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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世安致毛泽东同志的万言书

日期:1966-7-15 作者:傅世安

傅世安

毛泽东同志:

请你耐心地把我所写的读一遍。

你具有政治家的涵养。你可能会以冷漠的置之不理来对待我的这些浅薄的胡言,把它当成是“小知识分子”的无知。你具有思想家的情操,你也可能被我所写的这些“叛逆”性言辞激怒,大发雷霆。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确实是把你当成独尊和私利的维护者,我称你为独夫、暴君,甚至对你作了谩骂。

现在,我的思想又变了,人的思想在运动中变的非常快,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对外战争之世界革命,终是必需的。你为了这些受到关于“独夫”和暴君的责骂是可敬的。

但是,我的文章既然写了,而且我认为你以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来对待自己原是革命的思想,还是错误的。虽然,我的这篇文章不正确的把你当成反对者,我还是希望你看到这篇文章,接受我的意见,以便利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

你(我说你们)将怎样来处理我呢?

如果对我提出的种种问题采取冷漠的置之不理,却把我当成反革命(要知道,“反对毛泽东”就是反革命呀!)分子抓起来,那么我,不唯是蹲班房,即是死也不惧。因为我是无私的,我的一生是属于人民的。反过来,对于你却显示了无能)。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将这篇文章公布于世,(这种可能很大,但这样做或者会不利于我国思想的统一及对外战争)让群众来批判,把我斗垮斗臭。我是会被斗垮斗臭的,我不会跟群众辩论,群众现在无限崇拜你、信仰你,当然要反对这篇反对你的文章。不过,群众将来会判断是非的。我被斗垮斗臭了,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后到某地去劳动改造,这我都不拒绝。我没有个人的前途,我只是想把我身上的每一条筋,每一根骨都献出来,给共产主义、给世界革命。

我是一个乡村中学的教员,现年二十六岁。我原是在城市长大,度过学生时代,虽然抱着到农村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但身上却满载着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此次文化大革命,使我脱胎换骨了,我觉的我好象踏到地上了,我现在所缺少的是:一、较长时间的跟公社的社员在一起劳动,当一个农民。二、亲身(检验一下反帝斗争战场上的生活。三、把我有关消除城乡差别、防止和平演变、世界革命及战争的意见提出来。

我的现住址: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牛毛坞初级中学。

傅世安1966、7、15

最近又有三件事感动了我:

一、 我在运动中受了批判,受了教育,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的宽宏大量。我坚定了向你提出意见的决心。

二、 你的把全国办成革命化的大学校的指示,使我们仿佛看见了消除三大差别的远景。

三、 继承抗大传统,确定了办教育的方向,但要研究一下在小学中学、大学应用抗大传统的具体作法。

原致毛泽东的附件:

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有半年多了。这是革命吗?是革命。旧文化的命被革了,象始皇帝坑除了百家一样。但是文化不会被坑除,始皇帝的意志只是横行一时。始皇帝之后,文化又继续发展了,不是继续旧的百家,也不是遵照始皇帝的意志,而是在向新的方向前发展了。

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要看到它的否定。事物在向前发展,发展中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发展到顶点之后,要使原来的事物解体,产生出新的事物。始皇帝的使命完成了,他也便逝去了。他的声望达到了最高点,他打倒了一个敌人又一个敌人,他踏着一阶又一阶的梯子到了楼上,他的基础也随着被撤掉了。

毛泽东,正是这样。他所处的地位使他看不到这一点,他被尊严和虚荣迷住了。

然而,这是事实,这是客观存在,不是赫赫威势所能掩盖的,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自居所能抹煞的。这个“宠然大物”,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豆腐老虎。

难到马克思曾说过宇宙中某一事物是永恒的和神圣的吗?没有,因为这是违背辩证法的。

请看这形而上学的语句:

“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接过来,传下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让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从而保证我们的国家五代,十代永远革命、永不变质……《我们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

再看:

“毛泽东思想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的真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同上》

还有: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同上》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革命的缔造者,……”《我们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

革命即是变,而且是质的变,旧的变去了,新的变出来,没有永恒存在的东西。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呀!把一种革命的思想说成是永恒的,这是多么荒谬的、不革命的思想呀!

