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4-0 作者：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杂志社翻印
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杂志社翻印前中央宣传部“阎王殿竹里的大阎王，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头子陆定一，是一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一个埋得很深的老右派。他控制中央宣传部的二十二年，也是他大反毛泽东思想的二十一年。他窃据了思想战线指挥官的要职，以党内的“理论家”自居。他在历次尖锐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埸上，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政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最恶毒的是他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和诬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陆定一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作报告、讲话、写文章等公开合法方式，散播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流毒全党、全国。陆定一控制下的前中央宣传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宣传部。现将他的主要罪恶言论初步整理如下：
他影射攻击毛主席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思想僵化”，“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把“功劳要归于一个人”。他恶毒地说，我们“在北京的人”，“耳不聪，目不明，再过若干年就变成木乃伊了。”他胡说毛主席也有“错误”，“那有不犯错误的圣人人。”他诬蔑我们象王明，博古时代一样，“做了很多傻事”，这样下去，“要亡党”。
他影射攻击毛主席不民主，“个人独裁”。胡说“个人独裁制度在中国也是可能发生的。”他煽动人们起来反对毛主席，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也“不要紧”“喊了那么多的万岁，批评一下有什么不好呢？”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大肆鼓吹“魏征精神”，公开提倡党内搞反对派。他别有用心地说，唐太宗有个魏征，专门同他做对立面，“当个皇帝还允许反对派，允许不同意见争论，允许保留意见”，唐朝的魏征“应该提倡。”还说：“资产阶级是独裁，如阿登纳，但是他也不杀反对派”。
他极端仇视和竭力贬低毛泽东思想，否认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并不稀奇，是“向来”都那样分析的，只是“认识有深浅就是了”。他把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方针，说成是“抄”自斯大林“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说，毛泽东思想只是学习马克恩、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钥匙”。他攻击毛主席案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不完整”，“不成套”，甚至借右派的话攻击《二十三条》“不成话”，“鸡零狗碎”。
他打着“谦虚”的幌子，以“不允许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为理由，反对提毛主席超过马克思。（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wengewang.org）
他否认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胡说《毛泽东选集》“都是讲普遍真理怎么具体运用的”。一九六一年他甚至恶毒地攻击说：“不要看成毛主席思想是包罗万象”，不要“把毛泽东思想搞成一个偶象”，“不要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如来佛的掌心，谁都逃不出去”。
他一贯打着反斯大林、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大反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他曾经在近百次党内外的报告和同外宾谈话中，都大反斯大林。胡说斯大林“筒单急躁”，“个人独裁”，“思想僵化”，“想一分钟打倒一个学派”，诬蔑我们的同志“比斯大林还厉害”。还胡说，斯大林“阴魂不散”，“国际共运中出现教条主义的思想”，叫嚷“教条主义坏得很”。从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提出反对修正主义任务以后，他不去反对修正主义，而恶毒地咒骂斯大林，攻击所谓教条主义，实际上他是影射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他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庸俗化”、“筒单化”、“实用主义”、“贴标签”。“说打乒乓球赢了是学习毛泽东思想，那么输了怎么办呢？道理讲不通”，是“庸俗化”；学了哲学马上用，“有实用主义的空气”；他恶毒地攻击说：“实用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南无阿弥陀佛，一听就厌烦了”。他还诬蔑林彪同志提出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原别是“哗众取宠，吹牛皮”。又诬蔑说：“现在还有一个新标签，叫做‘毛泽东思想’，到处都贴”；“贴标签，好象同义和团差不多，念了一个咒，就刀枪不入一样”，“这是迷信”，“坏得很”。他恶毒地讽刺说：“这一次打乒乓球，星野到后来输得不得了，他想翻回来，头上扑一块头巾，里边有个菩萨。现在把菩萨换成一个马克思在那里，行不行？还不是迷信嘛！他不会救你的！”他反对用毛泽东思想培养青年一代，胡说什么要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青年“凡是贴了毛瀑东思想标签的就相信”，导致青年一代“筒单化”、“绝对化”、“思想僵化”。
他借口提倡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来抵制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说什么许多人连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都不看，只看《矛盾论》，“这是不行的”。他否认毛主席著作是革命理论，说什么“要有理论家，—就不能只读毛主席的。”他大肆攻击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极端仇恨全国，人民如饥似渴地读毛主席的书，咒骂这是“焚书坑儒”，“天天吃宣威火腿’。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杀的一批是主张“法先王”的，用的一批是主张“法后王”的，“现在学马列主义也有这个问题，，要学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四年六月，他在中央宣传部讨论发行《毛泽东著作选读》本的会议上攻击说：“不要象斯大林一样，只能学他的，不能学别人的，……不准讨论，反正什么都是他对，没有党内民主。不要弄成‘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一切绝对统一。红军打倒云南，天天吃宣威火腿，开头还新鲜，过半个月，一见就厌烦，不想吃了。这次一开头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不就会成灾。”
他反对积极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大呼隆”。他别有用心地说，“马列主义不是每个人能够接受的，要想使马列主义每个人都接受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老教授也接受马列主义，那还有什么共产党？岂不是全民党了吗？我看这个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不知行不行！”他借口学习自愿，反对动员，反对组织，反对树标兵。他还讽刺说：“大呼隆要出假的。有人说：‘我学习积极，家有几本书，工作地点也有书。’我说，茅房还有书，比你还好。不能这样比。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强迫命令，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宣扬阶级调和论，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大肆鼓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还说，“当前应当特别强调”“劳动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他叫嚷马克思主义“有用的东西已经不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了”。当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时候，他就说我国资本主义已经“连根拔掉了”，“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竭力反对和破坏肃反运动。一九五五年六月，运动还没有展开，他就叫嚷肃反运动不能叫“运动”，“必须有严格的控制”，“搞一个礼拜，随便捞一把”就行了。他主张只“号召一下坦白检举”，“他高兴坦白就坦白，高兴检举就检举，他没有东西就不来，就拉倒”。八月，当运动刚刚展开的时候，他就大反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胡说“左”倾“是个潮流”，“是当前的关键问题”，肃反“扩大化”了，“冤枉了好人”。
他积极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疯狂地反对反右派运动。他叫嚷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很多意见是很好的”，要“给他自由”。他还说“章乃器的批评不能说一点对的没有”。反右派开始后，他诬蔑反右派斗争“生硬过火”，“采取极端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他就鼓吹给右派翻案，叫嚷对右派“压力已经压了两年了”，“轻松一下了”，“让他们负起应负的责任”。
他疯狂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犯了“左”倾错误。一九五九年以来，特别是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的时期，他攻击大跃进“牛皮吹大了”，说右派攻击“我们乱、糟、偏”，“有部分道理”。他竭力反对毛主席当时提出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的指示，恶毒地攻击说：“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他胡说我们“一切贪大，一切贪多，一切贪高”，自己不实事求是”，“也不让人家实事求是”；总路线“没有客观基础”，就“只剩下一个主观精神”。他还胡说我们“这几年瞎吹”，“口号喊得非常响，结果做过了头”，搞得“人瘦、地瘦、牲口瘦”，“留下了祸根”，要“亡国”。他攻击大办人民公社是“硬干”，把好事“变成坏事”。说：办人民公社“我看是有错误的”，“搞得问题很多，不可收拾”！他还大刮翻案风，胡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毛病是扩大化了”，“把整风变成整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叫喊“三面红旗不红嘛，“搞得没饭吃”，“翻就翻嘛，无产阶级专政都要翻嘛”。
他恶毒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说“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央犯了些什么错误？应向干部讲清楚，……是不是路线错误？现在有人在讲。”还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还不够，可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他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小组会上公然说：“现在好比长征时到了遵义一样”，“领导正确了”，“队伍继续缩小”，影射攻击一九六二年以前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
他一贯鼓吹智育第一。胡说“教育首先是传授和学习知识”，“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知识”，强调学生的“正业就是好好读书”。他鼓吹教育有“双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培养接班人，就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二个目的是提高国家文化科学水平，培养一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教授等等”。说什么“不要因为后代问题把科学问题丢掉了，不要走极端。”显然，他的目的，是要培养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教育为资产阶级服务。
他竭力维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借口提高“教学质量”，强调“要搞国家办的全日制学校，以小学到中学，象宝塔一样，升到高等学校去，培养各种专家”。他并且鼓吹“全日制高等学校要保存一百年，不能取消”，中学将来“统统搞成全日制”，“农业中学将会逐渐消亡”，变为“全日制的初级中学”。
他仇视和阻挠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攻击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教育革命是“乱、糟、偏”“质量普遍下降”，“大伤元气”，“要发生教育亡国论了”。他诬蔑毛主席提出的高等学校，教学、劳动、科研三结合，是“教育里的‘共产风’”；攻击“半工半读是个错误的口号”。他在一九六二年甚至诬蔑我国的学校还“比不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代好的学校”。他竭力抵制毛主席一九六四年以来有关改革教育的一系列指示。强调教学改革要“顺其自然”，精筒课程“要慎重些，小心些”，强调“课程改革，第一要专家觉悟，第二要掌握分寸，不要搞得‘左’了，‘左’了不行。”他公然违抗毛主席关于文科改革应该快一些的指示，在一九六六年全国半工（农）半读高教会议上，竟然擅自宣布“五年试验，十年完成”，“理工科试点还要长一点”。
他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依靠资产阶级专家办学。叫喊改组学校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和中间派共同领导的“三三制”；强调“技术，党不能领导，党就是管政治”；强调老教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他攻击党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犯了严重错误，这就是所谓“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上的‘瞎子’，学术、艺术、技术问题上的‘盖子’”。“‘瞎子’和‘盖子’，两者相辅而行。”他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诋毁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说：“那时‘左’得很厉害，失去控制，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打击了不少知识分子”，“是一次错误”。与此相反，他积极提倡在高等学校里无批判地开设古今中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反动学说的课程，把高等学校办成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场所。
陆定一歪曲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修正主义政策。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以及后来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中，否认这一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胡说它是“因阶级已消灭了”而提出来的，从而阉割了这一方针的灭资兴无的阶级斗争的实质。
他胡说“二百”方针是“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的统一战线”。认为“思想上、学术上如果没有统一战线，那又会左倾”，诬蔑学术工作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就是“思想发生了教条主义、死气沉沉”、“脑子僵化”。
他提倡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叫喊“现在两个传下去，马列主义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传下去；两个万岁，马列主义万岁，资产阶级思想也万岁”。他积极提倡与资产阶级学派“互相学习”，“互相团结”，“互相合作”，“不要互相骂”。他竟诬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有用，胡说什么学唯物主义是“吃点补药”，学唯心主义是“打防疫针”，“光吃补药也不行”，“人的健康不能保证。打了防疫针，鼠疫也好，霍乱也好，天花也好，都能防。”
他篡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说：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还说：“这个人民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其它爱国人士，甚而至于包括牢里的囚犯。”
他鼓吹题材自由化。攻击提倡写工农兵，写新社会，写新人物等等，是“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是有害无益的”。因此，他认为鬼、神、禽兽、小老板、中间人物、历史人物等都可以写，“要百花齐放，敞开来。”他甚至提倡写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丑化新社会。
他积极鼓吹“无害有益”论。说“百花齐放不仅是风格、形式、题材、方法，还表现在政治方向容许无害作品。无害作品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中间派。”说无害作品“也算一花”，“假如把无害的也去掉，就僵化了。”他甚至提出我们的“政策要从这里出发”。
他还借口批评的自由，强调文艺批评“不要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文艺批评不要“搞得象孔庙”，“不要作品敞开，批评统死。”
他伙同彭真、周扬制造文化部等单位的假整风、假批判，抗拒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近几年来，他针对主席的批评，大谈所谓文艺工作成绩。叫嚷“不能说”文艺工作“没有成绩”，文艺工作是有“为工农兵服务”的。还说，自从全国解放以来，京剧界就“大有进步”，“京剧的内容比较健康”。他为了掩盖阎王殿的罪行，掩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文化部等单位的所谓整风制造种种清规戒律，采取化整为零、丢车保帅的手法，不号召检查路线问题，不准挖根子，只要大家“检查自己的作品、论文、演出节目等等”，并且大叫批判“不要扩大”。
他同彭真勾结，对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反攻倒算，包庇右派，打击左派。他诬蔑和攻击北大社教运动“头脑发热”、“红了眼睛”，给人戴资产阶级帽子，“这是王明的办法”。大肆叫嚷“把空气冷下来”，“不要强迫革命”。他还叫嚷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三结合”，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他曾多次说陆平“是好人犯了些错误”，并当面对陆平说，“你不是坏人”。彭真、陆定一为了破坏社教运动，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撤销了北大原工作队长，另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立群去当队长，在北大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攻倒算。
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彭真唱一个调子。今年一月二日，他在彭真召集的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叫喊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一月四日，他召集文教单位负责人开会，企图制造大混战，要主管法律、经济学、历史、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工作的单位，“开列出单子”，“组织力量”，“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展开批判。”二月，他在湖北省大肆贩卖修正主义《汇报提网》的一套，反对讨论政治问题，说：“吴晗问题一讨论，提出好多问题，搞不清楚”。“政治上给人家戴个帽子，人家不敢说话了。我们取得阿Q式的胜利，问题还是没解决”。三、四月，他在安徽说，“你们安徽名人很多，当前学术批判中可以拿出几个人大批一下，包公戏可以批，桐城派也可以批，总之，花样愈多愈好，千万不要怕登多了”。他还在江西说，批评《海瑞罢官》引起了一系列问题，他提出“对古人应该怎么评价？清官好还是赃官好？有没有民族英雄？”……他强调这“一大套问题”还没有解决，要继续讨论，等等。总之，企图制造大混战，来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一、关于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官僚主义总也反不掉，现在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的东西，大家来考虑一下。上来看不到人，坐在办公室不下去，这主要是中央机关。特权问题，重赏重罚，功劳都归于一个人，犯了错误一棍子打死。其实功劳那里会只一个人的呢？
（在十五个省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20日）
表现英雄人物模范人物时，我们也不采取苏联以前那个办法，每个电影都要斯大林出场，列宁出埸。我们主张写劳动群众，写群众自己。
(接见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的谈话，1965年．11月6日)
（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毛主席）“自己也说有‘右倾机会主义’，没有想到这样快的速度。这算不算错误呢？很难说。农村工作都是犯错误的，……我们经常在错误中改正自己。”
（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7月12日）
为什么史记、资治通鉴现在看来仍然有味道呢？就因为它记载了事实，难得有评论。
一万年后，人家看看现在的历史，会有很多意见的，看看我们许多事情很蠢（当然总的是很好的），好象我们看王明博古时代做了很多傻事一样。
（在上海历史学座谈会上的谈话，1958年1月16日）
我这个人犯过错误的，那有不犯错误的圣人！主席非常谦虚，他说打仗三个仗赢两个，败一个很好，一个败仗都沒有打过没有这回事。
（对北大社教运动工作队的讲话，1965年3月5日）
建国以来，十六年了，工作里面犯了很多错误。……前次彭真同志讲，毛主席说错误是他的，因为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了话以后，就沒有去抓，因此，错误应该归他。主席也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们两个说：那不行，那应该归我们，是中央书记处没抓，直接管文化的还是我们，还是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是直接管的，所以，我们的责任更大。
（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1965年9月25日）
中央提出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那里？最大的危险是什么？看到苏联的例子，我们感到官僚主义、思想僵化是最危险的东西。特别是在北京的人了解实际情况太少；中央委员、各部部长更容易脱离实际。而且由于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于是听到的是一片万岁声。这样就会闭塞起来，听不到批评的意见。人家也不提意见了，何必弄顶帽子戴，帽子多得很，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反领导等等。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若干年就变成木乃伊了。
（在十三个省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7月20日）
在关于党的生活的宣传方面，许多报纸曾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进行了个人主义、个人崇拜、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
