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12 作者：新北大《丛中笑》战斗组编印
新北大《丛中笑》战斗组编印建光中学革命教师贝管城同志看到了南市区委和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狼狈为奸，镇压革命，疯狂推行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破重重阻力，到首都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回沪后竟被打成反革命，被逼身死。
上北京告状后还被害死，在全国也罕见，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上海市委又一血迹斑斑的罪证。
在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之时，让我们读一读这份调查报告，倍添斗志，更勇敢地为捍卫以毛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吧！
新北大《丛中笑》战斗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上海南市区建光初级中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了语文教师贝管城同志由于赴京告当权派王兴帼的状，被逼自杀身死的严重政治迫害事件。
贝管城是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吗？在彻底批判我校党支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刻，全校革命师生迫切要求了解要求真相，我们“贝管城事件”调查组受全校革命师生委托，遵循毛主席“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教导，以“十六条”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
现在，我们得出结论：
(1)贝管城是革命同志，不是反革命。
(2)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兴帼（前我校党支部书记，现已辙职罢官）逼死了贝管城。
贝管城无罪！我们要严惩凶手！
贝管城，男，26岁，资产阶级家庭出身。1963年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建光中学任教。该同志历史清白，在政治上有上进要求，打过入党报告，工作上能挑重担，当语文教研组有教师下乡搞社教时，任教三个班的语文和一个班的班主任（一般语文教师只担任两个班）。5月间，王兴帼准备提升他为教研组副组长。由于贝管城同志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由于阶级烙印的影响，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点，但三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思想感情有一定的提高。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敢打敢冲，与语文教研组的革命同志一起，向我校以王兴帼为首的党支部猛烈开火，揭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兴帼的许多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在运动初期，工作队领导人和王兴帼狼狈为奸，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贯彻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混淆是非，颠到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把我校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贝管城于9月1日去北京告状。在北京，他向中央文革递交了长达几万字的报告，详细汇报了王兴帼一伙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罪行。我校当权派吓破了胆就此在全校制造“贝管城是反革命”的舆论，说贝去北京进行“反革命串连”，说贝写给语文组三封信是“反动信件”[见附件二：三封信]，说贝在北京干了许多反革命活动。贝管城回校后，王兴帼又在幕后挑动同学对他进行了长达7-8小时的惨不忍睹的武斗，并对贝管城进行了逼供信，要他承认赴京告状是搞“反革命活动”，供出“语文组贴王兴帼大字报有鬼”，企图对语文组革命教师进行政治陷害，继而一举扑灭我校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贝管城被逼自杀了。[见附件一：绝命书]
最近，当我们调查组责令王兴帼和王雄翔（党员副校长，王兴帼的头号帮凶）摆出贝管城的“反革命言行”时，他们无言可答，不得不承认贝管城从未有过反革命言行，贝管城不是反革命，他到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中央南市区委副书记在12月25日下午在“批判王兴帼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贝管城不是反革命，应给予平反。”
十六条指出：“有些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要弄的这套把戏”。
王兴帼就是这样的政治扒手。在文化大革命中贝管城和语文组的革命同志摸了她的老虎屁股，贴了她许多大字报，揭发了她走修正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事实；王兴帼就暴跳如雷，对他们恨之入骨，企图把语文组打成“反革命集团”，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当王兴帼一伙得知贝管城是语文组大字报主要执笔者之一时，就对他暗藏杀机，妄想杀一儆百，一举封住革命群众的口。
