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4-18 作者：新北大公社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
新北大公社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毛主席教导我們：“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論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1】刘少奇、邓小平与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决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还要垂死掙扎。当他们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露以后，他们就自我辯解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了？！刘少奇，邓小平都是老假革命，老反革命！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刘少奇的反革命罪恶史已经被揭露出来了，我们今天来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让他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显出丑恶的原形！
1904年——1919年 邓小平，（原名邓希贤，1927年改名邓小平，又名邓斌），四川广安县协兴乡人。狗父邓文明有田210担谷（可产粮26，000多斤），雇有长短工，娶老婆四个。张氏、淡氏、肖氏、夏氏。邓贼文明信奉“五子教”，任袍哥大爷（掌旗大爷），1928年任广安县团练局长，手下有一营人（六、七百人），1929年又任八县联团参事，出门坐三人抬的大轿。前后簇拥着一伙背枪的保镖，大显臭威风。邓老狗1938年死去。
邓小平1904年生，从小娇生惯养，深得其狗爹狗娘之宠爱。
邓小平的狗弟邓蜀平（又名徐初），在老狗死后当家，依仗財势当过伪乡长，在乡下横行霸道，是个出名的恶霸地主。
1919年 十五岁的邓小平，抱着发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个人野心，钻进了重庆留法预备班，学了两年。
1921年 邓小平随留法预备班的同学一起去法国，在法国蒙达城一个胶橡鞋厂搞半工半读。一心向上爬的邓小平，在同学中间根本沒有威信，只好先充当勤工俭学学生内部的师廚，企图讨好同学。
1922年 留法勤工俭学的我国学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该年春天组织了旅法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简称C·Y支部）。当时的组织者是周恩来同志（该支部中的唯一的党员），同去的留法学生全参加了这个组织。邓小平也乘机混进了这个支部，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1924年——1925年 旅法的C·Y支部派出代表，回国集体参加国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1925年，邓小平混进了党內。不久就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6年 北伐军屡战屡胜。邓小平看到国內革命形势很好，认为飞黄腾达的机会来到了，就马上回国，在军阀冯玉祥部下充当党代表。
1927年 邓小平积极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放弃我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不抓枪杆子，冯玉祥虽然参加了北阀军，但实权仍然在旧军官手里，在冯玉祥投靠蒋介石时，邓小平就被赶出来。后到了汉口，在我党的中央机关工作，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即罗迈）住在同一宿舍里。
该年冬天，我党中央机关搬到上海，邓小平也随着到上海。邓当时干的是秘书长之类的工作，但一直沒有被正式任命。
这一年，邓小平与张茜元结婚，张当时在江西任县委书记，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水的老婆张晓梅的姐姐。
1928年 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但是大会存在很多缺点，特別是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等缺乏认识。党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左”倾分子手中，邓小平当上了中央副秘书长的职务。
1929年 在九、十月间，上海的党中央派出了大批干部到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利用他们的矛盾协助××师师长组织部队起义。邓小平也被派到广西，十二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农民武装在百色举行起义，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第七军。在这次右江起义中，邓小平捞了一笔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当上了红七军的政治委员。
1930年 年初，刚当上政委才几天的邓小平，不顾部队面临的严重情况。竟然跑回上海去了。邓一到上海，就把红七军的斗爭搁置脑后，整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冰吃吃喝喝，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后来又为他难产而死的老婆（张茜元）料理丧事，忙得不亦乐乎。六月，李立三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七月，邓小平从上海回到了红七军，他最积极，最忠实地执行了立三路线，把部队调去北面，攻打城市，损失很大，由一万多人缩減到二千多人，右江根据地也被敌人摧残，结果不得不转移到江西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1年 一月，我红七军在乐昌强渡北江，不幸被敌人截断。邓小平仅带一部份队伍经仁化、南雄到达江西崇义休整。几天以后，上猷之敌又进攻崇义。會经“左”得要命的邓小平达时充分暴露了怕死鬼的原形，在气势汹汹的敌人面前吓破了胆，借口向中央汇报工作。逃到香港躲避风险。临逃时他连与部队其他负责人打个招呼都来不及，只留下了一封短短的、敷衍了事的信。
一月，我党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七月邓小平被派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心县委书记，管辖会昌、寻邬、安源三个县。此间，邓还管过一个时期的《红星报》。
这一年，邓小平又和一个叫阿金的女人结了婚。
1933年 “左”倾路线已经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江西的反罗明路线，就是对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革命线路的。他们攻击正确的逐步建立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做法，反对利用敌人的矛盾、反对爭取同盟者，他们把主要力量对准中间派，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做法。反罗明路线甚者，都是在红色根据地和白区交接的地区。
当时，刚从苏联回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被派到了邓小平所管辖的会（昌）（邬）安（源）中心县。李以中央组织部干事的身份领导该县的反罗明路线。李和邓小平有宗派矛盾，又加上会寻安中心县地区，正处于红色根据地和白区的交接处，李就乘机大反邓小平，把邓小平撤了职，罢了官，还把邓小平老婆阿金抢走。其实也是王明路线的忠实信徒。
1934年 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做宣传干事。十月。邓小平跟随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中，邓都是这个职位。
1935年——1936年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从此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一九三六年十月，全国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邓小平也就来到延安，先在山西地区的农村一个战地工作团工作，后又回到延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这时和邓小平都在延安，经常见面，因此，李决定将其老婆阿金送到苏联去学习，边治病，以此避开与邓小平的接触。但阿金以为被李抛弃，到苏联不久，精神病发作而死。
1937年 七月七日，抗日战爭爆发。由于我党的坚决斗爭，由于全国人民耍求抗日的压力，国民党被迫接受了国共合作，建立了两党的统一战线。八月二十二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编为三个师（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一二九师师长是刘伯承同志，政委是张浩同志，后来张浩同志因重病，离开部队邓小平就被调到一二九师。