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是要经过长期斗争的,革命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在经常改变的。经济是在经常变化中的,政治要随着发生变化,意识形态也要变化。在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政治形式的演变要经过许多阶段,无产阶级专政要向前发展,一直到自身的消逝。怎么能够认为你所建立的一套,必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不改变呢?修正主义的帽子恰好应该扣在不革命的头上。马列主义是革命的,违背它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来是革命的,违背它也即是修正主义。认为毛泽东思想要千代万代的传下去,这既是违背马列主义,又是违背“革命”的毛泽东思想。革命的思想应该自觉的认识到自己的历史性,不能把自己神圣化,革命的思想应该知道自己现在建立的一套是暂时的,经过一个阶段就不适用了,就要废除,否则它就要阻碍历史的发展。

历史是挡不住的,它要向前发展,把革命的车轮拆卸在一家的门前是办不到的。

千代万代的传下去,怎么可能呢?秦始皇帝也曾经以为他的子孙要千代万世的传下去呀!

不能把一种思想看做是“开天辟地以来”的最伟大的真理——如果可以的话,也只能是对于过去——因为任何真理都是历史的需要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说明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一方面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人类思想发展的继续。任何被当做真理的思想都不是永恒的,更不能把它绝对化。一种伟大的思想只能在一个时代里起到历史的作用。时代向前发展了,他还要固守自己的思想,或者固守其中的错误部分,或者把正确的思想固守在陈旧的模型里,他就转化为唯心主义了。

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他本来是伟大的,他的思想本来是真理,但是现在,他把自己的思想神圣化、绝对化、永恒化起来,他要否定他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把自己的功劳看成是旷古未有的,空前绝后的。

的确,他是革命的伟大领袖,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他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世界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这一点来说,他同列宁一样,党的建设,人民军队的缔造,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首功应该属于他。但是,他的功绩是有限的。这个限就是不能超过人民群众。“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不是劳动人民自发的产生的,可也不是他个人的天才产生的。如果认为他是革命的一切的缔造者,没有他就没有一切,这就是忘了群众的作用。一方面,要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的革命,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英雄豪杰。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也是历史的、社会条件的产物。把历史上的一切都否定了,这就是说历史上的一切都不是历史的存在的,他们本来就不应该产生。把现在的伟大领袖绝对化、神圣化起来,这就是说现在的伟大领袖也不是历史的存在,他应该是无限神圣和绝对的。他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上帝降下来的吗?

一个伟大的开端,常常遭受到悲惨的下场。一个伟大发起人的继承者,常常是在他的失败之后,在多次曲折反复中朝着前进的方向走上去的。历史是迂回的,不是直挺的。

秦始皇帝正是把自已看成了空前,所以他才绝后,他空前的超过了三皇五帝,他绝后却是只绝了自家的后,“皇帝”仍然传下来了。

不对,没有空前绝后的东西,没有神圣的、绝对的、永恒的事物,辩证法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一种辩证法的革命的思想,如果将自己看成是永恒的、绝对的,便是将自己放到物质世界之上了,便成了绝对理念。绝对理念认为客观世界是它的反映,并且要求客观世界服从它。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但是它现在僵化了、固滞下来了,因此在许多问题上向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转化了。

第一、 他过分强调主观能动的反作用,忽视了客观世界的决定作用。

客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世界有它自己发展的规律,客观的规律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动物完全是受自然支配。人却能够认识自然并在自然规律的范围以内改造自然。人类社会也是属于客观的物质世界,这个客观的社会存在也有它的自然规律。已经过去了的各种社会形态的人完全受社会的支配,共产主义的人却能够认识社会的规律,并在社会规律决定的范围内改造社会。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精神的现象,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力,主观能动性就表现了这种反作用力,主观能动性确实关系到加速或延缓社会改造的问题,但是主观能动作用必须在客观规律的范围以内去改造社会。无限制的强调精神的主观能动作用就是唯心史观。只从积极有用出发而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条件许可就是实用主义。在理论上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在实践上愿意作什么就作什么,早上颁布的法令晚上就把它废除掉。