9月1日贝管城父亲厂里的工人去贝家抄家，当抄到贝管城的房间时，贝与工人发生了争执（见附件三：贝管城向工人的检讨信），王兴帼认为时机已到，立即派出她的亲信到贝管城家，以“破四旧”之名，拼命寻找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王兴帼的材料，连一张纸片也不放过，把所有的材料都搜走了，甚至连运动以来贝管城学习毛选的心得笔记，也一并抄去了。
当晚，王兴帼一伙就把贝管城拖到学校开了一个所谓辩论会（实为斗争会），贝管城脖子上被挂了黑牌，右手也举了块黑牌强行低头。在会上还借故把语文组老师一个个拉到台上进行“辩论”，丑化示众。贝管城识破了王兴帼“企图利用这一事件把语文组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诡计，当天晚上就离沪赴京告状。
王兴帼一伙慌忙对策，他们颠到黑白，信口雌黄地说：“贝管城是反革命分子，畏罪潜逃到北京搞反革命活动去了”。又说：“他到北京算便宜了他。”一时全校街谈巷议，闹得满城风雨。
9月26日，王兴帼从贝管城给语文组的第三封信中，知道贝在北京已整理完毕要上交中央文革的材料时，便心怀鬼胎，伙同头号帮凶王雄翔，指派亲信第二次去贝管城家，他们毒打贝管城的母亲，追问贝管城的弟妹，逼他们交出了贝管城在北京的地址。当晚，王兴帼、王雄翔把要来的地址打长途电话、拍电报给我校第一批去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负责人郭丽风，要他们把贝管城从首都押回来。我校在京红卫兵受到当权派的蒙蔽，轻信了“贝管城反革命活动”的谣言，按地址没找到贝管城后（贝已离京，正在回沪途中），还按王兴帼意图，准备和公安局联系在北京全市通缉贝管城，并去过中央文革要调回贝上交材料，未成。
9月29日贝管城回到学校，在王兴帼一伙幕后指使下，一些受蒙蔽的学生对贝管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轮番毒打。他们先把贝管城带上四楼平台，用木棍、鞭子狠命抽打，几次把他打翻在地，用手掐住他的脖子，并绳捆索绑，拳打脚踢，甚至数次逼贝跳楼自杀。后又把贝拖到401室，更多的学生在那儿施行了更为残酷的殴打，逼他承认去北京搞“反革命活动”，逼他承认“语文组贴王兴帼大字报有鬼”。一直把他折磨到深夜1点多钟。
王兴帼对这次武斗知道得一清二楚。在整个武斗过程中，她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校。起初，在403党支部办公室进行远距离指挥，目睹一批学生在屋顶一次又一次掐住贝管城的脖子把他掀翻倒地，她是笑容满面，挥手示意；后来又亲自去过武斗现场401室，神态自若，喜于形色。正象一(4)班的魏叶良同学等说：“王兴帼看见我打贝管城也不表示反对，也不站出来阻止”。坐山观虎斗。
在这种白色恐怖下，贝管城被逼自杀。
30日下午贝管城到青浦投河自杀未遂，被当地群众送往医院。学校得知消息后，在10月2日派王雄翔等三人去青浦医院把贝押回来。在青浦医院，贝管城曾向当权派提出三个要求：(1)再次上北京申诉；(2)不用逼供信；(3)不用武斗，但王雄翔竟以“上北京要征得革命小将同意”，“革命小将打几下又怎么样呢？”一口拒绝贝管城的正当要求，并取去了他的工作证件，零用钱，断绝了贝管城的后路。接着，把贝管城一直带到车站，奇怪的是在候车室里又被贝“跑掉了”。贝管城终于在10月2日晚吊死在青浦朱家角。
这里必须特别指出，在10月2日下午2时许，王兴帼在校门口等候王雄翔等人把贝管城押回来，这时，她对二(7)班的傅小康等同学说：“你们不要走，贝管城今天下午4时要回来了”。傅小康就说“贝管城回来了，我们又好打他了”。王兴帼眼看着他们准备竹竿等打人工具，不但不阻止，反而哈哈大笑。这一笑，进一步暴露了王兴帼这个逼死贝管城同志的罪魁祸首的狰狞面目。
王兴帼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10月3日，当王兴帼得知贝管城自杀消息后，又干了一连串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
下午1时许，王兴帼召开党支部会议，在会上不讲事实真相，却迫不及待要党员（这些党员有的被王兴帼打成“三家村”，有的被王兴帼定为第四类干部）表态，并重弹“贝管城在北京写给语文组三封极反动的信”的老调，在座的党员说：“这很好，把它公布出来，暴露他的本质”。但王兴帼心怀鬼胎，屁都不敢再放一个，也不予公布。
下午2时，王兴帼紧接召开了一个亲信会，在会上划框框定调子，放阴风，造遥言，声嘶力竭地把贝管城打成反革命。她大放厥词胡说什么“贝管城在北京干了许多坏事”，“贝管城临死前还给他父亲的厂里写恐吓信”。要她的亲信和受蒙蔽的群众马上写大字报表态。于是，随着王兴帼指挥棒的转动，一批冠有“反革命分子贝管城”之类的大字报争先恐后出笼。
到10月4日全校师生度假后回校时，“反革命分子贝管城”之类的大字报已贴满大厅，谁都知道贝是“反革命”了。王兴帼和王雄翔并盗用党支部名义，根据未经核对和调查的大字报及档案材料中的思想小结，歪曲、伪造事实，写报告上报区委，说贝是“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畏罪自杀”。
10月14日，党支部与假文革一唱一和，又合演了一场“控诉反革命分子贝管城大会”的双簧，会上老调高唱，内容空泛，实在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事实来，企图使人们确认贝管城是“反革命”无疑，为王兴帼开脱罪责。
这就是铁的事实，铁的事实说明：
制造“贝管城是反革命分子”舆论，把贝管城打成反革命的是王兴帼！
幕后指挥不明真相的学生殴打贝管城的是王兴帼！
逼死贝管城的罪魁祸首是王兴帼！
大量事实说明：王兴帼是逼死贝管城的罪魁祸首。南市区委是王兴帼的大红伞，黑根是南市区委，我们有大量的材料证明这一点（所有的旁证材料我们将另编专刊）下面这些附件是旁证材料的一部分，铁证如山，王兴帼罪责难逃。