1938年 一月，邓小平任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邓小平执行过立三路线，曾受到李维汉宗派主义的报复。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惯于投机的邓小平，便把自己标榜成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在纠正王明错误路线时，邓小平又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
1939年 邓小平完全不顾我党在敌占区的政策，在“把敌占区变成殖民地”观点的支配下，对敌占区实行“需索”政策，结果在敌区人民中产了生很坏的影响，大大损害了我军的政治声望。然而，1940年反对“把敌占区变成殖民地”的观点时，又采取完全不到敌占区工作的错误做法。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真面目。
邓小平不顾毛主席早已提出的“爭取多数，反对少数”【2】的原则，不顾“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间势力，反对頑固势力”【3】的策略，对于顽固派军队的头子和下级官兵，汪派与国民党。国民党的不同分子，不加区別地统统采取打击的方法，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
1940年 八月，彭德怀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历时三个半月的军事行动。这就是所谓“百团大战”。这次行动完全是违反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当时所制定的军事政治路线的，是极端错误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为了拖住日军向西安、重庆、昆明的进攻，以保卫蒋介石消极抗战、偏安西南西北的局面。对我华北八路军来说，虽然一时给了日军以沉痛打击，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这一行动的结果，大大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导致了日寇对我华北军事力量的高度警惕。敌人立即采取了军事上的报复行动，日寇对华派遣军司令，战犯岗村宁次坐镇华北，专门对付我华北八路军。致使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为了补充主力部队，就把地方游击部队合并到主力部队中去，这又減弱了对敌占区的游击活动，使敌占区扩大而我占区缩小。这都是“百团大战”带来的恶果。邓小平当时是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又是中央太行分局的书记，他积极支持了彭德怀错误的军事行动。
更令人气愤的是，邓小平以后明明知道毛主席是不赞成“百团大战”的。却还为“百团大战”拚命吹噓：“轰动全球的英勇的百团大战……它的辉煌战绩不仅在中国是罕见的，即在世界历史上亦是永垂不朽的。它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囚笼政策，而且改变了国内的战局和太平洋的局势。”（摘自《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1940年）》）
1940年 人民公敌蒋介石从来沒有真心抗战过，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实行更为露骨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政策，将他的主力部队撤到西南地区，避免与日军作战，进行妥协投降活动，并且制定了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等文件。在蒋管区內大建集中营，连续制造了“平江惨案”、“确山惨案”，残杀八路军，新四军留守后方人员。一切历史事实无可辯驳地说明，破坏抗战，积极进行反共投降活动的罪魁祸首不是別人，就是人民公敌蒋该死！而邓小平这个无恥的东西，在一九四○年十二月，还把蒋介石称作“统帅”，百般地美化他：“……伴着这次严重危险而来的。是国內亲日派和內战挑拨者的活跃。这些混蛋在日寇指使之下，拚命挑拨反共的內战，企图用內战方式，置统帅于火炉之上，拖一批友军下水。”（《邓小平：迎接一九四一年》）这一段话，充分暴露了邓小平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1943年 四月，彭德怀发表“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鼓吹资产阶级的那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后来还把他的这篇臭东西編了一本小册子。当时，身为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对这本小册子大加赞扬，并在太行地区的干部会议上号召干部学习彭的小册子。关于这本小册子，后来毛主席给彭德怀的信上专门批评了彭德怀。以邓小平为首的太行分局，当时就表现出严重的“闹独立性”、“党性不纯”。邓小平在《五年来对敌斗爭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爭的方针——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一文中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中央指摘的‘闹独立性’‘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
1945年 四月至六月，我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惯于投机、喜耍两面派的邓小平，骗取了党的信任，当上了中央委员。
1946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发出了“蒋介石在挑动內战”的警告，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话，把地方部队转为搞生产，部队大量复员，结果造成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面前，处于无准备状态，处境很被动。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又犯下滔天罪行。
1947年 中原分局成立，邓小平任中原分局书记，在他任职期间积极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早在1945年就指出：“减租减息必須是群众斗爭的結果，不能是政府恩施的。”邓小平却明目张胆地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在搞土改时，邓小平把广大农民当作“阿斗”，地主的土地由他们这些人“恩赐”给农民。停止土改后，邓又不认真的执行党减租減息政策。反霸斗爭中，不是严办首恶分子而是片面强调宽大，对于地主、富农欺压群众听之任之，置之不理。
在城市工作中，不依靠工人阶级，无视工农痛苦，却用大量公款帮助资本家复业。在城乡关系上，不是改造旧的城市以服务战爭，服务工农大多数，而是迁就资本家，损害工农的利益。邓小平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原解放区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在这一年挺进大別山，这是在毛主席战略思想指导下的伟大胜利。但是邓小平在行动前根本沒认真做好准备。行动时，把部队的辎重装备（大炮、车辆等）一齐向西南带去。愈向南，稻田区的小路、山路愈多，所有辎重装备因为行动困难，不得不陆续中途抛弃，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到了大別山以后，邓小平竟然依靠原有的保甲长去筹粮筹款。这些保甲长，利用邓小平所给予他们的特殊地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鱼肉乡里。有的卷款潜逃，转移財产。邓小平对大別山地区广大劳动人民所欠下的这一笔帐也必须彻底清算！
人民解放军进入新区以后，毛主席提出实行減租減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社会力量，以反对美帝，打倒蒋介石，使战爭进一步引向蒋管区，直到解放全中国。晋冀鲁豫部队进入中原后，胜利意义很大，但是邓小平却公然违背上述政策，大搞形“左”实右。实行什么“走马点火，到处分浮財”的政策，大量损害中农利益。在工商业政策上，把地富的那部分工商业，也借着打击官僚资本的名义，进行沒收，影响新区社会经济的活动，加上镇反时乱砍乱杀，使我军失掉了极大量的同盟军，严重破坏了群众基础。白崇禧的部队乘机进攻大別山，使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游击的大別山区也难以坚持下去。部队減员很大，由开始的十四万人減少到七万人，主力部队被迫撤出大別山，形势非常紧张，毛主席发现后马上派专人到中原局纠正这一错误，这才挽回影响，局面才又开始好转。
1949年 百万雄师过大江，二野和三野集结华东地区。同时，成立了华东局，邓小平任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违背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对地主、资产阶级及共知识分子，只讲局结，不讲斗爭，只讲妥协、迁就，不讲党的革命原则，继续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