下面这段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后一半就夸大到错误了。

“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革命武器,有了它就能与山斗,山变样;与地斗,地增产;与水斗,水浇田;与林斗,林成长……”

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领导政策和劳动者的关系表现了主观能动作用和客观规律的关系。当然群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就整体来说,表现主观能动作用的指导思想是集中在领袖身上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物质愿望是体现在群众那里的。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就产生了不顾群众愿望过分强调领袖思想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是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但是,他在向群众发出号召的时候想没想到群众是在一种压力下故造声势,还是出于觉悟来大力响应呢?

不顾客观的规律,为所欲为,最后要受到现实的报复,不顾群众的意愿,发号施令,最后要遭到群众的反对。

第二,他在应该的强调了政治的统帅作用的同时,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

几论“突破出政治”的文章,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说得很详细了,其中有的正确,有的毫无道理。

什么是业务呢?

业务是指人的各种具体工作,有生产的经济的工作,阶级斗争的政治的工作,军事的工作,科学文化工作,教育的工作等等。

什么是政治呢?

政治是阶级斗争,进行阶级斗争的上层建筑,阶级的人的精神面貌,指导人的各项业务活动的思想意识等等。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表现了阶级斗争和生产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政治和科学文化及其他业务活动的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具体工作(包括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可以被看成是上层的精神的东西跟基础的物质的东西的关系。

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政治既然是上层的精神的故是统帅,业务既然是基础的故要受到前者的指导。

这两者,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呢?

从小处来说,有时为了完成业务工作(如生产任务),事先作一下思想动员,这是把业务当目的,政治当手段。有时为了改造人的精神面貌,布置某种活动任务,这是把政治当目的,业务当手段。

从大处来说,我们曾经为了夺得政权而搞好生产,搞好军事,现在又为了巩固政权而搞好生产、搞好军事,这是把政治当目的,业务当手段。我们也是为改善人民生活而夺取政权,又是为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而巩固政权,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巩固政权,这是把业务当目的,政治当手段。

在阶级社会里,在现在,政治是最高的目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一切业务活动、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最后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取得革命的胜利。

就全部人类社会来说,就将来的共产主义来说,政治是手段,因为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了使人走向共产主义,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辩证的。

几论“突出政治”都是把政治作为目的,业务作为手段的。但是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却说得跟“几论”不一致: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到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资产阶级把民主当做目的,向我们要求民主,我们反驳了他,并说,政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这就是说,发展经济是最终目的,政治是手段。这种说法没有把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完全表达出来,但却唯物地解释了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关系。

今天,为了实用主义的需要,我们完全抹煞违背了政治和业务关系的辩证法,形而上学的用一个“政治是目的”的唯心主义解释代替了一切,这能够使人心服吗?这不是毫无道理吗?

以前,正是国家的某领导人曾教导青年要“以红代专,又红又专”,又是国家的某个领导人教导青年在以政治作灵魂的同时,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上,并说政治如不通过业务去体现,政治就是空洞的。

的确,政治必须跟业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对立统一的,“既没有无政治的业务,也没有无业务的政治”。

如果有人硬说政治只能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政治可以不体现在业务上,政治的体现只是它的本身,人的思想落实只是它的本身,那么,只能说,他是个唯心主义者,既使从前不是,他现在也堕落成了一个唯心主义者。

我们的时代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我们每个人的是在头脑中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旧的一切,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把我们每个人造就成共产主义的新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过程能促使我们的世界观改变,经济基础的改变能促使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但是,我们还要教育人民,教育群众。用什么教育呢?用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用真理、用正确的东西来教育人民群众。毛泽东思想曾是革命的和正确的,也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信,这是一种权威,用这种权威的思想作武器来扫除人们头脑中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观是可以有很大成效的

但是,如前所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现阶段僵化了、固滞了,他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不革命的框子来束缚群众的革命的思想。毛泽东的正确转化到错误了。