[编者按] 这是贝管城同志死前写给全校革命师生的一封公开信。被王兴帼、王雄翔诬为内容十分反动，并扣押了两个多月，连支部其他党员也不知道。王兴帼一伙若心中无鬼，为何如此害怕这封信和群众见面呢？
在我临死以前，我想把自己和学校内有些状况披露一下真相。
9月29日下午，我返校后，碰到的是什么？我在北京看得很多，也听得很多，感触是深刻的。我对自己在对待红卫兵的态度问题上是有所认识的，因此，我在返沪路途上就写了一份大字报底稿，一到上海，就誊写好带到学校，准备向全校师生作个初步检查（同时也谈到了我上北京问题）。下午2时多，我找了张立同学谈了自己在处理对红卫兵态度和上北京的组织手续，选择时间上的错误，自(401)返回办公室，隔二三分钟，便有几个学生叫我，带我一路上四楼，又上顶层，然后就开始了几个学生对我的轮番毒打，用木棍、鞭子抽打，勒索脖子，用绳子捆起来拳打脚踢。在此过程中，他们根本不容我说话，也根本不想听我的真心话，就是一股劲地打，甚至几次逼我跳楼自杀，当时我说：“我还不要死，我还要为党工作。”那知这句话，遭到的是更厉害的残酷的毒打，并说：“你的党是什么党？国民党吗？”边说边打边将我在地上拖……如此种种，他们还声称对我还算是客气的。以后，让我在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就又把我拉到(401)室不知有多少人对我施行了更残酷的围打，我被一拳打倒在地，就必须马上站起来再给他们打倒，否则就是木棍鞭子在我身上乱抽乱打，打了一阵，这里面有些人叫累了，有些人说自己手也打红了；接着就将我拉到操场进行临时斗争，罚低头弯腰，后又被拉回(401)，仍然低头弯腰伸起双手。同时就要我交代上北京的阴谋企图。当时，我实在吃不消了，我就恳求还是让我跪着吧！如此一直8时不到，他们让我回家了。回到家里，隔十分钟，又把我叫到学校，逼我交代与语教组的阴谋诡计，如此，一直到深夜1时才又回到家里，并指令我第二天准时到校。
如此等等，我犯了什么天大的罪了呀？他们说我上北京反映情况是可以的，就是一股劲地逼我交代，我讲一点，我们就信一点，不讲能行吗？他们说我是牛鬼蛇神，只有老实交代才能宽大处理，他们千逼万逼，直到30日上午，要的是什么？拆穿了说，是要我交代说语文组“的确在搞鬼”、“语文组确实有阴谋”、我上北京是“阴谋”、是“报复”……以便他们拿着这些材料来对我们的革命同志进行政治迫害。尤其是要对在揭发王兴帼问题上较积极的张寿珍同志进行陷害。面对这种情况，我要不说假话，他们就要揍我，我要说假话，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在种种非人待遇下，我多待1小时就多受1小时罪，我受不了啦！的确吃不消了，我承认自已软弱，还不够坚强。究竟是谁在搞阴谋？
9月1日，我与厂方红卫兵争论以后，学校里人来了，他们来的确带走了一些四旧的东西，与此同时，却拼命寻找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的一切东西（即材料）。找到一张纸片要带走，当时我指出文化革命的材料，毛选心得，不属四旧，希望勿带走，然而，他们塞了满满一包带走了，9月1日下午5时，张根宝和陈泰安在密谋，说什么“今晚我们争取主动”（对我一个人要什么主动？）接着就在借着解决问题的借口下，硬把我拉到学校开了个所谓的“辩论会”。在这个“辩论会”上，根本不容我讲话，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看法，我对我校红卫兵压根没阻止。而他们如何对待我？不许喝水，不许动，不许讲话，不许吸烟，不许……难道在这个时候，我已是牛鬼蛇神了？再说当时对他们的逼供信（什么吃拳头等等……）我就不能分辩么？
我要声明语文组没有鬼！有鬼的是另一些人，由于我们是个小单位，引不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我想，我的死，或许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了吧！
至于自杀是现行反革命之说，我说，我自学校毕业三年来，我的所作所为党和群众可以严格审查，我相信自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
同志们，我是多么热爱生活啊！我要工作，我要斗争，我也爱学生尤其是我自己的班，我多么想以后在工作上多下些工夫啊！把学生培养得更坚强，然而事实不允许（这样的生活要熬几个月，我实在受不了）。
同志们，我向中央文革小组，递交了材料，也向党中央，毛主席发了急电，写了信，我之所以敢如此做，正说明我相信我这样做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
请转告一(7)班同学，今后要更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以前在教育他们方面，有许多指导思想不对头，做错了，今后就可以改了（大家不已发现了吗？）一(7)班有些好的传统要继承发展！现在我才能说我不能带到你们毕业了。
好吧！一切的一切，让党来审查吧，我的生命就到此为止了，和同志们永别了，祝愿你们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进步得更快吧！
让我在最后再高呼几次：
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贝管城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绝笔
[编者按] 这是贝管城同志在首都写给语文教研组革命教师的信件，被王兴帼讲成“三封反动信”。请同志们评一评，这三封信“反动”在哪里？
我在北京已有拾天了，一切都好。
在我们伟大的首都，到处呈现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有些场面看了是令人感动的。昨天看到一批由千里外步行至京的学生，高唱革命歌曲，静坐于中宣部大厅外，表示不见到首长，决不离去。为革命，真是做到了上刀山下火海都无所畏惧了，我在北京各中央机关看了不少大字报，联系学校，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想得很多，收获也很大，信心更足了，斗志更旺了。你是为党的利益而斗争的，就什么也不必怕。怕正说明了私心杂念。