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解放后，劳资纠纷很多，需要按党的政策正确处理。邓小平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要大家（即资方和劳方）相互商量，先资方，后劳方，不能解决再到政府，用合理的方法，不能站在哪一边……”。当工人对责方的剝削和压迫不满提出申诉时，他总是要求工人“忍受”，并下令：“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有理无理，有理三百板，无理板三百。不这样，统一战线不能巩固。”很明显，邓小平搞的是使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使共产党和剝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合二而一”的修正主义政策。
下半年，二野进军大西南，邓小平当上了西南局第一书记。他到远离中央的西南地区以后，大闹独立王国，成了西南地区说一不二的专制皇帝。邓小平的话成了“最高权威”。西南局的文件上说：“小平同志在中央局（按：指的是西南局）第三次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已发至各地，小平同志的报告已经中央局决定，作为今后西南的工作方针，不再另发指示。……”（发表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时的按语。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以邓小平为首的一伙，不是明目张胆地独霸西南一方吗？所谓以后不再另发指示，也就是说，管你是党中央的指示也好，在西南地区，都得听西南局的，也就是要听邓小平的。
1950年 西南地区是蒋介石匪帮长期盘据的老巢。大大小小的特务、土匪、封建余孽遍布了西南地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清除阶级敌人本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而邓小平根本就沒有认真的发动群众，彻底进行清除反革命的工作，只是敷衍了事。
邓小平进入西南后在会议上也常说，“反对享乐主义”，“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約”等等。而事实上，他一进城市以后，即沉溺于城市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中。吃的、住的、用的都是特殊化。他还专门請了一个人教他玩台球，学了二、三年。邓小平不惜工本，修建了一所有冷气设备的宽敞豪华的西南局办公大楼。邓把自己的地主继母、地主亲戚都接到重庆来住。邓小平真真不愧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在西南地区土改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只是依靠农会。到了运动后期，才成立贫农团。公然对抗毛主席“先組織貧农团，几个月以后再組織农民协会”的指示。邓小平反对毛主席是由来已久的。
1951年 六月二十五日，在西南地区纪念“七一·”的大会上，邓做了一次报告，百般的美化、抬高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说：“党在成立以前，就有许多马列主义小组，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就是当时这些小组的一员。”接着又胡诌：“只有我们的党才能领导而且代表一切人们的希望与光明。”邓小平完全抹煞了人的阶级性，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修养》唱一个调。邓还说：“所以无论工人也好，其他人民也好，其前途与幸福必须建筑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真是荒谬绝伦！
1952年 下半年，邓从西南局调来中央工作，很快就当了政务院副总理。夏秋之间，邓小平陪了他的老婆、云南有名的大恶霸的女儿卓琳，从北京乘两架飞机借“返西南开会”的名义飞回成都，又转昆明，大肆游览一番，宣扬自己的荣华富贵，功名显达，真实衣锦还乡，夫荣妻贵！
1953年 爬上政务院副总理宝座的邓小平，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报告，公然提出对地主阶级分子选举权的限制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不久将来，……就成为不必要的了”，“对于富农分子一般并不存在有无政治权利的问题”。地主阶級的孝子贤孙对地富们多么关心，想得多周到啊！
1954年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早就与邓小平有勾搭。陆定一在1954年前只不过是中宣部副部长，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下面工作。但是陆定一受到邓小平的欣赏，1954年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就为陆定一当部长而奔走，到处吹嘘陆定一有理论，只有陆定一才能当中宣部部长。在这以后，两人更是打得火热，互相吹捧，邓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吹捧陆说：“陆定一的文章尖锐，总要带点刺儿！”陆也肉麻地吹捧邓小平：“我们迟钝得很，太不行！小平同志什么都来得快！”够了，怪不得在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以后，邓小平如丧考妣，在中央几次讨论会上一言不发。邓小平是什么人。不是很清楚吗？
1956年 在1956年召开了八大会议以后，三反分子邓小平更是飞黄腾达，窃据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重要职务。从此以后，邓小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的臭名远扬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邓小平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他说：“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不但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在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秘化。”反动透顶的邓小平，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心 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更今人气愤的是，邓小平觉得这样攻击我们毛主席还不够，竟然放肄地说：“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反映。”影射毛主席“以集体领导的外衣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主观主义，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邓小平，你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一滔天罪行，我们必须要清算！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邓小平还明目张胆地把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砍掉了，把“党员义务”中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也抽掉了。罪该万死的邓小平，你想用黑手遮住太阳，这是妄想！
该年，邓小平派出组织工作代表团去苏联， “学习”苏修建党“经验”，妄想把我党改变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党。
十月十二日，邓小平在解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胡说什么：“党章条文中不必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因为农民入党也不懂这几个字，要求过高！”邓小平污蔑我们贫下中农，我们决不答应！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耀帮为了树立个人威信，在农村中大搞什么“青”字号生产队，引起青年和老年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发现后提出：“不要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邓小平却公然对抗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说：“农村青年生产队这种形式在生产中起了特殊作用和积极作用，是好的。”甚至到了1959年3月，邓小平还坚持他的错误主张，与毛主席对抗到底。
