会议，不干工作，不起党员作用”的“落后”党员占处理数的89.5%，全县妇女党员1117人，共处理189人，占l6 9%，其中不予登记的106人，暂不登记的23人。转业，复员军人中党员处理比例也相当大，全县转业、复员军人党员405人，共处理70人，占17.3%，其中不予登记的40人，暂不登记的21人。
余求好，女，42岁，贫农，开平县沙冈公社金沙大队的生产队长，先后当过农协主席、付乡长，生产队长。但是在“政治思想觉悟低革命意志衰退，组织观念薄弱，对组织生活不感兴趣，支部通知她来开会，她借故不来，强调在家看小孩”和“计较个人利益，不顾集体，不干工作”的两条罪名下而被处理“暂缓登记，限期一年”。
陶、赵一伙，不对党员群众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而采用了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那两个报告的调子所编写出来的一套所谓《党员政治教材》（已出版三本，即《中国共产党章程教材》、《共产党员政治教材》、《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这些“教材”中，宣扬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唱反调，还采用刘少奇的那本大毒草《修养》，由旧中宣部、旧中组都按照划少奇所规定的调子编写出来的又一株大毒草《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等，极力从思想上变马列主义的党为修正主义的党。
赵紫阳一伙还鼓吹刘少奇的什么“党的驯服工具”，实际就是当他们这班野心家、阴谋家的工具。十多年来，赵紫阳一伙动不动就用“党性”和“党的纪律”来吓党员、干部，强迫别人贯彻执行他们提出的错误措施和黑措示。一九五八年冬，他们就会反复地要各级党员干部用“党性”来保证他们所提出的“吃三顿干饭”，说什么不执行便没有“党性”。
3、恣意丑化社会主义，狂热吹捧资本主义。诬蔑社会主义“吃不饱”， “集体靠不住”，农村搞了个“法西斯统治”，“干部剥削贫农”，社员要靠“港澳”。大力推销美国等资本主义黑货，叫嚣要把人民公社办成“香港的郊区”。
你说两条道路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农民说两条道路是吃饱和吃不饱。社会主义吃不饱，怎么成？只有20斤原粮就不好争取多数人搞社会主义。
（1966.3.9在海南乐东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座谈会上的报告）
社会主义吃饱都困难，还讲什么农业机械化？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一次讲话）
集体经济不巩固和群众思想紊乱的原因，是由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是由于国家采取了“剥削”农民的经济政策。
（1962.5在省委扩大谈心会（从化）上的讲话）
社员感到集体靠不住，看不到前途，怎么办？就靠港澳了，认为港澳都有希望了。
（1957年11月广东一届二次党代会上讲话）
生产搞好了，粮食多了，就不会跑去香港，去香港的也会跑回来。
（1962年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集体收入（每人）搞到二百元，就没人去香港了。
（1964年在中山县环城公社库充大队蹲点时说的话）
按：香港是富人天堂，穷人的地狱，赵紫阳说什么“社员感到集体靠不住”，“就靠港澳了”。公然站在反动立场上，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诬蔑我国广大贫下中农，其反动嘴脸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事实上，广东的“港澳风”正是陶铸、赵紫阳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刮起来的。
陶铸说：“革命十多年，农村搞出个法西斯统治”。
（1964.11.11的讲话）
农村土改已经十二、三年，合作化后也已经八、九年了。目前集体经济内部是一种什么形势呢？过去我们不甚了解，贫苦农民却看得很清楚。他们承认，生活比解放前好些，但是，“还是有人富贵有人贫”，“衣、吃、住、用相差好远”。而干部则财源茂盛，“猪笼浸水窿窿入”。他们利用职权多占工分，多占物资，贪赃枉法，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协作。一头在“劳动分配”的幌子下剥削贫农，一头以“集体经济代表人物”的身份出现，假公济私，挖国家墙脚。干部富裕了，便餐餐大鱼大肉，经常借故大摆宴席，同贫下中农形成鲜明的对照……
（1964年《来自最下层贫苦农民的呼声》）
许多贫农今天还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天天捱，有病不捱就没得吃”，什么“心情舒畅”，“愉快劳动”，全不是那么回事。……贫农在有寃无处诉时，也曾对历次运动抱着希望，但是一次，二次，三次，……落空了，失望了。
（1964.10.23《来自最下层的贫苦农民的呼声》《中南社教简报》一篇蹲点笔记）
合作化以后，社员把土地、耕牛、农具都交给了你们（指基层干部），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你们手中，吃稀饭还是吃干饭？吃两餐还是吃三餐?有无钱分?都在你们身上，他们作不了主。
（1965.3《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在库充大队同干部谈话纪要）
社会主义优越性为什么不能发挥？这是干部问题，这是干部不负责任，是变了，思想革命化这条不成，各级干部不是不全心全意为革命服务，就是不负责，资本家是全心全意为个人服务，是很会精打细算的。由于干部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1965.12.21晚在省委常委讨论开展反浪费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近几年来处在国家经济调整时期，从全省来说，对长远建设不多讲了，谈远景规划的空气比较淡薄了。农村干部和广大社员觉得农村没有奔头，看不到农村的前途和前进的方向，不安心于农村，想往城市跑，甚至羡慕港澳，就是留在劳动，也是为了挣一碗饭吃，挣点工分，根本认识不到从事前革命意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光荣任务。
（1965.4在省工交政治会议上的讲话）
1965年，毛主席批转了湖北省农业机械化的报告后，赵紫阳不但不结合实际情况执行而且在广东选定9个公社试点中，扬言“要把××公社办成香港的郊区”（开放自由市场），发展资本主义有什么可怕？我们不睡觉就成了。
（1961年在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
1962年夏，中宣部黑帮分子许立群向赵紫阳介绍一篇美国阿华州的大农场主（即被赫鲁晓夫奉为神明的那个美国大资本家），批评苏修农业基本建设太差，因此单产很低的文章，赵紫阳如获至宝，称赞“加斯特的农业措施很好”。要政策研究室介绍给各地，并交代今后要注意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情况，他认为日本、意大利等国水稻单产高，有可学之处。结果便在《调查资料》上介绍了几个国家的情况，还交代组织省有关单位对此进行研究。以后由省社联指定一个摘帽右派分子编了一本美国农业资料，其中几节印成了《调查资料》发到各界。
1、大力宣扬保护富农经济，拚命鼓吹和发展私有制，胡说打击了私有制“就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倡和推行“四大自由”，妄图发展资本主义
“北方呢，地主消灭了，富农也消灭了，而广东呢？没有消灭富农，基本上没动它。”“保存了富农却大大地稳定了中农，小农的生产情绪很高，不用害怕。……保护了富农而安定了中农保护了工商业，这两点对农村经济恢复发展的关系都很大。”
（1953.2在华南分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
土改后仅仅是两年、一年半、或者一年就起了这样大的变化，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第二条是土改中保存了富农，没有动它，富农基本上保留下来了。
（l953.2在华南分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
富农在经济上有很多优势，富农有农具、有耕畜、有粮食、有钱。如果农村中互助合作没有搞好，贷款又搞不好，那困难户靠谁呢？那只有靠富农。他想要农具吗？可以向富农借，想要耕畜吗，可以向富农借，没有粮食种子吗？也可以向富农借贷，由于这样，一般农民就不致得罪富农，而富农也因此可以团结一部分农民，控制一部分群众，再加上我们党，团乡村组织涣散，富农收买拉拢一点，思想又受他们影响一点，那就要垮台了。
（赵紫阳的一次报告）
群众对于私有财产的观念尚未确定，对于生产发家存有很多顾虑。贫雇中还流传有“吃大锅饭”、“大合堆”、“无穷无富”的谕调，中农中怕说有剥削，不敢雇工，不敢借贷，富农更是惊心未定，惶恐不安。
（1953.2在华南分局农村工作座敲会上的报告）
土改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建筑在农民土地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土改后私有财产的保护、地权财产的确定，对启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很重要的，打击了农民私有财产制，就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增产就不可能。
（原省委调查组：《从七县十四乡的调查材料提出开展广东农村生产工作的几个首要问题）
农民对财权问题的顾虑，则是更进一步发挥生产积极性的更主要更大量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土改带来的均分思想和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误解所造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是普遍大量存在的，这是目前解除群众思想顾虑，提高生产热忱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见省委机关《东风》公社、农村政治部《革命洪流》揭发材料）
一九五二年，赵紫阳跟随刘少奇、邓子恢，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所谓“四大自由”（即土地买卖自由，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放债自由〕，尤其是还积极鼓励党、团员“带头放债”。
（《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
“在干部中要系统地进行生产政策的教育，划清政策界限，懂得提倡什么（互助合作），保护什么（单干农民），允许什么（富农经济的存在，雇工、借贷、土地买卖及出租），防止什么（农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有这样，系统地把干部思想武装起来，减少盲目性，才能使干部更好地领导农业生产，少犯错误。”
（1953.1．在华南分局农业生产座谈会上的报告）
按：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而赵紫阳却反其道而行之，迫不及待鼓吹保护富农经济，个体经济，贩卖刘少奇的“四大自由”的黑货，妄图长期保存发展私有制，复辟资本主义。
“只要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经济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就必然会带了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有的同志说要挖掉自发势力的根子，这当然是挖不掉的”。
“因此土改后不要搞得太紧了，放松它一、二年。”
（1953年在一次关于农村工作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2、反对统购统销政策，百般抵制、诬蔑、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胡说农业合作化“贪多冒进”，“不问群众觉悟程度”，“盲目追求高级形式”，“陷于混乱”，大叫合作社办“多了、快了”，要“立即由发展转向巩固”。实行“压缩”、“急杀车”。
1953年中央指示要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赵紫阳极力反对，写信给中央要求广东推迟一年才实行。结果受到中央严厉批评。
（1953年在华南分局会议上的讲话）
按：寻找种种借口，反对粮食统购统销。
今天的方针是要大量发展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重点培养常年互助组…… 农业生产合作社暂不试办……我们决不因为其他先进地区巳发展到常年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阶段，而忽视对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的领导。
（1953年1月在华南分局农村生产座谈会上的报告）
互助合作问题……对农民必须积极领导，采取循序渐进的方针，不能好高骛远，不能贪多冒进，更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主要是靠组织起来多打粮食及各方面的优越性来影响和吸引农民自觉地参加。
今后要注意防止的偏向，主要是干部好高骛远，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和强迫命令。
（1953．在华南分局农村生产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
合作化有不少是采取简单地号召登记，甚至强迫编组。有些条件很差，基础很弱的地区反而发展很多很大，存在问题极大，很难巩固。另外也发生了不问群众觉悟程度的现象，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的现象。
（1954.5.1O《今年农业生产的具体方针与任务》）
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重点立即由发展转向巩固。
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慎重从事，认真准备，强调按计划去办……未确定者应教育群众暂慢一步，不要肓目追逐群众自发情绪。
（《今年农业生产的具体方针与任务》见l954.5.10《南方日报》）
“只要多了，快了就一定是不稳定的，是盲进的，就一定要引起和农民关系的紧张。”“发展多了，领导就会掌握不了而陷于混乱。”
（《关于农业合作化与完成农业计划的措施问题》 见1955.9.25《南方日报》）
去冬今春全省农业社增加上十二倍多，……许多乡村报名人数都超过了计划，许多地方要对报名入社的人一再说服，才把建社的数目与参加总数压制下来。
（《今年农业生产的具体方针与任务》见1954.5.1O《南方日报》）
1955年7月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伟大号召下，大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而陶、赵一伙却怕得要死，附和着邓子恢要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叫嚣，说什么：“广东的合作社虽然不能取消，但也不能再发展了。”还说，合作社达到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十，要“急刹车”。
广东的合作化运动在陶赵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把持下，一直处于低潮中。1955年全省（不包括钦州地区）农业合作社才发展到一万三千七百多个，约占全省户的6%—7%，就是这样，赵还认为太快了，是“冒进”。他配合刘、邓（子恢）在1956年上半年刮起的反“冒进”风，连赵紫阳打算在1956年春在广东发展到三万个社的保守计划也压缩了。许多地方一再“说服”贫下中农先不要入社。极大地阻碍了合作运动的发展。陶、赵还以分局的名义给广西去电报，使广西少发展了一千多个合作社。
赵紫阳胡说“合作化快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好坏，主要是中农问题”，诬蔑广东在合作化过程中，“中农出卖农具特别是牲畜的很多”，“多是通过斗争富农，过度的批判自发势力而压迫中农入社”，“搞大联组，不少是严重地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增加了农民的不安情绪”等等。大嚷大叫“不能砍掉可以停止一下发展”。就这样，原来已经大大落后了一步的广东农业合作化运动，在陶、赵一伙的百般阻挠下，几经修改，最后才规划在一九五六年春，发展到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
1957年，由于赵紫阳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根本不突出政治，致使出现了一些富裕中农闹退社的现象。赵则趁机攻击合作化说：“这是合作社，增产不多，经营管理不善，高级社没有发挥出它的优越性的缘故。”
目前妨碍合作化进一步巩固的正是合作社本身存在的缺点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影向。正是由于合作社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办得不够好，因而障碍着广大群众去分清大是大非，并助长了富裕中农的动摇情绪。
（1957.11在广东省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3、贩卖生产第一，技术第一的黑货，极力把合作社引上经济主义歧途
巩固（指合作社的巩固）工作的中心环节，一是搞好生产。只有生产搞好了，增加了收入，才能显示出优越性，才能巩固社员和组员的情绪，一是贯彻自愿和互利的政策。
（《今年农业生产的具体方针与任务》见《南方日报》1954.5.10）
合作化能否增产，增加收入，仍然是社员最大的顾虑。所以合作社能否巩固近要看夏收能否增产，增加收入。这是决定合作社垮台和巩固的关键。
（《巩固第一批社，办好第二批社，迎接互助合作运动高潮》在广东二十五个社驻社干部座谈会上的报告，《华南农村》第十八期1954.6.6）
主要是靠组织起来多打粮食及各方面的优越性，来影响和吸引农民自觉自愿参加农业合作社。
（1953.l在华南分局农村生产座谈会上的报告）
合作社所谓好的结果，就是在收获上多打粮食，这就是优越性的集中表现。
（1954.6.4《华南农村》）
巩固老社，首先是搞好生产，争取创造丰收。……目前巩固社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加强约占全部社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减产、减收的社，这部分社的问题很大，必须大力抢收。只要抓了生产，搞出了成绩，社员的情绪就会稳定下来。
（《关于农业合作化和完成农业计划的措施问题》《南方日报》1950.9.25）
只抓合作化而不抓技术改革，那就不能发挥合作化的优越性。
一九五五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建立起来，急需加强政治思想，赵紫阳却胡说：“建社大体上属政治工作，……巩固社是合作社经济的管理问题，对我们的干部来说是一窍不通的。”“办合作社没有大批专家则过不了关。”“迅速地系统地制定工作定额。”
乡村干部的主要任务是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私营管理工作和生产工作，使乡村主要干部逐渐成为管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专家。
（1954.6.11在全省农村水利会议上的报告）
农业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在初建时应主要抓好这一点……
（《巩固第一批社，办好第二批，迎接互助合作化运动高潮》在广东二十五个社驻社干部座谈会上的报告 《华南农村》第十八期1954.6.6）
各地可以试行“分等定勤，按等定粮，超勤奖励，缺勤处罚”的办法。要严格实行奖罚制度，不可马虎了事，以加强包产单位的卖任感。
（1957．ll在广东省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小农积极性，主要是靠私有，合作社统一经营之后就产生了个体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因为收入是大家的，集体利益不容易理解，社员容易把社的利益看成社会的利益，所以单靠教育和农民自觉还不够，必须要有责任制，事有专责，有检查。
（《巩固第一批社，办好第二批社，迎接互相合作运动高潮》在广东二十五个社驻社干部座谈会上的报告《华南农村》第十八期1954.6.6）
总的来说对小农经济社会主义的改进，主要是靠经济斗争，靠这四项经济工作，就是生产互助合作，供销合作、信贷合作、农产品的统购。
4、抛弃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多方迎合，适应上中农的利益，极力主张依靠上中农办社，叫嚷“中农是互助合作的试金石”，大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助长了退社黑风。
合作化快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好坏，主要是中农问题。搞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靠中农的生产资料。
（在合作化初期的一次讲话）
（1954.5.20《今年农业的具体方针与任务）
按：赵紫阳的鬼话，实质上就是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谬论的翻版。
依靠中农，争取到中农，农村两条道路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954.6.31在省农村水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中农是互助合作运动的试金石，对农村两条道路谁胜谁负有决定作用，我们对中农必须十分耐心与谨慎地进行争取工作。
（1954.6.30在省农村水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57年冬，赵紫阳和杨应彬等到顺德，提出“稳定”富裕中农退社问题，政策是：“技术高，工分高的工种，社里要安排给富裕中农去做，使他们收入水平不低于入社前。”
赵紫阳在合作化后，提出巩固合作化三条措施：“第一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第二，是搞好经营管理（评工记分等）；第三，是贯彻互利政策，不叫上中农吃亏。”又提出：“赶上和超过中农收入水平，是巩固合作社的中心环节。”
（1967.5.19×××揭发）
超支（超分）户已经超支（超分）部分，应当订出计划，逐步归还。…… 对盈余户……他们应得盈余款项是他们的劳动收入，合作社应明确表示态度，负责清还……全年年终分配时，应尽一切可能首先分足他们。确实暂时无法付足的部分，亦应该诚恳地与他们商量，照顾社的目前困难，商定时间或指定由社的某项收入中付还。
（1957.11在广东省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按：“超支户”中有不少是劳动力弱，子女多的贫下中农，“盈余户”中则不少是富裕中农的经纪人。
在三、四年内的奋斗目标，则是要使合作社在生产水平与收入水平方面赶上与超过上中农。
（1957在广东省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作为上中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较多和各部经济经营较好这两个条件，合作社要赶上与超过上中农，就必须从这两方面努力。
（1957.11《关于农村形势社会主义教育和生产问题的报告）
为了克服富裕中农的动摇，……在合作社内具体安排他们的生产与收入，有时在经济上作一些必要的让步使之不减收或少减收，是完全必要的。
（1957.11在广东省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粤东潮安、普甯、五华、澄海四个县的四个乡的调查，土改时期划的阶级是贫农1593户。现在减少了，剩下888户；中农393户现在是987户，增加了，富裕中农过去是没有的，现在有118户。而且富农是增加了。过去是31户，现在是39户，增加几户，这是上升了。
必须明确认识到，对待中农的问题是今后我们在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所谓加强对农民的联盟等，按实质来说，就是中农问题。……将来中农要占百分之七、八十，农村要逐渐中农化了，中农也要成为农村的中心人物，所以我们对待农民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对待中农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陶铸、赵紫阳提倡赶上和超过上中农水平，并认为这是合作社最后巩固的保证。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歪曲为单纯经济上的斗争。赵紫阳还大谈上中农有技术，为了避免减少收入，要合作社注意安排他们搞工分收入高的技术工种。这样一来，不但使上中农收入高，而且掌握了集体经济的生产权，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作物区，上中农的问题特别显得突出
（见马甫等大字报1967.3.23）
1957年，赵紫阳在顺德县农村，炮制了一个名为“稳定”富裕中农的“样板”，强调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社社员要照顾“三工”（驶牛工、鱼塘工、蚕桑工）规定把技术工得工分高的工种，安排给富裕中农去做，某些特种作物，鱼花塘果，可以包工到户给他们管理，允许他们在合作社内单独编作业组等。
1956年1O月间的一天，赵紫阳急急忙忙跑到顺德，通知大良公社云路大队的干部请了五个闹退社最凶的上中农到县委会召开一个座谈会。（出席会议有上中农林×，陈××，中农陈××，冯×，粱××）
赵紫阳首先和上中农算收入帐，接着赵征求上中农有什么要求。上中农讲：“我没有什么要求，把土地还给我！”赵问：“超产部分给你们行不行？”上中农不答应。赵又问：“给你们土地包产行不行？”上中农也是不答应，坚持要拿回自己的土地。后来，赵摆出两个方案：
1.给闹退社的上中农多一些自留地。
2.包产包户，给好的土地，包低产。
总之，就尽量照顾上中农的收入，使之达到入社之前的水平。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赴顺德调查组诵查报告《顺德调查》）
1956年，社会上牛鬼蛇神刮起一阵退社的歪风，煽动社员闹退社，走资本主义自发的道路，企图搞垮合作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以为时机已到，他配合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迎合上中农的需要，大挖合作社的墙脚，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因此，赵紫阳于1956年10月间，急急忙忙跑到顺德县，在大良公社云路大队开了一个“上中农座谈会”并制定了“照顾上中农的十项政策”。
照顾上中农的十项政策是：（已查到的有下列七项）
l.政治上要给上中农以一定地位，可以选一些上中农当干部，生产计划要请上中农一起制定。
2.给上中农时间搞副业。
3.提高土地的分红。
4.多分自留地给上中农。
5．分自留地尽量分好地，有果树的地。
6.照顾上中农多开工，多分技术工、工分高的工给上中农。
7.包产到户，分肥田，包低产等。
（同上）
在三年内的奋斗目标，则是要使合作社在生产水平上与收入水平方面赶上与超过上中农。使上中农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完全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梦想，心悦诚服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来，真正达到从经济上巩固合作社的目的。
（1957.11.12关于农村形势，社会主义教育及生产问题的报告）
由于赵靠上中农办社，导致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度严重泛滥。中山、顺德等地上中农几乎天天来广州请愿退社。海康、遂溪、海陆丰等地退社户达百分之三、四十，严重损害了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
（张××揭发交代材料）
1、竭力否认和歪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矛盾，宣称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革新与保守的斗争”，“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放手发动了群众，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削弱了富农，树立了贫农优势。
（1960.7《高速度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
按：毛主席说：“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赵紫阳却大唱反调，宣扬地主阶级已经“彻底消灭了”。
在农村打击地、富、反的破坏活动比起与上中农搞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要简单和容易得多，要好办得多。因为已消灭了阶级，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已被完全暴露了。而目前农村的主要问题不是地、富、反的破坏活动问题，而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1957.9.12在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传达省委对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民主整社工作的指示）
1953年，广东土改刚结束，赵紫阳和陶铸借口争取外汇，竟宣布给×万户华侨地主、富农户变成份。结果，混淆了农村阶级阵线，使地、富分子混进人民队伍，让他们大量外流，甚至混进党内纂夺了基层领导权，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恶果。
（原省委×××揭发材料）
解放后，我国农村经过了两大运动，一是土改，它解决了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一是合作化运动，它解决了农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当然，并不是敌我矛盾解决后就没有矛盾了。相反的矛盾却往往显得更复杂，更突出，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1957.6.27在党校向学员作的报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以后，人民内部矛盾从从属的地位上升为主要的，突出的。
（在佛山地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关系，都要通过领导者去解决，所以造成矛盾是官僚主义，是领导的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通过领导自觉的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暴露矛盾，分析矛盾，使上层建筑与下层基础相适应。
（在佛山地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现在不是土改，是生产，社会主义建设，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1960.12.30在中山坦洲公社试点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工农联盟经历着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是民主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和五亿农民在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结成了巩固的联盟，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全部胜利。第二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农联盟建立在社会主义集体絰济的基础上，经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把农民从私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彻底走上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现在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就是要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逐步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把工农联盟建立在现代技术的物质基础之上。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先进与落后、革新和保守的斗争，通过群众性的现场评比的办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教育农民，发动群众，必然要比革命斗争时期更迅速地取得更伟大的效果，这是毫无疑问的。
（《论现场评此》《上游》，创刊号，1958年）
广东的敌我矛盾不多了。农业持续大跃进的需要与农业工具的落后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已经成为当前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矛盾。
（1966.3全省四级干部会议）
这几年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受了考验，顶住了风浪，大有进步，表现很好，他们大部分已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现在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太伤感情了，对党外人士要礼贤下士，三顾茅庐。
（1958．在一次党外民主人士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敌人要搞反革命两面政权，我们要揭露和打击敌人的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斗争。
当前的阶级斗争究竟是怎样的形势呢？……这就是少奇同志所概括的：“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
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在近几年来一些人已经变成了新的特权分子，形成了新的富裕阶层……这些蜕化变质分子，和特权集团同广大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是目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