我想向同志们表明一下态度，我有多大问题，我决不推却半点，只要是有利于党的事业，我有错，我坚决地改，即使有处分，也没关系，人类从来在实际斗争中发展成长的。拿我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人来说，错误肯定更多，更需要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挂黑牌，是锻炼，也是教育。
在北京，有困难，但我不怕，我在争取见到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我自问我此到京的目的绝非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的话，我才不敢到北京来了。我要将我校文化大革命前后经过尽我所知的，全部上诉中央，让中央、让毛主席来作主、来判断，我摆事实，不加半点虚假的东西。我确信，真理总是真理，歪理永远是歪理！
我要回来的，我准备再次经受考验，我要参加斗争，我要坚决地真正地背叛我自己的家庭，自己出身的阶级，我要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我在外，没有忘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每天都学，每天都记。自今年七月一日开始，我学了，记了以后，深感不学毛主席著作就不行，尽管我学和用的结合上，差距太大，但我坚信自己，坚持下去，学它十年，廿年，我不怕自己不成为真正的毛主席的小兵，毛主席的学生，我有这个雄心壮志。
祝同志们
贝管城
于1966.9.14
在京很忙，时间很紧，以前没来信，以后也不可能来信，请原谅。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比天还大的好消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七时零五分，我见到了我们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志们，我见到了毛主席了！今天我高兴得心要跳出来了，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们跳呀！我们唱呀！看到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以后，我在北京乱奔乱跑，我是多么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任何人啊！让大家与我一起高兴！一起跳跃，一起欢呼。
事情是这样的，昨晚我知道今天毛主席要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因此，今日下午，我几次央求纠察放我进去，我以为是进不去的，所以要求不够有力，开始一直没能去成，到了七时，纠察到底放我进去了，这时人们正象海潮似涌向天安门城楼，我也就拼命从城墙旁边插进去，最后给我挤上了观礼台，说来是我运气好，毛主席恰恰在这时走到东边城楼来了，我看得真够清楚，毛主席神气极了。同志们，我怎么向你们形容我当时的情景呢？反正这时，我和全场一起沸腾起来了，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见到了主席，我心里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同志们和我们一起高兴吧和我一起唱吧。
祝
小贝
于1966.9.15深夜灯下
据说我见到主席时，是主席应群众一再要求第二次出来接见的，说来说去，我运气好啊，今晚我怎么能睡得好呢！我决定把今天作为我的生日，从今天开始我的第二生命开始了！！！
从今天起，我的时间较宽裕了，可以给同志们写信，前些日子，一直在整理材料，来京前，我校的同志给我增添了不少麻烦，将有关文化大革命材料，全部拿去，连一张纸片也不留，没办法，到京重新边回忆边写，写完了一百多张草稿，写完了一瓶墨水，周围同志不断劝我休息，怕我累坏了，我不管，从早写到晚，中间吃饭常是咬面包或窝头，手指写肿了，有时的确实有些不耐烦了，但想起革命前辈的艰苦革命历程，想起主席的教导，我坚持了下来，倒底给写成了，这次把底稿全废了，把它藏在肚子里，让有些人再来抢吧！
人在北京，心在上海，每晚到一、二点钟，想学校时的景况，不知现在又怎样啊！我常想，世界上人都能按主席教导办事有多好，有错就改，诚诚恳恳的而没有一心打算盘的人，然而现实生活，严峻地否定了我的幼稚的想法。
我理解，等我回到学校将不知有什么等待着我，以后的报复、打击，在我想象当中，一切的一切，我都想到了，正象市委马同志所说干革命要有坐板房的精神，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告诉有些人，不要再成天叫学生受罪了，常到我家门口去叫什么“贝管城逃避斗争”（前几天我写了一封信给家里，今日收到回信），我不逃避，我不怕自己斗自己，更不怕别人斗，斗得不对是革命的考验么！不是常有人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该脱胎换骨吗？这个应该就是的，我应该欢迎，让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到北京并不是来玩的，连星期天也不玩，我正因为不逃避，才到北京来的，我自己有多大问题，我心中有数，我仍然坚持一点，有错就改，如果这个错误是应该受处分的，就受处分，我相信党会给我作出正确的估价。
在北京，我给团中央写了一份大字报，控诉团中央修正主义的全民团的罪恶，我也准备给中宣部周扬写一份大字报，控诉他对我的毒害，好！不多写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在北京买一些毛主席像片给同志，这实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另外，北京到十一月将有一百万～一百五十万红卫兵汇集天安门，这几天北京到处都是在准备欢迎，我在完成现有事情之后，就动身回沪，放下包袱与同志们一起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小贝 1966.9.21 北京