邓小平批转了贵州省委对“麻山事件”处理的报告，作为和平解决民族地区暴乱的“好榜样”发至全国。“麻山事件”是苗族上层头人中的反革命分子、土匪等挑拨民族关系，发动武装叛乱，杀害干部和群众。当地人民解放军、人民群众要求武装平乱、以周林为首的贵州省委却认为叛乱是由于我们政策太“左”了，主张和平解决，便组织慰问团去“慰问”土匪。结果暴乱更加厉害，慰问团员也差一点被害。后来解放军和人民群众坚决进行武装平乱，才把叛乱平息。但周林却宴請匪首，认为“叛乱有功”，并让匪首组织参观团到贵阳参观。乱匪一律恢复原职，有的还提职，并给被打死的叛匪家属抚恤金，开追悼会，对牺牲的群众却置之不理，漠不关心。更加令人气愤的是，竟处分了坚决镇压叛匪的解放军指挥员，把首先开枪打叛匪的我军营长撤职查办。由于周林实行“叛乱有功，平乱有罪”、纵容叛匪的投降政策，使贵州土匪活动很猖狂，贵州人民的生命、財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样的处理报告，竟然被邓小平当作“榜样”，可见邓小平站在什么立場！
1957年 一月十二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胡说：“大民主是不能提倡的，不能赞扬的。搞大民主生产下降了，纪律破坏了。我们不赞成大民主，因为它对无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利。”又说：“党內斗爭也是用小民主的好，不要用大民主。所谓大民主，就是一批人被打倒，另一批人又起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內就涣散，团结不起来，在我们中国党的历史上會经犯过这样错误。”邓小平对大民主极端仇视，大肆进行污蔑，竭力对抗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指示，实在可恶。
面对着我国工农业大好形势，他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一个调子，在这个报告中恶毒攻击五五年全国农业生产高潮。说：“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也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下来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却稳当”用心可谓毒也！
出于修正主义分子的本能，他在这个报告中又一次大肆宣扬阶级斗爭熄灭论。胡说什么：“在苏联国內阶级斗爭已经熄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爭。结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又说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要注意调整，阶级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爭，这会引起肃反扩大化，这对中国基本上也合适。”“我们过去专政多了，今后可以放宽些。”这与苏修们在苏共二十大唱的调子何等一致！
一月三十一日邓小平给共青团做了一次“指示”，胡说什么：“公益劳动只能搞一点点，是象征性的，真正的劳动是应取报酬的。”鼓吹实行物质刺激。
二月二十八日，邓小平接见青年团省、市委书记，公然反对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口号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胡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爭，这句话干巴巴的，还是天天讲，这有什么意思呢？！”
邓在这个报告里，又乘机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出笼搖旗吶喊。邓说：“团中央不犯错误不可能，省委也不可能不犯错误，毛主席从来沒有说过，他不会犯错誤。”“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不是说今后就沒有了，如果来一个匈牙利事件还是轰轰烈烈的，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不也是轰轰烈烈的吆！”在大大小小右派分子纷纷出笼五七年春天，为配合右派放毒的需要，《中国青年报》开辟了一个给右派放毒的《辣椒》专栏。牛鬼蛇神纷纷登台在那里表演，而邓小平竟说：“现在《中国青年报》批评缺点比以前多了，这是好的。”公然为右派打气说：“因为批评中有了缺点，就不敢批评，不敢说话了，又恢复到过去死气沉沉，沉沉闷闷的那个样子，那就不好了。”在反右斗爭后，三反分子胡启立对邓小平威恩不尽地说：“《中国青年报》问题这么大，还是总书记保了过关。”足见邓小平是大大小小右派的总后台之一。
窃据了总书记要职的邓小平，有计划，有步骤地要把我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一些特殊阶层人物的私利集团，采取了组织措施，批准了安子文的“不必在战士中接受三分之一左右的党员”的规定。又规定了“农村党员不超过农村人口2％。同时，积极支持安子文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比例高达29. 5％，在文艺界竟高达45％）就这样，把千万工农优秀分子拒于党的组织之外，而把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拉入党內。此外，邓小平积极篡改共青团的性质，在共青团三大准备期间，他一再坚持“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这句话可以“不要了”。邓小平一伙在我党团工作的罪恶活动，造成了我党团工作的严重损失，今天必须跟他彻底清算！
1958年 一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发了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农場，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半自给。各类学校都要搞生产劳动。”邓小平全面攻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三月七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勤工俭学与民办中学问题时，他拼命强调：“目前教育方面的核心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普及提高的问题。一切问题要从这个原则来考虑”并且说：“归根结底，要保证质量，劳动适当的搞一些，可以提高学习质量，但不能太多……。”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在一次报告里，鼓吹反教条主义，抵制反修斗爭，胡说：“现代的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政治态度和阶级基础不同。教条主义一般是党內问题，修正主义一般是党外问题。”
邓小平一心想当皇帝，不要毛主席的领导。竭力强调修正主义的、高于政治路线之上的组织纪律和组织领导，妄图在所谓的“党”的美名下，叫人卖命地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在书记处会上说：“关键问题只有一个党，你们把这一条站稳了，犯一万条错误，也是基本是正确的，而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同级党委领导，离开同级党委领导还有什么党的领导。”
四月七日，邓小平竟猖狂地说：“对毛主席可否有不同意见呢？可以！”公开鼓动反对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1959年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是攻击大跃进的罪魁祸首。59年2月20日，邓小平在上海市工业会议上叫嚷说：“去年一年谦虚打掉三分之二。”“放卫星是假的，”“是吹牛皮。”还说，我们宣传大跃进的成绩是“擦了很多粉，”“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的也不漂亮了。”
邓小平篡改自己的历史，把自己吹噓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1959年邓小平在遵义会址恬不知恥地指着一个位置叫嚷：“当年我就坐在这个角落里！”杨尚昆领会了邓小平的意图也在一边吹牛拍马：“总书记当年就在这里！”工作人员四处调查翻档案可怎么也找不到邓小平”这个名字的影子啊！原来是“总书记”会吹牛。
邓小平在他的养蜂夹道裴多菲俱乐部打台球时，摔断了他的狗腿，住进了北京医院。生活上享乐惯了的这条老狗，嫌医院食堂吃得不好，把家中的厨师叫到医院里，专门给他烧小灶。更为令人气愤的是这条恶狗，生活极端腐化堕落，灵魂真是臭不闻，就在他住医院时，看中了专门侍候他的女护士，强迫着她与这老混蛋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她的狗婆娘卓琳知道后，找到了反革命大特务杨尚昆大闹一場，由杨贼把那位护士偷偷调走，狗婆娘卓琳，还乘机从杨贼那里刮走了七、八百元钱，用以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以讨邓老狗的欢心，真他妈的一双臭混蛋！大特务杨尚昆竟从公款中拔出这些钱，满足了卓琳的无耻要求。真是物以类聚，这些混蛋都集中到一块去了。
1960年邓小平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批转一个介绍学习毛著报告时，恶毒地说，“整篇都是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不能丟，不一定转发了。”就把这一篇好文章给扣压了。
邓小平早就与苏修同流合污了，他在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极力吹捧苏修廿大的“重大意义。”回国后，他又提出“与苏共斗爭应告一段落，现在要对苏联做扎扎实实的团结工作。”“在国际会议中，强调通过內部协商取得一致的原则，”“工会可以讲反修，其他团体值得研究”等等，深怕得罪了赫禿子。