（在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关于“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54年5月8日）
钢的问题还很严重。有那么一段时间，苏联是一九三三年开头，我们是五四、五五年开头，专家路线多了，群众路线少了。这样一来，势必个人崇拜，迷信就来了。
（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的讲话，1958年10月6日）
你反对个人迷信，沒有群众路线，结果还是个人迷信。我们党如果沒有群众路线，是要亡党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组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2月8日）
斯大林的时候，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都不做独立的调查研究，没有独立的见解，只要会背斯大林如何讲就算。……我之所以要着重讲这个问题，因为这几年有一种感觉，为什么有些好事做坏了，……恐怕就因为缺乏调查研究，只搞大呼隆。
（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4年6月23日）
关于个人独裁制度问题。……在中国这也是可能发生的，过去，农民都是自己有一小块地，想独裁也独裁不了，他计划也管不住他。现在有了合作社，合作社主任就凶得很，底下有的支部书记强奸了妇女，也不敢告，告了反回来还要原地区查办，结果是告的人倒霉，于是索性不告了，反正是贵族集团“官官相护”，告个啥！人民来信原来是好办法，但好多地方人民不敢来信。因信到了中央又层层转到原地，结果不来信还好，来了信他就倒霉。个人独裁也有好有坏，秦始皇也独裁，但他却作了几件好事，如统一天下、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所以独裁不是一概不好，斯大林独裁，还是三七开，做了七开好事，坏事只有三开。
（向高级党校研究班学员所作“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1956年11月17日）
在桌面上做反对派是可以的，是好的。……古时皇帝还允许反对派。唐太宗有一个魏征，就是专门同他做对立面的。唐太宗看见魏征心里是很紧张的。你讲东，他讲西，有一套道理，他还是听下去。有一次，听得实在气得不得了，要杀魏征。皇后拜道：不要杀，这是表示政治清明，就没有杀。当个皇帝还允许反对派。反对派讲话，听起来味道是不那么好的。不是什么英明领导之类；而是带点帽子、打点棍子。总之，会议上讨论是允许的，允许不同意见争论，允许保留意见。
资产阶级专政是独裁，如阿登纳。但是他也不杀反对派。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9日）
唐朝的魏征还是应该提倡。他这人对唐太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为什么不如魏征？在党内千万不要造成不敢讲话的空气，否则会出赫鲁晓夫。
（在宣传文教会议召集人会上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1962年1月19日）
放好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说，有人反对他，不要紧，那里会有人人都赞成的？总会有人反对的。（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wengewang.org）
（在宣传文教会议第一次召集人会议上的插话，1962年1O月26日）
这次（人代）会上如果主席起来讲几句，人家就可能不响了，而现在就越批评越起劲，有的代表原来不想发言，听了以后也有言要发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过去已经喊了那么多的万岁，批评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呢？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一轰就反掉了（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反教条主义可很难啊！因为它是“马列主义”，反掉它可不容易。要大声疾呼。
不要提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什么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这种话我们不要讲，让后人去讲。
（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2月29日）
他是世界无产阶级保卫马列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一面大旗。这面大旗，这个旗帜就是毛泽东。我们当然不必到处去讲，我们对外国人就要谦虚点。
（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16日）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或者分裂开来，也不允许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或者变成空喊的口号。……超过不超过马克思？口头上尽管去讲，但应该说不是超过的问题，而是接力棒、接力赛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超过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没有看见社会主义社会，更没有看见共产主义建设，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也没有看见英国资本主义，没有研究过英国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过巴黎公社，所以实际上是接力赛跑。
（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3月7日）
毛泽东主义，可以说是个主义，但我们不这么说，还是说毛泽东思想。中国这个大国的革命，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斯大林领导过没有？我们采取了与斯大林不一样的办法。他是不相信不主张调查研究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和斯大林的根本分歧。……毛泽东思想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wengewang.org）
（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6月12日）
世界革命，只有毛泽东思想有办法。因为它是从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提出来的，而世界大多数人口并不是工人，而是农民，领导当然是工人阶级，占大多数的是农民。所以毛泽东思想受到亚非人民那么欢迎。欢迎是欢迎，也有欢迎了后来反对的。
（在文教单位负责人会议上的报告，1966年1月4日）
毛泽东思想，一个叫革命，如《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所说的老三篇，其基本精神不怕死，不怕苦，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还有一个就是辩证法，就是认识问题，调查研究，不要搞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一是革命，一是辩证法，在这前提下面确定了各种政策，这些思想和政策，在我们中国行之有效。这是我们现成的武器。
（在全国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上的报告，1966年1月15日）
真理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普遍真理，那是非常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那么一大堆；毛主席选集出来完全的话也会一大堆。那都是讲普遍真理怎么具体运用的。
（在全国党院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8月13日）
不要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如来佛的掌心，谁都逃不出去。没有办法，只有贴标签。打好乓乒球是毛泽东思想，那么在座的都没有毛泽东思想，只有荻村有了。搞来搞去，把毛泽东思想搞成一个偶象，没有好处。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10日）
上海曾提出一个哲学论题；“两类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对于整个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的意义。”陆定一听了这个题目后说：“这题目太大了，不好。这些话我们向来讲的，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向来讲要打倒敌人，团结自己。……向来都分析的，…不要扮起什么架子，说什么‘地位’等等。农民问题怎么样？列宁发展了一点，我们中国又发展了一点。问题是这样的，由来已久……，认识有深浅就是了。”
（在华东七省市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13日）
斯大林反对他们（指布哈林匪帮）这些东西，主张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是抄他的。我们叫自力更生。
（在全国科学教育电影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5年3月18日）
现在，在群众中鼓励读毛泽东著作，因为它比较中国化，容易懂。
（同澳共（马列主义者）主席希尔的谈话，1964年4月27日）
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提供了钥匙。学那些东西不大好懂，学了毛主席的著作，那些东西就好懂了。
（在五人小组（彭真召开）会上的讲话，1964年9月23日）
无产阶级思想就那么完整？恐怕也要几百年才能完成，比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没有一本完整的，只有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就是这第一本书也不是没有错误。
（我们）还没有比较完整的哲学教科书，地方上编了不少小册子。主要的还是学习主席的三篇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见贝利绍娃的谈话，1960年6月5日）四、叫喊没有登右派攻击毛主席著作的文章“很可惜，犯了错误”没有登（指右派攻击毛主席《实践论》的文章），很可惜，犯了一个错误。不登文章是错了。人们对“哲学研究”没有兴趣，就因为没有这些文章。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不是登在人民日报，最初不是也有人赏识吗？不要怕，不要小心翼翼，要登出来，要赏识一下，才争得起来，依我看这篇文章还可以发表。
（在上海哲学界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月11日）
二、关于反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说打乒乓球赢了是学习毛泽东思想，那么打输了怎么办呢？道理讲不通。不要庸俗化。
（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3月7日）
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搞“形式主义”、“写学习心得”等等。现在人人都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可是有的人只是口头上讲，实际上自己并不学。不要搞形式主义。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7月19日）
现在连《一评》《二评》都要背，作为政治课，这样出来就是一大批教条主义。
（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1月18日）
不能够要求学了哲学马上就用，没有这样的事情。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实际上是理论空气不高，实际上是看不起理论，有实用主义的空气。当然可以不戴实用主义帽子，只在这个礼堂里讲，出去不讲，但性质是这个性质。任何正确的东西过了头就要成为荒谬绝论。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59年3月1日）
实用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因为儿子一代没见过什么是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南无阿弥陀佛，一听就厌烦了。斯大林搞政治标签，不贴标签进不了学校大门，这害死人。秦始皇，斯大林都是搞简单急躁，一时似乎太平无事，但很快就亡国了。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6日）
苏联没有百家争鸣，反对百家争鸣。不要贴标签，一贴标签就没有百家争鸣，而全是马克思主义。米丘林是马克思主义，摩尔根是资产阶级！我们不搞这个。……学毛主席思想不是当偶象，是学他的方法，不要看成毛主席思想包罗万象，把它庸俗化。你学毛主席思想他不学，就不要免强他学。现在倒应该提倡黑格尔。贴标签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贴糟了。学毛主席思想是好的，贴标签是坏的，坏得很！学毛主席的方法、革命经验，流行了一个时期贴标签。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10日）
贴标签是最坏的办法。毛泽东没有说过物理、化学的问题，怎么能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物理、化学？苏联的教科书，每本第一章都说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种序言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研究过的问题，如纸老虎、文艺等问题，说它是毛泽东思想还可以，其它没有研究过的，不要去贴标签，要实事求是一点。……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10日）
贴标签，好象同义和团差不多，念了一个咒，就刀枪不入一样。就是迷信。……现在还有一个新标签，叫做“毛泽东思想”，到处都贴；好象贴了那个标签就是毛泽东思想了。
（在文科教材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25日）
我感到一个问题，不要把青年一代的思想弄得简单化，绝对化；凡是贴了毛泽东思想标签的就相信。党也不应该这样单纯。研究学问的人也不应该这样。说假话，思想僵化，不调查研究，放大炮。把青年一代搞成这样有什么好处！
（同上）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随意贴政治标签来打倒某个学派，抬高某个学派，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这是错误的做法。它可以产生许多荒谬的笑话，错误的口号，如“马克思主义的数学”，“毛泽东思想的医学”等等。
（同日共《赤旗报》代表团土歧强的讲话，1961年11月23日）
在我们社会制度的条件下，贴政治标签，只要一秒钟就可以了，但是万万不能这样做，这是错误的。
（对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讲话，1962年1月14日）
今古问题。是不是读毛主席著作是今，读马克思的著作就是古？我想，要有理论家，就不能只读毛主席的，还要读马克思的；不但读马克思的，还要读黑格尔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甚至孔夫子的。
（在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8月13日）
许多人连马恩的书都不看，只看《矛盾论》，只会讲《三国演义》的例子。这是不行的。
（在教育工作会议复会前一次预备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14日）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杀了四百六十个儒。儒就是孔夫子的徒弟。主席曾对民主人士讲，你说我象秦始皇，我不止，我是一百个秦始皇，因为我们镇反中杀了一批反革命，很多是知识分子，有地主恶霸，这里起吗是杀了一百个四百六十个孔夫子的徒弟。秦始皇杀了一批孔夫子弟子，还用了一批孔夫子弟子，如李斯。杀的一批是主张“法先王”的，用的一批是主张“法后王”的。现在学马列主义也有这个问题，要学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学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
（在高等中等学校政治课会议上的报告，1964年8月3日）
在高等学校中光读主席的“老三篇”是不够，还应该多读一些，比如学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不是说毛主席著作没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而是说应该多学一些。
（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扩大）上的报告。1965年9月7日）
我们也是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棒子。高级党校看不见毛泽东思想也不对，不要提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什么。注意埸合，两种提法，……我们要先学主席的军事思想，高级干部可以学马列的著作，孙子兵法等等。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2月29日）
这一次打乒乓球，星野到后来输得不得了，他想翻过来，头上扎一块头巾，里边有个菩萨。现在把菩萨换成一个马克斯在那里，行不行？还不是迷信吗？他不会救你的！
（在文科教材会议上讲话，1961年4月25日）
教科书的绪论贴标签，苏联就是这样搞，我们不搞这东西。毛泽东论文艺，有你就开，没有就不要开。什么毛泽东论化学，论什么什么！你们在写教科书，要注意。曲解很不好。不要贴毛泽东标签，也不要贴马克思的标签。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10日）
《毛泽东选集》一千多万册还不够，那么怪。出版是得要规定些政策，这样下去不行。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0日）
（编小学课本时），毛主席的不一定放在头一篇，工农兵的好了。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11日）
前天哲学家开会，人大何思敬讲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说不要开，他们把“哲学”两字去掉，结果是伟大的名字，实际上不是。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讲话，1957年1月14日）
关于学习（毛选四卷），现在要展开大规模、有组织学习，恐怕是困难的。在宣传干部和党校干部、学员里，好好组织学习一下。宣传干部，包括党委宣传部的干部和文艺、报刊、党刊等等部门的干部。体育系统等等的干部是否参加，可研究一下。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认真组织刚才讲到的这一范围的同志参加，不扩大，看来比较好一些。写文章可以多写一些，但是不要庸俗化。
（在省市委文教书记、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9月17日）
马列主义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接受的，要想马列主义每个人都接受是完全错误的。马列主义每个人都接受了，那还算什么马列主义？这是不可能的！要是这样做，或者是把马列主义降低水平，或者是搞得人家没法过日子。要求每个人都接受马列主义是错误的，但是实际做法就是那么做的。要求老教授也接受马列主义，那还有什么共产党？岂不是全民党了吗？我看这个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不知行不行！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9日）
不要象斯大林那样，只能学他的，不能学别人的，辩证法四条就不能说三条，不准讨论，反正什么都是他对，没有党内民主，连莫洛托夫都不相信，后来闹出一个赫鲁晓夫。总之，不要弄成“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一切绝对统一。红军打到云南，天天吃宣威火腿，开头还新鲜，过半个月，一见就厌烦，不想吃了。这次一开头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不就会成灾。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发行《毛泽东著作选读》时的讲话，1964年6月13日）
什么东西“大呼隆”都是要垮台的。学习好的人都是学习好多年的，还有那里有那么一回事，读了一篇文章就解决了什么问题，是哗众取宠，吹牛皮。……那能读一篇文章一读就解决了问题？现在的“大呼隆”是错误的。
（同上）
不要搞什么学习的骨干分子，这样，把他和大家又脱离了，搞点辅导就好。出两本选读本是好事，但不能采取组织措施强迫学，否则就变成坏事。什么搞骨干分子就是组织措施。发现学习得好的请他讲一下就很好，多了不要。这样的人不要太多。反对组织措施。什么火车上也组织学，就会把眼睛搞坏了，不要采取。吃饭以后休息一下好，不要去提倡学。关于组织方面，学习方法方面的文章搞多了有害。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6月13日）
那些组织办法，好事变成坏事，内部整些材料通报一下。有些人没读毛选也是很好的，也有些人读了毛选，还是一塌糊涂。动员，千万不要动员。
提倡董加耕提倡到那种程度，好学生都去劳动了，不好的学生一个也不去下乡，要亡国。读毛选千万不要到这种程度。“烦琐哲学”一定要灭亡，学这个（注：毛主席著作）的人，多了也很好，少了也不要紧。把这个定为五好条件的要纠正，好象读了毛选中了秀才。不读就不是秀才。
组织措施不要采取，而且要反对，象走路也学，吃饭也学，妨碍卫生。有这样的人也不要去提倡它，相反地火车上看书就是不好。吃饭以后休息一下嘛！九个挤不知怎样？有可挤者，有不可挤者。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6月13日）
要提倡学游泳，不要强迫。什么事强迫都不行。学毛选也不能强迫。
（在文教部门党组成员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让精神，1964年6月19、20日）
大呼隆就要出假的。有人说：“我学习积极，家有几本书，工作地点也有书。”我说：茅房还有书，比你还好。不能这样比。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强迫命令，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
（抚顺矿务局机修厂政治处藏剑波揭发，根据他1964年9月21日听煤炭部政治部于化之的传达时的笔记：陆定一就出版毛选甲、乙种本的讲话）
学解放军，机关、工厂、学校、同部队不一样，学校有学校的特点，就是又红又专，要学到东西。学解放军不是照抄，照抄会成笑话。
（1964年4-6月的讲话，理论处大字报）
学习好的可以讲讲，但不是说解放军有的，我们也非有不可，要实事求是。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6月13日）
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修正主义谬论
现在农业也社会主义改造了，资本家也社会主义改造了，中国以后就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就是从此以后连根拔掉了。
（关于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的传达报告，1955年12月27日）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三改：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三个改造，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没有巩固，没有最后完成。
在我们国内，帝国主义没有了，被赶走了；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了；地主阶级没有了；资产阶级差不多没有了；反革命基本上肃清了（不是完全肃清了）。……我们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过去是叫花子打狗，打那条革命之狗。革命再来几个我们都能干得下了，可惜革命没有了，革命到这里为止了（国内来讲）。
（在杭州市的报告,1957年4月6日）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或归集体所有，在这个情形下，剥削的现象便不能发生了。
（八大的发言稿，1956年9月15日）
我们现在没有阶级了，错误也好改正，不象有阶级的社会。
（在十五个省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20日）
（《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1957年3月5日）
(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登载陆定一的更正信，把上引三处“阶级”改成“剥削阶级”）。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肃反都基本上结束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做了，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现在阶级消灭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留下一点，百分之九十消灭了，还留下百分之十，只剩下定息制度了，所以说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