（1964.9.4《集训工作队的一个中心问题》）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人物，除极少数问题严重的人以外，大部分人的主要问题已基本解决。
（《贯彻中央指示运动势如破竹》——省委关于农村四清运动向中央、主席和中南局的第二次报告。《广东四清简报》，第18期，1965.2．I7）
2、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谕，胡说阶级斗争“越来越缓和”，“今天主要是搞建设”，大搞阶级调和，散布把阶级斗争“松一松”，“不要提阶级斗争”等论调，削弱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合作化高潮中，富裕中农大部分入了社，农村的所有制问题很快地、很顺利地得到解决。改变所有制这样一场极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以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的形式出现。当时阶级斗争不是表现为更加紧张，而是趋于缓和。
（1957.11在广东省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赵紫阳在1956年到1962年经常说：“今后再不需要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性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省委ｘｘｘ揭发材料）
现在的阶级斗争，和过去的阶级斗争不同，过去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打击地富反坏，现在阶级斗争形势变化了。这种阶极斗争，往往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是通过干部和群众，即干群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
（1964.8月的一次谈话）
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激烈，应该是越来越缓和的。……我们现在讲的阶级斗争，主要是讲人民内部的两条道路斗争。这一时期斗争比较激烈，主要是农村。……当前农村中阶级的矛盾主要是富裕中农和贫农的矛盾。
（1962.11.22对省市文艺界的报告）
有人讲，又是阶级斗争大反复。这是错误的，有什么反复？
（1966.2.27在澄迈县委会报四清运动情况后的讲话）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赵紫阳回来传达时，带着抵触情绪别有用心地说：“当时我认为主席的指示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未有认识到是当务之急。”
只要认真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和评工记分制度，彻底实现按劳分配原则，就可以克服队内人与人的平均主义，克服某些人单干思想。
（1961.12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按：要害是反对突出政治，取消两条路线的斗争。
不断革命，就是要不断同自然作斗争，不断革落后耕作技术的命，不断根据生产季节，提出战斗口号 。
（1957.８在团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主要是搞建设了，团的工作不单是建团和整团的问题，而是如何在社会建设中发动和组织青年，充分发挥团的组织作用问题。
（1957在整团会议上的讲话）
是不是都要搞斗争，也不一定。斗争为了教育群众，促使敌人分化，用教育的办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为什么非斗争不可呢？在一个大队也可以不搞斗争。不需要斗争就不必斗。
（1959．9《对敌斗争指示》）
按：要害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中央（注：指刘、邓）指示，对党外人士斗争要松一松是非常正确的，应全力以赴，坚决执行，不能阳奉阴违，要克服怕犯错误的思想。
中央关于对党外人士斗争要松一松的指示非常正确，符合我省的具体情况。
（1962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统战部长会议的决定发表的谈话）
“五反”运动应根据“四自”（自己交代、自己划界限，自己退赔、自己处理）的计划进行。
“五反”要从“评功摆好”入手，通过评功摆好可以把犯错误的人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可以评得痛哭流涕，汗流浃背，就是天大的错误也能坦白交代出来……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创造。
（l963年的一次报告）
四清遗留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有人说是阶级斗争的继续，有人说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翻案，新反扑。我认为经过四清运动，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是认识问题，人生观问题，是教育问题，不能作阶级斗争看待。否则就会再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从长期来讲的，但针对当前的情况这样提就会使人造成一种错觉。因此，不要提阶级斗争，只能讲团结教育。
（1966.1在八个结束四清县的巩固工作会议上讲话）
在城市登记阶级时主要看表现，过去隐瞒阶级成分的人自报就好了，主要看表现。
（1965.2.23在省委四清分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总之，在工作上，我们要紧张一些，生活上我们要艰苦一些。有了这两条，我们就不仅能够做好工作，而且能够兴无灭资，移风易俗，保证永不变色。
（1965.３在佛山专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地富子女大量向左转，大好形势是存在的，我们要看到这个形势，李宗仁看到了这个形式，但我们没有充分运用这个形势。
（1959.９《对敌斗争指示》）
可以吸收地富子女当基干民兵，表现好的地富子女可以入团入党，这样就可以使其他的人，不会对党有这样大的仇恨心了。
（在中山县库充与青年、民兵、团支委，妇女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们团支委，一定要在三个月内发展一些地富子女入团，对地富子女我们不争取谁争取？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没有心同我们了。地富子女能入团，树立了样板，使其他人也觉得有奔头。
（在中山县库充与团支委的谈话）
老上中农的子女怎么力？成分是否世袭？我们主张扩大为依靠对象。
（1963年在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阶级斗争熄灭谕的反动理论出发，赵紫阳一伙大批调走广东政法干部，撤销很多司法机关。后来实在行不通了，又搞了什么政法委员会等等。但不久又借口“精简机构”，不顾群众的强烈反对，宣布解散，并撤销了省人民检察院。他们把省法院人员精简45％，把省政法干校精简了50％，削弱和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
1953年，赵紫阳和刘少奇、陶铸、罗瑞卿一唱一和，大肆鼓吹“十无县”，“十无社”的阶级斗争熄火论。
1964年冬又说：“只要社员每人每年收入二百元，已逃到港澳的也会回来。”
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斗争，与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主张如出一辙。
“广东的农村就是香港的郊区，解放前广东人到香港就象北方人赶集一样，公安部门抓得那么紧，没有什么必要。放宽些不是更好吗？”并且还不经中央批准，就下台开放边防出入口，准备由原来的七个增加到九十多个，订出“二不一要”（不准用枪阻拦出港人员，不准拦路阻挡，要指路带人出港）的措施。
（1962）
1962年５月19日，公安厅请示赵解决外流到香港人口日增严重问题，赵却说“反正香港这么大地方，出去找不到工作就回来”还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在一次会议上讨论对逃亡港澳人员处理时，监委书记提出逃跑去港澳的党、团员只要承认错误，立即回来还可以保留党籍，团籍，对于这个错误主张，赵紫阳同意了，做了正式的决定（后来才改变）。
（1967.３.l欧×揭发材料）
（1957.9.12晚上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记录稿《赵传达省委对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民主整社工作的指示》）
３、肆意抹煞两条道路的斗争，力图阉割、歪曲两条道路斗争的阶级内容
在农业上的增产，应主要抓住三个关键问题：甲、兴修水利。乙、提倡积极积肥。丙、改良技术。 在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以后，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就是积极地领导这个运动并要全力来搞。
合作化以后，两条道路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了，这一估计是正确的。
（1957.８在团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几年来……我们彻底进行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按：毛主席说：“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赵紫阳却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妄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
你说两条道路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农民说两条道路是吃饱和吃不饱。
（1966.3.9在海南乐东县召开公社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为什么在一部分地区相对突出呢？可以从三方面寻找原因。首先是上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活动的影响。其次，一部分贫下中农有动摇。在那些生产落后，生产、生活困难较大的地方，一部分贫下中农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灰心。最后，两条道路斗争突出也同一些干部思想混乱有关。
（1962.9.29《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除了和平演变以外，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主要方面。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往往同干部的和平演变交织在一起，有些基层干部带头搞自发，不搞集体生产就是助长自发势力。
（1966 3.22在海南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制度在竞赛中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主要的也就是靠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1960.７高速度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
按：赵紫阳捡起了赫鲁晓夫的烂衣钵，大肆鼓吹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歪曲两条道路的斗争，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可见赵紫阳与赫鲁晓夫是一脉相承，一丘之貉。）
当前广东的两条道路斗争，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
（1962．在广东省党代会上传达八届十中全会时的讲话）
单干风和两条道路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犯了错误，富裕中农影响扩大了，作为一种思潮是严重的，我们嗅觉不灵，在具体办法上确实发生了一些方向问题，认为小集体小自由起作用，而对集体估计不到，因而对个体的积极性做了不恰当的估计。还有些人对这几年问题归结制度，而不是瞎指挥，加在一起就值得重视。以上这些问题加在一起和国际斗争联系在一起，问题就大了，发生走什么道路都有问题。
（1962.9.16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按：把自己的罪责轻轻归结为认识问题，妄图溜掉，这万万办不到！
１、以极“左”的姿态出现，歪曲和反对三面红旗并妄图捞取政治资本。不顾实际，乱提指标；欺上瞒下，谎报产量，大刮浮夸风。对生产瞎指挥，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在人和自然的斗争中应树立“事在人为”、“主观努力决胜”的思想。
（《论目前广东粮食生产形势》《上游》1958年，第3期）
如果广东要保持住过去高产地区的称号，居于上游，不千方百计地加倍努力是不行的。
我们广东晚稻一定要放一些“卫星”出来，每县都要有几个亩产二万斤的……。广东的粮食问题还要过两关：一是今年晚稻大丰收，保持荣誉，争取上游；一是明年早稻争取大丰收，恢复名誉，使广东早稻也要成为高产地区。
（l950.7.21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确保广东生产荣誉，已经成为上下一致的奋斗目标。……多数地区都提出要实现一百万穗，有些地区甚至提出要争取达到一百二十万穗，一百五十万穗，这绝不是空想，而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1958.9.1《论目前广东粮食生产形势》）
1956年晚稻，赵紫阳从庐山打电话回广州给陶锈，毫无根据地提出“晚稻粮食要翻一翻，翻半翻”的口号，并说：“这样你上北京也好讲话嘛！”从而在广东刮起了“浮夸”、“瞎指挥”之风，损失甚大。后来赵紫阳还为自己开脱罪行说：“这是三千万农民一道搞试验，损失足难免的。”
在广东，今年一定要超过农业纲要关于亩产粮食八百斤的要求而达到亩产一千二百斤。而到1962年，粮食亩产量完全可以达到三千斤。若干年后，大约到1972年，我认为广东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一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从反“冒进”的错误中应吸取的敌训》。《上游》1958年第l期）
1958年９月间，赵紫阳亲临新丰县的码头，主持新丰、连平两县的挂钩竞赛大会。原来的竞赛指标是亩产千斤，以后提高到三千斤。正在写协议书时，新丰提出一万斤，当时连平的同志认为是瞎说，仍按三千斤写倡议书。可是赵紫阳对连平的同志说：“新丰提一万斤，你们提的是三千斤，这怎么叫竞赛呢？万斤对万斤才有得比嘛！你们的风格也要高一点。”在赵紫阳的督促下，于是签了两县万斤竞赛的协议。
1959年９月，赵紫阳到新丰十里外看两亩试验田，2×5的规格，长得很好。他问干部：“指标多少？”答：“一万斤。”他说：“太保守了，起码三万斤，五万斤也有希望。”“给你们专用磷肥二千斤，指定这块田用。”不久，果然把肥料运来了，而这两亩田却因用肥过多，长得太密，阳光不足，全倒伏了。
有些指标虽然对当时来讲是高了一点，这是在彻底解放思想的情况下，敢想敢说敢干的表现。这对当时鼓干劲，增产措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实际工作主要起了好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害处。有些指标没有实现，只是因为措施没有跟上去，绝不能说去年没有实现，今年也不能实现，今后永远也不能实现。有一些很高的指示即使实现不了，对今年的工作也有很大的意义。
（1959.2.17在中共一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业业问题的报告）
广东省粮食总产共达703亿斤，平均亩产l，654斤，每人平均有粮1820斤。广东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全省三千多万农民一年到头搞吃饭问题的时代已过去。省委肯定地宣布：广东的粮食问题解决了。
（《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l953第5期）
晚稻估计亩产可达到1500斤，全省可收600亿斤，打低一点，亩产1300斤，可收520亿斤。
按：1958年早稻较为落实的产量是l70亿斤。
口粮从晚稻到明年早稻８个月计算，每人400斤，全省四千万人口共16O亿斤，饲料每人400斤，农业人口三千万计算共40斤、合计320亿斤，如果晚造收600亿斤，就还有280亿厅可作储备，外调和出口。
（1958.10月初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
1958年12月，旧省委宣称全省晚造平均亩产二千斤以上的共七个县，其中连平、新丰、云浮、四会、新兴都是二千五百斤以上，此外还有七个县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以上。其实都是弄虚作假的。后来，六个二千斤县还出席了全国的群众会。
可是到了北京，因为产量太虚假了，不得不改为四个，把产量降到刚二千斤出头一点，例如云浮县原报2524斤，改为2071斤，新丰原报2555斤，改为2100斤。由于这种弄虚作假，广东工作就一跃成为“上游”省。
1950年12月，省委召开的先进工作者代表会上有人认为当时亩产二千斤以上的七个县和亩产一千五百斤以上的七个县都是浮夸，弄虚作假。赵听后马上加以压制说“自己不上进，看见别人产量高就眼红”，骂参加包产验收的人是“派大使，派间谍，值察别人，不相信别人能增产。”
1958年，由张根生代表省委到连县验收亩产六万斤“卫星田”，消息上《南方日报》，震动全省。以后又由省委在新兴一个乡验收百余亩大面积高产田，亩产三千五百斤，还动员县委书记到新兴参观取经。参观回来的人说，看措施，看禾头，参观现场，完全是弄虚作假。
不仅可以密植，而且可以高度密植。
（《论目前广东粮食生产形势》《 上游》1950年，第２期）
全省原来深翻改土的六百万大军必须立即组织起来，，按照深翻一尺到一尺半的规格进行。首先在今冬把明春种植的早稻和中稻的二十多万亩耕地深翻完毕。
（1958年冬在广东省委电话会议上的指示）
1958年赵紫阳提出“越密越好”的混蛋逻辑，实行所谓“满天星斗”、“蚂蚁出洞”式的“高度密植”，每亩一万至一万五千穗。还提出“搭竹架子”， “拉绳子”，搞“防风屏”，搞“通风设备”等等所谓防倒伏的措施。当这些都彻底破产后，赵还为自己辩护说：“突出的是肥料问题。”于是又提出“深翻改土”的措施，命令全省各地深翻一尺半至二尺。结果浪黉劳动力．破坏了土层结构，给生产带来严重损失。
赵紫阳提倡直播，说初选的直播也能高产，并动员大乡党委书记到海南去参观直播的样板田。就在新丰县马头，有一亩直播田，下谷种三百斤，苗高半尺，象猫发一样，群众看了摇头。赵却赞扬说：“敢想敢于，能解放思想，看以后的结果。”
省委决定把明年全省早稻面积从今年（1958年）的３,300万亩减少为l,800万亩。少种高产多收的道路肯定是正确的道路，必须坚决走到底。
（《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1958年第５期）
为了改广种为少种，把少量土地种好，明年必须真正按照丰产田和卫星田的办法，实行精耕细作，因此省委决定明年早稻大大压缩面积，另外，在全省百分之三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粮食耕地上大搞万斤高产运动，创造一批百斤县，万斤公社， 万斤片，为将来实现万斤省创造成功的经验。
（《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1958年第5期）
“‘五风’问题，主要是干部问题，有的是组织不纯，给坏人打进来，有的是土改，民主革命不彻底。”
“上面的政策是正确的，就是歪嘴和尚（注：指基层干部）念错经。”
“风从何来，风从中间来，从石岐（镇）以下来。”
（1960年底在中山县坦州公社集训‘五风’工作队时的讲话）
按：“五风”明明是陶、赵一伙刮起米的，可是他们却把责任完全推到下面干部身上，真是无耻之极！
2、强行下台“每日三顿干饭”，造成人为的粮荒。为了推卸和掩饰罪责，公然大搞“反瞒产”、残酷打击基层干部，使群众生活遭受更严重困难。
广东今年粮食已经足够全省人民全年放开肚皮每日吃三顿干饭，并留足明年种子，同时每人还有七百斤的饲料粮和500斤储备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肯定地宣布广东的粮食问题解决了。
（《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1958年第5期）
省委宣布吃三顿干饭，对全省农民是一极大的鼓舞。各地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l953年第5期）
1959年春，一日吃三顿干饭的恶果已经开始暴露，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反对时，陶、赵这伙混蛋，仍然一意孤行，蛮干下去。陶、赵两人还亲自出马，分别到东莞、徐闻两县大搞所谓“反瞒产”的试点，在那里创造了所谓领导下定决心，大反公社干部的“右倾”，把矛头对准连排干部，对基层干部施加压力的“经验”，向全省推广，并规定各地、县委搞出的“瞒产”指标，要求每个县都召开大规模的干部会议，把基层干部集中到县，命令地委亲自去掌握，交出“瞒产数字”，否则，就要挨斗争，被撤职，就是诋毁三面红旗的“右倾分子”。有的县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把基层干部集中到公安局交代。大搞白色恐怖，打击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郑。结果，陶、赵一伙真的捞到了不少空头数字。于是，又以省委名义命令各地一定要坚持执行每天吃三餐干饭。这就给当时农村生活安排造成严重困难，不少社队，由于粮食不足，出现了水肿甚至饿死人等现象。
湛江、徐闻反瞒产特点是：决心大，方法对，只要三几天的艰苦努力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高潮。整个湛江可能搞到几亿到１O亿斤。
从徐闻情况，说明两个问题：一、粮食很多，没有不瞒产的连（相当大队），连以下的干部100％都有瞒产。而且生产愈好愈是重点，瞒产愈多……，大体每亩瞒产200斤，多的达500至600斤。二，凡是闹粮食闹得愈厉害的瞒产也瞒得愈厉害。看来每个公社搞出千把万斤粮食是可能的，因此，仍然可以吃三顿干饭。
全省反瞒产搞出50至60亿斤粮食，全省每人平均可搞到100多斤（具体分配任务如下：海南５亿，高要１O亿多，佛山15亿，韶关6至7亿，汕头１０亿，湛江l0亿）
干部会议要集中到县上来开，开万把人的大会，一要打通思想，二要突破一点，三要突破后的干部就放出去斗争，四要不断反右倾，整顿队伍。
（1959.1.26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拒不交代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给予处分，在运动期间仍继续分散隐藏粮食的，要予以法办。
（1959.1《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报告》）
赵紫阳58年在徐闻“蹲点”搞反“瞒产”，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结果压出了一亿斤的假瞒产数字（徐闻年产才二亿多斤）。省委奖了一部苏联小吉普车。赵临走上车时还狡猾地说：“反出那么多，可能有虚假，但起码有五成。”
赵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采取扣押法办办法。1958年12月24日赵说：“不动用行政不行，抓他几个好不好？”下命令要公安局抓人。当天在大会上就无理拘捕了八个人。有的判刑“劳改”二、三年，有两个在狱中死了。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徐闻调查报告》）
看来，在坚决反（注：指反瞒产）的条件下，用规定上缴任务（即包干）的办法可行。
（对雷南县下桥公社东方红管理区解决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
省委认为赵紫阳同志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很好，其经验是成功的，做法是正确的，粮食是有的，决不能有所动摇和怀疑，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彻底弄清粮食真象。
（1959.1.31《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广东省委的批示）
既然1953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许多地方一度发生粮食紧张的现象呢？今年一月以来各地在整顿粮食工作中开展的反对瞒产，反对本位主义的斗争充分揭露了这一问题的实质。证明粮食紧张完全是假相，主要是由于生产队和分队干部（原来的农业社主任和生产队长）瞒产私分，闹本位主义引起的。本位主义思想之所以恰恰在现在表现得这样严重，这样突出，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人民公社化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却跟不上去的结果。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和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原来小社的水平，处处只有小公打算的本位主义是不能兼容的，因而在公社化后不久就突出起来。
（1959.2.17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把本队的粮食交给公社，如果别队不交，自己不是要吃亏吗？粒食由公社统一掌握，不会被国家大量调走吗？原来的小社和生产队干部也是有顾虑，不放心的。
这就是造成普遍瞒产和私分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根源。另外，秋收前后公社初办，机构不健全、制度混乱；加上领导上盲目乐观，没有抓紧粮食工作；任务分配不够合理，入库工作有严重的混乱现象等等，就更加漏洞百出，为瞒产私分大开方便之门，以致几乎没有一个生产队不瞒报几万斤，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百把万斤的。
（1959.2.17在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开展反对瞒产，反对本位主义斗争以来，仅在各级扩大干部会议上就已经交代出瞒报粮食四十亿斤，取得很大胜利，目前运动仍深入发展中。各地经验证明，凡是决心大，方法对头，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地方，不仅国家的公购粮食任务可以完成群众的生活可以安排得更好，而且农村的形势很快好转，算账派和保守分子很快低头，群众情绪大为高涨，生产劲头很快就再度昂扬起来。这就充分说明粮食是有的。
（1959.2.17晚在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因赵紫阳反瞒产，克扣农民口粮，造成农村水肿病十分严重。披常年统计，一般死亡率为0.6％，而1960年，棍据二十个县的调查，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点五。
３、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叫嚣总路线要修改，污蔑大跃进“比例关系安排不当”、“超过客观规律”、“违反马列主义”，胡说人民公社搞快了 、 “超过了生产力水平”。
三年来成绩很大，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三年来问题确实不少，教训非常深刻。当然这不是三面红旗本身问题，而是执行三面红旗的错误带来的，这就使三面红旗不那么红了。
（1961.6.1９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
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在“但”字后面大做反面文章，这是阶级敌人惯用的手法。赵紫阳咒骂三面红旗不红，丝毫无损于三面红旗的光辉。
在1961年7月中旬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赵紫阳和孟宪德在小组讨论中，提出要修改总路线，把”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给它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并写发言稿在大会上发言。
1958年破除迷信，解放了思想，破除了旧框框，有了新框框，左比右好。
（1961.7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不要重复1958年的笑话，不要象1958年那样。
（196５.10在佛山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出现了大跃进，后来又进行了三年调整。在调整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总路线的伟大作用，还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
（1965.3.1《在佛山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过去破多，立得不正。
（1962年的一次讲话）
不要重复1950年的“笑话”…… 1958年1959年工业单位搞产值追求数量，不讲质量，品种也不全，很单调，不配套。现在不能那样了，大跃进一搞高潮就追求数量产值，不顾品种质量。
（1965年4月在省工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农轻重比例关系安排不当。过去不明显，盖子未揭开，现在看来问题很大。重工业发展速度太快，超过客观规律。
（1961.6.19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
军工业跑得太快了，挤掉了农业、轻工业。我们的速度是非马列主义速度，是超高速度，这是不正常的。
（1961.7在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任务紧张而不平衡，搞突击拉来拉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令天搞粮食，明天又搞别的，不能按企业的办法来搞，生产也没计划，忙乱一场。劳动生产率大降。
（1961.9在省委农垦四级会议的讲话）
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指粮食问题）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大概不外乎年年大跃进，年年苦战，年年吃不饱，吃多吃少不决定政府的政策。……
（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诽话）
公社搞快了。
（1961.7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特别是所有制发生了问题，侵犯了集体所有制，剥夺了农民。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只能剥夺剥削者，不能剥夺生产者。一平二调，几个大办， 几千万人上山，无偿占生产资料，调动劳力，平均主义。商业也有问题，供销社并入国营合作商店问题等。手工业也是这个问题，手工业合作社并入工厂。但主要是农村问题。。农业减产主要是所有制问题，还有高指标，瞎指挥。天灾是有的，但主要是人祸，是人为的。天灾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广东1955年的旱灾更厉害、1957年也受灾，但日子过得满好。
（1961.6.19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
生产关系问题，也是所有制问题，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的水平，生产关系改变得太快，动摇了三级所有制的基础。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的水平，因此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1961年在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1958年以后，山区生产破坏严重，建设下降，山区破坏是由于粮食压力，所有制变动。
（1961.６的一次讲话）
人民公社化后，由于以公社为单位统一安排生产，而且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的制度，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为市埸而生产的一部分东西变成自给性产品消费掉了。这是前一个时期某些副食品和日用品杂货比较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9《为一千亿斤粮食而战》）
４、利用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大肆叫嚷“现在 是非常时期”，恶毒污蔑党“骄傲自大、冲昏头脑” “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妄图全盘否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
整个形势的看法、措施，应在陈云报告（注：把形势描绘得漆黑一团的黑报告）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1962.5在省委扩大谈心会（从化）上的讲话）
财经小组的报告（注：陈云主持下制订的报告）和陈云同志的报告起了好作用，但也产生副作用。
（1962.10.3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按：小骂大帮忙。
1960年至l962年间，赵紫阳同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大唱对台戏。他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散布悲观谕调。他要求全党“大讲困难，把困难讲透”，胡说这是为了“提高勇气”，“加强信心”，“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
对待困难的问题，使大家充分估计到困难。要摆困难，但摆困难的目的是使大家了解整体困难，大家来承担困难，克服困难。
（1962.6.2在省委电话会谗上的讲话）
现在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最困难时期的顶点虽可说已过去，但不能讲大好形势。现在是１958年来五个严重不平衡，失调后果集中暴露的时候，对当前困难成当深刻认识。现在估计可能是看不清楚的，要看清楚还要十年左右。
（1962.5在省委扩大谈心会（从化）上的讲话）