邓小平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他说：“过去，平时连大报、中字报，小字报都沒有用，来了一个运动，马上就一万张，每人平均十张，八张，成绩伟大吗？就值得怀疑。”还污蔑大字报是“比赛出来的。”
1961年 乘国內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之时，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也更加频繁。三月份，邓小平批准了旧中宣部。大肆攻击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业迹宣传中一问题的检查报告。》
在四月四日他在传达广州会议时恶毒攻击人民公社说：“从一九五八年后，即‘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不如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了。合作化从互相组到高级社都是有规律，有步骤的。工商业改造虽然也是敲锣打鼓，但那是经过事先调查酝酿的，工作有步骤，较稳当。但是搞公社，步子就迈得太快，与前不同了，沒有把高级社的优点发挥起来。”
邓与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转发了《黑龙江省委关于选编和发表毛泽东同志言论问题的通报》，对毛主席著作的选编和出版规定了种种“王法”，千方百计地限制、打击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毛主席的宝书。
团中央在邓的授意下，泡制了反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团工作三十八条。
邓小平在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看，生产关系紧张，党群关系紧张，干群关系紧张，所有制关系紧张。三年来，所有制破坏了，积极性破坏了。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不要光说一个指头我国农业情况好转，不是三年五年的事，而是七年八年的事。”这是邓小平攻击三面红旗的又一铁的罪证。
含沙射影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邓小平惯用伎俩，九月份，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委的会上胡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那个人说的话，站不住就改，顾全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就顾不住。”共用心之恶毒，照然若揭。
十月份，邓与团市委书记的谈话中说：“我们大量工作是放在和他们（指落后分子）一块活动，一块说话，一块下棋。”妄图把共青团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俱乐部”。
在十月十七日邓又一次鼓吹全民团的谬论说：“应该说我们已经建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团，是不是可以多发展一点？我偏重可以稍多一点。”
邓小平对毛主席批评阳奉阴违。搞人民公社六十条时，他分成南三区、北三区、不和主席商量，搞的不象样子。为此，毛主席曾批评说：“那个皇帝决定的？”邓小平对毛主席这样严肃的批评，竟然毫不理采，不了了之。
同年邓小平在北戴河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主持讨论了。陆定一、林枫、蒋南翔等制定的修正主义的高教六十条。并且邓在会议上大加赞扬这个文件说：“很好！”
邓小平利用轮训干部的机会，违背毛主席指示，大刮阴风。提出什么“三自”，“十一不”。在不少地区，轮训干部大反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攻击毛主席，攻击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纷纷出笼。这股阴风就是来自于刘少奇、邓小平。
1962年 邓小平是刮翻案风的总根子。四月邓“巡视”回京，就令中央监委起草《加速甄別工作的通知》。规定县以下（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干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批判和处分，要一风吹掉。这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谬论。
六月邓在统战部向中央汇报时，宣扬阶级斗爭熄灭论，鼓吹向资产阶级投降。他说：“民主党派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了，而是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了。”又说：“统战部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了。”
邓小平是单干风的总根源之一。七月份他在团的三届七中全会上积极鼓吹“三自一包”说：“看来，生产关系，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那种形式在那个地方容易比较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贼唯恐他的爪牙领会不了他的贼意，就更露骨地说：“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戶，责任到戶，分田到戶，……凡是已经搞成这样的地方，还搞什么自留地嘛，还搞什么借地、度荒嘛……这些繁琐的事情就減少了，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参加生产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到中央开会时，邓对他们说，“你们对包产到戶意见如何？据说包产到戶可以更快地恢复农业，”公开鼓吹包产到戶，大刮单干风。
在共青团中央干部会上邓又说：“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更是公开鼓吹包产到戶，搞单干。
大特务杨尚昆的反革命阴谋被揭发出来以后，杨贼急忙找邓小平帮忙。邓贼又指示杨去找彭真通过邓彭的四出活动，包庇了杨贼。
邓小平在11月29日组织工作会议 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说：“现在不能说大家都敢讲话了。要人敢讲话，讲出来比秘密起来好，有人公开提，要打倒毛主席，讲出来，知道有人要打倒毛主席，有什么坏处？将来可以不算数，改了不算；不改，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他？”竟然疯狂支持反革命分子来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邓小平的用心毒胜蛇蝎，狠超狼虎，把他捣成肉酱还不能解我们心头之恨！
在邓小平的大黑伞下，周扬等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陈云等宣扬的所谓“中国经济到了危险边緣，就要垮了”的黑报告纷纷出笼、流毒全国。
1958年毛主席到都江堰视察，曾提出可以在这里修一个水电站，60年动工后，已花了一千多万元。62年邓小平到四川视察，这时拦河坝已快合拢了，邓以恢复都江堰的所谓历史名誉，竟然叫炸掉了已完工90％的工程，邓小平处处反对毛主席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罪恶做尽，恶毒到顶〖！〗
1963年 邓小平同苏修是情同手足的好弟兄，唯恐我国人民的反修斗爭触犯了苏修混蛋，在中央会议上谈到中苏关系时，公然说：“不要在一些问题上都闹僵了”，“处理具体问题要非常小心。”
在人大四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宣读赫鲁晓夫给我党来信时，眉飞色午洋洋得意，他说“我代表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样庄严的会上，邓小平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证明邓小平和赫秃子是一丘之貉！
六、七月份薄一波向刘邓汇报工交系统的工作，当谈到干部工作时，刘、邓一唱一和，煞有介事地说：“老的不行吆！不要占着矛房不拉屎，要下台，要让位，不能摆老资格。我们不是青红帮，青红帮还很开明口么！上海的大青红帮头子是黄金荣。他的徒弟是蒋介石。黄金荣老了，主动把座位让给蒋介石，青出于兰胜于兰口么！我们为什么不行呢？！”这里充分地暴露了刘、邓这一小撮党內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早就阴谋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我们一定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决不让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得逞！
在刘、邓的的操纵下，国家科委搞了一套关于学位学銜的制度。这是一个在我国培养高薪阶层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步骤。刘邓很为得意，邓小平竟然“不辞劳苦”地亲自审批。后来由于毛主席的英明决断才制止了这一罪恶活动。