（中央宣传部机关整风运动动员报告，1957年5月6日）
放得不得了怎办？不会的，因为阶级已消灭了，没有什么可怕的，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反革命只有极少数了，只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很少很少了。
（同上）
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意思就是说，只要好人治理国家一百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就可避免了。这种说法是办不到的。……我们只搞了八年，就基本上结束了大规模战争，可以胜残去杀了。
（同上）
经验证明，我们是能够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为什么能够呢？因为在我们国家里产生这些主义的阶级基础已经没有了，地主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只剩下那么一点了。
（在第三次全国团代会上的讲话，1957年5月22日）
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正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百花齐放，百家争呜》，1956年5月26日）
合作社可以是社会主义经营，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经营，……所谓和资本主义残余斗争，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个经营管理问题，是干部里的问题。要不要在社员中反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呢？不要，因为在他们之中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6月1日）
现在下面有这样一个口号，叫做“反对自发势力、根绝自发势力”，这个口号不应在农村作为阶级路线提出来。实际上这个口号代替了我们的阶级路线。这样简单法，筒直害死人。……凡是没有领导而产生的就叫“自发势力”。……现在对自发势力的解释有好几种：一种是反对计划化，赞成自由市埸；一种是十字路口的经济；一种是它服从价值法则、不服从国家计划。如果说不服从计划、服从价值法别是自发势力，那么今天苏联还有这样现象怎样解释呢？价值法则要到共产主义才不起作用。……大家想想，什么叫“自发势力”？反对“自发势力”是什么意思？它对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没有妨碍？想不通的，不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路线性质的口号，如果以这个口号代替了我们的阶级路线，那就不得了，所以不要糊里糊涂，马马虎虎。
（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1月12日）
反对自发势力这个调是不确切的，那就是反对全体农民，全体农民都可以变成自发势力，包括富农、中农，贫农在内。这样一反对，工人阶级就孤立起来了，工农联盟就破坏了。
（《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向问题》，1955年2月2日）
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有用的东西已经不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了，剩下还有用处的只是辩证法，在这方面还需要多发展。
（在中央宣传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4月）
革命成功已经发生了大变化，还要发生大变化，就是坚决走向社会主义，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马列主义的一致、唯物主义的一致的基础上，来实现社会主义。
（《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向问题》，1955年2月2日）
“有事同群众商量”，这就要同群众交朋友，要同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包括过去的土豪劣绰）交朋友。“有事”，有什么事？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党内外都这样。
（中央宣传部机关整风运动动员报告，1957年5月6日）
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个最深刻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没有经过流血，没有经过专政，而是用和平方法取得的。
（在全国第三次团代会上的报告，1957年5月22日）
我们整风批判了三风五气。三风五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它的经济根源，就是各取所值，就是这个“值”字。群众要社会主义，还要共产主义，而我们有的干部对后者不积极，这就必然脱离群众，发生官僚主义。
（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文教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1月10日）
民主和专政是按螺旋形发展的。过去我们搞过肃反、思想改造、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那时很强调专政。这时候，右派不讲话，右派不讲话不要紧，要紧的是批评也没有了。后来，我们又强调民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发起整风运动。这时民主生活开展了，但右派也抬头了。以后，我们又反右。又强调专政的一方面。待反右结束以后，又要强调民主的一方面。
（接见匈牙利政府代表团随行人员、匈情报局长西尔莫伊的谈话，1957年10月12日）
是否也会有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把专政方面着重了，而把民主方面放松了？……这在理论上可以完全认识到的，但实行起来有时着重一个方面。
（接见朝、越、阿通讯社代表团的谈话，1963年10月10日）
谈到对抗性矛盾，现在是很担忧的，如果通过这次波、匈事件能吸取教训就很好，否则，将来就很难说。……千万不要以为有了社会主义就万事大吉，没有对抗了，可以横行霸道了，要知道对抗还是可能发生的。
（向高级党校研究班学员所作“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1956年11月17日）
现在国家机构重迭，条条太多，就是不放心，不相信老百姓，怕出乱子，一出门如临大敌，认为群众都靠不住，只有一批人靠得住——工人贯族。违法乱绝，横行霸道。越这样，群众越反对。
（同上）
党没有群众路线，就象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9日）
我们历来不赞成斯大林的粮食交售制，可是走到比他还利害。我们历来不主张党专政，可是，恰恰搞得最厉害。
（童大林传达陆定一的讲话，1962年5月22日）
这次会（人代会）虽然开得很好，但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地方对中央的对台戏，各部门之间的对台戏。既然是议会，就应该对政府唱对台戏，不能只认为举举手就了事。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7月5日）
宣传文教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当前目的有三个：（一）保卫祖国（敌我矛盾）；（二）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当前应当特别强调第三个目的。
（《对宣传文教工作的几点意见》，1958年2月）
另一种叫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只是有些局部的意见，局部的问题。比如，政府同人民之间，这一部分人同那一部分人之间，这一部分党员同那一部分党员之间，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这一个党同那一个党之间，都存在矛盾。这些矛盾，都不是根本性的矛盾，什么叫非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在杭州市的报告，1957年4月6日）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我们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已经讲过，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第三次全国团代会上的报告，1957年5月22日）
从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后，开始时工人给资本家做工，有饭吃，并不马上就有对抗性矛盾，到后来发现有剩余价值，因此就发生矛盾，到了十月革命，就来一下对抗性矛盾，解决了问题，以后消灭了阶级，就再没有对抗性矛盾了。在我们国家，……同官僚资产阶级斗争是对抗性的矛盾，但也不总是对抗……。如果说对资产阶级一概都坚决斗争，这就错了。连对官僚资产阶级都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对民族资产阶级更应如此。我们现在是在合作中消灭资产阶级的，不能说是对抗性的……。
对抗性矛盾中有同一性，当双方都有利益时，虽然利益各不相同，甚至双方的利益是对立的，但在彼时彼地都有利益这一点上是同一的，便能和解。
（在十三个省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7月20日）
大规模阶级斗争，在国内已经结束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极少了。我们共产党过去搞了几十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过去学得的这一套很多不能再用了，这件事对我们中国来说不但是几十年的一个大变化，就几千年来说也是一个大变化。……几千年几十年的斗争，在我们头脑中搞成一个条件反射，举例来说，动不动就是打倒、杀头，……认为拿起枪来就是反革命是不对的。其实不是反革命，只是对某一问题不满意。……肃反、三反都是这一套
（中央宣传部机关整风运动动员报告，1957年5月6日）
现在的经验，斗争大会，轰轰烈烈，没有好处，凡开的都没有好处。（同上）辛亥革命怎么搞起来的，就是当时的宣传把清朝骂得狗血啧头，这才能把统治三百年的皇朝推翻了。……北伐胜利，是因为军阀臭了。我们胜利，是因为蒋介石臭了。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7月12日）
我们这里的天然倾向是工农群众、各民族都很喜欢我们的制度，只要我们不去制造，反对我们的人会越来越少。我们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是会制造出敌人来的。
（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6月1日）
比如我是逃亡地主，当工人十几年了，工作也很好，当然不能把我当逃亡地主看待，应该团结我。虽然他是资产阶级出身，但好多年来他是爱国的，当然还要团结他。有些人还要他做领导工作，有些人还可以吸收入党。
（接见古巴中国友好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6月3日）
（在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上关于“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54年5月8日）
放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是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人类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下解放出来以前，在革命的胜利还没有最后地巩固起来以前，建设工作就是革命工作。…
（八大发言稿，1956年9月15日）
“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并且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政治任务，过去曾经是实现两个革命，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
现在，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首都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0日）
逐步过渡（注：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就要做那么三件事：一个是生产，一个是思想教育，还有一个是教育工作。这三件事就是两件事：一个生产，一个教育，生产是基本的，还有个教育。
（在成都市省市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1958年11月16日）
不能够一天到晚去讲提高生产。提高生产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你宣传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会鼓励提高生产率，鼓励他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
（在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上关于“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54年5月8日）
“反对工人中的经济主义”这个口号是不妥当的。……他是一个普通工人，他工作完了，就要吃饭，住房子。所以我们就要去宣传，如果你宣传不好，那就是你的过，党委的过，不能说工人岂有此理，经济主义，不能采取这个办法。本来这个口号是满好的，错就错在“工人中的”四个字上面。在苏联的提法是：“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劳动的结果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我们从前提的口号，叫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改善生活。苏联提出了这个口号，它就注意工资的级差问题，注意奖励的问题，注意工人的利益。
（《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向问题》，1955年2月2日）
建设社会主义最根本问题是建设重工业和人民利益、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的矛盾，这是最根本的矛盾，牵涉好多问题，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问题，农业和工业的比例问题。
（向高级党校研究班学员所作“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1956年11月17日）
四，关于反对三面红旗
为什么现在搞成自己不实事求是，怕人家实事求是，也不护人家实事求是？谁要实事求是，就给谁扣帽子，什么“三论”：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什么“五派”：伸手派，算账派，观潮派，摇头派……。“鼓足干劲”，这是主观精神，“力争上游”，这是主观精神，总要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吧!没有客观基础，就只剩下一个主观精神了。现在到处翻案，因为三面红旗不红嘛！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改，连无产阶级专政都得翻掉，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变成拉科西。
（1961年6月17日在一次会上的讲话。中央宣传部文革简报（增刊）第3期）
（在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月27日）
今年农业能否达到七千五百亿斤也还难说，去年就是五千亿斤也了不起，牛皮吹大了。开始大吹牛皮，后来一点不讲。看来恢复名誉要两三年时间。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发言，1959年6月22日）
我们自己，一切贪大，一切贪多，一切贪高。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发言，1961年3月20日）
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有些地方“跃进”得没有边，“高指标”、“高估产”，……一切全是高，这就搞过头了。
（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金道万的谈话，1962年6月26日）
这几年瞎吹，越要高，越不成。现在还在下降。去年包产粮加自留地粮等总共三千一百亿斤，今年只有二千八百亿斤。问题很严重：人瘦、地瘦、牲口瘦。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2月9日）
数字搞大了，共产主义精神就会少一些。比如庐山会议前指标没有降下来的时候，大家就扯皮，后来指标一减，问题就好办了。现在看来，去年指标还降得晚了一点，如果降得早一些，可能钢所完成的指标不只一千三百万吨。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可见人与人关系搞得不好，生产力就会受影响。……人与人的关系里面有一条：指标高了就会扯皮。
（在华北文教协作区会议、文科座谈会联合汇报会上的讲话，1960年3月1日）
去年有一个很大的经验，我们还是把钢铁指标降低了。……指标降低了，共产主义精神就来了，不降低，大家把材料都放在自己身边，你不帮助我、我不帮助你，你和我扯皮、我和你扯皮。……这有个原因，因为指标高，他要达到指标，就这样搞。指标降低了，共产主义精神就来了，互相帮助，互相协作，结果指标就反而能上升了。
（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3月7日）
“从前我们说是资产阶级教授治校，现在不知谁来做主。……一盘散沙，情况如此。从前右派批评我们乱、糟、偏，我说有部分道理。……今天讲这个问题，是要同志们想想，党能不能领导教育？这样搞下去要垮台。……”
“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但一个指头可能是社勒斯的癌症。……乱糟偏，至少用一个“乱”字。教育如此，别的也如此。”
“协和，秩序也乱得很。也是大跃进带来的吧？总要不乱一些才好吧！”
“出版工作，根本也是秩序问题。即便订指标，层层加码压下去，不顾质量，编辑不编，而是浆糊剪刀，搞得纸张紧张，教科书都印不出来。……还有，如电影，去年的新闻电影纪录片，有些很好，有的糟糕，听说有一个片子，我未看过，大概是叫万鸡山之类，炼钢要鸡毛，杀了一万只鸡，电影一演，农村到处来万鸡山，就影响鸡蛋之类。又如戏曲，又要完成剧埸计划，经费自给，又要下乡巡回演出，又要辅导业余剧团，搞得袁雪芬、陈书舫只睡三小时觉，这还不是农村小剧团，那里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卫生体育部门怎样，根本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乱字。”
（在中央一级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8日）
作好事硬干就变成坏事。公社是好事，本来可以慢慢搞，可是一个月就搞起来了。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发言，1959年6月22日）
只有人民公社化，没有这样做（指经过试验），我看是有错误的。当时各省不是先办一个试点，而是一下铺开，搞得问题很多，不可收拾，纠正起来化很大力气。
（在教育座谈会上插话,1961年5月9日）
公社搞得好，力量无穷，今年大跃进就有办法，搞不好，会天下大乱的，杜勒斯的预言可要警惕呢！
（在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59年1月23日）
商业从前分一类、二类、三类商品，现在都变成一类商品。特别是鸡蛋猪肉紧张得不得了。商业人员摸鸡屁股，发现有蛋就呆在那里，蛋不生下来不走。任务大，又层层加码，只能这样去搞，所以层层加码害死人。
（在全国宣传会议，理论、科学、文化等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12月20日）
人大不一定开，讲两年计划总是他妈灰溜溜的。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上的讲话，1961年10月26日）
社会主义社会会不会讨饭，我看会的，工作中犯错误，遇到灾害怎么不会讨饭。我们对我们的儿子只讲好的，不讲困难，留下祸根就是了。过去我们只讲成绩，不讲困难。这样情况再拖几年亡国就是了。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上发言，1962年5月22日）
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央犯了些什么错误，向干部讲清楚，你不讲人家也会讲的。把文件找出来，看看讲了什么错误的东西。讲清楚吸取教训。是不是路线错误？现在有人在讲。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1月14日）
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还不够，可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讲话，1961年5月22日）
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是指懵懵懂懂，糊里胡涂的日子过去了。现在好比长征时到了遵义一样，遵义会让后，队伍继续缩小，可是领导正确了。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组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2月8日）
（注：陆定一在一九六一年六月起草庆祝建党四十周年大会讲话稿（未被采用）时，大谈所谓四十年来党内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影射攻击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犯了路线性质的错误。陆定一攻击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接见日本《赤旗报》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工作中的问题“责任首先是在中央”。）
一、攻击党“理论水平全党都是大问题”，叫嚷不要再讲“党的绝对领导”，作党的“驯服工具”
在我们队伍里，当时，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很少。
客观的回顾我们过去做的工作，有的是没有经验，有的乱搞，只看到一面，没有看到第二面，理论水平全党都是大问题。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讲话，1960年12月26日）
党的绝对领导，驯服工具，这话以后不要讲。党有党的纪律，自觉去作。不同意党的观点可以退党的嘛！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讲话，1961年5月22日）
现在荣毅仁在讲资本主义优越性，是有哩！因为资本主义管起来就没有我们这么多麻烦，……我们则什么都得管，一下子东来顺的涮羊肉不好吃了，一下子狼毫笔又没有了，说是黄鼠狼的尾巴都出口了，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不会发生。
（在十五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23日）
自留地是好东西。河南光山……自留地表面上取消了，但有十分之一的公社打埋伏，农民靠自留地种点东西，养点猪，养点鸡，有点收入，共产风刮来还刮不倒。
（在全国宣传会议，理论、科学、文化等工作座谈会上讲话，1960年12月20日）
为什么要把他们（指农村医生）包下来，不让他们自由出诊呢？包下来了，结果是十五块钱一个月，还有的因为政治上有问题开除了。……要定个办法，不要把他们集中，让他们自己去看病，一个月收十元就十元，收一百元就一百元。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组（扩大）会上的讲话，1962年2月9日）
五、关于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同彭真一唱一和，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陆定一在会上（指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的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它埸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的基本观点，同彭真是一致的。
（摘自《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社会科学、文学方面题目多得很。”列举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等等，说“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时间”。又说：“政治、法律都有争论。经济学、历史、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可以开列出单子。杨耳，你搞一下这东西吧，开个单子。今年的工作，这是一项。社会科学方面要组织力量，展开批评，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关于一九六六年文教工作任务的讲话,1966年1月4日）
你们安徽名人很多，当前学术批判中可以拿出几个人来大批一下，包公戏可以批，桐城派也可以批，总之，花样愈多愈好，千万不要怕登多了。海瑞是广东的，又不是你们安徽的。清官问题还可以议论，史可法有无“晚节”也可以议论，对一个人那能那样一概否定。
（与安徽省委书记李凡夫的谈话，1966年4月28日）