[编者按] 这是贝管城同志给其父的工厂工人同志的一封检讨信，被王兴帼讲成“一封恐吓信”，请大家看一看，这封信里有一点恐吓的影子没有？
我是你厂资本家贝汉醒的儿子。今天来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你厂全体红卫兵同志作诚恳的检讨。
最近我来到北京，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曾谈及我个人的事情（我来信的目的不为此事），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在这里我也向同志们作个汇报。
我谈了情况后，负责同志批评我说：“造反造到自己头上就不舒服了，就想不通了。自身上的旧思想意识要去掉就感到别扭了，这不是坚定的革命派，不是正确的对待革命的态度，革命难道只能革人家，就不能革自己？如果人人都这样，那么就不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我说：“我父亲是资本家，我又不是资本家。”那位同志说：“你和你父亲是一家，谁知道你对父亲是个什么态度。更何况，革命同志来帮你造反，你应该欢迎，不仅帮你造你父亲的反，也帮你造自己的反，你更应该欢迎。坏东西都反掉了，又有什么不好呢？另外，你抱住旧东西不肯放，这已说明你的立场还成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旧东西，能有来自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但主要则来自家庭。从这个角度看，你和你家庭的思想界限并没有划清，至少划得不够清。”我说：“我主要的东西是书，而那些书不是四旧的。”那位同志说：“不是四旧就不会硬说是四旧，应该保护的国家会保护。应该说，这里还是一个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人家老革命为了革命，可以抛头颅，洒鲜血，你即使牺牲了几本书，难道就不行了吗？”负责同志告诉我，对待任何革命运动，首先应该支持。不管怎样，不支持，甚至去争、去闹，总是不对的，应该批评。
为此，我想有必要来信，向同志们作深刻的检讨。那天我的态度很不好，应该受到严肃的批评。我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前半阶段还是能够坚持正确的立场，而现在在横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意识上，摔跤了，我要爬起来，放下包袱，继续投入战斗。我向同志们表示，以后我回上海后，你们要有关我父亲的任何材料，只要是我了解的，我尽所有提供给你们。坚决支持和配合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为铲除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而出一份力量。
我原定九月五日以后决定来京的，上次的事件促使我提早启程。我来京的目的，是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和反映文化大革命在我校的情况。我想在这里我也将我校的情况向你们介绍一下：六月三日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到七月下旬，运动的发展一直跟着当权派的指挥棒转，大字报不是你一张我一张，而是按着当权派的意图贴的，谁要违反，谁就要在大会上挨整、挨斗，为此，一方面打击面达四分之一（我不在其内）。另一方面，当权派及其一伙人则一张大字报也没有，运动中，数十起的压制、围攻革命大字报，甚至对几个党员同志进行政治陷害，乱打人骂人等等严重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反革命事件，引起了我校绝大多数同志的愤怒。于是，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对当权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当权派以前抵制毛主席著作学习的严重事件，也揭露了当权派计划今年内吸收拿定息的、强奸学生的反革命家属入党的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组织路线的事件，也揭发了当权派在区委部分领导干部的保驾下，又夺取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目前，我校语文组、后勤组、外语组等许多同志都在坚持斗争，应该说我的错误行动（即对你厂革命行动不支持之事）给当权派钻了空子，给学校其他正在斗争的同志带来了困难，我自己个人因为做了错事而被罚被斗争，都不管它。但当权派却正企图利用我这一事件，把我们语文组打成反革命集团。为此，我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要斗争，我要革命。因此，我来到了北京，我还有三十多年漫长的生活道路，在这条生活之路上，我要为社会主义贡献所有力量，即使微不足道的。为此，我来到北京，我想是应该让你们了解的，目前我在京整理材料（很长，约有几万字）大约要一个多星期，本来不需那么费力的回忆，因为以前，我和同志们已整理了大部分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在离上海前都被当权派搜去了，我和他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材料不能拿走，但他们不管，连笔记、毛选心得都拿走了。这样，我光靠回忆就十分费时间了。
好，不多写了，最后，再一次向同志们表示歉意。
贝管城
于1966.9.7北京
[编者按] 这是贝管城同志一回校就交给我校文革主任的一份自我检讨的大字报。可是被王兴帼控制下的文革一手扣压，至今未公开贴出。