七月份、刘、邓黑司令部再一次盗用“中央”名义批转了旧中宣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情况和改进出版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中规定地方上不许編印出版毛主席著作，各地编选毛主席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著作，只准印活页，并且“严加控制印数，在机关內部发行！不得公开发行”等等。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再次横加阻拦。
邓小平在传达天津会议精神时发表谬论：“党內还有两条路线的斗爭，即建设社会主义快和慢的问题”。与毛主席所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爭”相对抗。
1964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文艺界黑帮的总后台。一月三日的文艺座谈会上，邓小平公然和毛主席唱反调，支持周扬黑帮的什么“文艺工作是认识上有时清楚，工作上有时抓紧，有时不抓紧。”鼓吹“只立不破”，“增加人类智慧也要搞。”伙同黑帮分子周扬搞了一个所谓“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规划，”要组织一个写作队伍。
邓小平曾对他女儿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少而精，大学还要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別有用心地说：“毛选只是四卷水平最高，你们体会不到。”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在文化领域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爭时，邓大肆反对，叫嚷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演戏只演兵。”恶意攻击左派说：“有些人就是想出名，踩着別人肩膀，自己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了小辮子就批判半天，好自己出名。”邓小平的恶毒心肠照然若揭。
毛主席指示，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而邓小平却在同一次会议上公开抵制缩短学制并居心险恶地说：“我看还是五年，不要又劳动，又四年，其实你们也是想五年，只是因为空气压力太大。”结果学制改革等问题一拖再拖，始终未改。这是邓小手压制毛主席的教学改革的指示的又一罪行。
邓小平积极支持刘、彭制定形“左”实右的“后十条”，以对抗革命的“前十条”。把王光美的桃园大队蹲点“经验”吹上了天。
冬天，中央美术学院开始了社教运动。一場轰轰烈烈的阶级斗爭刚起来，就被邓小平伙同彭真黑帮，把它压了下去。邓的一切方针政策，都不是从调查研究而来。都是由他的宝贝女儿（邓林，在美术学院）说了算。
恶毒地破坏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关于编印毛主席著作的批准手续的通知》，在刘，邓的一手炮制下出笼了。这个通知除了重申63年7月所谓“中央”规定的“王法”以外，更进一步规定，凡是出版毛主席著作的选本，必须报“中央”，非经“中央”批准不得印行。
邓小平的老家原名牌坊大队，六四年社教复查时，改为“伟大”大队，党支部也改为“伟大”党支部。说是因为出了一个“伟大领袖”。由此可见，邓小平篡党、篡政、篡军的狼子野心，是何等猖狂！
广安县委为了巴结邓小平，把土改时已沒收的并分给贫农的邓家房子，又要了回来。还大肆兴师动众，粉刷装璜一番。把他的地主狗父的巨幅狗象，高悬中堂。广安县委的反革命的反攻倒算行为，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
邓小平，出于自己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場，公开包庇逃亡地主，煽动地主逃避劳动改造。他说：“华北土改时，有的地主逃到了东北，当了工人，表现还好，后来就沒有划他地主。”
该年邓小平接见古巴外宾时说：“你们很幸运，有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样的领袖……”邓小平无恥吹捧卡修罪该万死。
总是自我吹噓“反修有功”把自己打扮“反修英雄”的邓小平实际上是“三和一少”谬论的积极鼓吹者。在一些国际場合，他也说一些反修的话。可是这些发言稿都是主席和中央拟了稿由邓小平带出去，或临时发出去的。谁都知道，联合国是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用来镇压各国人民革命的工具，而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邓小平却拜倒在联合国的脚下。对于中法建交问题毛主席早有英明的决策，而邓小平这一年利用代总理工作的机会，插手外交部门，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和联合国的幻想，他对外交人员指示道：“戴高乐承认了中国，在法属非洲国家和西欧国家中将发生连锁反应。进而引起西方国家和中国关系发生变化。这样中国就可能进入联合国了。” “中国与法国搞统一战线，可以使联合国的內部局面改观了……”一句话暴露了邓小平向帝国主义卑躬屈滕的奴才相！
1965年 反党篡军分子罗瑞卿揪出来后，邓小平的狗婆娘卓琳和罗瑞卿的老婆曾抱头痛哭了一場，真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北大的社教运动追到前北京市委及他们的黑司令部。邓小平就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千方百计为陆平黑帮开脫，打击正确执行政策的工作队，胡说北大社教“一，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开始以烂掉的单位对待，搞了夺权斗爭；二，沒有实行三结合；三，斗爭方法有严重毛病。”对待陆平黑帮“历史分析很重要，对一个干部要做历史的了解，历史的分析。过去革命都是积极的，工作很好。偶然犯个错误，不能做结论。为什么对陆平做这么个结论？陆平在党內三十多年，过去沒犯过重大错誤，是积极的，好的。……还是个好同志，在某些方面犯了错误。工作队去北大，把北大党委踢开，工作队光唱对台戏？有些人吞吞吐吐，自己就那么高明？”恶毒攻击执行正确路线的工作队长张盘石“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改換工作队的领导问题，否则只能调換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顶下去，北大的工作要受损失。”由此可见邓小平就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
三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说什么，“学习物理的整天背《雷锋日记》，毛主席语录，不能算又红又专。”反对学生思想改造。
邓小平对抗《二十三条》，积极保护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在七月份工交四清筹备小组会议上，他说：“机关、工矿、学校的四清，工作队一进门，立刻就要同干部结合起来。地富劳动十多年，改造好的，可以加入工会，当然有少数不能加入。”在谈到贪污分子戴不戴帽子问题时说：“少戴几个，戴了就不能加入工会。”
邓小平极端仇视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恶毒攻击说：“现在苛捐杂稅太多，乱抓乱管，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习毛选，学文件，有娃娃的也不能回去管。其实，效果很差。是在那里搞疲劳战术，实际上是社会压迫。”并指桑骂槐地咒骂：“不是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吗？別的书你都不读，你知道发展了什么？”
1966年 日修头子带领代表团访问越、中、朝等国。妄图迫使我党同意和苏修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刘、邓竟然放弃原则，准备同日修发表联合声明。在这紧急关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揭露和粉碎了修正主义的阴谋。
一月份，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了蒋南翔关于半工半读汇报时说：“北大还是全日制。”“文科大改，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里彻底改革，就很好了。”公然再一次抵制教育改革。
《大庆展览》大肆吹捧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分子。把刘、邓的照片搞得比毛主席的照片还大。宣传刘、邓的修正主义货色，恶毒攻击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是《大庆展览》这株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的砲制者，他亲自审查、批准了这个展览，流毒全国，影响极坏。
邓小平把黑帮分子彭其臭名远扬的《二月提纲》批发全国，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上歧途。
二月底，在全国工交会议上，邓小平大反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挂帅是个什么含义？这个问题我沒有想得很清楚。”他恶意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 （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