这些上层建筑，即思想意识形态，要把它改造，现在仅是开始，我们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全面铺开。比如说最近历史学，不是有个吴晗吗？吴晗那个《海瑞罢官》，不是引起了大讨论吗？这样子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对古人应该怎么评价？究竟还有好人没有？是不是历史是一团漆黑的，还是怎么样？究竟有没有清官、赃官？究竟清官好还是赃官好？有没有民族英雄？等等，一大套问题，提出来了。解决了没有呢？没有解决，刚刚开始在讨论。历史学是这样的，旁的也是一样，什么法律啦，什么道德啦。这个道德，有人提倡继承封建道德，忠孝节义呀，是不是？这方面的改造还仅仅是开始，才开个头，还没有真正好好去做哩。我看在这方面要出大的成果，恐怕要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没有那么五十年到一百年，新的东西是很难出来的。现在这个上层建筑的改造只是开始。
（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16日）
资产阶级革命从十四世纪开始，而理论学术的高峰在十八十九世纪才出现，相隔几百年。有了这些，才能代替孔夫子，没有就代替不了。他那里是代替中世纪黑暗的东西。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革地主阶级的命，要几百年，才达到高峰。我们要革资产阶级的命，搞文化革命，就那么容易？
（在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1月15日）
我们现在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压倒资产阶级，恐怕没有几个世纪不行。
（在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会议上的报告，1964年8月3日）
我们的教育学要一百年、二百年能搞好。要看到它是长期的艰难的。
（在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1月15日）
吴晗问题一讨论，提出好多问题，清官问题，道德问题，历史人物问题，等等，搞不清楚。……政治上给人家戴个帽子，人家不敢说话了。我们取得阿Q式的胜利，问题还是没解决。
（在听湖北省委宣传部史子荣同志汇报时的讲话，1966年2月13日）
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成绩也不能说，总算还有点成绩吧？但是这个成绩就是微小，很不够的啦。
（在华东话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等两个会上的讲话，1963年12月26日）
自从全国解放以来，京剧界也大有进步。京剧的内容比较健康了，表演艺术上有不少改进，大多数的京剧工作者，政治水平提高了，兢兢业业地为观众、为国家服务，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好的声誉。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64年6月5日）
过去有没有为工农兵服务？有的。也做出了一点成绩，说是一点成绩也没有那也不对。……文化工作是“危险的职业”，牛鬼蛇神一出来，有些同志顶得住，有些同志就顶不住。
（在长影视察工作时的讲话，1965年8月19日）
这个“文艺八条”，……里面没有一条讲党的领导和党员文艺工作者应该怎样做工作。那是向资产阶级文艺界让步，让到最后，阵地都丢掉了。……这个八条我是提了意见的，就是无论如何要把党的领导同党员文艺工作者应该怎么样做工作写上去。提了这个意见以后，中央宣传部起草这个东西的同志答应修改，我就去休养了，这个意见没报告中央书记处，那以后就发出去了，……。
（在五人小组召集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9月23日）
这个整风是这样的办法，就是大家来检查自己的作品、论文、演出节目等等，同时帮助别人进行检查。好的，作实事求是的表扬；错的，要实事求是的批评。我这里都讲实事求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说实事求是就是不要缩小，也不要扩大。
（在五人小组召集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9月23日）
文化，思想领域斗争是长期的，方法要讲究，……千万不要简单，我们没出什么大漏子，但也值得检查一下，要翻案就早点翻。打击面越小越好，当然一个不打也不行。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3月11日）
我建议把夏衍、荒煤同志的检讨发给大家看看。他们的检讨有些很有意思，为什么糊里胡涂就走到那里去了。
（在文化部电影生产会议上的报告，1965年3月1日）
又如夏衍，我们还希望他写东西，写好东西出来，过个好的晚年，……。
（关于《二十三条》和文教单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讲话，1965年2月22日）
要翻案早翻好。文化部说一闷棍打死五个部长。要翻早点翻，要翻还要耐心听。
（同上）
我们的方向还是去反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如革命革到连《十送红军》《社会主义好》都不唱了，那革命革成这样，也不高明。现在连戏剧也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吹毛求疵，也吹得出的。搞得什么事都不能动。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2月11日）
在苏区打胜仗，只有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教条主义者说这象个什么，不象个理论。因为经验没有完备，以后经验多些，就写了一本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也没写完。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只有《二十三条》成套不成套呢？党外有些右派人土说这不成话。这与王明、博古说的鸡零狗碎一样。我们的《二十三条》当然不完整，但到现在这还是最高的。
（对北大社教运动工作队的讲话，1965年3月5日）
在农村、工厂中，社会主义教育都落实到生产上去，学校恐怕要落实到教学，管理这上边。
（在北大“四清”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上的讲话，1965年4月29日）
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要落脚到这方面（指繁荣创作、搞科学研究等）去，这样运动才有意思，如搞运动搞到创作、科学也不发展了，不行。
（关于《二十三条》和文教单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讲话，1965年2月22日）
不要扩大打击面，不要红了眼睛，不冷静。
挨斗的人有此经验，斗人的人不一定有此经验。……光斗人的，这可危险。有的人一搞就给戴帽子，是资产阶级，帽子多得很，检讨，不行，再检讨，再不行，再检讨，再不行。这是王明的办法，我们和他搞过，就是不行，检讨多少次也不行。党内斗争，有时和三岔口差不多，就在黑里面斗，打架，甚至杀人。如肃反，把苏联的办法搬来，杀了好人的。……张国焘就更低级了，连教条也没有。
（关于《二十三条》和文教单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讲话，1965年2月22日）
我们常常在群众运动中间头脑要发热，头脑发热就会发生片面性，就会搞成胡适的办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特别是工作队要注意这个问题。……过去王明路线就是这样，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你的话这里摘一段，那里摘一段。我们是文人学士，善于联系，一联系就成了大问题。
（对北大社教工作队的讲话，1965年3月5日）
我翻了翻过去的文件，恐怕我们对陆平的问题肯定得早了，还是可以了解了解的嘛。……我们这边和工作队谈谈，彭真同志也与陆平等同志谈谈，双方不要两肚子气，双力都要学《二十三条》，双方都冷静下来。……要冷下来，从反面看看，听听不同的意见。……也请陆平采此态度。他自己有错误，自己可检查嘛，还是自觉革命，不要强迫革命。
（关于《二十三条》及文教单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讲话，1965年2月22日）
我讲讲经验，要搞“三结合”。那怕那个地方的干部有错误，也要搞“三结合”，甚至问题很严重的，也可以搞“三结合”。那怕搞“三结合”不对，是坚持错误的人、死硬派，不称职，你可以换嘛！所以现在再来交代一下，北大社教运动从学校到系都要根据（《二十三条》）第五条搞“三结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wengewang.org）
（对北大社教运动工作队的讲话，1965年3月5日）
第二个步骤准备把五人小组扩大，包括北大学校党委的同志。我们提了几个名，同志们、北大党委如有意见的话都可以提。一个是陆平同志，一个戈华同志、一个彭佩云同志，参加后变成八人小组。工作队自己有个党委，学校自己也有个党委。八人小组来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就合拢来了。大家把头脑都冷静下来，检查一下自己。
（对北大社教运动工作队的讲话，1965年3月5日）
干部怎么办？干部错误多得很！那个没有错误？我们一样有错误。一追历史，问题就很多，难办了。陆平这人，我问了很多人，铁道部付部长，在旁处也打听了一下。此人大概是好人犯错误一类。对陆平要从大的方面看。他反掉江隆基，是好的嘛。……随后又与马寅初进行斗争，这也算好的嘛。还要从大方面看他。
（关于《二十三条》和文教单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讲话，1965年2月22日）
中央说，你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不是坏人，你放心，第一书记还是你，你还负责搞好，你提出如总支不好做工作了，名声不好了，不要这么看。党委会里怎么样？被搞错了，我过去被开除过团籍，后来恢复了。毛主席也被戴(?)过不少帽子。不要害怕，有多少错误就多少错误，大的方面没有动摇就好了，就是有也是治病教人。许多问题……你做一次讲话，我愿意来，彭真同志也愿意来，提得高一些还是党的思想教育问题……现在一定要搞好，错误的也教育，正确的也是教育。把一批问题搞清楚。把工作队和干部找在一起，做个报告，我们也去，这样不是稳下来了。问题中，有些是好人犯错误，有些是不称职，要分别对待？这样各系领导就可以建立起来，不会臭的，按组织原则办事，有错就承认错误，这就能站起来了，我想就是这个办法。你看怎么样了（陆平：好的）
（和陆平的谈话，1965年3月21日）
北大还包括冯友兰这样的人，要他教我们知识。使他要敢教，要有积极性。对冯友兰这样的人，要改造他很困难囖！我看算了，你就教我们一些知识。他对中国理学很有研究，把这方面的知识传授给我们。连这样的人的积极性也要发挥出来，不要把他反下去，在知识分子的地方，就有那么一些问题。……包括这些人的积极性在内，都要发挥，然后才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有攀登科学高峰等等。凡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凡对我们有些好处的人（比如教我们知识的人）都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要搞得文章也不敢写了，课也不敢讲了，动也不敢动了，这样就不好。
（对北大社教运动工作队的讲话，1965年3月5日）
有很大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是要用的，他思想上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但对我们有用，如在某个科学方面，比我们懂得多些，我们就讲他们教书，教我们，一方面教我们，一方面要同他斗争，斗争要采取各种方式。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限?北大无论如何社教运动不要搞到党外去，因为党外的老知识分子已经搞过好几道，差不多了，能够做好多坏事也就那么一点了，在一九五七年还有点神气，以后没有好多神气了，就把他用，如北大傅鹰那个人就用他嘛。不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有这问题，我们主张开点资产阶级思想的课，让他们讲一讲，只有香花没有毒草是不行的。
（在北大四清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上的讲话，1965年4月29日）
六、关于教育问题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方向是这样，但做法可以不同。比如弹钢琴的不参加劳动可以不可以，我看可以，他们不参加劳动比较好。文科学生参加劳动多些，工科因为有实习，劳动比较少，地质学院的学生到处跑，参加劳动可以更少些，医学院的学生下乡给老百姓治病就很好，不一定参加劳动。
（接见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的谈话，1961年6月27日）
科学研究多了，劳动也多了，政治课对，但看来时间也多了，还有些不务正业的多了，正业少了，正业就是好好读书。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6月30日）
学校要有秩序，没有不行，总要读书，做习题。总搞运动，学问能搞好吗？不行，还要读书。
（在重点高等学校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1月）
学校和解放军不一样，学校要求不能那样严格，吹一声哨子就学毛选。学校的政治工作不能照抄解放军的。
（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讲话，1964年6月）
政治课只是知识，恐怕要搞得少而精一点。
（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4月4日）
要求每个人都成马克思，就要走到反面了，如果中小学学生已经有了马列主义思想教育，那以后怎样？
（在讨论中小学条例会上的讲话，1961年12月）
学校里要学解放军，但和解放军不一样。学校里有学校的特点：要又红又专，又要学到业务，又要思想革命化，这是两件事。
（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4月4日）
个人志愿现在孩子没有了，应该在远大理想下有个人志愿，例如要想当地质学家、当医生，现在有共性，无个性。
（讨论中小学条例会上的讲话，1961年12月）
我们的教育有双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培养接班人，培养后代。所谓接班人就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二个目的是提高国家文化科学水平。这包括普及教育，培养一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教授等等，以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3月7日）
我们的教育要有两个目的，一要争取后代，……一要四个现代化，……这次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后代的问题，我们也提出科学这个问题，即现代化问题。不要因为后代问题把科学问题丢掉了，不要走极端。
（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1964年2月7日）
要搞国家办的全日制中小学。这象宝塔一样，逐步升到高等学校去，培养各种专家。
（在宣传文教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0月22日）
从前训练出来的那种大少爷，当然在某一方面还是有利于生产的。比如大少爷又是工程师，大少爷这一面是不好的，但工程师一面还有点用。我们训练的一是有文化，一是有觉悟。
（在农业中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3月16日）
教育首先是传授和学习知识。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8月16日）
教育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叫做传授知识，学习知识，把知识传给别人，把知识学进来。教育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全面发展”，我们的意见有两个：第一个是要有比较完备的知识，因此，毛主席就提出这样的口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又有政治，又有文化；又会脑力劳动，又会体力劳动。这就是完备的知识了。还有一个了解，就是广博。广博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局限于一种工作，要能做“多面手”。
一个是完备的知识，一个是广博的知识，这就是“全面发展”啦。
（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会议上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1958年8月7日）
中小学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我想中小学的培养目标，最主要的是掌握学习的工具。一个是语文、文学。还有一类，数学、物理、化学，也是基本工具。
（在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30日）
“智育第一”，片面追求升学率，恐怕不能扣上资产阶级帽子。
（在团中央的同志汇报北京六中四清情况时发言，1965年4月13日）
凯洛夫这本书，首先要讲清楚，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和杜威不一样。讲清楚以后，我们来批判他，我想这个人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他不是为现在的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培养人才的。
（在征求“对宣传文教工作的几点意见（草稿）”意见的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3月20日）
凯洛夫的教育学，有新旧两个版本。这两本书都是社会主义的，同资产阶级的教育学有本质的不同，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15日）
从前右派批评我们乱、糟、偏，我说有部分道理，的确也有乱糟偏。这样搞下去要垮台。
从前我们说有普遍降低的危险，许多同志不赞成。同志，是降低了。
（在中央一级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18日）
文教工作我曾说质量普遍下降，现在看来是取消，如（师大）化学系从二十几门课减到九门，政教系四门课。这叫什么样子？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一个指头也真烂得差不多了，烂狠了也会死人！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16日）
这几年发展多了，再发展下去就糟了，要发生教育亡国论了。
（在大区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17日）
教育、劳动、科研三结合不要再提了，教育里“共产风”，我看这就是。什么劳动越多越好，科研越多越好。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8日）
错误还主要出在发展速度太快，和权力下放太多。这样就出了许许多多毛病，如劳动太多，上课太少；撤换了许多不该撤换的校长和教师，提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师；把语文课当政治课来教；教学改革的试验范围太广，要求太急，课程标准太高等等。结果也是降低了学生的水平，有些学校秩序很乱，大伤元气，需要一个时期才能调整过来。
是不是叫教学改革，我很怀疑这个名词。到处都改革，什么都改革，这好不好？好象是一叫改革，劲头就大一些。反正是又要劳动又要读书就是了。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1日）
（注：毛主席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便提出“教学改革”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在视察武汉大学时，又指示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陆定一却公然反对教学改革。）
老实说一句，教学还不是改革的问题，就是改良一点，是改良主义，不叫教学改革为好。
从前搞了一次教学改革，现在又要搞了，你要改革那么多？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1959年2月23日）
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是不是提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基础理论知识，只许提高不许降低，只许广不许窄。降低，搞窄，都不算本事。第二个条件是劳逸结合，大集体小自由，不要把学生搞得太苦太死。
（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5月20日）
现在规定，没有新的教科书就用旧的，有错误也用。规章制度也是如此，新的没有立，就用旧的，总比没有好。没有立，就不要破。
（在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月27日）
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经验时，不要去否定已经有的东西，因为已经有的是经过几百年形成的。
（在理工科教学会议、教育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1964年11月20日）
课程和讲授方法，这两件事恐怕中小学校较好解决；高等学校较难解决，应该教的不教不行，教得太多了也不行。讲课方法，中小学要在课堂上又讲又练较易解决，高等学校能否办到，我有点怀疑。……所以这种东西宁愿时间慢些也不要紧。
（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4月4日）
（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1964年3月23日）
还有教学方法的问题。主席提少而精，用启发式。少而精究竟怎么样，少到什么程度？怎么少而精？
（在北大“四清”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上的讲话，1965年4月29日）
（注：一九六四年春节，毛主席在一次座谈会上，对教育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同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又作了批示，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并责成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进行调查研究。对毛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陆定一既不准向广大师生传达，又不进行调查研究，甚至公开表示抗拒。）我对你们的会议有个意见：这次会你们只是讨论一个减轻学生负担，减少课内外活动问题，恐怕太窄了。那只是个局部问题。要从全局看问题。
（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5年9月7日）
（注：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主席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对毛主席这一指示，陆定一不去执行，反而公然进行攻击。）
文科改革……有的同志提出两年试验，五年完成。我给你们放宽一点时间，可以五年试验，十年完成。
（在全国半工半读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月15日）
八年制的学校仍要办下去，搞个试点也好。
（中央宣传部春节团拜时的讲话，1966年1月21日）
（在听取高教部关于政治工作会议的汇报后的讲话，1965年9月1日）
（注：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便指出“课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一九六四年二月春节座谈会上，又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陆定一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指示。）
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瀑东思想，这是明确的。至于如何运用于教育工作，那就不是一下子就解决的。我们是在走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教学必须改革》，1960年4月）
（注：陆定一的《教学必须改革》（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是个修正主义的教育改革网领。他提出了所谓四个适当，其实质仍是“智育第一”。他根本不提毛主席指示的培养目标；鼓吹普及全日制学校，“寄宿学校”。根本不讲教师的思想改造，鼓吹福利主义。他打着“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又说不是一下子能运用于教育工作，却把自己的文章吹嘘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为什么要在条例上写那么多“不得”、“不许”呢！就是这个道理。条例上的这些东西，有的可以不写，有的还要写。有的人说：“条网”上有几十个“不得”、“不许”就是纠偏。那么，以后是不是就只能“许”，不能“不许”了呢？不要简单化了，我们以前有过反面经验。
（在理工科教学会议、教育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1964年11月20日）
（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三年在陆定一领导下制定的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是修正主义的教育网领，是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的大反动。）