现在看得很清楚，虽然成绩很大，但粮食很紧张，几亿人吃不饱，副食品买不到，一年以前粮食自给还略有出口，现在大城市主要靠进口粮食过日子。日用品也非常紧张，什么都买不到。有些轻工业工厂停工、亏本。工厂增加不少，但生产没有增加，这些情况绝不能再存在下去了，否则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均会发生危险。
（1961.6.19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
现在国内很困难，矛盾很突出，可能会出一些问题。现在是非常时期。
（1962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要全面恢复，则问题很多，很困难。特别是集中粮产区，渔产区，山区。要全面恢复问题很不简单，速度不会很快，（估计农业生产力恢复要五七年，农产量要恢复也要三五年，耕牛小艇甚至要十年。）
（1966.5在省委扩大谈心会（从化）上的讲话）
农业严重减产，下降18％，工业扩大了，搞得吃穿用都没有、死亡率大大增加，超过×××。本来想快，结果变慢，党内心情沉重。
（1962.5省委扩大谈心会（从化）上的讲话）
三年来付出相当大代价，吃了苦头。
（1962年赵紫阳的讲话）
几年来的缺点和错误，工业方而人力物力有很大的浪费，生活遭到严重困难，主观愿望超过客观可能。原因缺乏经验是一个原因，第一个五年计划错误少点是因搬苏联经验，但第二个五年计划则是在总路线多快好省指导下，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要经过摸索，付出很大代价。错误这么大、时间这么久，是无经验，但主要是主观主义，主观愿望超过客观可能，夸大主观能动性，从愿望出发，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这是因为（1）一穷二白，人民迫切要求，（2）由于过去三大改造胜利，五年计划的完成，因而骄傲起来，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为所有制的改变——人民公社，只注意好省。没有正确对待第一个五年计划，把第一个五年计划否定了。既没有经验，为什么不谨慎一点。而且我们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经验，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为什么第二个五年计划就错误那么大，这不是没有经验的问题，主要是从愿望出发，不走群众路线。
（1962.5.13。在省委扩大谈心会（从化）上的总结）
这两年天灾是严重的，但主要是人祸，违背客观规律。……这几年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农业发展的速度估计错误，认为我国不靠机械化，化肥，根本技术改造，而靠合作化，政治挂帅，农业的发展速度也可以成倍增长。”
“这几年思想僵化，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这是历史的惩罚。
（1961.6.19关于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报告）
产生错误，没有经验是原因之一，问题那么大，时间那么长，代价那么大，而且是全国性的，普遍性的错误，这就不能完全归于没有经豌了。儿年来的错误不能完全归于天灾。……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下一代也不会忘记。
（1961.7．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错误是人为的，缺乏经验是原因之一。但代价这么大，不能全是由于没有经验，超过客观可能。……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人为的作用…… 是从愿望出发，不从实际出发。骄傲自大，冲昏头脑，不谨慎，强调干劲，强调人的意志，认为敢想就有可能，敢干就能实现。象红枪会吃朱砂，冲昏了头脑。
“集体经济不巩固和群众思想紊乱的原因是由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是由于国家采取了“剥夺”农民的经济政策。”“不顾农民的死活。”
（1962.5在省委扩大谈心会（从化）上的讲话）
我们犯了错误，不要说动机好，只是作错了，这不利及时纠错，反使错误发展。
（1962年赵紫阳的讲话）
5、恶毒攻击庐山会议，大刮翻案黑风。狂叫反右倾斗争“基本错了，” “不留尾巴都平反。”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在我们高举三面红旗的同时，能象现在一样按照“六十条”，“七十条”，“四十条”等一套政策措施去办；如果我们在1959年发现了问题以后，能根据庐山会议初期的精神，立即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的整顿，不是半路被迫转而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至把整个调整工作推迟了一年，那么问题早就解决，情况就要比现在好得多。
（《广东形势与任务》1961。12．7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1958年以后，特别是1959年反右（倾）不仅方法上扩大化，而且方针上也是错误的，基本上搞错了，要平反。……
反右派问题是正确的，但在后期扩大化，错误的应该复查平反……
（1962.５.13．在省委扩大谈心会上的总结）
反右是需要的，但面过宽，拿到全党范围来反，掩盖了“左”的错误。五九年好转本来是反“左”的结果，反而记到反右的账上……
（1961．7，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1958年党内过火斗争，首先是方向问题，对形势估计错误。1958年党内倾向主要是左，但我们还是反右，就更左了。特别是59年下半年，根本搞错，其次是方法问题，根本不应搞运动，把反右扩大化。
（1962.5.13在省委扩大谈心会（从化）上的总结）
“当前关键是通气，二要平反”，“平反要抓紧，l959年反右倾基本错了党内斗争尽量少搞运动。”
（1962.5在《从化温泉召开的厅局长谈心会》上的讲话）
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工作作风上有主观主义，不实事求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党内连续反右倾之后，民主生活不正常，不敢讲真话，不敢反映真实情况，这也加深了问题的复杂性，拖延了克服缺点和错误的时间。
（1961.12.7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广东形势与任务）
1959年反右，不留尾巴都平反，是对的。
（1962.9.29的报告）
按中央主席指示来认识是有距离，这是正常的。……这次又讲到右倾我们感到没有，本身就没有。
（1962.9.16下午在省委扩大会议总结）
1、拼命鼓吹小集体和单干，自发的“优越性”和“好处“在所有制上千方百计变全民为集体、大集体为小集体，公有为私有，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
大跃进时大集体多了，小自由少了，现在要想办法去发挥社员的积极性。
（1960贯彻《六十条》时的讲话）
自发势力是坏事，但有些可以给集体经济开路，……个人搞的往往是集体经济的门路。国家农村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学，自发势力也可以学。集体经济搞的吃不饱，个人搞的吃得饱；集体分配二十斤，个人分配三十斤，我说，不修水利也应该够吃。资本主义搞够吃就是很好的证明；好田是集体的，为什么有商品粮出售，要研究这条门路，代替它，……所以资本主义可以搞的往往是集体经济可以搞的。
（1966.3.9在乐东县委召开公社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对你（注，指支书）讲，自发势力有好处，为我们开路。他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当然投机倒把不能搞。如他开荒养鸭，开小片土地，生产队也可以搞，你不懂就向他学。
（1962.2.27与澄迈县太平公社塘北大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一年多形势好，就是吃的小集体与单干优越性的饭，漳潮把土地分一户一、二亩，可种冬种了，且不水肿了。
（1962.3.22在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在工业方面，1961—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期间，陶赵等没有全面贯彻“八字”方针，把许多已建成和将建成的工业，特别是煤矿、铁矿，钢铁厂、机械厂、农具厂等省、市、县以及公社办的工业都大砍下来。调整后期只搞些轻工业，对重工业建设放下不管，使我省农业机械化和各项生产建设失去了工业的支援，至今年为止，全省用煤三分之二要北方调来，钢材铁７０％以上要从中央调来。
办场一定要给农民一些甜头，要按任务三包，超过可以奖励。
（1966.3.3．听海南加来农场场长会报后的指示）
三定一奖（注，即定总产，定工资总额、定利润、超产此例奖励的物质刺激分配制度）方案就是转为全民所有制分配形式。
（1966.3，12与保亭公社农场党委书记座谈场社关系问题）
每个人的劳动质量的好坏，都有统一的检验标准，受到应得的表扬和批评，这样就可以做到人人有事可做，事事有人管，工作能做好，技术能提高。……这次会议上有几个林业先进单位……都是十分强调卖任制的。搞了几包几定制度，因而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l964.1在全省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赵紫阳在l962年财贸会议中决定，国营商业全部收缩回县城，本来当时国营商业机构有二百多个网点，收缩后只保持县以下集镇68个点。赵企卑以此使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把一部分利澜韩入当时属集体所有制的供销社，使地方“建设”方便一些。后来实践证明这行不通，才逐步恢复国营机构。
对计划外的经营，赵也决定全部交供销社，连国营商业经营的猪、禽、蛋、食糖也全由供销社负责。在一个时期内导致“两家经营”、“自由竞争”的状态，对生产和消费都带来坏的影响。
应肯定今后公社，大队只是起区和小乡的作用，从政权和党的形式来领导生产，无权抽调东西。公社大队不能有财权，经济权。…三级所有是长期方向，是伟大希望，但现阶段主要是生产队所有。
（1962.7.21在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今年四月以后，全省普遍推行包死产，全奖全罚或生产队对大队包上交的办法。
（l961广东第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
广东省今年很多地方都实行了包产上交，全奖全罚的办法，凡是实行这个办法的，群众满意，效果显著。
（1961.5.15《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包产，不要包高，高了就会把生产队的积极性卡死。
（1961.5.15《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生产队的规模越小越好。农民是现实主义者，规模小了他们才有积极性。队能小到什么程度就小到什么程度。
（1961在佛山地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公社，大队，生产队规模搞多么大要定下来，小县、山区宁可把生产队划小一点，不要怕小。
（1961.2在省委抽调的整风整社工作团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1961年冬当有人提出生产队规模太小，不利于发展集体经济和多种经营时，赵紫阳却说：“过去富农一家才几口人，又耕田又养猪、又开油坊粉房，粮食和多种经营都搞得很好，为什么十多户的生产队不能很好发展粮食和多种经营呢？”
1961年冬，赵紫阳大讲目前生产队的规模要适应当前生产力水年线和干部水平线的情况，强调发挥小集体积极性，单纯计算一个队几头牛，几张犁耙；出工一喊就到齐，在什么地方做工，队长都能看到，因此，便主张二十个劳动力一个生产队（只是十二、三户）（注：中央指示是三十户左右）。结果出现大量”弟兄队”“父子队”“叔伯队”实质是变相单干。
生产队的规模，除了个别确实因为实行变相单干分小了队，无法进行生产，应当重新组织起来，或者个别生产队的规模确实太小，绝大多数社员要求合并，经过批准可以合并之外，其余即使原来规模过小的社员不要求动，也不要动。
（1964.1.31《怎样组织今年农业生产新高涨》——在广东农业先进单位，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总结）
2、叫嚷单干“有理”，大搞自留地和私人开荒，推行包产到户，积极扶植和发展私有经济。
除了征购，每人平均才480斤粮食，所以社员搞单干有道理。
（1966.3.8在乐东县委会报时的指示）
广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只增产55亿斤……有30亿斤是在合作化前三年基础上依靠小农经济的积极性增产的……。
（1959.1.《粮食生产速度可以加速》）
现在包产到户，单干已存在了，而且增了产，如果搞得不好（注：意思是纠正单干风》大家有意见，明年又要度荒，生产力又会受到破坏。单干还是比不干好。
（1962.11.19对当时汕头地委书记谈资金问题的讲话）
包产到户，单干是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问题……
（1962.9.25关于中央工作会议传达报告）
在这些地区。一个时期出现了“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即坚决想单干的上中农和坚决维护集体的贫农是少数，受到迷惑和影响而处于怀疑动摇状况的贫农、下中农则占多数，认识这一点很重要。……
（1962.10．22《再讲一讲关于农村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外省有的地方农村阶级斗争和单干风相当严重，但广东不存在单干风问题，有阶级斗争也是表现在投机倒把方面。
（1962.10在传达十中全会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搞水稻缺水，旱粮又不许种、老百姓只好挨饿。凡是这样的地区，群众都上山开荒，这也是两条腿，不过这两条腿是私人的就是了。有的地方集体分配很少，但实际并不少。乐东县尖峰、黄流一带，集体分配二十斤粮食，但市场薯干二分钱一斤随便可以买，给调去薯干群众不要。说明他是两条腿走路，集体不两条腿走，自己就搞一条腿。
（1964.3.22在海南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
开放小自由，要过几道关：一、要有地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二、要有时间（按规定放假，集体生产实行定额管理，死任务，活时间，工余时间给社员自由支配）；三、要敢于生产（划清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界线）；四、要敢于乐于出卖：解除顾虑，解决价格问题）。
自留地，要赶快留足（因公社化初期有地方收回自留地为食堂）恢复到高级社时的水平留足5%，陶书记说自留地是群众的救命地，口粮水平不论多少厅，要公布到群众，要逐户检查，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私人养猪问题。
（1962.2．在省委抽调整风整社工作团领导人会议上的总结）
自留地不能乱搞，要稳妥，多了的不要动，……零星旱地采用包产到人，已经到户的不要去纠正，有百分之十单干不可怕，出现的不应纠正。
（1962.9，16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
在执行党中央的农村政策时，我们一方面按照规定留足自留地，许多社员开荒，扶植家庭畜牧业，充分挖掘社员家庭的生产潜力，使家庭副业生产有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社员家庭生产的积极性。……
（1961.12.7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广东形势与任务）
明年要发动一个普遍的、持久的开荒扩种运动。要制定和公布一系列的政策，农村中的一切生产措施的贯彻执行，都应当有利于扩大面积，有利于鼓励人们开荒扩种的积极性，要放宽私人开荒的限制。
（1961.12的一次谈话）
放手发动社员私人开荒扩种，生猪到户，鼓励社员养牛，把冬闲地借耠社员种豆类和蔬菜。
（1961在地委会议上讲话）
要解决粮食问题，除压缩人口外，还要靠政策，靠农民的积极性。现在农民口粮紧，应有意识的把小队和家庭生产放宽些…… 60条规定家庭开荒不超过自留地，中南局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可超过自留地，只要完成出勤任务和卖家庭肥任务。
（1961.6.19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
有一次赵紫阳路过龙川县赤光公社，一个管理区集体分配水平很低，社员的口粮一半靠集体，一半靠私人开荒，他对这很感兴趣。1961年到韶关时，要找这个管理区有关人员座谈，总结推广这个经验。他还到曲江大塘公社一个大队总结过类似的经验加以推广。
1961年，赵紫阳通过各地委，允许社员在《六十条》规定外，每户可开荒一亩到一亩半；这样一来，社员出勤不足，家肥都用到私人开荒地里，严重影响了集体生产。有些县如台山，甚至允许每人开荒两亩。据61年统计，台山私人开荒地达十二万三千六百亩，台山四九公社最多一户开荒达半个山头。三合三多豫××开荒达一百六十多块田，冲走西海四个社员开荒围田六十多亩。
对于种植豆类，油菜等绿肥作物和社员种菜等可以允许借地。
（1966年的一次讲话）
自留地、开荒地和饲料地超过15%的地方，（注：《六十条》规定：“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务之五到百分之七，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只要没有影响集体生产的可以不作处理。有部分困难比较大的地区，集体生产不好，集体分配很少，社员依靠个人开荒补充了相当一部分口粮和饲料，在这类地区不能躁切从事。这个尾巴还要暂时允许保留。
三包是包产到户，那些作物集体经营不利，放到户有利的应放回去，如有些菜，特殊技术性作物，无习惯的冬种，如群众不熟习的东西由其自己试验。
（1962.3.22．在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冬种习惯的可以包产到户，重灾区也可以如此。冬种作物技术性很高的作物，少量的可以包产到人，或包产到专业小组；……已包产到人的不要硬纠，要稳住脚阵不要一阵风。……可以放宽些，可以采取对社员规定收获时间，规定包上交的办法；可以允许借地。
（1962.9．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告）
1962年10月，赵紫阳用电话通知各地：冬种的部分作物，可包产到组到人，冬闲地可以借给社员种植，谁种谁收。
单门独户，边远的小山庄，可以实行包工到组，规定上缴任务。
（1961年下半年的一次讲话）
果树和其他某些技术作物的管理问题；在那些集体管理搞不好的地方，可以实行管理到人到组，采取超产奖励的办法。
（1962.9.29在广东省三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现在个别地方有“整田制度”，一部分公购粮食，其他自种自吃。这问题也不能简单化，并正确认识。
（1962.3.22在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61年下半年，赵紫阳以省委名义向各地发出文件，规定对已经分田到户，分口粮到田的，不采取强迫纠正的办法，而允许他们试一试。
已搞单干，不要急于纠偏，搞半年、一年，看见两极分化，然后来解决，如安徽。
（1962.9.25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
“改变残牛收购政策，由农民自由处理，可以上市，只在有菜牛处派购一些菜牛或用猪换等其他办法。牛要开放市场，各地不许阻拦，供销社要积极经营。”
“要切实解决营养问题。要使养牛，使牛的人以最优厚的待遇，使一切农活待遇比不上养、使牛者。由谁来养、使牛，由大家来选择，要彻底解决牛的责任和工分问题。小牛归个人自由处理。”
“农民说，只有私养私有，我们几包几定也不能解决。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边缘政策，公有私养；折价保本保值；超过使用年限归已；保养保耕，养用结合。”
（1962.3.22在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3、 为“超产奖励责任制”多方辩解，极力推行和顽固坚持这种变相包产到户的制度。
“固定地段，包工到人，超产奖励”（注；包产到户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合理分工，是一种责任制和具体的奖励办法。
（原省委1962.11.26《关于试行“超产奖励”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的经济总结》）
田间管理超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责任制不是包产到户，包到户意思是包产量、成本、工数，基本上自己劳动，没有劳动统一调配。
（1962.9.29．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联系产量的超产奖励责任制，据四个县的反映，试行的初步效果是好的，对巩固集体，促进生产，发挥社员的主动性和提高农活的质量起到很好的作用，可能是改进经营管理的一种好形式。
（1962.9.29在广东省三级干部会上的报告）
“三结合”（注：超产奖励，评议奖励和定勤三方面的结合，是变相包产到户的一种形式）是改变沙田落后面貌的重要措施。恐怕这个是方向，这个方向到共产主义之前还是可行的。
（1964年春在新会县西安公社对县委农村工作部付部长××的讲话）
在经营管理上农业与工业有不同，工业有个规定的质量标准来验收，而农业中的农活质量，具体的标准比较难定。这是农业在经营管理上，多少年来，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比较难解决，看来这种“贵任制”用“三结合”的方法，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保证农活质量，这是一个新的摸索，要继续摸索研究。
（1964年在新会县西安公社银谭大队的讲话）
苏联已经实现机械化，而把生产任务定到作队业和小组，同时又把作业队越划越小。而我们没有机械，为什么不可以把责任落实到人。
（1962.7一次谈话）
全奖全罚结果换来丰收，增产，看来双全（指全奖全罚）是个好政策，凡未搞的都要搞。
（1961.7.28全省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1961年下半年，赵紫阳派工作组到清远源谭公社调查，要“找一个自发搞包产到户的典型”，看“包产到户有什么好处”。
1962年5-6月，赵紫阳就到惠阳秋长公社，要果树包产到户，私人种，以后分成。还胡说什么“这是经营管理，搞起来后，社员更关心集体，和产量联系起来，更加关心了。”
紫金情况我知道了。你们不要怕，单干比不干好。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个好办法，就是搞“田间管理超产奖励责任制。”要大胆搞，出了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已在花县、从化、新化、惠阳等七个县搞了试点，加了你们就几个县了。已搞的七个县都是原来基础好的，巳经证明可行了。现在能在你们哪里找到这样大片的单干地区来搞试点，那太好了，如果又证明可以就可以在全省推广了。
（1962.6.2紫金县委书记曹××、县常委办公宝主任梁××等在省委的谈话）
1962.7省委派杨应彬参加当时的中央林业会议。杨回省后，经赵紫阳同意，在省委农业办公室侧重鼓吹：“安徽省包产到户是克服经济困难的道路。
1962年七月赵紫阳亲自到清远洲心公社总结包产到户的经验，以省委工作组名义炮制了《清远洲心公社实现水稻生产责任田制度的情况和经验》和《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产量责任制的材料》两个文件，肯定洲心“固定地段、包工包产、对产负责、超产全奖”的“经验”，说什么这一制度“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更加密切地扭在一起”，“很可能合作化以来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经营管理上的重大问题，将顺着这个方向得到合理解决。”
“产量卖任制”要搞就不是一个大队，至少每县搞一个公社，每专区搞一个县，全省试验。越是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地区，更应该积极推行。与其让他单干，就是滑到包产判户也要好些。
（1962.7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7月21日至24日，赵紫阳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把责任制说成是“一个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把实行生产责任制和保证产量联系起来，把生产积极性最后体现到产量上，即对产负责”。吹嘘清远洲心的”经验”，并正式决定以新会、清远、惠阳、花县、从化、佛冈、廉江等七县为试点县，还强调“试点”只限于洲心的办法，并说产量责任制“走了一点样子，也不要怕”。
1962年7月，赵紫阳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推销清远洲心公社的“联系产量责任制”这种变相包产到户的修货。会上汕头地委一些同志表示反对，说试点表明影响极坏。赵即大力压制，反驳说：“什么影响坏，你们没有搞好，当然影响极坏，那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是你们没搞好”并且强行规定“全省各县都应当立即在一个公社或若干生产大队采用洲心公社产量责任制的办法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赵在介绍清远洲心公社实行产量责任制的文件上的批语）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较长，要开一个多月。现在讨论责任制问题，什么主张都有。包产到户、单干、反映强烈。对产负责中南积极，湖南、广西赞成，湖北后来也赞成。中南负责起草怎样处理单干，借地问题。长段包工。联系产量，除中南外各地都反对，安徽也反对，和中央（按：指刘、邓黑司令部）意见有出入，结果可能赞成的就搞，不赞成的就不搞。”“我们相信这是一条非走不可的道路，是今后经营管理的方向。因此现在的试点只准搞好，不准搞坏。”“联系产量制少奇同志是赞成的。”“评比奖励办法，同样是可以增产，是对产负责的准备阶段。现在这个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巩固集体和提高个人的办法，要按省委指示积极办好，为明年全面推广做好准备”。
（1962.9.2张根生代表原省委书记处召开的电话会议上传达赵紫阳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指示”）
在广东省赵紫阳推广所谓“包产到户责任制”，北戴河会议后召开七个县的付书记座谈进一步推广，并假造说：“毛主席同意叫我们继续试点。”
超产奖励的办法，看来是管理制度上新的发展，是个好办怯，要从四个县中摸索经验……后来（指一九六四年）再全面推广。
（1962.9在清远等四个试点县座谈会上的讲话）
可搞超产奖励责任制，全省有七个县搞了。”“原基础好的地方搞超产鼓励责任制，很好，你们基础不好，来一个试验。“紫金生产队包产到户混乱，省委决定把紫金作试点县，即产量责任制的试点县，是省委决定的，好坏是省委的事情。”“你们不要怕，大胆搞，有问题省委负责”。“你们回去以后召开全县生产队长大会，把责任制情况向大家说清楚，全面搞，一宣布即全面干。”
（1962.9与紫金县委书记的谈话）
“联系产量的经营管理办法，看来是非走不可的。 “要搞好，只要县委有决心。省委搞的七个县都做好，我带薄一波同志（大叛徒、三反分子 ）去看了，都说很好。”
（1962.11.19与前汕头地委书记× × ×的谈话）
责任制则以“超产奖励”的办法最好，因为“超产奖励”的奖励标准更明确，对社员个人的利益关系更直接，所以也利于把个人的积极性调动到集体方面来。”
……超产奖励对发挥社员的主动性和提高农活质最起了很好的作用。可能是改进经营管理的一种好形式。
（1962.12.16原省委《关于印发田间管理贵任制三个文件的通知》）
1962年。以赵紫阳为首的原省委鼓吹什么技术性作物可以只包上调任务。对潮汕地区柑桔生产实行包产到户，集体与个人对产品三、七分成。结果，造成技术高、劳动力较强的富裕户收入多，导致两极分化，使柑桔生产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1963年2月上旬、赵紫阳到紫金中坝公社中心大队铭楼生产队开座谈会，大肆鼓吹“超产奖励责任制”是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责任制。他对生产队长和付队长大加赞赏，鼓励他们搞下去，为推广“超产奖励责任制”作出贯献。
（1963年五反后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对汕头地委书记××的谈话）
你们责任制要坚持试验下去，不要随便搞掉。
（1964年春对新会县委书记×××，副书记×××的谈话）
生产责任制大家尝到甜头了，就继续搞下去吧！
（1964年在新会西安公社银潭大队的讲话）
1964年春，赵紫阳到新会西安公社银潭大队对干部说：“你们大队有两个特点：1、每个劳动力每年能生产一万多斤粮食；２、实行了新责任制。”这个大队因而被选为先进单位，并被评为全省十二个标兵大队之一。
4、胡说两个市场。两种价格是“长期的” “社会主义方针”，大搞高奖售和计划外的议购换购，大力开放自由市场，疯狂推行资本主义的财贸政策。
1963年——1964年，赵紫阳提倡“国家（计划>牌价和自由价格（市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方针。
赵紫阳大搞计划外的护购换购，在理谕上他说“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可以两条腿走路，是长期的政策”。
赵紫阳搞计划外“协作“的理论是“组织地区之间剩余产品的协作，互通有无，调剂城乡。”还规定“不应当直接采用行政手段加以干涉。”
在财政管理上，赵的谬论是“取之不当用之当”，实际上是鼓励各地违法乱纪，破坏财政制度。
多变农产品，多得工业品，少交农产品，少得工业品，是符合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鼓励了农民的积极性。
（1962.6.24在省委会议上讲话）
赵紫阳的财贸政策的灵魂是价值规律。他在“等价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则”的幌子下，大搞物质刺激，大搞修正主义。提出什么“任务包干，计划内任务一定几年不变；对划外的产品则要不断扩大奖售（即换购、讲购）”。
在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时，我们有意识地多照顾了农民的利盆。调整了农产品的交售任务，减少了国家收购量，增加了农民自留量，提高了一部分农产品价格，使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开放了农贸市场，鼓励国家收购任务以外的农付产品大量上市。
（1961.12.7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广东形势与任务）
“除粮食及某产品外，一般产品收购任务，可以考虑大体只占商品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余百分之三十左右为农民自由支配；并把收购品同扶植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奖励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再辅之以政治思想教育。
（l961.12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为了鼓励农民积极完成任务，应当给予物质奖励。办法是：除了按人定量，必须保证供应的数量之外，其余工业品应当按农付产品收购任务完成的数頟实行此例配售，多交农产品，多得工业品。
（1961.12.7在广东第二党代会上的报告）
现在农村很多地方决定经济、政治形势的基本因素好过1958、1959年，什么因素好，经济政策比过去好，广东的派购政策好。完成任务后还可以上自由市埸，广东以计划收购为主，辅之以议价换购。
（1963.7.17关于救灾问题指示）
今年全省派购已证明国家可以比去年多要东西，如猪多了。看来政策作对了，农民有肉吃，所以养猪很积极。但有地区派的太多，有些产品顶牛，派不下去，这要从任务、政策上解决（令年可能还有年头定任务，年中减任务，秋收加任务）。
何必顶牛呢？如种黄麻赔钱，必续调整落实，给农民留余地，使农民有剩余产品可自吃和上市，我们不走提价道路，即必须走农民有剩余产品的道路，因商品生产许多成本增加。计划收购比例大，则农民收入低。如猪苗贵，你不允许肉上市则赔钱，如甘蔗政策已对头，因超产外归己兑现了，所以很积极。
（1962.3.22在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收购农村付产品的奖售政策，中央是有指示的，但陶铸、赵紫阳却超过中央规定，除中央拨发的奖售物资外，广东每年还多支付五万吨化肥，三、五亿斤粮食作为奖售物资。奖售名目之多，数不胜数。看母牛的、养母猪的、养母鸭的，或者奖小牛、或者供应牌价谷、粮、油、糖、麻、烟、蚕，以至木材、松香、水果，药材等等，有的奖布票，有的奖化肥，有的奖日用品。
议购、换购，中央也有指示，陶、赵却加以扩大，致使广东议购，换购的比例很大。例如1963年广东用高价（比牌价约高一倍）收购糖十几万吨，粮食几亿斤，生猪二百万头，还有其他许多农副产品。仅这一方面，国家就要多投资二亿元以上。1965年中央规定超购粮（相当于议购粮）的价格只能超过粮食计划价格的30％——５O%，但广东却超过一倍左右。
赵紫阳对广东收购计划外农副产品采取高价或高奖售和换购的物质刺激政策。如l963年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黄麻奖售标准每１OO斤奖化肥20斤、而广东则改为奖原粮７０斤，化肥30斤，咸鱼2斤。国务院规定每担奖化肥85斤，布5尺，广东则规定每担奖原粮600斤，布5尺，咸鱼１O斤。一部分农民得到过多的奖售换购物賷自己用不完，又拿到自由市埸上进行投机倒把，大大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
1963年——1964年食糖榨季，全省蔗糖的产量约达六十万吨。当时估产虽然偏低，认为产量有35—38万吨左右，但赵紫阳为了压缩派购任务，增大议购数量，只准下达18万吨的派购任务。中央李先念同志根据增产适当增加派购的原则，要广东增派几万吨。赵紫阳坚决不同意，并召集有关部门统一口径，报产量为28——30万吨，不准多报，以瞒骗中央。
对议购的价格，赵紫阳支持每斤食糖定价高达1.5-1.8元的意见，但遭广大革命职工的反对，才不得不同意降为0.96元，这仍然是一个偏高的价格，当时正常议购价格每斤0.7元便可。
这一榨季，国营商业按牌价收购共24万吨，议购20万吨，换购10万吨，共收购54吨。按当年产量，再增派１０万吨的任务是完全可以的。由于赵紫阳拒不增加派购任务，定出高价议购价格，使国家多增加投放1.15亿元。由于中央一再批评，赵紫阳才被迫改为换购，这样又使商业部门增拨棉布指标822万尺，挤了大米1.2万多吨，化肥2．86万吨，木材27．8万立方米。
在生猪的收购政策上，赵紫阳包庇，保护“大包干”的修正主义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层层下达任务，按人包干包任务，这是不利于贫下中农而只对富裕中农有利的政策，是用反革命经济主义发展生猪生产的政策。由于不少地区实行“大包干”的办法，因此生猪增产，但派购比例很少。例如1963年派购169.89万担，议购达191万担。1964年派购342万担，议购331万担。对于议购价格，在１963年生猪生产发展、全国物价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赵等省委“走资派”下黑命令保证广州猪肉市价每斤2.4元，使广州，广东的市价猪肉在全国成了一种畸形的极不合理的现象，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