离开学校整整一月，在返校时，首先向全校革命师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九月一日，我父亲厂里的红卫兵来我家造反，由于我世界观没有根本改造好，以致于不能全面，完全学好，领会好十六条和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实质。并片面地听了和学校党支部传达的所谓十条指示。所以，与厂方红卫兵争论，认为他们的行动是违反十六条的，是反党的。
检查对照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的对革命群众运动的三种立场，三种态度，我认识到，我这种行动是起了一种抵制红卫兵革命行动的作用。事实告诉我，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就是不肯老实改造，不造造你们的反不行！
这个事件，它反映了在我的思想上，存在着革命不能革到自己头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旦当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就暴露在我思想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暴露在我的思想上，是牢牢地扎下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暴露了在我的思想上，是顽固地抱住“我”字不放，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利益置于脑后。在这件事上，更暴露了我在思想上是接受了资产阶级家庭的铱钵，而没有真正的在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线。我以前光认为自己在一些事情上与家庭采取不合作或抵制的态度，（如祖父母丧葬事等，）采取不问或少过问家庭的事，就算划清了界限。现在看来，首先应从思想改造着手，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真正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和可恶，从而对家庭的一切进行监督，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立场和革命态度。
从这件事上，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识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应与自己的思想改造挂起钩来，在行动上切切实实地执行。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同志，就必须勇于承认错误，敢于修正错误，因此，我完全接受革命同志对我的批评帮助。
关于我在九月一日晚间离沪赴京一事。当时，思想上只考虑到我既然要革命，我觉得有必要将我校文化大革命情况向中央反映，请我们中央分析究竟是什么问题。就当时只以为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现在仔细思考下来，觉得自己在组织手续上（包括选择时间上）是不够妥当的。我理应办好手续，但我没有这样做，因此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我愿意写检讨。
我上北京的目的，单是反映我校文化大革命情况，由于整理材料时间很长，故一直至今回校。
最后，我想，我是党培养的，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喂养大的，要不是党和人民，我不可能当上人民教师，前途更不堪设想，肯定会走上剥削、寄生的可耻的道路。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听党的话，我没有理由不听毛主席的话。我有错误，我愿改正，我还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工作四十年。我要报答党和劳动人民对我的培养。因此，我一定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与同志们一起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斗垮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
对上述问题，欢迎革命师生对我提出尖锐的批评！
让我们齐声高呼：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贝管城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于天津
我是上海建光初级中学的教师，今日来信是恳请您，恳请市委，帮助使我校的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路，替我们革命师生撑腰。
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支部书记王兴帼的十分错误的领导下，正义的不得伸张，大部分教师正处于惶惶不安，担心随时有遭到严重打击之中，文化革命在我校被引入歧途。
在整个运动中，尤其是在近一个月中，王兴帼是处心积虑，利用其职位和党在师生中的威信，依靠一伙亲信，拉拢一批不明真相的学生，颠倒黑白，企图将在七月廿三日到七月三十日这一周中，贴她大字报最多，最积极的组和个人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或反革命，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广大教师。为此，在这运动过程中，我校文革筹委会教师代表和语文组曾先后去区委反映过情况，语文组也曾到市委接待站反映了情况，但得到结果是开座谈会，通思想，王兴帼则变本加厉。王兴帼最近更是利用横扫四旧的机会，大搞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斗争矛头完全指向广大教师，相反而把大家已经一致公认的牛鬼蛇神放在一边，在学校里制造恐怖气氛。