毛泽东的教育群众,一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用教条束缚群众的方法,二是使人无知识,不了解真象的方法。

这是一句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话:

“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口说是“活学活用”,实则是死学死用。某个时间,某一方面,联系到某个问题,便把那个条文搬过来、套上去。这不是让人们从本质上学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不是使人长期的从思想根本上接受共产主义的方法。为什么出现这种教育方法呢?就是因为他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不革命的框子来束缚了本来是活的思想,因此把本来是活的思想当成死的教条让人们来接受。

前一方法和后一方法是有联系的,两者是相互帮助的,因为要用一种教条来束缚群众,所以必须使群众没有知识,如果群众没有知识,便能加强教条的作用。

知识迄今为止,始终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的,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信念总是以知识作它的工具的,要使人忘我,要忘掉过去的一切剥削阶级观念,建立大公无私的权威,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对知识的否定。用毛泽东思想代替其他的一切知识,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必须由减弱人们头脑中的知识和对真象的了解来帮助。

这种做法不可能长时期的发挥作用。

孔子的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时间可以说很长了,但它没有永恒,它在近代被打倒了。封建制度需要一种教条束缚人的头脑,大一统需要一种权威来统一思想,封建社会的固滞状态生产力的不发达,人民的愚昧无知,帮助了这种专制思想的统治。这种专治思想的统治反过来又巩固了封建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愚昧无知。虽然这样,儒家的思想在封建制度的各个阶段里还是有变化的,它不是一个老样子传下来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今天,生产力空前的发展了,人的知识无限丰富了,人们甚至要探索宇宙的广阔和原子的深邃。想用一种教条来束缚,而且要永远按着一个样子束缚人们的头脑,怎么是办得到的呢?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人的知识无限的丰富起来。想使人恢复到无知的状态里是不可能的。人民群众的知识丰富了,就要得到真理,人民群众是相信并拥护真理的,但是以真理来对待它,不是以教条来对待它。

如果我们的民族传统决定了自己必须是大一统的,思想是独尊的,那么这种大一统不会把它的土地封固在现在范围里,这种思想独尊也不会把它的对象稳定在一个人的头脑里。

一个连续的否定形成了,这是它的轮廓:

知识就其过去的传统来说是掌握在剥削阶级的手里,跟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兴共产主义。为了使人忘我,夺取人脑中个人主义的阵地,就必须建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用这一思想权威作武器攻占旧的个人主义的知识阵地,知识被否定了,无知帮助了毛泽东思想权威的建立,帮助了忘我的建立。

毛泽东思想本身也转化到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

还要上升到一个新阶段,用人类丰富的知识武装人的头脑,使人民群众得到辩证唯物主义,达到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使人们掌握自然和社会规律,共产主义就是使人们的头脑大公而忘我。这时人真正成了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原始社会,全民没有文化(相对的);阶级社会,剥削阶级少数人掌握文化,共产主义,全体劳动人民掌握文化。

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的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说的多么对呀!

最后的这一否定即将到来,那时,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教育和文化的不能发展的问题将不存在。

首先,现阶段的束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思想的使他们无知的教育制度将不存在。

教育本是个长远打算的事,一种教育的结果本是在一个时代中发生作用的问题。一个人由儿童到成年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虽然基本上在一个较大的时代里,但也一定经历了社会中某些局部的变化。教育制度要适合于时代的需要,因此它要随着一个革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有新的建设或根本的改革,但它也要在较长时间里相对稳定,在它基本上适应的那个时代里相对稳定。我们现阶段的教育,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今年因为此一事件此一运动想起了用这种方法进行教育,明年又是因彼一问题、彼一需要,想起了另一种方法进行教育。迄今为至,我们的教育,就目的来说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了,但搞得乱七八糟,毫无制度,教育者感受到无所适从,只好敷衍工作,受教育者身心发展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失。所以这样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领导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系统的合适的教育方法,二方面是他们没想到青少年在此一阶段受到了此种方式的教育,到数年后青少年真正要参加社会运动了,原来的运动却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教育制度要在一个较长时间稳定,要随着革命进行根本改变的道理。