赵紫阳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财贸政策，使货币和物资大量流入富庶地区，造成贫富地区的悬殊更加扩大，助长了两极分化。例如珠江三角洲产粮区每月布票多达200多尺，用不完拿到黑市买卖，或由当地党政收集去搞非法协作。化肥多到每亩睁下四、五十斤外，还可以拿一部分到省内外各地搞非法协作，而一些困难地区每亩只有化肥几斤。1９62年中山ｘｘ公社有一户地主，用劳力多，当年收入一万元，然而贫困地区每人每年收入只有三、四十元。
过去提出的一些办法如奖售、换购、议购等等，对生产起了好的作用。现在有些措施要改变、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不是说过去有错误。
我们说思想跟不上形势，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是表现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而是表现在一九六四年。这 措施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都是起了良好作用的，不存在对形势估计不足的问题；否则，在生产上产生这样大的效果，就不能得到解释。
（1964.5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农贸市场就是具有两重性质的东西。让它开放，活跃起来了，能对国家计划起重要的补充作用，同时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自发的趋势。把它关闭，资本主义自发趋势遏止了，但是经济生活也死了，群众某些方而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
（1961.12.７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广东的形势与任务》）
贸市场进一步开放之后，对活跃流通，促生产，补充国家计划不足，减轻国家供应上的负担，缓和人们在供应上的紧张心理，起了积极作用。它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这是主要的一面，是主流。
（1961.12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表上的报告）
赵紫阳紧跟刘少奇，在1961年10月份胡说“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会产生一些资本主义，生产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
主张“生意要活”，“要按自由市场的脚印走”。因此，1962年全省一下子就开放到二千几百个自由市场，比５７年还多二百多个。中央规定：一、二类商品是不准上市的，广东很多一、二类商品也上市。他还赞成商业部门去普宁流沙搞试点，开放粮食，付食品上市，叫大队开饭馆也赞成，澄海县生产大队开商店的做法。
1962年，赵在陶的支持下，积极推行“粮食要开放自由市场”的政策，破坏了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打击囤积居奇，凡不是囤积居奇的买卖不要限制，不要凭证，不要限量，有地区一时回升，也不怕，越紧张，越抢，价越高，越渴市。
（1963年一次电话会议）
赵紫阳利用“把生意做活”的口号，进一步在“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幌子下，又决定给各地区留给“必要的机动”，允许他们完成所谓“包干”任务之后，将超计划的产品在地区之间进行交换，美其名曰“互相协作”实际就是远距离贩运。他们还决定在商业厅系统成立地方贸易公司和在供销系统开展“自营业务”。并责令供销社自营业务部分可以采取“高来高去”“高来低去”“低来高去”，“绕一计算盈亏”的办法，积极开展在国营和供销社营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竞争活动。
1961年开放“自由”市场后，赵紫阳大力推广遂溪“滚雷球”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拿出一批物资来进行炒卖，越滚越多，一百吨糖可“滚”出九百吨糖来。这是十足的损人利己、投机倒把、危害国家民生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商业部门为了执行赵紫阳的黑指示，釆取了“高来高击，高来低去，低来高去，低来低去”的灵活的作价原剐；抽调了一部分计划内的物卖作“滚雷球”的本钱；并设立了部门经营计划外产品的贸易公司。仅1962年一年 国家没拨给什么商品，只是专业公司借了一部分商品，商业厅便“滚”出一千三百多万元的利润。例如省贸易公司于１９６２年收购橡胶一百吨，不交给生产单位生产，用低来高去的办法转售给沈阳某单位，便获利六万元，本利翻了一翻。
可以允许把场所的产品卖到货栈去，卖高价，增加收入。
（1962年夏秋间在农业厅召开的场、所长会议上的讲话）
城市也可以搞剩余产品，一部分拿出去交换自己组织材料，交换一定要搞才成。这除国家管道，自由市场，还需搞一个管道，即由国家供销社组成的对流交换商业。
（1962.3.22在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赵紫阳还要“供销合作社扩大计划外经营”，“不准国营商业插手”，提出“经营计划外产品以议价收购为主要形式，其此是换购对流”。规定“省应该提出一部分畅销的工业品供给供销合作社”，并要供销社拿计划外的东西“直接向国营工业、手工业、企业加工”，运回农贸市场“议价出售”。
赵去年对抗中央给广东木材生产和上调中央任务，多留给自己使用。指使木材产区搞超产留成，在省内外大搞以物易物协作。给投机倒把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为了搞地方财政收入，不许林业部门，把小规模木材纳入国家计划经营，而交给供销部门经营，并指使拿小规格到外省搞协作。并且极力主张拿木材到市场交易会上去向省内外交流等等。后来不准以物易物，赵见没有油水可捞了，便在６６年8月地委书记会议上叫嚣：“把小规格木材交给林业厅管，就是为了整你们党组的……”。
赵紫阳以调动地方多搞外汇和物资的“积极性”为借口，提出“地方包干制”，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县采用小额出口和国家任务超额出口的办法，采取外汇，而地方外汇则可以自己进口物资（汽车、化肥、钢筋、尼龙纸，以及各种消费品小汽车、半导体收音机，麻将牌、直到荷尔蒙等）。1962年春“五反”运动开始后，赵紫阳一伙还公然发出文件布置各地大搞所谓“小额对外贸易。”影响所及，连有些公社也搞起“对外贸易”来。这造成严重的恶果，破坏了国家统一对外贸易，腐蚀了不少干部，瓦解了集体经济。
总之，要做好华侨和侨眷的工作，常取明年有更多的侨汇，和争取多进口化肥以及其他生产资料，以支持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
（1961.12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赵紫阳鼓励依靠港澳资本家和华侨的投资，捐献来发展农业生产。有的县写信出去要资本家投资，捐献。宝安前县委书记公开提出宝安县等于香港的郊区，依靠香港建设社会主义，克服困难。该县环城公社各大队在香港都设有采购站。有的县社领导干部把港澳资本家待为上宾，乞求一点投资和捐献。许多外逃港澳的四类分子，回来也成了“港澳同胞”享受各种优厚待遇。深圳有一家茶楼，规定二楼向“港澳同胞”开放，而农民只能在楼下，引起劳动人民极大不满。南海县委把外逃地主请回来作上宾招待，盛宴席间还派人给地主打扇吹凉。各县都建了华侨大厦，名义上是华侨投资，实际上大部分是国家投资。在深圳建了所谓社会主义橱窗，全国名戏来广州都去演，逃亡港澳的四类分子，资本家可以回来看，而当地劳动人民看不上。好戏给他们看，好房子给他们住，好东西卖给他们，美其名曰争取外汇，而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961年-1963年，赵紫阳大刮“化肥黑风”。当时省委召开会议，要求各县书记回县后，要排出本县所谓“大户”的线索和关系人，并以揭阳县找到一个国外资本家的关系，搞了大批化肥和汽车为例，要干部多想办法找线索，有的县党委把狗地主请来作上宾，有的则以批准外逃到港澳为条件来换取化肥若干吨。有 地方由于．拿进口化肥炒买炒卖，化肥几乎代替了了钞票，成为一种特殊的变换手段。
1965年赵紫阳想把潮州柑加价，中央不同意，后来他就擅自叫供销社每担提价十元。1965年，赵又出主意动用了省供销社资金三百万元来搞化肥，这件事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评。
1、把社会主义农村描绘成漆黑一团，到处抓“两面政权”污蔑广大农村干部是“特权阶层”，“新的富裕阶层”。胡说基层干部“本质不是贫农”，可以依靠的贫下中衣”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恶毒挑拨干群关系，诋毁是“猫鼠关系 ”。
总之，进村一月来最下层的贫苦农民给我们描绘一幅极生动、极深剥的农村阶级斗争画图。这就是：贫富悬殊很明显，干部和平演变的程度相当深，农村两极分化的苗头已鲤出现，敌人的复辟恬动，通过各种形式正在开始，各层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为地富和少数富裕农民服务，不是为大多数贫下中农服务，再不搞四清就要走回头路。
（《来自最下层的贫苦农民的呼声》载1964.10.30《中南社教》）
目前农村已发生新的两极分化，有一部分贫下中农生活困难，向破产的极端发展，而这批特权阶层的人物，就向新富农，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一极端发展。
（《农村四清筒报》14期）
基层被敌人篡夺，和平演变，已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加上原来土改一开始就是敌人控制了的，估计超过中央（注：指刘、邓）说的三分之一：这些基层对群众、贫下中农进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打死逼死人命已不少见。另一方面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大量普遍的和平演变，政治上变色，经济上两极分化，农村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在集体经济内部发生阶级分化，干部利用掌握集体经济代表人物的地位，利用掌握集体经济的权力，进行剥削，成为农村新的富裕阶层，新富农。
（1964.11.11在省委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干部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化公为私，化大公为小公，再化小公为私有，必须下决心整顿队伍。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均谈不上，说是修正主义，南斯拉夫都有点象。相当干部已发霉，一心一意想个人发财，生活舒适，多搞点东西，干部互相竞赛，比生活，此“精仔”，比资本家。
（1963.4.11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农村问题是某层党脱离人民，不解决，生产建设不能搞好。
现在要解决干部和群众关系问题。干部和平演变是一切矛盾的焦点，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上党脱离群众。
（1965.12.12的讲话）
干部的国民党作风很严重，不让群众揭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表面上是搞社会主义，实质上为国民党制造后备军。
（l960.9.8在顺德县伦教公社荔村大队工作组长会议上的指示）
“很多同志受了地主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当了干部就向地主学，向资产阶级学，向保甲长学，变了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因此，和平演变是逐渐地变，慢慢地变，少奇同志还说：舒舒服服地变。”，“一句话，就是对阶级斗争的形势认识不足，不了解，用老观点看问题，很多框框，受了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束缚。”
（1964.9.17《正确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高阶级斗争的嗅觉》《农村四清简报》14期）
在我们干部当中，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很尖锐、很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眼睛不亮，嗅觉不灵，明明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却视而不见，常常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上了当。在这场“四清”、“五反”大革命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顾虑很多，怕“左”不怕右。过去对地富斗争可能是怕右不怕“左”，对内部搞革命就是怕“左”不怕右。最近几年搞的一些“四清”、 “五反”试点，也搞了一下阶级斗争，很大部份打了败仗。
（1964.9 .17《正确认识当前阶极斗争昀新形势，提高阶级斗争的嗅觉》、《农村四清简报》14期）
桃园大队“四清”运动报告中吴臣的那一套，譬如经常散布流言，我们扎根，他拔根，我们开会，他偷听；我们决心要搞好“四清”，他说我们只搞二十天，过后又是他的天下等等。这一套，过去地主是用过的。那时候，我们对地主的阴谋容易辩识，主要是敌我界线分明，又有高度的警惕性。但现在基层干部用这一套来对待我们，我们却觉察不出来来，不能辩识。
（同上）
中山县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要搞好四清工作非要重新扎根串连不可。
(1964．在中山库充搞“四清”讲话）
很多基层组织是“两面政权”，是“维持会”，很多干部烂掉了，到处都是蚂蚁。
（1964．对四清工作的讲话）
认为成分好，是老贫农，老根子，其实他已经成了反革命的两面派了……
（1964.9的一次讲话）
广东统计地委书记以上蹲点的三十七个大队，是敌人派进来的，加上已经烂掉的占70%,中山县是50％。
（1964.8.20在省“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农村中本质性的东西，除了两面政权外，大量的是我们干都中大量存在的新生富裕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权，进行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压迫贫下中农，因此，农村的革命，就是依靠贫下中农来搞干部，过去相反，是根本性的错误，农村中什么公私关系、自发等等都是干部搞起来的。
（1964.11.11在省委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在近几年来一些人变成了新的特权分子，形成了新的富裕阶层，他们利用职权，在经济上剥削贫下中农，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在政治上排斥和压迫贫下中农；同地、富、反、坏分子勾结在一起，大批任用私人，坏人，形成特权集团，生活上挥霍浪费，堕落腐化；在工作中则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歪曲党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执行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这些蜕化变质分子和特权集团同广大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是目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
（1964.9.4《集训工作队的一个小心问题》）
现在社、队干部成为“新的富裕阶层”“新贵族”，他们搞剥削比地主还厉害，社、队干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和平演变。
（1964年四清时的讲话）
现在很多地方基层干部巳经成了一个将权阶层，富裕阶层，成了“新贵”，不再是革命干部了，他们干了些什么呢？
一、依靠特权进行剥削。
二、政治上压迫贫下中农，违法乱纪，敲诈勒索，打击报复。农村干部逼死贫下中农的事情不少的。
三、大批任用亲人任用坏人。……”
四、与地、富、反、坏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甚至搞“双保险”。……
五、发了横财之后，生活就挥霍浪费、腐化堕落，搞女人，散布资本主义影响。……
六、对抗党和政府，挑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1964.11.29在佛山总团集训上的讲话）
农村基层革命干部依靠特权进行剥削……排斥打击贫下中放，象过去地主富农对待贫雇农一样，把困难户视为眼中钉……
（1964.9.17《农村四清简报》第十四期）
几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很快，但两极分化也快，基层干部成为新剥削者，压迫者。以致集体经济处于瓦解地步。
（1964年在中山县关于社教运动的报告）
农民中没有什么纯正的人，农民不是天然的革命者。
（1964.12.29在佛山总团集训会议上的讲话）
农民入党不是一次入党的，我们也不是一次入党的。农民那能一次入党，想这么长。
（1963.4．16在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总结报告）
农村干部三个问题……一部分，也是大量的，合作化不革命了，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懂得，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问题。
（同上）
基层干部成分虽是贫农，但本质不是贫农，不是下层人物，质量不好，易被收买。
（1964.9《正确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高阶级斗争的嗅觉》）
发了财以后，生活上就挥霍浪费，腐化堕落，搞女人，散布资本主义影响，搞封建迷信，宗派活动，修祠堂，续家谱等等，大都是干部带头搞的。
（1964.9.13在佛山四清总团干部集训会议上的讲话）
所谓开荒问题，包产到户，投机倒把等等问题，都是干部搞的。农村问题很简单，只要干部不带头，什么大问题也搞不起来。凡瞒产，投机倒把，迷信活动，破坏森林，都是干部带头。
（1964.11.10关于四清问题传达）
基层干部与华侨地主混在一起，勾搭上，不顾原则，不顾后果，甚至基层干部直接到国外地主资本家那里搞生产资料。争华侨，县与县争，专区与县争，一见了华侨资本家就要东西，上层要礼物，到下层就勾搭上了。
（1963.7.14在县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
现在干部与过去最大的差别是懒了，一个干部丢了五分钱找三个钟头，集体机器不管。
（1965,12.30在顺德分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赵紫阳参观石屋、华南大队时“指示”说：“五七年，我去汕头渔区检查工作，过去那里的渔民与海浪搏斗很坚决，生活改善了就不愿出海……懒是万恶之渊薮”。
除了地、富，除了中农，在贫下中农除去老年八，有历史污点的人，再除去现任干部和前任干部的四不清干部，干净的或比较干净的贫下中农就很少了。
（1964.10.l1《在一个大队工作队会议上的讲话》）
全大队（注：指中山县环城公社库充大队）四百二十三户，贫农实有一百九十一户……可以依靠的占贫雇农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二。
（1964.10.27《关于四清蹲点的第一次报告》）
可以依靠的贫农、下中农，虽然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1964.10.5在工作队会议上的讲话）
有些生产队可依靠的人中多数还是老幼，妇女，青壮年很少。
（1964.10.27关于四清蹲点的第一次报告）
（赵紫阳的一次讲话）
农村的特殊集团同广大贫下中农的矛盾已经成为农村的主要矛盾。
（1964.11.9在佛山总团集训上的讲话）
但是现在矛盾转化了，基层干部一方面，贫下中农一方面，基层干部在许多问题上不能代表贫下中农的意见，这与土改、合作化时不同，现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队伍是不是变质的问题，基层干部的呼声就和贫下中农的呼声背道而驰。
（1964.8.24在“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有些地方的干群关系不是鱼水关系而是猫鼠关系，这些地方的干部作风太坏，行政命令，独断专行，高压手段，甚至打击迫害群众，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1964.8.24在“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通过清工分大家看到了自己“日做夜做，都是帮干部打工”，看到干部不劳动多占工分，“再过两、三年就要变成新地主、新富农。”
（1964.12.12《打好以清工分为中心内容的“四清”前哨战》——“四清”蹲点的笫二次报告）
农村干部逼死贫下中农的事情是不少的。
（赵紫阳的一次讲话）
总的来说，我省的基层干部作风不好，干群关系紧张是普遍的现象，因为如此，人的作用，积极性受压抑。
（《为把广东创造成为一个过硬的人民战争的战埸而奋斗》）
要发动最低层的群众，最低层的群众就是过去受干部压制最厉害的，被干部看不起的不出名的人。
（赵紫阳的一次讲话）
2、歪曲四清运动的性质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扰乱阶级阵线
农村阶级斗争的焦点是什么？刘少奇同志已经明白地指出，是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反革命两面政权和反对反革命两面政权之间的斗争。
（1964.11.3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阶级斗争的情况怎样？概括起来是：第一，“四不清”很严重，和平演变程度很深，阶级分化苗头已经出现。第二，“四清”、反和平演变、防止两极分化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第三、贫下中农顾虑很大，信心很差，一怕运动搞得不彻底，二怕干部打击报复。第四、情况很复杂，斗争艰巨。
（1964.10.5在工作队会议上的讲话）
过去所谓牛鬼蛇神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两条道路斗争，现在看来主要是干部四不清问题，两条道路斗争实质是贫下中农和四不清干部斗争，根本性问题是以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阶层，依靠党的特权进行对贫下中农的剥削压迫。
（1964.11.10《关于四清问题》）
绝不要笼统地一般的解决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现在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即解决干群关系的问题，即解决当权派，即五大领袖问题，即解决各级党委的问题。擒贼先擒王，四清就是清干部，不要离开四清，而另外搞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要把两条道路斗争许多问题和清干部并排起来。
（1965.3.26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解决了四清，再解决两条道路斗争、公私关系就此较容易，干部清，群众就清，就准备清白己。
（1964.8.24在“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过去“四清”单纯是为了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而没有把“四清”看成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对敌斗争也仅仅是斗地主、富农，所以对这场阶级斗争没有认真看待。
（1964.8.24在省“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一个月来，我们已经冲破了四不清干部的包围，找到了依靠，判明了情况，初步组织了一支队伍，成果是相当大的。但是，四不清干部的抵抗仍然很顽强；下一段运动中，根与拔根的斗争将继续下去；中间地带的争夺将加剧；四不清干部将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内围防线，订立各种攻守同盟。因此，严重的斗争还在后头。
（1964.10.27关于四清蹲点的第一次报告）
现在阶级斗争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和上下左右牵连，各种各样的根子，各种各样保护者。
（1964.8.24在省“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四清运动主要解决干部问题，也要解决对敌斗争问题。
（1965.8.l5对顺德、高鹤四清工作团分团长的讲话）
社会主义教育解决三个矛盾：打击封建势力，打击资本主义，内部矛盾。
（1963.7.14在县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
过去讲阶级斗争，一是打击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二是打击上中农和自发分子的资本主义行为，现在阶级斗争主要是在革命队伍内部、干部、党员中进行，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1964.11在佛山总团集训会上的讲话）
现在划分阶级，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新富农，主要不是从社会当中去找，主要应从蜕化变质的干部中去找。这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
（同上）
干部成为农村两极分化的主要一极，贫农已经破产，干部成为新富农，新资产阶级分子，要划阶级，不是在群众中划，主要在干部中划，干部同贫下中农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1964.9.3在佛山“四清”工作总团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你们不是巩固运动成果，而是在扩大矛盾。
（1966.3赵紫阳在检查海南区工作的指示）
3、反对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大搞“人海战术”、“秘密工作”和神秘的“扎根串连”。踢开基层干部、一切由工作队包办代替，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赵紫阳在四清中大搞人海战术，在第二批蹲点时，派出十四万多工作队。有的生产队十多户人家便去了十几个工作队员，同时还大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连”，赵在中山县库充大队蹲点时，学刘少奇的样子，也要省公安厅厅长率领大批警卫人员“保驾”，并冒充公安厅科长身分，化名为“赵明”，搞得神乎其神。
工作队搞两套人马，一些人经常地对干部开会进行教育，主要力量去进行发动群众。一是公开宣读文件，一是扎根，秘密工作是主要的。
（1964.9.3在佛山“四清”工作总团集训会议上的讲话）
个别队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根子，可以依靠别队好根子，让他们跨队串连。
（1964.10.15《在一个大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批串连的队伍大约占贫下中农百分之三十，第二批连同第一批加起来大约占百分之五十。
（同上）
……不然，接二连三地串下去，队伍第一天是纯洁的，第二天就松散了，这次组织队伍一定要步步为营，搞得更扎实一些。
（同上）
强调依靠基层干部这不是成了代言人，保护人吗？
（1964.9.3在佛山四清工作总团工作集训会议上讲话）
进村不要和基层干部搞得火热，群众认为我们和某层干部是一批的就不敢讲话。
（1964.8.24在省“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四清运动和以往不同。以往是工作队下乡先找干部，这次工作队直接发动群众，没有到你们（注；指大、小队干部）家里去，很少找你们谈心，从下乡到春节前段时间，把你们撇在一边，“一脚踢开”，这样搞法你们感到怎么样？
（1965.3在蹲点大队同干部的谈话）
要取得运动的彻底胜利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一个革命工作团。
（1964.10.15在一个大队工作队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运动是工作队挂帅的。
（《肇庆四清简报》62期）
我们说：运动依靠工作队领导，是从不能依靠基层干部这一角度说的。
（1964.10.24《进村以后怎样开展工作》）
运动以大队为独立作战单位，因此运动搞的好不好，工作队带的好不好，有决定作用的是大队级工作队长的问题。
（1964.11.29《在佛山总团集训会议上对分团长以上干部的讲话》《佛山四清通讯》第七期）
一场大革命，必须发扬广大工作队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工作上的主动性，否则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
（同上）
要使运动达到高标准，必须有个高标准的工作队。现在我们的工作队还不是高标准的，不是已经彻底进行了“四清”革命的。这个问题不解决，运动就很难达到高标准。
（同上）
工作队部远离大队部，自树一帜，形成群明的对立面……但是工作队还处在四不清干部的孤立、包围之中，为了冲破包围，我们不断地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石歧集训期间，他们便有了准备了，第一次接触是先遣队进村后发生的民兵营长送鱼事件。结果工作队顶了回去，并加强了对干部的约束。为了冲破包圈，迅速同群众结合起来，工作队在社员大会上，又一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讲明四清是要清四不清的干部，社员中的问题，清了干部自然会解决。同时通过干部自订纪律的形式，搞了个“四要四不准”，对干部的言行严加约束。
（1964.10.27《关于四清蹲点的第一次报告》）
4、把斗争锋芒对准基层干部，叫嚷对干部要“拳拳到肉”，“层层剥皮”，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农村的革命必须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锋芒对准基层干部，解决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1964.11在佛山总团集训上的讲话）
“我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依靠干部”。
“我们在农村搞运动，根本问题是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去监督，限制干部。”
“面上的斗争，锋芒应指向干部”。“我们要依靠贫下中农……整的对象是干部。“面上农村闹革命，不管出什么题目，不管怎么提法，锋芒始终应指向干部，决不能离开这一条。”“面上搞小四清，要求不要太高，但方向一定要明确，锋芒要对准干部。”
（1964.11.3赵紫阳在地委书记会议的讲话）
1964年，赵紫阳在他的第一次蹲点报告中强调说：“要把他们（注：指生产作业组长以上干部）放在四清运动斗争对象的地位。”赵紫阳住在第五生产队，这个队就把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九人列为斗争，而剩下的群众也只有九人。赵紫阳因此在总结“经验”时说：“一支小队伍要打一个面很宽的仗，还必须解决争取外围即中间地带的问题。”
工作队一进村，……要同四不清干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同四不清干部进行斗争的同时，……既把他们放在四清运动斗争对象的地位，又拉住他们，责成他们搞生产。
1964年八、九月，四清运动一开始，赵紫阳就布置打一场“清工分”仗。赵紫阳公开就“工分仗的斗争对象包括大、小队干部，而把主要战场放在生产队，“在生产队开展一场面对面的，短兵相接的斗争。”但他还唯恐不够“左”，还反复强调，要把锋芒对准与群众有最密切联系的生产队干部。赵紫阳恶意地把生产队干部说成是群众的“顶头上司”，是给群众“吃死猫”的，使群众“顾虑很大”，说“要开展斗争比在公社、大队开展斗争要困难”，企图把工作队的精力集中在生产队干部身上。
（《打好以清工分为中心内容的“四清”前哨战》四清蹲点的第二次报告（肇庆四清通讯69期）1964.12.12）
王任重同志报告：打中有拉，拉中有打，利用矛盾……。当前提要放手发动群众，克服党内右倾思想，解决下不了手的问题。
（1964.8.24在“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赵紫阳在他的两次蹲点报告中杀气腾腾地扬言，“对干部的斗争要拳拳到肉，要“打中要害”，“打下嚣张气焰”。要使“四不清”干部“感到有威胁”，便他们“完全陷于孤立”。
今后这个仗如何打？除了反革命两面政权阻碍没法开展四清的要搞敌我问题，搬石头外，其余都从小到大地搞，先近后远，先易后难，慢火煎鱼，搞深搞透，要层层剥皮，一项一项，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地搞。
（1964.11.14的讲话）
赵紫阳主张对集训干部进行逼供信，1964年在中山县环城公社（赵蹲点的地方），对集训干部创造了三十二种刑罚，如脱棉衣吹北风，罚跪，拆房子，车轮战法（由工作队轮流斗）分别隔离、毒打……。当时环城集训的有100多人，大队级的干部80人，要干部上水后才能回家过春节。当时被这种斗争手段所迫自杀的光环城公社就有20多人，其中有2人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三乡公社就拆了干部的屋子70多间，其中有一个大队就拆了29间。
在库充六队，试点初期他把所有的干部集中起来，远离农民，派公安人员看守起来，不准外出，不准请假，不准亲人探望，甚至连大小便都有人跟着，老婆生小孩都不准回家看一下。对所谓重点分子，更加恐怖，单个关在大碉堡里，夺去一切自由，彻底搞夜战。造成了一种“当干部有罪，罪及子孙”的恐怖气氛。赵借工作队集训为名，把大批干部的子女从四清工作队清洗出去。说他们跟家庭有联系，许多优秀的贫下中农干部和子女就是这样含泪离开工作队，在进村扎根串联时，查三代，半点污点都不行，结果使很多工作队员进村搞来搞去也找不到落脚点。赵紫阳却硬给人家戴“右倾”“保守”的大帽子。
为了显示贫协的力量，鼓舞群众的信心，在集训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便共同研究确定由贫协出面，立即查封全大队的各种帐目；并由贫协筹委和大，小队干部当面进行说理和谈判解决。查封大、小队的帐目，是对四不清干部的一次突然袭击，所以干部变动很大，贫下中农非常兴奋，初步显示了贫协的力量。
（《关于四清蹲点的第一次报告》《肇庆四清通讯》第6l期1964.11．3O）
“四月荔枝红出面”，几天功夫形势大变，村子开始沸腾了。四不清干部则开始处于孤立状态，被群众形容为“由生鸡（很神气）变成剖鸡（不神气），有的变成发瘟鸡（垂头丧气）了。”