（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4月20日）
有些错误，别人犯了还不算，还要自己犯。有的错误要犯好几次，才能接受经验教训。五八年有些地方一轰而起是不对的。工作要扎扎实实做。革命时期也是这样，轰轰烈烈，一轰而起的地方，样子很好看，但要兵没兵，要粮没粮，而扎扎实实做工作的地方，要兵有兵，要粮有粮。教育工作也要扎扎实实地做。……五八年一轰而起愈厉害的地方，垮得也最快。
（听取华东局同志汇报时的谈话，1966年3月23日）
我们的普通教育简直太落后了，落后到世界第几位还不知道。
（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2月16日）
学生程度每况愈下，比不上北洋军阀时代和国民党时代好的学校。主要原因是领导不坚定，谁说什么就改什么，下面反映程度高了，就砍，减了还有意见，不满意，似乎提高一点，加一点不行。
（在中央宣传部讨论十三年普教工作总结时讲话，1962年7月10日）
武汉大学也实行了半工牢读，武汉大学我没有去过，情况摸不大清楚，我只晓得是它只有个化学系实行半工半读，别的系却没有。化学系半工半读是怎样实行的，我也不晓得，不能讲。
（在成都省市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1958年11月16日）
（注：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九月视察武汉大学时指出：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学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陆定一却对武汉大学搞半工半读大革命表示极端冷淡，抵制毛主席的指示。）
曾经有两个不妥当的口号。其一：“培养普通劳动者”，其二：“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
（在文科教材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25日）
有人提出半工半读的问题，我们反对，不赞成。
半工半读是个错误的口号。
（在重点高等学校贯彻条例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9月）
教育不提高将来就没有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必须提高教育质量，普通学校不要搞半工半读。
（在全国教育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15日）
半工制大学的学生要发工资、津贴，与其如此，何必进全日制学校呢？老子进工厂、农埸，反正工厂，农埸也要办学校的。这样谁还进全日制学校呢？要研究，又是物质刺激问题！
（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讲话，1960年5月17日）
我觉得将来高等学校有一部分读全日制读一百年，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妨害。
（在重庆高等学校负责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1日）
我们现在正在试验一种学制，就是从小学到中学搞十年，第一假使这个成功了，第二，我们师资多了，第三，经济发展了，我倒主张中学统统搞成全日制，那个时候就不要半工半读的中学了。
（在成都省、市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1958年11月16日）
学校将来怎么办？十年、十五年后，六、七岁孩子上学，上十五年学，上全日制学校，因为那时劳动就不那么紧张了。现在还是两条腿走路。
（在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月12日）
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脑子很热。后来在武汉开会，开始觉悟了一点。那时搞半工半读学校的风气很盛，我就在会上讲到，全日制高等学校要保存一百年，不能取消。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组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2月8日）
到将来，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实现之后，……农业中学将会逐渐消亡，就是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地变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全日制的初级中学。所有十三岁到十六岁的孩子，都可以受到全日制的初中教育。
（给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复信，1959年3月14日）
农业高中可以办两种性质的。一种是中等技术学校，训练中级的技术干部。一种是高级中学，它的学生准备将来升入高等学校，训练成为高级的技术干部和理论干部。
（《农业中学创办二周年》，1960年2月27日）
（注：陆定一一贯以农业中学的创办者自居，其实农业中学是地方上的同志创办的。陆定一大吹大擂，是把农业中学作为他的政治资本。他鼓吹农业中学要消亡，企图把它拉回全日制学校的轨道。）
全日制学校不能取消。……是等普及教育逐渐提高，还是把提高的部分压下去？有后一种想法，即是把所有学校都改成半工半读。这种想法不好。还是向上看齐，大家逐渐提高。把提高的部分压下去，是要吃大亏的。
（在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小组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月20日）
我们可以从全日制学校中挑出一批学校，作为重点，着重提高质量，这种学校虽然为数不多，但有了他们，就可以防止教学质量普遍降低的危险。将来也才有希望提高全国教学的水平。要消灭差别，必须先承认差别。
（“关于教育发展事业的几点意见”，1959年3月30日）
有些全日制学校不改，是因为半工半读经验还不成熟。半工半读学校能培养出搞原子弹的人，上天的人，比你全日制还好，就吃得开了。
中学可以搞少数试点，好就搞，不好就退回。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0月18日）
现在还要不要“小宝塔”？还要。因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会长期存在，差别存在一天，小宝塔存在一天，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小宝塔”也就没有了。“小宝塔”存在对我们有利，有没有不利的一面？有，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吧！资产阶级专家吧！我们教育就是了。所以“小宝塔”取消早了不行，恐怕一直要到社会主义完结这东西总要存在的。
（在全国农村半工半读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4月20日）
大学校准备实行在党的领导下的“三三制”（指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中间派），他们当了校长，也可以专搞研究工作，校长开会，他们有权发表意见。
（在干部轮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10月16日）
（召集即将任命为北大副校长的傅鹰等座谈时的讲话，1961年12月）
（在重点高等学校贯彻条例会上的讲话，1961年10月5日）
有的地方领导方法不大对，有个口号叫“二杆子插到底”，就是党委决定一切、系总支决定一切、支部决定一切，这样就乱了。
（接见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的谈话，1961年9月27日）
中小学党支部不起领导作用，只起监督、保证作用，这样规定好，粗暴可以少一些。监督、保证，向上级反映情况也是帮助领导。
（在宣传文教会议第四次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1月13日）
只要阶级路线不要群众路线，就把校长、主任统统撤掉，换成工人！
（召集即将任命为北大副校长的傅应等座谈时的讲话，1961年12月）
高教方面不能硬套农村工作中十个问题。关于依靠谁的问题不能随便提出口号，在军队中可以提，在文教机关、学校中不要随便套这个公式。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7月8日）
学校中依靠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国家依靠的是工人、贫下中农，教育就不能那样筒单，提依靠什么人，依靠什么，不行。
《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3月7日）
孔子说“有教无类”，对不对，我说对，还是“有教无类”。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3月4日）
我看了冯友兰的书，他的确比我们高明些。……离开资产阶级还有谁来教我们，我们怎样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
（在中央一级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话，1959年5月18日）
我们领导教学还不会，危险是不看这个东西，不当一回事。
现在有点红而不专，不要把教书看的太容易，我们不懂，他们还有用。……搞文化工作不读书不行，不能凭政治压人。
（在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的讲话，1959年1月20日）
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不好，学术上好，就要用，如钱伟长。这样做，符合马列主义。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1日）
好教师也有两种，一种是政治上好，一种是业务好。有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但业务上好，还要承认他是好教员，要奖励他。这里非要国共合作不可，非要同资产阶级合作不可。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3月4日）
对教师的主导作用不能怀疑。……否定这一点，是取消了先生，就没有教育了。这是骄傲，是学生骄傲，但更重要的是怕干部骄傲，既没本事，又骄傲，可怕。
（在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月19日）
教学就是在党领导下的师生关系。搞好教学的问题就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的问题。劳动者如果不学习，同教师没有正确的关系，也就是说，搞不好教学关系，那么，工农分子知识化就不可能，或者就会很慢，拖延很久不能知识化。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1日）
老教授中学术上没有用的确实有，但为数不多，大部分还是有学术的。我们要求凡够资格当教师的，要给他一点权，在党的领导下，在教学中应该起主导作用，而不是指导作用。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1日）
七、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我们对知识分子有一条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很好。有些地方做过头了，有些地方还不够，一般做过头了。时间太多，年纪大的也一定要下去。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得少。对知识分子改造讲多了，讲过了，动不动就出大字报，对知识分子使用讲得不够。
（在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月27日）
对教师要有分析。去年上半年的工作相当细致，下半年因为破除迷信，搞教学改革。拔白旗，展开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现在要强调争取团结。
（在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月12日）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最后的目的当然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要革命，都要消灭资产阶级，但是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各方面的革命都有策略问题。……从思想战线方面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他们有知识，有较多的知识，这是不能用没收的办法解决的。我们只有经过学习，向他们学习，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学习——斗争——学习——斗争，要几个圈圈，几次反复，好多时间，才能逐渐壮大我们自己的知识队伍，削弱他们的知识队伍，最后达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谁如果不懂策略，就成了教条主义，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华东七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13日）
科学如何管法？过去管了，管不好。一下子捧上天，科学家呀！不得了呀！一下子又是资产阶级科学家，不行。
（在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7年8月4日）
党领导，要有人。学术批判把他们一个个打得灰溜溜的，把自己孤立起来，还领导什么，教育什么？不搞统一战线是不行的。开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闭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不得。（在教育问题座谈会上的插话，1961年5月9日）
反对社会主义不一定不爱国。象龙云这样的人，这次同彭真同志到外国去，觉得很骄傲。……知识分子也有这样一部分人，他爱国不一定赞成社会主义。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3月18日）
我们在知识分子中划的敌我界线只能是在政治上的，……我们只有一条政治界线，就是政治上不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所谓“不坚决反对”，是说他们如果只反对一下子，也没有多大关系，以后不反对就是了。
（同日本《赤旗报》代表团的谈话，1961年11月23日）
对知识分子应有三种分析。一是政治分析，我们经常做这工作。政治分析是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是主要标准，是第一个标准。二是世界观，这方面也要分析，但不是主要标准，这是为了长期的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很难做。三是学术水平，有的确实很好，有的不行，有的是中间状态，这也要心中有数。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59年3月1日）
世界观不能要求那么严格，过去许多发明家．如牛顿信上帝，有些大自然科学家在哲学上是非常幼稚的，我们要加以教育，……好意的做，慢慢的做，但我们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而是强迫，不然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得罪人不少。
（在教育部党组汇报全国高中等学校工作会议情况时的插话，1961年7月）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复杂。农民是很复杂的；工人也复杂；知识分子比工农还复杂，同时还有世界观问题，各个阶级的思想都反映到知识分子中去。所以要慢慢地研究，很可能搞到具体问题上就会越来越胡涂。
（在宣传文教会议第一次召集人会议上的插话，1962年10月26日）
如果仅仅是学术上的问题，这就是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不同，认识不同，没有政治问题，没有政治上明显的立场不同，就应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两类问题不能混在一起，因为这两类问题有两个根源，认为只有一个阶级根源，就把问题简单化了，这就不对了；或者认为所有的都是认识根源，这也不对，也把问题简单化了。这是片面性，形而上学，不是辩证法。这个分别不大好分，青年同志不懂得分还情有可原，我们领导的人不懂得分就糟糕了，一定要分别这两个东西。
（在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结束会的讲话，1961年4月25日）
学习方面，要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同时，要广泛地学习知识，对古今中外，对朋友，对敌人，都要批判地学习。（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wengewang.org）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改造知识分子）办法之一，就是学马列主义，我们提倡大家去学，但这对党外知识分子是自愿的。愿意多学就多学，愿意少学就少学，不愿意学也可以不学。
（同日本《赤旗报》代表团的谈话，1961年11月23日）
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
非党员缺少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但对于许多热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党员的朋友来说，那是过去的事或者将要过去的事了。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经把这个缺陷补足了，或者将要补足了。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也已经在解决之中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对知识分子的进步应有足够的估计。对知识分子中老的一代差不多都搞清楚了，右派也划了，象马寅初这样的人要他改造很难。有些人和我们共事多年，靠拢党，最后入了党，梅兰芳入了党，欧阳予倩入了党，竺可祯都七十多岁了，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入了党。陈垣都八十多岁了，一直靠近党，最近还入了党。这样的人多着哩！总之，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有的入了党，有的从中派变为左派，大量是有进步的，应该做足够的估计。当然，也有人离开我们的，知名的还举不出来，知识分子在困难中经过了一次考验。
（在宣传文教会议第四次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1月13日）
（注：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陆定一马上出来唱反调，美化知识分子队伍，否定阶级斗争。）
这国际、国内两件事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就是考验我们中国人民行不行，结果证明我们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面是行的，……我国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里面，整个讲起来，也表现得不坏。
（在五人小组召集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9月23日）
（注：毛主席尖锐指出文艺界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绿，陆定一又来唱反调。）
知识分子问题，将要决定我们的国家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和在多少长的时间内才能使我国成为先进的国家。
（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月21日）
不要光看工人阶级出身的就怎么样，资产阶级出身的就怎么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发言，1961年11月4日）
教授要看到能为我们做工作就好。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来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19日）
我们不少党员是在知识上有缺陷的。…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党员应该注意补足自己的缺陷了。办法只有老老实实向懂得的人去请教，去学习。非党员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学习得很努力。共产党员向他们学习各种知识的时候，不应落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现在，我们把知识分子请来做你们的先生，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进步、中间、落后之分，但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人，他们应当爱护你们，尽力把本领教给你们，你们应当尊敬他们，执弟子之礼，向他们好好学习一切有用的知识和本领。
（在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5月22日）
大斗知识分子，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一些知名的差不多都伤害了，搞得心情不愉快，对此，我们没有及时制止。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组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2月8日）
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想一下子取得胜利，把“兴无灭资”搞成功，于是就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应当是反对右派，应当是搞统一战线。…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把中间派打
（在干部轮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10月16日）
知识分子政策这几年很糟糕，打了那么一大批人，从来没有搞得这么大规模。人大会议以后缓和了一些，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不是没有分歧了，不见得。我们这十几年，有些口号，有些想法，有的对有的不对，总结一下，少奇同志说今年搞出个稿子来。路线正确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路线正确工作方法不对就倒霉，路线正确遇到大的天灾也要倒霉，路线正确乱专政也要倒霉。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5月23日）
对于知识分子政策，我们开国以来一向是搞得很好的。最近几年来有些乱。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左”了，一次是右了。搞得“左”的是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以后停止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上半年又来了。那时“左”得很厉害，失去控制，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主要是“拔白旗”。这个批判、那个批判中打击了不少知识分子，科学家被批判的不少，在卫生工作方面提出打倒资产阶级权威等，得罪了不少人。
（在宣传文教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0月22日）
今年一月或二月以来，党内有股翻案风，单干风。……知识分子中间恐怕也有一股右的风。这股风要查一下，目的是使我们的头脑清醒。……文字狱我们不搞，但要查一查，头脑清醒一些比较好。但是也不要搞“左”了，两股风反掉了，当心不要再“左”，要总结一下从前的经验。
（在宣传文教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0月22日）
今后知识分子问题要集中，不要把权力放到下面去，凡是要斗争都要报告。办法里要加上这一条。……今后要集中，要通风报信，事先请示，这样做比较好。
（在宣传文教会议第三次召集人会议上讲话，1962年11月7日）
一、鼓吹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在高级知识分子里，看起来还要发展党员。讲师、助教领导教授不行，要领导得十五年，不等十五年，就是要在高级知识分子里发展党员，带来一些坏东西也不要紧。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讲话，1957年4月18日）
各高等学校党委和教研室党支部，科学院各所党支部，各部各企业各工厂研究机构的党支部，都要订出规划，争取在五年到十年内，高级研究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教授中，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员、左派加中左分子占60％。
（对宣传文教工作的几点意见（草稿），1958年3月14日）
对好教师，好校长，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书教得好的，包括退休的在内，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我们主张搞那么一批，给他们提高薪水。……比如提到一百多元，二百多元，不算太高。……好的教师的薪水应该可以超过校长；好的工程师的薪水可以超过厂长；好的演员的薪水可以超过剧团团长，这是应该的。各地是否都可以选那么一批，加薪水，开开会，奖励他们一下，无非是主席台上坐坐，带大红花，讲一番勉励的话。
（在宣传文教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62年11月27日）