我们现阶段的教育,只重视那些工具性的科目,有直接用途的内容,尽力削弱那些知识性的学科,有间接用途的内容。知识性的内容和工具性的内容本是密切联系的,当然在某些学科来说可能偏重于知识或工具,所以重视工具性的内容是因为生产的需要,所以轻视知识性的内容是因为害怕群众有了丰富的知识,有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影响对主席思想的崇拜。不许群众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思想,一切思想都要用毛泽东选集来充满。其实,这是办不到的,你使群众有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能力,你就要教给群众知识,即使只教给他们数学和物理,也要增强他们的思维能力,培养他们的唯物观点。你想用毛泽东选集将他们的头脑充满,可他们正是从毛泽东选集中,从毛泽东的革命的思想中看到毛泽东对他自身的否定。

我们现阶段的教育是违背了跟随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相适应的教育原则的。我们的主席同志竟然反对给学生以集体主义的教育,反对给学生以组织纪律的教育,他以为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让学生有组织纪律就会束缚学生的生动活泼。主席同志不是不懂得关于“权威”的道理的,主席同志真的是要群众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吗?主席同志要求作家按着领导上布置的提纲编写文章,却反对小学生按着老师出的题目作文。原来这不过是想废除下面的一切权威,甚至不得不连集体的权威都要废掉,只留下主席一人的权威。教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不听,主席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理,谁敢不听呀!

顺便说一下,此次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起来打倒了专家的权威,领导的权威,学生起来打倒了教师的权威。服从谁呢?以谁为是非的标准呢?只许是主席一人。

我们现阶段的教育,甚至将封建的某些束缚人们头脑的教育方法恢复了。强调背诵,让学生少读书,只读几本书,读死书,用“毛主席语录”代替孔夫子论语,不教给学生使用适合于先进生产的先进工具,让学生写大楷,打算盘等等,都是封建守旧思想企图在我们教育阵地上恢复的表现,口喊叫学生生动活泼、标新立异,口喊叫群众得到活的思想,实际不是。

我们现阶段教育的这种状态,实质上说明了领袖之强调个人的作用,看不起群众。领袖不敢让群众有丰富的知识,让群众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让群众每人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领袖以为只要自己想行正确就可以了,群众只应该驯服的行动,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领袖思想的贯彻。

其次,现阶段的抹煞事实真象,不让群众了解真理的歌功颂德的文化政策将不存在。

我们共产党人是大公无私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都多次谈到共产党人应该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共产党人不应自我颂扬功德,更不应该强迫群众为自己歌颂功德,共产党人应该更多的接受别人的批评,群众的批评是必须的,朋友的、其他民主党派的批评也是有益的,如果是来自敌人的,则不是批评,应该与之辩论。要分清哪些是善意的批评,哪些是恶意的反对,把恶意的反对当成是善意的批评将对事业有害,把善意的批评一律当成是恶意的反对,一律当成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将对事业有害。只要是批评,就不管用什么形式,口头的、书面的、正面建议的,讽刺的、隐喻的都可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切批评都被当成是反对领袖,所谓批评当然就是提出了不同意见,以逻辑推之,不同意见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违背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革命。谁还敢批评呀?我们过去曾经把批评党的干部当成是反对党,我们现在是把批评领袖当成是反对党,反对党则是反对人民,如果,领袖、党和群众是同一的,那么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而进行自我歌颂就说不过去了,如果认为领袖、党和群众是利益一致,他们之间有职务、责任的不同,那么领袖不应该强迫党的干部歌颂自己,而要接受干部的批评,党不应该强迫群众歌颂自己,而要接受群众的批评。一个人如果有自私自利的目的,就做不到这一点,一个党如果有宗派的目的,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我们相信,共产党是没有宗派的利益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是歌功颂德到只知道喊万岁了。

我们的新闻工作,借口要有指导性或根本不报道某些事实,或对某些事实作了歪曲的解释。

厉王弭谤的故事,应该引为借鉴。我们的党和领袖与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不同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的关系。但我们的领袖和党在正确的时候就会同群众结合得融洽,错误的时候就会脱离群众。