（《关于四清蹲点的第一次报告》《肇庆四清通讯》第6l期．1964.11.30）
在四清运动中，赵紫阳一心一意要像王光美那样去抓“反革命两面政权”，把矛头对准所有的基层干部。1964年，他在中山县环城公社库充大队工作会议上公开说 “农村干部烂掉的大约有50%以上。”这显然是歪曲事实。企图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的基层干部。以达到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四清运动的目的。因此，赵紫阳“蹲点”的库充大队，很多干部都被他打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员被处理的占参加登记的47.3%。
对三、四类干部要集中整，整透。对一、二类干部的问题不要过于纠缠，这不影响运动的质量。不要重复试点的办法。对三、四类狠狠抓住、搞透。一、二类不是一下可搞清，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解放大多数。
（1965.9.10的一次讲话）
所谓打击面，退赔不是打击。
（1965.12.30在顺德县分团长会议上讲话）
什么叫打击面？陶铸同志讲得很清楚，…… 只要没有开除公职，仍然不算打击，还算团结。
（1965.2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过去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理解很不够，因此划得太窄。
（1966.5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建设阶段，群众洗洗澡，有好处。
（在四清运动中一次讲话）
四清运动，揭出了佛山市委书记罗汝澄问题严赁，运动后期在三结合干部中讨论罗的处分时，大家意见撤销他市委书记，给予留党察看处分，这时由机关分团负责人传达了省委赵紫阳的指示，说（一）罗的问题是严重的，但省、地委都有责任，（二）佛山问题严重，其他市可能更严重，（三）对问题要冷静，要一分为二。打击革命干部是赵紫阳贯彻反动路线的一面，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则又是他执行反动路线的另一面。例如前顺德县委第一书记张穷民（已被顺德人民揪回斗争），曾被赵紫阳称为“有魄力”的干部，在四清中被群众揭发出来了，民愤极大，但赵紫阳却把他调到惠阳当县委第一书记兼佛山地委常委，加以保护。还说，“我以前认为顺德不错，张穷民不错，但经过四清要重新估计，顺德迫害群众问题，投机、贪污问题严重，非生产建设多，几年来生产没有跃上去。张穷民在顺德的工作是一个悲剧。”
5、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思想革命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胡说“四不清应以清经济为主”，要让社员“受到实惠”。清经济后马上将运动转入搞生产，叫嚷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代替清政治”、“运动要落到生产上”。
四不清应以清经济为主，破赃、赔退，层层剥皮，慢火煎鱼。
（1964年四清时讲）
清工分小战役，清经济大战役，慢火煎鱼，层层剥皮。
（1964年四清时讲）
清工分要坚决。一个干部要搞到100分。
（1964.11.9在省地委会议传达）
四清还未开始，赵紫阳就大叫大嚷：“打好以清工分为中心内容的四清前哨战”。胡说什么“通过这些措施，就可以适当增加社员的分配”。说什么“采取这些措施，每个劳动日就可以多分几分钱，一角钱，每个劳动力就可以多分一，二十元，所以说，反浪费斗争最后落实到分配上，使社员受到实惠。
（1965.12.30在顺德县四清分团长会议上讲话）
“清出的钱多，则四清的成特就大，四清运动应从清理经济四不清入手，分期分批组织若干战役。”
“这个斗争（指经济斗争）是大量的普遍的，深刻的。”
“农村四清经济退赔应比机关严，因农村是集体所有制。”结果使许多地方出现了封家私、拆屋卖屋甚至倾家荡产的严重现象。
“四清地区已退赔出二千多万元，平均每个农户有四、五十元。”
多占工分是干部“四不清”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个大队（注：指库充大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八十六人，……社员每个劳动力平均只有二千三百四十三分，干部每人平均却有四千零一分，多出百分之七十。
（1964.11.29.四清蹲点的第二次报告）
“清经济后，生产在后期是主要的。”
“果实分配主要用在建设上，办法：一部分困难户，大部为资金；另一办法，一部分困难户，大部分到名下转为资金，一半以上用到建设，搞点基本建设。”
“要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到果实分配上面来。不怕翻案，与其将来翻案不如现在翻案。”
（1965.3.26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
赵紫阳在四清运动中定了一套：“要把四清运动的每个成果都落到生产上来。”说运动的总目标就是“夺取早造大丰收。”说四清运动后的奋斗目标就是“六五年增产要达到百分之二十，增收百分之二十。”还说：“三、五年后，全大队每人每年平均分配二百元，比去年（每人平均收入lOO元）翻一翻。能达到这个指标，库充的面貌就大大改变了。”说：“实现每人收入二百元有很大意义，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去香港的要回来，连去花旗（美国）的都要回来了。”要大家“为库充一千七百人口谋福利”，“大家为库充，库充为大家。”
（在蹲点大队同干部的谈话）
团结干部，要通过生产行动。还要把落实退赔，入会搞好。清政治能搞多少搞多少，要服从生产。
（1965.3.3省委电话会议赵紫阳讲话）
赵紫阳在库充大队清经济告一段落时，曾对大、小队干部作了一次关于“今后怎么办”的谈话，他说：“现在反的是只顾自己，不顾集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说清完经济后就“团结搞生产”，“和社员团结起来，为建设础会主义的新库充而奋斗。”
运动要落实到生产上，没有相当一段时间不行。如果生产不打下基础，工作队走了，运动成果不能巩固。
（1965年在四清中的一次讲话）
在清经济后，赵紫阳在中山县说“还是以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代替清政治好。”
1965年2月，赵紫阳作了一个黑指示，硬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引向抓生产上，使运动搞不彻底，半途夭折。他说：“由于领导忙于点上的工作，陷在运动中。小“五反”，小“四清”没有力量照顾面上工作，花一段时间抓一抓运动是可以的但不能太长，现在不论去搞“四清”或留下的，一律转向抓生产，抓高潮。”
一九六五年四月，在新会召开的八个四清重点县现场参观会议上赵紫阳大肆鼓吹新会礼乐公社“一步三元”（注：一步距离的土地收入三元），“电白的造林绿化”，“潮汕平原的粮食高产”，“东莞花山的水利建设”，“韶关有些地方开发山区”，“海南种橡胶”等等。单纯介绍生产经验，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问题。
一九六五年，第一批的三十八个搞四清的县、市，在接近清完经济时赵紫阳插进一个“反浪费”斗争，把清政治和对敌斗争的关键阶段挤掉，潦潦草草搞了一下，来达到他们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
一九六五年四月间，七个四清试点县刚搞完清经济这一战役，即要进入清政治和对敌斗争时，赵紫阳又跳了出来，召开一个所谓生产现场会议，把各四清县的头头集中开会，宣布各四清县应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建设为中心，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6、肉麻地吹捧刘少奇、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顽固地对抗“二十三条”
少奇同志根据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规律，根据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的经验，以及国内社会主义教育动动的实际，总结了、指示了这个斗争的新形势，这个形势的特点是什么昵？这就是少奇同志概括的“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我们在点上搞了一个多月，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
（1964.8.24在“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刘少奇在省委五楼作了关于四清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报告，事后赵紫阳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说“少奇同志在全国走了一遍，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四清运动意义对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对运动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
犯有大大小小错误的干部，就是少奇同志所总结的七个字，喂、顶、拖、混、饿、赶。躺，总而言之他们（指干部）想尽办法来对付我们。
（1964.9.3在佛山总团集训干部会议的报告）
衡量四清好坏的标准中，毛主席提出四条，另外两条是刘少奇提出的。
（1965年在省委传达《二十三》条讲话）
“少奇同志的指示，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对搞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极为重要。”
王光美亲自蹲点总结出“桃园经验”，是刘主席亲自审查过的，它体现了刘主席的思想。
“光美同志的报告好极，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我们搞四清运动就有样（板）了。
（1964.8四清工作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看来，搞四清运动比搞土改容易，因为有了少奇同志的指示，观点明确，又有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办法有了。
（196４.8.24在“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刘少奇同他的臭婆娘王光美到了广州，走卒赵紫阳便不遗余力地极力捧埸，亲自主持召集了全省四清分团团长以上干部到广州开会二天，听取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赵听了王光美的“报告”后，极力赞赏刘少奇—一王光美这一套破烂货。
当时刘少奇到广州之后，赵马上要各地集训工作队，说运动头一，二个月，省委不发任何指示，任何文件了，完全照光美的办法去办。
《二十三条》下达后，赵紫阳继续顽固地坚持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他公开对抗《二十三条》，说“《二十三条》不是纠偏的，还要肯定前段成绩。”
《二十三条》以前，解决了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问题是我们搞得过火了些，搞过头了的问题，我们已经纠正。
（1965.3.26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产生的问题，主要是对《二十三条》前的经验估计不足。《二十三条》以前有几条基本经验是要肯定的：1.充分估计到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下足革命决心；２.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运动过程中要组织坚强的阶级队伍；３.一定要派强的工作队去领导；4.领导干部要蹲点，广大干部进行“三同”；5.打歼灭战；６.一定掌握运动的火候，运动初期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揭开盖子，运动后期要强调落实，实事求是。有了《二十三条》，也要强调这三条。
（1965.3.26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按：赵继续为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
以赵紫阳为首的黑省委遵照陶铸的意旨，在一九六五年二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公然说“运动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组成这样大的高潮，取得这样大的战果，是同前一段扎扎实实的工作分不开的”。“这次高潮，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前段工作的开花结果。”
按：继续坚持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贬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二十三条》。
反右倾是必要的，但是否不公开提反右倾的口号，提了易过于紧张，怕犯错误，出现虚伪现象。
（1965.2.23赵紫阳在省委四清分团团长会议上讲话）
处理时，（注：指干部经济退赔）只要大体符合省委文件和二十三条的精神就可以了。
（1965.3.3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投机倒把三百元以下的不退不对，干部要退，群众也不能不退。
（1965.3．3省委电话会议赵讲话）
1、无耻吹捧刘、邓、陶，狼狈为奸。结党营私，安插亲信，包庇重用坏人。
去年夏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被揪出来之后，赵紫阳给刘少奇开脱说：“彭真是反对刘少奇的”。并肉麻地吹捧刘少奇说：“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不但检查了四清运动的错误，而且还检查了自1949年同天津的资本家谈话以来的错误。陶铸同志说，他听了少奇的检讨，非常感动。”
邓小平是赵紫阳的老上司，都是晋冀鲁豫的，后来一起南下，到了大别山区和桐柏山区。赵紫阳经常爱在别人面前吹捧邓小平，说什么“邓政委‘说话’斩钉截铁，象钉子一样，钉得实实的。”
赵紫阳经常对陶铸大吹大捧，达到令人肉麻的程度，恬不知耻地说：“陶铸同志在广东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干劲大，不辞辛苦，在陶铸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广东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陶铸也夸赵紫阳如何“年青有为”、 “聪明能干”、“老练稳重”来显示自己有“眼力”。为自己培养了这个得意门生而欣喜若狂。
文化革命前赵紫阳吹捧陶铸说 “陶铸这个人，抓工作抓得很全面，大的原则问题抓得很紧，细节的具体问题，他也有精力去抓。”又说：“陶铸用干部很放手，各种干部他都能用，能够发挥各干部的特长，陶铸是帅才，我学不了。”
1964年赵紫阳在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上说：“海陵大堤要作为政治堤来修”（因为是陶铸提出的）。
1966年陶铸宣布不兼广东省委笫一书记而由赵紫阳任第一书记时，陶铸说：“相信广东省委今后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会作出出色的成绩的。”而赵紫阳则说：“陶铸同志的指示是给了广东省委最宝贵的经验和正确的指示。”
在陶铸当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在历次干部会议上陶铸肉麻地对赵紫阳说：“我与你订个合同，第一书记我再当两年就给你当。”在陶当上付总理的时候，赵也肉麻地吹捧陶：“陶铸同志呀！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赵紫阳在陶铸调中央后，到处大放烟幕，说什么陶铸的“威信很高”，“作风很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甚至公开声称要注意“陶铸的威信”。
在陶铸调中央后不久，赵紫阳又大加吹捧说：“看来陶铸可能成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在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一次陶铸、王任重、赵紫阳和中南其他省委书记一起开小会，会后赵紫阳提出：“今后我们一定要互通情报，加强联系。”
王任重接过去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并商量打电话给王的秘书，通过他来贯彻陶、王的黑指示。
在地委书记等人参加的讨论中央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赵紫阳多次插话有很多是黑话，如同志们谈到中央某些人犯了严重错误，赵紫阳很快起来插话说：“过去我们也有察觉，这一点同志们可能知道，特别是陶铸是反对少奇的，对刘少奇是有意见的”，“我和陶铸是有接触的，陶过去经常和我谈到少奇的问题。”
（刘祥庆揭发交待材料）
按：赵紫阳极力保护陶铸，说陶铸与刘少奇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没关系。
赵紫阳在批判王匡的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嚷：“王匡是背着陶铸同志干坏事的，与陶铸同志无关。” “陶铸同志是把他作为反对派来看待的，陶铸同志早就识破王匡，一直来都是把王匡当作反面教员使用。”
赵紫阳在今年一月中旬书记处凑陶铸材料时还拼命保陶铸。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从上看来，陶铸是个危险人物，是个野心家，值得深思。”而赵紫阳看后却把它改成，“从上看来，陶铸是否是个危险人物、野心家，值得深思。”
1964年江西有参观团来广东参观，农村干部给参观团介绍“产量责任制”的经验，参观团认为这是变相包产到户，写报告上中央告状。罗瑞卿发现了这个报告，就打电话（一说写信）告诉赵紫阳，对赵说：“你要把情况反映给我。”赵很感谢罗，多次吹捧“罗总长”。
按：这是罗赵互相勾结的反革命面目大暴露。
赵紫阳得知三反分子杨尚昆犯错误“下放”来广东，赵急忙准备好汽车、房子等问题，并计划买二部“红旗”牌中国自制的高级小汽车，一部准备给杨尚昆，另一部给他自己。杨尚昆原准备住的房子洗刷一新，用进口木料换了地板。杨尚昆到广州住在珠江宾馆西楼二楼，赵却认为不够高级便下令请到小岛五号楼住。
赵紫阳对其主子刘、邓、陶极力吹捧，对下则安插、重用其亲信，并想方设法加以保护。如李子元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在河南时是地委组织部长，到广东，极受赵的器重，青云直上，由华南分局处长提拔为付部长、部长、地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候补书记等要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赵紫阳深知其反党反人民的罪责难逃，为了挽救败局，稳住阵脚，急急忙忙对他的亲信封官许愿，摆到第一线。伙同陶铸、区梦觉之流，将其心腹张根生、李子元、张云、焦林义由候补书记提为书记。而李子元提为常务（付）书记（代替区梦觉）。
王兰西——大叛徒。1941年叛变革命，解放后在中央文化部工作，犯严重错误下放广东后，很受陶、赵的赏识，连年提职，爬上省委常委，付省长，更危险的是窃居广州军区政治部付主任要职。
刘祥庆是赵紫阳得力的御用工具，安插在省委组织部当部长，掌管组织部门大权。而刘祥庆手下的“红人”，三青团骨干分子王××，也被安插在组织处当处长。赵紫阳的老婆粱伯琪、赵的亲信张根生的老婆杜××都安插在干部处当处长。
此外，赵紫阳的得力“干将”，忠实门徒杜瑞芝、罗汝澄、原鲁、杨德元等都分别安插在佛山地委、汕头市委、惠阳地委、肇庆地委等地担任书记要职。
赵紫阳要提其亲信原肇庆地委付书记原鲁到惠阳地委任第一书记，因为肇庆地委对原鲁的“鉴定不好”，赵看后很不满，又怕上报中央不批。因此就要组织部长刘祥庆代表省委为原鲁另写出好的鉴定上报，结果骗取中央批准原鲁任惠阳地委第一书记。
（廖似光揭发交待材料）
罗范群，付省长，是一贾形左实右的，质量败坏，在四清工作期间，反对学习毛主席薯作，生活腐化，被参加四清的工作队的解放军揭发后、赵紫阳派刘田夫和安明专程去海南企图保护过关。
在1962年8月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汕头地区一些同志揭发了罗天在汕头地区20%的耕地中搞包产到户的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罗为此写了万言书给省委替自己伸辩。当汕头地委的同志想写信加以反驳时，赵紫阳却加以阻挠说： “不要写了，你们一定要写也可以，我看罗天不是有意搞单干的，不是有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写算了。”极力为罗天开脱，同时也是保护自己。
1963年五反时，在汕头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揭发。批判了罗天搞包产到户的罪恶活动。省委林××参加了会议，表面表示支持，同广州向省委汇报时却说五反不应大反包产到户。赵紫阳对此表示同意说：“林××同志本就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党委要做他不得不支持，林的讲话省委不批了。”
五反后，赵又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包庇罗天说：“罗天的问题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把困难看得太大了，想找一条出路, 不是有意搞单干。”“不要动不动就提到原则高度来，动不动就提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在工作上有时左一点，有时右一点是难免的。”
副省长罗天，在汕头任职时，是赵紫阳搞“三自一包”，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得力“干将”。“五反”时，由于汕头的革命干部起来揭发罗天的罪行而遭赵紫阳横加迫害打击。对敢于斗争的干部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用“反党”、“反省委”的帽子一个个扣过去，革命干部一个个挨批判，随后又一个个被调离汕头。
张赤侠（原省农科院付院长），是赵的同学，张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同时隐瞒党龄、学龄、年龄等，入党没有介绍人。一九五九年冬赵听说组织部要审查张的历史，赵说：“很多老干部都有这类问题，如果不是政治问题，就不要过分纠缠这些。”并批评组织部说：“管干部就是管这些问题吗？”一九六一年张赤侠去湖北疗养时，因广东组织部要审查他的历史，而不愿回广东工作，省委常委开会时，谈到张的政治历史问题，赵紫阳极反感的说：“这个问题算什么大问题，这不过是一个手续，根本不是什么原则问题。”看！为了包庇亲信，连入党没有介绍人都只是一个“手续问题”。
苏汉华（前公安厅付厅长兼警卫处长），长期隐瞒恶霸富农家庭成份。一九五六年审干中查明苏汉华是恶霸富农家庭出身，本人在家收过租，还有反攻倒算行为，并且这个人品质恶劣，一贯道德败坏乱搞男女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人，五六年审干查出问题后，省委还把他提为付厅长兼警卫处长，中央负责同志来穗以至毛主席来广东都由苏来负责警卫工作。后来又查出苏有严重的叛党嫌疑，苏的问题实在严重，五反中群众意见大，但省委不是严肃处理反调肇庆当付专员。
去年九月初，革命群众到省委要求罢杜的官时，赵紫阳就用“拖、磨、骗”的手法，把革命群众顶回去。当群众要拉杜来斗争时，陶铸又耍出一条毒计，指示赵紫阳说“不能再搞下去，就调一调嘛！”杜在顺德被群众斗两天后，长期在顺德。赵紫阳对顺德县委书记王仲华说：“还是让杜在那里避避风。”
原佛山地委付书记杨德元，赵称为是最“优秀的干部。”赵紫阳很多事情都要听听杨的意见。杨德元是一个弄虚作假，吹牛大王，假红旗圣狮大队就是赵紫阳派杨亲自搞出来的所谓“大寨式的典型”。杨在中山县搞点时，经常坐小汽车到拱北（澳门边）跳舞，要看香港脱衣电影。赵紫阳去年提拨他为肇庆地委书记。
罗汝澄，佛山市委书记，四清运动中被群众揪出来，问题十分严重，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但赵紫阳千方百计地保。说：“第一个城市四清试点就垮第一书记，今后各市铺开岂不是都要垮。”并说罗的问题是“提起来四斤，放下来四两。”调去汕头市任副书记。
（马甫等人揭发材料）
原顺德县委书记张穷民，是个典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强奸妇女，民愤极大。五反和四清运动中，被群众揪了出来、但因是陶、赵的“宝贝”，陶说张是“模范县委书记”，赵紫阳说张是“干将”，并评顺德县为全国财贸“红旗县”，提张为地委常委，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不但不做处理，反而调任惠阳专区农办主任。
新会县环城公社书记张培坤，是赵的亲信，认为可以作县委书记，决定派到南海先当一段付书记，然后即当书记。而张在调动时，私自涂改档案，把县委候补委员改为委员，被省委组织部发现。
（马甫揭发材料）
李振卿，原开平县委书记，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搞资本主义复辟，道德质量败坏、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胡说“不管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搞多粮食有饭吃、分配多，就是好主义，好思想。”对于李的严重问题，赵紫阳却百般包庇，经常说，“李是比较好的，要尽量说服群众。”在开平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强大压力下，才被迫略加处分，调离开平。但1966年3月全省监定会议上赵紫阳报告时还公然说，“李振卿工作很积极，就是这一点离婚的事，你们就抓住不放，说人家不好，要拿材料来对证。”就这样李的处分才仅仅一年时间，赵紫阳又把他由县委书记提为地委付书记。
王弼庭：原省建工局局长，是赵紫阳在河南工作时的老部下，在一九六三年时已被群众揭发出王的违法乱纪，投机取巧，破坏国家财经制度，敲诈勒索等许多事实，群众要求对王处分，省委组织部曾经向省委写过二次报告，认为王不能担任第一把手的工作，但二次都被赵紫阳等人顶了回来。刘田夫伙同赵紫阳，借口先参加四清，结果不但不给王处分，反而把王弼庭调水产厅任厅长。这次文化大革命王又被建工局革命群众揪回去，而赵紫阳却兴师动众，并派遣几个省委书记去解围，企图把王保护过关。
（廖似光揭发交待材料）
赵紫阳的老部下徐枫是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向资本家提供经济情报，包庇反革命分子张培尧，屡次贪污，是个蜕化变质子分。一九六一年河南省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给予开除党藉，判刑十个月的处分。赵紫阳极力为徐翻案。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写信给河南监委说：“徐还是个好同志，只是犯有错误。”1965年徐枫到广东找赵紫阳，并带回赵紫阳的信。信上写道：“徐过去有错，应检讨，但是说徐包庇反革命张培尧，我看张培尧不够反革命。”要河南省委给徐枫翻案。
（1967.6.7河南省委革命群众大字报）
陶铸手下的得力走卒文敏生（前广东付省长，现河南省长）之妻张××，在,1959年肃反期间，被查出有历史问题，系上海托派周边组织的头目。以陶、赵为首的广东省委却放弃党的原则，不作严肃处理，只调动了一下工作了事。
原财贸部长、省委常委邓飞同志是中央调来广东工作的。1959年反右倾时，他爱人因在中山医学院透露了陶、赵在农业生产上瞎指挥，欺骗毛主席，虚报粮食的情况而受到多次过火的斗争，结果自杀。此后，陶、赵又对邓飞横加迫害。组织专门小组对邓飞进行多次斗争，并加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名，撤职下放到兴宁ｘｘ公社四年。邓上报中央，1962年平反，周总理调邓飞到中央粮食部当副部长。
赵紫阳为了巩固其反动的统治，千方百计地排除异己，对反对自己的干部进行打击迫害，上面就是其中一例。
反对毛主席“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第，唯才是用。说什么“领导干部要年轻化”，胡说“能说会写”、“懂生产”就是好干部。叫喊党委书记要“变成专家”，提倡干部只专不红。用种种物质生活上的“照顾”腐蚀干部。
赵紫阳培养和选拔干部的标准是：
1．年轻。1965年赵在从化召开的地书会议上说：“45岁以上的县委书记要调出去，另作安排，要配上30岁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要青年化。”并限令“分批调完”。
2．能说会写。他说过：“又不能说，又不会写，怎能说是好干部呢！”
３.懂生产。他反对突出政治，说什么“在农村不懂生产是搞不好工作的。”
根据这些标准，他提名调任了一批地委书记，如佛山地委杜瑞芝、汕头地委邹瑜、惠阳地委原鲁、韶关地委刘俊杰、肇庆地委杨德元、梅县地委马一品等，都是不突出政治的典型，有的甚至是三反分子。
在赵紫阳授意下，省委组织部起草了一个文件，说：“如果不具备年轻的条件，又怎么叫做接班人呢？”“有的单位的负责同志，总是担心年轻人领导经验不足。试问，领导经验从哪里来？一定领导经验只能从一定的领导岗位上来。要年轻人有领导经验，却不把他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不正象要人家懂得游泳，却坚决不让人家下水一样可笑？”
（1966.3省委组织部农村、城市四清办公室草拟的《关于在四清工作队中做好培养提拔干部工作的意见》
“各级党委和工作团的任务，就是要象爱护最珍贵的革命财富一样，去发现这样的人才（注：指年青干部），热忱地培养他们，并且在工作需要时大胆放手地把他们提拔到各级负责的岗位上来。”
（1966.3《关于在四清工作队作做好培养提拔干部工作的意见》）
“县、公社一般的干部要年轻化，特别是公社一般要年青化。”
“从现在开始，要在二、三年内把区党委、地（州）委正、副书记从现在平均年龄47岁，调整到4０岁左右，两年内把县委书记从现在平均年龄40岁调整到３5岁左右，每一个专区还要有一个35岁以下的县委书记，每一个县要有二名30岁左右的县委副书记，公社党委正副书记现在平均年龄35岁调整到30岁以下，每个县委要培养提拔一名25岁左右的公社党委书记，井选拔一批20岁左右的优秀干部参加公社领导”。
“现在开展四清运动和已经结束运动的四十个县市，要求在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以前基本调整好。…… 其余分别在一九六七年底以前基本调整好。”
（省委二届四次全会（扩大））
按：毛主席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而赵紫阳却用“年青化”来对抗毛主席“任人唯贤” 的干部政策。
在赵紫阳“干部年青化”的要求下，各级党组撤部门都忙于计算年龄了。广东省委组织部还专门派出工作组到各地检查督促，摸底排队。在排队中，不管那个干部表现如何，身体多好，只要年龄超过一、二岁，都要受到“调整”，他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根本就脱离实际，但是一直坚持不改。
在年龄排队之后，紧接着就来了一个“大换班”。有的同志仅仅因为年龄大几岁，就被调整出来；有的由于“年轻” 、“有活力”，即使是政治历史有问题或者表现不好，也提拔起来了。××县委书记×××解放前参加三青团，长期隐瞒，五八年发现后受党内警告处分，六四年八月才由公社党委书记提任县委副书记，代书记，提拔后不到一年又于六五年六月提任县委书记。据说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
对许有历史问题……的干部要看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表现，（注：赵紫阳所说的“表现”就是“能说会写”）
（l960.6.1．广东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都《关于当前党的组织工作问题的报告》）
1961年，毛主席指示：“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赵紫阳却说 “社员看待干部好坏是领导生产好不好，不在于计较干部的脱产补助。”以此对抗主席的指示。
党委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必须亲自动手，认真钻进去，变成专家……不要做只在表面上叫喊而不进行艰苦工作。
（1964年1月在全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实行技术革命，所有工业领导必须懂得业务，逐步掌握技术，做到又红又专，政治业务统一，这是实行工业化的主要关健。
（1963.3《58—62省工业发展规划》）
不懂得实际的红确实是假红，对生产没有发言权，不可能把生产领导好，因此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开始形成钻研技术的风气，下定决心，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钻进去，成为内行。
（1959.6.16《粮食生产速度可以加快》）
乡村干部的任务主要是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和生产工作，使乡村主要干部逐渐成为管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专家。
（1954.6.11在全省农村水利会议上的报告）
各极领导如果——不钻研技术，不学习业务，成为内行，固然不可能领导好当前的农业生产，也无法担负起充分发展社会生产，以技术改造农业的历史任务。
（1959．11在广东省第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1961年毛主席对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问题作了专门指示，但赵紫阳却拼命阻挠改变农村生产大队干部脱产领导的制度。胡说什么：“社员看大队干部好坏，是领导生产好不好，对待补贴问题，应该不让干部吃亏。
赵紫阳对农村基层干部，不是要求他们突出政治，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而是采取脱离劳动领薪、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政策。1962年冬到1963年这段时间，规定生产大队干部脱离生产实行按月领工资的制度，使干部脱离生产脱离群众。1964年，赵又公然违反六十条，提高基层干部的工分补贴，规定生产队记分员、保管员在百分之二以外补贴工分；生产队干部到大队以上机关开会当作出勤记工分，并美其名曰“照顾干部的积极性”，其实是腐蚀基层干部、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
要改善医疗机构和医药供应工作，方便干部看病；各县可以因陋就简，如县和公社干部设立必要的疗养所，干部轮流离职短期休假的制度应当实行起来。
按：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做官当老爷，大搞特殊化，成了特殊阶层，还向干部施放“糖衣炮弹。”）
毛主席号召老干部要“保持晚节”。而赵却叫老干部离开无产阶级政治“愉快的度过晚年”。并专门拨钱15万元修了一个“老干部新村”。还准备拨出40多万元给各专区修建类似的老干部住宅。
