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0 作者：北京政法学院, 政法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炮轰陈云战斗队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炮轰陈云战斗队陈云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以来，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特别是解放以后，他充当了 刘、邓黑司令部的经济主帅，利用其篡夺的党政大权，抗拒和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经济领域内，极力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清算，把陈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
早在一九三一年，陈云就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他作为当时江苏省的党代表，不遗余力地推行王明的错误路线，使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一九三 八年后，他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不是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正确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而是执行一条“任人唯才”的反动路线，使大批反、坏分子和投机分子 混入党内。有的还窃据了重要职位，危害了革命事业。一九四五年彭真任东北局书记时，执行一条与毛主席提出的东北工作的正确方针完全对立的形“左”实右的机 会主义路线。当时陈云身为东北局委员和北满分局书记，不积极支持林彪同志反对彭真错误路线的斗争，纵容了彭真错误路线的发展，使东北的解放事业遭受了挫 折。一九四六年陈云调任南满分局书记，他违背了毛主席制定的土地改革路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的政策，犯了形 “左”实右的错误。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帝国主义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绝不能表示温柔亲爱”，而是要彻底地把他们的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但是，陈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却一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一九四八年我军解放沈阳后任沈阳市军管会主席，不仅不去驱逐和肃清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反而与他们勾勾搭搭，允许他们的领事 到我军管会拜访，并指令我当时的沈阳市长朱××到美英帝国主义领事馆回访，在帝国主义面前奴颜婢膝，卑躬屈节，一副十足的奴才嘴脸。此事发生后，曾受到毛 主席的严厉批评，陈云也不得不作了检讨。但是他媚外、崇外本性并未改变，对帝修那一套依然十分崇拜。全国解放后，他利用职权，在我国财经工作中大量贩运了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货色。直至一九六一年，他还指使他的忠实走狗韩光（国家科委副主任）说：“日本开发（应读为侵略）台湾的经验是成功的，值得研究。”叫 韩光大量搜集资料，进行研究，以便吸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经验”。
陈云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解放以后，他一直利用其篡夺的党政大权，为资本主义效劳，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早在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国营经济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并且明确 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身为中央财委主任的陈 云，在一九五○年十月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一年工作安排的报告中，却闭口不谈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不谈节制资本的政策，而是大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前途，并设想在今后五年内，使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占我国工业的百分之三十，私营商业占我国商业的三分之一，极力促使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发展。一九五三年他又 批准了薄一波提出的“压缩库存，挤出资金”的错误方针，放弃了一部分国营商业阵地，让私营商业去占领。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违背毛主席关于“在活动范围方 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指示，胡说什么“我们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办法很多，……不一定在税法上多 打主意”，指使和支持薄一波关于修正税制，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反动主张，公开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纵容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一九五五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高潮之后，陈云大讲阶级合作，大肆吹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公开提出要向私方员提出“企业改组和人事安排的方案”“要靠瓜皮帽子、水烟袋子”做生意， 把公私合营企业的业务大权和人事大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陈云还胡说什么，应该把资产阶级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 使它保留下来。”“不仅在公私合营中应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应该充分加以运用。”这实际上不仅要在公私合营企业全面保留资产阶级制度， 而且还企图在国营企业中复辟资本主义。