我觉得让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如此胡搞下去，势必是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真正的牛鬼蛇神滑过去，势必要打击到的是真正的革命师生，势必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希望。我以为，是真听毛主席的话的，就应该斗争到底。因此，我不管大部分教师都敢怒而不敢言，我单独来到了北京，请求毛主席做主，在北京，尽管由于我没有一纸证明，在经济上也有限，给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仍要坚持斗争，即使在最后饿着肚子，要步行回上海，我也心甘情愿。
在北京，我到各个单位去看了大字报，一方面觉得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大大落后于形势，另一方面又把王兴帼平时一贯的表现和运动期间的表现，和北京一些单位当权派比较，深感王兴帼较那些已被群众，被党罢了官的当权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我想将王兴帼存在的主要问题，列个提纲给您审阅，请您指示，象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斗争，至于细详材料，由于篇幅太长，一时整理不好，一待整理好，将也寄上一份。
1.全民的建党路线。根据党员李泉斌、唐天珍（市三八红旗手）两个同志揭露，王兴帼为了培植个人势力，竟计划在今年将严重摧残女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周平之（体育教师）和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庄友娣拉入党内（另外还有一批类似的人，这里不详述了。）以前支部审批入党的人（除唐天珍同志外）有个共同特点：都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现在支部内，除唐天珍同志保持了无产阶级本色外，其他党员都是对王兴帼在运动中为所欲为，无视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行为，或是装作不知，一心保住自己，不敢斗争，或是同流合污，与王兴帼一起压制群众的革命行动。完全丧失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应有的党性原则立场。
2.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在学校党政工团的领导权大部分掌握在资产阶级分子手中。校长中两个在运动揭发出来有严重问题，工会主席本人拿过定息，有私人房产；教导主任本人是地主；教工团支部三个支委中，两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其中一个还是反革命家庭出身）；教研组和年级组一级干部全是资产阶级出身。为了培植个人势力，王兴帼还计划提拨一批干部，就王兴帼准备新提拔的教研组一级干部，全是资产阶级出身，这是什么干部路线啊！
3.抵制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学习在我校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直到中央和市委一再号召和作出决定后，也依然如此。王兴帼不但自己不好好学习，开大会作报告从没引用过毛主席的语录，还指责教师给学生组织各种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指令全班只许有一个组。还对一个教师说：“你毛选再学下去，你的思想要僵化了。”不仅如此，王兴帼还常把自己放在毛泽东思想之上，胡说什么篮球队比赛她挂帅就胜了，她不挂帅就输了。
4.工作中，尤其是近二年，一贯虚报成绩欺骗领导，如教工团支部被命名为四好团支部，奖状也发下来了，团支部书记和团员都不知是怎么回事，更不知什么是四好，开会争了半天，才在“团的生活”里找到四好的具体内容，于是再订四好计划，这个奖状已于八月三十日偷偷拿走了。又如我校的冬锻，什么90%以上参加长跑，纯属吹牛。
5.推行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如鼓励青年向上爬，走白专道路，王兴帼一贯用封官许愿的方法来代替政治思想工作，封了两个党支部书记，三个人事干部，拿语文组来说，有多达七个语教组长，在语文组蹲点，王兴帼从不讲毛泽东思想，却只谈吃、穿，平时热衷于做红娘，自己三年内买了两辆新自行车……
6.学校教学教育上工作紊乱，近一年根本没有正式计划，教改不支持，即使支持也是看人头的，或者竟为大毒草大开绿灯。工作一贯不认真，自己上政治课，也经常不备课，到课堂上信口开河乱吹一遍。
7.丧失立场，同情妹夫在三反五反丢官出党，对哥哥是大托派，弟弟是右派分子，常吹嘘他们有才，说什么自己最笨，还当了个支部书记。还说什么初中学生不必学习毛主席著作，什么工资90多元，人漂亮，上尉，无负担，嫁给这种人不吃亏；什么旧书回炉可造纸，现在印毛主席著作纸张很紧张；什么中国现在尽是穷朋友，小朋友，女朋友……。
1.不但不许人家写她大字报，并且连她的亲信也不许动一动，否则就要被揪出来，就要遭围攻，就是右派分子。这种事例，学生中三(7)班碰到过，教师中，有两次时间长达一个月的大围攻。
2.从不认真组织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及有关社论文件。
3.亲自指挥学生、教师打人。
4.秘密会布置揪人，大会小会乱斗争人，制造恐怖气氛。运动在她领导之下，大字报从来不是由群众你一张、我一张贴的。