（1961年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1、反对政治挂帅，反对“抓革命，促生产”，胡说：“政治不会出粮食、肥料、钱”，攻击党“过分夸大政治工作的作用”，企图以“生产领导生产”和生产上的“比、学、赶、帮”运动对抗突出政治
政治不会出粮食、肥料、钱。
（1965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个试点县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有些干部，在经过向群众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后，又有点过高估计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过分夸大了政治工作的作用。
（1964.5.30《今年农业生产的具体方针与任务》）
仍应看到改造农民不能只靠政治教育，还必须靠示范及国家援助的方法。
（1954.6.4《华南农村》）
本来改造农民靠三条，第一条靠总路线的教育，第二条靠多打粮食，第三条靠国家补助。但是其中主要一条还是多打粮食。
（《巩固第一批社，办好第二批社，迎接互助合作运动高潮》在广东二十五个社驻社干部座谈会上的报告《华南农村》第十八期1954.6.6）
虽然是政治挂帅为主，但也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农民终究是农民，苦战一年，大跃进了，收入也要较显著的增加。
（l959年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要正确指导明年生产，第一就必须充分估计明年更大跃进的形势，一年来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工作的被动与主动，首先决定于对形势是否有充分预见和估计，所谓“政治挂帅”第一标准就是这一点。
（1958.11.19领导晚造农业生产的几条意见）
我们必须强调政治工作，因为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同时必须十分强调管理工作，园为政治思想工作最后必须通过管理工作来发挥作用。
（1964.1在全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赵在谈到发掘工业生产潜力时说“总的一条就是搞革命化。”什么是企业革命化呢？“抓管理革命”。
（1965.４.17在全省工业交通工作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按：赵所谓“管理革命”，无非是“管理工作……制度第一”的代名词。
今后领导生产，不仅要在社会上做一般的政治动员，而且最主要的方法，是以生产领导生产，用实例来教育农民。
（1953.1《关于农村生产工作的几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生产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如果说，过去多数干部对于如何领导生产还是心中无数，那么今天已经找到了十分有效的方法，这就是带头生产，大搞试验田，通过生产领导生产的方法。
（1958.12.8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建设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通过劳动和以生产领导生产，这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质，不出修正主义的革命措施。
（1964在广东省农业先进单位、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我们要大力提倡的是，树立一个扎扎实实地干的作风，这就是“实践第一”，“实干第一”。
（《彻底改造世界观、奋斗实干改变面貌》《肇庆四清简报》93期）
我们在生产运动中，应当怎样对待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应当怎样去解决这个矛盾，唯一正确的态度和解决办法，是插红旗，树标兵，开展比学赶帮运动。
（1964.1.31《怎样组织今年农业生产的高潮》在广东农业先进单位、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看来，搞农业主要就抓这两个问题，一是重点示范，农业一定要有示范，没好东西是不行的；一是学先进，开展“比、学、赶、帮”运动。
（1963.12.17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首要方法是开展比学赶帮运动。
（1965在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和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2、大搞物质刺激 胡说“不首先解决吃饭问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叫嚷对苏修“物质刺激”的批判“过火”了，鼓吹用粮、钱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力图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群众。
不首先解决吃饭问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1959.10《巨大的成就，丰富的经验》）
告诉群众，凡是今年晚造粮食亩产1200斤的，每人口粮增加200斤；凡晚造粮食亩产１000斤，每人口粮增加１50斤。其他食油、糖、肉等供应都会大大提高。总之，在组织群众实行大跃进中，必须注意及时适当调整国家与个人在物质供应关系上的一些矛盾，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1958.7.31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要搞好生产，首先要安排好生活。如果，生活安排不好，群众生产积极性无法发动起来。现在的吃饭问题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如果群众还是吃二十多斤粮食，情绪不安，顾自己吃饭。那里有心情和精力来搞好生产呢，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拖一下。
（1960.8.1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发言）
农民终究是农民，生产好必须要多吃一点，这个基本政策不能改变，如果一变就要打掉积极性。
（1960.9.14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明年在省绝大多数地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做到吃饱肚子。只有吃饱肚子，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会持绩地高涨下去，生产才能迅速地全面恢复起来。
（1961.12.7《广东形势与任务》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你不帮助农民搞到六百斤口粮，收入一百元，农民是不会积极办埸的。
（1966.3.22在保亭县的讲话）
有了三十斤原粮的物质，就可以争取多数人。
（1966.3．在海南区检查工作的指示。）
老百姓富了，搞什么都可以了。
（1966.3.6在海南昌江县的讲话）
关心群众第一要看，是要社员吃好，睡好……。
（1958.12.8《谕农业生产的新阶段》）
但对苏联好的要学，不能骄傲。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物质刺激有些过火，要注意。
（1962的讲话）
为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完成工业生产任务，必须突出抓好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物质生活工作。
（1961.12在广东省委第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
粮食分配问题，不仅是分配工作中心，而且是全部工作的中心，只有这个工作搞好，各方面工作才能搞好，才能大跃进，通过这个工作，可以解决和促进如下各方面工作……
（《当前必须大抓粮食为中心的分配工作》）
下一段是抓分配，以分配为动力促生产……通过分配可以促进生产，调动生产积极性。
（1960.12 12在荔村的讲话）
怎样才能调动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充分挖掘生产队的潜力，关键是解决好粮食包产和粮食分配政策。
（1961.5.16关于粮食问题给中央、中南局的报告）
目前群众的要求有两个：一个是吃饱饭，一是要分点钱，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大队除了吃饭，一无所有。……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如果不采取经济措施，是不能改变这种现象的。
（1960.8.1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发言）
今后除吃饭之外，要记工分，每月或按季节发点工资，发工资并不困难，群众的要求也不高，每个月有二、三元或四、五元，就不错了。
（1960.8.l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发言）
通过这些措施，就可以适当增加社员的分配。据一些地方的材料，采取这些措施，每个劳动日就可以多分几分钱或一角钱，每个劳动力就可以多分一、二十元，所以说，反浪费最后要落实到分配上，使社员受到实惠。
（1960.12.30《当前四清运动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广东四清简报》）
办谷物农埸要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搞短期收入，长短结合，工资就高，社员就积极了。
（1966.3.3在海南临高县新盈公社的讲话）
赵紫阳认为奖售政策是发展生产的好办法，不论是经济困难时期，或是经济生活好转以后，对收购计划到农副产品都积极实行扩大奖售面和提高奖售物质的政策。不但出售农副产品有奖售，而且为生产队饲养母牛、母猪、母鸡等，也定出物质奖励，奖售的物品更是多种多样，有的奖化学肥料，有的奖售布票，有的奖日用品，有的则规定做什么，出售什么，就奖什么，例如卖糖奖糖，卖猪奖肉，饲养母牛生了小牛就奖其小牛等等。花样之多，真是无奇不有。
凡是抗灾积极，抗灾成续很大的地方，口粮要多些，……但抗灾不积极，口粮要少些。
(1963.５.27在电话会议上讲话）
我们提出要关心人民生活，多分配，要换取得群众充沛的革命精神，艰苦创业，大搞土方，大搞基建的劲头。
（1965.12.30在顺德县分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那里抢收得多，那里就可以多吃。对于一部分几乎全部欠收的农田，可以宣布谁收谁用，以便鼓励农民利用空闲时间，到这些田里去抢收。
（1957.7.10《立即掀起夏粮征购入仓高潮）
赵紫阳下乡，从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如他到新会，每次去看全国模范邓ｘｘ从不问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相反，专门用“物质刺激”来腐蚀他，拨了一万多元给他搞实验，妄图把他培养成修正主义的“农业专家”。
1957年赵在青年绿化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竟说“树上挂牌，张三管的写上张三的名字，突击队写上突击队的名字，以便于检查。护育林也成由社统一包工，实行定质定量，规定每人要管多少株，要管成什么样子，管一年一季一月多少工分，以加强责任制，提高社员的积极性。”他还强调造林护林队要以青年为主，在造林队头面加上“青年”二字，以便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突击作用。在赵紫阳这种物质刺激和名利思想指导下，一个时期，青年团搞青字号成风，和有关部门争功，结果反而大大挫伤了团的积极性。
3、贩卖“生产第一”的黑货。大肆宣扬“生产压倒一切”生产就是“阶级斗争”的谬论。每当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紧要关头，以生产为中心任务，阴谋以生产压革命。胡说只要生产好就是“先进单位”，反对政治第一。
（1961.12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
到底面上要搞什么？当然主要是检查生产。但是单抓生产行不行？能否搞起来？看来，主要是抓革命，促生产。正是为了抓生产，才要搞革命。要扫障碍，生产障碍，有什么扫什么。
（1964.8.12在电话会上的讲话）
一定要搞好生产，这是一个阶级斗争。五反、反修正主义的学习，搞得好坏的标准是要看生产，一切都要体现在生产上。
（1963.3.21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赵紫阳的总结）
反修，这是中央的事；我们还是搞生产，多打粮食就是最好的反修。
到上海学习，对我们有很多启发：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很大的潜力。党的领导责任即在于如何去推广先进经验，知道那里先进？如何去学习？否则即不是促进，是障碍生产力发展。
（1963.12.17在省委电话会议上讲话）
目前是由土地改革到生产运动的过渡阶段。……应当认识到由土地改革到生产运动是一个转变，而且是一个历史的转变。从上而下,从干部到群众，从思想到认识以至到工作方法方式，都要转变。……不如此，就会在转变中失去方向。
（1958《当前广东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
虽然目前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未完成，但是我们已经可以，而且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发展农业生产上面，组织与动员广大的农民群众向大自然进军了。
（《农村的新情况和新任务》）
党委本来应当抓紧合作化高潮后有利形势，大力搞好农业生产。但有些部门过多地责备党委“只抓农业”，因此，去年下半年以来就不象过去抓得那样集中了。
（1957.11.21《关于农村形势社会主义教育和生产问题的报告》）
今年农村的中心任务是使社做到增产增收，从经济上巩固社。
（1956.10在省委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今年全省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为生产粮食一千亿斤而战。
（1959.3.15《为一千亿斤粮食而战》）
明年一切工作是为了大丰收，否则不堪设想。
（1960.11在省委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赵紫阳六二年二月份到高州的十点指示：
一、明年高州种十万亩药材。
二、大力种黄麻。
三、狠抓三提高，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复种指数，一年三熟；提高多种经营，分配收入。
四、总结生产经验，那些赶上潮汕，那些不够。
五、人多田少地区，向田要粮，向山要钱。
六、多种经营，固定30%搞多种经营，20%农忙，农闲调剂。
七、水利过关的地方，要狠抓水田面积，积肥改土。
八、小麦田兼种红豌豆，有粮有肥。
九、移植水稻，达到双丰收。
十、黄烟上山，今年试种。
各地应该立即把生产摆到重要地位。重点大队应该以生产为中心。一方面，工作队的主要负卖人要统筹安排，把生产突出起来。……”
（ 1965.12.30《当前四清运动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顺德县分团长会议的讲话）
个人经济不清问题解决以后，干部大多数解放了，就应当以生产为中心。就是要抓分配，反浪费，抓整改，抓团结，抓“三结合”，这都属于生产的范围。实际上也就是抓了生产。
（同上）
先进单位要一分为二，只要生产上确实改变了面貌就是先进单位。
（1965.3.26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
明年虽是上游，一方面还要继续看粮食总产量和单位的高低，更重要的是要看多种经营发展的速度，看全面跃进的情况。
（1958.12.8《农业生产的新阶段》在广东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4 、鼓吹“技术第一”。极力用技术改革冲淡、抵制社会主义革命。胡说“农业技术改造是生产持续跃进的根本保证”，大刮“化肥黑风”。
逐步实现技术改造，把工农联盟建筑在现代技术的经济基础上，这一新的历史任务的实现，不仅为高速度发展工农业经济所需，而且对于改造农民，消灭小农经济思想和私有观点的残余，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以致最后消灭工农差别，都有深远的意义。
（1960.3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要改造旧的所有制为新的所有制，其基本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逐步供给农业以进步的技术，为新的技术武装改造农业开辟道路。须知，没有农业技术的彻底改革，没有农业化机械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有彻底的胜利。
必须认识到国家的经济帮助和技术指导是否能够正确恰当的运用，对生产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必须重视经济影响与技术指导对生产的作用。……要学会抓季节，抓特点，抓关键。……光靠政治号召或采取强迫命令的急燥办法是行不通的。
（1953《当前广东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
在农业上的增产，应主要抓住三个关键问题，甲：兴修水利；乙：提倡积极积肥；丙：改良技术……在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以后，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就是积极地领导这个运动并要全力来搞。
（同上）
农业技术改造是农业生产继续跃进的根本保证。……农业技术改造又是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中心环节。
（1960.3．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农业持续大跃进的需要与农业工具的落后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已成为当前农业生产中的一个主要矛盾。
（同上）
这里有条经验很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第一条是低产地区可以一跃而为高产地区。在那些水利已经基本解决了的地方，只要几项关键性的措施，抓上去就可以飞跃。
（1965.3.16在佛山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谈到改变落后地区的低产面貌时，他写道“关键在于大搞以水、土、肥为中心的基本建设，改变作物生长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1959.10《巨大的成就，丰富的经验》）
技术人员学技术人员，工人学工人，应长期固定挂勾，应建立网。至于海丰陆丰、河源等地水利须过关，学什么呢？只学七十斤化肥回来。
（《从化四月》结广东省委一封信）
陶、赵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导思想，不是贯彻毛主席的政治挂帅，依靠贫下中农，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而是化肥挂帅，面向国外和依靠华侨港澳上层。最突出的是大搞地方外汇分成和大量进口化肥，广东历年搞到的化肥和外汇，在全国各省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解放后逐年上升。如1952年广东供应的化肥只l0万吨，全部是中央分配的，1962年即增至65万吨，1963年70余万吨，本省生产只占六、七万吨。其余均是用各种方法搞来的。搞到的化肥和外汇，主要为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提供出的商品较多的地区所得。不但助长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祟洋、靠化肥挂帅的思想。进口的化肥用不完，他们就转向邻队换购别的物资，有些生产队则拿化肥到自由市场去高价出售。这就更加助长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泛滥，同时也引起其他地区农民和干部的不满，影响很坏。
5、大搞赫鲁晓夫式的假共产主义。断言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是搞基本建设”，“实现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鼓吹“收入水平赶上与超过上中农”，“一日三顿干饭”的社会主义。歪曲按劳分配的原则，拼命扩大差别。竭力树立和吹棒圣狮大队等黑样板。
我们的口号是奋战三、五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基础。打下基础，主要是搞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改变自然面貌。
（《总结经验，思想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在几个重点县现场参观会议上的讲话）
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至少要实现四化，就是要实现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工作也要有很大发展……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运动中，要大搞科学试验……现在的全省科学试验活动，要围绕着全面贯彻“八字宪法”和陶铸提出的“二十八字方针”，即平整土地，提高排灌，发展畜牧，多收绿肥，大搞多种经营，大搞造林绿化的方针，围绕着以土肥为中心的基本建设，围绕着推广潮汕大做文章。
（1965.6.15在广东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和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取得今年伟大胜利的问题，也是我们能否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赶上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因而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根本的问题。全省必须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广东省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没有副食品，你讲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都不行。
（1959.7.9关于经济生活问题的报告）
在三、四年内的奋斗目标，则是要使合作社在生产水平与收入水平方面赶上与超过上中农。
（1957在广东省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苦战一年的结果，三千多万农民已经实现了一日三顿干饭，解除了几千年来忧虑的繁重负担，公社化以后，实现了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的制度，生活获得进一步的改善。
（1958.12.6《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的现阶段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和物质鼓励的原则。
（1959.10《巨大的成就，丰富的经验》）
只要认真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和评工分制度，彻底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就可以克服队内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克服某些人的单干思想。
（1961.12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现在必须在粮食分配上体现“奖勤罚懒”的政策，才能使生产好的更积极。
（1960.11.11在区委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总结）
各级领导要重视这个问题，要贯彻政策，贯彻三包，生产好的多吃，生产少的少吃，少收入就少支出，这样积极性就高，不然生产好坏均一样吃，生产好坏无人负责，大家积极性当然就不高了。
（1960.10.21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各地可以试行分等定勤、按等定粮、超勤奖励、缺勤处罚。
（1957在党代会上的讲话）
赵紫阳一伙积极在农村推行所谓“工分带粮制”。本来，在1961年以前，生产队的粮食采取按人定等、按等定粮的分配方法。但1961年开始，搞了“工分带粮制。”即各队要拿出三至五成粮食按劳分配。表面上是要鼓励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实际上是搞物质刺激。这种制度对势力少，人口多的贫下中农不利，而努力强的上中农或地富则占了便宜。
这里省委特别要再—次向全省推荐圣狮大队，他们的经验是全面的先进经验，是全省农村革命化的典型。他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走过的道路可以代表全省一切先进单位走过的道路。他们的经验中最可贵之处，就是有革命化的领导核心，有革命化的阶级队伍，经常以革命化的精神教育群众，对待一切、因此他们能够…… 通过三大革命，把圣狮建设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村，把圣狮人民教肯成为具有新风格的社会主义新人。
从去年以来，广东省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总结去年生产的基础上，大学解放军，大学上海，同时总结了中山县圣狮大队革命化的典型，号召全省大学圣狮，这就激发了全省学先进、赶先进的雄心壮志。
（《人的思想革命化的重大意义》）
（按）赵紫阳把圣狮大队这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吹棒为“全省农村革命化的典型”，“代表全省一切先进单位所走过的道路”。这实质是为地、富、反、坏及其代言人篡夺农村基层单位领导权、变无产阶极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和复辟活动大造舆论，大树黑样板，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赵紫阳一再竭力鼓吹圣狮大队是“富裕的农村”，有一个大家档，有百万家财，有全国水平。什么“三和、九站、五场，十厂、百艇、七仓库”，只要一按电钮，六个小时就能把全部水田灌满。甚至连圣狮大队的厕所也吹一番，说什么“建得牢固结实，十分重视质量”要“全省向圣狮学习。”
圣狮大队，这是反革命分子陈华残酷统治下的一个法西斯式的大队，赵紫阳却把它美化为突出政治非常革命化的全省红旗，把陈华吹捧为非常革命化的干部，直到三水县武装部杨政委揭露陈华的问题后，赵紫阳才慌忙派人检查，却又把功劳记在自己头上，说什么“圣狮这个旗子是省委树起来的，也是省委把它砍倒的”真不知羞耻。
（马甫等的大字报揭发1967.3.23）
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全省农田基本建设每年投资一亿多元，主要投放在珠江三角洲，原材料和设备也是如此。仅水利建设，国家共化了一亿多元。名义上大部分是专区、县和社队积累，但很多是挖国家的墙脚，化大公为小公，化全民为集体，或者是国家高价议购付出的货币。赵紫阳把珠江三角洲作为大寨式的样板向全国介绍推广时，中央管农业的部门和负责同志认为这不是靠自力更生搞的。赵紫阳千方百讨地授意要把这笔账算成是依靠集体积累为主，这是一个大骗局。每年国家所投放的生产资料，如化肥、三大材料等，也是大量的，许多县、社每亩化肥四、五十斤，有的用不完，拿到自由市场投机倒把，非法协作。而山区和贫困地区则很少分到化肥。
（同上）
把南海县作为所谓水利过关后，农业生产上的不断革命的典型，完全的脱离政治，不去总结南海县人民在思想革命化方面的巨大成绩，而是单纯技术观点，如化肥、降低地下水位，用派出去、请进来的方法推广潮汕精耕细作的技术等等。把南海县人民在三大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生产上的成绩。
（同上）
赵在蹲点大队同干部的谈话中说：“库充的荒山很多,可以种竹，马铃薯，菜花……价格又高。你们想搞什么，要搞个规划。建设的资金，生产队出一部分，大队出一部分，国家也可以出一部分……”“我提出一个指标，五年后全大队每人每年集体分配收入平均达到二百元，比去年（每人平均收入100元）翻一翻，能达到这个指标，库充的面貌就大大改变了。”
六五年新会现埸会议，在四清试点后期正要清政治的时候，召开这个会议，推广多种经营的经验，实际上是鼓励搞形式主义，搞浮夸，如推广的“一步三元”，“圈猪”等实际上是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礼乐公社“一步三元”，但相当一部份贫下中农分配收入仍很低。
1、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三大革命实践，歪曲党的“双百”方针，抹煞文艺的政治教育作用，鼓吹“创作自由主义”，反对大演工农兵，为牛鬼蛇神 、才子佳人充斥无产阶级舞台拍手叫好。
文艺工作者的深入生活，与工农结合，只有当他们产生了这个需要以后，才能更自觉地行动起来。如果写的是过去的生活，演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不一定有这个需要，依靠过去生恬的积累和传统的经验，也可以写好，演好。但是，如果写的是当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演的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模范，那就非下乡下厂，熟悉新的生活不可，否则就不可能写好，演好。
（1962.11.22向省、市文艺界报告）
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办法，……灵活多样。有长期的，有临时的，有为着解决某个创作问题而下去的，有为着积累生活，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感情而下去的。……生活、知识、感情丰富了，就比较容易创作出好东西。
（1964.3.11《实现革命化，彻底执行社会主义文艺方向》）
要不要下去？能不能下去？除认识的问题外，主要是下决心的问题。
（同上）
要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要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还必须认真体会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这对于丰富文艺工作者的阶级感情也有帮助。
（同上）
在学术和文化领域里要十分注意培植自由讨论的空气。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1961.12.7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表次会上的报告《广东形势与任务》）
我们还要从各方面增长人民群众的知识，满足他们的艺术享受和娱乐要求，让人民群众有丰富而美好的精神生活。
（1962．11.22向省、市文艺界报告）
文艺创作的题材是丰富多样的，写什么不能硬性规定，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和所熟悉的生活，选择自己的创作题材。
（1962.11.22向省、市文艺界报告）
1965年，云南京剧团来演出，赵紫阳亲自点了古装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战洪洲》。他还非常赏识广东汉剧团演出的《盘夫》《楼台会》之类的才子佳人戏。并认为粱素珍在《齐王求将》中演得很逼真，粤剧《桃花扇》也不错。《齐王求将》《桃花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赵紫阳为什么这样赏识呢？这完全说明赵紫阳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是同穿一条裤子的。
赵紫阳公然说：“我不喜欢看国产战斗片，最喜欢看香港凤凰城制片厂出的片，而且要看夏梦，石慧（香港电影“名星”）的片。”这才是赵紫阳文艺革命的真心话。
河南省出的《社长的女儿》是一株灭无产阶级志气，长资产阶级威风的大毒草。赵紫阳看后，竟吹嘘说：“河南的现代戏就是好，已走在全国最前头……。”还恬不知耻地向文艺界推荐，号召全省各戏种，编剧和主管负责同志都要看这个戏，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云云。
2．反对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新闻阵地，说什么“方向问题”不是“困难的问题”，报纸“办不活”，就是登“政治文章也没人看”，为大毒草泛滥大开方便之门
方向问题可能不是最困难的问题，最困难的是要把报纸办活。
（1966.1底对《南方日报》党委常委的指示）
报纸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个正确或错误的问题，但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把报纸办活，这是个很过硬的东西，办不活，人家不看，就算登的是政治文章，也没人看。
（同上）
更可恨的是，1965年10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大规模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但是黑省委的机关报前《南方日报》在赵紫阳的爪牙黄文俞的控制之下，竞长时间拒艳刊登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受到了毛主席的点名批评以后，也只是登了个摘要应付了事。
3、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说什么“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经受了考验’，“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拼命往他们脸上贴金，千方百计把他们拉进党内。
这几年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受了考验，“顶住了风浪，大有进步。表现很好，他们大部分已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现在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太伤感情了。
（1958年在一次党外民主人土会议上的讲话）