陈云是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主要代表人物。曾被毛主席称之为“反冒进”的“英雄”。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过反对党内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再 次强调指出：“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 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但是，陈云却伙同刘少 奇、陆定一等人，于一九五六年初，喊出了“反冒进”的口号，说什么“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 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所以要反对“急躁冒进”，公开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他们还利用职权，背着主席，做报告、发指示、写社论，压缩一九五七年的生产计 划和生产指标，极力推行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地打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陈云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从一开始就抱着怀疑的态度。一九五八年七月间，陈云就试探性地问过其亲信宋劭文（计委副主任）： “钢铁加一翻怎么样?”一九五八年底，他抓住浙江省半山钢铁厂厂房倒塌的事件，大作文章，在半山召开现场会议，总结厂房倒塌的原因，企图以此证明是基建搞 大了、搞多了出的问题，给大跃进泼冷水。后来，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的一次钢铁座谈会上，他就公开地指责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说；“土法炼铁是不成的，小高 炉炼铁也是不成的。”陈云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与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并无二致。因此，当一九五九年后，我们遇到了暂时困难，他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吋机 已到，便伙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相配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三面红旗，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进行疯狂反扑。
一九六一年，他到青浦县小蒸公社花了三个星期搞了一个所谓“调查”。在这个调查报告中，他借用所谓“群众”之口，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说 什么“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享福，吃粥。”“解放前吃饭，解放后吃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策条条好，十条有十一条办不到。”污蔑农民“对 集体经济不关心，干活不起劲。” “现在三天做的活，不能抵过去一天。”还公然把矛头指向党中央，要中央承认错误。说：“只有公开向农民承认过去的错误，才能够分清是非的界限，才能使农民 相信我们的政策。”陈云在调查之后，还向江苏省委提了三条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指示：㈠青浦县以北地区的双季稻不要搞得太多，㈡把养猪“公养为主，私养为辅” 的方针变为“私养为主，公养为辅”的方针，㈢扩大自留地，增加饲料田。
一九六二年二月，在刘邓策划召开的“西楼会议”上，陈云与刘邓一唱一和，大吹冷风，大反三面红旗，他说什么“农业有很大减产，粮食不够吃，油水很少，衣不 够穿”，“许多任务厂吃不饱”，“通货膨胀，如不制止，很危险，商业库存年年减少”，“城市人民生活下降，现在人民生活很苦”，如此等等，把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说得一团漆黑。在这个会上，陈云与刘少奇还大声叫嚷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的办法”。于是他们就提出了大搞财政赤字，压缩基建，抬高物价等 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方法和政策，来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了把他们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 线推向全国，刘邓指示陈云在中央各部门领导干部中专门做了一次报告，并以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委，在全国各地方加以贯彻。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计划，就是根据 刘、邓、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制的。这个计划，大大地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缩短生产战线，关了大批厂子，许多不应下马的基建工程和企业也下马了， 严重破坏了三线建设，大大地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为了大搞农村复辟资本主义，陈云认为邓子恢提出的“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于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刘邓的支持下，又提出了“分田到户”的反动主张。胡说 什么“分田到户”后，农业能有很大的增产，“打起仗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起来保卫土地，劲头就更大了。”当时有人问陈云，你这样做是否和主席提出的农 业合作化方针相对立。陈竟傲慢地说：“主席最实事求是，你不要管。我自己会去找主席谈。”后来，他果然赤膊上阵，亲自向主席提出他的反动主张，结果遭到了 主席严厉的批评。
陈云表面上谨小慎微，貌似忠厚，但实际上却阴险毒辣，心藏奸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两面派人物，是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一九五六年他因“反冒进”受到主席的批 评，口头上承认错误说自己是“反冒进的头头”，并向主席表示“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我的责任”。但实际上却心怀不满。一九五七年有人曾问他，这个“反冒进” 到底怎样搞起来的。他却又说：“一是收到了各地二千多电报向中央告急，二是××叫写的社论，刘少奇批了的。”对自己受批评很不满意。此人对他说：“你为何 不澄清昵?”他却又说：“我是财经小组组长，财经方面的一切事情我都要负责任。”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承担责任和承认错误。一九六二年他在向中央各部门 领导同志做黑报告中，却又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度粮食紧张”，“当时的农业支持当时的工业建设规模，已经有困难”，公开为“反冒进”翻案。陈云一 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一贯以沉默反抗毛主席，他认为党内没有民主生活，无论开大会小会他都不发言，主席叫他说，他都不说，但是在背后却大刮冷风。例如，在一 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请陈云出来讲财经方面的情况，他就借口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而加以拒绝。但是相隔不到二个月，他在黑司令刘、邓 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却又滔滔不绝大讲特讲，背着主席，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攻击主席的正确路线，充分暴露其阴险狡猾的真面目。
来源：选自1967年2月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编印之《陈云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大字报选（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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