五月二十五日北大聂元梓等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指使李雪峰到北大，大讲“党纪国法”、“內外有別”，镇压革命。
五月十八日，邓楠（邓的女儿）回家谈到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时，邓小平恶狠狠的攻击说：“聂元梓作风不正派。”
六月一日，毛主席决定广播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千万张大字报对准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万炮齐轰。陆平黑帮，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和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丧魂落魄，四面楚歌。这种大好的革命形势，把刘、邓黑司令部吓慌了，他们在六月三日急急忙忙开了紧急会议，炮制了限制革命、破坏革命的所谓“中央八条”，要求中央各部门派出工作组。就这样，一套套束缚革命群众的“王法”框框套在革命群众的脖子上，一队队工作组也陆续进入学校了。
文化革命的漫天大火在师大女附中烧起来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了广大革命师生包围之中。邓小平女儿邓榕于六月二日勿勿赶回家里向邓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完汇报别有用心地说：“乱就乱一下，不要怕。”又说：“不要跟他们吵，让他们贴，让他们放，如果都不出来，让谁办呢？”并给邓榕打气说“工作组不久就要来了！”可见，邓小平已经准备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牛鬼蛇神”了。
六月二日上午，根据邓小平的旨意，邓榕去团中央汇报“学校的情况。”下午，邓小平就调兵遣将，召见黑帮分子胡克实，命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的团中央就陆续地积极地派出大批工作组进入学校了。
刘、邓黑司令部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后台，邓小平千方百计庇护他们，为他们开脱。六五年五月党中央上海会议揪出了反党篡军分子罗瑞卿，邓的臭婆娘卓琳和罗的老婆抱头痛哭一場。邓小平一直对罗瑞卿被揪不表态，并在以后的每次会议上不发言，用沉默表示顽抗。三反分子杨尚昆在六五年被揪出来以后，邓小平竭力加以庇护，竟然说：“这是个沒有党性的人，批判沒有用处。”并把杨尚昆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六六年六月一日，北大技物140的同学给毛主席写信揭露彭真的罪行时，邓朴芳（邓的儿子）拒绝参加，并说：“我认为彭真跟毛主席比较紧！”由此可见他的老子邓小平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一贯态度。六月一日以后，北大千万张大字报同时轰击了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邓小平大为震惊，于元月六日赶忙派了他的老婆卓琳来北大探听消息和看大字报。
六月十七日下午师大女附中李黎黎等贴出了质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的革命大字报——《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場上？》。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就召开了围攻这张大字报的所谓“辯论会”，梁二同等同学不畏强暴，上台支持这张大字报。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汇报，问邓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还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把许许多多的革命同学打成了“反革命。”
六月十八日，张承先把北京大学的“6、18”革命事件，打成了反革命事件。刘少奇、邓小平把张承先镇压革命的反革命文件批发全国。邓还说：“‘6、18’不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动，是有计划的，坏人的联合行动。”在刘、邓黑司令部的一手策划之下，把许多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事件”，白色恐怖顿时笼罩全国，无数的革命小将被迫检查，被压制，被打击，被‘审查”，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牛鬼蛇神”，“反革命”等等。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受刘、邓的镇压！刘、邓有罪，罪该万死！
六月二十日，邓小平亲自指挥镇压革命，召见胡克实，胡启立，布置镇压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计划，叫嚷：“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要反击。”妄图搞垮中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陈伯达同志在六月二十日前写信给邓小平，坚决要求撤走工作组。邓小平见信后暴跳如雷。在怀仁堂举行的例行中央工作会议上，邓还死皮賴脸地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大多数工作组还是好的。问题是方法不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这种形式。主要是队伍不齐，匆匆上阵，也沒有交代政策，大家都拿不出一套，我沒有，大家也沒有，运动领导沒有个抓手不行，靠工作组去摸经验……。”并攻击伯达同志，“你去当工作组试试，你也不一定当得好。”并在六月二十二日召邓朴芳，邓楠回家，了解情况，收集材料，阴谋进一步反击伯达同志的批评。同时又对他子女说：“工农，革干子弟掌权，这是一个方向。”“真正左派要和工作组结合起来”，“运动中要不断分类排队，选准打击目标……”邓小平还唯恐他们贯彻不力，便要邓朴方把他的这些黑指示传达给工作组，又怕邓楠年轻会露了马脚，对邓楠又加了一句：“今后有什么问题，你自己不要决定，去问你哥哥！”
六月二十七日，胡启立打电话给邓小平，第二天邓小平回电话给胡启立，并把在师大女附中的邓榕叫回家。对于反工作组，邓小平说：“可以展开辯论，人不可太多，但也要有些力量。”“开二天辯论会，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这不算转移目标。”邓小平又进一步指示恢复党团组织，胡说什么“如果这次运动把共产党青年团都打垮，那是胜利么？”阴谋把党团员作为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充当他们的打手。但是敢闯敢革命的师大女附中的小将们就不管他那一套，终始与工作组进行斗爭。梁二同等同学先后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大字报，继续揭露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邓小平对此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竟然令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调查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七月五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拣等收集情况。当时有人说：“反对工作组的人不愿意参加辯论。”邓即说：“他们不来缺席辯论也可以口么！”并说：“一千六百多人对廿多人沒关系口么！”邓小平就是这样用所谓多数来压服“少数”，企图保护工作组过关。
七月十九日，北大聂元梓发表讲话，号召革命同志起来向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这可把邓小平气坏了，急忙让卓琳给邓楠打电话指示：“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伙同一些高干子弟，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死保张承先工作组。邓小平得知后得意地说：“这个提法好！”
七月二十四日，邓小平从中央开会回来，垂头丧气地告诉邓楠撤工作组的事，还妄想顽固坚持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不满地说：“大学撤，我同意，中学撤我不同意！”同时又指使他的子女搞“夺权”，企图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后来，撤消工作组的呼声念来愈强烈了，邓小平眼看已经无法再利用工作组来保自己了，就慌忙召开会议布置撤中学工作组，并且说：“否则团中央脫不了手。”
七月底，三反分子胡克实在中学鎮压革命派，受到康生、江青同志的批评。胡便跑到邓小平那里诉苦，邓为胡打气说：“你们的错误沒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沒有走好群众路线。”