“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进步估计不够。”“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也有很大变化，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几年他们与我党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表明他们多数经受住了考验，有了很大进步。”
（1961.12.7在广东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
在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情况下，对他们应该着重强调团结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他们应该做得更深入更细致些。
（同上）
对各种知识分子，应当继续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这是对的，但是要求不要太急太高，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做法，要鼓励他们钻研科学和业务，……把努力钻研业务叫自专道路，是不正确的。
（同上）
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要从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保证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休息的时间，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而不要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专长和作用，使他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1961.12.7广东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广东形势与任务》）
过去我们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主要是政治上团结他们和发挥他们的作用不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学术和工作上尊重和帮助他们不够，生活上关心他们不够；在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上，存在简单化的现象。
（同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亿万文化革命大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动了猛烈攻击，刘、邓、陶及其忠实走卒赵紫阳之流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要把这场革命烈火扑灭下去。《北来信》事件，便是赵紫阳之流疯狂镇压广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颗信号弹。
去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 贴出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即《北京来信》），引起很太震动。广东省委内以赵紫阳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万分惊恐，马上电话命令该院工作队把《北京来信》抄报省委，并连夜打印成《重要情况反映》，分送各书记、常委。又派人将它拍照，为了镇压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赵紫阳之流便在《北京来信》问题上大做文章，一方面他在工作队长会议上大骂《北京来信》是一封“坏信”，一株“毒草”，“煽动性很大”，要组织“批判”，并派张云坐镇华南工学院专门处理。另方面又命令高翔之父去对高翔做工作，施加压力。刹时间，华南工学院贴满了批判《北京来信》的大字报，高翔和赞成《北京来信》的同学遭到了不断的围攻。工学院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有五位同学冲破包围，上京反映情况。赵紫阳之流生怕事情败露，竟动用专政机关，命令公安厅插手这一事件，沿途截阻。同时他们又通过工作队把《北京来信》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把支持《北京来信》的同学打成“假左派、真右派，要在学生中抓一小撮”。妄图通过这一事件，“杀一警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赵紫阳忠实推行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极力把一场刚刚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把广州地区和广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扑灭掉，何其毒也！下面所辑就是赵紫阳之流为实现这个罪恶目的而干的罪恶勾当。
l、颠倒是非，混淆敌我，歪曲运动性质，对抗毛主席指示，竟然不准提“炮打司令部”，胡说“教师都是革命对象”，“锋芒集中在少数重点人物身上，”转移斗争大方向，制造混乱，浑水摸鱼。
“省委准备搞不同意见的辩论，是否有些地方第一线炮打司令部暂时不搞？否则一搞起来，相当一部分瘫痪。…新开展运动的地方机关，可以不提炮打司令部。”
（1966.10.31——11.6在省、地、县委以上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讲）
如重点还不明显，或是师生还要求广泛揭露，就要继绩广泛揭一段，党内党外都揭。……在广泛揭的基础上，再加以分类排队，区分矛盾性质，把斗争锋芒集中在少数重点人物身上。
（1966.6.26在省委文化大革命工作队长会议上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文教单位，学生是高中班参加，初中班不参加，可以放假回家。……教师都是革命对象。
（《在对县委书记的指示》）
这次运动一定要坚决贯彻王任重的“六大”指示（大暴露、大考验、大批判、大提高、大改革、大改组。）
赵紫阳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后，传达这次全会精神时，偷偷加上他的主子陶铸、王任重的黑指示，故意说：王任重的先暴露后反击，“六大”枪打出头鸟，大学生右派不超过百分之一是毛主席知道的。”
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又借传达王任重的黑指示说：“引蛇出洞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广东阳春县委第一书记在去年十一月开完三级干部会议后受赵的旨意回去大讲：四清县的文化大革命应以机关革命化为中心，不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搞大民主，不搞大字报上街，不提炮轰司令部，领导不退居第二栈……总的精神就是不搞文化大革命了。
赵紫阳在会上还大谈某些坚持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顶得住”的经验。
（阳春县委机关ｘｘｘ等同志揭）
运动分为三段：1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包括党内外的，包括右倾的，有些干部属于右倾，崇拜专家，不是当权派可以扫一下，第一段包括揭露，分析，批判。约两个月。２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教育路线，清思想一个月。３讨论制度，整党，整团，调整干部。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来说是搞教育革命。
（1966.7.11高等院校党员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学校问题不少，十多年来资产阶级统治很深，没有一个革命群众运动彻底的揭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学校的情况，就不能彻底打掉。
（1966，7.23指示）
２、恶毒污蔑。攻击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描绘成蛮不讲理，四处抢劫的强盗；疯狂诋毁、对抗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说得一团糟，大施推、挡、，磨、躲，骗等反革命伎俩；像设“情报站”，大搞密探动活，窥伺方向，研究对策，妄图控制运动，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在这个处境，搞半年还可以，搞一年可受不了。谁要来当省委第一书记，按照巴黎公社的办法选举算了。
（在一次地委书记会议上讲话）
赵紫阳表面可口声声说要“敢”字当头，要“相信群众”，实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惯施推、挡，磨，躲、骗等伎俩对付革命群众，有时真是丑态百出。他还惜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机会，别有用心地把“敢”字当头说成是“学生叫你站你就站，叫你坐你就坐，叫你讲你就讲，无非是轰你一顿，再就是拉你去游行戴高帽，戴高帽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不能群众要什么就给什么，要坚持原则，要顶住”，实际上是煽动干部与群众对立。
（××揭发）
现在是左派不活动，右派纷纷活动，跑来跑去，一些偏激的学生，有些是右派，他们有本事，他读毛著，研究策略，这些人阴一套，阳一套，与工作队争夺领导权，他们中有些人材。
（1966.7.21指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的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
（1966.6.26在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长会议的讲话）
学生有一股革命热情，但缺乏经验，盲目性大，判断是非能力差。……另一种是偏激，硬是不相信我们，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不听党的话。
（同上）
按：“我就是党”、“反对我就是反党”——这是党内走资派镇压无产阶段革命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混蛋逻辑。
在革自己的命时，群众会扭住你不放。革敌人的命，群众又会议你转移斗争锋芒，是假批判、真包庇，那你就不管是了。
（1966.7.11在广州地区高等院校、中专学校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斗争的特点，就是只要有几种材料，马上就是黑帮，戴高幅游街了，就要求“罢官”。
（1966.9.４凌晨给陶铸的电话）
最近学生到省委抢材料很厉害，就是要把省委材料搞到手，省委的汽车，摩托车也抢……，现在干部进大楼也受监视，检查。……有人说：如果来我家搜查，我就跟他拼……社会上有些学生抢东西，吃东西不给钱，抄华侨新村。
（1966.12.3给陶铸的电话）
中南局，省委各方面都要统一口径，不能随便答应，不要答复不一致，决定不一样。
（l966.6.26在会上讲）
赵紫阳通过集训工作队，统一口径，不准工作队造反。最怕他在七月二十一日贯彻主任重提出的“六大”所作的黑报告被泄露出去。除了洗录音带、烧笔记本和其他记录整理材料之外，最重要的是把人的嘴也封住。赵紫阳趁工作队要回校检讨之机，借能思想工作为名，集训工作队。令工作队检讨时不要谈“六大”的问题，因为是王任重提出，并经中央某些人（指陶铸）同意的，说不大清楚，将来要讲由我统一来讲。又说：“现在看来，“六大”也没有大的错误”。当时，中南林学院的工作队长金×被抓回学校去了，省委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爷，生怕金ｘ会把“六大”问题讲出去，马上专门派人到中南林学院找金×，告诉他“六大”问题不能讲，并要以党籍作保证。李子元也在有关的会议上讲，不要学生要求讲什么就讲什么，讲起来倒痛快，但将来是要开除党籍的。后来，赵紫阳知道学生已掌握到一些材料了，就说“六大”问题可以讲了，但怎么讲？于是又统一口径三条：一、是当时针对工作队有怕乱求稳的思想提出来的，主要是为了放手发动群众；二、提出“六大”是为了暴露坏人、暴露“假左派，真右派”；三、当时是有后期反击思想。大家也只能这样讲，不得有误。
革命群众起来造省委的反，有些要找到书记解决问题，但赵早已把群众视为洪水猛兽，根本不想与群众见面。于是设假书记处。去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外地来广州的革命师生增加，纷纷要找书记解决问题。赵为了逃避，就决定从东湖接待站抽三名干部，到省委大楼３２2号房，设立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并统一口径，外地学生来访就说：这是书记办公室，但现在书记都很忙，他们去哪里我们不知道。这样，把不少革命群众顶回去了。
在赵一手炮制下，文革办公室的许多小组都设了空城计，来对付革命师生。赵紫阳还布置秘书科、综合处等单位，凡接到革命师生打来电话，都要冒认是书记处，都要说“书记不在家”等把革命群众顶回去。在干部的安排上，分兵两路， “第一方面军”是普通干部，站在笫一线，发挥“挡”的作用，专和革命师生磨牙。通过磨牙，一方面可“挡住”，另一方面可了解情况，了解这些造反派的人数，战斗力以及生活等，向第二线赵紫阳等书记老爷们汇报，起了情报站作用。这些人活动，神出鬼没，既躲过群众的斗争，又有时间研究出更阴险的对策，镇压革命师生。
去年九月以来，赵紫阳又采取了不少措施来阻挠外地革命师生的串连。外地和本地革命师生要到省委机关了解情况、看大字报，赵紫阳散布“机关与学校有别”、“学生不要到机关串连”，“机关有“机密"，“大字报不能对外开放”等等舆论。以后看这一招不成，他就利用机关组织红卫兵的机会，组织红卫兵对付外地学生。提出要省委机关红卫兵维持机关秩序，轮流值班在省委大楼把守门口。以后感到这样不便，又调动部分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来协助，防止外地革命师生进入机关。这个时候，革命群众揭发出有关省委领导问题的大字报，赵更害怕得要死，责成有关人员把这些大字报搬到五楼，就是连其主子陶铸的老婆曾志借病大量吃人参、补品花去公款四千多元的大字报，也密藏起来了。后期革命师生即使能个别进去，所到看的大字报也是寥寥无几的了。”
赵紫阳作了两次假检讨，欺骗革命群众。第一次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的，他把杨应彬叫到北京去，拿李 峰、王任重、张体学的检讨作参考，依样画葫芦，根本不敢提“六大”、“暴露右派”等问题。初稿送回广州，经过讨谕，提出了一些补充修改意兑，如检讨内容应该包括机关运动的问题等，赵紫阳回来后，将这些意见全部否定了，二次是在革命群众已经掌握了材料的情况下，被迫写出来的。一方而以所谓高姿态欺骗群众，另方面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
赵紫阳要对抗运动，感到情报不灵，很被动。他派人上京做“密探”，搜集情报，以便对革命群众采取对策。如去年九月间为了要急于了解中央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情况和做法，以及广东学生去京的活动，竟派安明、谢永宽等五人乘飞机到北京了解情况，并限期两天马上汇报。后来，干脆在北京设立一个所谓常驻工作组，名为协助省人委驻京办事处搞学生接待工作，实际是搞情报工作，专门刺探北京运动的动态，及广东学生到京的活动情况和回来后准备搞些什么活动，赵对三个这样的“接待组”控制很严，建立单线联系，通过秘密活动，为对抗运动制定策略提供“依据”。如对首都红卫兵南下广东煽风点火的问题，每批来多少人，什么时候到，主要是什么，是否要接见等等，事先赵紫阳都取得情报，采取“主动”对策，每次都以“高姿态”出现，这也是其主子陶铸所夸耀赵紫阳为人“聪明”的—本领”之一。
省委在1966秋派王新伟（综合处科长）等人在北京建了个办事处。陶铸的秘书张汉青搞了些文化革命情况，由王新伟写了两封信给省委通风报讯。
（1967.5.27李子元交代材料）
赵紫阳为了加强对文化革命的控制，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由常委直接领导文革办公室。设立“大学组”，实际上是赵紫阳手下的“特务情报局”，专门收集大专院校的动态，情报。
赵紫阳在陶铸问题揭发后还开了一连串的黑会，他对赵明作了黑指示：一、对几个影响较大的驻穗联络站要加强工作。二、做好外地驻穗联络站的工作：１.了解动向；2.机构人事、组织；３.解决些什么问题，重点是所谓收集学生“情况”。
1966年lO月，赵说“据市委方面反映，看来他们（外地红卫兵）是在积极准备炮轰省委，要抓紧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966年年底，赵紫阳根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手王任重的电话布置：“北京来广州的红卫兵，做了什么错事，犯了什么错误，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都要向中央反映，要具体写，人物、单位、具体地点。”大整了北京南下的革命小将的黑材料，专写坏的，不写好的。
3．划框框，定条条，大派工作组，说什么“加强工作队的领导”主要是“加强对运动的控制”，“一切党的工作，党的活动，都要往工作队的领导下来进行”，千方百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邪道。
北京已派出工作队了，我们也要派出工作队。
（赵紫阳从湛江打给省委的电话）
如果不强调党的领导，这样搞下去，使人有可能利用群众的偏激插手破坏运动。当前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很过激的意见，倒会取得群众的支援，一些正确的意见，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不加强党的领导将会使运动产生更大的差错，今后，党内外都要擦亮眼睛，防止有人把运动引向脱离党的领导方向去。
（1966.7与中大化学系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要争取领导权。如果没有争取到领导权，就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学生被引导到不健康的方向去。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事实上，他们如果不是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就会是在错误的领导之下，总之是会有领导的。
（1966.6.26在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会议上的讲话）
不少人心里很紧张，很敏感。他们怕搞不好，当了保皇派，怕搞过了，又是反党。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去领导他们。
（1966 6.26在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学生是自发地起来，是处于自发半自发状态，要把运动搞健康，搞彻底，关键在于加强领导。
（1966．6．26在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会议上的讲话）
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赵紫阳却说是“自发地起来”，大叫要“加强领导”，而急急忙忙派工作组。这表明他—开始就是对抗毛主席，站在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
赵紫阳为了抬高工作队的“威信”，为了保自己过关，还指使其亲信王兰西、区梦觉到处招摇撞骗，说什么“工作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可以一百个放心。”“你们不要在怀疑中过日子”，“一切权力归工作队。”
运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
（1966.7.7在大专院校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会议讲话）
凡是有工作队领导的地方，一切党的工作，党的活动，都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来进行。
（1966.7.11在广州地区高等院校、中专学校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加强领导主要是加强工作队的领导”。“工作队要加强，特别要加强中层骨干的力量。”
（1966.6.26工作队长会议上的讲话）
……所以要加强领导，主要是加强工作队的领导。这不是说大学党委都有大问题，因为根据农村四清经验，既要领导群众革命，又要自己革命，既要领导运动，又要群众揭自己，那是有实际问题的。
（1966.7.5与学生座谈时的讲话）
派工作队去直接把运动抓起来，这便于多数干部既革自己的命，同时又同敌人做斗争，给你们造成有利条件。如果工作队不下去，你是处于领导的地位，群众对你又不信任，那整个学校就会瘫痪，运动就没法进行，……虽然你还是处在被动地位，但比起工作队不去还是主动一点嘛：还是方便些，比较容易一些嘛！
（1966.7．11在广州地区高等院校、中专学校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加强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对运动的领导，就是加强对运动的控制。
（对工作队长的讲话）
在斗争问题上，赵紫阳一伙规定“斗争方式，一般应从小会到大会，由党内到党外，由背对背到面对面。“斗争时要向群众宣读《二十三条》的政策部分”。
上街游行我们坚决不赞成。要向学生讲明，根本无需要。游行的矛头是对准谁呢？游行要达到什么目的？牛鬼蛇神在学校里，你为什么要上街？上街游行，搞大民主，就是矛头对准政府，这不是明显吗？
（1966，6 26．工作队长会议上的讲话）
搞斗争，要经过工作队批准，学生背着工作队开斗争会是非法的。
（同上）
我们不提倡在不同学校之间自发搞串联、支持。
（1966.7.7讲话）
要跟一般群众讲清楚党的组织纪律，党员要无条件服从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是错误的，只可向上级组织提出意见。党委没有决定要讲，不讲是对的，如果是正确的，经群众一哄，讲出去了，怎么办？那是原则问题。
（1966.7.5与中大化学系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央没有解散省委以前，总还要有组织性、纪律性。大家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在这个会上讲，如果对外，大家看是不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1967.1.11．在省委常委凑陶铸问题的材料会议上讲话）
赵紫阳限制群众运动的十条禁令：
1、对工作队提意见不许写大字报。
2、不准写警告性的措施过激的大字报。
3、不准张贴工作队与运动唱对台戏的大字报。
4、大字报必须把工作队审查后才能贴出。
5、不准搞串连活动。
6、外来信件或大字报不许自行张贴。
7、系与系之间的师生员工往来要凭介绍信，校与校之间不准学生串连交流经验。
8、学生找教师谈话必须取得工作队的同意。
9、选师生员工代表要由工作队提名。
10、凡事必须请示工作队。
工作队要正面教育，开座谈会，学毛著来解决工作队与学生的矛盾，不要贴大字报，不能强求一致，有些要马上行动就要坚决制止。背着工作队开斗争会这是非法的，要讲利害关系，不能强制工作队定问题性质，要他们自己谈看法，要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不扣帽子，工作队走在前，不要随便许愿。
（l966.6.27工作队员大会传达）
1966牛6月18日赵紫阳说：文教单位（学校）只提交化革命，四清如何暂时不提。现在应急的情况，不全面铺开不行，将来还是要收缩一下，分期分批搞。
县城中学，未动的不搞，已动的派人去就事论事，解决突出问题。
学校运动和机关运动还是分开，这并不妨碍炮轰省、市委。
省委大大学委员会，请中南局派两个同志去当委员。
广州日报可否并入羊城晚报？三个报纸受不了。现在南方日报连续出事故。
（1966.8.23在中南局讨论广卅地区学校问题时讲话）
县里不能现在搞，三级一块搞，领导无法掌握。而且县里一搞，区、社也稳不住。广东搞了二十个县，停下了，只有台山县停不下来。
（在中南五省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
“十六条”以前，派工作组是否算是路线错误？（如果有压制学生运动的现象当然是路线错误。）
（1966.8从北京打给张云的电话）
在毛主席批评了派工作队后，于去年八月省委被迫撤出各大专院校工作队。但赵紫阳仍不甘心，为了要继续控制和扼杀各校的文化大革命，又抽调了一批人作联络员，分别派到各校，控制运动。大的院校派四至五人，较小的院校也有二至三人。规定联格员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动态，与各革命组织（实际上是指听省委的话的组织）联系，研究运动的问题和解决的意见。在工作方法和策略上，把联络员分为一线、二线活动，内部统一联系，到学校则不公开联系，仅在二线的联络员就配备七个厅，局长级干部，这写联络员到各院校做秘密活动，不公开露面。这终联格员统由大学组管理。初由李子元坐镇指挥，后又增加张云、刘田夫。
4.追随刘、邓、陶，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整黑名单，黑材料，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阴险狠毒地提出什么“加高温度”、“创造条件”、“引蛇出洞”、“一层层剥”，以便在革命群众中大抓“一小撮”，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1966年5月，赵紫阳叫文革办公室用电话布置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帅院三间学校党委组织部师生进行排队，规定分左、右派，并要详细填表。
“通过这次革命，队伍要清理一下，要排队一一左、中、右（极右）”过去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理解很不够，因此划得太窄。”
（1966.5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布置）
有些人对党恶狠狠的，毫无感情，一有温度，就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散播流言蜚语，十分可疑。这种人如果不是反动分子，也是投机分子，有的应该开除党籍。各工作队要摸一摸底，排一排队，对那些反动分子，要做到心中有数。
（1966.7.7讲话）
现在出现了一些错误主张的学生中有两种人，—种坏人，或者为坏人所操纵的、别有用心的、动机不纯的，这是个别。
（1966.6.26工作队长会议上讲话）
对敌对不满分子，不纯分子的活动，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要揭底，可以挂起来，将来处理，不要轻易揭露，有些东西让他暴露一下。
（同上）
要把老师排排队，分析一下那些是左派，革命派，哪些是中间派。
（1966.7.5与中大化学系学生代表座谈会上讲话）
运动中要做些排队：1、严熏错误的，2、泄露机密违反纪律的，3、盲目跟着走的，4、过去表现比现在好的。
（1966.7.5与中大化学系学生代表座谈会上讲话）
对那些要搞省委、中南局的，要搞名单，看看是些什么人。
（1966.7.7在工作队会议上的讲话）
暴露在野的隐蔽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平时对党有很深的仇恨，可时却表现不错，要暴露这些人。如何暴露？要大胆放手，我们要故意在这种情况下放手，或者利用已经揭发的对象，无根据地往上追等等，只要有这种征候，我们就有意识地挑动一下，现在我们主张再来一个大反复。
（1966.7.21《指示》）
不要规定太死，才可以暴露一些人。北大、清华搞得好，就是让他们冲，右派暴露，左派出现。
（1966.7.5对工作队的报告）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些右派要一层一层夺权，除毛主席外谁都不信任，打倒一切，打着红旗反红旗，企图把运动搞死，主要形式是争夺领导权。以文化革命“左”派，迷惑中间派，要以这个机会，让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暴露出来，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都要上台表演，是好事，这使我们能分清谁是左派、中间派、右派，……表演就识破他们的真面目，所以要给他们一个表演的机会。……不放手发动群众… 就不能使右派暴露出来，因此不要怕乱，一般也不会大乱，要不断使左派与假左派真右派在进行斗争中前进。
（1966.7.7在工作会议的报告）
要有意识有领导地暴露反动分子的面目，过去公开的不去暴露，现在要暴露隐藏在教师中比较深的，要有意识地让他暴露。这些反动分子，教师，学生党员中都有。他们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清楚的，有的人盲目，有的偏激，要看清楚就得让他们多表演几次，有些人是一开始就出头露面来搞，有的在幕后，总之，我们要创造条件，造成很高的温度让他们暴露。总之，（我们）就是要放，每一段都要有温度，出来的头面人物，行迹可疑分子，还要继续考察，其中有些是投机分子。……
（同上）
前一段乱了一下，就有人退党，交出“黑名单”。大暴露就是各种人登台表演，大考验就是看是不是左派，如果我们把运动搞得平平稳稳，假左派就不出来。
（1966.7.21在工作队长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现在的情况，右派正在串联活动，一有机会就会出笼，如工学院。……有些反革命分子现在搞红皮白心，他们唱的调子此别人唱得高，他们利用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干反革命勾当，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暴露出来。
（1966．7．21指示）
工作队开始主动了，开始取得领导权，但是，隐藏的，在野的右派分子现在暂时有点收，等待机会，还是要伸手的，还是要和我们较量的。可以说，我们的领导权还不很巩固，我们要充分准备，特别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左派真右派，他们要出来争夺领导权。在这段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斗争，即揭发批判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次，在这一段还会有假左派，真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更左的口号提出更高的要求，欺骗中间派，从左派中争夺领导权。
（1966.7.23指示）
现在情况是多数右派转入地下，运动偏激分子是假左派，真右派不清楚，有些人一定出来和我们较量。大胆放手，让左派活动，还要让敌对分子登台活动，右派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出来，这是个转析点。
（1966.7.7．在工作队会议上的报告）
向主攻方向大进军时依靠左派活动，团结中间派，不断壮大，不断打击右派的干扰，有的少数单位也可以进行一次大反击才能继续前进，有的也可以围起来前进，一般可以在争论中前进。
（同上）
前阶段暴露了一下。要让他们反复暴露，不要骂上反击，我们主张造成很高的温度。对于这场革命我们就是要放手，……在学生，教师中的右派、反动分子，才能露出来。
（同上）
总的来说，运动搞得不活跃，要把运动搞活跃些，怎样才能把运动搞活跃呢？照我看还要点一把火，加加温，不怕乱，越乱越好，让各种人物登台表演，混战一埸，引蛇出洞，不乱的单位要使它乱起来，乱才能看出问题，蛇出洞才能打，反击不可过早，如果反击过早，蛇刚出洞口，就会缩回去，那就打不倒了。
（1966.7在省委召集各地，市委管文革的负卖人会议结束时讲话）
要利用这个机会把红皮白心的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伪装的左派暴露出来。
（1966.7.21在工作队长会议上报告）
中南局最近指示，“六大”做为运动的指导方针，我在七月七日会上（第二次工作队长会议）讲了一些看法，在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时，把从“左”的方面．破坏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等放出来，这个看法是一致的。
（同上）
要注意掌握材料，作到心中有数，要警惕，也要谨慎。即使有坏分子，反革命插手，只要不会马上出乱子，也可以先记帐，让他充分暴露一下，以后再搞。以免转移运动总的方向，但一定要作准备，掌握材料，为以后反击作为准备。
（1966.6.26讲话）
“我们要及早作好准备，掌握了他们的确实材料，把子弹准备好。”，“对暴露出来的右派，要进行一次反击。”
（1966.7.7讲话）
“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不断地击败他，不能让他们篡夺领导权后来个大反击，少数单位可能这样一来其正篡夺了领导权，我们必须进行大反击，才能取得领导权，这是好事”。
“如果有了露头，就一层层剥，个别少数单位要搞大反击，多数单位可在争论之中破干扰，但要给他们暴露的机会。对真右派的反击，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批判，不能扭在一起，至于是否暴露一个月，反击二十天（?）……”
（1966.7.21讲话）
1966年7月，赵紫阳亲自布置工作队开辟两个战埸，即一个是搞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是搞学生中暴露的“右派”。他在7月7日工作队长会议上阴险地说：“打击面一般说来，以一个院校为单位，教职干部占百分之三左右，多的不超过百分之五，学生（指大学生）不超过百分之一…。”
1966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赵还说 “错误不在于先暴露后反击，而是反击的时机不对，反击得太早了！”
5.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胡说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意见不统一”，“中央把形势估计得很复杂”， “吃不透”。拒不执行中央军委指示，死保黑材料，并恶狠狠也说“砸平广东省委也拿不到黑材料”，背地又用公安手法偷窃、转移、烧毁黑报告、黑材料，以图保自己过关。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赵紫阳是中南地区最晚才勉强承认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一个。而且他回来又要了一个两面手法，根本不很好传达和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种。中央指示要开好三级干部会议，要“解决思想问题”，要“进一步搞清两条路线问题”，赵紫阳在外面也口口声声说要开，要革命群众在此期间不要找书记了；可是，十一天的三级干部会议，赵只在开头作了一次传达，结束时作了一次总结，中间根本波有参加过小组讨论。地，市、县委书记中许多人只是在会议上发泄了一顿“怨气”，根本谈不上什么解决思想问题。其原因，除了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委对这次会议采取了冷若冰霜的态度之外，就是①赵紫阳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作了歪曲的传达，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与刘，邓划清界限，而赵紫阳传达却强调中央担担子；②在这次会议上，根本没有揭露省委的问题，赵紫阳自己没有主动检查，也没让地、县委书记起来揭发。赵紫阳在总结报告中，还继续贩卖刘、邓、陶黑货，如说什么“不再提炮轰司令部”的口号了，说什么“党委要返回第一线领导运动”等等。因此，一些县委书记回来传达时，却胡说什么不搞大民主，不搞两条路线斗争，以此来继续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次会议的效果如此之坏，但在会议结束之后，在赵紫阳的指挥下，用省委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却又说会议开得如何如何之好，欺骗党中央毛主席。央发出叫各省开好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时，赵说“现在中央的文件很粗糙”，又说：“军委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关于处理黑材料的问题，本来没有，经群众同意当众焚烧，那一句是中央文革陈伯达同志加上去的，结果使各地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引起很多麻烦。这一点部队同志也很有意见。”