（在华东七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9日）
学衔，还是要搞，还是有一点好。我们不给博士之类的学位，但是给教授之类的学衔。
（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1月23日）
要有升级办法。服务多少年就加薪。这要有个条例。在高等学校就是搞教衔。（康生同志：还是叫职务好，不要“衔”字。）叫“职务名称”吧!有教授，讲师、助教。搞这个东西是有鼓励作用的。
（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1月26日）
省、地、县三级党同政府管理宣传文教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知识文化不行，当个书记识字很少还可以，靠革命经验吃饭，要搞宣传文教工作就不行，会闹笑话。有的不会团结知识分子，对立得很。这里要讲破格提拔问题。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发言，1957年5月18日）
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他不服的。
（在华东七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9日）
党对知识分子“领导，这就是根据全国的全面规划，决定工作的方针，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团结工作人员，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鼓励工作的发展，而不是去干涉学术的、艺术的、技术的问题。”
（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月21日）
党的领导就要个政治领导就可以了。我们要安排资产阶级讲话，不安排人家不敢讲的。状元不是状元教出来的。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发言，1961年12月24日）
（注：“状元不是状元教出来的”，就是说，无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放出来的，也就是鼓吹资产阶级来“教”无产阶级。）
文教小组要“死抓”中国医科大学、北大、清华三个学校，别的地方天塌下来也不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三个地方有他的活动余地。”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19日）
我们有很多事还不会办。不会办事情就请诸葛亮嘛。从前有个刘备，只有刘、关、张三个，没有办法了，就去请诸葛亮办事情。诸葛亮也没有桃园三结义，非亲非故，没参加刘关张的三人党，但请他来办事。我们要学这个，哪个人办事情办得好，就请他来办事情。
（中央宣传部机关整风动员报告，1957年5月6日）
在五七年反右派以后，应该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劳动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派的统一战线。……大学校准备实行在党的领导下的“三三制”，……在组织上要这样作，各个文艺团体也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在干部轮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10月16日）
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条件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了。我们现在的情形是怎样的呢？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变化。…
第三，我国还有敌人，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
敌人是谁呢？……在国内，有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还有其它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就是我们的敌人。…
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我们中国，地主阶级没有了，资产阶级基本上消灭了，农业合作化了，反革命基本肃清了。因此，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放胆发展科学、技术、艺术。
（在杭州市作的报告,1957年4月6日）
就要听意见，听逆耳之言，听大众意见就要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法。放得不得了怎办？不会的，因阶级已消灭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中央宣传部机关整风动员报告，1957年5月6日）
我看，无论教育、文艺、卫生、科学技术，总是个统一战线，长期党内外合作。什么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统一战线。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的统一战线。
（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修改“文艺八条”的讲话，1961年10月9日）
思想上、学术上如果没有统一战线，那又会左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人民内部又团结又斗争，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你驳我、我驳你。如果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
（接见越南文化代表团谈话，1960年2月17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贯彻得不好，到底是什么问题，就是统一战线问题”。“我们的问题发生在把资产阶级中间派不要了，提出的口号象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文件里好几个地方写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实际上我们打的是右派”，“我们对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是团结的。”“不能把资产阶级都打倒，斗争过火，包括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讨论修改“文艺八条”的讲话1961年10月9日)
现在两个传下去，马列主义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传下去；两个万岁，马列主义万岁，资产阶级思想也万岁。
（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1964年1月18日）
学校不要这个也批判，那个也批判。把斗争搞错，再团结朋友就不好作了。对搞考古的人批判厚古薄今，王八旦嘛！乱批判，乱戴帽子，扩大化！我们要么不批判，一批判就扩大化。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讲话，1961年3月20日）
搞得“左”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以后停止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上半年又来了。那时“左”得很厉害，失去控制，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主要是“拔白，旗”。这个批判、那个批判中打击了不少知识分子，科学家被批判的不少。这是一次错误。
（在宣传文教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0月22日）
在社会科学方面，对属于同一学派，但政治上不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人，仍应该让他自由地工作和讲学，可以同他进行学术上的讨论，但不要在学术问题上群起而攻之，更不要说他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右派。我们在知识分子中划的敌我界线只能是在政治上的，而不是在世界观上的。统一战线内部知识分子成分不同，有各种不同的世界观，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有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对这些我们都不去干涉，让他们有充分自由，因为这全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接见日本《赤旗报》代表团的谈话，1961年11月23日）
对党的方针的态度问题，对党的医学工作卫生工作方针，教育方针，他赞成、反对或怀疑的问题，并不牵涉政治。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59年5月6日）
这个是资产阶级思想，那个是无产阶级思想。采取简单的办法打倒一个东西，抬高一个东西。我们不赞成这样的办法。
（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金道万同志的谈话，1962年6月29日）
自然科学无论如何不要贴标签，否则就象中世纪教皇烧死布鲁诺一样。我们也可能出教皇，不是烧死，而是贴标签。北大也有贴标签的情况：说牛顿是资产阶级的，胡说八道，要拿出证据来。
（召集即将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的傅鹰、翦伯赞、王竹溪、魏建功座谈时的讲话，1961年12月）
学术问题千万不要简单地用戴大帽子的办法压回去。最近几年我们是比较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了，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戴帽子比较容易，只要一秒钟就给戴上了。但是这有些象阿Q，阿Q打不过王胡子就骂一句儿子打老子，于是就觉得自己胜利了，这是精神胜利法。
（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5月20日）
有很多学问，马克思都没有编出书来。即使他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学说，到现在也有发展。所以这方面我们事情多得很。把他简单化了，就不能向前进。就可能停止在争吵上面。不去做研究，光争吵，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这好象是发展马列主义，实际上是阻碍这个发展。
（在文科教材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25日）
过去搞思想改造是为了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又给资产阶级思想一个打击，所以那个时候可以采取群众运动方式。现在是搞学术讨论，学术批评，是在每个学术部门里清理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斗争靠群众运动不行，要靠研究工作，没有研究就不能讲话。
（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1月12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为了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所以又是一个加强团结的政策。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什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第一，区别于资产阶级的门户、派系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各派互相学习，互相批判、互相团结；第二，就是不许随便扣帽子，扣帽子就不能团结了。
（在省市委文教书记、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预备会上的讲话，1960年9月7日）
党领导各个学派，或者不叫学派，叫“有不同意见的人”吧，互相合作，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不要互相骂，不要我抓住你一个尾巴就打你一棍子，你抓住我一根辫子又打我一棍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象仇敌一样。
（在文科教材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25日）
一花独放，一家独鸣，表面看来好，实际上不好。为什么一个时期思想发生了教条主义、死气沉沉？就是因为脑子僵化了。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容易僵化。现在取得一个大胜利，批评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批评得要死，人家不讲话了，阿Q精神，以为胜利了。其实，这个胜利是靠不住的。这一来，很容易搞成一家独鸣，脑子就僵化了，理论就不行，学术就要倒退。我们就是看到这种情形，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宣传工作座谈会结束会议时的讲话,1959年1月30日）
现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人奇怪。事情就是这样，以前思想改造是必要的，现在再搞下去就要思想僵化，不得了。
（在中央宣传部召开学术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0月20日）
我们后代毕业出来，……只懂唯物论好，唯心论不好，根本不懂什么是唯心论，那是没学问，培养出这样的人不得了，给复辟造成机会，一定要走向反面。唯心论、摩尔根、威尔啸不敢讲了，眼光弄得窄窄的，思想搞得僵僵的，就是帮助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复辟，等我们训练的一批人当权了，就要发生问题，没有学问，否定一切，……都是僵硬化、粗暴、筒单。
（在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讲话，1961年1月27日）
二、歪曲“二百”方针是“大解放”文艺、科学方面今后主要是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里很重要一条是反对清规戒律。……其实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大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5月28日）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政治上一定要有人民内部民主，学术上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在社会科学方面如此。象历史、教育、经济学等等，不仅可以有不同的学派，还可以有资产阶级学派。教科书，以后可以由志同道合的同人编。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教组的讲话，1962年2月8日）
唯物主义辩证法要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要学，学了就是打防疫针。……一面打防疫针，一面还吃点补药——学点辩证唯物主义，人的身体就健康了。光吃补药也不行。什么天花，霍乱要跑到你那里来，人的健康不能保证。打了防疫针，鼠疫也好，霍乱也好，天花—也好，都能防。
（在文科教材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4月25日）
资产阶级是不是有好的东西，也可研究一下。黑格尔的唯心论当然不好，可是有辩证法。实用主义里面有没有可取的东西，过去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是有缺点的。
（在中央宣传部各处室负责人讨论毛主席十条指示的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5月14日）
你说马尔萨斯一点好处也没有，我看也不一定。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0月11日）
逐步地、有准备地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古、今、中、外，凡是有人教、有书的，都开。为此，第一要有书，第二组织教研室，订大网。
（在中央宣传部召开学术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0月20日）
中国已有的各派学说，康德、凯因斯、马尔萨斯等等有的就要开，可以先出书，组成教研室。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关于“百家争鸣”问题的几点意见，1956年10月15日）
在我们的大学里，要教这些东西。既要教马克思主义的，也要教反马克思主义。要教孔子、孟子、老子，要教黑格尔，教铁托。不教没有比较，不能辨别。…
（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金道万同志谈话，1962年6月29日）
那些明显的反动的东西，讲不讲？也要讲。例如伯格森哲学，实用主义等等。
（接见日本《赤旗报》代表团谈话，1961年11月23日）
光教马克思，光讲正面，一定要教条。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上的讲话，1956年10月11日）
请第一流人物到中国来讲学，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都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请，……好处是一个水平很快提高，另外一个是脑子灵活。包括这样的人，连第二国际的人也请来讲讲，第二半国际，第四国际都讲讲，里边有些谬论，有些不一定是谬论。凯因斯算多少谬论呀！这样可以刺激刺激，千万不要“闭关自守”。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讲话，1956年10月15日）
请各国第一流学者来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都请。据说罗素在印度开会，如果到中国来讲学，很欢迎。唯心主义、反动的，都请来讲。有些唯心主义还是革命的。要十二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就要向人家学。
（在中央宣传部召开学术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0月20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去掉宗派主义，团结一切愿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去掉垄断想法，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样，就可以去掉我们过去团结中的缺点，大大地加强团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当然抓思想不能乱抓一顿，把什么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这就成了“盖子”，许多事情，宣传部一抓常常就变成“盖子”，使一些本来可以发展的事情反而不能发展了。
（在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月22日）
应该考虑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中，依照情况，逐步改组力量，改变有些原来是错误的和原来并不错误但现在已经过了时的制度和办法，以便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我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九、关于文艺问题
我们可以有些口头的结论，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参加劳动，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参加到阶级斗争中去，还有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接见古巴客人的谈话，1963年7月9日）
在革命胜利以后，就有一批人赞成，有一批人反对把文艺作为武器来使用，来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正面教员，对我们讲了好多遍啦，解决不了，有一个赫鲁晓夫出来就解决问题啦。
（在上海华东话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等两个会上的讲话，1963年12月26日）
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要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思想来教育全国的人民。这个人民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其它爱国人士，甚而至于包括牢里的囚犯。
（在上海华东话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等两个会上的讲话，1963年12月26日）
毛主席提出文艺的作用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陆恶毒地攻击说“文艺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啊？我不信。‘吹牛皮’啊！”。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文艺八条”修改稿的讲话，1961年12月7日）
文艺是有作用的，但不要讲的那么大，过去国民党统治时美国电影乱七八糟的片子那么多，但革命还是胜利了。海燕厂出的电影能三七开也不错了吧。
（在上海党内电影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月14日）
对文艺作品要从政治上衡量，……从政治上衡量，可以分为三类：有益的、无害的、有害的。益处和害处也有大小之分。……无害的东西多得很，我认为不要因为提倡有益的便把无害的都一脚踢开。
（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2月30日）
文艺方面的东西，我们的经验是不要只分好、坏两种，而是分三种：有益的、无害的和有害的。……只要把其中有害的部分去掉就行了，而假如把无害的也去掉，就僵化了。
（接见越南文化代表团的谈话，1960年2月17日）
百花齐放不仅是风格、形式、题材、方法，还表现在政治方向容许无害作品。无害作品的阶级基础就是资产阶级中间派。中国那么大，专有人搞无害作品，可以不可以？可以。为什么要害怕？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就是无害作家，中间作品！”容许他。不讲清楚这点不行。错误缺点就是排除这种东西，搞到“写钢铁，演铜铁，……”。周瘦鹃搞盆景，鸳鸯蝴蝶派的，容许他搞。有那么一些人，“但求政治无过”，反他干什么！也算一花。不要千遍一律，让他们自由，有益无害。
（在讨论修改“文艺八条”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0月9日）
文艺上要分有益、无害、有害三种。无害，就是有益又有害。有益的，这是我们的方向。但是我们的政策不能只是看到这些。我们还要看到无害的东西，这是中间的。政策要从这里出发。
（陆定一在上海与童大林谈话，1963年12月11日）
把学术、艺术，引到大发展，使之繁荣。千万不要当“盖子”和“瞎子”。最大的格格就是不反社会主义，题材可以不限，古代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让它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艺方面，只有一个格格，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其它的格格，如“工农兵题材”等就要打破。
（在中央宣传部各处室负责人讨论毛主席十条指示的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5月14日）
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因此，关于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窒息，使公式主义和低级趣味发展起来，是有害无益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文艺题材应该非常宽广。在文艺作品里出现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着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等等，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
中间人物可以写，包括神仙、鬼、寓言都可以写。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1月27日）
那时小老板也很苦，工人更苦，能写工人最好，不能写工人写小老板也可以。
滑稽戏要有的，天天“上甘岭”也不行。“幸福”也好的，给大家笑笑，反右把比较轻松的节目也反掉了，这个我还是不满意的。
（在上海党内电影界座谈会上讲话，1958年1月14日）
恋爱是可以写的，你们拍的《还魂记》就是写恋爱的，……这在那个时候是进步的，反封建的，你们把它拍成电影很好。
你们的题材很好，但还要注意另外一方面，还得有点轻松愉快的。
（视察长影时的谈话，1960年5月）
我们这里什么都有，投机倒把、贪污、阿飞在文艺作品里没反映出来，什么都好，全是马列主义者，那有那么风平浪静。要百花齐放，敞开来。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上讲话，1961年7月8日）
斯大林悲剧将来一定会有人写，我们全死掉以后也会有人写。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上讲话,1961年12月7日）