七月二十九日，党中央下了撤消工作的指示，邓小平却在人大会堂上为工作组辯护，胡说是“老革命過到新问题。”工作组撤出后，八个学校红卫兵到团中央去造反，二胡立即报告邓小平，邓见走狗着慌，硬逼关锋同志去解围，关锋同志批评了胡克实。胡克实顽抗道。“我们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邓小平第二天又为二胡打气道：“事情都是中央决定的，该检查的检查，不该承认的就不要乱承认。”
八月初，邓小平召见胡克实，假装糊涂地问：“女附中那次辯论算是斗学生吗？”胡克实说：“大概应该算吧！”邓听了暴跳如雷，训斥道：“什么？我叫他们搞的辯论，又沒有叫他们斗学生呀！”邓小平在这里又一次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
八月上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拉到自己家里密谈。以后，邓小平就积极地把陶铸捧上台，妄图让陶铸代替已经臭掉了的刘、邓黑司令部，继续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从此陶铸一步登天。邓、陶又曾亲自插手人大扼杀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揭露，但邓的贼心不死，勿忙布置退兵之计，并一再警告他的子女在学校“不要乱来”，“要谨慎”，“千万別做领导”。他还胡说：“你们的错误都要记到我的賬上。”“你们保工作组是出于对党的感情，这沒有什么。”
八月中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红卫兵诞生了，毛主席积极支持红卫兵，并寄以无限的希望，而三反分子邓小平对这个新生事物却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把他扼杀在搖篮里。他说：“中学生各种组织不要多了，要统一到革委会和党团组织，团结起来。”“长期下去，后果不好，不要加强对立，还要发辉党的核心作用和团的助手作用。”并对邓毛毛、邓质芳说：“你们红卫兵现在咀那么不净，真是应该训练训练了。”“现在的红卫兵惹不起，父母也管不了。”可见邓小平是多么害怕红卫兵，是多么仇恨革命小将啊！八月下旬，全国进一步开展了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邓楠要出去串联，邓小平不同意，并且阴险的说：“你们出去犯什么错误，却加在我头上。”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仇恨心理。
十月以后，在革命造反派的一致声讨下，党內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彻底靠边站了。但是邓小平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場，不作认真的检查交待，竟然整天打牌，另外专门收集批判、揭发他的大宇报，研究对策，企图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
1967年 一月十三日，中南海革命造反派把邓小平揪了出来，又拆了他的保密电话机。而邓小平惊慌万状，赶快叫卓琳召集在家的子女开黑会。在这个黑会上，邓小平布置了退却之计，企图作垂死掙扎。这个家伙先用感情、金钱收买软化他的子女，假惺惺地说：“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但经济上还可以负担你们。”又说：“你们揭发我，有多少揭发多少”。但又心怀鬼胎，害怕他的子女真的揭发他，急忙又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说，我在党內几十年来沒有搞过鬼，从来不摘自己的小摊摊，跟我多年的老干部都沒有什么来往。”
更恶毒的是，他竟然倒打一耙胡说：“陶铸不是我让他到中央的，……我和陶铸也沒有什么关系。他和毛主席林总关系多一些，我提他是认为他各方面比较合适。”邓小平在这个会妄图推御他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关系，统称与他们“沒有特殊关系。”拒不交代他包庇大特务杨尚昆的滔天罪行，胡说只是“与杨尚昆见面多些。”“罗瑞卿倒是想迎合我。”
他还阴谋通过他的子女为他打听消息收集情况，妄图东山再起伺机向革命人民反扑。他说：“你们也不是跑不回来，你们回来我们可以知道些情况。”
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被我们初步捣开了。他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出于他地主阶级本性，他的灵魂极度肮脏。在敌人面前，他怕死怕鬼，在革命营垒內部又投机成性，几十年来，尤其是解放以后十七年来，邓小平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罪恶活动给我们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大量罪恶事实，真是触目惊心！今天，刘邓黑司令部的邓“皇上”终于被我们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来了，这真是大快人心！但是，他的贼心不死，还在负隅顽抗，还在垂死掙扎。一月十三日黑会，可见邓贼还是多么猖狂，革命的同志对此决不可轻视！
我们应该牢记毛主席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联合起来，团结起来，贯底捣毁刘、邓黑司令部，把党內反革命的总头子刘少奇、邓小平彻底斗倒，斗臭、斗垮！
父：邓文明（已死），娶四妻： 张氏、淡氏、肖氏、夏氏。
淡氏（已死）生四子：
⑴ 邓先烈（邓小平之姐，嫁与大地主唐惠民为妻）
⑵ 邓小平
⑶ 邓肯（又名邓先修）
⑷ 邓蜀平（又名徐初）
肖氏（已死）生一子。邓先清（现在西南局財务科任科员）
夏氏带来一女：陈××，改名邓先英（现在四川省委秘书处工作）
夏氏生二女： ⑴邓先容（解放前早死）
⑵邓先群（现在天津工作）
舅：淡以新，破落地主分子。
老婆：卓琳（原名蒲琼英），
丈人：蒲××，地主兼资本家。
邓小平老婆卓琳（原名蒲琼英），1916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地主兼资本家家庭。曾在云南女子中学念书，中学时，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到北京开运动会，留在北京女一中念书，后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了一年，1937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了几个月，后分配到特训班。1940年与邓小平结婚。曾在北方局妇委工作。卓琳整天涂脂抹扮，与彭真、罗瑞卿等人的老婆来往密切。当罗瑞卿问题揭出来后，卓琳与罗老婆抱头痛哭。
邓肯，曾在广安女子中学教书，后又当《民报》记者，解放后任重庆市副市长。1966年4月四清时清出严重问题，在重庆三级干部会上會受批判，邓小平为包庇他，利用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打电话把邓肯调任武汉市副市长。
邓蜀平，恶霸地主分子。邓文明1938年死后，便由他管家，曾任伪乡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县党部执行委员，县教育局督导员，有两条人命的血债。解放初，他通过卓琳进了重庆革大，化名徐初，因民愤极大，结业后在四川呆不下去，便到了贵州，在安顺专区普安县人委当科长，以后调到六枝县当副县长。
1964年广安四清工作团写信给贵州安顺专区四清工作队，说邓蜀平化名徐初，是个逃亡地主，贫下中农要揪他回四川斗爭。由于邓小平的包庇，始终未被揪回，后畏罪自杀。
邓自力，邓小平堂弟，原贵州省泸州（宜宾）地委书记【析世鉴：「贵州省泸州（宜宾）地委书记」，原文如此。】，现在铁路部门工作。邓自力1959年最先搞单干，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斯大林晚年犯了错误，毛主席办公社是头脑发昏。”他还跟随邓小平大喊：“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地富分子和牛鬼蛇神高叫：“邓地委万岁！”对这样一个三反分子，邓小平却千方百计包庇他，说：“邓自力有右倾情绪。”
淡以新，邓小平舅舅，破落地主分子。1961年起就不参加劳动，要队里补助，邓小平每月给他十元生活费。困难时期，曾借邓小平权势，随便到县委、公社、大队要这要那，真是猖狂已极。1964年邓小平还给他送去两套衣服和两瓶好酒，邓小平对这样一个地主分子，真是关怀备至。
邓继母夏氏，地主分子，仅比邓小平大两岁。1950初，邓小平就把她接走，逃避劳动改造，1952年带到北京，现住在中南海。邓母经常坐飞机来往于北京和成都。夏天上北京避暑，冬天到成都避寒。邓母戶口在北京，但她在成都的供应却按李井泉一个标准，要什么有什么，逢年过节，李还亲自請她到家中吃饭。困难时期，她吃的是富强粉，肉、油随便买，邓小平寄给她的粮票根本吃不完。1963年她离开成都时，还装模作样地交出一百斤粮票，妄图收买人心。
【1】「毛主席教导……历史舞台。」，原文为粗黑体字。
【2】「爭取多数，反对少数」 ，原文为粗黑体字。
【3】 「发展……頑固势力」 ，原文为粗黑体字。
【4】「毛主席早就发出了“蒋介石在挑动內战” 」，原文为粗黑体字。
【5】「毛主席早在……恩施的。」，原文为粗黑体字。
【6】「毛主席……指示」，原文为粗黑体字。
来源：以上《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是以1967年4月18日（前言時間）「新北大校刊編輯部」編印之《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罪惡史》中同名内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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