你做的事好,群众自然会说好,你的功绩大,群众自然要赞扬。如果你要强迫他,他嘴上说好,心里却不愿意。如果你有了缺点,不让他说,他憋在心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你的缺点越来越大了,甚至危害了群众的利益,危害了共产主义事业,群众就要撤换你,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毛泽东同志是善于用一分为二看问题的,为什么就没有从这普遍的万岁的呼声里看出其中的反面。

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深远的,但文化大革命不能停止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本身还要革命。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但这种思想不能终止革命,不能以不革命来对待这种革命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本身还要革命。

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就是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就是革命,批判和否定实际上就是继承。怎样继承呢?正确的认识这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正确的认识这种思想的历史性,将这种思想看成是革命的,将其中革命的内容接受过来,丰富它,发展它,将它用在改变了的社会时代里,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把它永恒化、绝对化。

社会条件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应用了毛泽东思想,在革命的应用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使它完备。毛泽东思想传播到了国外,而且在我国建立了相当高的权威。这种权威的产生,第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这种权威的产生,第二是对外战争的需要,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不仅有国内的阶级斗争,还有国际的阶级斗争,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国与国的战争,我们要进行世界革命,要消灭资本帝国主义。

权威的产生确实是社会历史的需要,但社会历史的需要也就要求这种权威必须是正确的。

毛泽东思想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有始也有终,它产生的时候起过伟大的作用,它走向极端的时候就要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它正确的时候,我们把它奉为权威,它错误的时候,我们不要固守它,而要破坏这种权威,它将起不到权威的作用。社会历史要求这种权威必须是正确的。

邓拓等人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从跟毛泽东的分歧出发,指出了毛泽东的现阶段政治思想的一些缺点,但没有对毛泽东思想及其现阶段的问题作客观的社会历史的说明,毛泽东现阶段的政治思想上的问题,有的被用资产阶级观点歪曲了,有的特别是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被忽略了。邓拓等人的目的是把历史拉向倒转,这是违背社会要求的,他们的反动性就表现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上,他们本来对毛泽东思想不满,却偏偏说一些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话,他们虚假的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反对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应该打着真正革命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批判束缚毛泽东思想的不革命的框子。

历史是不会停止前进的,它经历了过去发展的过程,它还要展示将来发展的道路,过去推动了历史发展的人,将要被历史洪涛淹没,过去的革命建立起来的,将来要被新的革命推倒。历史的前进虽然有起有伏,但它终是在前进,不会后退。

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权威、专家权威、教授权威、教师权威以及领导权威,只剩下了主席一人的权威。一人的权威就是独夫,由独夫往前一步即是群众的权威。

傅世安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

【简介】傅世安(1939年11月~ )男,汉族,旅大市人。1960年,傅世安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宽甸,先后在宽甸师范、宽甸初中、毛甸子中学、牛毛坞中学任历史、政治教员。1967年3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17年徒刑。

傅世安从五八年升入大学后,即对“阶级路线”、大跃进、打倒彭德怀等错误极度不满。1966年春,全国造神运动气氛越演越浓,这激起他的严重不安,对文化大革命与极端专制主义有日益清醒的认识。1966年7月3日,傅世安毅然上书毛泽东。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独裁和愚民政策,以及主导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林彪神化毛泽东的一系列说法和做法,进行了全面剖析和批判,明确表示了坚决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和专制独裁的不妥协观点,和坚持真理、与极左路线斗争到底的姿态。

1967年2月,傅世安再次上书毛主席,陈述自己反对愚民政策反对专制独裁的观点和态度,进一步就造神运动、愚民政策和专制独裁,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批判。1967年3月19日,傅世安被逮捕,定为反革命罪,判处17年徒刑。在凌源劳改支队劳动改造11年,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和迫害。

1978年11月傅世安得到平反,宣布无罪释放。后任宽甸县一中历史教师、二中政治教师、宽甸县文教办、县政府办工作人员、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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