文艺批评也不要一律，不要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搞得干干净净干什么？文艺批评搞得象孔庙，旁人没有份。不要作品敞开，批评统死。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文艺八条”修改稿的讲话，1961年12月7日)
每个人的创作方法，他高兴什么就用什么。……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只是提倡，至于每个人爱什么，那是他的自由。……不能只提倡一种流派，，反对别的流派，这方面要给作家艺术家以充分的自由。
（和日本赤旗报代表团的谈话，1961年11月23日）
苏联文学，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有一个方法，不可以有其它流派。现在是臭狗屎，统统被叫做教条主义，流行了修正主义。
（在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会上的讲话，1962年1月14日）
最近看到卡斯特罗同志同法国记者谈话，他说，管他苏联反不反抽象派，我只要革命就行。这话有道理。在古巴，抽象派是很流行的，我们不要钻到那里面去。有人喜欢新奇，这种要求也不能说不对。
（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3年4月3日）
反对禁演鬼戏一、鼓吹现代剧、旧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抵制京剧大革命我们从来不反对京剧演出一些好的传统剧目，例如三国戏，水浒戏，杨家将戏等。也不反对演出一些好的神话戏，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我们还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新编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戏，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戏。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京剧里需要开一朵革命的鲜花，就是表现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斗争事迹的，表现全国解放以来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现代戏。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64年6月5日）
新戏——现代戏讲阶级斗争，现在京剧也在搞，京戏过这个关，我们很担心，怕失败。现在看来很有希望，最近将要举行全国京戏的现代戏会演，当然古装戏，还是可以演的。
（接见“中阿友谊”合拍影片阿方摄制人员的谈话，1964年4月28日）
“旧戏，我看还是可以演”，“演旧戏，《蒋干盗书》，也是教育群众。我们还要借别人头脑，甚至借地主头脑”。
（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2月11日）
为工农兵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比如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只有一个书僮，一个丫头才算工农兵，可是这个可以演嘛，而且演了后有好多人要看嘛。
（在杭州市的报告，1957年4月6日）
如有一种戏是中间状态的，你说好也有些好，你说坏，它就是那么样的。“贵妃醉酒”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意义，你说它坏，也就是那么个样子，一个传统节目，梅兰芳同志演的，名气很大，而且那些戏拿到，日本这些国家去演还受欢迎。……这些东西也可以允许它，不要去过分干涉。过去我们有时提倡新的东西时，对这一类东西过分干涉，没有必要。他高兴改一改，就改一改，不高兴改，拉倒。
（在上海华东话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等两个会上的讲话，1963年12月26日）
现在演鬼戏，不要禁，但要批评，批评是为了团结，不是一棍子打死。
（在中央宣传部召开学术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0月20日）
对民间传说“薛仁贵征东”人家也喜欢看，济公活佛戏也演。
（在上海出版界党内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月13日）
（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2月20日）
中央屡次指出，在实行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坚持学术上文艺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对文化遗产必须实行“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在学习时要不忘批判，批判时要注意学习，经过长期反复，以便恰如其分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代中央起草的关于“文汇报的学术版很受上海学术界欢迎”一文的批示，1961年1月30日)
现在看来，批判接受的过程是：先是学习，以后批判，以后再学习，再批判，一直下去。……所以在学习的时候要防右，批判的时候要防“左”。还有在学习的时候要批判，在批判的时候要学习。
（在文教书记会议召集人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3月9日）
遗产，实在很多，负担可大啊！我们要看到，越是精华，越是要批判。……我们认为那些精华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精华。……这些精华是既有政治性，艺术性又很强，比起不是精华的东西，毒害更厉害。
（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3年4月3日）
（注：关于批判地继承遗产的问题，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正确地指出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但陆定一在一九六o年和一九六一年提出一个“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的右的口号，一九六三年又提出一个“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形“左”而实右的口号，与主席的正确指示相对抗。）
我们提倡学习马列主义，胡风就说我们是强迫人家来学习马列主义，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你不懂马列主义，就不能成为作家。我们说：老舍、巴金都是作家，他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不是。他们可以成为作家，也可以产生出好的作品，象《龙须沟》之类。
（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向问题，1955年2月2日）
胡风反对所谓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算生活。……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什么“日常生活不算生活”，但有工农兵的日常生活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日常生活。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3月）
十、关于反斯大林
（一）打着反对斯大林的幌子，影射攻击觉中央、毛主席一、胡说斯大林“阴魂不散”，国际共运中“出现教条主义的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看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教条主义的思潮，也出现修正主义的思潮。教条主义，典型的代表如匈牙利的拉科西、格鲁，苏联的莫洛托夫等，…他们脱离现实，脱离群众。正因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拉科西和格鲁，被纳吉推翻了。也正因为脱离实际，所以莫洛托夫的错误发展成为错误的路线，同比较正确的路线发生对抗。
（在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马列主义是创造性的》）
（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打着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幌子影射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是陆定一一贯的伎俩，他在这里提出所谓“出现教条主义的思潮”的论调，是他公然反对毛主席的又一次露骨的表现。）
斯大林好的东西阴魂不散，坏的东西也阴魂不散。……电影也是不走群众路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教条主义，每个电影都有斯大林。
（在电影生产会议上的报告，1965年3月1日）
我认为，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有几个：一个是复古的教条主义；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一个是苏联的教条主义。三个教条主义都要反对。
（在中央局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1月15日）
（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但是，陆定一不仅不反对修正主义，反而一再大叫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同主席唱反调。）
（在学术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0月20日）
现在将军将到中央来了，几百人在这里干了些什么？当然也干了一些工作。犯错误非常多的，如十人小组时，头一个文件强调反革命之类，也表现了一些教条主义，抄了斯大林几句。几千年来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因此好多习惯，一谈到感情就条件反射。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5月3日）
（注：在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陆定一在党内积极配合，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段话，是他谈到肃反问题时说的，它的实质就是影射我们的肃反“扩大化”了，用心实在阴险恶毒。）
对教条主义，我们有足够的教训。教条主义可以表现为“左”倾，也可以表现出右倾。现在有些人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对立，好象教条主义只有“左”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所有这些，只供你们参考，千万不要搞成“中国的教条主义”！
（同日本《赤旗报》代表团的谈话，1961年11月23日）
（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陆定一接连同《赤旗报》代表团谈话三次，共达十小时，谈话记录约三万字。这次谈话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次谈话的记录是由人民日报整理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姚溱为了掩饰陆的反党面目，对他一些露骨的反党言论，作了几次修饰后印出。）
（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6月11日）
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斯大林独裁制，也可以有民主的办法。以为我们的社会中不能产生专制主义，不对。一产生后权力比秦始皇、希特勒的还大。
（在十五个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23日）
（注：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了臭名远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大肆攻击斯大林，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此以后，陆定一不但不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是同赫鲁晓夫相呼应，一唱一和，攻击斯大林，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无产阶级专政。十年来，他在讲话和报告中大反斯大林近一百次，特别是近几年来，他几乎每次发表长篇讲话和接见外宾时都要反斯大林。）
为什么党内出现自己不实事求是也不让人家实事求是的现象。写信给毛主席对笔迹，受处分。此斯大林还厉害，打击了好多人。办法是贴大字报、辩论会、万人大会。……只有主观精神，没有实事求是，就是唯心主义。要改正错误，否则连无产阶级专政都要推翻掉。拉科西应该打倒。
（在党校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4月17日）
电影只许描写斯大林，绝对化了。结果到现在又翻过来。所以，我们这次会议反对修正主义，要记取苏联的经验教训。
（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2月30日）
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今天不整风恐怕也不行了。整风就是革自己的命。我们以前革人家的命——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命都革完了。如果认为，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横行霸道，以为再不会有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会犯很大的错误。……如果高枕无忧，会变成斯大林那样，思想僵化起来。……我们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有无产阶级思想，前一种占的分量恐怕还不少，斯大林三七开，我们恐怕是二八开，或者是倒四六开，王明大概是倒四六开，高岗，饶漱石算几开呀？
（在十五个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发言，1956年11月23日）
（二）大肆攻击斯大林，极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一、胡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社会主义制度“退化”，“发展到了个人独裁制度”现在的个人独裁制度，苏联说个人崇拜，铁托就不满意，说这是制度问题，陶里亚蒂说这是退化，……‘退化’还是讲对了的。退化就在于个人独裁制，脱离了马列主义，他们说是斯大林主义，我们说斯大林主义也可以说，但是要三七开……。
（向高级党校研究班学员所作“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1956年11月17日）
关于个人独裁制度问题。有人说斯大林的错误是个人崇拜，其实个人崇拜包括不了这么多问题，而是发展到了个人独裁制度（注意，不仅是个人独裁，而且还形成了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发展个人独裁制度，如一长制，工厂、军队都是个人决定一切，什么都用行政命令的粗暴办法。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剥削阶级，却可以有贵族，可以有个人独裁制度。
（向高级党校研究班学员所作“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1956年11月17日）
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派别，斯大林是一派，个人独裁；铁托又是一派，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党的领导。（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wengewang.org）
（在十五个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20日）
（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到西方以后，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疯狂的反对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陆定一的这些言论几乎同杜勒斯之流的咒骂和攻击没有什么区别。）
苏联斯大林时代强调描写党、描写领袖，要把它神化。
（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1月10日）
大多数人是有两面性的。有些人说的就是绝对的好，绝对的好是没有的，绝对的好是神，过去许多人把斯大林看成神，就是绝对化。同样说绝对坏也不对，所有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人不一定都是绝对的坏。
（在上海哲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月11日）
据说苏联的米丁就说，苏联是不允许唯心主义有宣传的自由的。……明明社会上有唯心主义，但不让宣传，结果自己反出来了个唯心主义，就是个人崇拜。
（在十三个省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7月20日）
斯大林在好多问题上是没有辩证法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无产阶级不是用辩证法的吗？这证明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有些人就把辩证法丢掉了。他革命的时候用辩证法，等到当了权就把辩证法丢掉了，或者丢掉了一部分。
（在陕西省、西安市级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1958年11月5日）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也有把辩证法丢了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永远都是有的。当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知道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当他掌握了政权就忘了还有一个辩证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把辩证法丢了一半。技术决定一切，把政治丢了。干部决定一切，把群众丢掉了。只有对立的斗争，没有对立的统一，就没有辩证法了。
（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1月10日）
（注：斯大林在这方面是有错误的。我们党早在一九五六年就指出，斯大林在思想方法上，“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陆定一在一九五八年大讲斯大林“把辩证法丢掉了”，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反对我国大跃进，影射攻击毛主席。）
苏联过去只有斯大林一人说了算，别人都得唱一个调子，结果思想陷于僵化，而后又发生了大变动。
（同印度尼西亚共代表团的谈话，1963年9月18日）
斯大林有点象秦始皇，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筑万里长城，铸金人十二，自以为天下无事，是万世帝王之基业，但秦二世而亡。……斯大林，急躁、筒单，他批判德波林是对的，错误在于不让他教书，只是拿四万卢布，终身为院士，写东西不让发表，是个大坏事。让德波林教书，学生是反德波林的；不让德波林教书，教出来许多德波林。斯大林原以为万世帝王基业，谁知只有二世。
（在清华大学的讲话，1962年1月14日）
斯大林是革命，……缺点就是简单急躁。秦始皇也是伟大的政治家，毛病也是简单急躁。但比我们有些同志还是好些。斯大林想一分钟打倒一个学派。
（同北京大学翦伯赞、傅鹰等人座谈时的讲话，1961年12月）
“斯大林写书时（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年纪大了，打了几个胜仗，骄傲起来了，脾气相当大了。”
“苏联从斯大林起，就天天骂理论干部：“你们落后”，骂了几十年还是落后，这个问题，不在骂。”
（在川、滇、黔三省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1月13日）
斯大林晚年就有些僵化了，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允许不同的派别。
（接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访华友好代表团的谈话，1965年3月16日）
斯大林犯了个错误，不整党了。列宁在世时，是整党的。斯大林搞过整党，那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从一九三七年起，干脆不搞整党了。……苏联过去清党也是依靠群众，但是它的方法不对，群众一哄而起，一棍子打死。
（在公安部文化保卫工作会议等会议上的报告，1964年4月15日）
苏联清党，就是一棍子打死，一哄而起，这个一棍，那个一棍，不动则已，一动大吃一惊，呀！有那么多啊？常常大吃一惊，大吃一惊以后就狠斗一埸，有的就斗错了，有的斗对了。在风头上常常就有斗错的。所以我们现在搞五反，四清就很谨慎，不随便作组织结论。
(在上海华东防治血吸虫病等两个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12月26日)
苏联在1936年通过了斯大林宪法，……国家职能应该改而不改，口头上改了（通过了宪法），实际上还在镇压。镇压了谁呢？可能镇压了一些间谍分子，但只是很少的一些，更多的是镇压到自己的头上，镇压到党内、国家的干部头上。形势变化了，国家职能也应该变化。该变而不变，继续镇压，结果便搞到自己头上，冤枉了很多好人。
（在十三个省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7月20日）
布哈林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间谍也可以研究，其性质当然是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不是只是内部的派别斗争呢？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7月12日）
香港出的一个叫奥维洛夫的书，就说斯大林杀了基洛夫。我有时想，斯大林在有些问题上就象曹操一样。蒋干中计，把参谋长杀掉，这是《群英会》上的事。
（在中央局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1月15日）
他（斯大林）过早地宣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有和谐一致”，没有矛盾；但以后在国内发生了问题，矛盾尖锐化了，又统统说成是外国间谍，一律杀掉，造成肃反中的不少错误。
（同日本《赤旗报》代表团的谈话，1961年11月24日）
他的错误，据我们看，主要不是肃反。关于肃反，我们可以看一看历史。历史上每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不知杀错了多少人，秦始皇、汉高租、汉武帝，明太祖……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但都错杀了许多人。俄国的伊凡雷帝、彼得大帝，英国和法国的大革命，也都冤枉杀死了一些人。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否定他们的功绩呢？不能。……肃反是斯大林的错误之一，但不是他的主要错误。
（同上）
（注：我们党在一九五六年指出，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同时也指出了他的错误。一九六三年，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文中，又指出，斯大林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误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陆定一却根本否定斯大林的主要方面。一味攻击和渲染斯大林的错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这些言论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栽者”、“伊凡雷帝式的暴君”、凶手”，等等，如出一辙。陆定一攻击斯大林的言论是大量的，我们这里只选用了一部分。）
三、抹杀斯大林的伟大功续，把斯大林和叛徒赫鲁晓夫、鈇托相提并论在联共党史上讲，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没有了，上层建筑与基础有什么矛盾，在这里没有讲，以后在农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讲可能有矛盾。以后铁托就发展了，说国家要消亡了。以后赫鲁晓夫发展为全民党、全民国家。这都是一条线。至于人民内部矛盾更没有看见，他一面讲没有阶级斗争，一面斗争得很厉害，凡是反对的人都是间谍，抓起来枪毙。所以斯大林的杀人和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个东西的两面。
（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4月4日）
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犯错误开头就是认为三个阶级没有矛盾，赫鲁晓夫接过来就说是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国家亦是没有矛盾。一个（指斯大林）说三个阶级没有矛盾，一个不过是说三个阶级不要了，变为全民国家了。
