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2-10 作者：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目前，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了，好象谭力夫讲话已经批倒、批臭，谭力夫是修正主义份子已经定案，只等运动后期处理了。
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希望“左派”给我们以发言权，有错误请大家批判。
谭力夫的讲话许多地方有严重错误，在理论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违反十六条的，在实践上则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需要，被其利用，为其服务，必须彻底批判，消除余毒，现在谭力夫已检查了两次，我们欢迎。
谭力夫讲话的第一个错误，是以红五类自居，宣传“鬼见愁”对联，又以为自己与前校党委黑帮进行过斗争，就自命为自来红，坚定的左派。
另一个错处是，对待出身不好的人，主张七斗八斗触及灵魂，以此达到团结大多数。
第三个错误是，因为工作组支持了红五类子弟，使他们翻了身，处于领导地位了，有了“既得利益”了，于是对工作组就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保字当头等等。
但是，在于有些人口头上批判谭力夫讲话，而行动上推行谭力夫讲话。请看！这些人自以为是“少数派”，批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自命为当然的“左派”，“红色司令部”。毛主席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他们到一处，不做社会调查，不做阶级分析，见了“少数派”就支持。须知少数派中也有左、中、右之分，尤其是工农兵中的“少数派”更与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内的学生中的“少数派”不一样。这种盲目的“少数派”优越感，不正是自来红的新形式吗？与谭力夫讲话的第一个错误是一样的货色。
这些人刚一解放出来，就大骂“多数派”“保皇”、“修苗”、“右派”，他们开大会搞批判，而把多数派置于一旁，或“批判”一通。他们有时也忽然提出“团结大多数”，但前提却是多数派“低头”“投降”，而中央文革某些人甚至说什么“我们要是你们，早就加入他们（‘少数派’）的组织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不能向自己低头，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谭力夫讲话的第二个错误就在于此，而他们也不例外。
这些人口头里叫喊“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但造谁的反呢？事实证明，他们只能造别人的反，不能造自己的反。他们原来在受压制时，有一种本能的反抗，“要造反”，而一旦掌了权，有了“既得利益”就“保”字当头了。现在有人竭力“保”中央文革，甚至中央文革的某些人。要求别人支持你们，你要没错误，不怕别人批评，何必要人“保”呢？为什么不号召大家起来“反”呢？真正批判“讲话”的错误，就应该丢掉“保”字，大立“反”字，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等等，等等。
关于这些错误，应当着重指出，只是表现在“少数派”中一部分人身上。但是他们是无罪的，错误要由中央文革来负，为什么全国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了“讲话”之后，还会犯相同的错误呢？
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一条在于有些人不是真正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错误内容，和错误影响，而是揪谭力夫这个人。这些人热衷于给谭力夫扣上“修正主义红卫兵”、“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全国通缉，甚至利用有人给谭力夫之父谭政文（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已故）的一张大字报把谭力夫说成是“黑帮崽子”。我们看过那份大字报（再未见过第二份给谭政文的）主要讲的是生活问题，请问谭力夫的政治观点与他父亲的这件事有多少关系呢？这样做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把谭力夫搞臭。
更使这些人感兴趣的谭力夫的后台。中央文革一开始就怀疑他有后台。后来谣传四起，什么“谭力夫、刘涛在广州会议”呀（所谓秘密军事会议），什么“地下司令部”呀，什么“与刘××有特殊关系”呀，等等，等等谬论。所有这些中央文革不但知道，而且某些人也捕风捉影地说一些错误的话，起了极坏的作用。这种宣传显然收到了“效果”。原来有些根本不知道“谭力夫讲话”的人也煞有其事地把它说成是“大毒草”。一提起来就要骂几句以“划清界线”。后来他们发现无后台可追，“批判”也就不了了之。
是的，谭力夫的讲话代表着一种思潮，不是一个人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文革某些同志不应该过早地定框框，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更不能说“鬼谭力夫”，后来有人利用这些名词，把持有与他们不同意见的人说成是“谭式人物”“鬼谭力夫们”借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为了消除这一恶果，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文革与谭力夫平反，这是关系到进一步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的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最后，赠一条主席语录与中央文革某些同志共勉：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判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该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原载《毒草集》（油印，1966年12月）清华大学汽六二：“八·八”《7623》等战斗队编印。
来源：原载《毒草集》（油印，1966年12月）清华大学汽六二：“八·八”《7623》等战斗队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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