我们本来不准备在农村也搞文化革命的，但是中央文革那些人很“左”，他们主张到处全面铺开。我们在北京也议论，干脆叫他们下来干，看他们能否搞好。
（1966.11在省委大楼五楼开会时谈话）
姚文元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国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开展，各地区都不赞成姚文元同志的意见，背后议论姚文元同志没下来当大区、省、市委书记，不知运动的厉害。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讲话）
“广东的运动不能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广东没有什么反可平。”
（1966.8中旬从北京开会回广州后讲话）
赵说：“中央文革小组意见不统一。“中央文革小组倾听革命群众呼声多，陶铸听地方党委呼声多。”“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报告中对于什么是左派的问题我就思想不通。”“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要发到红卫兵组织，这是爆炸性的。”“省委的检讨要做在前头（注：即在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发至红卫兵组机之前）争取主动”。
当传达陈伯达同志的一句话‘不偏左就偏右，不偏无产阶极就偏资产阶级”时，赵说：“这句话到会同志很多意见，可能将来还得改。陈伯达讲批评自来红时，大家也不同意，这样就不讲家庭成分了”。
（1966.1O书记处会议，传达陈伯达同志报告时的讲话）
各地到北去的学生，中央如能给他们做工作、正面讲道理，效果比各地同志讲好得多。
（1966.10.31—11.6在省、地、县委书记以上三级干部会议的讲话）
按：要害在“如能”，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央文革，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说：“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来当县委书记看看。”
（1966.10.31—11.6在省、地、县委书记以上三级干部会议的讲话）
最近中央负责同志把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很复杂，是不是这样严重，这样复杂？吃不透。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讲话）
1966年11月王任重逃到广州，赵连书记处的人都不让知道，自己暗中与王来往，后来，赵在书记处会上说：“从王任重那里看到中央文革的简报和听到王任重谈话的口气，有些问题中央内部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赵紫阳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他埋怨中央不首先把文化革命的文件发给他。1966年6月26日他抱怨说。“对这种大的革命风暴，中央通过报纸社论直接同广大青年学生见面，学生闻风而动”
中央军委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下达后，赵紫阳不但不交出黑材料，还公开对抗说：“你们砸平广东省委也拿不到黑材料：”并对工作队长说：“一包围就交出‘黑名单’不是左派。…“交出‘黑名单’也不算什么左派。还要经过几个反复：釆取筒单方法，尾巴主义，这是很危险的。”
赵紫阳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后，即下令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黑讲话、黑报告、黑指示等及与之有关的文字根据都作全面清理，全都收回。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其忠实信徒李子元去完成。李即对有关人员施加压力，进行威胁说：“要以党性来保证。”完成这一任务，不准外传。同时，以省委文革办公室名义发通知，开列清单，把前段省委发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十多个文件及赵紫阳等人所讲的黑话按期全部收回，于九月份由李子元亲自批准全部送往造纸厂销毁，毁灭他们的罪证。赵紫阳在七月二十一日作的所谓“六大”的报告录音带也令文教武装部追回，洗了又洗，直到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才肯罢手。尤其严重的是对有的工作队人员的笔记本未收到，里面记了赵紫阳的黑报告，被革命小将封存了，拿不出来，赵紫阳竟以专政手段搞出来。如原华南师院工作队长林铭勋的笔记本被学生拿去封起来，赵紫阳等人竟叫公安厅厅长王甯、付厅长白云起共同密谋对策偷出来。省农机学校的工作队长笔记本也被封了，且据悉内容记得很详细，赵紫阳又叫王宁用“省保密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以工作队长办公室桌子内“国家机密材料”为名要启封，最后由李子元亲自出马，以“保守机密”为名，强行把笔记本中记有赵紫阳七月二十一日的报告纸页撕下。
赵紫阳亲自挥舞指挥棒，并派张根生、张云、李子元等悍将亲临督战，清收黑报告，毁灭罪迹。一是由张根生出面召集文革办公室所有管文件资料的秘书开会，部署将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连底稿）、资料、简报、笔记本等，一律烧毁，片纸不留。省委各有关部门也照此办理。二是由李子元、张云出面，布置大学组，清理高等学校运动的材料。材料分三部分：即最一般的，如个人检讨材料，交出去；有问题的，但不是最关键的，准备交出，一火焚之；最关键的准备不变。张云说，不能给学生拿到系统的书面的东西。李子元说，只要不给学生拿到文字根据，赖也可以赖得过去。
十一月底某一天，赵派其得力助手张根生指挥有关人员在省委三楼张的办公室将四大口袋、一大铁箱、一大皮箱的有关文化革命运动的材料、文件等转移到× ×、×××招待所，借口保管档案，进行斯骗。在赵的策划下，有关文化革命的材料几乎全部转移了。 。
赵在1966年11月27日指使杨应彬令文革办公室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资料、包括综合印发的刊物等，片祇不留，全部烧掉。张根生的秘书躲在厕所里烧，有些是掉进厕坑里冲掉。27日和28日两天，用汽车运到从化温泉去烧掉。这衣烧掉的一批，如《文化革命动态》《重要情报反映》《一周情况综合》《参考资料）《群众来信采访》及各种文件底稿、各地送来的情况反映等等，都于27日选了一个认为是安全的地方——松园7号一个小厨房秘密烧掉。
1967年1月5日，张根生在×ד把多年来记载陶铸黑指示的笔记本等付诸一炬，浓烟滚滚，当时就遭到革命群众围剿。1月6日，赵紫阳，张云又分别令秘书烧毁黑材料。为了掩人耳目，赵又示意发出通知，说什么各级领导干部不要擅自烧毁报刊等资料，以免造成误解，真是欲盖弥彰，恬不知耻！
6、耍阴谋，施诡计，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收买、腐蚀革命群众组 织，破坏革命大串连，转移斗争大方向。
赵紫阳对革命师生实行拉拢、收买，从物质上满足他们，以取得好感，达到控制的目自。赵紫阳一伙大慷国家之慨，有求必应。他有一次就批给武汉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联络站铅印一百万份传单和三千元买一套高音音设备。
在经济上革命师生要求什么，赵便尽量满足。如有首都一批红卫兵通过华南局李一清介绍来，赵紫阳叫李进阶派出专人去迎接他们，并安排住在省委党校，尽量满足他们，天天给戏票。首都红卫兵第四大队南下，派一个小队到省委，赵更加惊慌，但秘密指定省委组织部付部长白修成及文革办公室两个处长几个科长成立专门小组对付，负责经常和这几个小队联系，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活动情况。生活上的需要主动送上门，并介绍安排参观广州、广东一地方，就是不给他们和机关干部串连，了解省委领导的问题。
赵在接待工作中，大搞经济主义，使国家支出了大批粮款。全省到l966年底花了2800万元，其中广州市约用去l200万元左右。1967年约开支了200万元。广州从1966年9月至12月底就支出粮食2700万斤，粮票l300万斤。
中南局的联络工作主动，对××驻穗组织帮助解决问题好（注：指经济生活问题），该组织对中南局意见就少，对金明此较好，不造金明的反，我们也要主动去联。
（对赵富山等人的一次谈话）
北京l06分队只有几个人，要求给经费，也批给了五百元。
赵紫阳一伙给×总部工作人员每月补助粮票二百斤，伙食补助费40元；批给该总部驻京联络站军衣5套，布票75尺，款6O元。赵又给某些名牌组织：（1）新购单车100辆，共15000元；（2）油印机42台，共11940元；（3）新购汽车7辆，共98000元；（4）宣传器材38套，共29000元；5汽油40吨，共34600元。又批给×部驻广州联络站（不知道有多少人）做5500个袖章，款500元，单车5部，华沙车（做宣阵车用）l部，还批给他们去昆明费用250元。
批给×地“点火队”经费l50元，单车2部，油印机l部。
批给全国××广州分队经费800元，旅费800元。
1967年1月l8日批给广州大专院校××总部从佛山到广州l500人的火车票。还包了二部汽车到郊区接农民来开会。
在1月6日、7日两天，便批准机关干部（仅指大楼所在各尊位）外出串连便有250人，发给串连费共22151元。
批给省委办公厅革命造反联络部经费80O元。
批给“院校总司合部新军装30套，棉衣30件，经费2300元。
批给约l OOO多元的火车票、汽车票和大量经费给外地驻广州各联络部。在接待红卫兵工作上，大量批准借款，借粮，给补助。（最高额：仅一个上午午便借出粮票1800多斤。）等等。赵紫阳还于l967年1月14日公开对省委文革办公室的同志说：“闹得凶的就给他批。如果不批的话，闹得更厉害，闹的人越来越多，就更难办了。
赵为了用物质软化一个联络站，于去年12月l9日批给一部手摇印刷机（价值246 .20元）。20日该站又申请要两部自行车，赵却耠了三部。
对外地革命师生来广州建立的联络站，赵紫阳说：“名声大”的就给予大力“支持”。行政组反映，目前联络站浪费很大，后提出一个制度规定经济开支范围。但赵不同意，说：“不能一律看待，× ×组织在全国都有名，应大力“支持”’。因此，× ×两个联络站要经费，赵不问其用途如何，一次就各批五百元。赵还指定文革办公室副主任赵×、汤××去名联络站活动。赵“了解到“情况”后，就对行政组说，××是个重点联络站，要大力“支持”。所以一个月之内就批给这个联络站一千多元经费，五辆自行车，一部手摇油印机，一辆宣传车。
去年十县间，首都红卫兵×司令部派了十多位同志来广州建立联络站。赵知道后就叫林李明、张云、李子元等人接见。在赵授意下，林李明不问其详细情况，就马上答应拨给三部自行车，一部油印机和包下全部必要的费用，还立即批给1OOO元作为其他活动经费。
去年年底，赵紫阳对接访工作人员说：“在政策上严格，在经济上放宽一些。”“三几元以下的，你们批准就行。”
7、拉一批，打一批，挑动群众斗群众，恶毒叫嚣“学生有几派有好处，有矛盾，下面先争，不会一下子冲上来”，妄图制造群众之间的混战，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赵召开常委会议，大力扶植“名牌”组织，要求各党委要大力支持“左派”，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
（1）指令文革办公案凡是×××等一些组织有什么要求都要批准。并派李子元来抓这项工作。
（2）要求各级党委按照省委所订的“左派’去全力支持，不得有抵触情绪。
（3）利用封《红卫报》事件，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拥有几十万工人的革命工人组织打成“大老保”，扼杀工人运动。
赵紫阳除在八月下旬积极组织机关红卫兵，执行他的“内外有别”，保卫机关，不准与学生串连等四点黑指示外，还组织了一批红卫兵吃住在省委，专门对付到省委造反的学生，以保护省委。如广东省机械学校来省委解决去北京的车票的问题，驻在省委的红卫兵就出来保驾在省委礼堂与广东机械学校的学生大辩论。骂他们是“黑七类”，“混蛋”，不准去北京见毛主席。
赵紫阳拒不执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布置转移、烧毁黑材料。当某些群众迫切要求平反，冲档案机要室抢黑材料时，赵一方面假惺惺公开表示“支持”，说这是“被迫的自卫行动”；另一方面又暗中胡说“学生不仅抢黑材料，还要抢机密文件”，布置机关干部以保国家机密为名，与学生闹对立，挑动干部和学生的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而使自己蒙混过关。用心何其毒辣！
1967年1月2日晚…公社无理私自拘留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山大学兵团战士许××，进行逼、供、信，后赵紫阳写条子耠公安厅长王甯，批准送省公安亍，无理扣押了6天。
赵紫阳企图把党员都变成他的打手，大抓“右派”。他蒙骗党员说：“要教育党员，使他们认识到…大敌当前，我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不要一点委屈都受不了，不要人家一说你是‘保皇派’就挺不起腰来。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真党员还是假党员，就看你对这次运动的态度。但不要把将来还要抓“右派”告诉他们。”
赵紫阳利用学生几派的矛盾，达到平衡、控制、保自己过关的目的。他露骨地说：“学生有几派有好处，有矛盾，下面先争，不会一下子冲上来。”
“多数人的过‘左’偏激，毫无根据地怀疑省委工作队的情况，还是认识的问题；但也不能统统看成是认识问题。这里边也有阶级斗争，有的是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乘机破坏运动。”“现在出现一些错误王张的学生当中有二种人，一种是坏人，或者为坏人所操纵的，别有用心，动机不纯，这是个别。另一种是偏激的，硬不相信我们，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不听党的领导。”
（1966.6.26讲话）
按：挑动学生斗学生。
学生和学生之间，老师与老师之间都可取争，暴露了加以分析观察。
（刘×传达赵紫阳指示）
8、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叫嚷“陶铸是紧跟毛主席的，省委是紧跟陶铸的”，“省委是可以信赖的”，区梦觉是“老革命”、“要保”，“王兰西是好同志”，拚命为其死党打保票，死保牛鬼蛇神过关。
赵紫阳对广大干部群众实行打击一大片、残酷迫害，如华南工学院于去年l2月统计，被打进“牛队”的竟达316人之多。去年七月中旬，赵紫阳在省委礼堂召集各高等院校总支委员以上干部作报告，中山大学在家参加运动的62名总支委员中，只有30人出席，50%以上被剥夺听报告的权利。赵的死党区梦觉在会上说 “凡是牛鬼蛇神，都不能听今天的报告。”可见中大50%以上的总支委员是被赵的工作队当作“牛鬼蛇种”来打的。有些同学收到北京同学来信，说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外，都不可靠，还有人推论除了毛主席，连同周总理、刘主席，中南局都不可靠这是不对的。
（1966.7．5，赵与中山大学化学系学生代表座谈讲话）
按：故意混淆两个司令部的界限，死保刘、邓、陶和自己。
三反分子王匡被揪出来时，赵害怕革命群众追到陶铸头上，便迫不及待地说：“省委对王匡早就有所觉察，并且有过斗争，陶铸一贯是把王匡作为反面人物看待，陶铸的文章和报告都是自己写的，王匡根本没有帮陶铸起草过，过去有人散布王匡帮助陶铸起草很多东西，这是王匡造谣。”在斗争王匡的大会上，赵竭力为陶铸辩护说：“陶铸早就识破王匡，一直把王匡当作反面教员来使用。”
陶铸是紧跟毛主席的，省委是紧跟陶铸的。
（1966.9的讲话）
陶铸是国家第四位领导人，跟毛主席跟得紧。他在广东工作多年给我树立了一个好作风。
（1966，8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
陶铸调中央后，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委到处大放烟幕，说什么陶铸的“威信很高”、“作风很好”、“跟毛主席跟得很紧”，甚至公开声称要注意“陶铸的威信”。当革命群众勇敢起来揭发问题，贴了陶铸的大字报，揭发陶铸和他的老婆曾志，挥霍国家财产，吃了大量人参时，赵紫阳一伙就急忙把大字报移到五楼“保密室”，随即又收藏起来。
陶铸被揪出来后，赵紫阳恐慌万状，一方面放出空气说 “我对王任重的印象比陶铸还好。”一方面还想为陶开脱罪责。如一次在新爱群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有一个人说：“陶铸是一个野心家”。赵听了就顶回去说：“是不是野心家还要看材料。”
去年12月革命群众把大叛徒薄一波揪出来后，赵还把他安排在小岛休养，企图使他逃避群众的斗争，后来被国家经委等单位革命群众揪回北京。
赵紫阳死保三反分子区梦觉。他说：“广东文艺黑线的根子是王匡，王匡的根子是周扬，”“宣传文教战线的问题来自上头，谁来做都会犯错误的，”“文教战线上的干部该保的要保，都垮了就没有人敢做文教工作了。”
正当革命师生猛揪区梦觉的时候，赵紫阳又利用中央要广东派一个代表团去越南的机会，让区梦觉出国。这样，既可以使她迥避了斗争，又可以蒙骗不明真象的群众，使人感到中央对她还是信任的，改变对她的看法。直到去年十月，一部分北南下革命学生搜集区梦觉很多材料，要求印传单，省委也拒绝给印，并交代今后这类材料都不给印。
师院附中十一个学生印了《炮打王兰西、猛揪区梦觉》的传单，赵紫阳也通过他的主子陶铸要中南局等单位向家长做工作，通过家长去说服学生，把传单压下来。省委还组织了一个“小组”，由黄× ×领导，专门为了掌握他们的动态向书记通风报信，有紧急情况立即向中南局报告，并通知市委，以便应付。后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印发至机关科以上干部。在革命群众炮轰区梦觉最紧张的时候，赵却给她躲在小岛住了一个多月躲避群众斗争。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粱…写信到省委控告区梦觉，赵紫阳说：“老太婆要保”。
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赵紫阳就通过区梦觉等人跳出来，要革命师生“相信省委”。反党、叛党分子王兰西被揪出来后，赵紫阳还一直说他是一个“好同志”，迟迟不作处理。甚至王兰西跳河自杀，赵紫阳也为之“保密”。王跳河获救后，赵就与王密谈，并同谋欺骗革命群众，说王不是跳河自杀，而是去游。
在机关，赵紫阳为了保陶铸、保自己，镇压革命干部揭发陈越平和王匡，在去年六月间，省委宣传部的革命同志贴了陈越平的大字报，要把他揪出来。赵紫阳怕他和他的主子陶铸会被牵连，即以“弄清楚宣传部情况”为名，派出以反党分子吴德中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宣传部，保护陈越平。电台贴大字报要追问田尉的后台老板是谁，赵估计势必追到陈越平头上，就散布空气说，“陈越平足部长中较好的一个”，“群众有群众的看法，省委有省委的看法。”陈越平被揪出来之后，赵紫阳装聋作哑，把陈的材料压下来，一直不敢表态。中央工作会议后，赵紫阳还以省常委名义决定给陈越平参加三级干部会议。
去年九月间，当陶铸的忠实门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匡被揪出来后，赵紫阳秉承陶铸的意旨，千方百计保护王匡。当时反党分子红线女（是王的知情人）交代王匡恶毒攻击和污蔑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严重罪行，并写成书面材料送交赵、区等人。赵紫阳怕事情牵连陶铸，即将材料直送北京给他的主子陶铸。这情况被项目组的同志发现后，责成区梦觉把材料追回，区推说：“材料已交上北京，要就向陶铸要回。”项目组的同志要红线女重写，区梦觉又拒绝。赵紫阳更露骨， 王匡被揪后，一直坚持与群众对立的态度，不揭发王的问题，也不组织斗争。后来在批判王匡的大会上，赵紫阳还登台保陶铸。
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匡。赵亲自谋策，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1、转移会场地点，原定会场在党校礼堂，赵怕党校红卫兵知道便改变。
2、改变开会日期，赵怕红卫兵知道开会日期，故改于二十八日开。
3、为了不泄露斗争会地点、日期，赵规定二十七日晚才发票。
4、规定票上不写王匡名字。
5、规定白天不要布置会场，到二十七日晚才布置。
6、规定专人、专车接送王匡，要严加保护，不出问题。
7、规定从机关挑选红卫兵30人把守大门。
8、规定省委常委都要参加会议，指定张根生、薄怀奇在大会发言。
9、原计划斗争会开两天，赵认为不易掌握，确定只开一天。
10、赵在斗争时，给王匡座位，不要他长时间站立。
赵紫阳公开保护省建工局的牛鬼蛇神王弼庭。去年七月赵在省委召开的一次“抓假左派，真右派”会议上公开声称：“省建工局搞王弼庭方向不对头，省委对王是了解的，要保他。”“王弼庭的问题是好人办坏事，是内部问题。”
赵授意刘群庆、安明（监委副书记）保黄文俞说：“南方日报跟农委跟得紧按现在的问题，黄文俞还是可以保的。”“黄文愈可以保的问题，和陶铸谈过，陶铸同意的。”造成前段党内外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在于领导的被动局面所造成的。
（1966.7.3与中山大学化学系学生代表座谈会上讲话）
当时考虑到学校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还没有发现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有什么大问题，还可以出来领导。
（同上）
李嘉人（注： 原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三反分子）主要用行动积极压制，可以从中表表态，但不要专门检讨。因为一检讨，势必要讨论，这样锋芒会对着李嘉人。李嘉人要取得一部分好的学生的信任。
（1966.6.22．听中大工作队长杨行汇报时讲话）
十一中全会以后，赵紫阳继续负隅顽抗，组织大批人力研究对策对付革命群众，会经多次开常委会“统一口径”，十月份还专门编写了一百多个问题答案，交给省委接待站的主要负责人，作为对付革命群众质问时的依据，其内容就是为自己开脱罪责。他特别怕7月21日的黑报告暴露，经常警告省委干部要注意“保密”，他说，“7月21日报告是爆炸性的问题，一爆出来就要大乱，省委就站不住脚了。”
他还对书记们威胁说：“我的三个报告是爆炸性的，如果搞出来就要乱了，现在我还有点发言权，三个报告搞出来来就顶不住了。”意思就是要大家来保他。并且从9月份开始组织辩解的稿子，妄图蒙混过关。
工作队有缺点不要怕，我们要在省委的领导下来搞好革命。
（1966.6.17工作队员会议传达）
工作队是省委派来的，大部分是革命的，但不等于工作队不会犯错误，也可以贴工作队的大字报，但是要有材料，不能笼统，没有根据的大字报就不能贴。
1966年9月赵紫阳税：“机关不能加温了”，“机关有自己的特点”，“要强调机关正常秩序”，“机关的红卫兵，就是保护机关，保护首长，维持秩序。“企图把红卫兵组织变为自己的御用工具，便急急忙忙地要各机关学校组织自己的红卫兵。
赵派他心腹区梦觉到处放烟幕，说什么“省委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省委是可以信赖的”，“要相信省委”还定了许多框框，“大字报不能上街”，“大字报不能全部公开”等。
“常委（注，省委常委）的问题不要拿出去公开”，“常委都在一起讲过话，办过那么多事，都搬到群众中去行不行？”，“常委问题还是在常委中搞吧。”
（1966.1l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去年十月，正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全面深入发展的时候，赵紫阳、林李明在回答外来红卫兵小将的质询时，竟无耻宣称，“十六条公布前省委大体上或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广东没有把学生打成‘反革命，也没有发生学生斗学生。省委没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按十六条中说的四种类型划分，省委大概是第二类，……六条后，认识有所提高，错误有所改正，基本上是敢字当头了。
1966.6.18赵紫阳说：王匡，要上报，不然秦牧和羊城晚报的问题不好交代。羊城晚报宣布改组不利，这会牵涉到党委领导问题（中南局能讲清，省市委交代不清。）
赵紫阳利用“交权’摆脱困境。在书记的几次碰头会中他说“陶铸的问题出来后，省委的问题复杂了。”“广东省委的问题，决定于陶的问题”，“省委可能被冲，机构瘫痪，书记可能一个个被拉出去，开不成会，碰不了头，不能工作，大家要单独作战。”当时，接待工作陷于混乱，在这种穷途末路的时候，利用全国“一月革命”的形势，将计就计，在“交权”的掩护下，乘机把责任推给下面，自己“交”了“权”，对工作问题不加解决。
赵上北京“请罪”回来后便讲，“我从北京回来后，己认识了错误。”并造谣说：“周总理讲我的铛误并不是反革命罪行， 根本不应让我靠边站。”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谍，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赵紫阳这个两面三刀的政治阴谋家在种种阴谋破产之后，又乘“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之机、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接过了“大夺权”口号，玩弄了一个“假交权，真反扑”的罪恶阴谋。
一月二十一日晚，赵紫阳等人被“省革联”叫去中山大学，同学问他看了上海夺权消息后打算怎么办？赵沉思了几分钟，回答说“中央总结了上海的经验。至于广东，可以考虑两个方案：一个是监督过渡的办法，一个是夺权。”二十二日早晨，赵紫阳这只狡猾的狐狸便导演了一出“交印、管印”的假交权丑剧。他故作高姿态，打着“支持造反派”的幌子，背着省委常委擅自决定把省委大印交给了“省革联”。还在下午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授意李子元起草了一个《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在“象征性”的“交权”之后，赵多次叫嚷要“大家坚守岗位。一切照旧，过去怎么办的还是怎么办。大印原来是谁保管的仍由谁保管，只是使用时由监督小组监督。”极力把“省革联”变成只不过是“监督盖印”的傀儡，大权仍控制在赵紫阳一伙党内走资派手中。赵紫阳之流玩弄这一卑鄙花招，满以为既可捞取“支持造反派”的政治资本，又能韩移斗争大方向，逃脱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让他原班人马，复辟资本义主。没想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他的这一罪恶活动，严重地破坏了生产，造成市场混乱，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怒。广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万众一心，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粉碎了这埸疯狂反扑，到头来赵紫阳之流还是和所有蠢人一样，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1、地主阶绒的孝子贤孙，多方照顾他的地主狗父狗娘。对阶级敌人投降妥协。恶毒地攻击、诬蔑贫下中农。
赵紫阳出身子河南省滑县 一个大地主阶级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拥有三百多亩地的大地主，收租、放债、雇工，样样齐全。他的父亲是一个大资本家。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土改时均被斗争。其父被斗后，畏罪自杀。叔父是国民党洛阳银行行长。赵紫阳混进革命队伍几十年，但地主阶级极本性根本未改，念念不忘地主狗祖父，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迫使滑县县委对其地主狗母亲百般照顾。1963年赵爬上广东省委书记后，即把他的狗娘从河南接到广东。
赵紫阳的狗娘近十年来住在赵的姐姐家里，赵为使狗娘住的舒服，竟指使滑县县委从救济款中开支600元，把三间旧房子拆掉，建了三闲新瓦房（在当地瓦房是最好的），建筑时全部劳力由生产队负担，赵家一毛不拔。1963年地主婆来广州看望其孝子一一赵紫阳，80元路费是从县委的救济款开支的，在经济生活暂时困难时期，在赵的指使下，从1961年起他的狗母得到了特殊照顾，规定每天一斤白面，每月一斤油，每年过年过节县委都得送一些点心、挂面、糖果等食物去看赵狗娘，至此，赵还感未尽孝心，每月还要定期寄回10-20元，使他的狗娘生活大大超过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
1952年赵紫阳同家，赵狗母说：“你是省委书记了，但不如人家北京的……”。赵却回答其狗母说：“咱是共产党的觅汉（土话，给人家打工的意思）不比人家是共产党的主人。”
（中大革委会关于赵紫阳情况调查报告）
赵的狗母还要求去北京，赵便对其狗母说：“你去北京，我给你开介绍信，给你路费，但你到北京游游看看，不要说什么，住几天就行了。”
（中大革委会关干赵紫阳情况调查报告）
赵紫阳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家乡人民面前炫耀自己“官”大，光宗墟祖。乘河南滑县遭受自然灾害之机，以“支持灾区，支援家乡”为名，不顾国家统一计划，随便调拨物资给滑县，仅1963年甚至l964年春，先后就给滑县调配各种食物一百五十万斤。
1943年——至1944年春，冀鲁豫地区旱灾严重，群众生活无着，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中央指示开展“借粮”运动，发动群众向地富进行斗争，迫使地富借出粮食赵却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大玩阶级调和的权术，将地富请到行署，待之为“上客”。并大讲孔孟之道，企图“说服”地富，“开仓济贫”，乞求地主“借粮”，还美其名曰“旁开门”。结果一粒粮食未要到。
对四类分子，打击面不要宽。
（l965.3 3省委电话会议，赵紫阳的讲话）
地富子女交出他父母变天思想和田契、黑枪、记仇，反动诗词等变天账的，进行教育就可以了，不要儿子交出来就斗他父母。
1945年“双十协定”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鼓吹、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反革命投降主义路线，赵不但忠实贯彻，并大为“发展”。在地委会议上胡说：“国共合作了，和平了，准备过和平生活，建设和平的新社会了。” “要节衣缩食买机器办工厂，建立合作社，组织公司。”“要和美围人做买卖了，美国人喜欢做买卖。美国人喜欢用‘福’字，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喜爱，我们组织合作社、公司时也要用‘福’字。”“以前我太土气了，现在要和外国人打交道了，要穿上制服、皮鞋，对外国人要有礼貌”等等。
我们和修正主义是个什么关系？类似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这样的比法，问题就清楚解决了。
（1963.3.21肇庚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赵紫阳总结）
按：毛主席指示：反帝必反修、而赵紫阳却抹煞反修斗争的实质，竟然把我们与修正主义的关系歪曲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
农民中没有什么纯正的人，农民不是天然的革命者，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带着小私有者的习惯和心理，
（1964.11.29在佛山总团集训会议上的讲话）
按：赵恶毒地诬蔑、否认、攻击贫农。
农民是拼命的，有目的跟着私商跟着富农走，和私商富农一起对抗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国家商店、合作社、贸易公司等。
（1953.12《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报告》）
在土改时农民大家团结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拥护政府反对地主，打倒地主阶级。大家很团结，现在呢？变了，大家很散漫，……现在农民是想发财，看谁发财发得快，但他们不是要大家发财，而是自己发财，拼命的去发财，与别人竞赛，想走在人家前面。
（1953，12《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报告》）
2、宣扬“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市侩哲学，过着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
“搞社会主义，为集体服务，暂时好象吃点亏，但从长远来看是不会吃亏的；搞自发，搞私人的东西，暂时可能占点便宜，最后一定要倒霉。”“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方向性问题。现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最重要的是这一条。始终记住这一条，就不会再犯大的错误。”
（1964在库充大队与干部的讲话）
“在共产党内有时吃亏的事是有的，运动总会出偏差，但共产党有错误就纠正。干部要经得起受委屈，在困难时不迷失方向，这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干部。”
（1962年3月1日在澄迈县钟寨大队的谈话）
按：公然宣扬刘氏《修养》
（犯过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信心，不愿当干部了，这样自己的名誉在群众面前就永远恢复不了。
（1965对蹲点大队的干部的谈话）
我相信，将来会有一批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都是从下乡回乡的知识青年提拔起来的，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下乡就想当干部大体上是不会当干部的，如果你根本不想当干部，首先老老实实当个农民，将来可能选你当干部。
（在1964年下乡回乡知谶青年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语）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
市委机关遵义公社市党校兵团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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