（在全国科学教育电影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5年9月18日）
在文化革命方面，苏联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包括赫鲁晓夫，还包括斯大林。
（在中央局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1月15日）
（注：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他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斯大林的这些错误，是由于在思想方法“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而造成的，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同性质的问题。陆定一把两者混为一谈，把他们等同起来，是别有用心的。）
十一、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国际形势是好的，苏共二十一大开得好，开始讨论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对中国都赞成，没有任何一点意见。……苏联同我们在建设上面一致就很好。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
现在苏联把拖拉机给合作社了，我看赫鲁晓夫这样做对了，群众一定会拥护的。
（在征求关于《对宣传文教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意见的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3月20日）
苏联的一些电影，象《雁南飞》、《晴朗的天空》、《一个人的遭遇》等等，都反映了前方在艰苦地打仗，后方却投机倒把。这些恐怕都是真实的情况。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7月19日）
“赫鲁晓夫说要把首脑会议推迟到八个月后再开，也就是说不再同艾森豪威尔威尔一起开了，因美国那时总统已改选了。”
“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方面应当积极支持。”
“赫鲁晓夫还呆在巴黎，很好。可以达到揭露帝国主义的目的。拂袖而去，不好。他们会说你破坏会议。”
“这是一件好事。另外一件事，就是苏联最近又谴责南斯拉夫。”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势。敢于骂美国了，敢于骂艾森豪威尔威尔了，不同他开会了，不欢迎他访苏了。对铁托，过去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又展开批评了。这是比较好的。对中印边界问题和阿尔及利亚斗争的态度，是比较次要的。”
“这件事情很好，揭露了美国，再加上批判修正主义，就有理论了，而不是就事论事了”。
（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5月18日）
凡是学术问题，多讨论只有好处。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网领，我们就替他出版了；库西宁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我们认为是有错误的，也替他出版了；苏联去年出的那五本书（《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苏联共产党历史》，《列宁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们都有意见，但都出版了。总起来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专政的办法。……人民内部则需要自由。如果把专政用之于人民内部，是错误的。
（接见日本《赤旗报》代表团的谈话，1961年11月23日）
一定要注意国际关系，对兄弟国家要谨慎小心，不要随便打击，随便批评，几句话就登报，特别注意中苏关系。人家不怕中国，就怕苏联，他有原子弹、有先进的工业，我们都没有，要尊重彼此之间的团结，估计批评不听的，就不要讲，讲了也没有用。
（向高级党校研究班学员的报告：《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11月17日）
讲苏联如何如何。……不许这样搞。这样搞是没有好处的。帝国主义专找这个东西。
（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1月9日）
从前拿起笔就是“人民性”，现在拿起笔来就是“修正主义”，不要这样搞。细水长流，站得稳……
（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2月30日）
二十二大时，美国就讨论“战争、局部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不团结对外，肯尼迪就可能冒险。
（在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会上的讲话，1962年1月14日）
南斯拉夫工委会，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自负盈亏工人有积极性。我们这里怎样搞还没有谈论，一长制有毛病，集体领导也有毛病。希望供给这毛病的材料。
（在庆云堂关于反修宣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2月30日）
南斯拉夫是被我一脚踢出去的，搞得人家不能过活，没有办法，它就要美国帮助，美国就帮助，制度并没有改变。……要团结，要用适当方式斗争。过去报上骂来骂去，没有什么用。
（在上海召开的新闻界党内座谈会上的谈话，1958年1月9日）
我们并不想去灭亡什么国家，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共处。
（在第三次全国团代会上的讲话，1957年5月22日）
共产主义……这面旗帜是拿在手里了。和平这面旗帜也快要拿来了。有旗帜的好处很大，可以团结群众。现在还有一面旗帜的问题，就是“自由”。……我们必须把自由这面旗帜完全拿到手。
（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6月1日）
现在，据说钢最多的是美国，有一万万多吨。我们只有四百万吨，相差很远。所以，我们要搞他个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建设。……我们想，大概有五十年的功夫，中国就有了样子；如果一百年，一定超过美国；如果三百年，美国假使不革命，还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个时候，他就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到他的前头去了；胡适讲的五鬼到美国去了，不在我们这地方了。我们的远景就是这样。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来把我们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变落后为先进的。我们要同资本主义比赛，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要进行长时期的比赛，在这个比赛中，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胜利，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搞几十年，最后叫共产主义，……这建设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赛，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在中央宣传部全体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报告，1957年5月6日）
究竟用议会斗争手段达到社会主义还是用无产阶级专政办法达到社会主义呢？有人说只要通过议会斗争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这么一来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搞得很被动。这是形而上学。我们说是两条路线，可以和平解决，也可以战争解决。
（向高级党校研究班学员的报告：《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11月17日）
资本家能否变成无产阶级呢？现在看来，绝大部分都可能，假若不可能，就不必改造了，一下子没收算了。要做到可能，就要加强宣传工作，宣传不要怕“共产”，共产主义就是大家都富裕，富裕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苏联一样，比地主，资本家生活还好。资本家得到改造，参加劳动，生活将比现在好得多。
（在全国基建部门肃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1月14日）
这些国家（英法等）开始懂得了一些道理，例如，第一它懂得了，如果世界大战再打起来，不管谁胜谁败，英国就不会有了。英国人算了一个账，它那一个国家可以丢几个原子弹呢？大概只要丢十几个原子弹就可以炸光了，不管这一边丢也好，那一边丢也好，反正都丢
到它那个地方去，不管这一个赢也好，那一个赢也好，反正它是没有了。有了氢弹，它就更害怕了，美国人吹牛皮，说一个氢弹可以炸死三千万人，英国只有五千万人，一个半氢弹就可以炸光了，……所以英国懂得了，世界大战打不得，一打它就完了。不仅英国这样，法国也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因为它们那些国家小嘛！……丘吉尔这样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还有一些家务，所以他们就要考虑考虑，觉得打世界大战不行，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希望世界大战不要打起来。它这倒不是假心假意，而是真心真意。
（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1954年8月25日）
它们（指英法等）又懂得了一件事情，就是不用原子弹，只靠步抢、大炮这样的武器来打，怎么样呢？……用这样的武器来打，帝国主义也是打不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多，肯拚命，帝国主义不肯拚命，特别是美国，死了一个人就哇哇叫。……所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从这里面取得了教训，就是说，这种战争打不得。同志们可以从报书上看一看，英国到后来在很多地方都避开这个东西了，比如埃及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1954年8月25日）
如果我们真正进行解放台湾的事，宣传上驳它骂它，外交上作工作，军事上作工作，根据过去的经验那它（美帝国主义）大概就会变成“苏州人”，就会一步一步地退缩……退缩到最后溜之乎也。溜之乎也的事多得很，在中国是溜之乎也的，在朝鲜也快了，就在那里溜。
（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1954年8月25日）
敌人是谁呢？在国外，有以美国好战分子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这些就是我们的敌人。
（《百花齐放，百家争呜》，1956年5月26日）
我们要和平，帝国主义要战争，因而有两个可能。只讲不打是不行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对的，要为这个努力。如果打起来，帝国主义是要消灭的，社会主义要胜利，可能全世界胜利，也可能不是，但会此现在好的多，要有这个决心。
（同斯特朗的谈话，1958年12月27日）
很可能。大家打了几次仗都怕打仗了，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大了。再有十年，十五年后就打不起来了，那时也可能就宣布没有战争了。也许还会有战争，或许用步抢，或许用冷武器，或许用椅子。
（斯特朗：美帝如还存在就有打仗的可能。）
那时他不敢打了。
（同斯特朗的谈话，1958年12月27日）
帝国主义垮台前，这仗不止要打几百次，而是几千次，一万次。同志们想想，要把美帝国主义消灭掉谈何容易。
（在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的报告，1965年9月25日）
印度支那战争的解决有很大的好处。这就是说，国际纠纷，是可以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的，苏联、中国是极其愿意这样做的，愿意提建议（设？）性的建讥，愿意让步，只要对方愿意和平的话。所以，日内瓦会议在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1954年8月25日）
十二、诬蔑和破坏历次政治运动
要展开这样一个斗争，有的同志说运动，我们不叫它运动，我们讲展开这样一个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主张有控制的进行，必须有严格的控制。……我们虽然有些经验，这个经验是不够的，还是延安整风的经验。延安整风的经验就是：先开群众大会，把材料传来传去，传得满城风雨，结果必须要立刻解决问题，机关里就停止工作，这样逼、供、信也多了，忙得不得了，心里发急发躁。
《在中央召集的二十个省市五人小组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6月21日》
中央认为，还是搞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当然没有什么名子，实际上就是运动。
譬如在一个医院里面，那个地方领导力量很小，只一般讲一讲，号召一下坦白检举，......
他高兴坦白就坦白，高兴检举就检举，他没有东西就不来，就拉倒。
高等学校，中央决定，考试以后全体留校……。时间可以规定下来，搞它一个礼拜，做报告，进行讨论，坦白检举，搞完了就放假，这个要求不是那样深，不是一次就搞得清清楚楚了，就是刮一阵风，洗一个澡。（中等技术学校）在毕业生、教职员中搞一搞，其余的就不用搞了，也搞它一个礼拜，随便去捞一把，刮它一阵风，搞一个礼拜就完了。
（在中央召集的二十个省市五人小组会议上传达中央指示，1955年6月23日）
现在全国已经有五百十二人自杀，死了二百多人。……这个问题不注意，将来可能出了大岔子。那时我们做总结时就不能说是健康的了。因此，必须严加控制，控制了就不会犯左倾。不加控制，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在十八个省市和总政治部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8月4日）
左的现象应该说左，不要把左的统统说成右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就是这样说的，把一切都说成右的，只提一个口号。
（在十一个省、市、区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插话，1955年9月10日）
现在左倾也是个潮流，……这是当前的关键问题。
（在十一个省、市、区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9月14日）
群众肃反运动有好处，也有其危险性，……危险性有两条：一是可能漏掉暗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一是可能冤枉了好人。
（在十八个省、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9月30日）
有的人在旧社会为了吃饭必须有些关系，如有些工程师为了往上爬，就和特务有了一般来往，或者加入了三青团，我们要为他想一想，当时他不如此，就吃不上饭。甚至还要告诉他们，过去参加过特务组织的，现在也不一定都算反革命。
（在全国基建部门肃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1月14日）
各单位要成立甄别定案小组，“这种小组的目的，抱着不相信一切的态度，依凭证据来进行审查专案小组交来的案件。”
（在苏联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2日）
苏联真理报社有这样的人，叫做不相信一切，专管检查报道的真实性。这样头脑冷静的人很重要。有人提出甄别定案由各单位的五人小组自己搞，统统放在五人小组不行，他们头脑有的发热了。……有人说怀疑是右倾，不行，这些人要专门去怀疑。
(在十八个省、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l955年10月9日)
在运动中也有些扩大化，主要是斗争面比较宽，有十二万人，其中八万人不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在十三个省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6年7月20日）
肃反、三反都是这一套办法，不是实事求是而是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
这次肃反有的地方有百分之一、二、三是冤狱。既然冤枉，就要承认，可是不承认。结果人家有意见，不止百分之一、二、三有意见，而且很多人有意见，说你冤枉人。
（中央宣传部机关整风动员报告，1957年5月6日）
一、叫嚷右派向党猖狂进攻“很好”，要“给他自由”
（在杭州市做的报告，1956年4月6日）
章乃器的批评不能说一点对的没有。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5月初）
为什么知识分子感到不安，讲“早春天气”？让他讲，给他自由，讲出来，这自由是给人民的。
现在知识分子大闹了，很好，现在报上登的坏话太少了，还是太和平了。应该把很挖苦的话都注销来，报上不知怎的，还有些怕放，都注销来！很多意见是很好的。
有人批评高教部门，‘偏、乱、糟’，于是就不得了啦，不是反革命吧？本来是有偏、乱、糟嘛！
（中央宣传部机关整风动员报告，1956年5月6日）
右派分子，要给他们工作做，有的地方不让他们演戏，出书，教书。右派分子的书，要让他们出版；让他们演戏，象吴茵，据说不让她演‘幸福’，这不好，电影导演还是让他们导演，象吴祖光；解放军画展有三幅右派分子的画，画得好，不拿下来，让他们展出，画得好，也是贡献。不要生硬过火，不要采取极端的政策。
小型刊物，种数可能很多，数量不多，是否考虑可以出版，给点自由市场，象‘百花学社’的‘广埸’。（注：‘广埸’是北京大学右派学生集团‘百花学社’办的反动刊物，被印刷工人拒排。）
（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的总结报告，1957年8月4日）
有人向他反映，反右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他说：“反右斗争是否有些地方混淆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否则为什么？”
（在上海经济学界座谈会上的谈话，1958年1月6日）
右派有出版自由，可以宽一点。……有人说右派不能演反面角色，我看马马虎虎好一点，不要那末认真。
（在上海新闻界座谈会上的谈话，1958年1月9日）
反右把比较轻松的节目也反掉了，这个我还是不满意的。
（在上海党内电影界座谈会上的谈话，1958年1月14日）
恐怕我们对右派的工作做得少了。右派所占的百分比没有变。右派中间大部分是可以改变的，的确有些右派的表现还好，但我们没有去做工作，好象怕沾上些什么东西。这个压力已经压了两年了，从策略上考虑也该松一下了，让他们负起应负的责任。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1959年2月20日）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之后，接着又搞了两个运动，一个是反对彭德怀，这是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对不对？对。毛病是扩大化了。这几年，整风的名誉也不好。有些地方把整风变成整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现在又出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动不动就扣帽子，这个派，那个派，什么“算账派”，“观潮派”。
（在于部轮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10月16日）
党的生活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在有的地方出现了“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新表现。
（接见日本《赤旗报》代表团的谈话。1961年11月23日）
现在都提出翻案，胡风提出翻案，农民提出土地回家等等。这不但富裕中农主张，中农主张，我们党内也有人主张。因为三面红旗不红嘛，搞得没饭吃。翻案我们也不怕，但我们要改正错误。错误还不改，翻就翻嘛，无产阶级专政都要翻嘛。
（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6日）
我们工作上有“左”的错误，也有右的错误。在反帝爱国的问题上，我们有右的错误。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上，我们有“左”的错误。伤害教徒宗教感情，限制宗教活动，甚至停止宗教活动的事，层出不穷。行政命令简单急躁的现象很多。
（在宗教工作汇报会上的总结报告，1951年12月）
争取神职人员。主教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关系更密切，更为反动。他和一般人不一样，思想是唯心的，历史一塌糊涂，关系非常复杂，对罗马忠心耿耿。但是我们非争取他不可，不然就要脱离教徒群众。
（同上）
报馆有没有独立负责？有独立负责。这个独立负责是在党委领导下的独立负责，而不是脱离党委领导的独立负责。
报纸编辑部在党委领导下，也不是完全依赖党委了。
（在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上关于“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的说明，1954年5月8日）
（党委对报纸）要及时地给以原别的指示，还要定期讨论报纸的工作。办不到不必贪多，少一点，工作走上轨道了，就多几次讨论。同时不要过多地干涉报纸的日常工作。
（同上）
各级党委（包括中央）对报纸工作缺乏经常领导。……报纸存在缺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委。
（同上）
关于新闻的指导性和客观性问题，陆定一说，我们的新闻报道可以分为两种。有一种，
（在新华社建社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新华社1957年9月21日报道）
中央要我们发一个报纸问题的文件。我们的报纸对许多方面的消息都不登，采取封锁政策。这叫做“党报”。这样的“党报”，有一天要给人打倒的，……封锁是违反宪法的。
（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6月28日）
我们老是保密，保密！其实我们对资产阶级也不保密的！是不是我们宣传部犯了错误啊？我们的报纸天天摆起铁面孔，人家是不得已才看的。
（在十五个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小组会的插话，1956年11月21日）
要否搞个自费出版社，有些稿件那里都不要，这个出版社可以出，国家可以帮助它一点，不审查，这办法好，你们想想看，好不好？他们说你们埋没了好书，就给他出，一方面控制更严格，一方面放得宽些，全国出版社统一有好处也有坏处，统一领导起来使有些人走头无路。有的右派书写得很好，你们都不要，就可交到自费出版社去，也给他们以出路，因为他们并没有剥夺公民权，有出版自由，但出版社有不出版的自由，反了右派以后，这一条要搞，不搞不利。
（在上海出版界党内座谈会上的谈话，1958年1月13日）
自费出版别的不怕，就是怕泄密。但好处很多，例如萧军拿稿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不给出就是说“没有出版自由”。有了自费出版社，他可以自费出版，出版了再批评。还有，稿子不错，但因为我们出版社官僚主义不给出版，他就也可以自费出版。右派分子反马克思主义的也可以自费出版，省得他们送到外国去出版。
（在华东七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9日）
自费出版，这样做可以解决多方面的问题。
搞个自费出版社，将来出的书可能比正规的出版社还要多。……这一类书、各种各样的书，有的连想都想不到。
（在上海历史学座谈会上的谈话，1958年1月16日）
同人报纸，请周场，新闻出版处准备材料，中央要讨论。小型刊物，种数可能很多，数量不多，是否考虑可以出版，给点自由市埸，象“百花学社”的“广场”。
（在省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7年8月4日）
诚恳坦白地和公私合营或私营的出版业合作。……国营和私营书店之间的分工合作，应以自愿为原别，谁也不能强迫谁。今天有许多私营出版家在座，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出版工作，不仅允许竞争，如果在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上竞争得胜，还能得到国家的奖励。
（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词，1949年10月19日）
有些东西不要完全否定它。例如报祇的趣味性，有有益无害的，有有害无益的，要分清楚。不要分什么少数人的多数人的趣味，少数人的也可以，只要无害就是了。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3日）
自费出版社可以出奇奇怪怪的书，可能万册中有几本好书是我们官僚主义造成的。
（在上海出版界党内座谈会上的谈话，1958年1月13日）
新闻学也有“专”的问题，讲来讲去，老讲阶级斗争工具，怎么得了！
（在上海新闻界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月9日）
要求我们各种报纸都要具有它的特点。党委机关报的特点就是党的生活、党的建设。当然，别的问题它也都要讲，但是这个问题别的报纸不讲它要讲的，它一定要讲党的生活、党的建设问题。
（在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上关于“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的说明，195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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