5.大量抛出历史材料，档案材料，甚至是教师个别交心时的内容。
6.提出保卫党支部，保卫王兴帼的口号，流毒至今仍严重存在……
其他如打击报告等等，事例极多。
对于这样的领导，我们该不该斗争，现在问题是，在王兴帼等人的工作下，学生否认这些铁的事实，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教师，我们说如果教师是牛鬼蛇神，那应该狠狠地斗，但不可能全是牛鬼蛇神，然而至今教师被斗争的已达廿多人（全校教工才九十人啊！）。象这样，运动今后如何开展下去呢？这样引导运动，不是对人民对党的事业犯罪吗？
象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没得到区委支待（区委不仅不支持，还来给王兴帼保驾，就这事，我们也曾贴大字报到区委，但仍无下文）。我们该向谁申诉呢？不该是打击的对象被打击了，而应该是斗争的对象，却一手遮天，我们没有办法，只得恳请市委，甚至恳请中央撑腰了，学校局面如再不扭转，那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就完了。
最后再一次恳请曹市长，给我们作主，处理该问题，区委去不得，我们有不少证据怀疑区委是王兴帼的后台老板；学校现在的一切组织去不得，它们都在王兴帼及其周围一伙人控制着。我们希望市委派人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我们希望市委派人来我校放革命之火，使我校运动能真正不折不扣地照十六条办事。恳请曹市长不使我们绝望。
贝管城
1966.9.12北京
[编者按] 这是亲手参与武斗或亲眼目睹武斗的部分师生写的大字报选登，这些旁证材料有力地戮穿了王兴帼指使这场武斗的罪恶活动。
在五楼平台上我看见二十余学生围住了贝管城，有三、四个学生在打贝管城，而贝呢？只是一声也不响，任凭他们打，有一个叫×××的学生打得厉害，把贝五、六次打翻跌在水泥屋顶地上，贝不肯起立，他们就拖他起立，再打他，再把贝拳足交加打翻在地，有一次，把贝管城仰面一交，头甩在地上，×××同学走上去用脚踢贝的头。接着贝坐在地上，×××，×××两同学交替用双手在贝面颊上拍拍的大打约二分钟，其中一位同学走开，另一位同学接上去打，劈劈拍拍犹如放爆竹。……
后来我在401室外面玻璃框中看到贝管城好象一只蛤蟆一样，两手撑在地上，面孔几乎碰地面，屁股高高翘起。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忍受一种处罚……
……这时窗外传来喧闹之声，我们就走到窗口往北操场望去，只见一群学生，拖着贝管城在教室大楼门口拥出来，学生们对贝管城进行了拳打脚踢的武斗，后来贝管城被拖到一张乒乓台旁（在北操场东西树底下）只见贝管城四肢无力，整个上半身扑在乒乓台上，一些学生又命令他爬上了台子，这时不少拳头劈面朝贝管城头上打去，下面一片吵闹声并隔着“劈劈拍拍”的耳光声，学生又命令贝管城举起手，把头揿下去，并要他讲自己是反革命、是牛鬼蛇神等等。只见一同学飞起一脚把贝管城踢倒在台子上。出于内心之不忍，对此种武斗难以再目睹下去，只能离开窗口。……
关于打贝管城之事，当时我也在场，这天下午我们从外面开完会回来就看见贝管城被他们拖到晒台上，当时在晒台上被打，我没看见，后被拖到401室进行武斗，我是亲眼目睹的，看见他们要贝管城手举起来，头朝下面，然后有的人用脚踢他的屁股，有的人用手打他的背部，有的人折他的手，嘴里还不住地问：“你到北京去是不是反革命串连？”最最恶毒的是叫他手倒举，头朝下，然后用力一推，他的头就朝水门汀上撞去，这样弄他是不止一次的，正在打的时候，我看见王兴帼从403室出来，她头朝401室看了一眼，得意洋洋地笑了笑，走了。这是我当时所见的，当时我也插手打过，我也有错，这是受了王兴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的结果。
十月二日下午二时半左右，我和我班吉正柳等几位同学值完班后，正准备回家。王兴帼从校门口进来，高兴地说：“同学们不要走啊，现在王雄翔、黄龙民，几个去领贝管城来了”。由于我们几个都是比较顽皮的同学、平时喜欢打架打人，同时又听到人家已打过贝管城。当时我们就脱口而出说：“那么我们也可以打了”。说着就准备竹竿以及其他打人工具，还摆出打人架势。这一切王兴帼都看在眼里，不但没有阻止我们，反而还哈哈大笑。从我们当时领会来看，王兴帼是非常支持我们这一“革命行动”。
我就在以王兴帼为首的党支部领导下执行了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同学都受蒙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是一个工人子弟。我对党、对毛主席是无限热爱的。
我校红卫兵组织刚成立，我就参加了红卫兵。但是，由于这个组织在王兴帼的控制和把持下，做了许多对抗十六条的事。我校语文教师贝管城，因红卫兵抄他家，他态度不好，又因为上北京控告我校当权派王兴帼，因此，他被打成“反革命”。当贝管城教师去北京后，学校纷纷扬扬，说贝管城教师“畏罪潜逃北京去了”等等。
当时我们都非常气愤。九月二十九日，贝管城教师从北京回来，我班同学×××和我一起去找贝管城。我们对贝管城说：“文革找你！”当时贝老师说：“我已和文革张立谈过话了，表过态度。”稍后，贝管城老师被我们带到五楼层顶进行毒打。我说不要打，但是×××同学强逼贝管城老师跳楼自杀，当时我劝说：“如果他要自杀，把你一推，你不是做他的陪死人！”由于我这样一说，×××和×××同学没有逼他跳楼自杀。红卫兵连部许多同学从区里开会回来后又对他进行毒打。我劝过×××不要放贝管城教师回去，如果放他回去他就会自杀。我就看到上述情况，以后怎样打，我就不知道了。打了一顿后，没有什么人出来劝说过，情况就是这样。
铁证如山，王兴帼罪责难逃！
贝管城是革命同志，不是反革命！
是王兴帼逼死了贝管城！
打倒王兴帼！严惩王兴帼！
打倒南市区委！打倒上海市委！
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建光中学《贝管城事件》调查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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